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一如当你爱上一个人，就想为他（她）写一首诗一样。

三十六年前，我开始在重庆的求学生活，那一年我十八岁。在一个夏末湿热的傍晚，火车驶进混乱不堪的菜园坝车站。在车站广场仰望山坡上鳞次栉比的房屋，上层的屋基压着下层的屋檐，黑瘦的柱子站在陡峭的坡坎上，像一只只坚韧的脚，支撑着黢黑的木板房，勾勒出一座城市粗犷的轮廓，既破败错杂、密实险峻，又生机勃勃、人间烟火味十足。城市悬浮在半空中，灯光星星点点，远远望去，有海市蜃楼之幻景，又如一个热气蒸腾的梦境。而我就是那个贸然闯进城市之梦的愣头小子，带着两件简单的行李、满身的汗味和青春的稚气置身在这喧嚣火热的山城。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和生活，就像来到一片新大陆，要在这里开垦人生的处女地，播下理想的第一颗种子。男儿十八，青春飞扬，无所知也无所畏，正是独自出门闯世界的好年华。何况那时的大学生荣幸地被称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那个年代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因此也不识深浅，更不知敬畏。世界虽然尚不在手上，但这个世界正被我们所拥有、所改变、所创造。我深感庆幸的是，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那列命运的火车把我带到了山城重庆，让我在它的怀抱里求知、学习、成长，让我透过一座城市的变迁看到变革中的世界，并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渐次体验它的深度和高度，还有它难以言说的温度。这座城市的温度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指它特色鲜明的气候，还包括在漫长岁月中回眸它时眼眶的热度，回忆它时内心的温暖，以及听到一句地道的重庆话带来的某种温馨感受。

我的母校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在风景秀丽的重庆市北碚区，它似乎是个独立于山城重庆的世外桃源，也是远离喧嚣的尘世专心读书的好地方。不过大学四年我却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只花了三分之一的心思来对付功课和考试，另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球场上，还有三分之一的工夫则在专心写小说。大学四年下来，只“赢得”满满一纸箱退稿。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但仍然怀揣着要当一个作家的梦想。真要感谢那样一个单纯火热的年代，青春是诗意浪漫的，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文学的理想始终是高贵的，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的。校园里没有铜臭味，没有颓废与迷惘，也没有人“拼爹”。大家都像一张白纸那样纯洁，在四年的大学生涯中尽情描绘自己的未来，只不过有的人画得中规中矩，有的人画得像印象派、立体派，让人看不懂他老兄将来要向何方发展。我大约就属于那种让先生们看不懂的学生。人不算太笨，但也不聪慧乖巧，经常逃课，成绩平平，亦无多少特长，属于那种让老师叫不出名字的学生。但我相信，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学子都怀揣着隐秘的远大理想，大学的一大好处在于：它培养了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和自由独立的判断，前者让他受用一生，后者教人在离开校园后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远走云南。作家梦让我坚信我这样少不更事、经历苍白的愣头青必须行路万里，饱尝风霜雪雨，阅尽天下风情，才可有笔下的锦绣文章。也是在一个酷热无比的夏天，同样一趟命运的火车把我拉到了云南高原。这又是一片新大陆，我和初进校门一样的赤手空拳，一样的新鲜、好奇和要跟世界搏一把的豪情万丈。重庆这片曾经的新大陆，被我迫不及待地抛在身后了。火车驶离山城时，我连回望它一眼的心思都没有。一个立志要走天涯的浪子总会把经过的地方当成人生的客栈，无论是一个村庄还是一座城市，哪儿黑哪儿歇，四海为家，随缘而安。直到今天，我也不否认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精彩和浪漫。只是多年以后，当思乡之情在夜深人静时掩袭而来，当青春年代的色彩在回忆里渐渐模糊、泛黄变旧时，重庆这座城市，在重庆学习生活的岁月，慢慢地变得像故乡一般令人眼热了。我想我的那些志在四方的同学们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情。从每十年一聚的同学大聚会中你就可以看到，尽管青春的容颜已不在，尽管从两鬓斑白到满头华发，但他们回到重庆、看到母校时眼眶里的热度，足以抚平岁月的沧桑，足以消融浪迹天涯的疲惫，就像一个游子回到故乡——准确地说，是回到我们“青春的原乡”。

这就让重庆这座城市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与众不同，它不再是一座与己无关的城市，它是一个“老情人”，当你和它再次相遇时，你会有扑入它怀抱的冲动，你想和它举杯相邀，把酒言欢，将经年的往事慢慢叙说、细细道来。

