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烬事

回来之前，我已做好死的准备，路上很平静，读了本诗，看了部电影。阿甘说生活是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个比喻跟我的生活经度相同，但纬度不同。我也不知道下一颗会吃到什么味道，但可以肯定，绝不会是巧克力。可即便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还是没能如愿以偿，现实还是在我身上演绎了另一种风格的不幸。我只能开脱地理解为这就是生活的魅力所在，是人生意义的一种。

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站在门口的我愣了愣，然后就像消化他人生中其他难以消化的苦难一样，坦然而艰难地接受了。

“从哪儿回来的？”他说着，从兜里拿钥匙准备开门。我忙挪到边上，活动了下麻木的双腿，跟着他进了家。

他说：“坐挺长时间的车吧？”

他说：“你妈没了，就快到百天了。你困不困，要不先去睡会儿？”

我说：“还行。埋哪儿了？”

父亲说：“镇上的墓园，专门请人设计过，修得很好看。你妈旁边那位置我都占好了，等我没了也埋那儿。”

我点了根烟，缓缓抽起来。

父亲又说：“烟还没戒？”

父亲说：“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不对劲，心里一直慌，晌午回来检查了一下煤气。下午还是觉得不对劲，总怕家里着火，就提前回来了，平时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都是到晚上才关门。”

我说：“我想给我妈磕个头。”

我们来到镇上新建的墓园，小道很窄，两旁石碑林立，青松挺拔，他绊了一跤似的突然站住，指着一块碑说：“到了。”

青色的合成石碑上镌刻两行欧楷，一行是母亲的名字，一行是日期。碑前有束枯萎的小白花，和父亲手里拿的一样，他说现在镇上不提倡烧纸钱，他过来就买花，电影里的西方人总这么干。我跪下来，朝墓碑磕了三个头，父亲把枯花收走，把新花放下。我又去傅虎的坟前磕了头，父亲点了根烟，放在他的墓碑上。然后是沉默和不知所措，我们就这么站着，站到余晖散尽，凉意侵袭，树影和碑影融为一体。

我跟在他身后，发现他的肩颈和腰杆依然平直，步伐急切，像要迎接着什么。我摸了摸腰后的斧头。

“苓苓在另一个区，去看看吗？”父亲指着身后。

又走了几步，父亲像是为了缓和气氛似的说：“你还记不记得孬蛋？”

“孬蛋的坟也在那边，那货以前多厉害，去年喝死了，脑梗。”

父亲继续指着身后方向，我回头只看见一团浓郁的黑暗。父亲还是会那样，忘了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开始那样。我指的是，他总问一个我俩都很熟悉的人或事物，他明知我肯定会说记得，然后他就能继续挖掘记忆共同体背后的故事，我认为如此延伸出的对话毫无意义，可他依然那样。我怎么能忘了孬蛋，他原先是打猎的，家里有枪，背着水和干粮往山里走，出来时枪管上就挑着一串野兔，后来当了包工头，从政府手里接了不少工程，确实风光了一阵。他还杀了我的生父。逃窜的日子里，我时常后悔没弄死他，所以孬蛋把自己喝死了这事，多少让我有点愕然。

冬天是旅游淡季，路上没什么人，很难想象，我还能如此坦然地走在忆往镇。父亲在楼下买了两袋速冻饺子，我站在外面等他，如果小卖铺的老板看见我，我就过去打声招呼吓吓他，可他压根没往外看。饺子是小作坊生产的，不怎么好吃，吃完了饭，他去厨房刷碗，我绕着家里看了一圈。我家是两居室，镇上开发景区时按人头盖的安置房，一栋七层，每层三户，每户八十平方米。家里基本没变样，但细看的话，墙沿、柜脚、茶几漆层磨损得明显严重了。我从腰后抽出斧头，把挂着日历的钉子往里砸了砸，接着有人敲门，父亲让我去开，我刚碰到门把手，整张门直接脱离门框撞过来，一堆警察冲进屋，死死把我按在地上，咋咋呼呼地警告我不许动。我抬起头，一个黑洞洞的枪管，正对着我的眉心。

父亲在厨房没出来，我上警车时往楼上看了看，他的身影隔着纱窗，灰蒙蒙的，仿佛随时会散掉。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会给我煮速冻饺子，出门饺子进门面嘛，他知道我马上就会走。我也有点后悔没直接下手，后悔没给母亲烧点纸，听说人死后魂魄还会在人间留三年，有人烧纸烧香什么的，那边的人就像接到电话一样，有感应。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对母亲念一句诗：没了生命，她独自活得深刻。这是我在归途中读到的。

母亲是客家人，据说祖上中过探花。她十九岁考入广东警官学院，大二辍学，失踪两年后又回到珠海，敲开了久违的家门。姥姥说她当时看起来很疲倦，像没睡好。姥爷死得早，我没见过，姥姥对母亲心心念念，寄托了一切希冀。她失踪的那两年里，姥姥四处托人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母亲去了东南亚，学坏了。母亲回到家后什么都不说，大部分时间坐在阳台上往外看，珠海的空气好，街道也漂亮，小时候我去过几次，姥姥家的房子很大，她说等我长大了就把房子送给我。其实姥姥一直有些怨母亲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曾托人捎话到东南亚要跟母亲断绝关系，后来她也等着母亲解释，可母亲始终什么都没说，只依靠着时间将过往译成潜台词，消解彼此的隔阂。

母亲本可以毫不费力地过上非常不错的人生。我在广深一带流窜时，白天窝在地下群租房，晚上去快餐店排队领免费的盒饭，大街上那些快乐精致的同龄人，总让我想起母亲。她如果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说不定我也能那样活着，而不是这般徘徊在生死边缘，可她做错了什么呢？我说不清，估计她也说不清。

母亲在家待了半个月，忽然对姥姥说她要去省厅上班了，有正式编制，管档案，副科级。姥姥确定母亲的精神是正常的，惊愕又欣喜，可过了两天，接到一个电话，母亲又失踪了。电话是她的上司王石打来的，说体检结果显示她怀孕了。我无法给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下定义，她始终令我琢磨不透，我只知道在火车站，她遇到了父亲。

