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国会众议员陆崇寿

……邵蕙波的十三周岁生日晚会……螃蟹宴……邵蕙波说道：“孙立人那样的运动天才，打架一定也很厉害，梁实秋若犯了什么错被他给抓住了，可有的受了！”冯淑兰（冯沅君）说道：“梁实秋多运动运动、多练习练习如何打架、如何防御，或可在将要挨揍时少受些苦。”叶澄川笑道：“梁实秋这个人，门门功课都good，唯有体育总是差点不及格！他再怎么运动，也打不过孙立人！”……陈宗权苦笑着向陆珊瑚说道：“王占元让我回北京休假，并把我在湖北的兵权给解除了。”陆珊瑚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抱住了陈宗权……陈宗权终于告诉陆珊瑚说：“我今天得跟徐树铮一起启程去奉天。”陆珊瑚脸色一凝，向陈宗权冷冷问道：“是去引奉军入关吗？！”陈宗权痛苦地点了点头。陆珊瑚断然说道：“不许去！”陈宗权叹道：“我若不去，徐树铮将会怎样整我，你应该全都猜得到！”……陆珊瑚瞪大了眼睛，伤心地看着这个让她如此失望的陈宗权……突然，她用尽全身力气，猛一挥手，打了陈宗权一个耳光！……大批奉军就像恐怖的泥石流一样，汹涌着冲进了关内……陈宗权从奉天回到了北京家中。惨惨阳光，映着陆珊瑚那双亮得又凉得透骨的眼睛……陈宗权潸然跪下，抱住了陆珊瑚……

……新国会选举之类的政治问题在陆崇寿的心中并不占什么重要分量，从亡清末年“新政”时代选举咨议局议员那时候起，他对于中国议会政治的前途就早已心冷了，后来他又亲自经历了民国以来忽然武力解散议会、忽然武力恢复议会的多次荒谬过程，他对于中国议会政治的前途就更感到绝望了！然而，陆崇寿与中国议会政治的联系却还未中断，虽然这些联系总是让他觉得很麻烦……就是在1918年夏天，四十三岁的陆崇寿当选为中华民国新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开始经历他那将为时数年之久的国会议员生涯。说起来，这一过程简直就是个充满了黑色幽默与奇怪跌宕的荒谬故事！……陆肇璜一心只顾着听王迪欣说话，至于赛马场中如何人声哗然、蹄声隆然、各国之旗飘飘然、各种之乐鸣鸣然，他倒并没怎么注意到……陆肇璜与王迪欣的订婚典礼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民国初年幽默特征的订婚典礼……徐世昌的总统就职典礼……中南海总统府居仁堂中，四十三岁的陆崇寿作为众议员之一，就站在议员的队列里……

……叶澄川却冷冷站着，倒拎着一本《论语》，一声也不念。这等举动，在“陈胖子”看来真是罕见的大逆不道之举，“陈胖子”向叶澄川怒吼道：“你想造反吗？！快点念！”叶澄川向“陈胖子”怒吼着回答道：“我就不念！造反算什么，连辛亥革命都过去七年了！‘孔老二’（孔子）现在若还活着，看到他老家山东被日本兵祸害成那样，他还有脸闭着眼睛瞎唠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吗？”……1918年10月13日、星期天下午，天空呈现出北京晴朗秋日所特有的一派明亮纯净的湛蓝，阳光粲粲，白云朵朵……由十八岁的孙立人担任队长的联合队与英军队之间的一场踢得非常精彩激烈的足球对抗赛正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北面围墙外、面对着东长安街的那一片广场上进行……这次副总统选举会，作为众议员之一的陆崇寿又没参加。早在此前两天——1918年10月14日上午，有人到他的暂寓之处——他的大姐夫王凌山、大姐陆珣的家，将一张两千银元的支票放到他面前，说希望他答应参加副总统选举会、投票选举曹锟为副总统。陆崇寿听那人说完来意之后，一言不发，根本就只当那人不存在、更不碰那张支票。那人又劝了陆崇寿一阵，最后看陆崇寿就是不理他，也就只得讪讪地带着那张支票走了。那人才一离开，陆崇寿立刻就跟王凌山一起，离开家、出北京城、往西山去了。然后，他们就在西山一带游览名胜、欣赏风景、闲住了几天……

1917年秋天，玫瑰香葡萄那独特的浓郁甜香依然像往年一样飘散在北京城中的时候，北京各大学、中学、小学陆续开学了。1917年8月下旬，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老生们都陆续返回学校报到，本校新增的国文专修科所招考的新生们也陆续来到学校报到，大家忙忙碌碌，为正式上课做着准备。

邵蕙波在1917年秋天至1918年夏天这个新学年中，将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中学二年级。1917年9月1日，是一个天气晴好的秋天星期六。这一天上午，邵蕙波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新学年开学典礼，在这次隆重的全校集会上，国文专修科的那些新生们最为引人注目，她们之中，有邵蕙波称为“馨姐”的王馨如，还有一些人，邵蕙波在开学典礼之前就或早认识、或新认识了，可是看到她们这么全体整齐地出现在集会上还是第一次。那些新生都是比邵蕙波年长的女青年：冯淑兰（冯沅君）、陈定秀、程俊英（隽因）、王世瑛（一星）、李超、钱用和、孙继绪、张峥漪（冷岩）、周寅颐（沁秋）、田隆仪、吴琬、朱学静、张雪聪、林宝权……她们大都堪称来自当时中国各省的女界英才，入学之前，有的曾当过几年中、小学教员，有的还曾任过中、小学校长，真个当得起下笔斐然成章、登坛辩才无碍、人人不让须眉之赞誉！其中冯淑兰是邵蕙波早就熟悉的，她们二人从幼年时起就是朋友。

冯淑兰（冯沅君）原名冯恭兰，祖籍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生于1900年9月4日（亡清光绪庚子年八月十一日）。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在其三十出头的岁数上于亡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中第三甲进士，被分发外放到湖北，在时任湖光总督的张之洞幕下办事。张之洞委派冯台异担任了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外国语学校总务长），当时方言学堂的监督（校长）由于时任武昌知府的“梁胡子”梁鼎芬兼任，可梁鼎芬只是挂个名而已，方言学堂的事务其实是由冯台异总负责。后来，冯台异又出任了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冯台异到湖北工作了四年之后（1902年），邵蕙波的父亲邵永嘉也被分配到湖北工作，于是，邵永嘉与冯台异逐渐熟识起来，由同事成了朋友。冯台异到湖北工作之后的数年中，由于他自己的工作变化较多、他老家的种种家务也很繁忙，所以，他就暂时没将自己的小家庭从老家的大家庭中分出、搬到湖北来，他只能逢到出差或节假日的时候回老家探亲，他的妻子吴清芝平时就独力带着他们的长女冯温兰、长子冯友兰、次子冯景兰、次女冯恭兰（冯沅君）在老家过日子。邵永嘉在湖北工作了将近一年之后（1903年夏天），邵永嘉权任湖北省钟祥县知县之时，他的妻子顾知离带着他们的长子邵东波、次子邵平波、长女邵莲波从家乡江苏淮安来到了钟祥县，与邵永嘉团聚，三个月之后（1903年秋天），由于邵永嘉又奉派调回武昌、办理警察事务，于是，顾知离与儿女们就跟着邵永嘉一起回到了武昌。1904年9月1日（亡清朝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邵永嘉与顾知离的次女邵蕙波出生于他们在武昌城内的寓所。

邵蕙波年少于冯恭兰（冯沅君）四岁，她们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邵蕙波三岁、冯恭兰七岁的时候。亡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天，邵蕙波的父亲邵永嘉启程赴日本学法制，当时还只是一个婴孩的邵蕙波就与她的母亲顾知离还有她的大哥、二哥、大姐一起回到了老家淮安。将近三年之后——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天，邵永嘉学成回国，仍回湖北武昌任职，并将妻子儿女也带回武昌住家，于是，当时已是一个三岁小女孩的邵蕙波就又回到了武昌，那时，冯恭兰的父亲冯台异将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之前，冯恭兰的母亲吴清芝带着七岁的冯恭兰与她的长兄冯友兰、次兄冯景兰从老家河南唐河来到武昌，与冯台异团聚。冯恭兰的大姐冯温兰没有来武昌，因为在他们家从河南搬到湖北之前，她已经出嫁了。由于邵蕙波的母亲顾知离与冯恭兰的母亲吴清芝很友好，于是，两家的孩子来往也多。邵蕙波很喜欢跟冯恭兰一起玩，听冯恭兰给她讲故事、教她背唐诗。冯恭兰是一个以聪慧著称的女孩，她很小的时候就与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在家塾中读书，学古文、算学、书法、作文，她觉得读古文很有意思，因为古文读起来韵律铿锵、气势感人，她还特别喜欢读唐诗，早在她还只有五岁的时候，每逢她的父亲教她的两个哥哥读唐诗，她就待在一边跟着听，听了几遍之后，她就能一字不差地将整首诗背诵下来。邵蕙波也很喜欢冯恭兰那不凡的性格：正直、倔强、朴素、诚实……过了一阵之后，冯台异出任了崇阳县知县，于是，冯恭兰就与母亲、大哥、二哥一起，跟着冯台异搬到崇阳去住家了。哪知他们搬到崇阳之后不久，他们家就突遭横祸，亡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冯台异突患脑溢血、病死于崇阳县衙中，于是，当时年仅八岁的冯恭兰就与母亲、大哥、二哥一起扶着父亲的灵柩从崇阳返回武昌，后来又从武昌返回了老家河南唐河。武昌相别之时，邵蕙波四岁，冯恭兰八岁，这一别就是九年……

回到老家河南唐河的冯氏大家庭中之后，最初一阵，母亲为冯恭兰与她的大哥、二哥请了一位老师，在家塾中教他们兄妹三人读书，通晓诗书、思想开明的母亲自己也时常指导他们兄妹三人。不久之后，大哥、二哥就离开老家，远赴开封、上海、北京，就读于新式的中学、大学。大哥、二哥离开家之后，迫于老家当时愚昧、顽固的社会风俗，母亲就是思想上再开明，在行动上也不敢单独为冯恭兰一个女孩子请家塾老师了，而且冯恭兰当时已由家长做主订了婚，在老家那封建守旧势力分外强大的社会环境中，像她这样订了婚的女孩就被剥夺了离家到学校读书的权利，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封建规矩那苛酷的限制。无奈之下，冯恭兰只能暂时留在家中自学。由于母亲担任了当地女子小学的校长，所以，每天白天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冯恭兰就在家博览家藏的大堆古书，并将大哥、二哥在假期带回家中的中国古典名著与新派书报仔细攻读，晚上，母亲回到家后，她就听母亲讲解《四书》、《五经》，并将她自己写的文章、诗词歌赋呈给母亲评点。辛亥革命前后，年仅十一岁的冯恭兰就已诗文皆有所成，堪称才女，可是，饱尝女子不能上学读书之苦、已受新文化强烈影响的冯恭兰实在不能满足于幽禁深闺、自学读书的生活，她热烈希望能像大哥、二哥一样，能像每一个享有上学读书权利的男子一样，到新学校去接受新教育！

