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了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传呼，是区政府办公室的，他们让我当天下午去区政府开会。

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夜晚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袖着双手，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一个个中年男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司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在官场，位子是最重要的，就连吃饭，也是不能随便就坐的，而吃饭喝酒更是有一番讲究。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重复着单调的程序，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呼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工商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后来，针对这次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村附近的一座小学里集合，十多辆中巴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警惕的眼神望着这些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制服的人，然后低下头去窃窃私语。我走到校门口，这些被挡在校门口铁栅栏门外的妇女们用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今晚这么多人干什么？”我笑着说：“今晚去扫黄啊，卖**的全部抓。”

多年后，我还能记得副区长在那次会议上的一句话，他说：“我工作多年，都买不起一辆小轿车，这些假烟商贩一月就能买一辆轿车，抓，全部抓起来，不抓不足以平民愤。”

副区长的年龄看起来在60岁以上，脸上胳膊上都是老人斑。但是，处级干部60岁就应该退休了，而他还没有退休，就说明他还不到60岁，属于那种未老先衰的人。他的肚子很大，仿佛怀胎半年以上，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像一只肥胖的鸭子，双手努力地扭动着，而沉重的屁股却拖在了后面，让他举步维艰。

一群人走出了小学校，分别上了各种各样标着不同字样的执法车辆，只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学校门口，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正在这时候，一辆越野车留在了我的身边，车窗摇下来，伸出一颗硕果累累的头颅，是副区长。他说：“来，上我的车。”这辆越野车是单位的车。

副区长态度和蔼可亲，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车上说给我的一句话：“一会行动的时候，你跟上我，他们就不敢动你。”这句话让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眼泪。以前在北方那座小县城的政府上班的时候，遇到的领导都是冷若冰霜，高高在上，他们对手下就像对奴隶一样呼来喝去颐指气使，而这位副区长是我见到的少有的好人，他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让我感动。

副区长的车子刚刚在村口停下来，车子两边就站满了几十个身穿制服的人。透过玻璃窗，我看到那个钉鞋佬偷眼望着这些人和这些印着执法字样的车子，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手指在手机上指指点点，我对副区长说：“这个钉鞋老头是眼线。”副区长马上指示两个人将钉鞋佬的手机收缴了。钉鞋佬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激动得满脸通红，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是国民党。”

人们没有理他，大家排成两行队伍沿着城中村逼仄的小巷向里走去。我看到就在队伍前面十几米的台阶上，几个中年妇女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扭动着肥大的屁股向坡上跑去，边跑边用闽南话大声喊着什么，声音透着恐惧，像突然被蝎子螫了脚后跟。两边的店铺争先恐后地拉下卷闸门，一片杂乱的铁片铝片相撞声。卷闸门歪歪斜斜地关闭后，往日坐在店铺里悠闲喝着功夫茶的男男女女，此刻像慌乱的麻雀一样，四散逃离。

副区长那天晚上是打击假烟窝点行动的总指挥，他手持对讲机，遥控联系三路打假人马，砖头一样功率强大的对讲机握在他熊掌一样厚重的手中，显得举重若轻。他身躯伟岸，中部隆起，脑门光秃，油光可鉴，每跨出一步都力量感十足，很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然而，我在对讲机中听到了另外两路人马的抱怨声，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问题和副区长争吵起来，副区长的音量增加，他们也声音加大，我感到不明白，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执法部门的下级怎么敢于向副区长发难。

后来，副区长在电话中声色俱厉：“跑了人，我撤你们的职。”对方说了一句什么，副区长说：“告诉你，明天我们在区长办公室见。”副区长从耳朵边放下对讲机后恶狠狠地自言自语：“街道办都是狗娘养的。”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直属下级，为什么对副区长如此不敬，我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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