那时候的火车站很乱，基本被两个大帮派盘踞。东北帮最横，几个人组团混上车，腰里别着军刺，一车厢一车厢地挨个劫钱，最钟意衣着讲究的香港人。西北帮多是捞小钱的，卖一些劣质小玩意，开小牌摊，跪地乞讨之类的，收入少，风险也小。

父亲跟我说母亲的样子在火车站很扎眼，年轻好看，衣着鲜丽，眼里透着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迷茫。一个黑溜溜的小孩拿着塑料盒凑过来要钱，母亲刚掏出钱包，父亲在一边说：“骗人的。”

母亲看了他一眼，仍给了小孩两块钱，小孩接了钱，白了父亲一眼。

父亲说：“你越给钱，这种人就越多。”

母亲说：“我不想那么多，就为自己图个心安。”

父亲说：“你才多大啊，就开始图心安了。”

母亲说：“那你多大，就开始不求心安了。”

父亲说：“我在这儿坐一夜了，给出去三十多块，再心安我就回不去了。”

那也是个冬天，有雨，岭南短暂的阴冷季节，父亲外面披了件棕色风衣，里面是件灰色夹克，只有裤子不普通，军绿色的警裤，他见母亲盯着他的裤子看，解释说：“本来没打算穿，但想着防贼，就穿了。”

母亲说：“假的防不住贼。”

父亲说：“真的，但也不管用，还是被摸走了一兜零钱。”

母亲说：“我是说人是假的。”

父亲说：“我看你人还是假的呢。”

母亲说：“我又没穿假警服，哪儿假了？”

父亲说：“给小孩钱啊，你也说了，办好事就为自己心安，是不是挺假？”

母亲说：“信不信我报警抓你？私买警服，够关你半年的。”

父亲从大衣口袋里掏了掏，把证件在母亲眼前晃晃：“是假证够关多长时间？”

母亲将信将疑，父亲掏出一张照片说：“你帮我看看那个人，和这个照片上一样吗？我一夜没睡，眼花了。”

母亲对比了一下说：“看不清。”

父亲说：“应该不是，他不会这么张扬，人也胖点。”

母亲问：“这人犯了什么案？”

父亲看了看墙上的大钟：“这是我徒弟，但还没弄上正式编制。还有俩小时车就到了。”

母亲说：“你就编吧，我看你那证也是假的。”

“我要弄假的也弄军官证，比警证好使，到哪儿都不用排队。”父亲打了个哈欠，“我跟你把事情详细讲讲，你能帮我一忙吗？不是大忙，说完我就睡觉了，你等会儿把我叫醒就行。行吗？”

父亲说：“那行，那我长话短说吧，我徒弟想杀人，我是过来拦他的，硬座不舒服，又防着小偷，一直没睡好，估计他也是。他爹在县里卖凉皮，惹了一个开发商。想想都没意思。开发商的小蜜想吃凉皮，那开发商说凉皮不干净，我徒弟他爹就不愿意了，说自家东西最干净，从来没吃死过人。开发商嫌他说话冲，冲他摆摆手，不愿意搭理他。他爹也愣，也朝着开发商摆手。俩人就这么呛上了，没几句就动了手，开发商身后跟着人呢，过来帮着打，就把老头儿打死了。这事在我们那儿一般都是私了，大家都觉得人都没了，还能怎么样呢？我徒弟不愿意，要打官司，我也支持他，可没啥结果，判了一个跟班，三年半，那开发商没事，照样开厂买地皮，就是不咋露面了。我徒弟摸准了他这几天来办事情，就想过来堵他，他手里有枪，从所里偷的，所长让我把他偷偷带回来，我们所长就要调走了，怕耽误自己。”

母亲问：“你能拦得住吗？”

父亲说：“试试吧，我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傅虎……哦，我徒弟叫这个名，他年轻，路还长，我不能看着他把自己毁了，是吧？”

母亲说：“有些事是注定的，就得自己受着。”

父亲说：“我知道，我知道。人总难免出差错，但我觉得吧，解决差错的最好方法就是扛着它往前走，直到把它忘了……我撑不住了，过一个半小时，你叫醒我吧，谢谢你了同志。”

父亲一歪头就睡着了，母亲排队买了两张站台票，过了一个多小时，她叫醒父亲，两人一起排队进站。父亲睡了一觉，精神明显好些了，慢慢往前挪动，在人群里左顾右盼，没找到傅虎。到了站台，父亲刚看到开发商，傅虎就从人群中冲出来。

父亲拨开人群，握住傅虎的手腕说：“别冲动，听我的。”

傅虎说：“师傅，这事跟你没关系。”

父亲说：“你都叫我师傅了，就跟我有关，有事咱俩一块扛。”

开发商说：“你们痴线啊，阴魂不散的！”

父亲一个肘击砸在开发商的面颊上，傅虎的枪已经拔了出来，父亲拉开风衣挡在他身前，手在里面握住枪管，几乎是央求着说：“为他这种人不值当，跟我回去吧，洗个澡，吃碗面，给你爹烧点纸，日子还得过呢。”

傅虎说：“那我爹白死了？”

父亲说：“恶人有天道治。”

傅虎问：“天道在哪儿？”

开发商好不容易堵住鼻血，骂骂咧咧地说：“法院都判老子无罪了，今天你动我一下，我告死你！”

他说着就抬脚踹父亲，母亲过来拦，他一把将母亲推倒，然后走到站台边上点了根烟说：“还想杀老子？这么多年了，老子什么风浪没见过？”

母亲撑着地爬起来，眼前一道黑影闪过，径直撞在开发商身上，开发商掉下站台，后脑勺磕在铁轨上，“当啷”一声，众人皆是一惊，过去一看，开发商翻着老大的白眼，双脚溺水一般蹬着。撞他下去的是母亲施舍过的那个小男孩。站台上的人一片哗然，他们仨趁乱逃了。那开发商后来怎么样，他们没告诉我。

在火车站后巷的一家客家菜馆里，父亲用仅能动用的钱点了半桌不算寒酸的酒菜，傅虎大口吃菜喝酒，然后咧着嘴哭了一阵。父亲和母亲正式地互相介绍，说了各自的名字和年龄，对于父亲的其他问题，母亲无法作答，父亲只好作罢，临别时候父亲说他父母走得早，在一个叫忆往镇的地方上班，那是个小地方，老所长调走以后，他就是所长了，如果母亲想的话，可以随时去找他。

