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了我
一、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
有一个专门写恐怖故事的人，他很瘦，眉毛重重的，眼睛亮亮的。
现在我要给他起个名字，那就叫他周德东吧。
我就是周德东，周德东就是我。
这个名字还真是我自己起的。小时候，父母把很多带字的卡片摆在我面前，让我抓，我就选了这仨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创作，绝对大手笔，这仨字气势磅礴，不是一般人能排在一起的。
但有时候，周德东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
连我这样的人都有人冒充，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不如我的人多如牛毛。
在山西那个产煤的城市，有一天，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血案，有一个很瘦的人专门挖孩子的心，死两个了。案发后，全城大恐慌。变态者混进了盲流群，销声匿迹。
警方连夜大搜捕，他们在火车站带回一批又一批没有证件的人，最后关不下了，把一所职工学校也当成了临时拘留所。
一间房子里，关押着六个人，其中有个人长得很瘦，眉毛重重的，眼睛亮亮的，穿着一件怪兮兮的黄风衣，只有他好像不怎么害怕。他不像其他民工那样眼睛溜来溜去，他一直闭目养神。
天亮后，终于来了警察，一男一女。那男警察一脸横肉，和这群盲流比起来，他更像个坏人。那女警察长得不算漂亮，却很威风。
他们让六个可疑的人全蹲在地上。
男警察冲这六个人念了几段关于盲流的文件，神情很冷漠。他最后说，这次血案不同平常，所有涉嫌人员都要被收容，等查清案子，再把与血案无关者遣送。
这时，女警察发现那个很瘦的人在偷偷看她，她有些不高兴，大声说：“看什么看？低下脑袋！”
男警察注意到了这个人，朝他一指：“你，姓名，哪里人，职业。”
这个人平静地说：“周德东，东北人，作家。”
男警察不看书，他满脸揶揄地问：“作家？你有啥证明？”
男警察：“没有证明你就是盲流，现在很多盲流都是作家。”
说话间，那女警察抬头问：“谁说他是周德东？”
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又是一个读书喜欢记作者名字的人，（她甚至能记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巧她读过周德东的书，而且记住了周德东这个拗口的名字。
很瘦的人友好地朝她笑了笑，说：“我，是我。”
她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你的身份证呢？”
很瘦的人说：“我去考察西路军走过的地方。在古浪那疙瘩，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
她又问：“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书吗？”
很瘦的人就流利地说出了几个书名。
那个女警察对男警察小声说：“他是作家，我担保。”
男警察对很瘦的人挥挥手，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走了。”然后，他又讯问下一个。
很瘦的人走出关押地，长吐一口气。空气无比新鲜，女人真美好。
身后有人叫他：“哎——”原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他就停下了。
那个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可以吗？”
很瘦的人想了想，说：“可以啊。”
在路上，女警察告诉他，她叫房丽，她老公叫吴进忠，是个教师，他对文学很痴迷，写了很多年，就是发表不了。
她说：“周老师，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
很瘦的人说：“这事儿没问题。”
到了房丽家之后，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十分高兴，他忙前忙后，又递烟，又沏茶。
很瘦的人一坐下就开始谈文学，谈霍桑，谈博尔赫斯，谈伍尔芙，谈乔伊斯，谈斯蒂芬·金，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对虚构小说的疏远……
很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他饿瘪的肚子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甚至还打了嗝。当晚，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
次日，他离开的时候，小两口恋恋不舍地送他上路。
很瘦的人说：“你们就等信儿吧。”
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就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换上了。接着，她又拿出三百块钱，要他带上当路费。很瘦的人不要，房丽坚持塞进了他的口袋。很瘦的人就说：“以后我会还给你们。”
很瘦的人离开之后，房丽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道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那风衣上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渍……
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
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杂志，不知道是谁寄的，叫《云冈纪实文学》，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那个很瘦的人写的，讲的就是这件事，在文中，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
这个人署名爱婴。文后还有通讯地址，他是吉林公主岭人。
海南岛。椰子树，美丽的大海，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越来越薄的女人。
这一天，《特区报》编辑部来了一个很瘦的人，他说他是作家周德东，他说他的钱包丢了，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一点路费。
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不像现在，从网上一搜周德东的照片，就会出来几百张。
一个记者讽刺说：“我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他没你瘦，也没你胆大。”
很瘦的人有些慌乱，说：“我想你见的那个周德东是假的。”
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
很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小声说：“丢了，正在补办。”
那个记者又补充一句：“周德东也没你幽默。”
很瘦的人退到门口，还不死心，说：“我最怕的就是——假的被当成真的，真的被当成假的。”
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他已经不耐烦了，扬扬手说：“换个地方骗去吧！”
很瘦的人翻了翻眼，尴尬离去。
——这个人是我，真是我。
这次尴尬的经历，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那个夏天贼热，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
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可是，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现在，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定居北京，不再漂泊，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最近，周德东很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他的老家在天安县绝伦帝小镇，十八岁那一年他穿上了军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出来闯**世界。
这些年，他一直追名逐利，不能自拔，转眼已经八年没回老家了。
他想看看母亲老成了什么样子，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他想看看绝伦帝那一尘不染的天，他想在那个安静的小镇好好写本书——当然是恐怖故事。
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小说，可是写着写着，不自觉地就清高了，就深沉了，就成老师了，就装神弄鬼了。实际上，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就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黑土地演唱》上。绝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辖，在县城南边，一百里路。那时候，周德东在外面混出了一点小名气，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人见过他，但是都知道他是从绝伦帝小镇走出去的，作为家乡人，他们感到很自豪。
因此，这天下午当一个很瘦的人突然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说他是周德东，大家还不太信。
他刚进门的时候，文化馆的张弓键推了推眼镜，问他：“你找谁？”
这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他夹着一个很普通的皮包，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然后坐在了张弓键的对面，说：“我找馆长。”
“馆长去省里学习了，我是副馆长，有事你跟我说吧。”张弓键说。
很瘦的人和张弓键拉了拉手，大声说：“你好。我是周德东，绝伦帝小镇的那个周德东。”
他一边说一边递上他的证件。那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本子，深蓝色。发证单位：陕西作家协会。姓名：周德东。出生年月：1967年8月8日。籍贯：黑龙江。入会年月：1996年2月6日。发证日期：1996年2月6日。编号：755。
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有点像155。
张弓键一下就睁大了眼睛：“是你呀，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啥时候回来的？”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
周德东说：“刚下车，直接就上你们这里来了。”
“这次回来是体验生活吗？”
“我想静下心写一本新小说。”
