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母亲和最帅的父亲

那天，我看到了福海和海燕，心生悲哀，就把一包刚拆开的红塔山香烟给了他们，还把身上的几十元零钱给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地接过东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当初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福海妈，看到自己这两个晒太阳的儿子，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

这次回家，我的感触很深，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描写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每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能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其实，尽管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我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我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然而，我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我对农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十元钱。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呆，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给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呼呼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干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不断回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那些年里，我在农村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农民，一定是一个好农民，就像父亲那样，是一个做庄稼的行家里手。

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这就要用到磨盘。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绵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助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老戏。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焦苦的生活让人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每年麦子收割入仓，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戏班子并不唱戏，而是皮影。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登台唱戏属于封资修，是会像福海妈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皮影戏一来，万人空巷，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呀，《龙江颂》呀。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现在也消失了，它只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表演的人手持皮影，口中吟唱，手指翻动，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亮相登场。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作态，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声叫好。而皮影所有的动作，都在皮影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举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好像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阴阳两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母猪也会上树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父亲家中的弟弟妹妹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下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军人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国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糊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会知道陶工是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做木匠的伯伯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少游，他出一个谜语给大诗人苏东坡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

苏东坡心中有数，却装猜不着，另作一谜让秦少游猜。谜面是：“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面：“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来摇橹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都是墨斗。

墨斗是什么？墨斗是木匠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此后，我给自己的孩子再说这个谜语的时候，再说谜底是墨斗的时候，孩子会不会问我：“什么是墨斗？”

消逝的老行当，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

novel九一。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