1917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大哥冯友兰与二哥冯景兰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将增设国文专修科的消息告诉了冯恭兰。十七岁的冯恭兰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欣喜若狂，她立刻向母亲提出，她要到北京去投考，并发誓说，如果家里怕她上学读书会费钱，那可以先把家里准备给她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她将来结婚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大哥、二哥也帮她劝母亲说，他们负责带妹妹去北京投考，请母亲一切都放心！母亲很为冯恭兰的志气所感动，可是，母亲却另有忧虑：冯恭兰已订婚，她若想去北京投考、在北京上学，母亲就必须将消息通知她未来的婆家，可是，一旦将消息通知了她未来的婆家，一定会闹出许多大麻烦，直闹到冯恭兰投考、上学路路皆断；若不将消息通知她未来的婆家，让她私自离家去北京，那么就成了所谓的“毁婚”，一旦她的行踪被她未来的婆家知道了，老家当地那愚昧、腐朽的社会舆论将会压得寡妇母亲喘不过气，也会让整个冯氏大家庭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母亲思前想后，终于果断决定，就让冯恭兰跟着大哥、二哥到北京投考，老家的一切责任都由她自己承担！冯恭兰收拾好行装，一副长辫子白褂黑裙的女学生打扮，跟着大哥、二哥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老家交通闭塞，到距离最近的驻马店火车站，也得乘马车走三天多，再加上当时各省军阀将交通祸害得混乱不堪，所以冯恭兰去北京投考之路走得真是艰难惊险。然而冯恭兰心中充满了自信与勇气，任凭战祸如何可怕、道路如何坎坷，她也一定要到北京上学！

到达北京之后，冯恭兰立刻参加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的考试。冯氏大家庭中，冯恭兰这一辈的女孩们的名字都是由她的伯父冯云异来起的，伯父先决定每个女孩名字的最后一字都用“兰”字，她的大哥当时向伯父提议，就用“温、良、恭、俭、让”作为女孩们名字的中间字。分给冯恭兰的，就是“恭”字。于是，到了北京报名考试的时候，早就不满自己的名字太充满着“温、良、恭、俭、让”之封建气息的冯恭兰就自作主张，替自己改名为“冯淑兰”，以示自己对于封建家长的不驯和反抗，咳，“淑”总比“恭”要显得稍微自由一些了……对于冯淑兰而言，这次入学考试真是不难，只考作文一门，她将一篇笔法纯熟、水准高超的六朝体小赋用试卷呈上之后，就顺利考中了！从此，她就成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的正式学生冯淑兰，开始经历她梦想了很久的、崭新的学校生活……

亡清时代武昌一别，九年之后的民国六年（1917年）秋天，十三岁的邵蕙波与十七岁的冯淑兰终于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重逢了！

邵蕙波的十三周岁生日在1917年9月1日，恰赶上了一个星期六，而且恰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至1918年这一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在同一天，于是，在她的堂姑邵永纹等人的安排下，她在这一天上午参加开学典礼之后，又在这一天下午参加了另一个重要聚会——她的十三周岁生日晚会。冯淑兰的十七周岁生日在1917年9月4日，与邵蕙波的生日离得很近，邵永纹作为长辈，有心也为冯淑兰庆祝生日，可那一天偏偏赶上了一个星期二，那时学校已正式上课，按照校规不能请假离校，于是，邵永纹跟邵蕙波商量过之后，就由邵蕙波在举行开学典礼前一天去向冯淑兰商量说：“我姑姑想给咱们俩举行生日晚会，可是，下星期二咱们俩都得被关在学校里读书，不能请假离校。想来想去，只能在这个星期六学校放假的时候举行了。为了这个生日晚会，姑姑特意订购了两大篓又肥又大的螃蟹，家里的厨师傅也自告奋勇，说这回除了蒸螃蟹之外，他还要用螃蟹做一些拿手的菜肴、点心。这个星期六，咱们俩一起回去，好不好？”冯淑兰听了，欣然同意。于是，1917年9月1日这一天下午，邵蕙波、冯淑兰与邵永纹一起回到家中。

她们回到家的时候，家中在两位老太太赵之贤、段翠微的指挥下，正为了准备这个预备那个忙得很热闹。到了傍晚的时候，叶维松与叶澄川父子一起回到了家。十二岁的叶澄川在1917年夏天如愿考上了清华学校，这一天上午，他也在清华学校礼堂参加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前两天，叶澄川到清华学校报到的时候，叶维松带着一个男帮工、亲自押送着行李，将他送到学校去。那一天，当他们看到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时候，叶维松与周诒春相互寒暄了许多话，不过，叶维松偏偏就是没说一般送儿子入学的家长向周诒春所说的那句“我这儿子交给校长，请校长严加管教！”寒暄结束的时候，叶维松、叶澄川与周诒春相互幽默地会心一笑。叶澄川去清华学校报到之前，已知道家中将在这个星期六为邵蕙波举行生日晚会、并且要摆丰盛的螃蟹宴，于是，他就嚷嚷说，他这个星期六一定要赶回来吃螃蟹。当时，叶维松与邵永纹还故意逗叶澄川说：“好不容易才考上了清华学校，一定要在那里好好读书、接受严厉管教。怎么能才去报到了，就赶回来过周末、吃螃蟹呢？那太耽误工夫了，你还是下个周末再回来吧！”叶澄川则有些嬉皮笑脸地吵道：“今年7月28日，本该为我过十二周岁大寿好好庆祝一番。偏偏那时候张勋复辟才完、府院之争未决，北京闹得乱糟糟，家里根本没心思理我。现在该给四哥（邵蕙波）庆祝生日了，我正好也跟着补庆一番！”大家当时哈哈一笑，于是商定，趁着叶维松正好得在1917年9月1日上午去清华学校办事，那么，待清华学校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叶维松就带叶澄川一起回家过周末。

待到晚霞已深、夜色初掠的时候，叶维松、邵永纹家的庭园中，蒸螃蟹的浓香味与早开的桂花的甜香味渗透在一起，真是沁人心脾！应邀来参加晚会的，有王凌山、陆珣、王馨如、王光勤一家，有陈宗权、陆珊瑚夫妇，另外，还有邵蕙波的大哥邵东波。1917年，十九岁的邵东波终于不负多年苦读之累，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就读于法科。前些天，邵东波就来到了北京，在准备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之前，他也住在叶维松、邵永纹家，待到考试发榜、他到北京大学报到之后，他就住到了北京大学的宿舍里。邵东波已是一个男青年，又已上了大学、平时又住校，所以，虽然叶维松、邵永纹受邵东波的父母邵永嘉、顾知离信函所托，在邵东波在北京上学期间负责照顾他，可是，他们还是尽量让邵东波自由行事。

螃蟹宴就摆在庭园中那石板铺成的地上，一共摆了两张大圆桌。一桌围坐着长辈们：赵之贤、段翠微、叶维松、邵永纹、王凌山、陆珣、陈宗权、陆珊瑚，另一桌围坐着孩子们：邵蕙波、冯淑兰、王馨如、叶澄川、邵东波、王光勤。赵之贤将自己收着的几套专门用来剥螃蟹的器具都找了出来，这些器具还是当年叶家全盛时代留下的旧物，每一套都剪、钎、锤、砧俱全。可是，孩子们都吵吵说吃螃蟹用不着那样费事，靠手掰牙剥就可以了，于是，这几套器具就都留在了长辈们那一桌上。

待到两张大圆桌的正中央各自摆好了一个满满地盛着热气腾腾、又大又肥又好看的螃蟹的大托盘之后，叶澄川首先欢呼道：“快吃啊！”话才出口，他就不待人让、自己伸手捧起一个大螃蟹。大家纷纷各自动手，剥起螃蟹来。赵之贤、段翠微、邵永纹将那些专门用来剥螃蟹的剪、钎、锤、砧都用得很娴熟，不一会儿，她们三个就各剥了一壳蟹黄，赵之贤将她剥的那一壳给了叶澄川，段翠微将她剥的那一壳给了邵蕙波，邵永纹将她剥的那一壳给了冯淑兰。这样“长者赐”的美味，叶澄川、邵蕙波、冯淑兰当然“不敢辞”也不会辞，他们谢过接过之后，就各自将自己面前的那碟姜末香醋按所需往壳里倒了些，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

叶维松正左手拿着一个蟹夹子、右手拿着一个小锤，准备将夹子敲开吃肉，他看着叶澄川忙忙叨叨地吃蟹黄的样子，不禁很是感触，向陈宗权说道：“我小时候，家里每次吃螃蟹，我奶奶（叶老太太）都不停手地剥蟹黄给我吃。”

——叶老太太这一年已八十六岁了，仍与她的次子叶钟略一家一起住在上海，前些天，叶钟略给叶维松来信说，今年夏天上海天气太热，叶老太太由于不耐暑热曾病了一阵，不过万幸已好转了。不过，这个消息仍让叶维松等人都很担忧……

吃螃蟹的时候，若喝些酒，就更加妙了！长辈们那一桌上，每人面前都有一杯烫过的白玫瑰露酒。赵之贤、段翠微这两位老太太不过略沾沾唇而已。邵永纹忙着照顾事务，只有当叶澄川跑过来向她敬酒，并恳求她一定要真的喝一点儿的时候，她才真的喝了一点儿下去。叶维松、王凌山、陈宗权心中各有巨忧大愁，可是，他们此时此刻谁都不愿去想去说那些忧愁，只是推杯传盏，谈笑风生。陆珣、陆珊瑚姐妹都秉承陆家传统，天生善饮酒，特别是陆珊瑚，她今天吃螃蟹的时候，还是按照素来的习惯，多多地蘸了姜末香醋，又连连喝酒。陆珣知道陆珊瑚最近一直心事很重，因此，她看出陆珊瑚有些借酒浇愁的意思之后，一开始还与陆珊瑚一起喝了一杯，可是，当她看到陆珊瑚只管第二杯、第三杯地连着喝下去之后，不禁就有些担心起来，她自己连忙停住杯，并悄声向陆珊瑚提醒道：“你别喝太多了，还是多吃些螃蟹吧。”陆珊瑚微笑道：“好，好。”然后，她就将许多姜末香醋一下子倒在刚才剔出的一壳蟹肉上，大口吃了下去，吃完之后，犹觉兴未足也，就干脆又抿了一口姜末香醋喝了下去。这时，只听叶维松正与王凌山、陈宗权谈起癸丑年（1913年），梁启超效东晋王羲之兰亭故事，与严复等人在北京万生园举行上巳禊集、饮酒赋诗的旧话。陆珊瑚听了，忽然大笑着说道：“梁启超怎么偏偏选在万生园举行上巳禊集？”陈宗权看着陆珊瑚，故意一本正经地说道：“笑什么？他们喝酒吃菜，以‘流、觞、曲、水’为韵赋诗之地虽然选在万生园里，可是那里也许听不到‘鸣禽馆’里的八哥叫呢！……”说着说着，陈宗权还是绷不住了，与陆珊瑚相视会心而笑。孩子们那一桌上，邵东波、王光勤也就着白玫瑰露酒大吃螃蟹，他们吃螃蟹快、喝酒也多。王馨如虽然酒量也很好，可是，由于她吃螃蟹吃得太仔细、太专心了，倒忽略了喝酒。邵永纹本不许叶澄川与邵蕙波这两个孩子喝酒，可是，叶澄川向邵永纹连恳求带嚷嚷地争辩道：“黄酒就是佐料，不管是调在姜醋里吃下去、还是直接喝下去，最后都得落到肚子里，就让我烫一些黄酒喝下去吧。”邵蕙波听了，也替叶澄川帮腔，并吵吵说她也要喝一些烫得滚热的黄酒。邵永纹犹想劝他们不要喝酒，这时，赵之贤、段翠微、叶维松也纷纷给叶澄川、邵蕙波帮腔，劝邵永纹同意他们喝一些黄酒。邵永纹终于同意了。黄酒烫好、端上桌后，叶澄川、邵蕙波都高高兴兴地一边吃螃蟹、一边喝黄酒，觉得蟹肉蟹黄的味道较刚才更香更美。邵蕙波劝冯淑兰也喝一些黄酒，冯淑兰起初还有些拘束，后来自然也是一边吃螃蟹、一边喝黄酒。