“另外，我还想扶持一下咱县的文化事业。”
张弓键高兴地说：“那可太好了！”
周德东说：“我离开老家太久了，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这样吧，你们看看有没有好的文化项目，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我觉得行，立马投资。”
张弓键立即说：“我好好琢磨琢磨。”
周德东站起来，说：“我要赶回绝伦帝小镇了。我十天半月走不了，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送给我。我走了。”
张弓键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他带着文化馆的几个人，当天晚上请周德东吃饭。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饭店，叫“空中楼”。
他们是开着文化馆的吉普车去的，那车八成新。
在车上，张弓键留周德东在县城里多住几天。周德东说，他明天必须得赶回绝伦帝小镇。因为黑龙江电视台跟他约好了，明天在那里给他拍一个东西。
接着，他给大家讲起了他新构思的恐怖故事，讲到**处，把文化馆的两个女孩吓得连声尖叫。
这时候，他的移动电话响起来，把他的故事打断了。
他不太高兴地接起来：“喂，哪位？哎，你好……明天下午吧……没问题……我在绝伦帝小镇等你们……你是导演，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吧，越真实越好……嗯……嗯……再见。”
他挂了电话，继续讲恐怖故事……
一个叫金宝的女孩说：“周老师，我在《新青年》杂志上见过两句话，概括了您全部的特点——瘦比南山，千金不笑。见了您，果然是！”
他说：“瘦是真的，从小到大没胖过，怎么吃都不行。千金不笑就有点夸张，别说千金，捡一只镀金的戒指就喜笑颜开了。”
金宝又说：“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幅您的漫画，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
他说：“漫画嘛，肯定不像。”
喝酒时，大家都很高兴。
文化馆是个穷单位，大家整天混日子，心里都盼着能做点大事，而周德东就要给他们带来转机了。他们相信周德东有这个实力。
张弓键有点醉了。两个女孩也喝了很多酒。
周德东说：“对了，张馆长，我打算先去各个乡镇转一转，搜集点写作素材，你能不能开车跟我跑几天？我的车没开回来，特别不方便。”
张弓键：“没问题，就是车不太好。”
周德东：“就是个交通工具而已，我自己的车也不是什么豪华车。”
文人在一起喝酒，免不了要唱歌助兴。张弓键甚至搞来了一架手风琴，他为大家伴奏。大家就唱：“一更二更又三更，月牙挂高空。梁山泊呀，想念祝九红……”有高有低，有粗有细，有快有慢。
出了“空中楼”饭店，张弓键说：“明天咱们几点走？”
周德东说：“算了，不麻烦你了。”
张弓键诧异地问：“怎么了？”
周德东说：“你跟我四处跑，太辛苦了，而且我也感觉不方便，我喜欢一个人的状态。谢谢你！”
张弓键说：“你自己不是会开车吗？你自己开呗！”
周德东有些犹豫：“咱家这疙瘩的路实在太糟糕，我怕不适应……”
张弓键说：“吉普车皮实，你随便开。”
周德东想了想，说：“好吧，我明天早上来取车。”
张弓键回到家，酒醒了，他忽然想起金宝的那句话：“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幅您的漫画，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
他觉得有点唐突：就这样把车借给这个陌生人了？
次日一早，他打了很多电话，终于查到了周德东北京办公室的电话——《夜故事》编辑部。
在电话里，他听见周德东的声音跟那个人很不一样，他低沉的声音从雄伟的天安门脚下传来：“你好，哪位？”
“我是天安县文化馆的张弓键副馆长，想跟您核实个事儿——您在北京吗？”
张弓键说：“周老师，有人冒充你！幸亏我打了这个电话！”
周德东说：“他长的啥样？”
周德东说：“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人。”
张弓键说：“反正我知道他不是您就行了。”
接着，张弓键在电话里和周德东又聊了一阵子。他热情地邀请周德东回天安县来，周德东也表示他最近很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
张弓键说：“您回来辅导辅导咱县的文学爱好者。”
周德东：“忙完这段儿，我一定争取回去一次。大约下月一号吧。”
最后，周德东说：“张馆长，冒充我的人肯定是了解我的人，了解我的人基本上是喜欢读书的人。都挺不容易的，如果他仅仅是混顿饭，骗个路费什么的，把他揭穿了，警告警告他就算了。你看呢？”
“噢，那就得报案了。”
放下电话，张弓键报了案。
骗子没说过他住在哪个宾馆。警察就在文化馆周围布控，等骗子落网。骗子可能嗅出了危险的气息，他一直没有出现。
这个对周德东了如指掌的人神秘地消失了。
第二个月一号，周德东准时回来了。那天万里无云，天蓝得不像真的。
他一进门，那个叫金宝的女孩就高兴地叫起来：“这才是那幅漫画上的周德东！”
骗子满面红光，而眼前这个真正的周德东脸很白，甚至让人觉得那是短命的征兆。那当然是他常年伏案贪黑写作的结果。
那次，周德东为天安县各乡镇的文学青年讲了三天课，没收任何报酬。
其实，他并没给大家讲写作技巧之类，他仅仅是向大家灌输一种精神，一种打不倒压不垮击不败的精神。他讲起他的经历，讲他如何一路打拼，从村到镇，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省到京。讲他当记者的时候因披露真相被追杀，讲他在戈壁草原放羊的时候差点被沙尘暴吞没。讲他生过多少次，死过多少回……
有很多文学青年都听哭了。
学习结束后，周德东给一百多位学员每人发放了一本他写的恐怖故事。凭大家的经验，这是作家卖书的好机会，可他们错了，周德东没收一分钱，都是赠送的。
而周德东住的是县城最好的宾馆，吃住都是自费。张弓键曾提出要用文化馆那点有限的经费给他报销，他怎么都不同意。
这期间，天安县主管文化的副县长派秘书三请周德东吃饭，均遭拒绝。
第四天，周德东离开了天安县，他说他要回绝伦帝看他妈，然后就得回北京去，他还有一摊子工作……
这个周德东要多好有多好：有才华，没架子，视钱财如粪土，不媚权势，还很孝顺……
——这是一个最恐怖的事件。
我告诉你——因为这个脸很白的周德东不是我。
二、多年前的一张陌生人照片
我和另一个木偶互相尖叫
张弓键到北京旅游结婚，他带着新婚太太到编辑部看望我。
他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他。
他坐在我的对面，亲口对我讲了前面那个脸很白的周德东的故事。
我问他当时打的电话号是多少，他说了八个数，那确实是我的电话。可为什么和他通话的是那个人呢？张弓键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正巧他溜进了我的办公室？
叫爱婴的那个人冒充作家是为了逃避收容。
那个要扶持天安县文化事业的人是为了骗车。
哪个人都有实际的目的。
而这个神秘的人是为什么？
《新青年》曾经在封三刊登过我的漫画，我见过，画得特别像。接到那本杂志的时候，我还感叹半天，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后来，我专门问过那家杂志社的编辑陈大霞，问她那个漫画是谁画的，她说是他们的一个美术编辑照着我的照片画的，她还告诉我那个美编姓肖。
金宝说那个人跟漫画上的我一模一样，就说明他和我很像。
张弓键惊恐地对我说：“太像了，根本分不清！如果您不是这样严肃，我还以为您跟我开玩笑呢！只是……”
他犹豫了一下，说：“……只是他的脸很白，比我还白。”
张弓键的脸就很白。比他还白？那还是人的脸吗？
他补充说：“他是那种没血色的白。”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请张弓键和他新婚的太太吃了顿饭。他太太叫花泓，长得挺漂亮，好像在县政府工作，文秘之类。
送走张弓键副馆长之后，我一直都在想那个人的长相。
假如他仅仅是长得凶恶，我不会如此害怕。因为，那种危险是大家共同的危险。而现在，他仅仅是长得像我，没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没人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没人帮助我。就像一个小孩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正一步步朝他逼近，但是大人却看不见，继续在灯下织毛衣……
还有令我不解的——他竟然有我的身份证！伪造的？当然，现在连**和处女膜都能伪造，造个身份证更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似乎并没想干什么坏事，为啥下这么大功夫？
我苦思冥想，越想越玄乎。
虽然我的职业是写恐怖故事，但是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故事。
可是，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安排——正像我说的，写恐怖故事的人早晚要遇到比他的想象更恐怖的事情。
现在我就遇上了，这个恐怖故事刚刚开演。
其实我的胆子并不大，我很害怕现实中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假如生活中有个陌生人一直怪怪地盯着我的眼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超过半小时，我会跟你一样，最后落荒而逃。
这世上的事，世下的事，我搞不懂，咱们都搞不懂。
但是，我是一个恐怖小说家，我必须表现得很硬气，神经很茁壮，生命很阳刚。
这算是一种职业道德吧。
读者在看恐怖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把作者当成参照物。大家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接受暗示的动物，如果他们知道，对他们说“不要怕”的人，其实心里更怕，那他们怎么办？
我除了要在故事中做一个榜样，而且我还要尽量满足读者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种要求（除了向我借钱）。我的信箱请在另一本书《三减一等于几》中查找。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一张旧照片。
有一年，海南电视台有个导演，飞到古城西安（当时我在编《女友》杂志），要把我这个苦孩子的经历拍成电视剧，八集。他把名字都想好了，那名字很俗，在此不提。
当时《女友》杂志上还登过一启事，为这个电视剧选男主角和女主角。
女主角八个，一集一个。男主角当然是我，我当然是一个。
报名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都装着照片和简介。那些信堆了半个房间。有两个编辑专门加班帮我拆信，每天都干到很晚才回家。
这天夜里，有个编辑突然叫起来。我问她怎么了，她举起一张照片说：“这个男的跟您长的真像啊！”
我接过来看了看，果然像！
另一个编辑看了后，朝我鬼鬼地笑。
他说：“周老师，您别开玩笑了。”
我说：“我开啥玩笑了？”
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张照片是您自己寄来的，逗我们玩儿，对不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咳，真不是我！”然后我对发现这封信的那个编辑说：“你把信封找来。”
她就把那信封找来了，上面的地址是遥远的北京……
