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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平密捕任潮涌的方案，得到廖志国的首肯后，照例报与朱玉、何长来知晓，便马上付诸实施。

这本是一个无奈之举，事情过后回头再看，却又是一着收效甚为奇妙的高招！

任潮涌乃海北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排名靠后，却因为深得局长吴少红信任，实际上是局里的二号实权人物。此公与吴少红一样，也是县委书记于树奎的亲信。

本来，按照黄一平与身边高参的商议，“419”专案按照由外而内层层剥笋的方式，应该能够循序渐进地查明真相，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可是，调查东方公司受挫，又差点惊动于树奎，使黄一平进一步意识到此案的极端复杂性。现在看来，按部就班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案例。于是，他接受了专案组专家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海北这头入手，采取直捣黄龙术，以期尽快获取到关键证据。

追根溯源，海北是事件的源头，参与者与知情人不少。之所以选择任潮涌，黄一平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据黄一平在海北的多条眼线通报，海北这批出租车的更换，从开始时制定方案、确定车型，到后来的接洽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再后来处理司机群访、办理补偿手续，任潮涌皆是海北官方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参与了各环节的具体办理。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个官位仅为副科的任潮涌，将事情办得如此糟糕，令县里被动不说，还让于树奎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竟然照样升官、得宠，未受到丝毫责难与挫折。由此不难推断，这个任潮涌一定掌握其中的秘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而且距离核心不会太远。此为拿任潮涌开刀的主要原因。

当然，任潮涌成为第一个倒霉鬼，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职务较低，性格较外露，平时屁股后边也不太干净。职务低，不必惊动很多人，也无需办理太多繁杂的手续，话说直接一些，即使出点什么小纰漏，也不至于闹出很大动静。性格外露的人，按照纪委、检察院里办案老手的经验，可能开始时是块硬骨头，不太容易下手。可这种人一旦突破了，往往就非常配合，交待起问题来会痛快很多。至于屁股后边是否干净，对于处置此类事件作用很大。因为从目前情况看，任潮涌在出租汽车事件上到底是否主谋、有无问题，还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现在将他弄过来，诈与赌的成分占比很重，万一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至少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一些，总不至于搞得这边下不来台，反倒让于树奎那边抓住把柄。

按照常规，拘押一个副科级的县交通局副局长，只要纪委这边随便打只电话、捎个口信，要求某时来到某个规定的地点，在规定时间将什么什么问题说清楚，这就算是江湖上传说的“双规”了。至于在指定地点呆多少日子，那就由不得你做主了，有时甚至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找。此种形式，乃近年纪检部门所独创，不少好事者、尤其某些官员谓之“非法”，但广大普通百姓却拍手称好。事实也充分证明，此法对震慑与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效果极佳。当然啦，由堂堂阳城市纪委“双规”区区副科干部任潮涌，显然是拿高射炮打蚊子，有些小题大做了。何况，如果公开宣召，也容易引起于树奎们的关切，还是不免打草惊蛇。

幸好，这时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三个月前，阳城市交通局着手组织一个考察团，专程赴美国考察某个汽车检测线项目，由市局主管的副局长带队，各县（市）、区分管领导参加。任潮涌作为海北县的主管领导，也在其中。

考察团的出国手续一办就是三个月，最近刚刚拿到签证与机票。市交通局的那个副局长，当年是冯开岭的亲信，与黄一平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即将出国，专门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东西要带。黄一平得知消息，当即打听同行者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没有特别碍眼者，准备让他悄悄探望一下廖夫人苏婧婧，顺便捎点美元和日用品。

谁知，副局长第一个就报了海北任潮涌。

黄一平一听，大喜过望，详细询问了行程，通报了苏婧婧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然后便着手设计借机捉拿任潮涌。

交通系统赴美考察团的飞机从上海起飞，时间在第二天傍晚。根据预先约定，团员们分别从家里出发，提前两个小时在机场大厅聚集，然后集中办理登机手续。

经过周密筹划，转眼一天就过去了。下午两点，当任潮涌从海北准时出发，上了高速不多会儿，就被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跟上了。

两车一前一后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一路来到上海浦东。任潮涌在前边车上打瞌睡，办案人员在后边车上紧盯着，相安无事。

到了机场门口的下客区，任潮涌的车子刚停下就有保安上来驱赶，而办案人员的军牌车则无人过问。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任潮涌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了专案组的车。