喝了些酒之后，本来就活泼的叶澄川的话较平时更多，他向邵东波笑问道：“大哥，你这个学期读完了、明年（1918年）初回家过寒假的时候，就该给我们娶回大嫂了。那么，后年（1919年）你就该有小孩了，我就可以当叔叔了。”

——前年（1914年），邵东波十六岁的时候，与淮安大户穆家的二女儿穆蘅芬订婚。穆家与邵家是世交，穆蘅芬的祖父是亡清同治年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名翰林穆思韬，她的父亲是当世很有名的文字学家、经学家、诗谜家穆祯豫。今年（1917年）秋天，穆祯豫将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前些天，邵东波北上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就是与他未来的岳丈穆祯豫一起来的。

邵东波才吃了一大块蟹肉，正举着杯子喝酒，听了叶澄川的话之后，他忙将杯子放下，脸上意意思思的，也不知是被酒晕红的、还是被话羞红的，他向叶澄川说道：“你别跟我显摆你岁数虽小、辈分却大。今天大人才允许你喝了点儿佐料似的黄酒，你就高兴得晕了头，吵吵要当叔叔了！”叶澄川听了，觉得有些不高兴，就轻轻瞪了邵东波一眼。王光勤忙用话打岔，向邵东波问道：“贵岳丈替贵连襟沈静士另做媒，续成的那门婚事，贵连襟可还满意吗？”

——穆祯豫的长女穆芗芬自幼与客居淮安数世的豪门沈家的一位公子沈静士订婚。沈家原籍浙江省绍兴府鄞县，来头久远，在明朝的时候就已是“钟鼎之家，书香之族”，族中出过宰辅沈一贯与诗人沈明臣，号称“甬上望族”。沈静士的祖父沈敦兰于亡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人，后考取内阁中书，历官户部郎中、陕西道御史、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两淮盐运使，加布政使衔，待他卸任之后，又获得亡清朝廷特许，经营官盐，大发其财。光绪八年（1882年），沈敦兰用二万两白银在淮安城内购买了一座巨宅，那巨宅位于东长街朱雀桥下偏南一带，占地五十八亩，有七进二百余间屋子，还有参天古木、大片竹林、四季鲜花、小溪荷池、水榭游艇、厅廊山石。沈敦兰购得这座巨宅之后，又将此宅住宅区东偏新修成了一座园中有园的大花园，命名为“遂园”，从此，沈家就在此宅中寓居下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沈敦兰之孙沈静士就出生在此宅中。穆芗芬自幼体弱，患有肺病，待到1914年春天，临近她与沈静士的预订婚期的时候，她简直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状态。沈家看穆芗芬病况如此，感到很为难，恐怕若履行两家婚约，将会让沈家弄成办完喜事就办丧事的难堪状态。可是，特别好面子的穆祯豫跟沈家商量说：沈家是积德之门，若趁早将穆芗芬与沈静士的婚事办完了，穆芗芬或可脱灾延寿，穆家与沈家姻缘已定，反悔不得！不过，若穆芗芬嫁给沈静士之后，真的病重到了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地步，那么，穆家愿为沈静士做大媒，续娶一位名门淑女为妻，并负责沈静士续娶时的一切费用。沈家碍不过面子，只得同意照穆祯豫的主意办。结果，不出任何人的意外，穆芗芬与沈静士举行婚礼之后，不过又残喘了半年，就于1914年冬天病逝了。沈静士那时不过才十八岁，就早早地经历了丧妻之痛。不过，由于沈静士与穆芗芬举行婚礼时，邵东波已与穆芗芬之妹穆蘅芬订婚，于是，众亲友间一般都将沈静士与邵东波称为“连襟”。穆芗芬病逝之后，穆祯豫真个履行了他对于沈家的诺言，替沈静士另做大媒，并负担了沈静士第二次举行婚礼时的一切费用。穆祯豫为沈静士说成的这位续弦太太李仲明（李家明），果真是一位名门淑女，她来自亡清重臣肃毅侯爵李鸿章家族，是李鸿章之长兄“李大先生”李瀚章的曾孙女，李瀚章之长子李经畲的次孙女，李经畲之独生儿子李国成的次女。李仲明是穆祯豫的内甥女，她的母亲孙多晶的妹妹就是穆祯豫之妻。因此，沈静士续娶李仲明，也是“亲上作亲”，穆家作为沈静士的前岳父家，能很容易与李仲明这位“晚姑太太”相处。穆祯豫为了给沈静士做媒，向李家说合的时候，说成的婚事不是一门、而是两门，李家同意将李仲明许配给沈静士的同时，还同意将李仲明的同胞四妹李家容许配给她的穆家四表哥穆亦群、也就是穆祯豫的第四子。因此，沈静士与穆亦群以前是郎舅，现在又成了连襟。1917年仲春，正值妙龄的李仲明离开了李经畲家那座位于北京城中的、有着异常精彩的《石头记》（《红楼梦》）人物故事画彩绘与许多棵曲枝遒劲、茂叶婆娑的好看石榴树的大宅院，远嫁淮安，作了沈静士的续弦太太……

邵东波又喝了一口酒，然后向王光勤叹道：“沈静士续娶李仲明之后，二人很有‘白头偕老’之远望。李仲明婚后不久就有了身孕，大概明年（1918年）年初那小孩就该出生了。不过，沈静士这些年一跟我谈起外国的那些男女同校的学校的风味，就对于人家男女同学一对对谈情说爱的自由好不眼红……”

王光勤也叹息着，向邵东波问道：“你难道就不眼红吗？”

邵东波又咕嘟喝了一大口酒，叹道：“我早就订婚了，纵然眼红，又能怎样？我二弟（邵平波）前年（1915年）与何家二小姐订婚的时候，才十四岁，成天就忙着读书、打球，还不觉得该对男女同校、恋爱自由感到如何眼红呢。现在，他也长到十六岁了，对此却比我还眼红！”

一直很注意他们的谈话的王馨如这时向邵东波说道：“瞧你们兄弟，都还这样年轻，怎么就这样怨天怨命的？”

邵东波向王馨如苦笑道：“我们兄弟的婚姻，将来也许都还不错，只可惜我们都还没经过自由恋爱就订了婚！今年（1917年）夏天，我们家莲波考上南京的女子中学之后，家里就在她今年秋天去南京上学之前，让她与你的表弟陆楚白（陆肇珩）订婚了。他们俩从小就要好，不管早订婚晚订婚，他们俩都不会像我们一样对于人家男女同学自由恋爱觉得眼红。若我们都有他们俩那样的运气，就不会怨天怨命了！”

大家将蒸螃蟹吃得尽兴之后，就各自离桌，用清水、香皂洗了手。待两张大圆桌都重新收拾过之后，厨师傅用螃蟹做的四样拿手菜肴、点心就端端正正地摆了上来：一样是芙蓉蟹黄，一样是炒连壳蟹，一样是蟹黄汤包，一样是蟹肉蒸饺，另还摆上了新煮成的白米稀粥与咸鸭蛋、八宝酱菜、韭菜炒肉丝、素炒油菜心这四样粥菜。这些菜肴、点心、稀粥一式两份，两张大圆桌上摆的都一样。大家重又入座，各自吃了起来。叶澄川端起碗，先喝了一口粥，然后拣起一个油菜心吃了，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就朝正拿着空托盘、往厨房走的厨师傅说道：“厨师傅，厨房里还有剩下的燻火腿吗？”厨师傅看着叶澄川，笑着回答说：“有。”叶澄川一听，连忙高兴地接着说道：“那就请您快切一盘来，那个就粥吃最好了！”厨师傅一边笑答道：“我这就去切。”一边就离开了。邵蕙波看着叶澄川，略带讽刺地笑道：“张勋复辟都过去快两个月了，你却还那么爱吃烟腊东西！”冯淑兰听了，就微笑着向叶澄川问道：“张勋复辟那一阵，你家是不是储备了许多烟腊东西？”叶澄川耸耸肩，说道：“可不是吗？！那时候北京城里食品供应紧张，城里都快看不到新鲜的蔬菜、豆腐、鱼肉了，各家各户若还想买到点儿就饭的东西吃，就只能去烟腊铺抢购。那些烟腊铺可算是逮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所有货物都一起大涨价，纵然这样，人们还是拼命去抢购，有时候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们家的厨师傅可真了不起，张勋复辟这场闹剧前后演了十二天，他在张勋复辟的头一天抢购回来的那些烟腊东西，我们全家尽力大吃了一个多月才吃完。这之后，我吃东西的口味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特别爱吃烟腊东西，总缠着厨师傅，让他平时仍旧多买烟腊东西！我这回去清华学校报到、和同学们聊起张勋复辟时北京的种种恐慌景象的时候，三年级的一个名叫梁实秋的男生还跟我开玩笑说，北京常常闹政潮、闹兵灾，你爱吃烟腊东西，倒让你在灾祸中也能镇定自若！”冯淑兰叹道：“这么闹来闹去的，总有一天会闹出不是过一小阵就能平息下去的大战争来的！闹到那个地步之后，老百姓别说到烟腊铺都抢购不到东西了，恐怕连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不到了！”叶澄川、邵蕙波听了，都各自低头、默默地喝粥。