难道在天安县文化馆成功冒充我的人，就是照片上的人？
我努力回忆，那个信封上的通信地址好像是一个叫《卖》的报社，我当时对这个报纸的名字赞不绝口，我说：“一份全是各种商品信息的报纸，名字叫《卖》，多好啊——《卖》报《卖》报”！
不过，我怎么都想不起照片上那个人的名字了。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决定去《卖》报找找他。
我要找到这张多年前照片上的人。
我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呆久了，很熟，我很快就找到了《卖》报社。那是一座写字楼，里面有很多公司。我走在楼道里，东张西望。
有个矮个男人迎面走过来，他跟我打招呼：“曹景记，你回来了？”
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记！
我急忙说：“我不是曹景记，我找曹景记。”
那矮个男人走近了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他惊叹道：“嘿，你和他长得真像！对不起！您是他弟弟吧？”
他斜着眼睛看我，得意地笑了：“那他就是您弟弟了。”
“也不是。”我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饶舌的人，于是绕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直接问：“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他说：“您不知道？他半年前就跳槽了，那段时间我不在，我表姐生病了……”
我急切地问：“他去啥单位了？”
他说：“一个影视公司，好像叫什么……24小时，听说他去当副总经理，而且薪水特别高……”
我说：“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行吗？”
他说：“你等等，我去采访部问问。他原来一直做记者，是个很敬业的记者……”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过了很长时间，这个热心的矮个男人才出来，他说：“真抱歉，曹景记跟他们都断了联系……”
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就是他！
最后，我终于没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之后，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
其实，这根针就在我脚下——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闲聊，说起了这件事。他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呀，前不久，他们还找我写过一个本子呢。”
我眼睛一亮：“他们在哪儿？”
他说：“好像就在你的编辑部附近。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诉你。”
晚上，我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详细地址。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旁边，三环路上。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
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像。
一个职员告诉我，曹景记一个月前就神秘地辞职了。而且，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一个月前正是假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间。
我问那个职员：“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那个人说：“我几个月前去他的住处取过一次资料，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那儿。”然后，他把那个地址告诉我了，是玫瑰居一带。
来到玫瑰居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亮了，个别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眼珠。
那是一个很旧的楼，所有的窗户都没有光亮。
我慢慢地爬上去。楼梯很黑，有一股霉味。我在走近一个可怕的谜底。
楼道里没有灯，暗暗的，一片死寂，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
我来到最高一层，凑近门板看门牌号。
没想到，这扇门竟然自己慢慢拉开了！
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
他的脸很白，是那种没有血的白。
我先说话了：“你是曹景记吗？”
我说：“我叫周德东。”
他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几年前，你不是给《女友》杂志社寄过一张照片吗？”
他皱皱眉：“什么《女友》杂志？我根本不知道。”
我想了想说：“我是个作家，写恐怖故事的，我可以进屋跟你聊聊吗？”
他也想了想，然后说：“你想进就进吧。”
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一看住的就是那种随时要搬走的人。屋子一角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房顶有一只很小的灯泡，昏昏黄黄。
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那帘子是黑色的，好像很沉。
他坐在了我的对面。他没有给我倒水，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他盯着我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继续盯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我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我有点紧张。
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
我装做没事一样说：“我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因为你跟我长得特别像，所以印象十分深刻。现在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想起你，就找来了。”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你找我费了很大劲儿吧？”
他说：“真是怪了，我根本没寄过什么照片。”
我说：“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接下来就没什么话说了，很静。
为了掩饰尴尬，我假装左顾右盼地打量他住的这个房间。
我说：“这房子采光不好吧？”
他也四下看了看，说：“无所谓，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搬走了。”
我忽然想到，他随时都可能在我的视野里消失，如果我现在不问清楚，也许就再没有机会了，而那个冒充我的事件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我鼓了鼓勇气，说：“曹景记，我问你一件事，你别介意啊。”
他会意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有事。”
我看着他的脚尖，突然问：“前一段时间你去没去过东北？”
“去过。”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怎么知道？”
我避开他的问话，继续问：“是黑龙江吗？”
他想了想，说：“是。”
我又问：“你去干了什么？”
这句话中加个“了”，味道就变了。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他摸了摸鼻子，说：“我去抓一个骗子。”
我皱了皱眉：“你去抓骗子？”
这时候，他又摸了摸鼻子：“那时候我刚刚调到公安局，正巧接到一个诈骗案，罪犯嫌疑人跑到黑龙江去了。我去了后，却扑了个空……”
然后他又盯住我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黑龙江？”
我毫不信任地说：“我实话实说，不想绕弯子，那段时间，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在黑龙江冒充我，我怀疑是你。”
说完这句话，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
他并没有吃惊，只是说：“是吗？那不是我，你又搞错了。”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警官证，在昏黄的灯光下递给我：“我现在是警察，不可能冒充你。”
我揶揄道：“那个骗子还有我的身份证呢，所以，我看你的警官证也没什么用。不过，这个冒充我的人到那里并没有骗钱财，反而干了些好事。我之所以查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很怪。”
曹景记说：“那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他又问：“他去的是什么地方？”
他说：“我去的地方是方圆县。”
我说：“这两个县挨着，太巧了。”
曹景记站起来打开门，我看见来了两个穿警服的人。那一瞬间，我应该想到是曹景记犯事了，警察来抓他。可是我没有那样想。我当即认定他们是曹景记的同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被曹景记施了法术的纸人，因为他们的脸也都很白，白得不正常。
曹景记低低地对他们说：“进来吧。”
然后，他对我说：“这都是我们刑警队的同事。”
他们是警察？我觉得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个电影，两个人害死了两个警察，把他们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跟这两个人还真像。
我观察着他们的脸，他们的神情都有些怪，飘飘忽忽的。
他们进了屋，都坐在了沙发上，并不说话。他们坐在我和门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四条腿挡着我出去的路。
曹景记把门关上了，动作就像他打开时那样轻。
我一下想到，我可能真的不会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
曹景记指指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他。”
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没有一点笑意，他问曹景记：“这是你哥哥吗？”
另一个说：“那就是你弟弟。”
曹景记说：“我哥和我弟长的其实并不像我。”
那两个人感叹起来：“你俩真像。要是你当他，或者他当你，肯定没人能认出来。”
