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邵蕙波悬崖撒手

……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巴黎和会……这时，中华民国已禁止用古老的砍头之刑来处决凶犯，于是，处决“民国第一政治血案——暗杀宋教仁案”的五个主要凶犯中的最后一个——袁世凯那矮肥子的红奴才洪述祖那厮时用的是绞刑。1919年4月15日，无数民众自发地涌到了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分监，观看洪述祖被一台从英国进口的绞刑机处死的场面。观刑的民众中，就有此时正担任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年已四十四岁的陆崇寿……1919年4月2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此，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北京女高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噩耗传回了中国……震动了中国近代历史、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思想之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的“五四”运动正式爆发了！……突然，冯淑兰（冯沅君）从地上搬起了一块大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狠狠地砸了过去，接着，她又用那块大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砸了第二下、第三下……其他几个站在附近的女学生，例如邵蕙波、王馨如等人，也像冯淑兰一样，各自搬起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狠狠砸去……大铁锁终于落地了，那两扇大铁门终于敞开了，通往自由与解放的道路赫然呈现在同学们面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夺门而出……这时的邵蕙波还不到十五岁……忽然，邵蕙波听到一个人用略带安徽口音、清晰、有力、又惊愕的声音说道：“邵蕙波！”她举目一望，只见那人就站在清华学校的队伍里、那人就是这时还不到十九岁的孙立人……

……邵永纹向叶维松问到：“孙家为了给孙立人订婚的事，也吵嚷了很久了，一会儿要攀这家、一会儿又想攀那家。现在到底攀的是哪一家的女孩儿？”叶维松答道：“合肥龚家。”听叶维松、邵永纹说了上述一番话之后，邵蕙波还像刚才一样、平静地吃着饭，叶澄川则冲口向叶维松说道：“合肥龚家？就是那个被李鸿章打了两个大耳光的龚照玙他们家吗？”叶维松说道：“自然就是那个龚家。攀到的是龚四小姐。”……叶维松叹道：“孙熙泽现在不能替孙立人攀到段祺瑞的女儿、也不能替孙立人攀到龚心湛的女儿，他替孙立人攀到的，是合肥龚家的另一位龚四小姐——龚积炳的幼妹龚夕涛！”……叶澄川冷笑道：“奇缘！奇缘！这真是‘龚夕涛奇缘成大礼，孙立人巧合度良辰’！跟他们孙龚两家的奇缘相比，金玉良缘都不算稀罕！”……叶澄川望了望天边、又看了看邵蕙波，忽然说道：“这星期，我在学校曾听到孙立人唠叨说，‘龚心湛夏天的时候不是声明他十天就辞职吗？偏偏拖了三个多月才辞职！’”……邵蕙波独自站在窗前，看那仲秋的星空……看到夜深时候，她在窗前的书桌旁坐了下来，将头轻轻地靠在桌面上，在茫茫思绪中睡着了……忽然，她听到一个人用略带安徽口音、清晰、有力、又惊愕的声音说道：“邵蕙波！”她举目一望，却发现自己正手拿着那本《天文星系图》、站在一处悬崖边上，周围冷风狂涌，她不由得一撒手，那本书就随风落下了悬崖……

1918年9、10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全线崩溃，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先后投降。1918年11月9日，德国首都柏林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在康边（贡比涅）签订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由于中国于1917年8月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也就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参战督办“北洋之虎”段祺瑞从未将他率领的“参战军”派出一兵一卒到欧洲战场作战，可是，他却曾强行将数十万中国劳工运到了欧洲战场的前线、还有英法俄等国充当军役，所以，中国理所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这个消息传回中国之后，举国上下也曾高兴过一阵，人们将亡清朝廷根据《辛丑条约》为在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被枪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其死地北京东四牌楼立下的那块牌坊迁移到了中央公园之内，将其改为“公理战胜碑”。此时正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为此也很高兴，他于1918年11月28日在已属于中华民国管辖的紫禁城前朝部分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示庆贺。广大民众对于这次阅兵仪式也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在举行阅兵仪式的这一天，从凌晨天才朦朦亮、冷风割面的时候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站满了等着看阅兵仪式的人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导下，巴黎和会将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凡尔赛宫开幕，据当时西方主流舆论宣传，巴黎和会是为了处理“一战”后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召开的。中国广大民众希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一举改变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八十年之久的“多少和约羞成”的耻辱历史、摆脱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纷纷围绕中国参加巴黎和会这一主题，提出了种种充满希望的建议：收回治外法权、收回胶州湾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

1918年12月中旬，中华民国政府任命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还有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一共五人为全权委员，组成了一个有52人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参加巴黎和会。如果只拣这些人常在社会上夸耀的话来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尽是“外交人才”、“精英人士”、在欧美各国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什么顾维钧1912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什么陆徵祥是一个优秀的法语学者、熟悉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情况，什么施肇基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什么王正廷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也是一个博士，什么魏宸组早年也曾留学法国、吃过法国的面包、喝过法国的墨水……中国代表团启程赴巴黎之前，大总统徐世昌又主持召开了总统府与内阁的会议，讨论大政方针，徐世昌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首先要取消德国等“战败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尤其要收回德国于“一战”前在中国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而不得由日本继承；其次要废除中、日“二十一”条；第三应尽力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各国在中国的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一切特殊权益……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开幕，有来自二十余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让这次大会的声势显得非常隆重，大会主席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副主席有四人：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公爵西园寺公望。大会的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这五国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称作“五国会议”或“十人会议”。“五国会议”完全操纵了巴黎和会。

1919年1月27日中午，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们——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组等人正在一起遵照他们早就娴熟已极的西餐礼仪一起共进奢侈、美味的法式大餐，突然，美国远东事务司司长威廉士打来的一个电话就似一声晴天霹雳将他们那正在享受“吃的艺术”的心情给惊散了——威廉士通知说，中国代表于今天下午三点出席“五国会议”，可是，按照原来的规定，中国只能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根本就没资格参加“五国会议”，现在突然通知中国参加“五国会议”，说明一定将会发生强加给中国的巨大灾难……此时，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陆徵祥正借口有病、躺倒在床，无法去开会。于是，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组等人相互商量了一番，最后，大家商定就由王正廷、顾维钧去参加下午的那次“五国会议”。王正廷、顾维钧二人连忙整理装束了一番，然后就硬着头皮匆匆赶往会场。待他们二人赶到会场的时候，只见“五国会议”的十名成员都已到全了，他们二人才刚落座，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就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发言了：“在欧战中，我大日本国出大力铲除了德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使得协约国在远东交通畅通、商业自由，此功甚大，不可濡没。故我们要求德国将胶州湾租借地、铁路及其他德国在山东所享有各种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一听这番话，王正廷与顾维钧只觉头皮都快炸开了，他们二人勉强镇静着，却迟迟没有回话，因为，中国代表团此前还未曾对于山东问题进行过专门准备，他们都恐怕一出言就召祸。过了一会儿，顾维钧回答说：“此项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深望各国等中国代表协商后，再行审查定议。”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对于西洋的饮食、服饰、礼节、游乐、风俗、语言……等等，掌握得越来越精通，可是，他们每当遇到需要他们立刻断然说出一个简单的“不”字的外交场面，却都只敢将他们最为熟练的、以含垢忍耻为核心的“外交艺术”在列强面前尽情盘旋、展现！

“五国会议”的十名成员都认定中国代表不管早一些、还是晚一些，反正最终仍得完全按照他们的命令行事，于是，他们决定，暂且候一候也无所谓，就在明天听听中国代表发言也没什么。

当天晚上，王正廷、顾维钧回去之后，中国代表们就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对付目前的麻烦事态。对于日本提出的荒谬要求，他们都很愤慨，也都七嘴八舌地痛骂了一番，一致表态：绝对不能向日本妥协，一定要力争山东。

第二天——1919年1月28日，在“五国会议”的会场上，顾维钧指出，中国与日本以前关于山东问题的一切协约都是战争期间的暂行办法，应重新在巴黎和会上公正解决，然后，他又从山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说，中国对于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

1919年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将山东问题说帖《中国要求胶奥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说帖》、以及有关中日密约、条约、外交文书十九件提交给巴黎和会。该说帖介绍了德国租借权暨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日本在山东省内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陈述了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山东的历史、人口、文化、经济等方面说明中国如何要求归还山东主权；最后，又从中德作战关系等方面，说明山东主权早已恢复于中国，因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代表团对于该说帖抱有很大期望，以为巴黎和会能根据该说帖，合理解决山东问题。此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废除中日“二十一条”说帖，还有《中国希望条件》的文件——这一文件希望希望巴黎和会“以公道平等、尊重主权为基础”，放弃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裁撤外国邮电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八十余年之久，亡清朝廷与中华民国政府前后传承创造出了一部“满纸荒唐言”的中国近代外交历史，至此，中国终于在艰难曲折中委屈地提出了“废约”的要求。中国此时仍然奉行“弱国外交”政策，幻想依靠欧美列强压制日本，延续从亡清时代起就从来只能让中国惨遭巨灾的“以夷制夷”的外交路线，达到“废约”、收回主权的目的。可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弱国无外交”，亡清时代如此，民国时代也如此……此时组成“五国会议”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之间的利害冲突也越发强烈起来。“一战”期间，法国、意大利为了拉拢日本积极对德国作战，也曾答应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全部让与日本，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向日本“履行诺言”。美国也考虑到其自身的多种利害关系，准备向日本妥协……

