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荒之年

何南打来电话，说交了个女朋友，过年时领回来看看。八月份，这个消息像一股凉风吹走了炎热，并让梅可和何安打了个颤。

忆往镇最破的小区是南海花园，南海花园最阴暗的位置是六号楼，六号楼边上立着间孤矮的车库，这间车库就是梅可跟何安的房子。他们的名字用的是当年最时兴的字眼，相当于当下的“梓”和“轩”。何南的“南”字在二十几年前也很时兴。

他们一家人本来是忆往镇旁边村里的，何安的奶奶给人做妾，混到他这辈儿，只落得了两间破屋和三亩薄田。平时何安给人打工，梅可在家务农，生拉硬扯把何南送进了郑州大学。之后，老两口穷尽积蓄进行了这辈子的第二次投资，就是在忆往镇的南海花园买了间车库。梅可信主，教会给她资助了辆三轮车，在街里拉活，何安四处给人打零工，反正日子就在车库里过起来了。何南说，这属于阶级流动，是他们人生中的壮举。

老两口接到何南的电话后，想了一夜，觉得穷是没法改变了，但穷也要穷出诚意来，他们决定在车库顶上加一层。

梅可从教会那儿领来了一堆铁条子，斜沿着车库架到了屋顶，焊成了楼梯。他们舍不得买砖，就从工地上捡，一天能捡几十块，等积得多了，就把砖头搬到屋顶，和着水泥垒房子。这个目标像一道虹光照进他们的世界，从此心里多了种不可言说的期待。

一层覆一层，新砖盖旧砖，秋风起时，房子已经垒起来。何安很得意，跟邻居们说儿媳妇就要上门了。这成了南海花园居民们的一个话题。梅可不大跟人谈起二楼，她怕仅仅靠诚意无法打动夏芽，仔细想想，还有些羞耻。入冬时，房子已经安了窗柩，装了简易门窗，并生了火炉子，算是正式落成了。梅可登上二楼，看见穿荫而来的阳光，围墙外的林间沟渠，不禁怔住了。

“看看，阳光海景房。”何安咧着嘴笑。

临近年关，梅可和何安去澡堂搓去了身上的污垢，换上洗净的旧衣，从市场买来肉和菜放进屋外棚子里冻着，等儿子打来电话，梅可骑着三轮去车站接。夏芽依偎在何南身边，个子不高不矮，模样不好不坏，整体平凡，但笑起来又显得有光彩。等到了家，夏芽仰头看着刚搭起来的二楼，说，好看。

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的被子叠得比往常都要整齐，厚重的电视机放着春晚，这也是教会送的，画面发黄。梅可不停地给夏芽夹菜，问在郑州做的什么工作，挣多少钱，家里还有什么人，何安搭不上话，就在一旁干笑。

吃完饭，夏芽问厕所在哪儿，何南说要去小区对面的公共厕所，夏芽便一个人去了。何南帮着梅可收拾碗筷，说已经去过夏芽家里了。

“她们家对我挺满意的，就是说结婚的话……要十万彩礼。我自己攒了四万。”

梅可倒了半盆热水，混着冷水洗碗：“应该的，娶人家闺女哪儿有不花钱的。”

何南和夏芽在二楼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就走了，梅可又骑着三轮车送，她这才明白儿子这次回来是给自己布置任务的。回来时经过无水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桥边，一个臃肿的女人对着一个年轻人连哭带骂，听意思是年轻人把她撞了，女人把上衣卷起来，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坐在地上喊疼。年轻人朝地上啐了口痰，扔下张红票，女人立马收住了哭声，没事人似的走了。

梅可问路人咋回事，路人说：“咋回事？碰瓷儿呗。”

梅可更加卖力地拉活，一刻都不让自己闲下来，可到手的钱距离目标差得太远，她连续几天梦见耶和华站在屋顶说：“你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醒来后，何安的呼噜声在耳旁聒噪。

