告别讲台

六月六日总算盼到招工的人来到了公社，他姓陈，是妻所在单位的政治干事。他说这次调我回渝属特殊照顾，为免夜长梦多，务必抓紧点，马上做好走的准备。接下来拿着推荐表到生产队填表，大队签意见，公社审批盖章，一天时间手续办妥。我要调走，学校领导颇觉突然，必须找人接替工作，办理移交，要我还坚持两天，这自然是不容推辞的。学生一下子也都知道我要走了，但确切时间并不知晓。只不过那两天的课上得有些糟糕，并非我已无心施教，而是孩子们无心上课。他们缠着不放的话题是问我哪天走？能否不走？关心最多的是“谁来教我们”？课间休息，我到办公室，他们也拥向办公室，围在门口或贴在窗前看着我，就像我最初来校上课那个情景。突然间，我在他们的眼中变得陌生起来了，感觉一种距离正慢慢地把我与他们拉开。六月十日，是我最后一天上课的日子。当下午最后一节课快结束时，我再次环视这简陋的教室：十分笨重显得有点原始的长条课桌，凹凸不平的地面，这三十多张熟悉的面孔，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这辈子注定不会再站在讲台上了。一种惆怅油然而生，没有一点就要回城的喜悦，而是一种惜别的依恋，甚至有些难受。那天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定格在我脑海里。当我简单地告诉大家，我明天就要走了，今后的课会由潘老师给大家上，同学们一下愣住了，片刻就是一片哗然，群情激动无法控制。我也失去了往日的沉稳，除了反复说“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其他什么勉励的话也没说，就匆匆宣布放学了。那天，学生们在校逗留很久才散去。

下午快四点钟，潘老师简单地弄了两个菜，和张尚六老师一起留我吃午饭，算是为我饯行。共事三载一朝分别，大家也很有些不舍。道别后踏着夕阳余晖往生产队赶，老远就看见山上的那群孩子居然还滞留在路上，知道他们要和往常一样与我同行。孩子们依然是嬉闹欢笑，一路追逐，只是多了一层话题，问我是否还能再来看他们，重庆有多大……到了石子岭生产队，我到家了，一些孩子还得继续赶路，我一直伫立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远，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林荫中。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我作为我们林场老知青在农村的最后一人，终于离开了下乡十三年的大竹县张家公社，离开了插队落户八年之久的石子岭，同时告别了讲台，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重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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