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朝中秘史：幕后遗事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着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以诗齐名，暮冬时节他们共游西域边陲。时天寒微雪，西域之景，玉树琼花，孤烟落日，美丽异常，此日傍晚，三人行至一处酒家，落脚过夜。

当时西域边陲总有诗人随军出征，酒家、客栈顺应潮流招聘了不少歌妓，增加了新项目，比如叫歌妓们在陪酒时吟唱诗人们的作品，以吸引从长安来的才子诗人们进来消费。这个酒家也不例外，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刚进去，就看到侧厢房丽影隐约。

三人在中堂坐下，呼酒点菜，随后酒保上了红泥小火炉，诗人们拥着火炉，一边喝酒，一边闲聊。高适建议大家回去后写一组西域旅行见闻的同题诗，一比高下，因为平时三个人谁都不服谁，都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最好。

说罢，高适招手叫姑娘陪酒，但被王昌龄拦住：“不忙！何必等到写出新诗再比？”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摇着脑袋吟道。

“又是《燕歌行》？”王昌龄显得很不满。

“别着急啊！你先说说怎么比试？”高适说道。

“今天我们先不叫姑娘陪酒，而是看看她们吟唱的诗歌中有没有我们的作品；有的话，看谁的作品最多，以此决定输赢！”王昌龄一回头，“你觉得如何？”他在问著名酒鬼王之涣。

王之涣举杯说：“随便随便，能不能再要点酒？”

日暮时分，酒家中堂之上，除了三个诗人外，又陆续进来一些打尖住店的客商和军人，于是这所地处边陲的小酒家很快就热闹起来。不一会儿，便有人吆喝着姑娘们出来助兴了。三个人相视一笑，转至侧厢房，悄悄地观看中堂里的情况。

音乐声起，姑娘们陆续挑帘而出。

虽已是冬天，但她们穿着暴露，丰胸微颤，眼神顾盼，很是妖娆，比长安平康坊的歌妓一点也不差，其中两个似乎还带有西域血统，高鼻深目，皮肤甚白。

最前面的一名歌妓，随舞而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窃笑道：“哈，我的《芙蓉楼送辛渐》！”随即在墙壁上写上：一绝句。

随后，又转出一歌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状态的王之涣：“唱的是我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也在墙上了写下：一绝句。

第三个歌妓出场了，音乐声刚起，王昌龄就说道：“估计还是我的。”

果不其然，只见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的《长信怨》。他开怀地写上：二绝句。

这时，王昌龄和高适把目光对准王之涣，后者此刻正拥着火炉，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适打趣道：“下一个歌妓马上就出来开唱了，你别太紧张啊。”

“唱你们诗歌的那几个姑娘，姿色、气质都甚为一般，所唱也不过是下里巴人之词，不是阳春白雪之曲，我的诗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涣凝望中堂，起身指着诸歌妓中姿色、气质最佳者说，“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诗，我终身再不与你二人争先！若是我的诗，你二人应在我面前拜倒，以我为师！”

不等王昌龄和高适说话，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转至堂中，起舞弄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王之涣骄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声中，这边陲小酒家有了一种独具大唐风韵的光彩与生气。

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以诗齐名。尝游西陲，时天寒微雪，三子共诣旗亭小饮，有乐妓十数人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妓唱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笑而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倘是我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须臾，妓踏舞歌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妓诣问，语其事，乃竞拜乞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

旗亭画壁的三诗人中，高适的仕途最为亨通，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是唐朝所有诗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龄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王之涣呢，性格**不羁，除了写诗外，最喜击剑、喝酒，有豪侠之气，但是，一生不得志，他曾长时间闲居在家，或旅行访友。这样看来，也许王之涣才是三人中最为纯粹的诗人。

作为旗亭画壁的优胜者，王之涣作品不少，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关于他的诗歌，有人认为散失于“安史之乱”；有人认为，是他为了追求身后的不朽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把自己诗歌中最佳者，挑选出来六七首，然后将其他诗歌一举焚毁。作家格非在《凉州词》中曾作大胆推测，虽为小说之言，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诗人的是王之涣，而作品最好的其实还是王昌龄。很多人说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实在是夸大了，该诗其实并不如同题材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组诗一共七首，摘录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王昌龄作为三人中诗作的最佳者，结局最惨：“安史之乱”中流离失所，遭横祸被杀。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吏部侍郎韩愈，病倒在长安靖安里府邸。

秋九月，韩愈病情趋重，因病退职。十一月的一天，韩愈正昏卧**，恍惚中见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长剑，腰佩弓箭，仪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视着韩愈，良久开口道：“天帝命我与君商量一件事。”

韩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见大王。”

那人说：“威粹骨蕝国，与韩氏世代为仇敌，今欲讨伐该国，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韩愈支撑着身子，说：“我愿跟随大王征讨威粹骨蕝国。”

那人点点头，忽地便消失不见了。韩愈凝神，感到是一场梦，又如幻觉，凭着记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写下来。反复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韩愈死去。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上的藩镇割据，单从思想上来看，便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对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师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韩愈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对韩愈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一年，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一次。宪宗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

韩愈坚决表示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论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这让皇帝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着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如超级**。

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

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先驱，因而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他们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是大家，但关系实在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因而白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持以上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

但是，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风格又非纯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失败了，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

唐初时，太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对佛教亦不反对，甚至还派玄奘西行取经。

就这样，我们的唐僧，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岁那年，独自踏上西行求经之路。

二十七岁是个神奇的年龄，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巨变。

孤身西去，荒漠万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唐朝青年的探险之路。但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勇气，也不是每一扇大门都会为信徒而开。除了热爱外，还需要金石般坚忍之心。

玄奘取经天竺，在那里学习多年。此日，他进入了著名的维摩诘方丈室。

维摩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亿金，而苦于修行，终为菩萨。他曾与文殊菩萨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视。

文殊：“此室为何没有一个侍者？”

维摩诘：“一如佛土皆空。”

维摩诘：“人以为空，即空。”

文殊：“既为空，何用再空？”

维摩诘：“以无分别空，故空。”

文殊：“空会有什么分别吗？”

维摩诘：“分别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为空，你之疾应向何处求治？”

维摩诘：“向佛陀之外的诸见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诸见解又当何求？”