厨师傅将新切的一盘燻火腿送到了孩子们这一桌上，孩子们纷纷下筷，各拣起一片吃着。邵蕙波将筷上的那片火腿只略尝了一点，就放在了粥碗中，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然后，她向叶澄川问道：“梁实秋与孙立人是同班同学吗？”叶澄川答道：“是，他俩关系还不错。梁实秋年长我两岁，他生于1903年，考上清华的时候十二岁、跟我现在的岁数一样。孙立人比梁实秋大三岁，他考上清华的时候就十四岁了，后来又降了一级之后才跟梁实秋同班，所以，平时在班里，孙立人荣居好为人打抱不平的大哥地位，梁实秋就只能甘居俯首听训的小弟地位了。”邵蕙波说道：“孙立人那样的运动天才，打架一定也很厉害，梁实秋若犯了什么错被他给抓住了，可有的受了！”冯淑兰说道：“梁实秋多运动运动、多练习练习如何打架、如何防御，或可在将要挨揍时少受些苦。”叶澄川笑道：“梁实秋这个人，门门功课都good，唯有体育总是差点不及格！他再怎么运动，也打不过孙立人！清华教体育的马约翰老师，想了许多办法训练梁实秋，可就是没什么大效果。马约翰老师特别欣赏孙立人这个运动天才，常常夸奖他是一个模范运动员，具有一个模范运动员应该具有的运动美德与运动技术，并总是以孙立人为榜样，鼓励梁实秋向他学习。可怜梁实秋受此鼓励之后，对于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与体育成绩更没有信心了！这个秋天一开学，孙立人就被马约翰老师给选进了足球校队。清华给各项运动的校队选手专门供给‘特别营养餐’，一到吃饭时，选手们的桌上都是四盘四碗、大鱼大肉、外加一道汤和许多牛奶。这种‘特别营养餐’像梁实秋这样‘唯有体育总是差点不及格’的学生自然是没有资格享用的。同学中有人也许是出于是嫉妒、也许只是开玩笑，就说那些校队选手吃得那样好，真像由学校供养的猪一样。那天吃午饭时，梁实秋一边无聊地扒拉着饭碗里的菜帮，一边看看临桌正吃着‘特别营养餐’的孙立人他们，就小声嘀咕了一句‘跟猪似的……’虽然只是一声嘀咕，却被耳朵特别灵敏的孙立人给听到了，孙立人立刻跳了起来，当胸揪住梁实秋、抬手就要揍他，并呵斥道‘以后还敢说不敢说了？！’梁实秋被吓得立刻讨饶，说‘以后再也不敢说了……’孙立人这才将已抬起的手又放下，让梁实秋免了一顿揍。”

饭菜撤下之后，大家又一起喝了些茶、吃了些水果，并对于张勋复辟时北京的种种恐慌景象又感叹了一番。叶澄川说起，他听他爸爸（叶维松）告诉他说，张勋复辟闹起来之后，由于许多人拼命要逃离北京，前门火车站与东直门火车站两天之内就收入了七十多万银圆，这是自从亡清末年通火车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收入。邵东波则说，他听他未来的岳丈（穆祯豫）讲，张勋复辟前后，由于军政要员、财阀阔佬纷纷离开了北京，使用电话的人数急剧减少，致使北京电话局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穆祯豫的消息来源非常可靠，因为此时主持北京电话局的，就是他的连襟兼亲家、此时已四十三岁的李国成……

邵蕙波一边将一串玫瑰香葡萄一颗一颗地揪下来、慢慢地吃下去，一边听着大家谈话，有时，她也会忽然说出富有才气、一针见血的警句。可是，细心的冯淑兰却觉得，邵蕙波此时说话的状态不似平时……

这次生日晚会结束了，夜色也深了……

冯淑兰这一天留住下来，就与邵蕙波同住一屋。待冯淑兰已安静沉睡之后，邵蕙波悄悄走到窗前，看那正高挂中天的一轮圆满明月，心中蓦然又闪出那句“月中无树影无波……”

此时此刻，邵蕙波真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快乐、还是忧愁……

1917年9月5日早晨，陈宗权从北京启程、返回湖北全省警备司令之任。此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与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是此时的中华民国代总统“北洋之狗”冯国璋的三条宠犬，冯国璋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们仨就并称“直系长江三督”。冯国璋于1917年8月6日发表通电、正式宣布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王占元为了向冯国璋表忠心，就于1917年8月12日特派他手下的第一干将、时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的孙传芳与他的心腹奴才赵道尹带了一份厚礼来到北京，向冯国璋贺喜。逢此机会，孙传芳与赵道尹在北京上蹿下跳，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军绅政要，让他们二人在那些人心中留下了印象。不过，许多收下了他们二人送来的厚礼的人对于他们二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倒是不屑于收下他们送来的厚礼的现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总长“北洋之虎”段祺瑞对于他们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段祺瑞素以“清廉”自负，每逢军政要员给他送礼，他的习惯是或者全都原样退回、或者在其中挑一二件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不过，那些军政要员谁也不敢藐视他，不敢不到他跟前履行这道送礼、退礼的手续。段祺瑞尤其对于孙传芳的活动非常警惕，认为孙传芳的活动显示出王占元等“直系长江三督”跟“北洋之狗”冯国璋正日益紧密图谋，要从他这个内阁总理手中夺取中华民国政府的军政大权！1917年8月中旬，陈宗权曾奉段祺瑞之派，又一次秘密出关，去与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及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参谋处长宋邦翰、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等人联络，待他于8月下旬返回北京之后，本打算按照原来的安排立刻返回湖北任上，可是，段祺瑞却临时改变了布置，让他暂且在北京再多待一些日子，等孙传芳与赵道尹返回湖北时，再与他们二人一起回去。

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算起来，1917年已过去的时光里，陈宗权能回到北京家中的日子并不很少……在这些匆忙而充满了忧患、危险的日子里，陈宗权与陆珊瑚的家中，生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陆珊瑚无法让已在军政纷争中陷得越来越深的陈宗权彻底摆脱出来，于是，她的心情越来越苦闷，当心情同样苦闷的陈宗权在外面遇到了非常麻烦的事务、回到家之后想和她商量商量的时候，她却总是简单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陈宗权回到家之后，常常独自呆坐沉思，连书都不愿翻一下，更别提作画了！可是，在他返回湖北之前、暂留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却重拾画笔，仔细用心地给陆珊瑚画了一幅像。这是陈宗权平生第三次给陆珊瑚画像，此时，陈宗权三十四岁，陆珊瑚三十三岁，他们已结婚十四年了。陈宗权前两次给陆珊瑚画像，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的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天，那时，陈宗权才十四岁，陆珊瑚才十三岁；第二次是在十四年前的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那时，陈宗权二十岁，陆珊瑚十九岁，那时，他们才新婚不久。

1917年9月4日，是陈宗权离家启程、返回湖北之前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陈宗权才将他给陆珊瑚画的这第三幅像完全画成。陆珊瑚看过这幅像之后，想想尽似茫茫的往事后事，真觉得一片伤心！待她将陈宗权给她画的前两幅像从箱中找出、重新细看之后，更是泪咽无声……

已是深夜了，三更雨，半焰灯……在如丝别绪中深深缠着的陈宗权与陆珊瑚都还醒着，可是，陈宗权却向陆珊瑚说：“你总是醒着，我却总是做梦……”

第二天——1917年9月5日早晨，陈宗权离开家的时候，将他给陆珊瑚画的三幅像全都带走了……

人在两地，心酿同愁……

很快就到了1917年的中秋节了。由于学校的工作不能离开，叶维松这个中秋节没能去上海探望他的祖母叶老太太，只得在中秋节之前托一位恰巧要去上海出差的朋友帮他给叶老太太送去了中秋节的礼物、还有他给叶老太太的信。叶维松在信中告诉叶老太太，待到这个寒假到来之时，他就与邵永纹一起带着儿子叶澄川去上海探望她……叶老太太收到节礼和信之后，不停地念叨说：“小松（叶维松）真是个好孩子，他从小到大，我真是没白疼他……”然后，由她口述，由叶维松的叔叔叶钟略代笔写了一封话很多的回信，托那位朋友带回北京给叶维松。叶维松看到那封信时，心里还觉得很放心，因为叶老太太在信中说她的身体还很好，大家用不着担心……哪知这封信收进家中的信匣之后没过多久，1917年10月22日上午，叶维松在北京突然收到他的叔叔叶钟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得知了叶老太太已于这一天早晨突然病逝的噩耗！电报中说，叶老太太在昨天下午突感不适、旧病复发，叶钟略立刻带人将她送进医院，可是医生们抢救之后，仍是回天乏术，叶老太太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六岁……接到这个噩耗之后，叶维松立刻请假，乘火车去上海奔丧，帮助叶钟略处理叶老太太的后事，待到叶维松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时候，已过了这一年的立冬节气了……

亡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天，北洋海军全盛成军之时，曾严格规定：每年立冬节气之后、小雪节气之前，北洋海军舰队就从北洋开赴南洋，会同南洋水师的南瑞号、南琛号、开济号、镜清号、寰泰号、保民号等军舰合操，巡阅江、浙、闽、广沿海各要隘，巡历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直到第二年春分节气前后，北洋海军舰队才能回到北洋……自打亡清洋务时代、中国有了海军以来，虽然中国海军战无不败，可是，中国总算一直还有海军。亡清新政末期，海军名将萨镇冰作为中国海军的领袖，曾努力将中国海军那衰弱、残碎的力量拾掇、整合起来，并在辛亥革命中，将中国海军完整地送进民国时代。然而，在自打有民国以来就从未停止的一片混乱中，中国海军却愈加衰弱、残碎下去……1917年夏天，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之后，重回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总理兼陆军部总长之位的“北洋之虎”段祺瑞想借重萨镇冰的威望，来控制中国海军的分裂状态，可是，此时的中国海军就似泼翻在地的一盆水，已败坏到连萨镇冰都掳掇不起来的程度了！