为了对考察团有一个交待，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办案人员拿任潮涌的手机，给机场上的市交通局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哎呀，真是对不起了，我刚才正在路上，忽然接到家里电话，说是我父亲身体不好，情况非常严重。你知道，我是家里独子，这种情况只能往回赶了。”

副局长接到电话，大声安慰道：“既然你家里出了这么紧急的事，那就不勉强了，你路上慢点啊！”

事实上，就在这只电话之前几分钟，黄一平已经先与副局长通了话，交待说：“任潮涌不能同你们到美国了，具体原因不要问。等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应付一下就可以，同时让身边随行人员知道一下，以免他们猜疑或者乱打电话询问。”

任潮涌上了专案组的车，开始态度挺蛮横，连珠炮似地问：“你们是谁啊？凭什么抓我？我是海北县人大代表你们知道么？耽误了我的公务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坐在任潮涌右侧的市纪委常委，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任副局长，请你好好看清楚，这个东西是否能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识相点，主动回去将有关情况如实交待清楚，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那我能不能给考察团的领导请个假，也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任潮涌提出要求。

“请假的电话我们帮你打。至于家里，反正都知道你出国了，行程总共十天吧，这期间没人会记挂你。”纪委常委说罢，要过任潮涌手机，给交通局副局长打了刚才的那个电话。

从上海返回阳城的路上，任潮涌心里有点忐忑，他不知道这次市纪委如此兴师动众，将自己半途截留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等到进了办案点，任潮涌吃了一惊——在那里迎接他的，不仅有朱玉、何长来两位市委常委，而且还有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这位阳城一秘。三位领导中，任潮涌与朱、何两位并无什么交往，只有同黄一平这位海北老乡有些交情。他一看这等阵势，知道来头不小，心里当即想到那批出租车。

朱、何、黄三人见面之后迅速消失。带他从上海回来的纪委常委，将一套纸笔推到任潮涌面前，和颜悦色道：“你是党员干部，也是一个聪明、爽快人，我们找你来哩，是想了解一下三年前那批出租车的情况，你看是口头谈呢，还是写下来？如果现在不想说也不要紧，等到想说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行吗？”

任潮涌一听果然是出租车的事，一颗高悬着的心反倒放下了。他知道，关于那批出租车的采购，自己不过是个挡在前头的走卒，现在这么多领导出了面，看来动作不小。他也明白，这件事幕后背景复杂、干系重大，他们绝不是冲着自己这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而自己到了这儿反而相对安全了。当然，如果自己能够坚持什么都不说，可能会更加安全。他料定，如果外边的那些人知道了自己被关押，一定会想方设法来解救。于是，他打定主意，坚决咬紧牙关，保持绝对沉默。

任潮涌在办案点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通过监控设备分毫毕现在黄一平面前，也印证了纪委、检察院专家的预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让他开口？可得赶在赴美国考察团回来之前哪，否则就要惊动海北那边了。”黄一平问。

纪委常委哈哈大笑道：“哪里需要那么久？凭我办案十几年的经验，五天之内保证让他开口。”

任潮涌的房间，是个经过了精心改造的单人间，窗户从外边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除了一只台灯别无任何照明工具，里面相当昏暗。开头两天，专案组将任潮涌扔在单人房间里，什么动作都没有，甚至连饭菜都从门洞里送进去。这样的环境，完全营造出某种囚禁的氛围。

也许是平时工作繁忙太过疲劳，开头两天，任副局长居然在房间里连续睡了二十几个小时，算是把过去欠的觉补了七不离八。等到第三天，觉也睡足了，在里面慢慢体会到失去自由的滋味，任潮涌开始失眠，要么在**辗转反侧，要么面向黑乎乎的窗外长吁短叹，连续折腾了也足有二十几个小时。这时，已然失去了时间、昼夜概念的任潮涌，慢慢进入了心理紊乱、烦躁状态。

任潮涌是个性格外向、情绪化明显之人，一旦进入烦躁状态便很难自控，而且马上失去了前两天的从容。在那暗无天日的狭小空间里，他一会儿要烟抽，一会儿要水喝，第四天的早、午餐粒米未进，到晚饭时居然提出要一瓶白酒。

对于这个特殊的拘押对象，专案组几乎完全满足其物质上的要求，只是不准任何人与其有语言交流，包括门口的哨兵、送饭的厨师，都只是用点头、摇头回应他。

那天晚上，任潮涌喝下半瓶白酒，好不容易昏睡了四五个小时，到第五天凌晨一觉醒来，果然提出要谈出租车的情况。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我只同黄一平秘书长谈，不能有别的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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