维摩诘：“当求于诸佛之解脱中。”

文殊：“诸佛之解脱又当求于何？”

维摩诘：“当向众生修心中求！”

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除李白外，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也曾登此唐朝第一塔，赋诗以赞。

只说刘隐之。正当他在塔下转悠，肩膀被拍了一下，一回头，是怀信，后者说：“还记得我们曾在海上相见吗？”

刘隐之猛地想起他在明州旅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正在疑惑间，怀信把他拉入禅房，随后进行了一番秘谈。

又过了几天，栖灵塔失火。寺众大惊，只有怀信躲在人群中，露出微笑。

很快，“会昌法难”开始，大明寺也被拆除。显然，在这个故事中，怀信已预测到朝廷将要大规模灭佛毁寺，于是施法术，护送镇寺之塔越海而渡，将其隐藏起来；而在外人看来，该塔像是失火而毁。

当然，这件事除了怀信外，在整个唐朝，只有刘隐之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该塔的异象：“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这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事，难道预示了多年后怀信将该塔渡海转移的秘闻？

武宗死后，宣宗皇帝即位，恢复佛教，栖灵塔再一次屹立于人们面前：它是被人重新修建，还是被神奇的怀信渡海抱回的呢？

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爱好者，宠信道士赵归真，而后者一直以大力抨击佛教为己任。

其次，为的是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因寺院僧人众多，又纳奴婢，田产更巨，却不纳税，致使政府的经济出现大缺口。

此外，还有一则传闻：武宗之所以灭佛毁寺，是为了搜捕他的叔叔光王李忱（后来即位的宣宗皇帝）。当时，武宗对这位在史上以大智若愚著称的叔叔心有顾虑，几欲谋害，在其逼迫下，李忱剃度为僧，隐藏于寺院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上的党争是经常出现的。其中，绵延时间最长也最为知名的是中晚唐时的“牛李党争”。

牛党领袖是大臣李宗闵，而非后人通常所说的《玄怪录》作者、宰相牛僧孺。李党领袖是李德裕。以前的说法是，牛党代表了新兴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庶族阶层，李党代表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掌握大权的世家贵族（李德裕来自唐朝七大高门之一的赵郡李氏）。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胡说。因为牛党那边同样有很多具有世族高门背景的人，甚至在数量上不比李党这边少。至于有人认为“李德裕无党”，也是不靠谱的。

“牛李党争”起源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

在那次考试中，作为应考者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大论朝政，并对当朝的执政者提出批评。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这事搞得李吉甫很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主考官杨于陵等人认为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写得很好。

于是，李吉甫哭诉于宪宗面前，并指责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立马将杨于陵等人贬官，作为新科进士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没被朝廷录用，而到外地做了地方幕僚。后来，有人认为李吉甫做得有点过了，便反诉于宪宗面前，于是没多久，李吉甫也被打发到南方为官了。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到十三年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又发生了一起科考案。

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文昌为朝廷重臣，平素喜欢古董字画，与其交好的杨某就送给段不少字画，为的是自己能金榜题名。当然，段文昌跟杨某平时也是有交情的。段文昌随后找到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递过去一个条子，叫他关照一下杨某。这时递条子的还有刚刚写出“锄禾日当午”的大臣李绅。

没想到，钱徽没买段文昌和李绅的账，最后录取了跟自己私交不错的大臣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而李、杨刚好是这次考试的副考官。

名单下来后，段文昌暴怒不已。

此时，他正要去蜀地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走之前，他联合了李绅、元稹（皇帝喜欢的诗人兼翰林学士，与李宗闵有过节），以及刚刚步入仕途的李德裕（翰林学士），在皇帝那里告了一状。穆宗也很生气，下诏叫白居易等人复试新科进士。经重新考试，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被刷下。

段文昌带着儿子段成式心满意得地去四川上任了，但朝廷上从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段文昌队伍中的青年李德裕，很快变成这一派的领袖。念念不忘元和三年事件的德裕，他一出手，就显示出打击政敌时的冷酷无情。事件发生后，李宗闵被贬到外地为官，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党得势时，尽驱李党到外地；李党得势时，又会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

到唐文宗大和年间，两党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除白居易（牛党骨干的亲戚，被李德裕视为牛党外围人物，而终生不喜欢白居易）等少数几人外，中晚唐的几乎所有重臣和诗人都卷入了“牛李党争”。

前面说过，虽叫“牛李党争”，但实际上牛党的头号领袖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宗闵，所以叫“二李党争”更为适合。关于“二李”的关系，唐人笔记《幽闲鼓吹》曾有一段记载，大意是：

李德裕在扬州为官，李宗闵在湖州为官，两人针锋相对。李宗闵被调往东都洛阳出任新官，李德裕感到不安，修书向李宗闵示好。但后者不接受，在去洛阳的路上，特意绕过必经之地扬州，而不跟李德裕见面。但没多久，李德裕任命为宰相，过洛阳，李宗闵同样感到不安，给李德裕写信，表示想见一面。李德裕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之间，倒也没什么太大的怨恨。不过呢，见面同样也没更充足的理由。”

按另一种传说，李德裕和李宗闵之所以水火不容，跟李宗闵忌惮李德裕的铁腕与能力有关。李宗闵做宰相时，李德裕正担任兵部尚书。有一天，京兆尹杜悰去拜访李宗闵，看到李愁眉不展。

杜悰：“想啥呢？这么专心！”

杜悰：“又在想李德裕了吧。”

李宗闵：“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不融洽了，实际上就从没有融洽过。”

御史大夫被唐人看重，相当于副宰相。

李德裕跟牛僧孺的关系同样形同水火。

当时，出现了一篇叫《周秦行纪》的志怪，以牛僧孺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讲述其在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落榜后返回故里途中夜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的离奇遭遇：“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

在庙里，作为死鬼的薄太后又叫来了一批死鬼作陪，其中包括“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的戚夫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的王昭君、“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的杨贵妃、“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的绿珠等人，甚至还有当朝皇帝的妃子。

宴饮中，薄太后问：“今天子是谁？”

牛僧孺答：“今皇帝为先帝长子（德宗）。”

杨贵妃大笑：“沈婆儿做天子也？大奇！”（德宗的母亲沈后即传说中的江南女子沈珍珠，“安史之乱”中失踪。）

酒酣之后，薄太后问：“牛秀才远道而来，今晚谁人陪寝？”