在1917年的这个政局疯狂的夏天，一直闲居在上海的萨镇冰在短短数日之内连续三次得到了中国海军最高职务的任命。先是1917年6月24日，匆匆组阁的中华民国内阁总理李经羲宣布任命他为海军部总长。七天之后，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闹剧演出的第一天，张勋等人以“小混蛋”溥仪的名义颁布的一道“上谕”中，又宣布任命他为海军部尚书。这两次任命，萨镇冰都没有理会。又过了不久，萨镇冰在上海寓所又接到了“三造共和”的段祺瑞任命他为海疆巡阅使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真是够莫名其妙的！此时的中国，一般以拥有一省地盘的军阀为督军，另有拥有两省以上地盘的西南军阀陆荣廷与“辫帅”张勋为巡阅使。可是，早在1916年8月就被授予闽粤巡阅使的萨镇冰却与其他巡阅使完全不同，他只拥有巡阅使的虚衔，手中却无一兵一舰一块地盘，只能赋闲家居；如今他又被授予海疆巡阅使，却没听到宣布让他到中国漫长海疆的那一部分巡阅，也没听到宣布他具体归谁节制、管辖什么部门……萨镇冰看看这张委任状，想想孙中山已在前不久的1917年7月6日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人还有部分驻扎在上海的海军分乘海琛号、应瑞号两艘军舰南下广东的事，就苦叹着将这张委任状扔到了抽屉里。萨镇冰态度如此，让远在北京的段祺瑞非常着急，于是，没过几天，海军部就有一人手持段祺瑞与海军部总长刘冠雄的亲笔信，从北京跑到上海来当面苦求萨镇冰一定要同意出任海疆巡阅使。那人将此时中国南北之争的恐怖形势说得很详细：孙中山通过天津、上海的各家报纸，邀请正散在各地的旧国会议员到广东召开“国会”，并准备组织护法政府；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已决意南下、跟着他的广东香山老乡孙中山“护法”；孙中山还打算用十万银元收买海军第一舰队参谋长饶鸣銮，让他以此为经费撺掇该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南下广东“护法”……萨镇冰听着这番话，一开始完全声色不动，可是，当他听到孙中山打算用十万银元收买饶鸣銮、让其以此作为分裂中国海军的经费时，就不由得叹道：“又是用银元收买！”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萨镇冰终于同意接受海疆巡阅使这一任命，去尽力阻止中国海军的不幸分裂……

上海三马路海军租船处的会议室里，此时驻扎在上海的中国海军高级将领们正在举行会议。五十八岁的萨镇冰重新作为中国海军的领袖，坐在了会议桌前。一阵掌声停下来之后，萨镇冰开始讲话了：“民国的海军，比亡清的时候还要弱小。不过，海军虽然弱小，如果能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中国海疆仍望可保；如果兄弟阋墙、分裂对抗，那么，中国海军的力量就将在内斗中互相摧毁、互相抵消，我们特别要谨防受人利用……”

这时，只听海军总司令程璧光故意哈哈笑道：“‘护法’是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怎么能说是受人利用？……”程璧光滔滔不绝，跟萨镇冰大吵起来，闹得这次会议糊里糊涂地散去了……程璧光这厮此时五十六岁。二十二年之前、也就是北洋海军悲惨覆灭的亡清光绪乙未年（1895年），程璧光年仅三十四岁，在北洋海军向日本海军投降的过程中，他是表现得非常活跃、非常卑鄙的一个人。那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正担任广东水师广丙号军舰管带的程璧光在革职留任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之后，乘坐悬挂着白旗的镇北号炮舰，出威海卫港口，来到日本联合舰队所在的阴山锚地，将一份伪托丁汝昌的名义而写、却完整地盖着北洋海军提督大印的投降书送到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上。两天之后的亡清光绪乙未年正月二十日（1895年2月14日），又是程璧光护送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来到松岛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商讨投降细节，就在这天夜里，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了《威海降约》十一款，将北洋海军舰队的残存舰船、刘公岛炮台和其他军资器械全部缴出……亡清时代，程璧光在中国海军中就素以投机手腕异常狠辣诡谲著称；到了民国时代，他这个孙中山的广东香山老乡、早在北洋海军悲惨覆灭之后不久的光绪乙未年（1895年）夏天就在孙中山的胁迫之下参加了兴中会的“革命前辈”自然更是“越活越革命”了！

程璧光此时将牌都押到了孙中山那一边，于是，他以不满“北洋之虎”段祺瑞专擅为理由、辞去了中华民国政府海军总司令之职。而此时担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的林葆怿则正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萨镇冰与程璧光都是他的老师、前辈，萨镇冰婉言向他晓以利害、劝他不要盲目南下，他觉得萨镇冰的话很有道理；程璧光蜜语向他示以名利职权、劝他跟自己一起去广东“护法”，他觉得程璧光的话很有**……可是，最后让林葆怿下决心率舰队南下“护法”的，却是海军部总长刘冠雄。刘冠雄早就想将他自己的亲信、现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的饶怀文推上海军总司令的高位、以代替程璧光。公平地说，饶怀文各方面的素质都不如林葆怿，且不孚众望。然而，就在程璧光宣布辞职、海军中人心纷乱之时，刘冠雄却趁机下令，提拔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这一下，就将林葆怿给激怒了！

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等人抵达广东省垣广州，受到广东省长朱庆澜等人的欢迎。两天之后——1917年7月21日，程璧光、林葆怿在上海发表《讨逆檄文》（《海军护法宣言》），宣布了海军拥护《临时约法》、拥护国会、惩办祸首的讨逆三大目标。次日——1917年7月22日，程璧光、林葆怿率海圻号、肇和号、永丰号、同安号、豫章号等九舰南下广州。1917年8月5日，南下舰队抵达广州黄埔，加上原驻广州的楚豫号、永翔号、海容号、江亨号、楚谦号等十四艘舰艇，组成“护法舰队”。如此一来，段祺瑞内阁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段祺瑞追查刘冠雄的责任，刘冠雄吓得只敢请段祺瑞任命萨镇冰兼任海军总司令。可是，萨镇冰痛于自己不能挽回海军分裂之悲剧，也为了抗议利令智昏的刘冠雄的蠢举，坚辞不就海军总司令之职。最后，段祺瑞只得同意了刘冠雄的另一套建议，仍旧以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并分别以海筹号舰长林颂庄与海容号舰长杜锡珪补任第一、第二舰队司令之缺。

到达广州之初，程璧光与林葆怿过得颇为风光。1917年9月，孙中山被由一些南下的一百五十余名旧国会议员组成的“非常国会”选举为“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之后，就提议“非常国会”通过任命，以程璧光为“护法军政府”海军部总长，以林葆怿为“护法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北洋内部，直皖相争、冯段恶斗也越发激烈起来！在中华民国代总统“北洋之狗”冯国璋的指使下，1917年10月20日，直系“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突然联衔通电给内阁总理“北洋之虎”段祺瑞，提出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四项意见：一，停止湖南战争；二，撤回傅良佐；三，改组内阁；四，整顿倪嗣冲部。北洋直系成心与西南桂系勾结起来，给皖系段祺瑞内阁一个晴天霹雳！

1917年11月1日，段祺瑞命令正式成立湘南各军总司令部，以王汝南湘南总司令、范国璋则为副司令，准备集中北洋军在湘南的优势力量与“护法军”举行湘南决战。王汝南与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一直消极怠战，1917年11月14日，王汝贤与范国璋在湖南省垣长沙联名通电，主张停战议和，公开承认现在的段祺瑞内阁“非依法成立”，并要和“南方诸公”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段祺瑞一向自以为他对于王汝贤有提携之恩，若不是他在“三造共和”之后一手提拔，王汝贤哪里能得到北洋军第八师师长之高位？可是，恰恰是王汝贤在此时将矛头指向了段祺瑞内阁！这个通电发出的当天，未得段祺瑞允许，王汝贤与范国璋就擅自命令所部停战、从衡山前线撤兵。当天夜里，湖南督军“Old　Fool”傅良佐和代理湖南省长周肇祥觉得长沙形势很危险，就一起携带印信、偷偷登上军舰逃离了长沙。远在北京的段祺瑞在接到王汝贤、范国璋的通电之后，气得鼻子大歪、擂桌砸凳！

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向代总统冯国璋递上辞呈，说要辞去内阁总理之职。段祺瑞当然并不真想辞职，他此举只不过是为了给冯国璋一点颜色看！次日——1917年11月16日，段祺瑞发出“正密”铣电，为北洋派对西南用兵极力辩解，大骂王汝贤“不顾大局”，声称为了避免北洋派分裂、他才不得已提出辞职，并揭露了冯国璋分裂北洋派、勾结西南军阀的阴谋，煽动北洋派各个军阀“团结坚固”起来……

1917年11月17日，“护法军”连克湘潭、株州。次日——1917年11月18日，由于徐树铮主张严办擅离职守的“Old　Fool”傅良佐与周肇祥，并对于王汝贤、范国璋采取一些笼络手段，于是，段祺瑞下令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职，听候查办；加委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从此，徐树铮与傅良佐这两个“刎颈之交”的关系完全破裂。就在这一天，直系“长江三督”为了进一步促成摧垮段祺瑞内阁之目的，就拉拢直系的另一股大势力直隶督军曹锟，联衔发表了一封巧电，主张北洋政府与西南各省都撤兵停战，并表示愿任“调停”之责。

1917年11月19日，冯国璋下令解除段祺瑞兼任的陆军部总长之职，以“北洋之龙”王士珍接任，并准许徐树铮辞去陆军部次长之职。次日——1917年11月20日，愤怒的段祺瑞再次向冯国璋提出辞去内阁总理之职。这时，冯国璋很想顺水推舟，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之职，可是，麻烦的是，就算他下令将段祺瑞免职了，段祺瑞所控制的皖系军阀的势力却还都在，只要段祺瑞不同意，就没人敢接替段祺瑞出面组阁。冯国璋连找数个他认为有资格出面组阁的人问过了，可是，“老猾”徐世昌、“北洋之龙”王士珍都一再推脱，声明不愿出任什么内阁总理；四年多之前被“到处骗”袁世凯骗出来组成“熊内阁”的熊希龄此时再也不甘受骗，拒绝出面替冯国璋组织一个过渡内阁。没奈何，冯国璋只得去问现任段祺瑞内阁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请他暂时代理一下内阁总理。汪大燮一开始也是连连推辞，后来被冯国璋追得急了，就干脆提出，若想让他代理几天内阁总理，必须得由段祺瑞同意。绕来绕去，冯国璋只得又绕回段祺瑞面前，向段祺瑞婉言说道：“现在内阁已瘫痪，也没人愿意出来组阁，这样下去总不是事。还是请你拿个主意，你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段祺瑞这时忽然又故意显得大度起来，向冯国璋说道：“还是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让汪大燮代总理，由聘卿（王士珍）代陆军总长。”冯国璋一听，心中暗喜，嘴上却连忙说道：“可是他们都不愿接手呀！”段祺瑞略微得意地冷笑了一下，向冯国璋说道：“我去说说看。”

1917年立冬节气之后、小雪节气之前，“北洋之虎”段祺瑞第四次组成的“段内阁”结束了！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准许段祺瑞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以汪大燮暂行代理内阁总理，以王士珍暂行代理陆军部总长。次日——1917年11月23日，就是这一年的小雪节气……