有天晚上，梅可收工回家，在南海花园外面的马路上听见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地传来，比何安的呼噜声大无数倍，一辆白色跑车在昏黄的路灯下拉出一道幻影，再由近及远地去了。紧接着，又一阵轰鸣声传来，这次是连续几辆颜色鲜艳的跑车无视红灯，疾驰而过。

梅可回到家，把挂在二楼的旧挂历摘下来，挂历是去年捡来的，上面印了很多名车和美女，她一页页地翻阅，找到了停在无水桥的那辆车，车标是四个连在一起的圈，她继续翻下去，又找到了模样扁平的跑车。直觉告诉她，跑车比四个圈的车要贵。当晚，她又梦见耶和华站在马路中间对她说：“你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梅可下定决心去死，是在收到了一张假钱后。坐车的一个老头，耳朵眼神都不好使了，梅可看他可怜，便放下戒备心，到家才发现那张二十的票子假得厉害。她等着何安回来跟他诉苦，可何安迟迟不回家。自从何南说了彩礼的事情后，何安就回家得晚了，每次回来都把一堆杂物堆在门口，等堆不下时就运到垃圾场卖掉，可也卖不了几个钱。

梅可找不到人诉苦，心里就憋屈，又到二楼翻了翻挂历，就出门了。她走到路边，看着信号灯变红，变绿，信号灯照在沥青地面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她想起儿子何南，又想起这大半辈子的时光，打心里觉得活着没劲。

熟悉的轰鸣声从北边传来，她踏出了第一步，看向马路对面，那个红色小人纹丝不动地亮着，像在暗示她等一等：红灯的时候被撞了，赔不了多少钱。她停下了步伐。白色跑车在梅可眼前一晃而过，轰鸣声震得耳朵疼，带起一阵风轻轻扑过来。速度的力量让梅可犹豫了下，她又想了想车库和未来的日子，坚定地迈出了第二步。

绿灯亮了，没有听见轰鸣声。红灯亮了，还是没有。这样等了几轮，她想今晚也许不会再有好车过来了，正准备回家，南边隐约传来了杂乱的轰鸣声，越来越响，像几十块巨石一起翻滚而来。白色跑车从相反的方向驶来，再次急驰而过，后面还有几辆聒噪的跑车，她看了看对面的灯，是绿色的，就迈开步伐，朝路中央走去。

“哎，我在这儿呢。”何安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梅可一扭头，几辆跑车裹挟着风声，擦身掠过，渐渐远了。

何安浑身是土，脸上有血，他看着梅可发愣，又说：“你走路咋不看车？”

“挨打了。以前抓住骂几句就算了，这次挨打了。”

梅可搀扶住何安往家里走，何安疼得直咧嘴，他说：“我的腿，像是断了。”

“没事，回家我给你擦点药。”

到家后，梅可倒了一盆热水给何安泡脚，她这才看见何安的腿肉都被打酥了，像是长了几朵被碾压过的红花，一道道往下淌血。

“也没看清楚他们拿啥打的，应该是三角带。”

“有一千多吧，”何安从裆里掏出张二十块的票子，“我还偷藏了一张。”

劫后余生的第一天是礼拜日，梅可让何安在家躺着，自己去教堂做礼拜。和往常一样，她坐在教堂的最前面，祷告祷得最认真，唱诗唱得最响亮，她把自己铺开了，展平了，完全接受牧师的教导。礼拜结束，食堂已经做好了一锅烩菜，牧师讲了一上午的课，吃得很香。

梅可坐到牧师身边问：“你说，偷东西的人该咋处置？”

牧师咽下嘴里的东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过，抓到了，就要加倍赔偿。”

“我儿子结婚等着用彩礼，我家里那个偷人家钱被打了。”

“哦……偷东西不对，但打人就更不对了，严重吗？”

“这样吧，我带几个兄弟姐妹去理论理论。”

“可《圣经》上说……”

“中国是法治社会，还是要关注一下现实的。”牧师顿了顿，又说，“主会保佑我们的。”