戚夫人率先起身，说：“家里孩子还小，我可不行。”

薄太后看了看杨贵妃，表示贵妃为先帝妃子，陪睡也不合适。最后，盯住王昭君，说：“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大意是，你王昭君远嫁塞北匈奴，又嫁给两任单于，身份相对寒微，就没推脱的理由了。

就这样，王昭君陪牛僧孺睡了一宿。

据说，这篇志怪是李德裕的一位叫韦瓘的门生写的，用以打击政敌牛僧孺。

有人曾拿着这篇志怪告牛僧孺的状，文宗皇帝看后大笑，说：“牛僧孺安敢称先皇后为沈婆？此定是他人冒名所作，嫁祸于人。”

文宗皇帝还是很明白事理的。

不管这篇志怪是不是出于李德裕的门生，或者说是不是李德裕授意而作，都说明当时牛李两党争斗之激烈。除朋党难，原因之一是满朝重臣，不是牛党就是李党；之二是两党背后都有专权宦官的支持。

武宗时代，李德裕备受恩宠，做了六年宰相，把牛党成员全部扫出朝廷，李宗闵最后死在湖南贬所，牛僧孺也被赶到遥远的地方。

李德裕为相的岁月，施政风格刚健有力，满朝清明肃然。但同时，由于出身世家高门，他的贵族做派又非常突出，以奢华为例，按《独异志》记载：“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也就是说，李德裕每喝一杯羹，价值三万钱，而且羹汤是用当时稀有的珠玉、雄黄、朱砂等煎熬，熬到第三次后，这些珍贵的药材就扔到地沟里。可以设想，连李德裕家的地沟也充满了宝物。

但是，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境遇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宣宗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由于深深厌恶前任武宗皇帝（宣宗为亲王时，韬光养晦，装傻充愣。作为侄子的武宗，每每侮辱他。又传，曾一度意图谋害他），把这种厌恶也转到李德裕身上。这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事必躬亲的宣宗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强势的宰相每天在自己眼前晃悠，代他处理政事。

李德裕太孤傲严肃了，太不怒自威了，这叫宣宗深深地忌惮。每次上朝，看到李德裕，宣宗往往“寒毛倒竖”。这样的君臣关系算是没法处了。宣宗继位没多久，李德裕就被打发到东都洛阳，虽然丢了宰相之位，却还不算被贬官。尽管如此，李德裕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曾向一善于预测的僧人问吉凶之事，僧人指出李近期将有灾难，会被贬到更遥远的南方，且南行之期月内即见分晓。

李德裕郁闷，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

“不相信？那这样，我们做个实验。”僧人说着，一指地下，“此地下埋有一石盒。”

李德裕立即叫人挖掘，果得一石盒。李德裕大惊，问：“贬至南方既然不可免，那么我想问一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僧人道：“还有这个机会。”

僧人又道：“您这一生，应吃一万头羊。到现在为止，您已吃了九千五百头。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日子，官位未绝。”

李德裕长叹一声：“法师真乃神人！宪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我在北都太原为张弘靖宰相的部下，曾梦见自己行于晋山，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羊群，有牧羊人告诉我，这满山之羊是我平生所吃之羊。这个奇异的梦被我隐藏数十年，一直未向他人说过，而现在看来，正中禅师之言！”

尽管很悲伤，但李德裕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因为如那僧人之言，自己还有吃五百头羊的机会，即使每天都吃羊肉，吃完这五百头羊，也需要十年。也就是说，自己还能显贵十年。以自己现在的年纪而言，十年足矣！

没过几天，振武节度使米暨派人来到洛阳，为表达对李德裕的尊敬，专门一次性地送来五百头羊作为礼物。

李德裕望着庭院里的群羊，一时说不出话来。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宣室志》）

李德裕将此事告诉那僧人，僧人摇头叹息：“一万头羊已够数了，看来您被贬之后，不能回还了。”

李德裕说：“我不吃这些羊还不行吗？”

僧人说：“羊已到了您眼前，吃不吃都已属于您了。”

李德裕神色戚然，陷入长久的沉默。在他为宰相的时代，对内抑制住中唐以来嚣张的宦官势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削平藩镇，并成功打击、威慑了回纥、吐蕃以及南诏。他特别勤政，每日出入宫闱，与武宗商讨军国大事，名诗《长安秋夜》即是这种生活的写照：“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但现在皇帝换成了宣宗，他失宠了。

收到那令人压抑、恐怖的五百头羊后，没过几天，李德裕就接到朝廷命令：被贬荆南。随后，又被贬为潮州司马。还没到潮州，又贬为崖州司户。崖州，即现在的海南三亚。可以想象唐朝时那里有多么荒蛮。

在赴贬所的路上，过一条险恶的河流时，李德裕身上携带的白龙皮、暖金带、壁尘簪等无价之宝不慎落入了水中。他长叹一声，所谓富贵，也许真的被上天收回了。他并不伤痛失去宝物本身，而只是慨叹无常的命运。

“牛李党争”的半个世纪里，两派人物被贬到外地是常事。尽管有僧人的断言，但李德裕此前还是相信自己有一天能重返长安，就是返回洛阳也行啊。但现在，跟随自己多年的宝物失去了，是不是预示着自己永远失去了北归的机会？

远贬崖州后，李德裕写有无限伤感的《登崖州城》：“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再也没有机会北返中原了。大唐帝国的最后一位铁腕宰相孤独地死在了海那边，中国自东汉中期开始的门阀士族时代至此也落下了大幕。那是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晚唐宣宗皇帝李忱，在位十三年，后代史官将其比喻为“小太宗”。通常的说法是，他即位后，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在对吐蕃的战争中，也取得了难得的胜利。这一时期朝廷清明，各地藩镇也不敢妄动。而且，他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干政的传统。总的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正史记载，宣宗因服用道家丹药而去世。但实际上，这位登基后就以彻底追查害死父皇宪宗的宦官集团为己任的大唐天子，同样死于宦官之手。而且，宦官在害死宣宗后，向朝臣称皇帝“食用金丹”而崩。元和十五年，杀死宪宗的宦官，也用了同样的口径。宣宗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大过了文宗时代的“甘露之变”。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其叔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改年号为“大中”。