后来母亲去了哪儿，没人知道，但我可以肯定，我的名字就是她在那段未知的岁月里起的。我出生后，母亲给王石打电话，说孩子生下来了，她还说省厅的编制她不要了，把她调走吧。于是，母亲抱着不足满月的我来到了忆往镇找父亲，半年后，我学会在地上爬，他们结婚了，婚宴主菜是炸羊肉条，王石说很好吃，他当时在省厅又小升半级，一心等退休，他还说他的孙子和我同岁。

我就这样，在忆往镇落了户口，随母亲姓夏，叫夏悔。上学时，父亲总让我写成夏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或期盼。忆往镇是个小地方，县不县村不村的，主要靠来往的长途车拉动经济。我的父母在这儿有威望，镇上的大小事，如需裁断，必须得请他俩之一出面，需要撑场面，就得请他俩共同出席。别家孩子在小卖铺吃辣片得花钱，一毛钱两片，我不用，如果不怕回家挨吵的话，我甚至可以跟老板要走一大包。父亲后来的失落，估计就跟这种落差有关。

每逢中秋，姥姥就从珠海过来看我，总带很多大家从没见过的点心，变着花样的好吃，一个平平无奇的酥饼里都有两层果馅，一口下去，我仿佛尝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到我要上小学那年，姥姥又来了，她仔细观察了家里的卧室、厕所，然后看了我的学校，说这儿的条件不行，要带我去珠海上学。父亲那几天跟个做错事的小孩似的，探头弯腰，姥姥说一句，他就应一句，还总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瞟我。这件事的结果是，母亲对姥姥说我们母子哪儿都不会去，父亲保证等我上大学就考到广东去。其实还是母亲的态度决定一切，姥姥临走前塞给我一个大红包。我拿着里面的钱去合作社买点心，但都不好吃，我因此怄父亲，他到处托人买广东的点心，然后母亲给了我一巴掌，一切才消停了。这一巴掌让我深刻意识到，我属于忆往镇。

总之，七岁以前，我活得毫无顾虑，潇潇洒洒。如果没有那场震惊全国，并在当地震**二十余年而不平息的凶案，我或许会一直那样快乐下去，按部就班地营造一个平凡可靠的人生。可无论是生活的魅力还是人的魅力，就在于对方有无数种合理的可能性，我想竭力探清，得到的却只有失落，那便是对方呈现给我的幽默。

镇上有好几家汽修铺，其中一家姓夏，老夏他爹是个糊涂蛋，有回肚子疼，去当时镇上唯一的诊所——刁医生家里看病，可刁医生没在家，老夏他爹就自己抓了点药回去吃了，也不知道他抓的什么药，反正一直蹿稀，死在茅坑边上了。老夏就觉得是刁医生弄死的他爹，去找法院找警察都没用，大家都说跟刁医生没关系，老夏还是不愿意，整天叫他儿子小夏在诊所门口蹲着，一有人来看病就捣乱。父亲一开始还管，后来他们闹得勤，也就懒得管了，让他们自行解决。这两家商议的解决方法是，正儿八经地约一架，刁医生赢了，老夏就低头道歉；老夏赢了，刁医生就出老夏他爹的丧葬费。

刁医生跟我这样说过：“我当时被逼得没办法，就只能嘴上占便宜，说要跟他拼命，杀他全家。当时也真有这个杀心，但一下也就过去了，第一回说狠话时还管用，后来他们也就不怕了，跟摸透了我似的。老夏没事就去我那儿逛，骂我妈，骂我媳妇儿，我知道他就是想要钱，可我不能给，没理由给。有好几次真想拿刀捅了他们，可我家是单传，我爹供我学医不容易，我不能就这么豁出去。”

忆往镇的北边是水夋县城，一直挺乱的，有洗澡的地方就有小姐，有喝酒的地方就有流氓，刁医生在那儿逗留了两天，想找打手，但没找到。回来的路上见有三个迷路的外地人，一胖一瘦，领头的是个高个，他们正好要来忆往镇找人，刁医生就捎上他们仨，还问能不能帮他打架，那仨人很爽快地同意了。刁医生挺高兴，他回来时买了把砍刀，就在车座底下藏着，已经准备好跟老夏拼命了。

三马车走到镇口时碾过一排路钉，车身不受控制，斜着飞进无水河里，幸好那会儿河里没水。路钉是夏家父子放的，防的就是刁医生。车里的四个人撞得七荤八素，刁医生心想糟了，还没打呢，士气先没了。可他没想到那几个外地人都是狠茬，看着老夏跟小夏拿着家伙走过来，就问刁医生仇家是不是他们，刁医生点点头。那三人中最瘦小的走过去，一拳打喉结，一脚撩裆部，两下把夏家父子收拾了，干净利落。两人都倒地后，刁医生拾起地上的铁棍劈头盖脸地抽打，直到把夏家父子打得满脸是血才作罢，然后回过头对三人说，要招待他们。

外地人说：“我也要跟你打听个人，刘娅，你认识吗？”

刁医生说镇上没这个人，外地人就拿出一张照片，刁医生说：“这不是夏芽嘛，我们镇派出所的。”

刁医生说完就后悔了，他瞥见那几个人腰上都别着枪，他问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外地人说：“老哥，你的仇我们帮你报过了，接下来该报自己的仇了。”

刁医生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事情发生时，父亲正在孬蛋家里训人。孬蛋用猎枪在山上打了只小野猪，这事在当时已经不允许了，父亲扬言要把他关到牢里去。忆往镇派出所的牢房更像是个象征，挨着办公大厅，长条形，焊着小铁门，里面有张槐木板，常常在吓唬小孩和取笑成年人的时候派上用场，偶尔关关喝多了闹事的过路司机，大多时候都被傅虎用来午睡。那一声枪响，很容易让人以为是货车的胎爆了，或发生了碰撞，父亲辨别出这是枪声，拿着孬蛋的猎枪跑到街里，听人说派出所杀人了，赶紧奔过去，老远就看见傅虎趴在地上骂娘，他的小腿中了一枪，有一胖一瘦两个人正试图用手铐铐母亲。父亲当即瞄着胖子开了一枪，土枪，范围大，胖子的肩头炸开了一片血口，疼得在地上来回打滚。剩下的两个人带着母亲躲进屋里，跟父亲对峙。父亲让他们把人放了，外地人又朝傅虎开了一枪，让父亲放下枪，父亲没有及时照做，随即傅虎中了第三枪。