1919年的春风沿着未完的冬寒漠漠而来，起初简直让人们感觉不到一丝的暖意，后来人们忽然惊讶春风又绿，而春天都已快过去了！春风又绿……1919年的春天，北京城中，人们时刻忧心着巴黎和会的同时，没忘了六年前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爆发的那场震动了全中国的“民国第一政治血案”、没忘了宋教仁已被暗杀惨死六年了！1913年春天，宋教仁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一岁；1919年春天，他若还活着，也不过才三十七岁！亡清戊戌年（1898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流血牺牲的时候，宋教仁这一代人，都才步入青年时代，他们这一代青年，许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数年中，流血牺牲而死1919年春天，他们若都还活着，也都正值壮年……

自从两年前——1917年春天，“民国第一政治血案——暗杀宋教仁案”的五个主要凶犯中的最后一个——袁世凯那矮肥子的红奴才洪述祖，被宋教仁的独生儿子、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宋乐乐（宋振吕）给抓住之后，两年之内，审判洪述祖那厮的过程真是历经曲折。宋乐乐与朋友们先将洪述祖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提起公诉。不久之后，按法律程序，洪述祖被解往北京地方法院受审。纵然全国绝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洪述祖死有余辜，可是，洪述祖仗着他家中肯为他大送贿赂给他在中华民国各级政府与各级司法部门中的亲友，所以，北京法院最初仅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这一判决宣布之后，全国舆论哗然，愤怒的宋乐乐认为量刑过轻，立刻就向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而无耻的洪述祖却认为量刑过重，指使他家的人替他一再上诉。对于这个案子的审判拖到1919年春天之后，现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为了平息全国舆论，终于授意大理寺以终审判处洪述祖死刑。

这时，中华民国已禁止用古老的砍头之刑来处决凶犯，于是，处决洪述祖那厮时用的是绞刑。1919年4月15日，无数民众自发地涌到了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分监，观看洪述祖被一台从英国进口的绞刑机处死的场面。观刑的民众中，就有此时正担任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年已四十四岁的陆崇寿。行刑之前，洪述祖疯了似的大哭大叫道：“杀宋教仁……我是执行袁大总统的命令，何罪之有呀！……”就在他那难听已极的哭叫声中，刽子手将绞索紧紧地套到了他的肥脖子上，然后就抽出立脚板、按了电钮。于是，一生作恶无数的洪述祖就被绞索高高地悬空吊起，由于他平时吃得实在太多、身体实在太重，结果，绞索将他勒绝了气之后、干脆又将他的肥脖子也勒断了，让他的肥头与肿身子一起摔落在地，血喷一地……洪述祖被处死的时候，年整六十岁；亲手将他这个杀父仇人抓捕的宋乐乐则十七岁了。洪述祖小时候，他老家江苏常州的人们就恨他为非作歹，给他起了个咒语般的外号“洪杀胚”，结果，他真的成了个“洪杀胚”。眼看着“民国第一政治血案——暗杀宋教仁案”的五个主要凶犯中的最后一个终于被依法处死了，观刑的民众都欢呼起来……

陆崇寿默默地闭上眼睛，想想六年前的往事——1913年春天，他作为江苏省议会议员在南京开会时，曾亲眼看到过才在全国大选中胜利的宋教仁真诚热烈地宣传宪政民主的样子……那时，他才三十八岁。往事如在目前，可是已过去六年了……

行刑结束之后，京师分监的官员请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三名学生，将洪述祖的肥脑袋缝合到他的肥脖子上，再贴上硼砂膏，然后让洪述祖的家属领回收殓。

1919年4月16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这一次，五国没将中国代表叫来参加。第二天——1919年4月17日，美国提议将山东问题由于巴黎和会“暂管”改为五国“共同处置”。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仍声称：“我大日本国在山东有特别利益，应独为处置”。最后，美国提出的方案交到“五国外长会议”，得以通过。远在北京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得知这一方案通过之后，觉得此时想直接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在事实上已很难办到，此时“五国共管”，将来或许也能再交还给中国，至少暂时可打破日本想独吞山东的阴谋，于是，他指示外交部往巴黎致电给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同意在山东必须交还中国的前提下，暂由“五国共管”。

1919年4月22日，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又一次出席了“五国会议”，他们以为他们只要按照来自北京的指示，同意“五国共管”方案，山东问题就算解决了，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等着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言。可是，威尔逊突然一改以前同情中国的论调，对于“五国共管”只字不提，反而大力支持起日本的荒谬要求来，说：“中国、日本既然有1915年5月的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的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也与日本协定条件，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如此说来，山东问题万无变更余地。”

1919年4月2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升格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此，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北京女高师”！——此前不久，1919年3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设预科、本科。前项预科、本科外，得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预科之学科目及教授时数，由校长订定，呈请教育总长认可。”“本科之学科目如下——文科：伦理、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家事、乐歌、体操；理科：伦理、教育、国文、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生理及卫生、矿物及地质、外国语、家事、图画、乐歌、体操；家事科：伦理、教育、国文、家事、应用理科、缝纫、手艺、手工、园艺、图画、外国语、乐歌、体操。”同时还另规定，所列学科在校长认为必要时，经教育总长许可后可以增减。至此，中国女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于法令上正式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此时，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校长的仍旧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还。方还此时五十二岁。

1919年4月底，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噩耗传回了中国。纵然在为人忠厚、却胆小怕事的方还校长的严令之下，北京女高师的校门——那两扇在北京各学校中很有名的大铁门仍旧像过去一样紧紧关闭着、看守森严，可是，这两扇大铁门怎能阻挡噩耗狂扑而进！正就读于北京女高师中学部三年级、还不到十五岁的邵蕙波与她的同学们虽然仍在学校那严格的管理之下、被幽闭于高墙之内读书，可她们还是从陆珊瑚、邵永纹、郑一新、陈钟凡、吕凤子等教师的谈话中，对于这个噩耗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概括的了解。

——自从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之后，原来由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组成的“五国会议”就改成了由美国、英国、法国组成的“三国会议”。1919年4月29日，“三国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山东问题。美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但要求日本代表以文字声明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珍田则坚持“口头声明”，并狡辩说：“欲得文字声明，明明就是认为日本不讲信用！”第二天、1919年4月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手持中国的抗议书，步行十余里，来到法国外交部，将这份抗议书送交“三国会议”。可是，“三国会议”对于这份抗议书置之不理，仍按其原议对于山东问题做出了“最后裁决”，并列入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将山东出卖给了日本，甚至都没在凡尔赛和约内写上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至此，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宣告失败！中国代表团抗议未成，就将交涉经过报告给中华民国政府。1919年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之主要负责人之一林长民撰写的《山东亡矣》一文登载于《晨报》，首先向全国民众透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确切消息，并呼吁全民救国，“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国民外交协会得知中华民国政府政府已密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恐怖消息之后，立刻将这一消息转告给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人，并支持他们掀起学生爱国运动。许德珩等人当天就召集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开会，讨论救国办法，蔡元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鼓励到会者去组织全校同学起而救国！此时的中国社会实在变态、畸形，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实在卑劣腐败，此时的中华民国国会在整体上实在只敢屈从于武人当国的暴政，于是，干预政治、奋起救国的民众运动就从青年为主体的学生界爆发了！

1919年5月3日是一个初夏的星期六，这个星期六很不平常。这一天，邵蕙波与她的同学们没能按照惯例，暂时走出北京女高师的高墙、回到家中过周末。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方还校长决定，为了加强对于本校学生的安全管理，从这个周末开始，暂停学生周末放假回家的制度，所有学生一律不得离开学校，必须留在学校努力读书。北京女高师的校门——那两扇大铁门与旁边的小门都仍旧仅仅关闭着、看守森严，方还校长甚至还特意派人在门上又加了一个大铁锁，以防止学生从校门汹涌冲出、冲到外面的学潮中去、冲到国家政治那已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磅礴的狂波巨涛上去……

这一天，中国派去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个全权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往北京致电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请求辞职，他们在电报中说：“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

这一天晚上，位于北京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真是一派慷慨沸腾的景象。北京大学的一千多名学生、还有来自北京其他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许多学生代表纷纷往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奔去，邵蕙波的大哥——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学生邵东波、陆崇寿的外甥——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王光勤自然都在其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满腔怒火地痛骂着，骂那个负责在中日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曹汝霖，骂那个经手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陆宗舆，骂那个对于山东善后协定签“欣然同意”换文的章宗祥……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夜幕全降、天色已黑，临时紧急会议在法科礼堂内召开了，礼堂内挤满了前来开会的学生，礼堂外也被前来开会的学生团团围住。学生们纷纷登台演说，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一名学生跳上讲台，大声说道：“我们的外交失败了，日本就要成功了。山东大势已去，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同学们，我们要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以血大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学生大哭着说：“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我就当场自杀！”会场上一片凄凉悲壮，学生们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拒绝签字……”“争我山东……”