关于宣宗的时代，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的开头有所提及：“唐大中十三年，皇帝昏庸，朝廷腐败，民间涌现不少反官府的组织，其中以飞刀门的势力最大……”这样的描述自然可以一笑而过。因为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虽有固执之处，但整体上非常不错了，皇帝本人不但勤政，且甚为节俭，体恤民情，最爱微服私访，往往日暮时才回皇宫。对此，晚唐五代尉迟偓所著《中朝故事》多有记载。

当时，大臣劝谏：“陛下啊，您不适宜频频外出！”

宣宗回答：“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

唐宣宗有此作为，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宪宗皇帝的儿子，是穆宗皇帝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和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也就是说，宣宗继位前，他的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是大唐皇帝。

宣宗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诸帝中最奇特的。穆宗为帝时，封李忱为光王。小时候，他看上去痴痴的，智力有些问题。及至长大，显示出贤良品性。穆宗病危时，曾欲传帝位给李忱，但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终究未能如愿。大约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如履薄冰，相继被后来继位的几个侄子猜忌。因此，李忱只能韬光养晦，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做出一副呆傻的样子。

按史上记载：“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李忱在做亲王时，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敬宗、文宗、武宗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就是去光王府找乐，想尽办法逗李忱说话。《旧唐书》记载：“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十六宅即唐朝诸亲王居住之地。即使是文宗这位以老实著称的皇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能叫光王开口说话，我有重赏！”如果说喜欢游玩的敬宗还没把他的这位叔叔当回事，而文宗除了找乐子外也没怎么为难过叔叔，那么到了武宗继位后，李忱面临的情况就危险得多了。

因为李忱越是沉默不语，武宗就越是不安。根据晚唐韦昭度在《续皇王宝运录》里的记载，武宗在会昌三年，于宫中设宴，密令四名宦官将李忱幽闭，欲沉杀于厕所，但事情未果。李忱在其中一名叫仇公武的宦官的帮助下逃得一命。

晚唐令狐澄所著《贞陵遗事》中，则第一次披露了宣宗出家为僧的秘闻：“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因观瀑布。黄蘖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黄蘖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宣宗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如果说上面的记载有点演绎成分，那么《中朝故事》里写的就未必全为杜撰了：“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继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从此，光叔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同时代的《北梦琐言》为了显示其流浪江南的隐秘性，记载道：“（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正史上虽未记载他出家为僧，但却说其“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这里的“久历艰难”很可能暗指其出家的经历。

关于宣宗出家的寺院，有河南淅川香严寺、浙江海宁安国寺两说。香严寺传说称，宣宗在该寺出家七年，当是夸张；如果其真的出家云游，按诸笔记所载，多称其游历江表，在浙江海宁安国寺出家的可能性更大。宋代笔记中多有此记载。但在武宗会昌末年，他应该返回了长安。因为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危，这一天他被宦官拥立为皇太叔，即在此之前已恢复亲王身份。

武宗没儿子，在其将死时，宦官们商量着立个好摆布的人为帝。这是他们选择宣宗的原因。但继位后宣宗出色的施政手腕使宦官和大臣瞠目结舌。

宣宗早年信佛，晚年信道，同时又亲近儒士，常常与大臣讨论问题。他爱惜人才，常于殿柱上题写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名字。他与大臣的关系非常和谐，每有大臣外出，他总会写诗赠送。在接见臣子前，总是更衣洗手，整理装容。他处理政务夜以继日，从不懈怠。若有奏章涉及朋党，他会偷偷焚烧掉。

在唐朝，后宫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皇帝与妃子同房时，必用龙脑香、郁金香点缀地面，宣宗废除了这一**逸的习惯。他所穿的龙袍，往往是洗过多次的；每天的餐饭，也不过三四个菜。有一天，皇后患病，召御医上汤药，及治愈，宣宗从自己的袖子里取出几两金子，塞给御医，说：“不要让内官得知，若知道了，恐怕会有谏官上疏呀。”皇帝拿自己的私房钱感谢医生，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为谏官所阻，惶恐中道出其可爱的形象。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发脾气。

有位官员叫孟弘微，很自大，有一次，宣宗与大臣议事，孟插嘴：“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陛下您怎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呢？为什么不因我出色的文字才华而叫我当翰林学士？宣宗怒道：“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皇帝说，你谁啊？我耳朵冷，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转天，宣宗对宰相说：“此人太过狂妄，随便就要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吧！”

宣宗勤政，事必躬亲，明察秋毫。

在那个时代，宣宗确实想为这庞大的帝国做些事，扭转一下帝国大厦的颓势，哪怕延缓一下它倒塌的速度也好。可暮色已至。在他做皇帝的第十个年头，一个诗人踏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写下同名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回望长安，看到它浸于一片灿烂而诡谲的晚霞中。

大中十三年间，可谓唐朝最后一抹辉煌。

这是帝国的庞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习惯性弑君的阴影再一次在窃窃私语中覆盖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卿裴诩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那么，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此中记载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去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边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在晚唐笔记《杜阳杂编》的记载，宣宗问：“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

轩辕集神色诡异，笑而不语。

宣宗又问：“朕能做多少年天子？”

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但“十”字上挑（意为十四年）。后宣宗遇害，在位整十四年。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牀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曰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曰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糵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猊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曰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辞上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曰，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杜阳杂编》）

回到八月的那天深夜。宣宗被宣布死亡的前一天，也就是八月六日的夜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天的深夜的情境大约是：宣宗从睡梦中惊醒，但随即发现这不是在做梦，一只真实的死亡之手牢牢地扼住他的咽喉，或许那只手还端着一杯毒酒。宣宗听到尖细的笑声，他熟悉那笑声。小时候，他总从那怪笑的噩梦中醒来，是那笑声杀害了自己的父皇。而现在，他再次听到那笑声，看到一张惨白的阉人的脸。现在是大中十三年初秋，但所有的一切跟元和十五年春，父皇宪宗死时的情景没什么区别。