父亲把枪扔得远远的，说：“什么都好商量。”

等我在放学路上得知派出所出了人命，赶紧跑过来时，周围已经围了很多人。所里还有一个正式工，四十多了，还另有两个合同工，都在门口守着不敢进去，他们想拦我，但没拦住。小孩嘛，心里无畏，一头冲进派出所，办公大厅的门关着，地上的两个人都跟血瓢似的，傅虎一直往外呕血，我蹲在他身边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办公大厅的门开了，父亲和母亲让我走，但那个瘦子用两只手铐把我反铐了起来，还用一块脏布堵住了我的嘴。我受电视剧影响，试过用围巾堵自己的嘴，发现都能用舌头顶开，可那次我见识到了现实的残酷，脏布直接抵进了嗓子眼，恶心得很，又吐不出来。更糟糕的是我有鼻炎，不能用鼻子呼吸，所以嘴一被堵上，我就闷住了，拼命往里吸气，鼻腔里木头似的拥堵感往后挪了半寸，彻底卡死，脑壳炸了炮仗。没几秒，我有了死的感觉。傅虎知道我的病，一点点爬过来，三四米的距离，他几乎没有停顿，拖了一路的血条子。

扯下我嘴里的脏布后，他说：“咋感觉你今天回来得有点早啊。”

我说：“都五点四十了，我爸我妈在干啥？”

他说：“我刚下饭馆吃饭了，给你带了条糖鱼，在后厨搁着呢。”

他说：“真是想不到。”

傅虎死的时候也就二十五岁吧，那天正好去相了个亲。我眼看着他咽气，肚子里的血染红了一小片土地，殷红的血顶着土层漫延，像在寻找一个适合停留的形状，我连哭都忘了。派出所外面围了一圈人，有人朝院里扔石块，露出探险般的笑容，有人挥手让我出去，有人冲里面喊脏话，办公大厅的门一打开，所有人都猫下头，然后再缓缓地探出头。那是我第一次见外地人，他看起来很平和，有些书生气。

他问我：“你就是夏悔？”

他翻了翻傅虎说：“对，他死了。”

我问他：“我爸妈在里面吗？”

他说：“他们没事，你要跟我走吗？”

我说：“你救救我叔吧。”

接着又是一声枪响。我头一回近距离感受到枪声，我想起合作社买的橘子饮料，那饮料有点气，齁甜，一块钱三瓶，瓶身很薄，喝完了拧上盖使劲拧几圈，再稍微拧开点盖子，猛地一踩，就砰地发出一声炸响。那枪声和瓶子的声音差不多大，就是更沉，仿佛挂了颗铅球。当我又想到了体育老师手里沉甸甸的铅球时，外地人就扑到了我身上，孬蛋在后面打了外地人一枪。之后的日子里，孬蛋凭借着这勇敢的一枪，令方圆三十里的人刮目相看。孬蛋打完黑枪后就立马闪人了，那个瘦子从包里拿出一把微冲，冲出派出所大院打了半梭子，死了不少看热闹的，其中有夏家父子。

瘦子劫了一辆小货车，外地人抱着我坐上去，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里面喊我，但不见人，估计也被铐起来了，所里一共有五把手铐。我开始挣扎，外地人哄我说他们等会儿就过来了，他身后也有血涌出来，腥得我发蒙。瘦子问他东西埋在哪儿，他说了一个地方，顿了顿又说，还有一批货，那地方不好找。

出了镇子有一段路，瘦子停下来，对他说：“下去吧，人多了，目标大。”

外地人斜着眼看他，瘦子又说：“这样谁都跑不了，大强死了，你的仇也算报了，各顾各的吧。”

瘦子下车拉开车门，把我俩拽下去，开车拐进一条小路。

四野茫茫，仅存的霞光在天边涣散，风扑到身上，有点冷。我吵着要回家。外地人脸色发白，虚弱得很，他问我：“你知道怎么回去吗？”

他又问：“那你知道怎么走出去吗？去大城市，去外国。”

我说：“我姥姥家是珠海的。”

他说：“你要好好上学，长大就别回这儿了。”

我问：“是你杀了我叔吗？”

他说：“是刚才那个人杀的，他也会死的。你的名字怎么写？”

我说：“夏悔，我爸叫我夏辉，辉煌的辉。”

他说：“夏辉好听点。夏辉，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说：“你送我回家吧。”

他指了一个方向说：“你要是愿意跟我走，我就站起来，咱们去外面生活，我可以给你买很多好东西，你要不愿意，我就不动了，我不动就会死。”

我一听见死，又哭起来，他把我拉进怀里，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很暖和，我渐渐睡了过去，再醒来时，看见的是父亲惊慌的脸，警灯在我们身上闪烁，几个警察把外地人抬上了车。

之后的几天，忆往镇出现了一道诡异的风景线。主干道上扎了一溜灵棚，因为葬礼太多，显得宾客不太够用，人们就从街的这头祭拜到那头，每拜过一家，就响起一串火鞭，硝烟像雾一样弥漫在忆往镇。县里的领导和电视台都来了，搭台子讲了很多话，每讲两句就停下来，等大家鼓掌。父母遭到了严格的审问，我在刁医生家住了半个月，每天都哭，他一家人变着花样哄我。刁医生心里愧疚，觉得这事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一天夜里，父母终于从县里回来，把我从刁医生家里接走，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王石也死了，是那个外地人杀的。镇上开始传母亲和那个外地人的流言，挺难听的。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恨忆往镇。我们家也面临着更严峻的现实问题。父母都被革职了，父亲去镇上的澡堂干活，放水、搓澡、刷池子。母亲足不出户，整天睡觉，夜里还会哭，一哭就收不住。时间一长，我和父亲意识到母亲不太正常了，她开始摔东西，骂人，莫名其妙地大哭大笑，还说有人要杀她。最终还是姥姥把母亲接走了，说去南方的大医院瞧一瞧。姥姥也准备把我带走，父亲几乎要跪下来求她，姥姥让我自己选，我觉得父亲很可怜，就留了下来。