这句话让我哆嗦了一下。我看看曹景记，连忙说：“熟人还是能区别出来的。”
曹景记突然对我说：“要不，咱俩就换换？”
他说：“就是我当你，你当我呀。”
我挤出一点笑，带着讨好的味道：“你真会开玩笑，当一个作家多辛苦啊。”
曹景记对那两个人也挤出一点笑，说：“你们觉得呢？”
那两个人都挤出一点笑，说：“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玩。”
这时候，墙上挂的破钟敲响了，声音很刺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丧钟为谁而鸣。
我鼓了鼓勇气说：“曹景记，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他说：“那好吧。”
我说：“有空你去我的单位玩儿。”这完全是一种客套，我没给他名片，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也跟他们打招呼：“再见。”
“再见。”他们是一同说的。
曹景记说：“我送你。”
曹景记说：“不行，楼道太黑了。”
出了门，他轻轻把门关上，然后他低低地说：“要是你发现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你立即通知我。”
“噢。”我随口说。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送我到了楼梯口，有了点光。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很吓人。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我低头匆匆走开。
出了那个旧楼，我感到无比孤独。
一个人，匆匆走过，看了我一眼。他也许是小偷，他也许在对我说：小偷向您提示，谨防警察。
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中，四周的座位都空着。帷幕慢慢拉开，台上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束惨白的光，从舞台后直直伸出来，照在我脸上。我看不清四周。一个恐怖故事要开演了……
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
这天下雨了，外面雷声阵阵。
我躺在**，走在去往梦乡的半路上。亮起一道闪电，雪白的墙壁上，出现一个人在电脑前打字的侧影。闪电一灭，那侧影就被黑暗吞没了。
我打了个冷战，坐起来。
是梦。幸好还有这样一个借口。
一个人经常到编辑部投稿，时间一长跟我就熟了。他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几次邀请我去他们学校搞一次讲演，主题是“恐怖文化”。
他叫许康，他的脸也很白。
大热天，他挤公共汽车，满脸是汗。
我说：“我去，就这几天，时间你安排吧。”
他极其高兴，说：“周老师，谢谢您！”
两天后，我真去了。我穿一件挺做作的黑风衣。
路上塞车，很严重。好像有一辆汽车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有伤亡。因此，我到那所大学，已经很晚了。
我进去的时候，学生们都等在那里了。有几百人。
我快步走上讲台。许康介绍我，说我是作家，那些可爱的学生就用力鼓掌。
我说：“恐惧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占据很大空间。人生来就有恐惧。婴孩脱离漆黑、温暖、宁静的子宫，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临死的时候，对黑暗、消亡、未知充满无望的恐惧。恐惧潜伏在人类的心理经验中，滋生于人类的想象中。”
我说：“人类的安详永远低于人类科技水平的最上限。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科学太渺小了，像漂浮的一粒尘埃。因此，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
我说：“人类的恐惧和人类的想象成正比，恐惧感越强烈想象力越发达。”
我说：“东西方的恐怖文化不太一样。西方更倾向于外星人，机器人，刑事犯，那是某种物质的恐怖。在东方，在中国，更倾向于鬼魅——鬼魅包括莫名其妙的事情，不可解释的现象，隐隐约约的神秘的不可抗力等。那是某种精神的恐怖。就像中西医的区别。前一种恐怖不绝望，似乎总可以抵挡，用智慧，用技术；后一种恐怖常常不可救药，从内部摧毁你。”
我说：“我写恐怖故事的理念是——展示恐怖，分解恐怖，战胜恐怖。”
这时，靠近门口有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拿过麦克风问：“周老师，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他说路上塞车，他刚刚赶到，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
我说：“差不多。不过，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也不要怕，只要追查，一定有一个周德东是假的。”
那个学生惊惶地说：“周老师，我不是打比方，真有一个周德东在门口，他和您长得一模一样。”
我想到以前发生在天安县的那件怪事，我的心一抖。难道是那个一直飘在阴暗之处的另一个神秘的我又出现了？
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很吃惊，大家交头接耳，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看。
坐在第一排主持这次演讲的许康也摸不着头脑了，他站起来走过去，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站在我旁边小声说：“确实来了一个周德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康：“已经走了！他听说您在这儿，很生气，说您是假的，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就气咻咻地走了。”
我问：“他长的什么样？”
许康上下看了看我的脸，说：“他跟您长得特别像，也穿着黑风衣，真是怪死了！只是……”
“只是他的脸比您白。”
听完这些话，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坐在台上，我张大了嘴巴，回不过神。
教室里的人**了一阵，终于安静下来，静静等我说话。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端正了一下姿势，装作很平静地说：“刚才是个误会，没事了。”接着我说：“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这时候，那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又站起来，用麦克风问：“周老师，我一直以为，写恐怖故事的人应该是最勇敢的人。可刚才——请原谅我的直率——我觉得您害怕了。”
这句话很尖锐。下面有些**，有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面看，想看看说话的人长得什么样，还有一些学生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说：“没那么严重。不过，我确实有点紧张，因为，我担心我是假的。”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的都市灯火，一路都在想，想那个脸上没血色的周德东。
有个女孩叫毛婧，她19岁，家住山东长岛。
那个县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很封闭。那里的人要走出来，得坐大船。
毛婧有一个表叔在北京，但是两家多少年都没有来往。毛婧想投奔这个表叔，在北京找个打工的地方。
毛婧是第一次出远门，她在济南换车时，挎包不小心被偷走了，她一下就变得身无分文，连身份证都丢了。
她坐在火车站广场上，举目无亲，回不去长岛，去不了北京，就哭起来。
她哭了很长时间，没想出任何办法。
天黑了，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时走过来一个老头，他好奇地打量毛婧。毛婧脸上的泪痕未干。
毛婧见那个老头像父亲一样和善，就支支吾吾地开了口：“大伯……”
那个人停下，听她说话。
“大伯，我的钱丢了，您能不能给我买个面包？”
那老头立即冷了脸，说：“我凭什么给你买面包！”然后，他转身就走了。走出一段路，还回头怀疑地看了看毛婧。
毛婧脸红到脖子根，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她，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受了这次打击，她再也没有勇气张口讨要了。
她觉得特别累。她想，在想到办法之前，一定要减少消耗能量。
于是，她走进候车室，打算找个地方睡一觉。
候车室里很嘈杂，很拥挤，没有空位。她只好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枕着她装着衣物的包袱，侧身躺在地上。
她的眼前到处都是行走的脚，乱哄哄。她的耳朵里充满火车站特有的那种让人疲倦的嘈杂声音。
她的心里涌上无家可归的悲凉。她闭上眼睛，两滴委屈的泪又渗出来。
这时她闻到一股香味，睁开眼睛，她看见了离她的脸很近的地上滚过来半个面包。
是一个孩子掉的。那孩子大约一两岁，没拿住，掉下来。他妈说：“脏了，别捡了，吃鸡蛋。”
毛婧悄悄伸过手去，刚刚把那半个面包拿到手，就被另一只手夺去了。毛婧抬头看，是一个男孩，大约十四五岁，是个脏兮兮的乞丐。
他恶狠狠地瞪了毛婧一眼：“这是我的！”
毛婧愣愣看着他，不敢跟他争，看着他把那把个面包拿走了。
她又一次强烈地感到了饥饿。
这时，她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梦一样的声音：“姑娘，你饿了？”
她回过头，看见一个脸很白的男人正蹲在她的身边，平和地看着她。
毛婧戒备地坐起来，没有说话。
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人笑了笑，说：“你别怕，我是个作家。”
接着，他拿出编辑部的工作证给她看了看，说：“我是写恐怖故事的，我姓周。”
听说是作家，毛婧好像有点放下心了，她从小就想当作家。只是她对这个作家的脸色有点恐惧。
她说：“我的钱被偷了。”
那个人问：“你要去哪里？”
毛婧说：“我去北京，找我表叔，他在公交公司工作。”
那个人说：“我正好回北京。你跟我一起走吧，我给你买票。”
毛婧想起在杂志上看到的人贩子，变态狂，有点怕。可是，他是她遇到的惟一的好人，他是她惟一的机会，要不然她就会流落街头，结果可能更惨。
她想了想，说：“那谢谢你了。以后我有了钱，一定还你。”
那个人淡淡地说：“没关系。”
这时有两个本地人走过来。
他们拎着一些水果，塞给那个脸很白的人，然后三个人就说起话来。看样子他们是来送他的。毛婧细心聆听他们的谈话。
“周德东，你回去就把稿子寄过来。”
“如果有什么变化，提前打个电话。”
毛婧就跟这个脸很白的人走了。
上车后，他领毛婧到餐车上吃饭。毛婧顾不上斯文，狼吞虎咽。吃着吃着，她发现那个作家没有吃，他坐在对面，静静地看着她。
在灯光下，毛婧感到他的脸更白了，好像血已经被人吸干。
“可是你晚上还没有吃饭呢！”
“我一天吃一顿就够了。”
毛婧吃完饭，他们回到铺位，聊了一阵儿。那个作家问了一些她家的情况，以及她到北京的打算。他简单对她讲了讲在北京求职应该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