“秋当与卿相见。”他终于没能等到韦澳。

宣宗还在被叫光叔的日子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深冬的晚上，他跟武宗出行回来，于路上坠马，因在队伍最后，人们都没发现。当时天降大雪，朱雀街上清冷异常。光叔大呼道：“我光王也！”半晌，才有巡夜人员过来，但不知道雪地上的人说的是真是假，最后嘀咕着又走了。光叔慢慢爬起，发现巡夜人员留下一个罐子，干渴的他一饮而尽，开始以为是水，喝到嘴里竟是酒。他感到身上起了一丝暖意。站起身来，这时候雪更大了。他想在风雪中冲破这无边的黑夜，只是这黑夜那么漫长……

武则天时期，满朝只有狄仁杰、张柬之等少数大臣见过这尊神像。一次，女皇难得高兴，特意传狄、张二人入大内观赏。

两位大臣问神像的妙用。

武则天说：“天下帝王，若想知道自己能坐多少年江山，只需要面对神像大喊一声，若当政时间长，神像震动的时间就长；若当政时间短，震动的时间就短。”

随后，武则天当着二大臣的面，对神像大喊一声，结果令女皇失望，因为神像只震动了那么一小会儿。这一年，武则天已年近八旬。面对此情景，狄仁杰急忙安慰道：“陛下不必担忧，实际算来，您享有天下已数十年……”

武则天默然，继而道：“怀英（狄仁杰字），这江山，是不是最后还是李家的？”

狄仁杰看了看身边的张柬之，后者低下头，不知在想什么。对狄仁杰来说，他虽不反对武则天做皇帝，但却反对武则天把皇位传给武家的人。按他的想法：武则天百年之后，皇位还是要归李家的。为这件事，他跟女皇吵了好几次。女皇虽然比较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狄仁杰终于先武则天而死，女皇百感交集，所谓“怀英一去，朝堂空矣”。

无论如何，被赶下台的唐中宗复位了，李唐天下得以恢复。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说那尊奇异的黄金神像。唐中宗即位没几年，就被女儿安乐公主和妻子韦氏合谋毒杀了。因为这俩女的，也想学学武则天，弄个皇帝当当。但是，没想到，旁边有个人睁大眼睛。这个人就是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即前睿宗皇帝李旦的儿子。青年时代的李隆基有着李世民的影子，随后跟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刺杀了安乐公主和韦氏，叫父亲李旦第二次当了皇帝。

想学武则天的，不仅仅有安乐公主和韦氏，还有太平公主。如果说安乐和韦氏就是胡闹的话，那么太平就真的有母亲武则天的风范了。遗憾的是，李隆基有着世民的风范。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好办了。李隆基除掉太平公主后，做父亲的李旦也比较懂事，很快把皇位传给了强势的儿子，玄宗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下面说的是玄宗天宝年间的故事。

有一天，玄宗闲来无事，整理大内珍宝，终于看到那尊黄金神像。当时，太子即未来的肃宗皇帝和太孙即未来的代宗皇帝都在场。

玄宗问高力士：“这神像有什么奇异的？”

高力士把当年武则天的话重复了一遍。玄宗好奇，当即大喊一声，神像似乎很惧怕，颤动不已，最后竟倒于地上。玄宗大笑。高力士急忙拜倒祝贺。随后，玄宗叫太子对着那神像喊一嗓子。

太子喊完，神像只是微震了一下。太子很沮丧。

玄宗又叫太孙喊一声，太孙大叫一声，神像也摇动了很长时间。

玄宗摸摸太孙的脑袋：“还是我的孙子像我啊！”

太子就更郁闷了。后来的结果是：玄宗皇帝在位近五十年，肃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代宗在位十九年。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宣室志》）

有人认为，玄宗的一生无需多说。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吧，比如，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按正史记载，后来作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是病死的，也就是正常死亡。但是，晚唐苏鹗所著《杜阳杂编》中有一则记载：“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

专权巨宦李辅国见此情景十分恼怒，先把玄宗迁往西内宫，也就形同软禁了，随后又将其身边贴身侍奉的高力士流放南方。

《杜阳杂编》作者为唐僖宗时的苏鹗，此君十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到僖宗光启年间第十一次参加考试，终得进士。前推十年，苏鹗在老家陕西武功杜阳川读书之余，完成了该笔记，内容怪诞神奇，但亦夹带秘史。

关于玄宗死亡真相，注意《杜阳杂编》里的这一句：“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这句话的深意当是：玄宗皇帝最终不是病死，而是被李辅国害死的，所谓“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这里说的“变故”只能是弑君之变故。只是这条记载没引起后人的注意。如果玄宗真的是为李辅国所弑，那么唐朝被宦官杀害的皇帝就增加到了四人之多。

至于玄宗的儿子肃宗，我们以前说过了，他的点儿很背：做了很多年的太子，这本身就很令人郁闷了；后来，总算因“安史之乱”而登上帝位，可是到死时叛乱还没平息；而生时，又被宦官李辅国和妻子张皇后专权。后来，李、张在立太子问题上发生矛盾，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后来的代宗皇帝），但被宦官程元振得知，密报李辅国。辅国先下手，张皇后见事败露，一头逃进肃宗养病的寝宫，辅国随之持剑闯入，从肃宗身边把张皇后拉出去砍了，肃宗本人因受到惊吓，竟于当天死去了。

那么，代宗呢，一个隐蔽的铁腕皇帝！说他隐蔽，是因为后人忽略了他的手段。

李辅国拥立代宗继位后，对新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意思是，外面的事就都交给我了，你就别管了。但没想到，这代宗不是个善茬儿，一面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宦官得到宰相实职，中国历史上只此一例），一面不动声色地开始收拾他，先是分权给另一名宦官程元振，随后一点点将李辅国罢免。没多久，长安士民就得到一个消息：辅国为盗贼所刺杀！当然，那是代宗派人干的。

李辅国恣横无君，上切齿久矣。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兵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首，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觉亦不敢言，辅国寻为盗所杀。上异之，方以梦话于左右。先是肃宗赐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间所有。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虽锁之于金函石匮，终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则芬馥经年。纵澣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于座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冁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泗交下。辅国恶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里巷，酷烈弥月犹在，盖舂之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初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人，知异常物，隐屑二合。而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及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竟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识。夏则于堂中设迎凉之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如杉。虽若干枯，未尝雕落。盛暑束之牕户间，而凉风自至。凤首木高一尺，雕刻鸾凤之状，形似枯槁，毛羽脱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为常春木。纵烈火焚之，终不燋黑焉。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类者耶？（《杜阳杂编》）