母亲一走，父亲就开始喝酒，经常喝得不省人事，澡堂的人来家里叫他，说该干活了，池子没刷干净之类的，每句话后面都要加上一句“你以为你还是所长啊！”。过往的司机或镇上的居民去澡堂，也总是点名让父亲搓，挨搓的时候总嘻嘻哈哈地说：“用点劲啊，所长！”面对外人的攻击和调侃，父亲像一头阉了的牛，只闷头吭哧吭哧地干活。有时他喝多了会跟我说话，一些很积极的话。中心思想是，我们家以后会过得比所有人都好。

那几年，我和父亲最大的盼头就是过年时去珠海看母亲。一路上很不容易，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脚肿得鞋子都脱不下来。父亲依然敬畏姥姥，到了珠海也不会立即去姥姥家，而是找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去市场采购年货，再拎着大箱小包敲开姥姥家的门，满面红光地叫一声妈。第一次去珠海看母亲，姥姥领我们去了精神病院，母亲不太说话，很困的样子，见了我们也不怎么激动。我问父亲她怎么了，父亲说，妈妈病了，过段时间就好了。等我们下一年再去，母亲真的好多了，不但从精神病院出来了，还能和姥姥一起做饭。姥姥明言父亲现在的职业没前途，她愿意照顾我和母亲，给父亲点本钱，做个小生意。父亲手里的筷子一颤，婉拒了。

晚上睡觉时我问父亲为什么不愿意，父亲说：“姥姥如果真想让我们在一起，就会让我住到家里，在珠海工作。她不愿意让我养你，不愿意让我见你妈了，你懂吗？”

我不太懂，我自从在珠海坐了公交车，就一门心思地想当公交车司机。

直到有一年春节，父亲没提去珠海看母亲的事情，那会儿县里准备把忆往镇打造成一个古镇景区，开发无水河和镇后面的山头，反正一切都变了，澡堂倒闭，父亲开始送煤气，开发商在这儿盖楼，周边的空地都盖上了工厂，无水河修起了长长的河堤，那件事好像慢慢被大家遗忘了。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根烟花，放的时候没拿稳，一粒绿色的烟花飞到了一个孩子的鼻子里，他踹了我几脚。我回到家里，父亲正在跟刁医生喝酒，喝着喝着，两人就哭了起来。刁苓过来叫他爸回家，悄悄问我刚是不是挨打了，我说是，她说等着吧。

刁苓比我大五岁，没遗传刁医生懦弱的性格，是镇上第一个穿黑丝袜配超短裙的人，在忆往镇开的第一家网吧里，只要提她的名字，没人不知道。她找人把那男孩揍了一顿，还告诉我她在几年级几班，有事就去找她。从那会儿起，我就有点喜欢刁苓，就觉得她挺酷的。可没人教过我该怎么表达爱意，我吸引她注意的方法就是欺负她，在街里远远看见，总要过去拍她一下，然后做个鬼脸转身就跑，心里期盼着她能追过来。同学知道我认识刁苓，都挺羡慕，还有人说刁苓流过产，被刁医生捆到树上打。在我懵懵懂懂的少年记忆里，她只是纯粹地耀眼，但后来就不怎么跟刁苓说话了。原因是有一次我跟同学去县城打台球，远远看见了她，我着实太喜欢太激动了，就飞奔过去给了她一脚，把她给踹飞了。她气得冒烟，爬起来抽了我一巴掌，说了很多狠话，什么小兔崽子，有人生没人教之类的。从那之后，我再看见她就低头走。相比于刁苓的小打小闹，混得更开的是孬蛋，镇上的第一家网吧就是他开的，买了辆广本整天来回窜，那小×装得，一收一放的。他仍铭记着他那英勇的一枪，有次碰见我上网，就指着我说，他那年一枪打死的就是这货的爹！

反正日子就那么过着，我跟父亲的话越来越少。高一那年，从珠海传来噩耗，一个从没见过面的表舅说姥姥心梗发作去世了，让我们把母亲接回去。我跟父亲再次去往珠海，帮忙操办了姥姥的葬礼，母亲像完全变了个人，木讷得很，也老了许多。那个远方表舅说这些年来都是他在照顾母亲和姥姥，所以姥姥的房子应该归他，也有一些其他亲戚帮我们说话，但父亲并没有争取，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了忆往镇。母亲能正常交流，但总感觉哪儿不对劲，有次我们去县里逛超市买衣服，她拿起一条蓝色**冲我和父亲大喊：“给你们俩一人买一条吧！”我父亲让她小声点。买完东西出去的时候警报器响了，保安在母亲的口袋里搜到了那条蓝色**。后来我们都知道母亲疯了，她好几次光着上身跑到大街上，也捎带着引起一阵风潮，大家又讨论起了那年的惨案。镇上还有一个疯女人，听说是生孩子生的，一怀孕就测性别，连续三个都是女孩，三个全打掉了，好不容易怀上儿子，生下来发现还是个女孩，她丈夫就把孩子送了出去，女人因此受了刺激，终于在疯癫中生了一个儿子。镇上的居民提及这两个疯女人，会以南方来的疯女人和生孩子的疯女人加以区分。

我恨极了忆往镇，一心想走出去，走出去的方法只有上学。我在县城上的高中，压力大，头疼，有段时间甚至怀疑母亲的病有遗传性。高考勉强考了四百分，报志愿又没报好，上了广州的一所私立专科，就是为了离家远点。上学走的那天，父亲把犯病的母亲用床单捆起来，去安阳火车站送我。他对我说，他卖血也要让我把学念完。

学校如我想的一样糟糕，开学第一天，辅导员就跟我们上了堂课。他说：“知道为什么学校一进门就有个下坡吗？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坑！你们来这里上学就说明你们的人生已经到谷底了，从此之后不会比现在更差啦！”

我们班四十几个人都是差生，自制力差，学习能力差，心理素质差，什么都差，是整个教育体系里最没有希望的人，但那一刻我们都被辅导员的话深深震撼到了，仿佛裹上了一层压抑的希望。