人声鼎沸中，大会做出了四项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斥巴黎和会之决定；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后，担任“五四”运动总指挥的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的学生、此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傅斯年与其他学生代表将示威游行计划书通知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嘱咐学生们，在游行途中要严守秩序，并亲自批条子，给学生们提供印刷爱国传单所用的纸张。

第二天——1919年5月4日，星期天。这一天，震动了中国近代历史、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思想之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的“五四”运动正式爆发了！

这一天上午十点钟，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开了一次会，就连陆军学校也派出了学生代表，前来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

上午十一点左右，北京大学汉花园（沙滩）校园内红楼后面的操场上，学生们已经准备列队出发、去天安门广场了，突然，政府派来的几个军警官员与教育部派来的一个职员大模大样地闯进了校园里，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学生们为此非常愤怒，纷纷与他们展开了辩论……

天安门广场上，各个学校的学生队伍陆续到来了，先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队伍与汇文大学的队伍，然后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警官学校的队伍、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队伍、北京税务学校的队伍、中国大学的队伍、民国大学的队伍、朝阳大学的队伍。最后前来集合的是北京大学的队伍，队伍中，有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也有与学生们一起参加游行示威的北京大学教师李大钊、钱玄同、叶维松等人。到下午一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大家手中挥舞着的各色旗帜、横幅上，用中文或者英文、法文大书特书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抵制日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

在金水桥南边竖起的一面大白旗上的一副对联更是赫然醒目——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天安门广场上正群心沸腾的同时，中南海总统府内，大总统徐世昌却正在设宴，为才刚回国的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在座的还有内阁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交通部总长曹汝霖等人。才开宴的时候，气氛显得紧张、沉闷，不过，待他们各自喝了几口酒之后，话也就谈开了，而且越谈越多。忽然，只听电话铃声大响起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连忙起身离座，上前将话筒拿了起来、凑到了耳朵边，片刻之后，他向徐世昌报告说：“总统，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有要事向您禀报。”徐世昌慢慢站了起来，离座接过话筒，他才冲着话筒慢吞吞地问了一声：“喂？”就听到话筒里传来了吴炳湘那气急败坏的叫喊声：“报告总统，大事不好！北京各学校有几千个学生正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什么‘外抗强权，内惩国贼’。他们还要到东交民巷游行示威，向各国呼吁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由于吴炳湘的叫喊声实在太大，所以，正坐在宴席旁的众人都听得很清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人登时就装不出假镇静的样子了，他们都很知道他们仨就是三个“国贼”，其中更以章宗祥的表情最为难看——他从日本回到北京、刚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就有人群将他团团围住，大骂他是“卖国贼”！

徐世昌冲着话筒训斥道：“一群学生，知道什么？纯属意气用事，赶快让他们解散回校。不过，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然后，他就撂下了话筒，重回宴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个个神色不宁，徐世昌故意找些闲适的话题、提了几个话头，可是，他们仨都哭丧着脸，不再搭茬。过了一会儿，这次宴会只得匆匆散去。

天安门前的集会上，人潮人海，人声鼎沸……来自北京大学的四个学生领袖：段锡朋是这次集会的主席，许德珩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傅斯年是游行示威的总指挥，罗家伦负责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呼吁全国工商各界民众一律行动起来，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忽然，只见教育部派出的一个代表高举双手、拼命挤进了集会中，在人潮人海之前，他那双手显得非常渺小、非常无力、非常软弱，他声嘶力竭地向学生们大叫道：“快快解散！……有什么要求，尽可向教育部提出……”学生们则齐心合力，一起高声喊道：“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与步军统领李长泰也挤进了集会中。那李长泰此前曾奉得正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陆军部总长“段氏屁精”段芝贵的命令，准备动用军队弹压学生。可是，吴炳湘害怕一旦动用军队，会将事态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会连累他丢官卸职，于是，他牢记住大总统徐世昌的话，只敢用言语说服劝阻学生，而不敢动用武力，并且反复劝说李长泰也要先稳住了、别一上来就动武。吴炳湘冲学生们大喊道：“我们是奉徐大总统命令来的！今天天气很热，请诸位赶快回学校休息！”

学生们哪里管吴炳湘喊些什么，下午两点钟左右，在游行示威总指挥傅斯年的指挥下，大家整顿队伍，摇旗呐喊，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不远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请愿，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各自举着一面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傅斯年此时二十三岁，他自己也是山东人，他出生于山东聊城北门里“相府”，他的七世祖就是亡清“开国第一状元”傅以渐。学生队伍浩浩****，有秩序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向围观的人群递送他们实现印好的传单——《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要亡了，同胞起来呀！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痛感危亡，热泪直流；有些才放学的小学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大学生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之后，也慷慨激昂起来，跟着参加到队伍中来，挥动着小拳头，大声呐喊，还帮助大学生们散发传单。有些外国人则向游行队伍脱帽致敬，大声喝彩……

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了中华门，吴炳湘则气急败坏地给徐世昌打去电话，报告说“劝阻失败，学生们已出发了！”徐世昌听了之后，无可奈何，只得另嘱咐吴炳湘说：“学生们可能还会到曹（汝霖）公馆示威，你速派三、四十个警察前去保护，免生意外。还有，千万别让那些警察携带枪支、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学生们。”

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西口，就被使馆界巡捕房阻于铁栅栏之外，巡捕们傲慢地向游行队伍叫嚣着：“因为《辛丑条约》的规定，绝对不允许你们进入！”此刻阳光下的北京城，与亡清时代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宽敞的使馆区内，矗立着各种各样的外国建筑：英式、美式、法式、日式……尖顶、圆顶、平顶……红色、白色、黄色……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的另外世界。不远处的宣武门城楼上，刻着“后悔迟”！

含屈忍耻，学生们值得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这四人赴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四国使馆投送山东问题意见书，呼吁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由三千余人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在炎炎烈日下晒了两个小时，等回的结果却是：法国公使去三贝子花园（万生园）了，意大利公使与英国公使也都出去玩了；美国公使芮恩施虽然本人已到西山游览寺庙去了，可是，美国使馆倒勉强接了意见书。

学生们在等待时，也相互谈着他们从小到大所听说的关于各种贪官污吏的罪行，其中谈到此时众怒所向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腐败事实最多，连前几年曹汝霖担任外交部次长时让他儿子冒籍占用了那一年新疆仅有的一个清华学校招生名额、并免试入学这件事都抖搂出来了——这样的腐败行为，在曹汝霖这厮自己看来简直是小得不能再小、根本不值一提的事，可是，这样的腐败行为在每天都为苛刻的考试制度所折磨的广大学生看来，真是大得不能再大的学界丑闻！当学生们看到大批中国军队与警察开来、将东交民巷的入口包围住、并强迫学生们后退的时候，大家的愤怒情绪猛然爆发出来，纷纷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游行示威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出发，先掉头朝北，然后朝东，走户部街、东行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大羊宜宾胡同、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奔赴位于北京东城东南部的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阔府邸，大门就开在赵家楼胡同。游行队伍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并不停地散发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游行示威队伍来到了赵家楼胡同，远远可望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门前站着许多持枪把守的军警。学生们被此景象给激得更加愤怒，纷纷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并冲上去砸扣大门。警察们忙上前拦阻，与学生们发生了争执。学生们高声喊道：“卖国贼！卖国贼！……”并将手里拿着的小旗、还有现从地上捡起的石头都抛进曹家的院墙内……

与此同时，正与章宗祥、还有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丁士源、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家里商量事情的曹汝霖一看见学生们丢进院子里的石头，就立刻去换上了佣人的衣服，先从窗口跳了出去，又逃出了他家的后门。然后，他穿过一条小胡同，叫住了一辆汽车，乘车急奔东交民巷，躲进了六国饭店……

有五个学生“叠罗汉”爬上了曹家的墙头，跳进了院子里，从里面搬开了堵住大门的石头和木块，将大门给打开了，于是，大门外的学生们排山倒海地一拥而入，在曹家到处寻找曹汝霖。学生们本以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卖国贼此时一定正躲在曹家的客厅里开秘密会议，于是，他们就先径直朝客厅跑去。可是，客厅里却空****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闯进书房，发现这里也一个人都没有。学生们愤怒至极，一边激动地高声骂道：“曹汝霖在哪里？！”“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一边就把客厅和书房里摆设的那些名贵瓷器通通都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然后，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的两个女儿的卧室，发现那里也没有人，愤怒之中，他们就把铁床的柱子和零件都稀里哗啦地一顿暴拆，扔了一地。接着，学生们又跑到曹汝霖与他老婆的卧室前，发现房门被从里面给锁住了，于是，他们就用才刚到手的床铁柱子之类将房门给猛撞开了，只见曹汝霖他老婆正一个人躲在里面。学生们问那婆娘，曹汝霖现在到底在哪里？那婆娘则立刻撒谎，说曹汝霖正在总统府吃饭，还没回来。学生们没找到曹汝霖，气得将这卧室里的镜框、家具都砸得稀烂，由于他们本想从抽屉中搜出曹汝霖私藏的一些卖国秘密文件，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就将翻箱倒柜搜出的首饰之类都抛在地上，用脚踏碎，以泄心头怒火。然后，学生们又拥进了曹汝霖他爸的屋子里，在这里，他们当然也没找到曹汝霖，只看到曹汝霖他爸他妈。学生们在其他屋子里大搜了一通之后，又找到了曹汝霖的一个儿子、一个小妾。学生们对曹汝霖的爸妈、儿子、小妾都没惊动，只是吩咐卫兵们把这四个人通通带走，并把他们屋子里的燕窝银耳之类，连碟子带碗地泼摔在地上。