他睡上铺，毛婧睡下铺。
半夜时，毛婧醒了，她去解手，回来时，她无意朝上铺看了一眼，看见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看着她。
躺在铺位上，她一直在宽慰自己——也许这个好心的作家失眠了，一直在构思他的恐怖故事……
到了北京，那个作家先把毛婧领到了他的住处。那地方好像离市区很远，一个挺孤单的院落，院墙外的草很高，也没有人割。
进了门，他说：“昨晚你在火车上肯定没睡好，你先躺**好好睡一觉吧。我打电话帮你找你表叔。”
盛情难却，毛婧走进他的卧室，躺在**，闭上了眼睛。
那个人在外面把门关上了。
她隐隐约约听见他在打电话。她觉得他就像她的爸爸，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她没有担心这个男人会把她怎么样，她感觉他不是那种人。她更没有想这个人会不会害死她。她甚至想，假如他这时候走进来要和她干那种事，她也许不会反抗。
然而，那个人没有进来。
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这个作家躺在一堆汉字中。那堆汉字是白色的，密密麻麻，十分干燥。
她俯下身，突然发现那些文字都是一种怪怪的苍白的虫子！
它们慢慢把他覆盖了！它们太小了，毛婧看不见它们的嘴，她只看见有一丝一丝的红色向它们的身体里渗透，那红色一点点扩散，越来越鲜亮。
他一动不动，好像冬眠了似的。整个过程又好像是他的一种必须的宣泄，而那些苍白的虫子就是他宣泄的手段。
过了好久，那些虫子渐渐变得通红，红得晶莹，红得饱满，红得透亮。它们慢慢地四散开来。
毛婧看见他的脸更白了，像个死人。但是，他的眼睛还在缓缓转动。他轻轻地对她说：“你怕吗？”
遗憾的是，她没有跑掉，她还躺在**。醒了后，她看见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正在她眼前定定地看着她。
那个人轻轻地说：“你表叔已经找到了。起来吧，我送你去找他。”
毛婧爬起来，拿起包，跟他走了。外面的太阳很好，但是她好半天都没有从那个梦中回过神来。
他和毛婧打了个出租车，走了很长时间，才进入繁华的市区。又走了好长时间，才拐来拐去地来到一个大院前。
他对她说：“你表叔就在这个单位，你去吧。”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叠钱，塞给毛婧。毛婧说什么都不要。
他耐心地说：“你找的这个人不过是你的表叔而已，而且多少年都不来往了，其实挺疏远的。你是一个女孩，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到了他家里一定很难堪。拿着！”
毛婧低着头把钱接过来。她觉得他真是善解人意，眼睛不由湿了，说：“谢谢你，周哥。以后，只要我在北京留下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他说：“如果以后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再来找我。”
她下车后，又透过车窗对他说：“周哥，你以后千万要注意身体，你的脸色不好……”
他笑了笑，说：“没事，我天生就这样。好了，再见。”
“再见！”毛婧依依不舍地走了。
不久，毛婧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
一个月后，她找到那个好心人工作的编辑部，看望他。
当时我正在西安出差。我的助手给我打电话，对我说了这件事。我的心思顿时就乱了。我对助手说：“你让她明天再来。”
当天我就飞回了北京。舷窗外的云朵刺人的眼，像白色的海洋，无边无际，十分诡异。悬空的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恐惧感越来越浓烈……
第二天，毛婧果然来了。她见了我，高兴地说：“周哥！”
我很吃惊，对她说：“你见过我？”
她说：“周哥，你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我说：“我没见过你。”
毛婧着急地说：“我是毛婧，在济南火车站，你为我买的票，你忘了？”
我想她肯定是遇到了那个神秘的人，就说：“你好好看看，是我吗？”
我说：“你再看看，到底是不是我！”
她认认真真地看了我一会儿，还是说：“没错呀！”
她越肯定，我心里越感到害怕。
我提示她，注意我的五官，眼睛，身材，声音，表情习惯……
她反反复复打量我，同时追忆脑海中的那个人。最后，她似乎有点犹豫：“好像是你……只是那天你的脸色不如今天好。”
我步步紧逼：“你肯定一下，到底是不是？”
她想了半天，终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发冷的话：“好像又画了一个你似的。”
那是一幅错误百出的地图
我决定：带毛婧去见曹景记。
这样，很轻易就可以证实以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不是这个警察所为。
我领着毛婧，走近曹景记居住的地方，心“怦怦怦”乱跳起来。
还是那座很旧的楼，在一群新楼中间像一个乞丐。
还是那条黑糊糊的楼道，没有一个人影。
我们来到曹景记的门口，我倒吸一口长气，敲响了他的门。本来我告诉自己轻一点，可那声音在空****的楼道里还是显得很响。
那扇门“吱呀”一声开了。
不是曹景记，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她的牙都掉光了。
我问：“曹景记在吗？”
她仔细看了看我，说：“他搬走了。”
我的心更加烟雾蒙蒙，为什么这么巧？
我又问：“他搬到哪里你知道吗？”
老太太冷冷地说：“不知道。”然后她就不客气地关上了门……
第二天，我给曹景记的单位打电话。一个人告诉我：“他休假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上班，那个人说：“不知道。”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又给曹景记的单位打电话。他上班了！
我紧张地说：“曹景记，我想跟你谈件事。你搬到了啥地方，能不能告诉我？”
他竟然极其爽快地说出了一个地址。
然后，我跟他约时间。他说下班后吧。在北京这座大得没边又处处塞车的城市，下班之后就意味着离黑天不远了。
那天，我又一次约来毛婧，在黄昏时来到了曹景记新搬的住处。
又是一座很旧的楼，楼道里依然很暗。毛婧紧紧跟着我。
我一步步走近他的房门，心里更加紧张。我真怕他开了门之后毛婧脱口喊出：“就是他！”……
来到那扇门前，我看见门板上有一张纸条：
周先生，实在对不起，刚刚接到刑警队通知，突发一个案子，我今夜出发去南方执行任务了。待我回来之后再约吧。
我对着那张纸条怔忡好长时间。
一周后，我领毛婧再次去他家，那张纸条还在门板上贴着。
一周后，我和毛婧又去了一趟，他还是没回来。
一周后，我继续去找，他仍然不在。
我甚至怀疑他留给我的那个电话根本不是刑警队的电话。
可是，我没有放弃，我一次次带毛婧在黄昏的时候去找他。后来，我发觉我的行为好像已经是一种惯性了。因此，当他突然打开门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被吓了一跳。
这次不是黄昏，是半夜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探视的时间。
他正巧急匆匆地走出来，让我们撞上了。他背着包，好像要出去。
这个像影子一样飘忽的人终于被我们锁定了。
从打开的门板看进去，他新搬的这个家里还是很简陋，房顶的灯泡黄黄的，一点都不亮。屋角还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
他站在门口愣愣地看我。逆光。
我竟然一时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干咳了一下，说：“实在抱歉，我找你还是想对证一下那件事。”
他看了毛婧一眼，然后对我说：“你们进来吧。”
我没有动，只是对毛婧说：“你看看，是他吗？”
他好像不明白怎么回事，直盯盯地看毛婧。
那一刻我甚至想，假如毛婧说出一个“是”字，他会不会突然掏出他的枪来。如果他有的话。
毛婧迟疑了一下，说：“不是。”
我不太甘心地对她说：“你好好看看！”
她又认真地看了看他，最后还是摇头。
他问我：“那个人又出现了？”
我无精打采地垂下头，说：“是的。”
他又说：“进来说吧。”
我说：“不了，我还得把她送回去。”
他似乎很同情地叹了口气。可我仍然觉得他不怀好意。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他想了想，说：“好吧。”
走出几步，我回过头，有点犹豫地问他：“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天，我问你去没去过东北，去干了什么，你为什么显得有点紧张？”
他说：“你知道我要抓的那个诈骗犯是谁吗？——他是我爸。你肯定不信。”
从这天起，我感到更加危险了。
如果曹景记就是那个人，那至少我在明处还见过他。看见了的东西就不会感到那么恐怖。可是，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曹景记很可能不是他！
那个神秘的人一下变得更加遥远，更加诡秘，更加叵测。
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人，另一个我，他在没有我的地方，认认真真地扮演着我。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清晰。他只回避我一个人。
我感觉，他好像一直都在暗处看着我。我随时随地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只是他忌讳和我真实地面对面。
我的精神世界被阴霾笼罩了。
我觉得他的全部阴谋就是让我永远弄不清真相。最大的恐怖就是永远没有谜底。
前面我说过，其实我的胆子并不大。我最怕有一个人一直看着我，我不清楚他的目的，我看不透他的表情……
生活中，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
这天半夜，又打雷闪电下雨了。
我没有睡，我还在苦苦追想——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甚至觉得他真的就是另一个我。一个我在明处，一个我在暗处，他和我是两个相反的东西。
假如见了，就像两块带着异性电的云撞在一起，就会电闪雷鸣，就会天崩地裂。若真是这样，我又担心哪天他不小心突然撞在我怀里……
一道闪电，我警觉地看了看那面雪白的墙壁，一个人打字的侧影又出现了。我猛地睁大眼睛，幻影消失，黑暗无边。
那一夜，我一直没有睡，我一直在胆战心惊地想这样一个问题：黑色的墙壁能不能写上影子？墙壁为什么一定是白的？
早上，太阳光芒万丈，昨夜的雨像梦一样过去了。我双眼猩红，不想起床。太太见我沉默寡言，就问我：“你最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心情不太好。”
太太关切地说：“你最近身体可能有问题，脸很白，得到医院检查一下。”
她说“脸很白”的时候，我惊了一下。
有一天，他会不会一点点演变成我？
有一天，我会不会一点点演变成他？
这天夜里，墙上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
前些日子，我妈突然打个电话来，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但从小就给人了。我妈说：“你走南闯北，能耐大，能不能去找找他？”
我小的时候总生病，大人对体弱的孩子更疼爱，因此大人从小就偏向我。
一个留山羊胡的算卦先生路过，到我家讨水，我妈请他给我算一卦。