牧师带着梅可和几个教友来到那家汽修厂，牧师先表明了身份，再开始讲理，他的理就是，人偷东西可以报警，但打人是不对的。

“那就报警把他抓进去吧，我又没偷东西，我怕什么？”

“但你打人了呀，打人比偷东西严重。”

“他能偷东西，我就不能打他？”

“你不能用别人的罪抵消自己的罪。”

双方这么理论着，牧师占据着道德高地，带着的人再帮着说话，缓缓说服着对方。另一个教会的教友过来修车，看见了牧师就过来打招呼，一听情况，提议看看当晚的监控录像。老板当着众人的面把监控调出来，梅可看了两眼就哭了，三个人围着何安抽打，像在打狗。老板没有参与打人，只是听说了这个事，如今一看打得这么厉害，就果断让步，拿出了三千块钱，但希望教会能送到一面锦旗，牧师答应了。

梅可回到家，把钱压在枕头下面，喜上眉梢。何安已经能下床了，撸起裤腿看，伤口已经凝住，正在结痂。直到晚上，两人都沉浸在这三千块钱的喜悦中，说了好些话。第二天起来，梅可让何安接着休息，自己拉活回来给他买一瓶碘酒，可等她回来，何安却不见了，枕头下面的钱也没了。何安以前好赌，输过钱，为此梅可还喝过农药。

梅可在家急得直转圈，焦躁地等到晚上十点多，何安才一瘸一拐地回来。

“钱还在，钱还在。”何安眉目间的喜意打消了梅可的急躁，他先掏出那三千块钱，又掏出一把零零整整的钱，“打牌赢的。”

“你又去赌了？万一输了咋办！”

何安嘿嘿笑着：“打牌嘛，有输有赢，输的时候别着急，等赢了就走，不会赔的。”

梅可先数完整的，没少，又把散钱数了一遍，三百多，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何安得意地说起自己赢钱的过程，拍着胸脯保证还能赢钱，梅可给了他五百块钱，结果何安又赢了二百多块回来。两人望着彼此苍老粗糙的脸，喜上眉梢。之后的一个星期，何安是白天打工，晚上赌钱，梅可粗略地算了笔账，照这样下去，忍两年，攒够彩礼钱没问题。

可这样的好运没如他们所愿地一直维持下去。那晚何安回家的脚步比往常拖沓，从卷帘门钻进来时也没有笑意，坐在床沿上，一副苦脸。

“输吧，有赢就有输。”

“没了，还倒欠人家两万。”

何南得到何安欠钱的消息，立刻请假从郑州回到了忆往镇，梅可还是骑着三轮车来接他，两人一句话都没说。何安喝多了酒，眯着眼睛半死不活地躺在**，呕吐物被一层报纸覆盖着，一旁的尿盆散发着臊气。何南进门看见这么一幅场景，气得一拳砸在墙上，撞击声在逼仄的空间回**，如沉闷的哭泣。

债主在午后上门，何南穷尽积蓄还是差一些，他撕了何安签的欠条，自己重写了一张，然后上了二楼，坐在他只睡了一晚的**抽烟。

梅可上来劝他：“儿啊，别怨你爹，他也是想给你凑彩礼。”

何南想起这张床是何安用捡来的木板一锤锤钉起来的，心里一酸，也不怪他了。

“别凑了，我和夏芽散了。”

梅可盯着墙上的名车挂历，后背冒了一层冷汗。

何南和夏芽没有明确地分手，成年人的世界很多事都是靠意会的，眼神比嘴巴诚实。在一起时就是这样，没有明确地表白，爱意就从眼睛里溢出来。他们一块挤地铁，住隔断，一边背负着父母殷切的期待，一边狼狈地活着，若未来只远到周末的打折火锅，那么他们或许会永远幸福下去。

从忆往镇回到郑州后，夏芽便说她妈身体不好，结婚后不想让她离得太远，所以得定居到她们家去，按她家乡的规矩，男方还得陪送一辆车。何南没有给答案，夏芽也没有追问，只是两人的话都少了，关系时冷时热。有天何南下班发现夏芽的东西都不见了，打电话过去问，夏芽说她同事家闹鬼，自己去陪陪她，还甜蜜地叫了声“老公”，保证一个星期后就回来。一星期后，夏芽还没消息，何南又等了一个星期，夏芽发来一条短信，说一个人的感觉很自由，不想回去了。