1917年11月30日，在段祺瑞的同意之下，冯国璋命令王士珍正式接任内阁总理。

1917年入冬之后，北京城里下起头一场雪的那一天，陈宗权突然从湖北回到了北京。陈宗权到家时，正是傍晚，陆珊瑚恰巧也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回到家。一看到陈宗权突然回来了，陆珊瑚倒并不惊讶，略一想想就能知道，段祺瑞内阁一倒，身为直系“长江三督”之一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段祺瑞派在湖北担任湖北全省警备司令的陈宗权还能像从前一样客气吗？陈宗权苦笑着向陆珊瑚说道：“王占元让我回北京休假，并把我在湖北的兵权给解除了。”陆珊瑚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抱住了陈宗权。陈宗权亲吻着陆珊瑚，说道：“才一回来，就遇到北京下雪了……”陆珊瑚亲吻着陈宗权，叹道：“以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总算现在你还能平安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陈宗权去紫禁城前朝临摹古画，陆珊瑚与他一起去了。站在落雪之后的紫禁城中，较平时更有宇宙茫茫之感……将近六年之前，随着清朝的灭亡，紫禁城就已不是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地了。此时，由于“北洋之虎”段祺瑞与“天枭”徐树铮回到了“北洋之城”天津，在天津策动直隶、山东、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上海、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的军阀或其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一致主张向南方军阀作战，给以冯国璋为首的主张与南方军阀“议和”的北方军阀施加压力，闹得连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北京都快失去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了！

陆珊瑚希望陈宗权能趁着此时的处境辞去军职、彻底脱离军政纷争的漩涡，可是，陈宗权顾虑重重，迟迟不敢下决心……终于，陈宗权还是被段祺瑞、徐树铮给叫到了天津，然后，他就奉段祺瑞之派，出关去奉天与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及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参谋处长宋邦翰、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等人联络……陈宗权这次出关的日子不多，很快就返回了北京。虽然陈宗权尽量将段祺瑞这次派他去奉天联络的意图在陆珊瑚跟前说得简略模糊，可是，心思敏锐的陆珊瑚却已判断出，段祺瑞此时之所以与奉军势力如此紧密联络，绝不止是为了游说奉军支持对于南方军阀作战……

1917年12月15日，在段祺瑞的威胁下，冯国璋只得将段祺瑞从天津请回了北京，并被迫下达了对南方军阀的讨伐令，任命直隶督军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各率所部南下攻打湖南。在发这道讨伐令时，冯国璋特意耍了些手腕，不以总统令形式、而是以内阁令形式发布。三天之后——1917年12月18日冯国璋又向段祺瑞让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并让已从“袁氏屁精”变成“段氏屁精”的段芝贵接替王士珍为陆军部总长，将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大权重新交到段祺瑞的手中。在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的当天，冯国璋特意下了一道手令：“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需呈总统府和国务院（内阁）。”冯国璋本想借这个手令将段祺瑞的权力限制在处理对外问题的范围内，哪知这个手令却让他犯了一个巨大的愚蠢错误，造成了对于段祺瑞非常有利的后果：段祺瑞这个参战督办不受制于总统府、也不受制于内阁，可是参战事务却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段祺瑞可以不受约束地直接向内阁各部下达命令，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直接执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如此一来，段祺瑞的办公室“参战督办处”就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可以管理军事、外交、内政的“太上政府”，使得内阁名存实亡！

1917年12月31日，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等十六个主战的北洋军阀联名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并尽快召集新国会……

新的一年——1918年在一片混乱与不安中到来了！南北军阀仍在相互混战，南北军阀内部也各自要死要活地争斗着……

北洋军阀内部，对南方军阀“主战”的一派与“主和”的一派之间越闹越凶！在段祺瑞、徐树铮的授意下，“主战派”对“主和派”步步进逼，先强烈要求冯国璋处罚他的一条宠犬江西督军陈光远，又强烈要求冯国蟑罢免他的另一条宠犬江苏督军李纯，然后就打算哄倒现在的王士珍内阁，最后干脆迫使冯国璋本人“隐退”……1918年年初，一个恐怖的消息开始在北京、天津一带流传：徐树铮正拼命劝段祺瑞同意引张作霖的奉军入关，进兵北京，举行政变，将冯国璋赶下台、或杀或监禁，可是，段祺瑞似乎还没下定决心……深恐奉军入关的冯国璋只得再次向段祺瑞让步，1918年2月5日，冯国璋发表了一道“罪己”布告，他这一举动，被“主战派”视为告饶的表示，于是，“主战派”更加气焰嚣张，各路人马呼啸南下……“主和派”虽然暂处劣势，可是，他们与“主战派”的争闹仍然没完没了。“直系长江三督”陈光远、李纯、王占元一个赛似一个活跃地接着呼吁“停战”，并各自在暗中与南方桂系军阀联络。1918年2月14日，被从原驻地江苏浦口调离、率部开往湖北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到达湖北武穴之后，突然顿兵不前，发出了一道“主和”通电，说“民国肇基，甫经七载，内部争斗，于今三年，而最无意思、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种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要求“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今迅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也，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这道“主和”通电让段祺瑞怒不可遏，真想立刻来个杀冯玉祥以谢天下，不过，冯玉祥此刻远离北京，他就是想杀也杀不着！紧接着，四天之后——1918年2月18日，冯玉祥再次通电，请代总统冯国璋、内阁总理王士珍、江苏督军李纯敦促“停战”，并声明“如仍有不以国家为前提，而以破坏为能事者，窃愿为国前驱，万死不辞！”这道通电一发，让段祺瑞震怒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段祺瑞认定冯玉祥敢于如此直接地将矛头指向自己，就是冯国璋在背后搞鬼，而直接去指使冯玉祥的就是冯玉祥的舅父——现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将军府将军的“陆屠户”陆建章。段祺瑞恨不得立刻搞垮冯国璋、杀掉陆建章，简直恨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终于决心采纳徐树铮的毒招，不顾一切地调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在奉军将要进关的威胁下，1918年2月20日，“北洋之龙”王士珍辞去内阁总理之职，由内务部总长钱能训兼代内阁总理。

连“北洋之狗”冯国璋与“北洋之龙”王士珍都对于奉军入关的前景觉得恐怖，广大民众自然对此更觉得恐怖！

自从段祺瑞、徐树铮在1917年12月回到北京之后，陈宗权在外面忙碌的事务就越来越多了。从那时起，陆珊瑚就一直预感到家中要出大事。1918年2月20日傍晚，陈宗权比平时提前一些回到家，看着陆珊瑚，似乎想告诉她什么，却欲言又止……陆珊瑚看他脸色沉重，也就不打算立刻追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去准备晚饭。吃晚饭时，他们二人也没说什么话。晚饭后。陆珊瑚坐在灯下，忙着备课。陈宗权则找出他祖父陈廷安所著的那部《中州戎车录》，在灯下有意无意、心事重重地翻着。夜色未深，陈宗权就睡下了，可是，他一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第二天——1918年2月21日早晨，陈宗权终于告诉陆珊瑚说：“我今天得跟徐树铮一起启程去奉天。”陆珊瑚脸色一凝，向陈宗权冷冷问道：“是去引奉军入关吗？！”陈宗权痛苦地点了点头。陆珊瑚断然说道：“不许去！”陈宗权叹道：“我若不去，徐树铮将会怎样整我，你应该全都猜得到！”陆珊瑚望着陈宗权，气得目光冰凉，一字一顿地问道：“你就这么怕他？！”陈宗权又气又急地叹道：“我若只是孤身一个人在这世上，也不至于顾虑那么多事！”陆珊瑚缓缓说道：“你不用顾虑什么，更别怕他。”陈宗权也缓缓说道：“我现在已陷到这步境地，逃都逃不了。”陆珊瑚凝想片刻之后，向陈宗权缓缓问道：“你今天非去不可吗？”陈宗权注视着陆珊瑚，沉默地点了点头。陆珊瑚瞪大了眼睛，伤心地看着这个让她如此失望的陈宗权……突然，她用尽全身力气，猛一挥手，打了陈宗权一个耳光！

陈宗权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沉默而伤心地看着陆珊瑚……过了一会儿，他走开了，替自己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然后，他就离开了家。

窗外正下着雪……陆珊瑚目光冰凉，隔窗望着陈宗权走进了茫茫雪天雪地里……

1918年2月22日，徐树铮与陈宗权秘密到达奉天。

早在1917年12月中旬，段芝贵出任陆军部总长之后，就向日本借款、购置军械，以国库券为担保，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一千八百万日元的借款合同，并以此款购买其军械，拟分期分批运至北京。这批军械的用途，原定为一部分调拨给山西、陕西两省，其余由中央政府支配。归中央政府支配的这部分军械，段祺瑞打算用来编练“参战军”，冯国璋则打算用来成立十八个“独立团”，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徐树铮从他安插在陆军部的亲信那里得知冯国璋的动向之后，就背着段祺瑞耍了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损招：利用奉军的力量截取这批军械，并将这批军械作为送给奉军的“厚礼”，以此为代价，换得奉军入关。

1918年2月23日，奉军开始发动，当天，其第一旅就开达滦州、第五十三旅则进驻秦皇岛。这一天上午，徐树铮也赶到秦皇岛，拿出他在陆军部次长任内留下的空白领取证件，交给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填好，等运军械的日本商船武德号一靠岸，就凭此证件交涉接收。在此之前，冯国璋派来接收军械的人员翁之霖也来到了秦皇岛，翁之霖出身于常熟翁同龢家族，他也曾是留日士官生。由于翁之霖与杨宇霆早就是熟人，所以，当杨宇霆与奉军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以南征奉军先遣队的名义来到秦皇岛，与翁之霖相遇在同一个客栈里之后，这二人就与翁之霖极力拉拢，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给他大布迷魂阵。待日本商船武德号将那批有快枪三万支、子弹六十万发、机关枪五十挺、还有一些大炮和小枪的军械运到之后，翁之霖还优哉游哉地漫不经心呢！杨宇霆、张景惠立刻去向日本人领军械，可是，日本人声称由于陕西那部军械的货款还没结清，所以全部军械都暂不能领取。徐树铮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便函，交给泰平公司执事员饭岛少佐，声明该款由他自己代付，日本人这才同意杨宇霆、张景惠将军械领走。翁之霖眼看着这批军械被纷纷装上火车，可是，令他惊愕的是，有一列火车装满了军械之后，早就被人暗自倒挂过来、车头朝东的机车突然汽笛一响，呼啸着出关去了。杨宇霆、张景惠这才跟翁之霖说，这些军械中央允许拨给奉军，还写了一张收据愣塞到他手里，让他拿回北京销差……徐树铮布置得很周密，他并没将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订购的军械也交给奉军夺走，而是将其分装起运至山西和陕西。为了奉军装军械的火车的安全，他还特意分别电告交通部总长曹汝霖、次长叶恭绰、还有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叮嘱途中万勿停车，以免中央政府在丰台、长辛店等处截扣，若听说有停车或扣车的消息，就请暗中弥缝过去。

奉军夺械，让冯国璋大为震惊，连段祺瑞也对徐树铮的专擅感到危险，不过，段祺瑞此时还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为徐树铮掩饰、开脱……1918年2月25日，载满军械的火车开到了奉天，徐树铮也回到了奉天。就在这一天，冯国璋被迫同意罢免冯玉祥……