上面的逸闻说的是，在李辅国专权的时代，代宗皇帝做了个梦，梦见祖父玄宗派高力士手持方戟，带领数百人，杀了李辅国。醒后发现李辅国真的被杀了，代宗对外宣称是盗贼所杀，只把这个梦告诉了自己的亲信。

代宗的父亲肃宗知李辅国喜欢珍玩，就赐给他两个散发着清香的白玉辟邪（一种瑞兽）。有一天，那两只辟邪一只哭、一只笑，辅国惊愕，就让一个姓慕容的手下将其砸碎，捣成齑粉，扔进厕所。没过一年，李辅国就死于非命。

取代李辅国的程元振，总领长安禁军，“在辅国右，凶决又过之”，从不把平“安史之乱”的众多功勋将领放在眼里，外面的很多大将都非常惧怕他，有的在惊惧之下自杀了。但是，对代宗来说，程元振的专权程度似乎没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后来大臣不断弹劾，但代宗只是将其罢官。可这程元振不死心，穿了女人的衣服秘密潜回长安，想再见代宗一面，看看还有没有转机。结果被发现，于是给流放到南方去了，刚走到湖北江陵就被仇家刺死。这一次，确实不关代宗的事。

第三专权的宦官是鱼朝恩，跋扈不亚于李辅国，宰臣们都很畏惧他，稍有事没向他报告，老鱼就气不打一处来，口头禅是：“天下事，哪有不由我做主的？”

话传到代宗皇帝那里，自然心里愤愤。

鱼朝恩之子叫鱼令徽，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已被赐绿服（按唐制，五品以下官着绿）。但有一天，鱼令徽跟官职在其上的黄门侍郎争路时，被碰伤了胳膊，立即回报鱼朝恩。后者大怒，找到代宗，为儿子讨三品官以上才有资格扎的金腰带。他越过五品官穿的绯红色官服，直接要三品官着的紫色官服。皇帝还没说话，鱼朝恩就叫人把紫服拿上来了。代宗皇帝很尴尬，只好强颜欢笑，说：“好好好，你家孩子穿紫服，其实也挺合适的。”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浃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着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杜阳杂编》）

接下来，代宗就要解决鱼朝恩的问题了。

此时，宰相元载看出了代宗的心思，于是秘请诛杀鱼朝恩，代宗默许。随后，元载买通了鱼朝恩的左右，去其臂膀。当年寒食节，代宗宴请大臣，结束时，叫鱼朝恩留下议事。四目相对，代宗说了一句话：“鱼大人之跋扈，不亚于李辅国啊。”

一句话把鱼朝恩吓坏了，知道事情不妙，但已经晚了，左右一拥而上，顷刻间被绞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李辅国叫手下慕容将作怪的白玉辟邪捣碎，而那慕容知辟邪为宝物，就私自留了两盒白玉辟邪的粉末。后来，此事被鱼朝恩得知，于是花三十万钱买下，很快祸亦及身。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

观察代宗执政的年代，虽身边有巨宦，但这些巨宦的命运，无不掌握在皇帝手心。如果说“安史之乱”结束了从李世民即位后开始的盛唐时代，而肃宗岁月只是一个过渡，那么代宗即位后，则开启了中唐时代幽深的大幕。总的来说，他是一位把帝国带入中年的皇帝。

它建造于北周，它是隋唐之渊薮。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唐帝国的皇家血脉。按《独异志》记载：“后周独孤信三女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

从东汉末年到唐朝末年是世家贵族的时代，期间东晋灭亡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的贵族政治出现衰落，而北方意外地崛起了“武川系”，使中国的贵族政治又绵延了下来。

“武川系”又被称为“武川军事集团”或“关陇军事集团”。

当时，北魏政府为预防柔然人的进攻，在首都山西平城以北拉了一道防线，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和河北）。镇上的士兵和居民以鲜卑人为主，这些鲜卑人的血统都非常纯正，有着很高的部族地位。但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后来北魏出现了个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进行了汉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守卫边疆六镇的鲜卑兵和鲜卑居民感觉被忽略了，被遗忘了，一下子成了下等人，加上对艰苦生活条件的不满，于是就集体怒了，发起了著名的六镇起义。

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变乱中都会走出一些强势人物。这次也不例外，出了宇文泰和他的兄弟独孤信。这两名武川人以小兵的身份参加了六镇起义，失败后归属到成功镇压了“六镇暴动”的青年枭雄尔朱荣部下，随后迅速成长起来。

后来，陕西、甘肃一带的关中地区爆发变乱，宇文泰随军入关镇压，在征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川军团”的新领袖。此时，独孤信在荆州为将。宇文泰**平关中，盘踞长安时，尔朱荣已死，部下高欢继续掌权，遥控北魏政府。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出逃至长安，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独孤信听到消息后，单枪匹马地跟随着这位皇帝也奔向了关中。

在关中，独孤信成了宇文泰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因军功显赫，与元欣、赵贵、于谨、李弼、李虎、侯莫陈崇等人被西魏皇帝封为柱国大将军，又称“八柱国家”。这里的李虎，就是唐高祖李渊之祖父。每名柱国大将军之下，又管辖两名将军，独孤信手下二将军之一叫杨忠，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之父。

宇文泰死后，世子宇文觉建北周，独孤信以开国元老身份被封为太师。皇帝宇文觉很年轻，大权为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所掌握，他打压诸元老，逼迫独孤信自杀。独孤信死了，但他的三个女儿却为家族带来了他永远也无法想象的辉煌，因为她们分别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周明帝宇文毓（这里称“长生周武帝”不确切，因为周武帝宇文邕是宇文毓的弟弟）、杨坚（后来的隋文帝）和李昞（生唐高祖李渊）。也就是说，中古时代的隋唐两大帝国，血脉尽出自独孤信……

脖子几乎被砍断后，人还能不能活？

要是身首异处了，人一定会死吗？假如将其缝合上呢？发生在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故事的主人公是唐朝大将周智光的部下邵进。

周智光在唐朝中期以勇健著称，善骑射，屡有战功，受到当时在军中监军的权宦鱼朝恩的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小兵身份升至华州刺史，又任同、华二州节度使和潼关防御使。

