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邵蕙波初遇孙立人 陆珊瑚刀劈潘馨航
……盛衰交替、刹那重来,陈海文与孟芝澜的婚礼在陈镇淮、叶钟灵家的南京宅第如期顺利举行……军阀起了倒了……死亡让胡承渊(柴成菊)散尽了人生的痛苦、再也不会看到军阀起了倒了!然而,此祸何时完?!军阀起了倒了……龙蛇相逢,又是新巳换旧辰……丙辰年转为丁巳年的流光梦景中,人们为胡承渊搭起了一座素白的灵堂……邵蕙波乍闻陈靖桓如此肺腑之言,心中不禁“砰砰”直跳,可是,她的脸色倒还像刚才那样镇静……在仲春的温暖越来越明显的好天气里,邵蕙波跟着此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除了授课之外还担任着学监一职的陆珊瑚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参加了考试……“文理很好,很有两汉文章的气概;书法也很好,看得出是多年用功练出来的。”……“府院之争”……谭鑫培演出终生绝唱《洪羊洞》……“Old Fool”傅良佐大闹众议院……邵蕙波以前从未来过清华园,可是,才一到这里,她却觉得她以前似乎来过这里,目中一切都非常熟悉……光洁的路,围着广大的草场,数座端庄气派的西洋楼建筑矗立在初夏骄傲的太阳下,微风渐舞,催得韶光淑气,一任东风卷得均匀……由于草场上正有一些学生在踢足球,所以,叶维松、邵永纹就带着叶澄川、邵蕙波沿路而行,忽然叶澄川挥着手,朝草场上的一个离他们不远、在注意到他们这一行人之后就朝他们小跑过来的学生招呼道:“孙立人!”……邵蕙波觉得,孙立人的微笑很合礼貌,可是,她以前从未看到过一个少年有这样的微笑……
……叶澄川告诉邵蕙波说:“我刚才在街上遇到孙立人了。孙立人说,他家跟张勋家离得很近,他由于好奇,就跑到张勋家的大门口看了看,结果被那些辫子兵用枪给赶了开来。算他走运,那些辫子兵并没再多找他的麻烦,他什么事也没有”……潘复向陈宗权劝道:“庆羲,大丈夫相时而动,虽然民国已闹了几年了,可是,大清朝的祖业并没全玩儿完,现在更是说要复辟、就要复辟了!你的消息这么灵通,自然知道,张大帅(张勋)这回带着那么多‘辫子兵’来北京‘调停’府院之争,其实是想‘调停’出什么结果来。我是替你以后着想,才竭力劝你同意跟慎格格成婚,那样一来,你就是衡亲王府的额驸了,你这样盛年有为的将军额驸会受到大清朝怎样的重用,那还用我多啰唆吗?……”潘复正想接着多啰唆一番,突然,只听厅门被“哐”地一声踢开了,陆珊瑚怒火万丈地闯进厅里,随手将门边墙上挂着的一把马刀“刷”地一下拔了出来,朝着潘复迎头猛劈过去……
1917年年初,陆珊瑚趁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放寒假,就南旋一趟,回淮安故乡探亲。此时,陈宗权已经升任了湖北全省警备司令,并兼领着为“北洋之虎”、责任内阁总理段祺瑞联络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各省军官的任务。陆珊瑚从北京启程南旋之前,陈宗权恰巧已经从湖北省垣武昌来到了江苏省垣南京,于是,陈宗权在电报中与陆珊瑚约定,陆珊瑚到达南京、他们夫妻二人碰面之后,就一起回淮安探亲。
陈宗权这次来南京,他的堂叔陈镇淮本想留他在自己家住,好听他多谈谈目前正闹得越来越厉害的“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争)的情况,可是,由于这一阵子陈镇淮家正在给陈镇淮的独生子、此时已经快三十三岁的陈海文准备举行婚礼的事,家里每天人来人往,诸事冗杂,忙得不得了,于是,陈宗权到底还是婉谢了陈镇淮的邀请,说他还是住在三伯陈良宰家,抽时间多到陈镇淮家看望看望、帮帮忙就是了,这样的话,也不另添累赘,也不耽误谈谈说说。
陈海文的新娘孟芝澜比陈海文小四岁,她的父亲孟石轩是上海的一位大出版商。孟芝澜也曾是一位留美学生,1915年夏天,她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之后,就回到了中国。陈海文在1909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孟芝澜已经去了美国,二人在那时就认识了。后来,孟芝澜曾趁假期回中国探过亲,与陈海文之间的友谊与理解越来越深,直到成为一对爱情深厚的恋人。1914年夏天,他们二人订婚了,他们本打算在1915年秋天举行婚礼的,可是,由于那一阵子国是多忧、二人各自的工作也都有些麻烦,于是,他们只得将举行婚礼的日期一推再推,直推到了1917年1月21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