北洋军阀内斗如此激烈，南方军阀内斗也非常激烈！

海军第一舰队南下与原驻广州的舰艇组成“护法舰队”之后，南方各派军阀很快就来争夺对于“护法舰队”的控制权。而“护法军”在前线的失败，让孙中山及其“护法军政府”在广州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桂系军阀对付“护法军政府”的手段越来越凶狠，先是消极应付，然后就是积极破坏，将孙中山左右的军官、卫士屡次杀害，将支持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赶走……1918年2月26日，“护法军政府”海军部总长程璧光在广州被暗杀身亡，终年五十七岁。此后，“护法舰队”中派系纷争愈加厉害，来自广东等省份的官兵与来自福建的“福建帮”官兵屡屡恶斗……“护法军政府”海军总司令林葆怿此时真是悔恨莫及，他将剩余的一点海军经费悉数分发给官兵之后，自己就愤然离职了。闹到后来，“护法舰队”中竟出现了哄抢舰艇、驱逐福建人的险恶局面……跟着程璧光、林葆怿分裂海军、南下“护法”的许多海军官兵这时才认真想起，萨镇冰曾向他们说过一番“谨防受人利用”的沉痛预言！

1918年3月3日，中华民国代总统“北洋之狗”冯国璋被迫同意公布《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节》。

从1918年3月6日开始，大批奉军就像恐怖的泥石流一样，汹涌着冲进了关内……就在这一天，冯国璋又被迫签署了代总统令，同意于1918年6月20日选举参议院议员，1918年5月20日选举众议院议员、并于1918年6月10日复选。

1918年3月10日中午，陈宗权从奉天回到了北京家中。惨惨阳光，映着陆珊瑚那双亮得又凉得透骨的眼睛……陈宗权潸然跪下，抱住了陆珊瑚……

奉军截到了这批包括二万七千支步枪及弹药在内的大量军械之后，徐树铮与张作霖就商定用这批军械组建四个混成旅与一个骑兵团。1918年3月12日，徐树铮与张作霖联名在奉天宣布，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随后，他们就将此事电告中央与各省，将引奉军入关一事明朗于天下。张作霖与徐树铮商定，“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先设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军粮城，等到与列强在外交方面没有阻力时，再将其移到天津。张作霖按照东北人的习惯，故意向徐树铮大说了一番异常谦虚的客套话：“我的事多，不能到天津镇着。所有的事，就请老弟你多多偏劳了。”可是，徐树铮偏偏就以此为依据，真个以“关内奉军总司令”的名义将关内奉军随意指挥调遣，肆无忌惮，事事都根本不与张作霖商议。张作霖对此焉能不恨，可是，他为了自己在此时与将来能在关内得到更多的利益，只得暂且忍耐下来，奉军中的各级军官也对徐树铮的跋扈擅权非常不服，可是，他们都跟着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对于徐树铮暂且忍耐下来。

1918年3月16日，徐树铮抵达军粮城，就任“关内奉军副司令”之职。至此，北京、天津一带完全控制于皖系与奉系军阀之手。“北洋之狗”冯国璋虽然还待在中华民国代总统的位置上，却已失去了控制时局的能力，成为“北洋之虎”段祺瑞的爪中猎物。这一天，冯国璋跑到“老猾”徐世昌的家中，向徐世昌哀告说：“咳，聘卿（王士珍）一辞职，徐树铮他们就嚷嚷着要芝泉（段祺瑞）出来组阁，我没法子了，只能照着他们的话办。昨天，我亲自去找芝泉，请他出来组阁，可是，他……他……他居然坚决不肯！他若不出来，我就无法收拾时局。东海先生（徐世昌），您是我们北洋的元老，德高望重，所以，我特意来烦请您去劝劝芝泉，您可千万不能不管啊！”徐世昌满口答应，说：“只要总统您诚心请他，我就替您去跑一趟。”可是，徐世昌去劝了段祺瑞一番之后，段祺瑞却仍然拒绝出来组阁。

湖南战场上，北洋军曹锟属下吴佩孚部于1918年3月18日夺占了重镇岳阳。四天之后——1918年3月22日北洋军援岳前敌总司令张敬尧部夺占了另一重镇平江……

北京城里，哄请段祺瑞出来组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18年3月19日，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曹锟、张怀芝等军阀纷纷通电，敦请段祺瑞出来组阁。1918年3月20日晚，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拜访了徐世昌，请他再去劝段祺瑞出来组阁，并且向徐世昌建议说：“您不必再问芝老（段祺瑞）出不出来了。您可以直接告诉总统，芝老出来还是不出来！”于是，徐世昌派人拟好了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的代总统令，直接带到中南海总统府请冯国璋盖上了大印。

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在这一天，“北洋之虎”段祺瑞以胜利者的架势重新就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这是他第五次组阁……

“护法战争”打得愈加激烈、愈加混乱，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地的战场上，南北军阀各有胜负……

段祺瑞亲自南下督战，并与直系“长江三督”联络，他此行真是闹得兴师动众、气势汹汹！1918年4月20日，他到达汉口的时候，大批军警倾巢出动，封锁了车站与城内各主要街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致使汉口城内的交通瘫痪达数小时之久。汉口市民与商贾还按照此前接到的严令，当段祺瑞的车队经过时，所有临街的商店、酒肆、住户一律得关门闭窗，不得探头探脑地张望，否则将受到严惩。段祺瑞在汉口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并召开了包括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还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南、陕西、山西、奉天七省督军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显得很大度地表示他对于北洋内部的“主和派”既往不咎，他接受了曹锟与王占元的意见，决定恢复原江西督军陈光远之职，撤销对于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的处分。段祺瑞这次让陈宗权跟着他一起来到了汉口，在段祺瑞的斡旋之下，王占元同意恢复陈宗权的兵权、让他重回湖北全省警备司令之职、带兵一旅。

1918年4月25日，段祺瑞离开汉口，循长江而下，先后在江西九江与江苏南京受到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江苏督军李纯的热烈恭迎……然后，他就沿津浦路乘火车专列回到了北京。

1918年5月4日，广东督军莫荣新假借云南督军唐继尧之命，强行剥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总长、滇军军长张开儒的兵权。这一天，孙中山命人将他的咨文送交“非常国会”，并通电全国，言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5月12日，莫荣新派兵拘禁了张开儒，并枪杀了张开儒的秘书长崔文藻。

1918年5月20日，“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操纵下，改组了“护法军政府”，废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并举行了“总裁选举会”，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这七人为“七总裁”。随后，陆荣廷与唐继尧又故意联合力推“岑三儿”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而实权则由陆荣廷把持着。第二天——1918年5月21日，五十二岁的孙中山离开了所谓“这样腐朽的环境、一天也待不下去了”的广州、往上海逃去……

1918年夏天，淮安陆家与往年一样，为抢收庄稼、修整水利工程等大小事务忙碌着。对于陆家此时的一家之主、年已四十三岁的陆崇寿而言，他在这个夏天最为警惕、最为忧心的事还和往年一样：淮扬一带千万不要爆发大规模的水患，也千万不要爆发大规模的军匪混战……至于什么新国会选举之类的政治问题在他的心中并不占什么重要分量，从亡清末年“新政”时代选举咨议局议员那时候起，他对于中国议会政治的前途就早已心冷了，后来他又亲自经历了民国以来忽然武力解散议会、忽然武力恢复议会的多次荒谬过程，他对于中国议会政治的前途就更感到绝望了！然而，陆崇寿与中国议会政治的联系却还未中断，虽然这些联系总是让他觉得很麻烦……

就是在1918年夏天，四十三岁的陆崇寿当选为中华民国新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开始经历他那将为时数年之久的国会议员生涯。说起来，这一过程简直就是个充满了黑色幽默与奇怪跌宕的荒谬故事！

自从1917年夏天张勋复辟那场闹剧结束之后，重回内阁总理之位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就听取了中国议会政治的风头人物梁启超、汤化龙的建议，对于前任总统黎元洪在“辫帅”张勋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宣布解散的旧国会不再理睬，转为主张成立临时参议院、以改造旧国会。1917年9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发布了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命令，要求各省、及蒙古、西藏、青海各长官选派参议员，在一个月内到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以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1917年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那时候，代总统“北洋之狗”冯国璋与段祺瑞正将府院之争这固有的政体矛盾接着以前大闹，而且愈闹愈增武力火并之险。冯国璋于1917年11月22日批准段祺瑞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以后，汪大燮与“北洋之龙”王士珍相继代理、接任了内阁总理。后来，在段祺瑞的武力威胁之下，1917年12月14日，时任内阁总理的王士珍咨送民国元年（1912年）国会组织法及参议员、众议员选举法等修正案于临时参议院；这些修正案经过逐条讨论之后，就由冯国璋在1918年2月17日明令公布，其主要修订的要点是：减少参、众两院议员的名额，其中，参议员由原来的374名减少到168名，其中138名由各省选出，30名由中央选出；提高参议员选举人资格，各省参议员原来由各省的省议会选举出来，现改由省区“地方选举会”选举出来，具体则采用“复选制”，先以县为单位，必须是具有专门学校以上毕业，或曾任简、荐任官，或拥有不动产五万银元以上，或年纳直接税一百银元以上者，才能获得初选人资格、参加复选；至于由“中央选举会”选举出来的参议员者，必须经过学术教育界代表、农工商业界代表、曾任特任官吏、华侨中有巨额财产者、满州及回部王公世爵分别互选；至于众议员初选的选举人资格，也较民元选举法的规定为高。奉军入关的同一天，1918年3月6日，冯国璋又被迫签署了代总统令，宣布了新国会（第三届国会）议员选举的日期，1918年5月2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初选，1918年6月20日举行复选；1918年6月20日选举参议院议员。

淮安陆氏大家族中，有许多人都觉得家族中有人能被选为国会议员，对于整个大家族在这个乱世中的生存多少总能有些益处。当大家族中最初讨论由谁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这一问题时，陆崇寿本人并不热心，他的族兄陆星垣倒很有心成为候选人，陆星垣将这个意思告诉陆崇寿之后，陆崇寿就决定支持陆星垣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可是，大家族中占主要影响的意见却认为，以陆崇寿的资格与经历，若参加国会议员竞选，会更有把握当选，陆星垣还是负责帮助陆崇寿竞选更好，而且，由于大家都觉得参议员名额被削减了那么多，竞争一定更激烈，还是竞选众议员更稳当，于是，本来就对于竞选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没什么兴趣的陆崇寿也就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同意参加竞选众议员。不过，陆崇寿自己仍然对于竞选所涉及的诸多事务不甚热心，只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去应付。