周智光虽善战，但性格张狂，傲慢跋扈。

有一年，吐蕃、回纥、党项联合入侵唐朝，朝廷派周智光出战，大胜西域强兵，一路追杀至鄜州。当时，周与另一位朝臣杜冕有间隙，战至鄜州时，趁机杀死了该州刺史张麟，并活埋了杜冕家眷近百口。由于周智光手握重兵，又能打，所以代宗皇帝也不敢采取什么行动，只有安抚杜冕，由坊州刺史改任其为梁州刺史，以躲避周智光。

此后，周智光更为骄纵，把与自己不睦的朝臣都列入刺杀目标，遂有御史中丞孙庞充被刺事件发生。与此同时，他占据华州，专门打劫各地州郡向朝廷进奉的货物，袭击商人，豪夺金银，使得很多本应途经同州赴京赶考的书生都绕道而行。周智光听后非常恼怒，伏兵劫杀更甚。

本故事中，周智光收纳亡命，大掠周边，也知道自己成了朝廷眼里的钉子。为侦察朝廷的态度，派部下邵进潜入都城打探动向。很快，邵进回来了，告诉周智光：“长安方面对您没疑心，更没行动！”

周智光不信，认为部下是在隐瞒朝廷的态度，一怒之下喝令斩杀邵进。人头落地后，站在一边的周智兴的属下崔颙进言：“朝廷羸弱，将军勇武，防御番兵，全为依仗，不敢对您采取措施，也是常情，为何将邵进杀了呢？”

周智光虽凶狂，但不浑，细一想，有道理，就很是后悔，急忙叫人将尸首送赴邵家，意欲重葬。

随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邵妻看到丈夫的尸首后，悲痛至极。痛哭之余，这位妻子做了古代史上最雷人的一次外科手术：她叫人取来针线，将丈夫的脑袋和脖子缝在一起，抹上某种特殊的药膏，过了没多长时间，邵进竟睁开眼睛。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绐于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赒赙之。既至蒲，浃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颙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颙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颙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独异志》）

我们实在无法知道邵进的妻子使用了什么技术和草药让她的丈夫复活。类似的故事，在《广异记》中还有一则：

肃宗至德初年的一个晚上，有王穆将军在南阳一带与安史叛军作战，败而奔逃，被追上，颈部中敌人一剑，掉落马下。当时王穆的脖子几乎被砍断，按原书记载，只有喉管还连着。在昏过去一顿饭的工夫后，他竟奇迹般醒来，发现自己的脑袋垂在肚子上。

随后，出现了更令人震撼的场面：他用双手将自己的脑袋托起，放回脖子上，但由于几乎被砍断，所以刚一放回，脑袋又耷拉下来，让他一下子又昏死过去。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再次苏醒过来，把脑袋再托到脖子上。

这一次，他想了个办法，将头发散开，系在两边的臂膀上，固定住脑袋。固定好以后，他费尽力气，扶着自己的战马，一点点站起身来，正欲上马，由于动作过大，左边系臂膀的头发松开了，脑袋又一次垂至怀中。

可怜的王穆再次昏死过去。又过了很长时间，他再次醒来，已是后半夜。王穆又一次把脑袋系好，于心中默念：要是马能卧下来就好了。那通人性的战马就真的卧在了地上，让王穆去骑。王穆很感动，跨上马后，马慢慢地站起来，带着主人回奔到大营。

一路上，王穆的手一直在扶着自己的脑袋。

按记载，王穆这伤养了二百多天才好，但脖子上留下了一圈疤痕，而且头的位置稍微有些偏了。如果说这个故事让我们对近乎断颈后的人体机能产生了兴趣的话，那么邵进的故事就实在令人诧异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中，他复活了，此后邵进害怕周智光发现自己没死，担心再遭不测，就叫妻子派人告诉周：“邵进本是蒲州人，今欲还乡安葬。”

归还蒲州后，没多久，邵进脖子上的伤口就彻底平复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改名换姓，漫游各地。

再说周智光，当时仇家甚多，其中包括陕州节度使皇甫温。

有一天，皇甫温军中的监军宦官张志斌来华州，周智光轻待无礼，张志斌很不高兴。交谈中，谈到了唐朝大将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出自铁勒族，在当时属于比周智光更勇猛的战将，在镇压安史之乱中，为郭子仪的部下，无往不胜。大乱平息后，朝廷疑其有异志，仆固怀恩遂反攻长安，但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秋的进军中猝死。

张志斌说：“安史乱平，但时局艰难，我等应同心协力，可不要像仆固怀恩那样不听朝廷命令。”

周智光冷笑：“仆固怀恩岂有反状？即使他违命不到长安朝见，也是因你等鼠辈作威作福，让他心存疑虑。我本不想反，但听了你这番话，那就为你而反了吧！”说罢，叫人立马把张志斌人头砍下，剁其肉令他的随从吃下。

尽管妄杀朝廷命官，但长安的代宗皇帝依旧不敢对周智光下手，而是加以宽抚，升任其为尚书左仆射。“安史之乱”以后，中唐的情况就是这样，骄兵悍将，无惧长安。

直到大历二年，代宗才痛下决心，解决周智光的问题。

代宗秘密召见郭子仪的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叫他传诏给郭子仪，捕杀周智光。郭子仪的镇地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若传诏于郭，须过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这正是周光智的地盘。

赵纵小心行事，将秘信写于帛上，置于蜡丸中，遣家童间道而行，这才送至郭子仪军中。这一年，战神郭子仪已七十岁了。平息完“安史之乱”后，他又于两年前平息了仆固怀恩的反叛，此时正在军中休养。

接到密诏后，他随即起兵。对周智光来说，这仗没法打了。还未交战，他就被部下刺杀，献首级于郭子仪军中。

却说时光流转，三十年后，即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当年周智光军中的属下崔颙，已为官宋州，一日晨升衙，手下禀报，有一人投递名片，说是故旧。崔颙好奇，名片上的姓名，并不熟悉。于是召见。来人已是白发，落座后相视良久，缓缓道：“明公曾在华州刺史周智光手下，当年为我鸣不平……”