陆珊瑚乘火车到达南京这一天,正逢傍晚时分,陈宗权到火车站去接她,与陈宗权一起来到火车站的,还有陈良宰的第三个孙子、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陈靖桓。陈宗权与陆珊瑚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去年(1916年)夏天、陈宗权回北京述职之时,此刻夫妻重逢,二人当着陈靖桓这晚辈的面,虽然不曾如何唏嘘,却也非常感慨……
陈靖桓看到陆珊瑚之后,先是问了些礼节上的寒暄话,说着说着,他就将话锋转到了一个他此时特别关心的话题上来。“婶婶,”陈靖桓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捏,可是他问出的话倒很直率:“蕙波妹妹一定要到北京去上中学吗?她若来南京上中学……不是也很好吗?”陈靖桓此言一出,陈宗权与陆珊瑚不约而同地将他飞快地打量了一下……陈靖桓提出的问题看似容易回答,其实,若是回答时稍为大意就会伤到他这个正处于十七岁这个特殊年龄的少年那微妙而敏感的心思。陆珊瑚正考虑该如何回答陈靖桓的问题,陈靖桓倒因为忽然意识到自己问得太莽撞了而不由得微微羞红了脸,他连忙慌慌张张地解释说:“去年(1916年)年初,淮安邵家那边带信过来、打听消息,说他家想让莲波妹妹、蕙波妹妹到上海或南京来上中学,他家觉得来南京似乎更好,因为路程近一些,家里容易照顾一些。可是,去年初夏,莲波妹妹得了一场大病,而且断断续续的总不见痊愈,邵家本想让她和蕙波妹妹去年夏天就来南京考中学的,结果,她没能来考,蕙波妹妹也就跟着没来……前些天,东波大哥与平波二弟趁学校放寒假从上海回淮安过旧历年,他们路过南京的时候,曾告诉我,永纹姑姑在给淮安老家去信时说,希望莲波妹妹与蕙波妹妹能在今年春天去北京开开眼界,并投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家里人都觉得莲波妹妹身体太娇弱、动不动就得病,还是不要往北去那么远,只在南京、上海一带上中学最好,莲波妹妹自然同意家里的安排。蕙波妹妹则特别想去北京上中学,家里人也都同意她的想法……”陈靖桓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篇话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解释得过多、反而将自己的真正心事显露得更多了,就又慌忙住了口。
陆珊瑚向陈靖桓说道:“我这次从北京启程南旋之前,你永纹姑姑托我趁着过旧历年回淮安时,将蕙波带出来,在今年初春一起回北京。蕙波到北京之后,可以参加考试,以她的学力,顺利通过考试、直接插班跟着读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是没问题的。”陈靖桓听了,只轻声说了一句:“我想也是。”然后,他就默不作声了,不过,他想尽快掩饰住的一派惆怅却实在难以掩饰住,不停地从心头翻到眼底……
陈靖桓与陈宗权、陆珊瑚一起回到陈良宰家的时候,只见家中已将晚饭摆好了,众人正等着他们回来、一起吃晚饭。此时,陈家的四个幼辈中,陈颂桓在去年(1916年)从上海南洋大学一毕业之后就去美国留学了,陈书桓也于去年去英国留学了,只有陈靖桓与他那个较他年长一岁的堂哥陈梦桓由于还留在南京上中学、仍然能够趁寒假住在家中,少了陈颂桓与陈书桓,家中的气氛自然显得沉闷了许多。大家相互寒暄之后,陈良宰、曾丽茗就忙着招呼大家赶快落座、边吃边谈。陈靖桓闷声不响地坐下,很快地吞下半碗饭之后,就站起身来,一边说道:“我吃完了,看书去了。”一边就离桌而去,走出了餐厅。
过了一会儿,陈梦桓也匆匆地将他面前的一碗饭吞下肚去,然后,他也站了起来,向大家说道:“我也吃完了,也看书去了。”然后,他也离桌而去。
看着陈梦桓离开餐厅时的背影,曾丽茗这老太太叹道:“这俩孩子,可真用功。”然后,她又嘀咕道:“都放寒假了、又临近年关,他们怎么还这么用功?”