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于是，心中怒火熊熊燃烧的学生们就将曹家的家具又大砸大摔了一通，然后就满宅满院地放起火来，要将曹家这座富贵魔窟给烧光。火烧起来之后，有些学生忽然发现，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正躲着三个人——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学生们冲进了锅炉房，误将章宗祥认成了曹汝霖，于是立刻就把章宗祥揪住、暴打了一顿！那章宗祥早在亡清末年他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曾被他的同学们说成“绝顶聪明人”，此时，在这些暴怒的爱国学生面前，他唯有将他的“绝顶聪明”全都用于躺在地上装死！待学生们走了之后，中江丑吉将章宗祥扶了起来，两人一起相互拉拽着，逃到了曹家附近的一家卖油盐的小铺子里。然而，他们才躲到那里不久，章宗祥又被学生们给认了出来，于是，学生们将他拖到小铺子的大门口，问他到底是谁。章宗祥抵死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结果，学生们就又将他暴打一顿，直打得他真的失去了知觉。学生们又抓起铺子里待售的松花蛋之类，把它们乒乒乓乓砸在章宗祥的身上……

暴打章宗祥的一群学生中，就有平时很少与人打架的邵东波与王光勤，而且，他们二人都打得特别英勇！

学生们“火烧赵家楼”，事情闹大了，吓得警察总监吴炳湘与步军统领李长泰连忙亲自带了警察、保安队之流共三百余人赶到了赵家楼胡同。这时，游行示威队伍的大批人员已从赵家楼胡同撤退了，于是，吴炳湘与李长泰就带着警察、保安队在赵家楼胡同、还有东单附近将落队的学生们用木棍、枪托大驱散了一通，并逮捕了其中的三十二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二十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八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二人、中国大学的学生二人，这次“五四”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傅斯年还有曹永、张德等人都在被捕之列。傅斯年等三十二人被捕的时候，双手被用粗绳子绑缚到身后，谁若稍有反抗，就被枪托、短棍、或拳头给狠揍一顿；他们被抓走之后，就被关押在侦缉队的木栅栏里，其中一些甚至被与刑事犯关押到了一起。

当天晚上，内阁总理钱能训在其家中召集了全体阁员与其他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付眼前事态。陆军部总长“段氏屁精”段芝贵最为嚣张不堪，他大叫大嚷道：“多多派兵，狠狠镇压！看是咱手里的枪子儿厉害，还是那些学生手里的纸旗儿厉害！咱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立刻就有“屁精的屁精”跟着段芝贵嚷嚷道：“对！咱应该将参加这回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将各校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戒！”这次紧急会议，最后居然通过了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处置被捕学生、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荒谬决议！

也是当天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于是七点钟齐集法科礼堂，会商如何营救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并请校长蔡元培想办法。蔡元培安慰学生们说：“今天发生的事，是爱国运动，这种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

然后，蔡元培就来到了素与段祺瑞来往密切的大官僚孙宝琦家。早在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三十八岁的蔡元培听到了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就急忙赶到北京争取，不幸没能争取到。蔡元培很不甘心，就想办法再三、再四地联络，以求一圆“留学梦”。恰巧当时孙宝琦将要奉派为出使德国大臣，于是，蔡元培就向孙宝琦提出申请，想随同他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差事之外的半日就在柏林大学听课。孙宝琦答应了蔡元培的请求，并同意资助蔡元培学费每月三十两银子。于是，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末，蔡元培随同孙宝琦前往德国柏林。在德国留学期间，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给蔡元培提供了食宿，却未提供职务和薪金，于是，蔡元培就靠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著述、赚些稿费，来筹措自己的留学费用和留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不过，由于毕竟最初是靠了孙宝琦的帮助，蔡元培才得以留学德国，所以，多年以来，蔡元培与孙宝琦一直保持着来往。

因为孙宝琦与此时“督办当国”的段祺瑞关系密切，于是，蔡元培请孙宝琦出面向段祺瑞说明，学生们的举动全都出自爱国热情，被捕的学生全都是无辜的，请将他们无罪释放。孙宝琦面露难色，先向蔡元培支吾了几声“事情闹得太大”了之类，然后就不说话了。蔡元培则不屈不挠，只管安静地呆坐在孙家的会客厅里，就是不走。最后，孙宝琦只得向蔡元培说道：“明天，我去段公馆试一试。”

第二天——1919年5月5日上午九时，北京各学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各校一律罢课，直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等七项办法。这一天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学校的校长在北京大学开会，组成了“校长团”，并议决：此事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等七人为代表，前往警察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警察厅如不允，则往教育部，教育部如不允，则往总统府；总之，不释放被捕学生，誓不终止；若政府不能容纳众议，岁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会后，蔡元培等七人先到了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推说逮捕学生是奉内阁命令，若释放的话仍须内阁命令。他们又去了教育部，却发现总长傅增湘没到部办事。接着，他们又去了国务院（内阁），总理钱能训却托词不见他们。最后，他们又去了总统府，总统徐世昌也托词不见。

1919年5月6日，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的学生联合会。这一天，教育部总长傅增湘提出辞职。此时，全中国各地的议会、教育会、商会、各民众团体、社会各界名人纷纷致电中华民国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市民也准备在次日——“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响应“五四”游行示威。这一下，一直由于害怕主张严厉镇压学生、正虎视眈眈的段祺瑞而不敢公开表态的徐世昌才终于发布了一道大总统令，公开将警察总监吴炳湘训斥了一通、并声明要惩戒警察人员。段祺瑞哪里肯让半步，他左右的“天枭”徐树铮之流也跟着到处散布“再多逮捕些学生，把后逮捕的与先逮捕的一起处以非刑”的恐怖叫嚣。可是，急于摆脱责任的吴炳湘却被唬住了，他赶快向徐世昌提出建议，说还是赶快释放被捕学生为是。这一天晚上，内阁专为讨论学生问题召开了临时会议。内阁开会的时候，蔡元培就约同各学校校长一起在警察厅坐候消息。内阁临时会议散后，吴炳湘出面向校长们提出了保释学生的两个条件：一，明日不許學生參加國民大會；二，明日各校須全體上課。蔡元培等人都承愿以身家作保。

这一天，曹汝霖提出辞去交通部总长之职。

1919年5月7日，在“五四”游行示威中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全都被释放回校。保释学生的蔡元培等人也履行诺言，劝各校学生在这一天恢复上课、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

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虽然被释放了，古老的北京城里，各种恐怖现象却愈加厉害起来：《公言报》上公开为曹汝霖、章宗祥这两个卖国贼辩护，攻击总统府、内阁、教育界纵容学生，叫嚣应撤掉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代以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大批军警被派了出来，以加强对于学生、市民爱国运动的镇压力度。段祺瑞命令曹汝霖、章宗祥将其“被辱”情形写成书面文字呈报给大总统徐世昌，来个“历陈冤情”，坚决要求政府惩办学生。徐树铮则扬言要调更多的军队到北京城里驻扎，并在景山上架起大炮，准备来个“炮轰北京大学”！——这徐树铮此时三十九岁，不过九年之前，他自己也还是一个学生，并正在日本为了学习军事而练习“挨揍”，现在，“学成归国”已九年之久的他不仅没有任何胆量去反抗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倒丧心病狂地将所有的威风都抖擞在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上！

还有各种恐怖谣言传说：曹汝霖、章宗祥打算大肆报复，他们正在用三百万银元的巨款收买刺客去杀蔡元培，还准备派人去烧光北京大学的校舍、并大杀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并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向驻东京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使馆请援。结果，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有三十六名学生被逮捕，酿成了震动国际舆论的“东京事件”！

1919年5月8日，徐世昌连下两道总统令。第一令说学生们“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并宣布“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第二令则更为奇特、荒谬，不仅对已提出辞职的曹汝霖予以慰留，说曹汝霖“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酿致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

为了将曹汝霖、章宗祥稳住，并借以缓和段祺瑞等人的反抗情绪，徐世昌将曹汝霖、章宗祥安置在风景宜人的北海，一住“团城”、一住“静心斋”，又派人给他们二人各送去五万银元，所谓让他们“一为盖房，一为养伤”。

段祺瑞则严厉命令爱财如命、拼命追求特别高的“生活程度”的曹汝霖与章宗祥：“把钱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那曹汝霖和章宗祥虽然害怕段祺瑞之凶，却更不甘心将才到手的钱财又还回去，于是，这二人只管软磨硬泡，就是不肯真正执行段祺瑞的这个命令。