何南这才明白，夏芽还是嫌他家穷，只是碍于两人的交际圈子有重合，不能直说。因为屈服于穷困代表着某种不仁，所以才将真言埋于心间，用鬼话编造一个体面的结局，彼此都好看些。何南因此开始酗酒，更频繁地抽烟，替何安还了赌债后手头拮据，心里难受，就买了两斤勾兑的散酒，喝得酒精中毒，面目发黑，请假在家躺着，吐出来的全是苦水。

何南几度昏迷过去，等雷声吵醒，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来电，全是家里打来的。他心里发怵，生怕又出了什么事，立刻回拨过去，电话一拨通，梅可先“喂”了一声，语调高扬，像是处在惊喜之中，随着一道炸雷，她宣布了一个何南万万没想到的消息：村子里要拆迁了，他们能补偿两套房子，折合现金九十万。

“靠谱吗？”何南猛地睁开眼。

“村里开会说的，有个大老板看中了咱们村的风水。”

何南走到窗边，打开窗户，让雨水吹进来，他给夏芽打电话，被挂断了，发微信，显示发送失败，生出的钝挫感如被人捣了一记闷拳。何南又只好从朋友那儿打听来夏芽的住处，等雨停时直接打车过去，那是一片破旧的居民区，凹陷的地面积着雨水，倒映着他落魄的样子。何南蹲在楼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头了扔在地上，嘶的一声。

等到很晚，一辆崭新的大众停在楼下，夏芽从副驾驶座下来，她穿了一吊带裙，看起来熟悉又陌生。她弓着腰跟开车的人说了两句话，目送着车子开远，一转身看见了蹲在地上的何南。两人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夏芽绕过了他。

“我家拆迁了，赔了一百多万。”

何南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夏芽拿钥匙的手抖了抖，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

在夏芽新租的房子里，他们回到了热恋时的亲密，一起洗澡、拥抱、接吻，来了次高质量的**，然后相拥着睡去，天亮时，夏芽把何南哭醒了。

“要是你能给我基本的生活，我还是会选择你，别人我看都不看。”

“那个人，很有钱吗？”

“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主要看重他心很善。”

何南开始起身穿衣服，夏芽问他：“你是不是生气了？”

“何南，你是不是在骗我，你家根本没有拆迁。”

“真的拆迁了，但跟你没关系。”

伴着夏芽的訾骂声，何南下了楼，雨后的清凉沁入心肺，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梅可又跟何安商量了一晚，决定用老宅换一座楼房，剩下的折现给何南。这个目标像一道更亮更鲜艳的虹光照进他们的世界，心头如被一根透明丝线时刻牵引着。梅可成了家里的外交官，有空就去村委会询问拆迁的消息，尽管每次得到的答案都一样，问完就回家跟何安分享，把村主任烦得够戗。

何安经历了输钱事件，想将功补过，就收集起将来的房子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有印着鲜花的塑料鞋架子、断了插头的小天鹅洗衣机，还有饭馆开业后废弃的红地毯。一开始何安还把捡来的东西分门别类地堆起来，等秋风起时，车库门口就成了一个小型垃圾场，他自己也忘了都是些什么东西。杂物挡住了停车位，邻居就向物业投诉，物业一贯秉持的是不反映不管理，有反映一定尽力的原则，把垃圾装车全部运走了，并要求他们拆除二层小楼，不然就报警。何安只好把二层小楼一点点拆掉，把残骸一趟趟运到西郊的荒地，像是拆碎了一场不知冷暖的短梦。沉闷的锤声一直响到除夕。