陈梦桓没去自己的书房,而是来到了陈靖桓的书房外,隔着窗玻璃,只见陈靖桓正手捧一本物理书,两眼呆呆地冲着灯光发愣……陈梦桓悄悄地走进书房,陈靖桓却只顾发呆,竟然没注意到陈梦桓已经站在了他身后……“蕙波一定要去北京读书了吧?!”陈梦桓向陈靖桓说道。陈靖桓被陈梦桓的说话声吓了一跳,他先赶快将手中的那本打开之后就再没翻页的物理书往灯光近处凑了凑,然后,他才意识到他在陈梦桓面前不必如此掩饰,于是,他将书撂到了桌面上,叹声说道:“是。权婶(陆珊瑚)这次回淮安过旧历年之后,在初春返回北京的时候,就带着蕙波一起去北京,投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陈梦桓想了想之后,向陈靖桓说道:“蕙波跟着权婶去北京的时候,一定会路过南京的,到时候,你们就又能见面了。你那时再劝劝她,跟她仔细说说留在南京上中学的好处,也许她会改了主意,不去北京、留在南京读书了呢!”听了陈梦桓的建议之后,陈靖桓那忧愁的目光里重新闪烁出了希望,他点点头,说道:“这话很是,这话很是。不过,我究竟该怎么跟蕙波说呢?若没说成,反而闹出误会来,可就麻烦了!”陈梦桓微微耸了耸肩头,笑道:“你怕会闹出什么误会来?若用误会来形容,恐怕不太准确吧?”陈靖桓不由得脸一红,将双臂伸展开来、将那本物理书高高举起在离自己的头颇远之处……
1917年1月21日,陈海文与孟芝澜的婚礼在陈镇淮、叶钟灵家的宅第如期顺利举行。自从三十六年之前、陈镇淮与叶钟灵老夫妇的那次婚礼举行以来,这座旧家宅第就再不曾逢到像此时这样的盛况。宅第中心那座作为礼堂的大厅整个都修葺、油漆一新,陈设得又漂亮、又雅致。想想三年多之前,这座旧家宅第在“二次革命”战争中遭遇惨劫之后那恍如噩梦一般的景象,岂不令人顿起盛衰交替、刹那重来之浩叹!……由于这一天又逢公历的星期天、又临近旧历的年关,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亲友很多。有一个本来决定应邀前来的重要客人的临时缺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重要客人就是陈家多年的朋友、有名的侠士胡承渊(柴成菊)。在大家已经将喜宴吃到一半的时候,只见胡承渊手下的一个掌柜穿着素服匆匆赶来,忍哭含泪地向陈镇淮报告说:“胡老先生不能来了。他……他换好了礼服、准备出发前来的时候,却突然昏倒在地,没过片刻就殁了!我们请医生来看过了,医生说他死于突发脑溢血。”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登时将婚礼的喜庆气氛给冷凝住了……
当年,年仅九岁、还处于童年时代的陈宗权跟着他三伯陈良宰将他父亲陈良睿的灵柩从山东运回南京的时候,就是胡承渊带人一路护送着他们,就是从那时起,多年以来,陈宗权一直受到胡承渊的关心与照顾。而且,陈宗权少年时还曾正式拜胡承渊为师、学武习艺……总之,在陈宗权的成长过程中,胡承渊是一位起过重要作用的、可尊可敬的长辈,因此,陈宗权突然听到胡承渊猝死这一噩耗之后的反应与其他人分外不同,一霎时,滚滚热泪从他的眼眶中奔涌而出……