大学三年，我没回去过，不是抵触父母，我很爱他们，我是抗拒忆往镇。大学时光像一条灰色的河流，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懒觉、逃课、网恋、打游戏，还偷偷去学校后面的村庄嫖娼，那些丰腴的村妇总是散发着浓烈的狐臭。当我失落时，总想起辅导员那句话——从此之后不会比现在更差啦！那位辅导员在送走我们那一届后的暑假里，被一辆三轮车撞死了。

上学期间，我去找过一次王石的孙子，父亲说人家曾帮助过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我从偏僻的大学出发，转了三趟班车，来到一片偏僻但整洁的别墅区。王石的孙子比我上学早，正准备考研，我俩喝了顿酒，他说那天保姆接他放学回家，从一辆面包车下来两个人，直接把他们掀了进去。他当时小，一直哭，保姆也哭，把那几个人哭烦了，等到了郊区的一片烂尾楼，对方几榔头把保姆敲晕了，特别响。他吓得只敢喘气。

一个男的问他家的电话号，他说了，那人打过去说：“王领导，知道我是谁吗？”

王石说：“我是王石，有事直说。”

那人把电话递给他，他叫了声爷爷。

那人接着对电话说：“我是左旗啊，我没死，我回来了。”

他以为王石会带很多警察过来，电视里一般都这么演，但没有，王石就一个人过来了。等王石过来的那一个小时里，保姆醒过来接着哭，被水泥管打了两下，彻底没声了。

“左旗问我爷你妈在哪儿，保证说了就放我走。我爷犹豫了会儿，说了。左旗也算说话算数，当着我的面把我爷吊死了，没动我。那个人叫左旗，你知道吧？”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回去上网搜索这个名字，才发现那件凶案只是被我们当地的媒体封锁了，网上有不少报道和帖子，大概脉络是说左旗的哥哥才是真正的大匪，在被警方击毙七年后，左旗才从东南亚潜回国为兄报仇，在警方的合力追击下被击毙。我还搜到了那个逃走的瘦子的报道，他被炸死在云南的一片山林里，被发现时就剩一堆骨头了，周围散着很多黄金，他姓满。后来王石的孙子还联系过我，我没回应，我俩不是一路人，怎么说呢，他过的是另一种人生，令我相形见绌。

我学的是新闻采编，毕业后当了两年文案，那活挺熬人的，日子过得也很寂寞无助，发烧到三十九度还得强撑着找小诊所输液，回到家整个人都虚脱了，感觉死家里了都没人知道。过年也没回去过，出租屋里四面空落落的墙让我心慌，待不住了就出去，隔着落地玻璃看别人吃年夜饭。父亲说家里拆迁了，准备搬新房，母亲也比以前好多了，实在不行就回来，可我还是不想回去。毕业的第三年，我进了一家医疗公司，从底层干了一年半，混到了执行主编，从而见到了一些黑幕，听起来挺瘆人的，但我不能说。

总之，心里就是不安，也觉得不忿，瞧不起公司那帮坏蛋，但更多的是想找点事做吧，属于自己的事。那篇稿子我花小半年时间才写完，将近两万字，如果发出去能给公司一记重创。我写完就辞职了，躲在出租屋里给各大平台投稿，基本上都没回信，正儿八经的媒体一般只用自家记者的稿子，一些非虚构平台回信说尺度太大，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个南方系的编辑，说篇幅太长，发在了官网上，也没什么波澜。公司倒是看到了，打电话质问我，反正都撕破脸皮了，我就跟他们吵，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见不得光，转而跟我打感情牌，说之前感情多么多么好，一起做了那么多事情什么的，我还是没理。直到他们说愿意花三十万让我撤稿，我意识到不太对劲了，他们愿意花三十万撤稿，也就意味着愿意花三十万雇人干掉我。我准备离开广州，去北京试试机会，票都订好了，正准备退房呢，就被劫走了。在罗冲围后巷一间放医疗设备的仓库里，他们敲断了我的左腿，让我给编辑打电话撤稿，那编辑离职了，费了点事才把稿子删掉。他们又让我拿母亲发誓不跟人说这事，我都照做了，他们这才把我送到一个黑诊所接骨，也没接好，从那会儿起我就跛了。之前我挺喜欢赵本山和范伟演的《卖拐》，没事就看一遍，之后就不看了，范伟是被忽悠瘸的，我是真瘸。

告也没处告，他们告诉我这是行业潜规则，大家都这么干，而且还拍了我的裸照，更重要的是，那三十万确实给到位了。他们都是老江湖，会办事，巴掌和枣双管齐下，任谁也挨不住，要再多关我几天，说不定我就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我就这么回了家，腿不能长时间曲着，买的卧铺票，在火车上偷摸哭了一夜。离开广州很久，我还是会梦到那儿，梦见站在路边等公交车，怎么都等不到，或者梦见从公交车上下来，找不到回家的路，醒过来看着天花板，要看很久才能确信身在何地。

六年多没回来，忆往镇变化太大了，山上景色清明，镇上很像城市里的民族街。父亲说之前没规划好，来点游客就使劲坑别人，现在好了，全体居民股份制，每家都开着自己的小店，态度好，游客也就慢慢多了。镇上拆迁分了三套房，还租给了我们家一间小门面，卖香烟饮料什么的。我编了一串借口，准备抵挡父亲的询问，可他捏了捏我的小腿，只说了三个字，不碍事。他四处托人给我找对象，忆往镇的经济一起来，人们就开始挑了，男方想找好看的，女方想找有钱的。那段时间我挺失落，也不出门，整天在家陪母亲，她不认识我了，但不妨碍我俩对话，我跟她说话老容易哭，她就摸着我的头，问我为啥哭。

我说：“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她说：“前天你爸炖的鱼。”

她反问：“那你是谁？”

我看着她的脸，竟看出了一丝狡黠，怀疑这么多年她是装疯的，可再往下看就看不出来了。

我说：“我是你儿子。”

她说：“你是个瘸子。”