往事浮现，崔颙乃悟，来人正是自己以前的同僚邵进啊。

崔颙唏嘘良久，这是现实，又似梦境，其人当年已死，而今却活生生地坐于眼前。

无须多问，崔颙大宴故人，互相诉说三十年的遭遇，知邵进这些年一直漫游各地，做了自由自在的行脚之人。及至宴罢，崔颙想挽留邵进，后者婉拒，没办法，只好赠之以丝绢，以表情谊，邵进不受，拜别而去。

贞元年间，李师古于一日闲暇，宴请幕僚及宾客，宾客中有一位术士甲，善占卜，做预言。在席间，李师古好奇地问：“先生果真善预言未来？”

术士甲笑：“略知一二。”

李师古说：“那你看看在座之人，在未来几天内会遇到什么事。”说罢，指向他的部下皇甫弼、贾直言等人。

术士甲道：“十日内，这几个人均遇重祸！”

术士甲又指着李师道的一个部下王生说：“此君之祸更重，且与马有关。”

尽管人们都很惊诧，但毕竟以为是席间之谈，所以没过几天就将此事忘记了。

这一天，李师古的另一个部下魏某装修庭院，凿地为池，注入流水；又将挖出的土堆积起来，足有十数丈高，并在上面修建了亭子。

建成之日，魏某的同事皇甫弼、贾直言、王生等人前来祝贺。魏某于高亭上设宴相待。高亭上，极目远望，神清气爽，众人极乐。后来，大家都喝多了，灾难也来了。

高亭下所积之土突然坍塌！

众人都从上面掉下来，大多骨折。这些人里，正有那个王生，他的脑袋碰到了地上的角马木（即长钉），钉子穿脑而过，致其当场死去。

但下面的故事中，预言师不止一个，可以说人人都是预言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只要那位卢姓主人公一出现，大家不用猜，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主人公是个叫卢婴的书生，他客居扬州。

此人风神文采，冠盖淮南，人称卢三郎。如果仅仅如此，也没什么好奇的。说的是，卢婴“妨人”：他出现在哪儿，哪儿就有灾祸发生。比如去某人家做客，过不了多长时间，主人家的孩子或落井淹死，或被火烧伤。最初，人们还以为是巧合，但累以时日，发现并非如此，所以大家都躲着卢婴。

当时，一位叫元伯和的人在扬州任兵曹参军，负责该地区的军事和缉拿事宜。上任伊始，他就听说这里有个叫卢婴的人，慕其才，召见了他。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元伯和不怎么相信卢婴有妨人的功能。

这天中午，元伯和在厅堂设宴，属下、宾客皆至，由于卢婴也在座，所以大家都很紧张。不过，知道底细的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卢婴虽妨人，但只妨主人，也就是说有危险的是元伯和。

与其说这是一次宴会，不如说大家都在等待着异事发生。

宴会进行到最后，元伯和笑：“都说卢婴为异人，我看也和普通人一样啊。我家有没有孩子落井？”

“我家有没小孩被烧伤？”元伯和继续问。

元伯和对在座众人说：“你们认为卢婴奇异，灾祸之事均灵验，是因为你们命软，抵不过他。我怎么就没事？”说罢，元伯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正在这时候，元伯和的属下飞奔入内，称一队士兵包围了元府。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与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独异志》）

结果是：元伯和被逮捕，随后处死于街市。这不是军士哗变。灾祸的源头在遥远的长安。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当朝宰相元载因贪污受贿，被代宗皇帝下令抄家，判处死刑。熟悉唐史的人知道，元载是中唐重要人物，为人圆滑而有心计，先后协助代宗皇帝解决了两个著名的宦官鱼朝恩与程元振。

两个巨宦死后，作为宰相的元载成了朝中首要人物，结党营私，贪财无度，甚至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

代宗本来就以疑心重著称，面对权力和欲望日益膨胀的元载，他决定出手了。他不但处死了元载，而且抄其全家，直系亲属多受牵连。而元伯和，正是元载的长子。斩杀了元载后，代宗飞令传檄扬州，叫人逮捕元伯和，并就地处死。

不说元家之事，只说卢婴。像他这样的人，谁敢留在身边？

此时，陈少游任淮南节度使，主政扬州，听说卢婴之事，甚为好奇，冒险接见了他。见面后，即被卢婴的谈吐与博识征服，对手下说：“我当为朝廷举荐此人，非最高官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

当卢婴一行人西至潼关时，远望长安方向烽火连绵，问东奔路人，答：“长安出现大事变！途经长安去镇压藩镇之乱的甘肃泾原士兵因不满朝廷的待遇，突然发动暴乱，皇帝已逃往奉天县了！”

周围的人都望着卢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果卢婴仅仅是妨人，那么前推几十年，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发生在长安郊外的风景胜地曲江的事件，预示的就是一种宿命了。

讲述下面的事件前，先看看开元五年还发生了些什么事：

这一年，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收成不佳，正月时，太庙又突然坍塌一角，玄宗很不高兴，将先帝牌位移于太极殿，并为此辍朝五日；

未几，他去洛阳出巡，并宣布大赦天下；

同时，他寻访开唐功臣的子孙，无爵位者，一律晋封；

夏六月，杜甫的老家河南巩县暴雨不止，这一年，诗人五岁；

七月中，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攻击吐蕃，战而胜之；

秋九月，朝廷宣布恢复旧制，改名称浪漫的紫微省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

到了十一月，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来朝，娶永乐公主而归……

这样的记载放在波涛汹涌的史书中，当算得上是比较平淡了。但在这一年春，负责监视天象的司天监工作人员的秘密报告，让这一年的历史显得不那么平常了。

这天早上，玄宗刚起床，突接司天监秘奏，称昨夜观测天象，见群星异常。

玄宗惊问：“具体会发生什么灾难？”

司天监工作人员朝前走了几步……

皇帝听后，愀然色变。不说皇帝为什么惊讶，只说开元五年，有名新科进士，叫李蒙，与他同期金榜题名的还有另外三十七人。在以科举取士的唐朝，中了进士，就等于步入了官场，走上了仕途，这三十八人正是大唐精英所在。而李蒙，不但中得进士，还成为一名公主的女婿。

玄宗在得到司天监密报后，悄悄接见了李蒙的岳母，即那位公主：“最近如果有什么盛大聚会，尤其是新科进士组织的，千万不要叫你家女婿去。”

公主问因由，皇帝缄默。此乃天机，作为皇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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