胡承渊病逝之时,年已八十三岁……六十三年之前(1854年)、太平天国战争初起之时,年仅二十岁的他还只是那个誉满京华的京剧名武生柴成菊,还在北京的状元大学士府为池复凝与查婉香那轰动当时的大婚礼演出堂会戏《挑滑车》……在此后那漫长而坎坷、充满了抗争与奋斗的人生旅途中,他也曾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那血腥恐怖的覆灭过程,也曾与捻军弟兄们一起亲手杀死了凶暴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也曾亲耳听到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清朝最后五个皇帝中的四个家伙与恭慈太后、康慈太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隆裕太后——清朝最后五个太后的死信,也曾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的灭亡……急管繁弦,急弦繁管,人到残年衰景的尾声,他还见识了“二次革命”战争的惨劫、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的破灭、军阀起了倒了而闹出的无穷惨剧……
军阀起了倒了……死亡让胡承渊散尽了人生的痛苦、再也不会看到军阀起了倒了!然而,此祸何时完?!军阀起了倒了……
龙蛇相逢,又是新巳换旧辰……丙辰年转为丁巳年的流光梦景中,人们为胡承渊搭起了一座素白的灵堂……
1917年1月22日,恰是旧历丙辰年腊月二十九、恰是旧历丙辰年除夕这一天。这一天早晨,陈宗权与陆珊瑚一起来到灵堂,吊唁胡承渊。灵堂正中,高挂着胡承渊的遗像,留声机上正转动着的京剧唱片中,传来了《挑滑车》中高宠的绝唱之曲《叠字犯》:
“哎,紧——紧加鞭杀奔贼巢。
哎,不——不由人心似火烧。
哎俺——俺今日滑车尽挑,
陈宗权听得此曲,流泪怔怔……陆珊瑚怆然泪下,默默地握住了陈宗权的手……
陈宗权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想他祖父、父亲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无数往事……
陈宗权与陆珊瑚从南京回到淮安的时候,已经是1917年1月29日、也就是旧历丁巳年正月初七这一天。由于此时陈家、陆家、邵家都在淮安城中住家,不似从前那样——陈家居城、陆家与邵家各居乡下庄园了,所以,较从前而言,在三家之间来往要快捷得多、容易得多。
陈家老宅的样子没怎么改变,居住在内的人们的生活却各自都有了一些改变。陈宗权的母亲宋世乔正为家中又要添丁进口之事而忙碌着,这是因为她的二儿媳妇——陈宗威太太章乐勤正怀着六个多月的身孕,预计将在这一年的暮春时候生产。自从十四年前(1903年),陈宗权与陆珊瑚结婚之后,宋世乔就一直盼着能有自己的孙辈,可是,陈宗权与陆珊瑚的命运实在太苦,他们曾有过的一个儿子不幸流产、一个女儿则不幸早产夭亡……至于陈宗威与章乐勤,他们于1910年结婚之后,数年之中都没传出将有子息的信儿,他们那时还年轻,并未将此事看得有多严重,他们相信,他们夫妻的感情这样好,早晚会有儿女的……然而,如此一来,宋世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简直怀疑陈家的这一支系是否真的要绝了自己的血嗣,得考虑从陈家的其他支系过继后嗣、以承宗祧的事了。所以,待到去年(1916年)盛夏的时候,章乐勤在一天早晨向宋世乔问安的时候,凑在她的耳边悄悄告诉了自己已经“有喜”的消息之后,宋世乔真是由衷的高兴,她不停地向章乐勤念叨说:“你才二十六岁,正是最适合生产的时候,头一胎顺利了,以后再多添几胎,也会很顺利的……”陈宗威与章乐勤结婚数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也要成为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了,高兴之余,又很紧张,只觉有诸多事要忙却又都忙不好,自然要不停地一会儿请宋世乔指导指导这个、一会儿请宋世乔指导指导那个。宋世乔自然全都乐意为他们忙碌……