算卦先生用他那双似乎透视幽明的浑浊小眼，在我和那个孩子的脸上扫来扫去，接着，又闭目用细长的手指掐算半天，好像看见了什么，大惊小怪地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另一个孩子克我。
他阴虚虚地对我妈说：“这两个孩子前世是冤家，他们是同归于尽的，他们死后冤魂还整日纠缠在一起，互不相让。后来，他们又一同投胎……”
他又说：“那个比这个凶，因此他就克他。他们出生时，这个都争不过那个——那个先出生，对不对？”
我妈只是把我俩的生辰八字告诉了他，并没有告诉他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因此，我妈很信服，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除。
算卦先生说：“只有让他们分开，永不相见。”
一个偶然路过的人随便胡诌的一句话，竟然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一生。后来，父母商量了好多天，终于忍痛割爱，把另一个孩子送人了，送给了一个收葵花子的客商。
那时候，乡下人生个孩子像下个蛋一样。那时候的孩子可不像现在这样金贵。
可怜我那个双胞胎哥哥，他仅差一天就没有在家里过上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生日……
我为自己抓到了名字，他就丧失了这个权利，随我叫周德西。
之后，我家又搬了多次家，互相都找不到了。
在这个沉寂的夜里，我忽然想起这个周德西，忽然想起这个前世的冤家，恐惧感又一次充斥我的心头。
我终于排除了一些错误的判断，注意力集中到了周德西身上。
可是他在哪儿？他沦落到了什么地方？
老实讲，这个周德西比曹景记更让我感到恐怖。
因为他从小就下落不明。
因为人世茫茫，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在什么方位。
因为他和我身体里那种神秘的血脉联系。
我打开夜灯，颤颤地给母亲拨电话。
母亲睡了，我把她惊醒了。她说：“深更半夜，你有啥急事呀？”
我说：“妈，我还想听听那个周德西的事。”
母亲似乎抖了一下：“你怎么突然说起他？”
“你别管了。我遇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必须要找到他。”
“后来我想了，其实你不可能找到他，算了。”
“那个收葵花子的客商是哪里人？”
“你再想想，是哪个省？”
母亲是乡下女人，根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省。她想了半天，说：“好像是一个叫尤溪镇的地方。”
这一夜，我从母亲那里只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尤溪镇。
从此，我开始查找这个地方。终于，我在一张地图上看见浙江省临海市有一个尤溪镇。
那个客商是这个镇的人吗？他东南西北到处漂泊做生意，最后有没有回到这个地方？三十多年了，连太阳都变了颜色，他一直没有搬迁吗？他有没有把周德西再送人？周德西还活着吗？
为了删除生命里的阴影，我找去了。
我千里迢迢终于来到尤溪镇。
我在那个镇上住了一个多星期，走访了无数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几十年前谁到东北去收过葵花子，更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从东北带回来的孩子叫周德西。
我绝望了，我想返回了。
这天，我偶尔听旅馆门口一个卖水果的女人说，她原来是尤溪镇下面一个村的农民，她家那里有个人好像是从小被人从东北抱回来的。但是他不叫周德西，他叫张天戌。而且他三年前就已经搬到另外一个村去了。
我抓住这个线索，立即问清了张天戌现在住的那个村的位置。
一打听，这里果然有个张天戌。他住在村头第二家。
我走向张天戌住的那间红砖碧瓦的房舍时，忽然好像有什么感应，我觉得他就是周德西。当时，我的心像一团麻，用一句老话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
据说这是一个克我的人。
这是和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生的人。
这是我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一个至亲的人。
这是一个一直在暗处扮演我的人……
他正是周德西，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地道的浙江农民。
他好像很木讷，不爱说话。虽然礼节都做到了，但是他内心对我毫无亲近之意。
他已经改了名字，随那个客商姓了。他似乎与东北那个姓周的人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他操一口我听不懂的当地方言。他娶了一个很丑的老婆，同样操一口当地方言。他们生了几个更丑的孩子，都是操一口当地方言。
我觉得我跟他已经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隔阂。
而且，周德西似乎不是那个扮演我的人。虽然他和我是双胞胎，但是他跟我并不是十分像，还不如曹景记像我。他的脸也不白。
我没告诉他我来干什么，也没跟他提起那个冒充我的人。我只说母亲让我来看看他。
我给他留下一些钱，当天就走了。
他并没有怎么挽留我，不过他一直把我送到了村口的公路上。当时是午后，四周是连绵的山，开满了白色的茶花。
分手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
他说：“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岁来到这里，直到现在，从没有走出过尤溪镇。”
说完他转头就走了，我像木头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儿。
返京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周德西最后那两句话。我觉得他那木讷和寡言是一种更阴险的假象。
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张天戌呆在一间黑房子里，那房子狭小得就像母亲的子宫。他突然把脸皮撕掉了，原来他的长相是面具。他阴冷地看着我，操一口东北话说：“这辈子我还要跟你同归于尽！”……
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恐怖作家智斗恐怖分子。
文章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恐怖小说家周德东，近日到某市采风。这天晚上，他跟几个当地的作家去酒吧，喝了很多酒，凌晨两点多才回宾馆。那酒吧就在他住的宾馆附近，他步行朝回走。在没有行人的马路上，他突然看见路边店铺的阴影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捣鼓着什么。出于职业敏感，他立即走了过去。那个人迅速离开了。他发现，那个人刚才站过的地方是一家面包店，店门已经被铁器撬坏。他陡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一个通缉令，通缉一个在火车站引爆炸药导致三死六伤的在逃犯。偷面包的人会是什么人？他判断，一是乞丐，二是在逃犯。而乞丐挖门撬锁的可能性不大。他警觉起来，立即追上去。那个人发现有人跟踪他，越走越快，最后奔跑起来。恐怖作家撒腿就追，终于在一百米远的地方把他擒住了。那家伙和通缉令上的人很像！两个人撕打起来。虽然那个人体重有九十公斤，但是恐怖作家服役时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家伙制服了。警方赶到后，把那家伙带回去讯问——他正是通缉令上的犯罪嫌疑人。他如同丧家之犬，藏在下水道里，半夜出来找吃的……
——看了这篇报道后，我觉得很像一个拙劣的电影：一个长得很像英雄的英雄，唏哩哗啦就把一个长得很像坏蛋的坏蛋制服了……
马上又有一个记者找到我工作的编辑部，采访当时的情况。
我很尴尬，那不是我干的啊。别说九十公斤，就是六十公斤我能不能抓住还说不准。
我很想澄清这件事，但是，我知道跟谁都解释不清楚。
只要我一说那个人不是我，那是另一个冒充我的人，但是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这肯定就成了爆炸性新闻——我和他就成了真假美猴王了——红着眼找新闻的大小媒体立即就会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弄不好《泰晤士报》都会来人。
也许牵动的不仅仅是媒体，弄不好还要惊动公安局，甚至中国科学院……
别说那么多媒体，就是面对一家，我也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我别想写恐怖故事啦。
干脆，我顺水推舟，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我不否认，我含糊其辞。我想，反正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但愿我的谎言能对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产生一些功效。
几天后，我又看到一则报道：
著名诗人汤迥，最近心脏病突发，心力衰竭，生命垂危。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心力衰竭大吐血的经历。汤迥无业，妻子也下岗了，穷困潦倒，根本无法支付那天文数字的住院医疗费。他像啼血的荆棘鸟，带病创作三千行的长诗《歌王》，想靠稿费挣脱困境，终因数月劳累心衰三度，连续咯血多日。看他的心脏照片，那扩充的心脏大得几乎要压住半个肺部。有一张文学报纸呼吁读者为诗人汤迥募捐，但是效果甚微。昨日，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作家，为汤迥送去了8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差不多是给汤迥送去了第二次生命。他的名字叫周德东……
我早听过汤迥的名字，我相信很多读者都听过他的名字。我没想到他混得这么惨。如果早知道，尽管我不可能一次给他那么多钱，但我总会帮助他。
很快，我又看到这样的报道：
恐怖故事作家周德东最近宣称他的书将全部使用环保纸……
见过他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媒体记者。随着他不断干好事，找我的记者也渐渐多起来，简直乱了套。而那些记者对我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
周老师，上次您说把照片寄给我，怎么没收到？
周老师，上次采访您，还有个细节不清楚，就是您服役到底是几年？还有，我一直要去您那里给您拍照，您总说没时间，我们老总急了，只好不发照片先发稿子了……
很多记者打来电话都是围绕照片的事情。我忽然意识到，我在这些报纸上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
他永远不想让我看见他？
我想起那个老套的鬼故事：一个瓦刀脸的女人抱一个婴儿到照相馆照相，要拍母子合影。那婴儿一直哭，怎么逗都逗不好。那女人狠狠训斥他……摄影师把照片洗出来之后，发现照片上只有一个孩子，根本没有那个抱他的瓦刀脸女人……
难道，这个一直出没于暗处的他只是一个幻象？
之后，我不断听说我又干了什么好事。我越来越完美无缺，采访我的媒体也越来越密集——我越来越疲惫。