梅可去车站接何南，三轮车老了，速度没有以前快，他们就此聊了两句。等回到了家，何南看着二楼空掉的位置，说，干净。

年夜饭是饺子、大蒜和白酒，厚重的电视机播放着春晚，画面依旧发黄，梅可喝了杯酒，哭着感慨好日子就要来了，拆迁的事情让他们感觉这个年过得非常有希望。

何安说：“你妈老梦见上帝，说以后咱们家会大富大贵，还说你会有俩孩子，一个叫流奶，一个叫蜂蜜。她还不敢跟你说，怕你觉得她迷信。”

“信吧，穷人信耶稣，有点盼望总比没有强。”

“那要是以后咱成了富人，信啥？”

“富人信佛祖，再贪心点就信道教。”

“信耶稣的想让后代过好，信佛祖的想下辈子过好，信道教的想永远活下去。”

梅可抹抹眼泪说：“那我没信错。”

大年初一的早晨，何安早早地起来，把最后一堆砖土搬上三轮车，准备扔掉。

“自从盖了这个小楼，咱家就不顺，趁着初一把它扔了，就当送瘟神。”

何安这么一去，到了中午也没回。梅可接到电话，说何安被车撞了，正在医院抢救。母子俩赶到医院，肇事司机已经走了，但办好了住院手续，账户里预存了三万块，还留了一个电话。

何南照着电话打过去：“你把我爸给撞了？”

“对。”对方是一个中年人，声音疲倦。

“过去干吗？我又不会治病。”

“商量一下赔偿的问题。”

“这大年初一的，去医院太晦气了，先把你爸救活再说吧，我委托律师跟你们谈。对了，把票据收好，你爸骑个破三轮车逆行还闯红灯，我是正常行驶，估计你还得把医药费还给我。”

何安抢救了三个小时才被推出来，手脚被高高吊起，脸上的针脚像血色的蜈蚣，眼睛紧闭，呼吸微弱。医生说身上有多处外伤，四肢有不同程度的骨折，最严重的是左肋骨断裂后插入了肝脏，还要再进行一次手术。何南和梅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个叹气，一个流泪。

肇事司机的律师来了两次，头一次声明事故主要责任在何安，并以律师的角度解析了公了的冗杂之处。第二次过来给出了优厚的解决条件，除了赔偿全部的医药费外，还愿意赔偿五千块钱，要求是不走一点司法程序，因为肇事司机觉得晦气。这种欲扬先抑的解决办法，让何南气得眼睛冒火，他虽然没见过对方，但却能肯定对方是个资本家，而自己就是被资本家踩在脚下的屎，唯一的筹码就是恶心对方。他捏着合同一条条看下来，恨不得立马到法院提起公诉，不问后果，不计得失，可最终还是代何安签了字。

过了正月，何安出院了，他的身体虽然在慢慢康复，但状态明显不如以前了，像是抑郁了，整日不发一言。

何南临走时，何安少有地说了一句整话：“我顶了最后一个灾，咱家日子会好过的。”

何南说：“等拆迁的事定了，我再回来。”

何安的情况稳定了，梅可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往村委会跑，询问拆迁的事情。村主任已经放弃了抵抗，看见梅可就主动把之前重复过无数次的话再重复一次，不急不躁的。直到盛夏时节，他主动联系了梅可，说拆迁的事要往后延一延，梅可觉得头皮一紧，问为什么。

村主任说：“我跟你一次性说清楚，以后可别来找我了啊，是投资方那边的老板在大年初一撞了人，见血破了功，现在觉得咱们村的风水也没那么好。”

梅可缓过神，出门大哭一场，打电话约教会的朋友出来。她在烧烤摊上喝了不少啤酒，借着酒劲，又混进广场舞的队伍中，跳了好几首凤凰传奇。

何安站在南海花园门口等啊等，等到凌晨前后，才望到了梅可踉踉跄跄的身影。

“你去哪儿了？咋喝成这样？”

梅可爬上二楼，抡起大锤，拆掉了二楼残存的部分，并告诉何安，教友给她介绍了两份去新疆摘棉花的工作。

夏末，夫妻俩整理好行囊，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临行前，梅可掀开楼顶的油布，用石块画了三个手牵手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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