我忍不住问父亲，当年姥姥为什么一直不让母亲回家？

父亲说：“你妈是独苗，是你姥姥的宝，当年她跟我说的话你都没听到，句句往我心坎里戳。她一直想着把你妈治好，在珠海给她寻个好人家。以前我没想通，现在想通了，你姥姥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这条件，在忆往镇可以说相当一般了，没工作，腿还瘸，家庭复杂，最重要的是没正式工作，别人问父亲我在干什么，父亲就说之前在广州上班。广州，那个城市遥远的光芒成了我虚无的支柱。我不太愿意相亲，怕培养不出感情，媒人过来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沉默。

有一次，一个媒人风急火燎地过来跟我介绍一个姑娘，十分感慨地说：“你猜猜人家什么条件？你都猜不着。”

我问：“什么条件啊？”

媒人说：“二本毕业呀！”

过了几天，媒人来了消息说人家听了我的条件，说不合适。当时就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父亲忙活了那么久，我连一个女孩的面都没见上，他就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在乡下找个行不行？”

我说：“行，卡上还有三十来万，付彩礼够了。”

父亲很惊讶：“你还有存款啊！不早说。”

就这样，我的档次在媒人口里稍微提了提，又介绍了几个，终于见上了面，还有一个是我初中同学。怎么说呢，那些女孩倒不刻薄，反而很体贴，生怕露出瞧不起我的样子。反正一顿饭之后都没联系过了，成年人了，能看出彼此的意思。

过了这么多年，刁医生还是没释怀。他成了镇上医院的院长，来我家看过我两次，说把腿敲断重接一次，可以矫正过来，去北京做手术，很保险。我拒绝了，腿瘸了才能看清谁是真的亲，也不想受二茬罪。我起床就伺候母亲吃饭，然后两人一起看电视，跟她讲以前我和父亲怎么去珠海看她，她嫌我打扰她看电视，总骂人。父亲抽空回来做饭，偶尔忙的时候，就让人给我俩送饭，看得出来，这种责任感让他挺快乐。

那年春节前后吧，刁医生领着刁苓上我家串门。我二十六岁，刁苓三十一岁，离过婚，没孩子。好些年没见刁苓，一想起小时候暗恋过她，就有点忐忑。她一进门就坐到母亲旁边，挨着她说，夏辉小时候可孬了，成天追着我打。吃完饭，父亲让我俩出去走走，山脚下有篝火晚会。

我问她：“你还抽过我一巴掌呢，记不记得？”

她说：“你那一脚踹得我三天走路都是瘸的！你现在就是报应，看谁要你。”

我说：“那咱俩凑合凑合得了。”

她说：“想得美，追我的人可多了。”

我说：“那你随便挑吧，算我一个。”

她说：“你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我说：“这不瘸了嘛。”

我跟刁苓结婚这事，真不知道是谁吃亏。她辍学后去广西打了几年工，回来接着玩，跟一帮半大小子，挺乱的，之前忽悠了一个外地来的中学老师，她长得好，虚报了年龄，结婚后跟人玩还被抓到了，就离了婚。婚龄总共不到半年。镇上知根知底的没人敢要她，也就我了。我也是看在刁医生的面子上，这些年，说不清他到底是感激左旗帮他报仇，还是愧疚左旗给我家带来的伤害，反正一直帮衬着我家，自从他当了院长，母亲吃药没花过一分钱。

父亲卖了一套房，装修布置了另一套房，刁医生陪送了一辆奥迪A4，又跟镇委会申请了一间店铺，卖奶茶。孬蛋批的条子，他老了，不再吹嘘当年那英勇的一枪了。

刁苓很快就怀了孩子。按说日子这么过下去也不错，可还是那句话，人生啊……刁苓总出去喝酒，我也没管过，时间长了，家也不回了，我还不管。刁医生气得犯了一次心脏病，父亲也劝我多跟她交流，可我一劝刁苓，她就骂我是瘸子，杀人犯的种。总之，婚后的那两年我活得跟武大郎似的。我想离婚，提一次她就跟我打一次，发誓只要离了婚，她就抱孩子跳楼。说真的，我都怀疑那孩子是不是我的，父亲和刁医生倒是挺喜欢那孩子的，平时都抢着带。

弄她的那天，我刚从外地旅游回来，隔着门就听见家里有人。我到楼下买了把菜刀，在门口给刁苓发短信说快到家了，没五分钟，门就开了，我砍了那男的两刀，因为腿脚不便，被他跑掉了。刁苓也去厨房拿了刀，要跟我拼命，我把她按在地上砍了很久，很久。完事我洗了手，去西地的老坟那儿，给傅虎烧了纸。本来还想去家里看看父母，但走到门口抽了根烟，没进去。我还想杀孬蛋来着，没找到人。

我最后在南方的一个人才市场落了脚，那是个城中村，网吧和旅社都不要身份证，混乱肮脏，消费极低，有一套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秩序，让我感到些许的舒适。我在地下室长租了一个床位，除了吃就是睡，偶尔找小姐过夜。身上的现金快花光时，就给人打零工，不挑活，什么都干。干一天活，回来躺五天，两天吃一顿饭，也不觉得饿。

最开始还是怕，一个塑料瓶子倒了都心惊胆战的，连续睡觉从没超过三个小时，神经衰弱，头疼。室友们都是跟我看起来差不多的人，二三十岁，眼里没光，跟我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但比我看起来快乐一点，因为他们会给自己找事情做，例如打游戏、看小说、喝酒……很快，在麻木自我的这条路上，我无师自通。我喜欢买一种叫作道口大曲的廉价白酒，和着碳酸橙汁先喝半斤，然后去网吧看电视剧，经常看得出现幻觉，似睡非睡地仿佛在跟着角色

有一次夜里，我在网吧醒来，机子已经到时间了，旁边的男人正对着电脑屏幕打飞机，手在裤子里晃动得十分有力。我问他几点了，他说他快射了。我走出网吧把胃里没消化完的酒精全吐了出来。那天是除夕，广场上有十分钟的烟花表演。我仰望着烟花在空中冷冷散开，认定某一天我会被突然窜过来的刑警按在地上，押回原籍接受审判。