我十分清楚一个道理，那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师父是谁，他不让说。虽然他这个徒弟的水平中上，可他是绝顶高手）——千万不要让别人崇拜你。多一个人崇拜你，你就多一分孤独。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崇拜你，那你就完蛋了，因为你成了太阳，没有人接近太阳，否则就会成为太阳的祭祀品。而偶像实际上都是假象。人与人没有大的差异，你是一个假象，你也不敢接近任何人。最后，你就成了丧家之犬，最后你就藏在了下水道里。
但是我师父也告诫我——
所有的偶像都是害人精。一群人的偶像，就是给这个人群带来灾难的人；一个国家的偶像，就是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的人；整个人类的偶像，就是给这个地球带来灾难的人。
现在，那个神秘的人让我渐渐变成偶像。他要把我赶到下水道去。
现在，他要渐渐变成偶像，我预感，终于有一天他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灾祸。
我最想不通的是——我估计也是你们最想不通的——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是我的电话号码？来了电话是他接还是我接？
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我整整一个月不用我办公室的电话，不打，也不接。可是，交费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电话费，尽管不多。
我看了看电话单，都是我下班以后到深夜之间通的话。
我的头皮一下就麻了——他就在我的身边？
我梦见死神的列车，冒着白烟，
车上装满老人、青年、妇女和儿童，
个个容光焕发，叽叽喳喳。
一个红脸膛的老汉正向大伙讲述
孩子们欢快地从车厢这头跑到那头。
死神剃个光头，眼露喜色，
我大声问：你们这是去哪？
死人们兴高采烈地回答：
有一所大学，成立一个新绿文学社，他们办了一份内部文学报，叫《新绿》，有六七个社员，他们邀请我座谈。
圆桌，大家坐一圈。外面下雨了，雷声轰隆隆滚动。
有个学生问我：“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出现过很可怕的事？我指那种玄忽忽的事情。”
我：“有。不过所有玄忽忽的事情都有谜底。”接着我又补充道：“都有对付的办法。”
接着，我讲起了最近我身边发生的这些奇怪的事。我是个作家，我不知不觉已经渲染得比实际更恐怖。最后，我说：“不过，我一定会查清是怎么回事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微微地笑着。
一个学生问：“周老师，您怎么看待超自然的东西？”
我说：“有些事我们永远整不明白。比如，空中漂浮一粒灰尘，灰尘上有无数的菌。菌永远整不明白灰尘之外还有个房屋，房屋里有人，有面包，有电脑，有字典，有爱情。菌永远整不明白房屋之外有地球，有海，有森林。菌永远整不明白地球之外是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太空……假设地球是漂浮在空中的一粒灰尘，人类是附在灰尘上的菌，一瞬间就是人类的亿万斯年。那么，人类永远整不明白，在人类科技永远无法达到的茫茫宇宙的终极之处，是不是有一个房子，房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存在，房子之外是不是有一个承载它的更大的物体，而那物体之外是不是无穷大的空间。假设那物体就像漂浮的一粒灰尘，再之外……”
那个学生：“这么说您承认它？”
我说：“怀疑永远更接近真理。”
那个学生：“但是在您的作品中看不到您这种态度。”
我说：“我不想探究这些。我总觉得，从文学角度去探究宇宙，去探究生命科学意义上的某些超自然的东西，走远了，常常会陷入某种神秘主义里去。我坚信那句话，蚂蚁一思考，人类就憋不住笑。一只蚂蚁苦思冥想人脑和电脑是怎么回事，那是没有意义的。而另一只蚂蚁鼓舞大家如何消灭对黑暗的恐惧，如何享受阳光，如何好好度过这极其短暂的生命。这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我的作品就想做那另一只蚂蚁。”
有学生问：“你相信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吗？”
我说：“西方有一本书，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基督教徒，他制造了一套太阳、地球和月亮的微型模具，然后他用机械动力使它们一个围着一个转。他的一个科学家朋友来了，研究其中机制。他说，没什么，不是我驱动它们，我今早上一进工作室，就发现它们自己运转起来。那朋友说，你真会开玩笑，它们是金属物，怎么会自己运转呢？基督教徒说，那么宇宙中的太阳、地球、月亮，还有更多的天体，它们更精妙，说它们自然而然，你为什么相信呢？”
一道闪电。有学生问：“你相信有鬼吗？”
我说：“我承认妖魔鬼怪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恐怖作品，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迷信拟定的那种秩序，三界、阴阳、轮回、报应，等等。我不相信人类想象力之内的一切。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些想象也有浅薄的一面，比如妖魔鬼怪大都呈人形，甚至穿着跟人类大同小异的衣服，比如青面獠牙，比如血盆大口……如果真有神或者鬼存在，人类能看得见吗？如果让我们看清了扣子、发丝、纹理、表情，那肯定不是神或者鬼，那是装神弄鬼在骗钱财。”
又一道闪电。这时候，我突然住了口。
我呆住了——我看见圆桌对面坐着另一个我！
他和我穿一样的黑风衣，他也在认真地和两边的人说着什么，只是他没有声音。
他两边的人好像看不见他，都认真地注视着我。
他像是另一个世界和这个真实世界的叠影。
我短促而尖厉地叫道：“鬼！！！”
我惊骇地看着他坐过的那个地方，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不解地看着我。文学社社长胆怯地问我：“怎么了？”
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我指着对面那把惟一的空椅子问：“那里为什么有一把空椅子？”
社长说：“本来我们文学社还有一个学生的，可是他突然被一个女孩约出去了。”
我沮丧地说：“把它搬走。”
社长立即跑过去把那椅子搬出去了。
我的情绪坏透了，没有任何心情再谈下去。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很丢人。我喊那声鬼的时候，声音尖极了，像个女人。
……那个文学社社长把我送上车的时候，轻声对我说：“周老师，我觉得您以后不要再写这种恐怖故事了……”
他犹豫了半天才说：“我们读起来很过瘾，可是您总写，对您的刺激很大……”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难道真是我产生了幻觉？
就算是幻觉，那同样是可怕的。
假如，你的生命中出现了超现实的幻觉幻听，那么就意味着，你什么恐怖的东西都可能看见，什么可怕的声音都可能听见。那就意味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那就意味着，一切不符合逻辑的都符合逻辑，一切没法解释的都不必解释，一切不合情理的都在情理之中，一切荒谬的都是正常的，一切罪恶都是合法的，没有任何规范、规矩、规律。你将看见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古怪的东西，你将听见很多别人听不见的可怕的声音，甚至穿白大褂的医生都可能是虚拟之物，这时候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还是相信医生的嘴？
恐怖的是，几天后我又听说了那个当天缺席的学生去约会的事——
那天下午，有个女孩给他打电话，说她叫姜丽。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姜丽：“我是北方大学的学生，我是我们大学文学社的社员，你当然不认识我。不过，我早就认识你。你们每一期《新绿》都寄给我们的，我一直在读你的诗，很喜欢，都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了。”
《新绿》向很多大学的文学社寄赠，其中就有北方大学。
这个学生立即高兴起来：“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和你聊一聊。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早就对我们寝室的人说过，这个生日我要约一个重要的男生和我一起度过。你有空吗？”
这个学生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兴奋不已，他说：“好啊好啊。”
赴一个陌生女孩之约当然比听什么作家发言更有**力。而且，他听我说话，是和他崇拜的人在一起。而他和那个女孩约会，是和崇拜他的人在一起。
那个女孩约他在一个公园见面。公园是多年以前情人约会的地方，省钱。学生没有钱。
这个学生愉快地答应了。
在我们开始座谈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公园，找到了那个女孩说的假山。他发现那个地方处于暗处，有点阴森。
这个学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只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冷冷看着他。他在阴影里。
这个学生想走过去问一问，刚才见没见这里有一个女孩。可是，他觉得那个人的神情有点可怕，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警惕起来。他怀疑有人跟他恶作剧。
就在这时，他听见阴影里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粗粗地说：“你往哪走哇？我就是姜丽啊！”
这个学生惊叫一声，扔了自行车就跑……
我从不过生日，因此我经常记不起自己的生日。听了这事后，我陡然想起，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八、我的单人办公室里一直有两个人
世界，一半黑着，一半亮着。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接待了三个陌生的来访者。
有一个男的，外省人，他到北京旅游，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拜访我。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就觉得不对头。他说他半年来一直在跟我通信，而我根本不知道。他寄信的地址就是我的编辑部地址，而他每次都收到我的回信！
取信和发信都是我助手的事，我把她叫来，她一问三不知。
那个男性从包里拿出一封很旧的信对我说：“您看，这是您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一直珍存着。”
我接过来一看，是编辑部的信封和信纸，最奇怪的是，那信上的字体确确实实是我的字体——假如他用周德东这名字给别人打欠条，那肯定得我还。
还有一个女人，也是外省人，三十多岁，是个电台主持人。
她对我说，她经常在夜里跟我通电话，一聊就是很长时间。
开始，我听她谈她的恐惧，她听我开导她的心理。时间长了，她和我就聊另外的话题，哲学、情感、政治、艺术……
她打的那个电话正是我办公桌上的电话。
还有一个来访者，她是本市人。