陆珊瑚这次回淮安探亲,仍旧与陈宗权一起住在陈家老宅中,不过,在停留在淮安的这些日子里,她每天都回陆家那座位于淮安城内南门大街的新宅中去看望。虽然从辛亥革命战争到“二次革命”战争之后的短短数年之内,陆家相续惨逝了陆冠卿、陆浩诚、梁咏芬、陆肇珉等人,景况大为萧瑟,可是,由于陆肇珩、陆肇璜、陆肇瑛、陆肇瑢等幼辈的成长,与1912年冬天陆家才搬进这座新宅的时候相比,这座新宅中已经有了更多的活泼生气!此时,陆肇珩已经快十五岁了,陆肇璜已经是十五岁多了,陆肇瑛已经十四岁多了,陆肇瑢已经六岁多了。陆肇珩、陆肇璜、陆肇瑛都正在淮安中学读书,陆肇瑢也开始跟着她的父母学着认字读书了……
邵家此时已经从他家在1912年冬天住进的那座租宅中搬了出来,搬到了他家在1915年夏天新买的那座位于淮安城内驸马巷的新宅之内。这座新宅比邵家原来住的那座租宅要大许多,可是,家中众人都觉得这座新宅还并不很合适,大家都怀念邵家庄老宅内外那茂盛的花木,对于这座新宅中那荒凉的小园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满意。邵永嘉作为一家之主,首先感叹非常,他曾为此赋诗有句:“小园粗辟径成三,松未能栽菊未堪。”在那座租宅内暂居的时候,特别是1913年、1914年这两年,邵永嘉的许多曾与他一起留学日本、奉职湖北的许多朋友——特别是汤化龙等人,曾一再给他来信,劝他出来为官从政,可是,邵永嘉决意以陶渊明淡泊之风而处之,就全都回信婉拒了。不过,邵永嘉也常常自叹,小园中松菊之付缺如,尚不及陶渊明之“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过完了旧历丁巳年的元宵节之后,1917年2月7日,邵蕙波就离开淮安,与她那两个准备返回学校的哥哥邵东波、邵平波一起跟着陆珊瑚、陈宗权去南京了。这是还不到十三岁的邵蕙波第一次远离家人、到外面求学。启程之前,邵永嘉特意让她给她的曾祖父邵峻言的那帧遗像照片磕了一个头,那照片两旁配有一副嵌以螺钿的乌木对联,联语为湘军名将彭玉麟在光绪五年(1879年)为当时正以二品衔署理衡永郴桂兵备道的邵峻言所写的“璞玉浑金气度,光风霁月襟怀”。这联语是邵蕙波自幼时起就早已经默熟于心的,此刻这样隆重地重又看到,她忽然只觉自己快要流泪了……为什么要流泪呢?种种思绪在心头,似乎说得出,又似乎说不出……这一刻的感觉,她永远也忘不了……邵永嘉将自己在全家搬进这座新宅之后所撰的一副联语向邵蕙波反复诵读着:凡创业人必自勤俭,克守成者须戒骄奢。
邵蕙波等人乘船到达南京的那一天,恰逢中午。船才停泊下来,远远就只见陈梦桓与陈靖桓正站在码头上、连连朝船上挥手,他们身后还站着两个跟他们一起来接船的仆人。不等邵蕙波等人下船,陈梦桓与陈靖桓就已经带着那两个仆人走上船来迎接了。陈梦桓与陈靖桓都先向陈宗权、陆珊瑚、邵东波、邵平波称呼问候了一下,然后,陈梦桓向邵蕙波说道:“蕙波妹妹,你比两年前又长高许多。”邵蕙波礼貌地点点头,却没说话。陈靖桓看看邵蕙波,也没说话。
陈靖桓这些天以来一直盼望能看到邵蕙波,并将那许多他已经在头脑中反复练习了无数遍的、劝邵蕙波留在南京上中学的话向邵蕙波说出。可是,当他真的看到邵蕙波之后,却竟然“相逢半句无”,这种又让他惊愕、又让他苦恼的状态是他在此前未曾充分预想到的。咳,对于他而言,遇到一个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将那许多话用最合适的态度向邵蕙波说出,真是不容易!