这一天晚上，为了保全无辜学生、保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递出了辞呈。

第二天——1919年5月9日早晨五时三十分，蔡元培悄然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临走前，他给北京大学师生留下一则简短启示——“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長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一天，北京学生联合会连续召开会议，一面上书教育部，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并立即采取措施；一面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支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一致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出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重察。”

这一天，陆宗舆辞去了币制局总裁之职。国会众议员李继桢等人则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为理由，弹劾内阁总理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他们攻击钱能训的同时，将更大的压力移向了大总统徐世昌。

蔡元培的那则启示在1919年5月10日的《益世报》公开登出了，结果，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其他各学校的师生也都感到震惊和激动。这一天，蔡元培在天津又写了《致北大同学》这封信，解释他悄然离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舉，純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

蔡元培辞职之后，已提出辞职的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也于1919年5月11日逃到北京西山去了，北京的爱国学潮则愈加扩大起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叶维松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接着，北京直辖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先后向教育部具呈辞职，以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之决心。北京教育界之外的其他各界社团也响应学生，声援挽留蔡元培、傅增湘。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也一致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团等团体，不断举行政治集会、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1919年5月14日，在“督办当国”的段祺瑞一派势力与各界舆论的多重政治压力下，大总统徐世昌连下四道总统令。一令，“京畿警备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军警督察长、京兆尹等，一体认真防护，共维秩序，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否则“稍涉纷扰，恐速论胥，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学生“务各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防害学业。”威胁说“其有不率训戒，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請解职由。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著毋庸议。此令。”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著毋庸议。”

结果，徐世昌这四道总统令闹得两面不讨好！段祺瑞一派得寸进尺，向徐世昌、钱能训接着大施压力，迫使徐世昌、钱能训于1919年5月15日下令罢免了傅增湘教育部总长之职，由次长袁希涛暂时代理。紧接着，1919年5月16日就传出了国会参议院议长田应璜将出任教育部总长的消息。广大师生本就愤怒于政府挽留蔡元培之举并无诚意，而田应璜将出任教育部总长的消息越发激化了他们的仇恨！

1919年5月19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北京各校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以示向政府抗议！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罢课宣言》，并呈递了《上大总统书》，向徐世昌提出了六项要求：一，对于青岛问题表明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三，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诸公回职，打消以田应璜掌教育之议以维教育；四，撤废警备学生命令以重人权；五，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释放被捕学生，重惩日本军警，以重国权；六，恢复南北议和，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

这一天，甘肃女士邓春兰上书蔡元培，提出了“国立大学增设女生”、“实行男女同班”等建议。

1919年5月21日，内阁总理钱能训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对于学生们的六项要求作了口头答复：一，对青岛交涉，政府签字与否当察看情势如何；二，曹汝霖、章宗祥诸人卖国，苟有凭据，不妨起诉，若任口而谈，政府将如何办理？三，田应璜掌教育之说，现已撤销，部事暂由袁次长代理，蔡校长当极力挽留；四，5月14日命令非专为学生而言；五，留日学生之事，政府现已提案与日本交涉；六，上海南北和会之维持，政府更急于诸君，谋求转圜之机。

这一天，徐世昌被迫下令，以外号“屠夫”的王怀庆代替李长泰，接任步军统领。王怀庆到职之后，立刻就对于在街头演讲、集会的学生采取了暴力行动，在他的命令之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城内到处横冲直撞，驱散群众，撕毁传单，逮捕学生，查禁《益世报》、《五七》日刊……

1919年5月25日，段祺瑞又让徐世昌向北京以及地方各省的文武官员下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重。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著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

与此同时，北京的学潮却大规模地蔓延到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上海、广州、杭州、南京……1919年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参加的学生达二万余人，然后，广州、杭州等地的学生也都卷入罢课**，接着，上海、芜湖、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界、商界也像北京的学界、商界一样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推行国货的运动……

1919年6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连下两道荒谬无比的命令：一，表扬被全中国广大民众痛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他们大力辩护；二，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并严厉要求学生立即复课。

压迫愈重，反抗愈强！广大学生在强烈的愤怒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至于中华民国政府内部，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之间的争权态势也更加激烈，直系战将吴佩孚公开宣布，他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给了学生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一时之间，此时四十五岁的吴佩孚被学生誉为“爱国将军”……

1919年6月3日，是一个天气阴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星期二，一场较“五四”那天更为猛烈的政治风暴在北京爆发了！这一天，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北京二十余所学校联合派出了数百名男学生，举行了“天安门大游行”。广场上，演讲者垂泪疾呼，倾听者掩面而泣，这慷慨、这悲壮、这**澎湃，都是最真实的！突然，大批军警、步兵、马队朝广场上横冲过来，大肆施展各种暴力手段，驱散听众、抓捕学生，与此同时，天空也大打暴雷、大刮恶风，将黑云尘沙扫得遮天满目……

这一天，有一百七十余名男学生被强行抓走、拖进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中关了起来！

第二天——1919年6月4日，星期三。中午，强烈的阳光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紧紧关闭着的校门烤得发烫，正中那两扇大铁门上的那把大铁锁更是烫得灼人！校门内，那长阔的过道与左右的天井里，都拥满了严肃慷慨的女学生。此时还不到十九岁的国文专修科二年级女学生冯淑兰（冯沅君）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正对着那把大铁锁。突然，冯淑兰从地上搬起了一块大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狠狠地砸了过去，接着，她又用那块大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砸了第二下、第三下……其他几个站在附近的女学生，例如邵蕙波、王馨如等人，也像冯淑兰一样，各自搬起石头，朝那把大铁锁狠狠砸去……最后，随着轰然一声，那把大铁锁重重落在了地上！冯淑兰幼年时也曾遭过缠足之难，后来，她虽然将双足放开了，可是，缠足之难给她造成的残痛却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就是这样一位踏着遭难的双足走上艰苦的求学之路的才女，第一个勇敢无畏地搬起大石头、砸向了那把将同学们禁锢在高墙中的大铁锁！

大铁锁终于落地了，那两扇大铁门终于敞开了，通往自由与解放的道路赫然呈现在同学们面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夺门而出：冯淑兰、邵蕙波、王馨如、陈定秀、程俊英（隽因）、王世瑛（一星）、李超、钱用和、孙继绪、张峥漪（冷岩）、周寅颐（沁秋）、田隆仪、吴琬、朱学静、张雪聪、林宝权……她们与来自北京其他十四所女校的女学生们一起，举行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请愿游行。这一天，全北京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的学生较昨天加倍的多！

这时的邵蕙波还不到十五岁，在她年轻的记忆中，她随着游行队伍走向天安门广场时所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跃动分明：……高大雄伟的中华门；平滑的甬道，甬道用两块、两块的大青石并排铺成，每块大青石长约三米、宽约二米；甬道两侧植有各种美丽的树木花草，其中有许多是参天的古树，还有许多相间而植、茂盛成林的紫丁香树与白丁香树，树上仍开放着紫色与白色的花，至于那大丛大丛铺展开的黄刺玫，更是映着明朗阳光烁烁闪亮；进了中华门，就是东、西、南三面都被一丈多高的紫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形成了一个“U”形的“千步廊”；“千步廊”正北端，就是矗立在一座高达三丈的棕红色台基上、九楹重檐、金碧辉煌、华美壮观的天安门；天安门后，衬托着一派广阔无限的蓝天；天安门前，是众多团结勇敢的青年学生，是无数迎风飒飒的斗争旗帜，北京大学的队伍、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队伍、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队伍、北京警官学校的队伍、中国大学的队伍、朝阳大学的队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队伍、汇文大学的队伍、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队伍、北京农业大学的队伍、清华学校的队伍……

忽然，邵蕙波听到一个人用略带安徽口音、清晰、有力、又惊愕的声音说道：“邵蕙波！”她举目一望，只见那人就站在清华学校的队伍里、那人就是这时还不到十九岁的孙立人。这时还不到十四岁的叶澄川正站在孙立人旁边，他本来正朝演讲台那边望着，听到孙立人说的那一句“邵蕙波”之后，他才转过头来，一边朝邵蕙波挥手、一边喊道：“四哥！”……

这一天，大批军警、步兵、马队又冲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拘捕学生七百余人！这些被捕的学生仍旧被押送到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与昨天被捕的学生关押在一起，如此一来，法科礼堂都被塞满了！军警们在法科校舍外东西两侧，煞有介事地搭起了二十多个驻扎帐篷，将法科校舍紧紧围住，如临大敌！