城中村在半年内连续出了三起命案，政府展开了一场彻查。来得很突然，群租房的房间被一一敲开，要查身份证，我躲进卫生间点上一根烟，隔着窗缝看见楼下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经过。如果有人敲厕所门让我出去，我就完了，我甚至想直接走出去自首，甚至想一死了之。这么想着，反而不慌了。我在厕所抽了半盒烟，直到一个室友敲门问我好了没，他要用厕所。我来街上，下着小雨，地面凹陷处积留着雨水，空气比往日要清新，警察正在撤离，如退潮般，我与一辆警车并行走到一家面馆，吃了碗青菜面，面条和生菜的气味充斥了我每一个细胞，是我吃过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那天起，我不怕了。当我正视过去，过去便不值一提；当我直面结果，结果便平淡如水。从那天起，我开始吃地西泮片，总梦见同一片柔软的海洋。直到我重新回到忆往镇，也是这么认为的，那起命案对别人而言不值一提，或许早被地方的警方忘掉了，我只要不犯案，不被抓，案底就不会露出来。我甚至想再过几年，就离开人才市场，试着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我还想谈谈那几年的事情。什么人我都见识过了。有一个长得不错的小伙子，在网上交了女朋友，把女孩叫过来，晚上去公园溜达，专挑老年人下钩，到了没人的地方就讹钱。我亲眼看着那小伙子背着一袋现金走了，没带他女朋友。还有一个人，四十多了，不怎么干活，经常在夜里扛回来一些醉得不省人事的女孩，扔到**就开始弄，我睡他上铺，咯吱咯吱晃得我睡不着。有一回他让我也来一次，我往下看了看，那是个很漂亮很白的女孩，长发掩着小尖脸，两条腿微微岔开，**若隐若现。他伸出一把手说，五十块，随便搞。这样的事，我可以一直讲下去。真正值得讲的，是一个卖盗版书的小伙子，他在一个好心人的资助下瞒着父母高考了三次，分数线始终在二本线上下徘徊，准备考第四次时，他慌了，直接逃到这里打零工，骗父母说自己已经大学毕业，在大公司上班。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准备攒钱考成人本科。我从他那儿免费读了不少书。他还有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记录了很多生活感悟，后来被人偷了，他很伤心，准备搬去别的地方，临走时给我了一本正版书，是一本流亡诗人的书。

在那些不人不鬼的日子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我想了很多事情。例如母亲，我觉得她的精神失常，很早就埋下了根。例如父亲，父亲的命运让我相信命运。例如科学，科学是确定未知的事实，以及推倒已知的事实。例如灵感，灵感是一道自我命题。例如夕阳，夕阳是世界生锈的理由。

活着像墙壁上游动的光影，看不清形状，做梦倒觉得很真实，有次梦见左旗回来了，要带我和母亲走，父亲躺在地上，身上全是血。我醒来哭了一会儿，终究还是没忍住，查找了父亲的微信，他没有设置朋友圈权限，我翻看了很久，得知两个重要信息，孩子上幼儿园了，以及母亲去世了。那一刻我就决定回去，杀掉父亲，然后自杀。但凡我们家有一个活得像个人样，活得稍微好受点，哪怕一点点，我都能接受。可我们活得都太没有尊严了，就算生命延续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一张糟糕的画作上覆盖糟糕的油彩！在我的价值体系里，评价一件事值不值得做很简单，就看会不会因为做了这件事而感到后悔和羞愧。对于我想结束父亲的痛苦这件事而言，自始至终，我不后悔，不羞愧。我做一件事，并不代表那就是我想做的，行为只是我想法的外在表现，这个想法我不奢求别人懂：我杀父亲，是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想让他死。

几年时光，头一次走出人才市场，我像在烈阳下融化的野鬼，踩下潮湿的脚印，怀揣着流亡诗集和黄牛票登上了大巴车，路途漫长，我说过了，我很平静。

其实动摇过，在选凶器的时候就开始动摇。县城的五金店什么都有，不知道该选择锐器还是钝器。老板过来问我要买什么，我顺手拿起一把很重的单刃木柄斧头。

他说：“这是店里最好的东西，一百八。”

他说：“不好用你回来用这个砍我。”

我盯着他看了会儿，他斜着头也盯着我看。我付钱时想，如果不顺手，就回来结果了他。

本来打算一见父亲就动手的，就是怕犹豫。可还是没动手，在墓园那儿，吃饭的时候，他刷碗的时候，都想动手，都忍住了。给自己最后的期限是夜里，等他睡着以后，那样我俩都好受点。可我没想到的是，他在楼下买饺子时报了警，父亲还是秉持着他的人格。

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做足了心理准备，可还是无可避免地被人生同情了。律师说我杀刁苓那事属于**杀人，正常判的话，也就十年以下。可没承想，我身上还背着其他事呢。那是刚去深圳时，我打车去梧桐山玩，司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梧桐山啊，我以为他不认识路，就用手机给他导航。

他嫌吵，就骂我：“你他妈把那玩意儿关上吧，我知道路！”

他生活应该挺不顺的，开一天车，脾气确实容易暴躁。

我说：“怎么脾气这么大啊。”

他说：“我们东北人说话就这样！”

我锁住手机，随即又解锁，手机不断发出“持续为您导航”的提示音，他气得脸憋红了。在杨梅坑那儿，他停下车问我想干什么。那是辆老式出租车，不像充电式的，车内有监控，我掏出水果刀攮了他很多下。

捅完那个司机，我步行从小路上山，用了四个小时才爬到山顶，极目望去，云朵静止，城市静止，眼前的一切像块精致的沙盘。我袖口上的血，在山顶的水池子里洗掉了。警察封了路，排查来往的车辆行人，狭窄的山道彻底堵死了，我挤在211路公交车里，缓慢而安全地下了山。

被抓之后，我也不慌，就是有点难受，怕在法庭上看见父亲和刁医生，想死。手上这疤是我自己划的。前几天吧，我收到一封信，信上说：爷爷去世了。落款是夏南，笔迹很稚嫩，应该是刁医生让他写的。我都忘了那孩子的名字了，平时也没怎么想起过。我掰碎了勺子把，用尖尖儿在手臂上写了他的名字，对不住他，他以后的人生应该也挺难的。

我不知道父亲怎么死的，你们也别告诉我，也别因为我的坦诚而对我有丝毫怜悯，我该死，早就该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庭审的那天，别让我看见熟人，就这么点要求。

我从没拥有过真正的美好，所以无畏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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