要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的陈兴芜总编辑。二〇一五年春天我为我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吾血吾土》到重庆做最后的补充采访，陈兴芜总编辑专程来看我。

在交谈当中，陈兴芜总编辑直截了当地说，你写抗战题材，为什么不为重庆写一部书呢？“重庆大轰炸”就非常值得一写。陈总编的话令我怦然心动。

重庆在抗战历史中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举足轻重，尤其是重庆的抗战文化，那么多的大师巨匠在抗战时期都聚居在重庆，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林语堂等，戏剧家、导演、演员有夏衍、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洪深、金山、白杨、秦怡等——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以舞台上的演出宣传抗战、弘扬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重庆在抗战时期有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就是在战火的硝烟中粲然开放的文艺之花。尤其是重庆在抗战中所经受的长达五年多的大轰炸，在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到过如此惨烈的无差别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化抗战，正是我愿意在表现抗战的书写中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土可以丧失，军事可以失利，士兵和百姓可以牺牲，但我们的文化，却从不曾被征服，也永远不可能被侵略者征服。重庆的文化抗战，就是抗战历史中最为鲜活、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在重庆出版集团的鼎力支持下，二〇一五年我几乎移师重庆，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像一个重庆人一样地生活——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我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重庆城的变化不要说我这个外地人，就是老重庆也常常会迷路。我需要重新接上地气，重新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尤其是需要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一座城市的性格，一定和它的文化积淀有关。正如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文化背景和学识涵养相连一样。坦率地说，在重庆上大学的那四年，我圄于校园高墙之内，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旧居，其实就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走路去也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但我竟然都没有去瞻仰过。教科书里对此方面也甚少提及，我更缺乏那种做学问究根到底的精神。那时我们正热衷于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流派和主义，朦胧、怪诞、荒诞、魔幻才是最先锋、最新潮的。现代已经不够了，还要加个“后”，似乎才不会落伍、老土。一个年轻的学子总是容易好高骛远、喜新厌旧，总是会忽视脚下这片土地，总是对传统的东西不论好坏充满叛逆。现代文学是一门专业必修课，但我不知逃了多少课，能考试及格，已属万幸。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们，当然得让位于海明威、福克纳、戈尔丁、卡夫卡、加缪、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们。我们几乎忽略了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文学和自己民族历史的关系。现在想来，大学那四年，对重庆的历史文化视而不见，则颇有虚度光阴、“暴殄天物”之遗恨了。而当时却认为自己聪明得不行，叛逆得有个性。实则是我们在校园里经常揶揄同学的话——“假老练”而已。

只有经过世事的磨砺、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流逝，人才会发现经典的东西永远都在那里，光辉的历史并不因为沧桑演变而逊色半分。而曾经逃离的故园，会在时光的打磨下，闪耀着日久弥坚的动人魅力与光芒。一如重庆这样的“青春原乡”，即便吾辈已然青春远遁、韶华不在，但它依然在云飞雾走、岁月静好中守候并召唤一个远方游子的归来——即便不能回到青春年代里，也要穿越雾都的重重迷雾，回到这座山城的记忆深处。

回到重庆的采访和书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前程未卜并充满挑战，一如我当年回到藏区、走向大地。在城市的喧嚣中，陌生感和孤独感其实和身处旷野中没有多大区别。每当我面对山城灿若银河的灯火，我总会想起荒山野岭里那些孱弱孤单的灯火，在深厚无垠的黑暗中，它常常就是彼时彼景的守望之灯，你必须行到它的光照之下，才会有一杯热热的酥油茶、一碗辣辣的青稞酒。而山城的灯火太奢侈、太浪漫，从天上到江面，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缥缈乎太虚幻境，巍巍乎琼楼玉宇，人便有乱花迷眼、误入仙境之敬畏。但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要在这繁花般的世界里，找到那条通往历史纵深处的回归之路，钩沉一座城市的昨天，以观照它的今日。山城的灯火灿烂之下，城市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流光溢彩的江水流走；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动人的故事也不会随着白发的飘零遗忘、泛黄。我寻找那盏历史的守望之灯，祈请它引领我走过了万水千山的脚步。这将是对一片熟悉而已陌生了的“新大陆”的再次发现，也是一次青春的回眸。