陆珊瑚打算在南京多待几天之后,再带着邵蕙波一起乘津浦路的火车北上回北京。邵东波、邵平波则本打算在到达南京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就乘沪宁铁路的火车回上海去,可是,陈梦桓、陈靖桓这哥俩与陈家的众位长辈都一再挽留他们,说反正还有一个星期学校才正式开课,何不在南京多住几天呢?邵东波、邵平波推辞不过,就暂缓了回上海的日期,留了下来。他们这一行人都在陈良宰家住下之后,家中气氛比前些天过旧历年、过元宵节时还要热闹活跃。不过,唯有陈靖桓由于时时琢磨心事,总显得与周围的一切略有不合。
邵蕙波上一次来到陈良宰家的宅院时,还是在两年前——1915年的初春,那时,她曾随着她的三叔祖母陈漱雪来南京探亲。那时,这座宅院的后园虽然已从“二次革命”战争之后那荒芜衰残的状况中收拾出来了,却仍充满了凄凉惨淡之感。此时——1917年的初春,这座宅院的后园则恢复了一派饶有生气的雅致景象。邵蕙波很喜欢后园里那仍在盛开的梅花,于是,来到陈家的第二天,一大清早,整个宅院里还人声静悄的时候,她就独自来到后园散步看花。闲闲地走了一会儿之后,她在观画阁外的那几棵梅树前站住了。此时正逢春声与燕子同来之月,邵蕙波抬头望晴空,凝目看梅花,忽然微风拂过,朵朵梅花在或疏或密的枝条上轻轻颤动起来,宛转之中,有几片花瓣飘然离枝、随风而逝……
“春声何处说兴亡……”邵蕙波一边心中默念,一边回想着她从幼时到现在亲眼看到的这座后园曾经历过的几番盛衰景象。
清晨的阳光越来越明亮广阔起来,照得后园中花影树影不离邵蕙波的前后左右,就在她心中想景、想事、想理地反复推求的时候,忽然,只听身后传来陈靖桓轻声唤她的声音:“蕙波……”由于从昨天在船上相见之后直到此刻之前,陈靖桓一直都没有跟她说过话,所以,此刻乍闻此声,邵蕙波真觉一惊!
邵蕙波转过身、回过头,向陈靖桓问道:“你也在散步吗?”陈靖桓连忙点了点头,却又声存犹豫地答道:“是。”于是,邵蕙波重又挪步,陈靖桓也跟着挪步,二人一边一起散步,一边谈起话来。
“今年这园中的梅花开得真好。”邵蕙波由衷地称赞道。
“好……好……”陈靖桓点头赞同,然后,他叹道:“我们家里总说,当年,每到冬天,我曾祖父(陈廷安)的那座老宅院里的梅花开得更好,落着大雪的冬天是那个庭园最美丽的时候,可惜,我生得晚了些,没有看到过。”
邵蕙波说道:“书桓姐姐跟我说过,你们家你们这一辈四个人中,只有她和颂桓大哥曾看到过那梅花,她这样感叹,‘小时候很多事都记得模糊了,唯有那些梅花留在心底的印象就像许多幅永远亲切生动的绢本设色图画,或工笔,或写意,或明丽,或幽雅’。”
陈书桓说道:“二十年前一场大火,将那座老宅院毁了个惨。火劫之后,那老宅院就连废墟带地皮地被售与别家了。‘二次革命’战争开始之前,我家从南京逃到上海的时候,我曾以为从此再也看不到咱们此时所在的这处宅院、这个后园了。后来也许天意不绝,这里虽遭战祸,总算还没有被北洋军给拆光、烧光。此刻,咱们还能在这个后园中散步、看花,可是,生在战祸连绵的中国,谁又能预料何时会突然再遇毁灭之劫?也许三年五载,也许十年二十年,咱们都终归无可寻觅、不知何在何往了,至于这处宅院、这个后园、这些梅花,就又不知当属谁家、或者成何废墟了!”
邵蕙波说道:“还十年二十年呢,三年五载已经足称奢望了!‘二次革命’战争之前,由于乡下的匪患实在厉害,我家只得从邵家庄老宅逃出来,搬到淮安城中去住。搬过去半年多之后,就听说那空空的老宅仍遭到了土匪的横抢。那时,‘二次革命’战争已经爆发,不过,土匪们各抢各的,不管有没有‘二次革命’,他们只管抢掠就是了,哪里还管别的事?‘二次革命’战争才过去,‘民三’那年(1914年)的清明节前后,我父亲的外公家(余家)的人也都大搬家、逃到宝应城里住了,据余大舅太爷说,余家在乡下的庄园被土匪毁了个惨,就连我父亲的外公余大升在余家老宅之旁、邻近田野的地方创建的那座独立书斋也被土匪给烧毁了,除了书斋那三间屋子之外,连旁边的柴篱、花木、翠竹、山石、菜畦……所有的一切也全都被烧毁了!辛亥革命之前的数年,虽然匪患也很严重,可是跟辛亥革命之后这短短的几年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时,他们二人恰走到一棵大松树旁边,陈靖桓停下脚步,望着这棵大松树叹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由此可知,必有乔木,才称得起故国故乡,必有乔木,才称得起故家故园。”