无须赘述，1918年夏天的新国会选举，是一次非常具有中华民国特色的、非常体现中华民国国情的选举！各地在选举过程中，都发生了无数荒谬的闹剧……闹到了1918年7月底，新国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除去抵制这次选举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还有川边的一个特区这些“护法”的地区之外，其他地区一共选出参议员147名（总额应为168名，上述五省一特区的21名没选出），众议员325名（总额应为406名，上述五省一特区的81名没选出），总共选出参、众两院议员472名。

江苏省的竞选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相互争闹得非常厉害，陆崇寿深知此中麻烦，因此，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能够竞选胜利、成为新国会的众议员。当陆星垣为了帮他竞选之事跟他商量这个商量那个的时候，他往往劝陆星垣说：“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了，省得以后倒白生气。”可是，陆星垣为了此事偏偏犯了陆家人特有的犟脾气，不仅不愿退止下来，反而更热心了……最后的结果说可叹也可叹、说可笑也可笑，陆崇寿居然很顺利地当选为新国会的众议员，之所以顺利，是因为在江苏省的选举过程中相互恶斗的皖系军阀势力与直系军阀势力倒都不反对他当选。“天枭”徐树铮本来对于陆崇寿不是皖系中人有所不满，可是，陆崇寿的妹夫陈宗权用电报向徐树铮连说带劝了一番之后，徐树铮也就不反对陆崇寿当选了。此时的江苏省长齐耀琳身属直系，然而，由于他的一个兄弟齐耀珊于亡清末年在湖北当官时与陆崇寿的朋友邵永嘉曾是同事，邵永嘉与齐耀琳也认识，于是，邵永嘉给齐耀琳写信说了一通之后，齐耀琳就不为了陆崇寿不是直系中人而反对他当选了。此时的江苏督军李纯乃是直系“长江三督”之一，可是，由于他的秘书长周嵩尧（周峋芝）向他说了话，所以，他也没为了陆崇寿并非直系中人而反对他当选。

——周嵩尧原籍浙江绍兴，出身于封建大族周氏，他的祖父周光勋（周樵水）本人曾于亡清同治年间在苏北当过知县一类的官。周光勋生有五个儿子，其中有四个于亡清末年也曾在苏北当过知县一类的官，其中，他的次子（周嵩尧的父亲）周亥祥曾担任过江苏仪征知县，他的四子（周嵩尧的四叔）周攀龙于亡清咸丰中后期到淮安后，先当师爷、后当了山阳知县。周亥祥、周攀龙兄弟俩合伙出钱在淮安驸马巷买了一座宅院，带着家属定居下来，亡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周亥祥的第三子周嵩尧就出生在这座宅院里。周嵩尧在周家近支同辈兄弟中，大排行第六，所以，他的那些侄子们、例如周攀龙的孙子周恩来等人就喊他“六伯父”。周嵩尧与陆崇寿年龄相仿、又都生长在淮安，所以二人从少年时代就是朋友，周嵩尧一直佩服陆崇寿为人正直诚实。周嵩尧青年时代，周家的家境已渐衰落，他中了秀才之后，就在淮安府衙门谋职、当了一名文案，后来又升为总文案。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四岁的周嵩尧中了举人。亡清“新政”时代，周嵩尧由时任江北提督的“北洋之龙”王士珍保荐进京，经过“老慈”（慈禧太后）与“窝囊废”（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集体召见面试之后，被委派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周嵩尧进了中南海总统府，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周嵩尧虽然身在北洋集团中工作，天天听着周围鼓噪着诸如袁世凯如何“手创民国”之类的阿谀之辞，可是，他一直对于辛亥革命有着正确的、坚决的认识，他曾以咏红梅的诗句抒此心声：“国花璀璨呈新样，都是青年血换来。”咳，他自己也是从亡清末年走进民国初年、从青年时代走进中年时代的那一代中国人中的一个！袁世凯大闹着要当“袁大皇帝”那一阵子，周嵩尧曾大胆向袁世凯直言不可逆潮流复辟称帝，结果，袁世凯就故意冷落他、威胁他辞职。周嵩尧真个就愤而离去！袁世凯死了、李纯当了江苏督军之后，周嵩尧出任了江苏督军公署秘书长……

得知自己当选为新国会众议员的那个夏天早晨，陆崇寿正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陆肇璜与陆肇瑛、女儿陆肇瑢、还有侄子陆肇珩在淮安城内那家有名的震丰园饺面店吃早点。此时，陆肇璜十七岁，陆肇瑛快十六岁，陆肇瑢七岁，陆肇珩已然十六岁。从古至今，淮安一直有许多可爱的风味小吃，可是，从古至今，淮安当地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番辛酸的俗话：如果家中大人囊中羞涩，那么，逢到小吃上市最盛的一早一晚，可千万别领着小孩上街，不然的话，大人得故意装作对于各种小吃视而不见、硬拽着小孩的小手往前走，小孩则一边慢腾腾地跟着大人往前挪步，一边一步一回头地盯着各种小吃看，大人、小孩的心里都不好受……陆家的每一代小孩从小都熟悉这些民俗故事，可是，每一代小孩也都故意闹幽默，每当他们希望长辈带他们吃小吃的时候，就故意在长辈面前学那一边慢腾腾往前挪步、一边“一步一回头”的样子，其实，小孩们如此而为，并不全是由于嘴馋，很多倒是由于喜欢这样闹幽默的快乐。陆崇寿之前的几辈人小时候这样，陆崇寿这一辈人小时候这样，陆肇璜、陆肇瑛、陆肇瑢、陆肇珩这一辈人仍是这样……昨天傍晚，家里人一起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陆肇瑢忽然站起来，学起了那一边慢腾腾往前挪步、一边“一步一回头”的样子，她这样一学之后，陆肇璜、陆肇瑛、陆肇珩就像事先已相互商量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也跟着学了起来，陆崇寿与他的妻子汪安和看到之后，不由得相互看了看、笑了起来。于是，汪安和向陆崇寿说道：“咳，你明天早晨就带他们出去吃早点吧！”陆崇寿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四个孩子就已一起欢呼起来。陆肇珩抢先吵道：“去震丰园，吃‘火饺’……”陆肇璜立刻跟着吵道：“我要吃‘汤饺’……”陆肇瑛紧接着吵道：“我要吃‘炝饺’……”陆肇瑢总算抢过了话茬，也吵道：“我要吃‘炒米汤饺’……”陆崇寿一边朝孩子们连连点头，一边答道：“好，好，明天一大早就去！”如此闹了一番幽默之后，才有大人孩子第二天早晨的震丰园饺面店之行！

震丰园饺面店位于淮安城内响铺街八字桥东首，店主人家姓黄，所以又称黄氏震丰园。这家店开设于亡清同治年间，在淮安、甚至苏北一带都称得上是一家驰名老店，店中所制的馄饨很有特色，“香鲜嫩”俱全，细滑爽口，被称为“淮饺”。陆崇寿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店中之后，就告诉一个跑堂，点了四碗“汤饺”、一碗“炒米汤饺”，另外还点了许多“火饺”与“炝饺”。四碗“汤饺”与一碗“炒米汤饺”很快就先送上桌了，陆崇寿、陆肇璜、陆肇瑛、陆肇珩每人面前放着一碗“汤饺”，陆肇瑢面前则放着那碗“炒米汤饺”，陆崇寿与陆肇璜立刻就喝起汤、吃起“汤饺”来；陆肇瑢则先只顾着挑汤里的炒米吃；陆肇瑛留着肚子等着大吃“炝饺”，陆肇珩留着肚子等着大吃“火饺”，所以，他们二人都先只略喝些汤而已。陆崇寿向陆肇瑛与陆肇珩说道：“你们别只管留着肚子，还是趁热先吃些‘汤饺’，不然一会儿等凉了就没这么好吃了！”陆肇瑛与陆肇珩听了，也就各自先尝了一个“汤饺”。然后，陆肇瑛拨弄着碗里余下的“汤饺”，说道：“这‘汤饺’的皮擀得实在很薄，咱家厨师傅可擀不了这样薄。”陆肇珩说道：“他们店里的规矩是，一斤干面和好之后，能擀出包‘汤饺’用的大饺皮六百余张、或者包‘炝饺’、‘火饺’用的小饺皮八百余张！你应该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一次来这里吃‘火饺’的时候，我还特意管他们店里要了一张生的大饺皮和一张生的小饺皮，仔细一看，真的皮薄如纸，然后当场就都覆在了一张报纸上，结果，透过这两张饺皮，确实仍旧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那张报纸上的所有字迹……”正说着，只见那个跑堂端着一个大托盘快步走了过来，托盘上有两个各装着许多“炝饺”与许多“火饺”的大碗，他一边高喊着“‘炝饺’、‘火饺’来了”，一边就将这两个大碗麻利地放到了桌上。陆肇瑛抢先用筷子夹起一个用重麻油、胡椒调拌成的“炝饺”，一下子扔到嘴里；陆肇珩则立刻用筷子夹起一个才在滚油热锅中炸成的、又脆又香的“火饺”，送到嘴边……不待他们二人各自将“炝饺”与“火饺”仔细嚼一嚼、咽下肚去，忽然，只见他们称为“星垣二伯”的陆星垣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跑进店中。陆星垣将手里正攥着的一封电报举得高高的、朝陆崇寿（砚樵）挥舞着，大声喊道：“砚樵，你当选了！你当选为新国会众议员了！……”

1918年7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发布命令，限定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于1918年8月1日之前齐集北京，为举行新国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作准备。

陆崇寿在匆忙中为北上进京作着准备，家中一应大小事务不必多说，自然全都交给他的妻子汪安和来处理。偏偏这时，陆崇寿又接到了他的朋友王裕程的一封电报，王裕程在电报中请陆崇寿在这个夏天北上的时候，最好能带着其次子陆肇璜一起来，并且在天津多停留几天，商量商量他的女儿王迪欣与陆肇璜正式订婚的事。王裕程出身于宝应王氏家族，亡清时代首开福建巡抚按年移驻台湾之例的洋务重臣王锦帆就是他的祖父，王锦帆的长子王应克就是他的父亲，报界名人“王四公子”王保克就是他的叔叔。从亡清末年“新政”时代起、直到民国以来的这些年，王裕程一直在北京、天津一带当官，此时，他正在天津当管财税的官。陆、王两家是老亲，两家早就在谈陆肇璜与王迪欣的婚事。王裕程夫妇都喜欢陆肇璜从小就是个读书用功的老实孩子、也中意陆家是相互知根底的亲朋故旧人家，总说他们的女儿王迪欣这样直爽能干，一般油滑浮薄的官宦富家子弟，哪里配娶她，况且一般习惯腐朽的官宦富家环境，哪里能容她这样的人过一点顺心日子，因此，看来看去，还是陆肇璜最合适。陆肇璜与王迪欣虽然相互认识，可是他们从小到大也就只见过几面。陆肇璜对于王迪欣印象深刻，她人很漂亮，在新式学校受教育，还喜欢骑马打猎……可是，当王家最初露出要将王迪欣许配给他的意思的时候，陆肇璜听说之后，简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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