关于重庆大轰炸，重庆的文史界和新闻出版界已经做足了功课，出版了汗牛充栋的相关书籍。尽管这个话题在二十世纪末期才逐渐被人提起并发掘出来，一些历史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执着于拒绝遗忘的人们，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当我开始涉猎这个题材时，我依然为自己对抗战历史中这一段的无知感到汗颜，依然为像重庆大轰炸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抗战胜利结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被遮蔽而感到遗憾。我的母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抗战时校址在沙坪坝，也曾遭受过惨烈的轰炸，师生无辜殒命，校舍断壁残垣，而我在读书时对这些史实浑然不知。这是必须要补的一课，我就像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下江人”，面对纷繁错乱的历史头绪，慢慢地、艰难地辨析这座城市的过去。历史老人在山城的浓雾中冷笑叹息，皓首白头、创伤犹在的大轰炸经历者在沉重不堪的回忆中悲伤哭泣。如果抛开身边繁花似锦的升平景象，你会发现，战争的创伤，还在这座城市的某处地方，隐隐作痛。幸存的战争受害者，还在某个黑夜的孤灯下，独自垂泪。

但我们要是就苦难而写苦难，就有可能陷入祥林嫂式的误区。用大历史观审视苦难、反思战争，公正公平地处理好战争遗留问题，才会更珍惜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同样饱受战祸的西方世界立即进行了深刻的战争反思，从政治制度到历史追问，从哲学思考到文学反映。在西方哲学史上被誉为与康德、黑格尔同为三大高峰之一的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将战争罪行作为政治罪行之一种来界定，并指出所有生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人，“没有人能够免除政治责任”，也即战争责任。因为“该国家的权力统治着我，而且我生活在其秩序中”，“我们对我们的政权，我们政权的行为，在这一世界历史形势下战争的开始，以及那类我们允许从我们中发迹的领导者，都负有政治责任。基于这一理由，我们要用我们的劳动和工作能力对胜利者作出补偿，而且，补偿的数量要达到战败者能够承受的最大极限”。雅斯贝尔斯认为，全体德意志公民应共同分担战争发动者的政治罪行，不管他们是否狂热地支持过战争，但他们都享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好处，至少他们没有反对。作为这个体制下的公民，他就应当承担责任。这就有了德国这样的国家从集体屠杀犹太人到全民族的整体赎罪，有了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公认的人类毒瘤并被口诛笔伐、深深埋葬。而反观东亚的两个最大交战国中国和日本，一个是被侵略者、战争的受害者，一个是侵略者、战争的发起者，但对这场是非曲直分明的战争，依然存在着领土纷争（如钓鱼岛）、道歉赔偿、正确对待历史责任、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军国主义阴魂犹在等诸多问题。任何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始终都想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它为什么不道歉不谢罪不鉴史？难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邪恶的幽灵，为什么后者被彻底打倒并不齿于人类了，而前者却在那个岛国上跃跃欲试妄图复活，并且一再挑衅中国人的历史尊严和情感底线？

过去，我们一直忙于国内事务，现在，是该进行更深刻、更进一步的战后反思了。

应该承认，战争文学是最好的战后反思形式之一。过去我们所见到国内的战争文学，更多地是从家国命运、人性、人的命运等方面来反思战争，或者描述随着战争一同而来的革命。我们是个多么善于内省的民族，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对战争责任的追问，在我看来，甚少于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而大海对面那个给我们带来深重战争灾难的侵略国家，现在却企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把自己的战争罪行洗白得一干二净，能狡辩的则狡辩，能抵赖的则抵赖，能遗忘的就刻意地遗忘，甚至不惜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忽然发现，铁证如山的事实，譬如南京大屠杀如此巨大的民族创伤，居然在某些日本人口中并不存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在日本的教科书里被粉饰为一种为了国家兴亡的必然行为；东京的靖国神社里，甚至连被国际法庭判处极刑的甲级战犯也俨然成了大和民族的“英雄”。他们否认历史，拒绝谢罪，其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逃避战争责任，重启日本的帝国梦想。

在重庆的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行动始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已然觉醒的中国人再不能容忍自己的父辈祖辈所遭受到的苦难被忽视、被歪曲、被不公正地对待，再不能漠视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歪曲颠倒和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尊严底线，对日索赔行动在华夏大地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人体细菌试验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二十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争责任的政府。

我相信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索赔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过去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时，凡有对外的战争，大多是“割地赔款求和”的结局。我们已习惯于受到了侵略，还要向侵略者赔偿。连难得的几次反抗侵略的胜利，也不得不以再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收场。如始于一八八三年的中法战争，两年后老将冯子材在广西镇南关大败法军，但最终中国的西南大门还是被迫向法国人洞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以完胜日本侵略者而告终，但战后问题的处理却因各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局势而让日本逃脱了战争赔偿。一九五一年在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确定了日本战后恢复重建的地位，但对中国等广大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却仍然是一个让日本逃避了战争责任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国家也从来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可是日本政府却实实在在地免除了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