她进屋见了我，很随便的样子，对我说：“嗨，我把那个工作辞掉了……”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鬼知道她辞掉的了什么工作。
但是我没有惊诧，我有心理准备。现在，出现任何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
原来，她早就和我在电话里相识了。几天前，我曾经约她到编辑部来，那天我和她面对面地聊了一下午。
他在我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他很从容，他不怕我突然回来和他不期而遇，他那惨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我努力回想那天的情形。
那天，我的助手请假了。她的老公从国外回来了，她陪他。
然后，我努力回想那天我在哪里……
我在想我在哪里——到处都是他了，我要赶快把我找到。
噢，那天我到一家出版社去了。
本来，我中午就可以回来，可我在半路上看见一个蹬三轮车的老太太摔在地上。她好像犯了癫痫病。
我正好从她身边路过。我跑过去，轻轻抱起她，把她移到路边，掐她人中……这种事任何人见了都不会不管的。
她犯癫痫病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因此，她的脸色惨白，没一点血色。我慢慢扶着她坐起来。
她木木地看着我，那眼神似乎让我陷入多年前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梦里。
她木木地问我：“你是我儿子吗？”
我没有回答她，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忙把她送到了医院……
现在我回想那老太太的脸色，心里一抖。
我要交代一下我工作的编辑部的布局。
民居，三室一厅，编辑部一间，三个兼职编辑，每周一来上班。我的助手一间。我一间。
平时，很少有人到我办公室来。客厅是专门会客的，我从来不在我的办公室接待人。只有我的助手常进我的办公室，给我送信件和报纸。除了她，没人有我办公室的钥匙。
我的助手叫天秤，是一所大学社会科学系研究生，她兼职给我做助手。她虽然长相平平，但她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孩。她生长在江西农村，家境很苦，她从小得了贫血病，但是她很勤奋，最后考上北京一所名牌大学……
她是个很宁静的女孩，话不多，工作很负责。
她老公和她的经历很接近，后来他去加拿大了，开了一个橡胶制品公司，虽然不是很红火，可是也买上了房子和轿车。他在加拿大站住了脚，天秤很快就要移民加拿大了。
天秤的电话和那三个编辑的电话串线。
我办公室的电话单独一个号码……
他越来越接近了。我似乎已经嗅到了他的鼻息。
我的空间已经渐渐成了他的空间。
这天，我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踱步。
编辑们没上班，我的助手也不在。编辑部很静，墙上的石英钟在慢慢走动。天阴得厉害，但是雨没有落下来。
办公室的墙壁比我家的还白。我有点冷。我忽然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想：我的单人办公室里，其实一直都有两个人！
那个人是隐形的！我看不见他！
突然，我觉得我的椅子似乎有点响动。我转过头，死死地盯住它——自从我在那所大学座谈之后，我对空椅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我真害怕它突然转动起来。
最后，我把双手支在我的办公桌上，对我的空椅子说：“我知道你在这里坐着。”
我为自己的问话感到毛骨悚然。
我吸口长气，又问：“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出来好吗？”
我说：“我想，你也许是好……”我没有想好怎么表达合适——好人？显然不是。我就说：“你也许是好意……但是我想看看你。”
我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好像咀嚼什么的声音。我惊恐地回过头，看见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静静看着我。
他看出了我的惊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很年轻，长得和我一点不一样。他嚼着口香糖，穿得很酷。
他抱歉地笑了笑：“我是《文化播报》的记者。”
我有点恼怒：“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你不知道敲门吗？”
他愣愣地看我，说：“我敲门了，是您叫我进来的呀！”
我说：“我根本没听见有人敲门！”
他更诧异了，说：“这房间里只有您一个人呀，不是您叫我进来的那是谁叫我进来的？”
第二天报道就出来了，说恐怖故事作家周德东有怪癖……
我很气愤，但是我无话可说。
其实，这个记者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添枝加叶，甚至没有任何文字的渲染，百分百的实录。
四点零八分，我离开北京。那个住在精神病院里的老诗人很多年前就提醒我，“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壮的汽笛长鸣”。
他离我太近了，他已经紧贴在了我的眼睛上，甚至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都和我融合在一起了。我必须远离他，才有可能看清他。
我坐火车到了山西，到了那个产煤的脏兮兮的城市。
我在一家宾馆住下，给自己办公室打电话。是我的助手接的。
我压低声音说：“请找周德东。”
她说：“周德东不在，去山西了。您是……”
她可能感觉到了电话里的声音很像我。
次日是周末，编辑部没有人。他该出现了。
我找来一个在宾馆当服务员的女孩，请她帮忙为我找个人。我给她一些小费，然后，我对她交代了一番。
她拨电话，免提：“嘟——嘟——嘟——”
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那女孩子用眼睛问我怎么办。我示意她继续等待。
电话又响了很长时间，终于被接起来！
那个女孩有点紧张：“喂，请问，周，周德东在不在？”
对方的声音很低沉：“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第一次听见了他的声音！
我一下把电话抓起来，声音颤抖地说：“你好，我是山西的一个读者。我读过您写的文章，我一直想向你求教……”
我一边说一边紧急地想下面该说什么。
“你怎么了？”他关切地问。
我说：“我特别恐惧黑夜，每当黑夜降临，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甚至能听见很多古怪的声音，看到很多可怕的影像。我甚至想自杀……”
他说：“这位先生，你那是幻视幻听，没什么可怕的。你看我写的故事，里面的情节是不是比你经历的更可怕？其中很多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件，不过我一件件戳破了它们的谜底，其实都是很可笑的谜底。活着就是美好的。”
我说：“我不是觉得活着不好，我是挺不住了。很多好朋友都劝过我，但是他们帮不了我。这几天，我想去北京散散心，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您见个面？”
他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恐怖小说，过一段时间好吗？”
我问：“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小人》，大约下个月出版。”
我大惊：《小人》正是我刚刚动笔写的一本书，属于商业机密，好像我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书名，连助手都不知道，连我太太都不知道。可以说，这个书名刚刚决定，还在我心里，竟然被他说了出来！
我必须让他答应和我见面，我紧急地想着计策。
他不是总以一个好人的形象出现吗？那我就攻击他的软处。
我坚持说：“北京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到山西来了。我已经把一切后事都处理完了。我只想见您一面。”
他突然变得很坚决：“我写作期间不见任何人，实在对不起。”然后他又说：“你有什么恐惧，可以晚上给我打电话。”
我说：“为什么要晚上打呢？”
他说：“我晚上写作，白天睡觉。习惯了。”
不管我怎么说，他死活就是不见我。
后来我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
离开那个城市时，我专门到《云冈纪实文学》去了一趟。都是同行，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他们和那个叫爱婴的作者有没有联系。主编说：“没有这个作者啊？”
我说：“他在你们杂志去年第2期上发表过文章，在第65页第66页。”
当时我还感到有些奇怪，四个印张肯定是64页，怎么冒出了65页和66页？
一个编辑找来了那期杂志，确实没有这个人！
那个主编说：“你看，我们的杂志是64个页码。”
一周后，我从山西无功而返。
这些事我没有对太太说。
她很贤惠，是逆来顺受那种女人。平时，她很少有什么不愉快，有了不愉快也不愿意表达，过去就过去了。
我和她恋爱的时候，一次，我带她到野外玩。
那片原野很辽阔，没有人迹，黄玫瑰遍地开放。
她偎在我怀里，我紧紧抱着她。
那一刻，我们忽略了生存的压力，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危险，忽略了前方不远的黑暗。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我们十分幸福，希望永远这样在一起，生生世世。
我轻轻给她唱：“我停在温柔富贵乡，迷失了春天方向，我一直都在寻找你，不美丽的姑娘。想和你结成寂寞夫妻，勤劳致富好好珍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彼此老死在对方怀里……”
她说：“我们死了之后，还能在一起吗？”
我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她说：“假如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缕阴魂，你还会知道我是你前世的女人，我还会知道你是我前世的男人吗？”
我说：“那我可不知道了。”
她说：“假如我们互相都不认识对方了，怎么办？没有你，我受不了那种孤独。”
我说：“我们可以定个暗号。”
她就笑了，认真地说：“这样就好了，这样我们生生世世都能成双成对了！”
我有点伤感，低声说：“其实这都是美好的愿望，人都变成土了，怎么还可能成双成对！”
她没有听清我的话：“你说什么？”
我静静地看了看她：“我是说，抬头看见黄玫瑰，一生一世不流泪。”
我说：“这是我们来生来世的暗号。能记住吗？”
她像孩子一样点点头，说：“能。”
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爱情被突然伸进来的一只黑手给肆意践踏了。
我从山西回来，进了家门，太太正在看电视。
过去，我每次出差回来，她都会跑上来抱住我。今天，她却没有，只是问：“你给我带回的那个影碟我怎么找不到了？”
她说：“就是昨天你让我看的那张呀！”
我的脑袋像被人打了一棒子，顿时头昏眼花。
不管你在外面多累，回到家就可以全方位地放松。不管你在外面多枯燥，回到家就会感到丰富和温馨。不管你在外面多害怕，回到家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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