天黑了，茫茫苍穹、骤然大闹，又是大闪、又是大雷、又是大风、又是大雨……

北京城里连续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将学生们吓倒，他们于第三天——1919年6月5日，发动了较前两天更多的、足有五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冲出校门、分头演讲，这些学生各背行李、带着干粮和牙刷，做好了与前两天被捕的同学们一起去坐牢的准备。北京城里的学潮闹成这么大的阵势，是以前任何时候都没出现过的，连“督办当国”的段祺瑞都感到恐慌了！此前一直主张大量拘捕学生的“段氏屁精”段芝贵与“屠夫”王怀庆也觉得没办法了，他们向段祺瑞报告说，闹事的学生太多了，根本逮不过来，就是逮过来也麻烦，因为关押学生的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已经再也塞不进人了……在这一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大总统徐世昌主张的停止镇压、以和平方法对待学生的意见重又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不在拘捕学生，以前所捕学生即日一律释放，还商量了两条善后办法，一，更换北京大学校长，准蔡元培辞职，以胡仁源继任；二，更换教育部次长，准袁希涛辞职，以傅岳棻继任、暂代总长事务，并责成傅岳棻与各校校长接洽，商议善后办法。于是，这一天，虽然仍有大批军警冲上街头将学生队伍与围观民众驱散，可是，却没有一名学生被逮捕，而且，被拘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近千名学生也被释放，包围北京大学法科校舍的军警也全都奉命撤走。

就在北京军警于1919年6月3日、4日大肆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的同时，上海的学生也立刻行动起来，纷纷罢课，通电各省、呼吁援救北京的学生，并分头动员工业界罢工、商业界罢市。于是，1919年6月5日上午，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五、六千名男女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祥生铁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同一天，在上海商会的发动下，各商号陆续罢市，到这一天正午十二点，华界、租界大小商店，除了几家外国人开设的洋行之外，已无一家开门营业，各家关门闭户的商店门前大贴各种爱国标语：“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这一天，上海各界代表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界联合会，对外发出通电：“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

“三罢”烈火在上海燃起之后，很快就烧遍了全中国，京奉铁路唐山、京汉铁路长辛店的工人，南京、苏州、常州、无锡、淞江、镇江、宁波、杭州、汉口、长沙、芜湖、天津、济南等人相继都有工人罢工，此外、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份也纷纷开展了罢课、罢市斗争。风潮激**，震撼全国，到处都响彻了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的呼声……

民意难违！暴躁的“北洋之虎”段祺瑞暂时躲到了幕后、不再公开命令这个指挥那个；“段氏屁精”段芝贵不得不引咎辞去北京卫戍司令之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卖国贼”在全国的诛讨声中分别于1919年6月4日、9日再次提请辞职；各地军政大员也纷纷向中央政府进言，要求立刻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以平息事态……

1919年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连发三道命令，宣布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因病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这三道命令发布之后，全国上下，人心大快。可是，段祺瑞却偏偏跑到北海团城，看望了正躲藏在那里的曹汝霖，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还嚷嚷说“他跟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

鉴于段祺瑞一派对于他的不满、还有目前内政外交的失败，徐世昌于1919年6月11日，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咨文，请求辞去大总统之职。次日——1919年6月12日，钱能训也连带提出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中华民国政府一下子就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看到徐世昌、钱能训如此告饶。段祺瑞与他的心腹徐树铮真是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也很清楚，如果此时将徐世昌与钱能训一起轰下台来，那么，在目前并无合适人选来接替徐世昌空下的大总统之位的情况下，时局会更加动**、更加难以收拾，将会让他们自己面临更麻烦的处境。于是，在钱能训提出辞职的同一天，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就奉段祺瑞之命，来到中南海总统府，送还了徐世昌的辞呈，他们还通电全国，呼吁挽留徐世昌。然后，段祺瑞本人也亲自来到中南海总统府，将徐世昌慰留了一番，大说他将支持徐世昌的大政方针。不过，段祺瑞对于钱能训可一点都不客气，说将他轰下台来就将他轰下台来！

攻倒钱能训内阁，是徐树铮在段祺瑞面前谋划已久的，按照徐树铮的如意算盘，攻倒钱能训之后，他就能更加容易地将在钱能训内阁中担任陆军部长的“面粉世家”靳云鹏给收拾掉了。靳云鹏作为段祺瑞的部下，过去在段祺瑞面前能与徐树铮相抗衡，段祺瑞也总是利用靳云鹏来制约徐树铮。可是，近些年来，段祺瑞已越来越偏向徐树铮。靳云鹏担任钱能训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之后，经常受到与徐树铮关系密切的财政部总长龚心湛、司法部总长朱深等人的围攻，尤其是龚心湛，动不动就在内阁会议上当众与靳云鹏争吵谩骂，而这些事闹到段祺瑞面前之后，段祺瑞却很少支持靳云鹏。就在前不久，靳云鹏又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各军欠饷问题与龚心湛大吵了一架，在激烈的争吵中，平时用语总是尽量谨慎的靳云鹏一时忘了忌讳，居然吵出了“督办当国”的段祺瑞编练庞大的“参战军”（边防军）所用的巨额经费的秘密来源。这个敏感事件很快就被龚心湛、徐树铮捅到了段祺瑞跟前，段祺瑞登时大怒，立刻就将靳云鹏叫了过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靳云鹏想向段祺瑞解释一番，可是，段祺瑞却什么也不听，只管气得将鼻子向左斜歪过去、指着靳云鹏大骂道：“你混蛋！你吃里扒外！”靳云鹏挨了这顿大骂之后，就负气请假，躲在家里，暂避风头。看到靳云鹏如此干瘪，徐树铮一边心中暗喜，一边趁此机会，大搞攻倒钱能训内阁的活动……1919年6月13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照准钱能训去职，而由财政部总长龚心湛代理内阁总理一职。龚心湛之所以被推上了代理内阁总理之位，是由于徐树铮向段祺瑞极力建议的结果。可是，龚心湛在就职当天，却发表了一个声明，以显示他极不愿意主持这一“看守内阁”的态度：“比者干揆（钱能训字干臣）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己，于本日到院暂时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就在这一天，经龚心湛主持的内阁会议议决照办，中华民国政府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在去年（1918年）、他三十八岁的时候就由于段祺瑞之力，被加为陆军上将衔，此时，三十九岁的他手握三个师四个旅的重兵，成为节制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四省的封建大吏，简直公然以“西北王”自居了！这样一来，直系军阀头子——节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的四省经略使曹锟与奉系军阀头子——把持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军政大权的东三省巡阅使“东北王”张作霖就大为恼怒。尤其是张作霖，他觉得徐树铮从没到前线打过仗，只靠在段祺瑞耳朵边煽风拨火、挑拨使坏就得到了节制四省的势力，超过了他这个“东北王”，实在太可恶了！于是，张作霖连忙往北京发来电报，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陞、孙烈臣二人中，选择一人任为东北筹边使。徐树铮现在正忙着借段祺瑞的势力、借自己新到手的兵权大肆横行一番，哪里会将张作霖的那点子让他不疼不痒的打击举动放在心上，他只管催着他的幕僚王荫泰快点儿将“西北筹边使官制”给拟具出来，送呈大总统徐世昌和代理内阁总理龚心湛审阅。徐树铮的长子徐审义与王荫泰互为郎舅，徐审义之妻就是王荫泰之妹王荫松；因此，徐树铮吩咐王荫泰时，态度中不仅有上司的厉害、还有“徐老太爷”的威风！

在段祺瑞的颐指气使之下，各省督军、省长、经略使等文武官员、还有全国和平联合会等团体纷纷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挽劝他勉为其难、照常供职。“东北王”张作霖甚至以“十万火急”通电恳留徐世昌，他还电告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挑唆曹锟以“北洋领袖”资格，“早日合词吁恳元首，力任艰危，勿萌退志”……

在过渡时代的中国，就个人品质而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堪称是一位忠厚长者，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胆小怕事、头脑顽固的老人！在方还看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就应该在苛刻的校规管制之下、像绵羊一样驯顺。因此，1919年6月4日那天，全校的女学生在冯淑兰（冯沅君）的带领下，砸落了校门上的那把大铁锁、夺门而出、参加了游行示威之后，方还简直被气得又惊又怕，他深恐以后这些女学生会气焰嚣张、无法约束、给学校也给她们自己招来大祸。当北京城里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告一段落，全校女学生都回来重新照常上课之后，方还在学校里采取了一系列他觉得可以恢复正常秩序、重振优秀学风的措施：他在全校大会上严厉地将学生游行活动斥为伤风败俗的狂妄之举，指责国文专修科主任陈钟凡和图画专修科主任吕凤子负有对女学生管教不严之责、还停发了他们二人下一学年的聘书。女学生们对于方还的专制非常不满，她们一致认为，学校当局封建顽固，先阻挠学生爱国，又无理迁怒陈钟凡、吕凤子这二位正直、优秀的教师，于是，她们召开了学生自治会，宣布全校无限期罢课，向校长方还严正提出，第一，请回陈钟凡、吕凤子这二位级主任并向他们正式赔礼道歉，二，校长和学监从此以后不得再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要让学生解放，听其自由！方还没想到女学生们会将事情闹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于是，他又想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高招，绕开陈钟凡、吕凤子等教师，召开了一个“教职员大会”，在会上，他突然宣布，他决定以整修校舍为理由，让全校提前放假，并要求全体女学生在看到布告的当天就一律离开学校。正担任学监、同时也担任教学工作的陆珊瑚当时就在会上向方还严肃提出：“绝对不能这样做！这样一来，那些家不在北京的学生根本来不及找到离开学校之后的落脚之处，现在外面这样闹、治安状况这样坏，学生很容易就会遇到危险的！学生们提出的那两项要求都是正确的，应该同意！”邵永纹、郑一新等教师听到陆珊瑚的抗议之后，也纷纷发言支持陆珊瑚。可是，那个曾因为在课堂上公然向女学生们灌输《礼记·内则》等孔教“三从四德”之恶论而遭到女学生们抗议的女教师戴礼和其他一些教师则表示他们坚决支持方还校长的英明决定！