战争索赔，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法律问题，可对一个战争受害者来说，却只是讨个说法这样简单的道义问题。在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接触中，我才慢慢地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对日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着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你发动了战争，戕害了我的亲人，毁坏了我的家园，我战胜了你，恢复了和平，理所当然地要追究你的战争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个星球上的和平又还有什么保障呢？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但事实却并不是那么简单。重庆的一个普通的大轰炸受害者，绝对想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与索赔会牵涉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博弈，并且这种博弈从二战甫一结束就开始了。在美国人的制度设计和军事庇护下，日本成为“最好的战败者”。但这种“好”只是对西方世界而言，对日本战后的恢复重建而言。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好”。

实际上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尽管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地命赴黄泉，尽管所有的对日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人们没有放弃。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

如果一些人、某个民族忘记了历史责任，那么就让我们的苦难去唤醒他们的记忆，用法律、道义去追问他们有罪的灵魂。这是一个民族的正义行动，是一座城市的声音跨越了国界的呐喊，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中国人自觉肩负起来的民族尊严和世界正义。中国人到日本，并不仅仅只有游客和买电饭煲马桶盖的扫货大军，还有这样一群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抗日远征军”。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正如本书中一个人物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我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为这些证人与证言留下鲜活形象的注脚。在真实宏大的历史和超乎人想象的人生命运面前，一个作家可能只配当一个注释者。重庆大轰炸是一件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接触到它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七十年。而当年的幸存者，大多是一些耄耋老人了。中日战争中有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滇缅战场、重庆无差别大轰炸等，其实中国的作家对此已经书写了不下半个世纪了，只是还没有好到能入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大师的法眼。或者说，好到让一个日本的普通读者读了你的书，也能心服口服地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有罪的，是该担负起战争责任的。我在东京逛有名的岩波书店的一个分店时，看到关于太平洋战争、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南太平洋战事、缅甸战场的书籍，一排排、一架架，可谓汗牛充栋。而跟中国有关的书籍，最多的就是《水浒》和《三国演义》了。《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将这个题材写出来，那时我感到了某种责任和使命。尽管这段史事于我来讲，还像包裹在雾都山城的浓雾里，但我相信时间和毅力终将会让历史的迷雾散去。

我近些年来致力于抗战历史的书写，总是在历史老人白发苍苍的微弱光芒中寻找前行的道路。这光芒在纷繁的尘世中若隐若现，在典籍的书堆里如火种般坚韧而温暖。我自认为是一个对现实缺乏把握但还有点历史感的人，这种感觉让我对自己的写作还不至于失望。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在重庆这座以火锅闻名的城市里，我的**一次一次地被激活，仿佛每一个细胞都膨胀沸腾起来了。我想一个人如果找回了自己“青春的原乡”，也应该是这样的罢。更加之重庆人与生俱来的豪爽、热情、耿直、包容，以及远离故园三十多载后重新找回来的“乡土乡情”，这种又远又近、又陌生又熟悉的感受，或许就是某种最好的创作状态。在乡情中的写作，总是最惬意的。

要感谢我在重庆生活和写作期间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们——重庆出版集团的编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以及原告团里还在不屈地坚持上诉的大轰炸受害者、志愿者、律师，我相信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永远站在你们一边；感谢我的母校西南大学，以及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感谢我在重庆的大学同学，他们和我有着兄弟姊妹一般的情谊，还有许许多多热心重庆抗战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共同的历史责任感让我们走到一起。特别要感谢重庆的文化老人牛翁老先生、重庆十一中的退休老教师陈国均女士（令人遗憾的是，她在接受我采访后不到半年以九十七岁高龄谢世），他们是重庆本地历史老人的化身，是重庆抗战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仿佛是上帝指引了我，让我与他们相遇相交，让我沿着他们白发的光芒寻找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市井百态，以及一个文化人和这座城市独具特色的人文滋养。出身名门的牛翁老先生在抗战时期和重庆戏剧文化界交往甚厚，是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的亲历者和热心支持者，晚年诗书自娱，豁达平和。我在书中引用了牛老的几句诗句，借书中人物的人生态度以向牛翁老先生致敬，并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

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倔强的城市致敬的小说，是向一段不屈的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当然，一个小说家总是要写爱情的，我还想透过本书，向不平凡的岁月中一场日久弥坚的爱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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