方还校长不顾陆珊瑚、邵永纹、郑一新等人的抗议，坚持将宣布学校提前放假、要求学生当日一律迁出学校的大布告贴了出去。结果，女学生们为此非常愤慨，她们立刻召开了学生自治会三部联席会议，决议驱逐校长方还！为了增强宣传声势，她们将方还平时的封建顽固言行列成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在学校内外广泛散发……

后来，经过许多曲折，在种种压力之下，五十二岁的方还校长终于屈服了，他自己上书教育部、请求辞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们自己组织的“驱方运动”获得了胜利，一时之间，北京的人们有将此传为美谈壮举的，也有将此传为恶谈怪事的……

1919年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济南、武昌、南京等地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会聚于上海大东旅馆，联合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推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为正会长、上海代表柯葆仁为副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就立刻号召、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

1919年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赴北京，呼吁维护山东主权，并宣称“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次日——1919年6月19日，由山东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公推的八十五名代表从济南车站起程赴北京，当时有数百山东民众，上至白须老翁，下至垂髫孩童，环跪于济南车站，哭送代表们登车，他们纷纷嘱咐代表们：“请求不遂，不得生还！”代表们则泣下应声：“一日请愿不成，一日不回来见山东父老！”1919年6月20日，山东请愿团在北京向中南海总统府呈递了请愿书，并请求大总统徐世昌接见。请愿书提出了三项主要要求：一，必须拒签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二，必须废除高徐、济顺两铁路草约；三，必须严惩卖国贼。徐世昌看过请愿书之后，让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去告诉山东请愿团：“他们的请求本总统知道了，让他们早日回去吧。”山东请愿团听到吴笈孙的传话之后，就于次日——1919年6月21日冒着倾天大雨，跪在了总统府新华门外的污泥浊水中，放声痛哭，坚决要求徐世昌亲自接见他们！这一天，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呼吁拒绝签字，取消一切中日密约，并与上海各界团体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严正警告他们：“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接见了山东请愿团。山东代表们看到徐世昌之后，一边痛哭，一边争相诉说日本人在山东无恶不作，各地民众受尽了他们的欺压凌辱，请求大总统拒签和约，保我山东领土，护我山东人民。有一位代表满腔愤慨地向徐世昌大声责问道：“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中国领土？！山东民众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徐世昌默想了很久之后，才缓缓说道：“政府主张与诸君意见相似，定会维护山东主权，保护山东民众。”

1919年6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力主保留山东，否则拒签和约。——“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

1919年6月2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等又会同山东请愿团，总共约四、五百人，集体到中南海总统府请愿，严正提出了三项请求：拒签和约；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约；恢复南北议和。

1919年6月28日，来自山东的第二批请愿代表一百单八人、来自天津的请愿代表七十余人、还有来自全国其他各省的众多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这一天，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怀仁堂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代表，他向代表们宣布说：“政府已电令陆使（陆徴祥），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就不签字。”徐世昌话音才落，只见陕西学联代表屈武突然长跪痛哭，以头连连碰地……

这一天，原定就是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签字日期，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王正廷等人没有在对德和约（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1919年7月10日，徐世昌发布了总统令，公布了拒签对德和约一事。

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了，废除“二十一条”、废除治外法权等要求也均遭拒绝……对于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既成事实，中华民国政府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抗之举！

“五四”时代仍在，“五四”精神永存！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故事在古老的中国绵延着……

1919年9月1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开始了民八至民九这一新学年的生活。新学年伊始，学校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此时，整个女高师设有国文部、数物化部、博物部、家事部、补修科、图画手工专修科、保姆讲习科、中学四年级等部科，共有学生二百六十人；其中国文部、数物化部、博物部、家事部这四部设有本科、预科，不过，此时除了国文部同时有本科生与预科生之外，其他三部还都只有预科生。十五岁的邵蕙波已升到中学四年级学习。十九岁的冯淑兰（冯沅君）成为了国文部本科1919级全班三十余名学生中的一位。担任国文部主任的仍是陈钟凡，他此时三十一岁。

女高师原来规定，国文部本科1919级学生全部都由此前的国文专修科二年级学生升入，可是，后来却额外又收了两位才华非凡的旁听生，一是苏梅（苏雪林）、一是黄英（庐隐）。苏梅此时二十二岁，她祖籍安徽省太平县、生于1897年，她从设于安徽省垣安庆的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留在这个学校的附属小学教书。1917年，苏梅的同事舒畹荪女士被委为安庆实验小学校长，约她去那个小学教每周一、两点钟的功课。在安庆实验小学兼课的时候，苏梅认识了当时在那里担任体育教员的黄英。黄英祖籍福建省闽侯县、生于1898年，年少苏梅一岁，黄英九岁时，进入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慕贞学院读小学，舒畹荪与黄英是慕贞学院的同学。黄英在她十三岁那年考进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十八岁那年，她中学毕业，此后的几年里，她曾在北京女子中学担任体操、家事园艺教员，然后，她就应旧同学舒畹荪之邀，来到安庆实验小学担任体育教员。苏梅与黄英同事半年之后，在那时喜欢东奔西跑的黄英由于厌倦了安庆这座封建闭塞的江城的沉闷生活，就回到了北京。然后，黄英就到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由于那个学校环境实在太腐败，于是，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她就辞职回到了北京。1919年春天，为了能在这一年秋天考上女高师国文部本科、接受盼望已久的大学教育，黄英又回到安庆实验小学教课半年，以赚些薪水、积攒学费和保证金。苏梅那时也热烈盼望在1919年秋天考上女高师国文部本科，于是，她与黄英相约这一年秋天一起到北京赴考。可是，在她们正为了考试而拼命苦读的时候，她们却突然得知，女高师国文部本科在这一年秋天招收的学生全部由原本校国文专修科二年级直接升上来，名额已足，不再招补。苏梅与黄英都一心想在女高师深造国文，可是当她们看到希望之门已开之后，却发现偏偏没有她进去的份儿，其心如何忧叹，可想而知！无可奈何之下，苏梅请她正担任预科教员的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徐皋甫用学校名义行文女高师，请求容她入校作一个旁听生。徐皋甫校长于苏梅素以大器相期，他看苏梅升学之心不可动摇，就想了许多办法、恳切地向女高师国文部连去数道文书、请求通融。最后，女高师国文部本科终于同意让苏梅入校做一个旁听生。黄英原为女高师的前身——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她从安庆回到北京之后，请母校老师通融了一番，也成为了女高师国文部本科的旁听生。国文部本科1919年秋天入学的这一届学生中，只有苏梅与黄英是旁听生，不过，她俩的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驱方运动”的胜利，女高师那苛刻的校规总算向学生要求自由的呼吁有了一些让步：校门正中那两扇大铁门平时已经敞得开开的，学生必须向学监交纳“通知簿”才能出入学校的制度也已经取消了。不过，虽然校长不再是方还老先生，而换成了毛邦伟，那毛邦伟的顽固保守程度却较方还老先生尤甚。那毛邦伟自己脑袋秃顶，却对于女高师校规中“禁止学生剪发”这项规定执行得非常严格，他反复在全校大会上声嘶力竭、尽凶尽厉地向学生们训斥说：“女子剪发，有伤风化，若有哪个学生胆敢违反校规、私自剪发，学校就立刻将她开除！”他对于剪发的中国女子的痛恨恐惧简直就跟亡清末年朝廷官府对于剪去辫子的中国男子的痛恨恐惧相同！学生中，有一部分人特别希望能剪去长发，改成时髦、漂亮、精神而且易梳易洗的短发发型；另一部分人则觉得留长发更适合自己，例如邵蕙波就曾这样向冯淑兰、苏梅等人说过：“想留长发或短发，是一个人的自由，凭什么要胡说‘女子剪发，有伤风化’？！男女平等，若说‘女子剪发，有伤风化’，那么所有剪了辫子的男子岂不都‘有伤风化’了？！”由于学生们都非常厌恶毛邦伟，大家平时提起他时总蔑称他为“M校长”或“老M”。

1919年9月13日，是一个晴朗、凉爽的星期六。这一天，中午放学、在学校吃过午饭之后，邵蕙波就回她的堂姑邵永纹家过周末了。

下午的时候，阳光温煦，微风轻掠，庭园中，那个很高的秋千架照样安静地竖立在那棵枝叶茂盛的古槐树边，架上悬着的那两个秋千椅却随风略有动意。邵蕙波拿着一本《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一期》、一本《漱玉词》走到秋千架旁，随意坐在了其中的一个秋千椅上，一边翻阅着手中的杂志和书，一边体会着这难得的闲暇时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这本杂志出版于1919年6月，是由女高师文艺研究会负责编辑出版的。女高师文艺研究会是中国从古代发展到现代以来，第一个完全由女会员组成、建立在现代学缘关系基础上的文学社团，其成立于1919年3月，那时学校还处于正式升格为女高师之前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最后阶段。女高师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有三十三名会员，都是当时的国文专修科学生、例如冯淑兰（冯沅君）等人，其组织下设讲演部、编辑部、庶务部、游艺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一期》上刊登的所有文章都是文言文，其中“诗文”栏目内刊登的都是格律诗词与文言骈散文，至于论说文更是带有相当浓厚的八股文特征。这也难怪，因为刊发在这本杂志上的文章中有许多篇目是国文部教师穆祯豫等人从学生课堂作业中选出来的优秀作业，穆祯豫等人都是热心卫道“国学”的老冬烘，他们的课堂教学完全以“之乎者也”的旧文、古书为教材，要求学生也完全用“之乎者也”的旧文、古书写作业、答考试题。邵蕙波看看这本杂志中刊登的那篇由冯淑兰撰写的课堂作业《论文章贵本于经术》，再想想1919年6月4日那一天中午冯淑兰第一个搬起大石头砸向校门上的那把大铁锁的勇敢无畏之壮举，真觉得非常幽默！

邵蕙波不由得凝眄而望，看秋空之天澹云闲……有关1919年6月4日那一天游行走向天安门广场时的每一个画面都那样鲜明似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高大雄伟的中华门；平滑的，用两块、两块的大青石并排铺成的甬道；许许多多的参天古树，各种美丽的花花草草，仍开放着紫色与白色的花的紫丁香树与白丁香树，大丛大丛铺展开的、映着明朗阳光烁烁闪亮的黄刺玫；位于“千步廊”正北端，矗立在一座高达三丈的棕红色台基上、九楹重檐、金碧辉煌、华美壮观的天安门；广阔无限的蓝天；无数迎风飒飒的斗争旗帜，由来自各个学校的团结勇敢的青年学生组成的各校学生队伍……

忽然，只听那棵古槐树上，有秋蝉曳着残声过到别枝去了……邵蕙波犹自想着心事，闻此倒也一惊，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她随手翻开了那本缀辑了宋朝女文学家李清照之数十篇词作的《漱玉词》，哪知才一翻开，映目就是那篇《满庭霜》，于是就仔细默读下去，待读到“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的时候，就听从大门边传来一阵喧哗之声，原来是叶澄川从清华学校回来了。此时，十四岁的叶澄川已在清华学校读中学三年级了。

叶澄川走过庭园时，先向邵蕙波喊了一声“四哥”，接着，他到自己的屋子里放下书包，又去向他的祖母赵之贤、外祖母段翠微问候了一番。然后，他又回到了庭园中。

叶澄川走到秋千架旁，看了看邵蕙波手中拿着的那本《漱玉词》，就一边在另一个秋千椅上坐下、一边向邵蕙波笑问道：“你暑假里只管大研究《水浒传》，怎么现在忽然又转回到《漱玉词》了？”邵蕙波笑答道：“《水浒传》是写宋朝故事的古代白话小说，《漱玉词》则是宋朝人李清照将宋朝白话婉约入词的最高境界之作。将《水浒传》与《漱玉词》一起研究，更能全面看透宋朝社会的丰富生活。”叶澄川说道：“人们若提宋代词宗，总是或以苏东坡、辛稼轩（幼安）这苏、辛并列，或以李易安（清照）、辛幼安这二安相照。依你看来，苏、辛、李这三人该如何排座次？”邵蕙波说道：“自然是李易安高于辛幼安。至于苏东坡，他只配与朝云之流相提并论！”叶澄川故意叹道：“中国的女士，一代更比一代狂傲！陆家的三位姑姑（陆珣、陆琼、陆珊瑚）就都厌恶苏东坡，到了馨如姐姐和你这一代，更是将苏东坡批判得假面尽剥！”邵蕙波说道：“珊瑚姑姑也最欣赏李易安的诗词，她经常感叹说，李易安恰恰比她早生八百年。”叶澄川笑道：“珊瑚姑姑还总是感叹说，赵明诚对李易安太坏了，不过人到中年就背叛了李易安，可见赵明诚为人非常虚伪。陈二叔（陈宗权）一听珊瑚姑姑提起这个典故，立刻就显得小心翼翼的，生怕珊瑚姑姑本是为古人不平、却忽然会朝他发起脾气来。”邵蕙波说道：“小时候，我只看到许多书上提到，赵明诚与李易安是一对如何恩爱、如何相知的夫妻；所以，我第一次听珊瑚姑姑提到他们的婚姻由于赵明诚的背叛而变成了半生的悲剧的时候，真是觉得太惊愕、太恐怖了！”叶澄川叹道：“虚伪总是会闹出无穷坏事的……”然后，他又向邵蕙波问道：“说到李易安的诗，你最欣赏哪一句？”邵蕙波说道：“是那句‘江山留于后人愁’。”叶澄川点了点头，然后，他想了想，才向邵蕙波说道：“孙立人的爸爸孙熙泽也很崇敬李易安，就他这位‘孔教全才’而言，这也算很难得、很奇特的了。据孙立人说，他八岁那年，他爸爸带着他和他大哥孙同人一起游览济南的临湖阁时，曾向他们历数李易安、辛幼安之坚贞民族气节、高尚爱国精神，他当时听了，就感到他们都很了不起，觉得长大了就要做他们那样的人。”邵蕙波叹道：“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成为辛幼安那样的人还较为容易，若能达到李易安那样的高尚境界，可实在太难了！”叶澄川说道：“孙立人还说，他后来特意留心读了李易安、辛幼安的许多作品，他最佩服李易安写的那一首……”邵蕙波看了叶澄川一眼，然后接着他的话茬说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不是这一首？”叶澄川笑道：“我还没说，你就猜到了！”邵蕙波反问道：“这有什么难猜的？不过，孙熙泽课子时大谈李易安清照、辛幼安弃疾，到他儿子孙立人真的想学军事的时候，他却又坚决不许孙立人去学辛幼安弃疾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了，只希望孙立人能去学医、当个开业医生，将来只有人求他、没有他求人。咳，孙立人若真成了个孙医生，倒也算是能替人‘弃疾’了！”

叶澄川说道：“从孙立人刚进清华读中学时开始，孙熙泽就不停地跟孙立人唠叨说‘不为良相，就为良医’，你将来一定要学医！几年下来，孙立人虽然一直没有真的听从他爸爸的唠叨，打算将来学医，可也没敢跟他爸爸公开大吵什么。到了今年（1919年）夏天，孙立人快要读完中学四年级了，他才为了升入高等科之后预科分系时到底选什么专业、还有将来是否学医的事跟他爸爸大争执了一番。孙立人坚持说他将来的志愿就是到美国学习军事；他爸爸则为此勃然大怒，说他从小体弱多病、快到五岁才能站立走路，而且他的性情那样容易移染，遇到麻烦不是立刻就泄气就是大发脾气，他这样的材料，怎么能去学军事？而且现在中国的世道这样乱，都是军阀割据、争权夺利闹出来的，当兵的最可恶，若是他胆敢不听父训、学什么军事当什么兵，为父的就坚决不再认他作儿子了！争执了一阵之后，孙立人跟他爸爸暂时达成了妥协，孙立人不再提将来学军事的话，他爸爸也不再提让他将来学医的话，今年秋天一开学，孙立人升到了高等科一年级，他打算明年秋天升入高等科二年级、预科分系时主修土木工程。不过，孙立人自己和清华的同学都认为，他将来若能学成军事、领兵打仗，一定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从去年到今年，一年之内，孙立人当选为清华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排球队、手球队五个校队的队长。特别是在清华篮球队，他更有‘飞将军’之称，清华篮球队‘五虎将’就是指孙立人、还有……”一直很耐心地听着叶澄川大谈特说的邵蕙波这时却稍稍摇了摇头，看着叶澄川，说道：“真俗气！男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篮球队有‘五虎将’，清华篮球队就也有‘五虎将’！这也‘五虎将’，那也‘五虎将’，起外号都跟说评书似的！哼，著名的‘女高师四公子’听说过吗？——陈定秀、黄英、程俊英、王世瑛！”

——女高师国文部本科1919级学生苏梅（将来的一代文豪苏雪林）曾有《戏赠本级诸同学》之长歌一首，其中说到“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淮抟长风。横渠肃静伊川少，晦庵从容阳明峭。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那“子昂翩翩”就是指陈定秀，那“亚洲侠少”就是指黄英（庐隐），那“伊川少”就是指程俊英（隽因），那“阳明峭”就是指王世瑛（一星）……

傍晚时，一阵狂风乍起，吹得漫天乌云滚滚、遍地落叶萧萧……然后就下起了冷飕飕的大雨，直到天色全黑了，雨势虽然稍缓，可是敲打在窗上，听起来仍很惊人……

吃晚饭时，赵之贤、段翠微、叶维松、邵永纹、叶澄川、邵蕙波六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边，一边吃着，一边谈话。叶维松向邵永纹说道：“蔡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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