邵蕙波叹道:“我已经有四年没看到邵家庄老宅里的那棵紫樱桃树了,今年恐怕也看不到了。”说到这里,她由于不愿显出伤心来,就将话锋一转,说道:“这个后园中,有个观画阁可真妙!观画,观画,非仅为观阁中之绢本纸本图画,亦为观园中之天然图画。”
陈靖桓叹道:“你说话,无意中又在讲寓言了。北京圆明园中,曾有《大观图》,有人据此考据,说圆明园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圆明园中曾造‘天然图画’为一大处景观,后来庚申北京之难、英法联军放了一场大火烧了圆明园之后,那‘天然图画’就成了圆明园废墟的一部分了!听说从庚申之难到现在这近六十年来,圆明园废墟、还有那附近一带经常有狼出没……”
邵蕙波说道:“正是由于圆明园成了战争废墟,才更应该去亲眼看看。我这回到北京上中学之后,若有机会,一定去圆明园废墟看看。”
陈靖桓听到此处,就特别郑重地看了看邵蕙波,然后,他慢吞吞地说道:“年年都有寒、暑假,你若留在南京上中学,也可以趁寒、暑假去北京,到圆明园废墟看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虽然很好,可是,南京也有很好的女子中学呀!而且,南京有这么多的亲友,离你家又近,现在正逢乱世,说不定哪天哪里就突起战祸兵灾,你若到北京上中学,来回的路程那样远、那样麻烦,真让人为你担惊受怕!”话才说完,陈靖桓的脸就由于羞涩而止不住地微微泛红了……
邵蕙波乍闻陈靖桓如此肺腑之言,心中不禁“砰砰”直跳,可是,她的脸色倒还像刚才那样镇静,她想了想之后,才慢慢说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谁知道中国的战祸兵灾得闹到什么时候才到头?那些蠢人恶人闹战祸兵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不让中国的青少年好好读书,只能被迫去战场上替他们送死、给他们当炮灰去!可是,我不会为此就害怕远行读书!当年,我曾祖父(邵峻言)也是在战祸兵灾中远行读书、奋斗成材的,他能这样奋斗,我应该也能这样奋斗!虽然现在正逢乱世、说不定哪天哪里就突起战祸兵灾,到北京上中学来回的路程又远又麻烦,可是,北京终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英才汇聚之地,到那里受教育,会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所以,我仔细考虑过之后,才决定去北京上中学。”
邵蕙波说完这番话之后,过了好一会儿,她与陈靖桓都沉默无语……陈靖桓心中仍有万语千言想对邵蕙波说出,可是,他嘴上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有些怔怔地看着邵蕙波。邵蕙波心中也还有许多话想向陈靖桓解释,却又觉得从哪一句说起都会再造成许多误会,因此,她也只是有些怔怔地看着陈靖桓……最后,还是陈靖桓先开言了,他向邵蕙波叹道:“反正年年都有寒、暑假,你到北京上中学之后,趁假期回淮安的时候,每次往返途中,都会路过南京……”邵蕙波一听这话,真怕自己那一直努力保持镇静的脸色也会泛红,于是,她连忙将话岔开,向陈靖桓问道:“你刚才说,圆明园废墟、还有那附近一带经常有狼出没,那么,清华园一带也经常有狼出没了?”陈靖桓微微苦笑一下,叹道:“有……你可别太好奇了,非得看看狼究竟怎样在清华园一带出没……”
陈靖桓与邵蕙波在后园中的这番谈话结束之后,又过了两天,邵东波与邵平波这哥俩就向陈家众人告辞,启程回上海了。又过了两天,邵蕙波也向陈家众人告辞,与陆珊瑚一同启程去了北京……
1917年那吹面冷峭的初春寒风中,邵蕙波跟着陆珊瑚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邵蕙波就按照家中长辈们事先早已商量好的,住在了她的堂姑邵永纹家。邵永纹与叶维松的独生儿子叶澄川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活泼顽皮的十二岁少年。由于叶澄川自从出生之后就一直跟着父母过小家庭生活,只是偶尔体验过大家庭生活,因此,他像许多享有了在小家庭中自由成长这等幸福生活的小孩一样,反而对于大家庭生活很好奇,尽管他也曾耳闻目睹过大家庭生活的许多弊端,可是,在他那天真的心灵中,仍然留藏着许多关于大家庭生活的好印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气氛热闹、兄弟姐妹众多……在叶澄川看来,诸多亲友家的堂姐妹、表姐妹中,邵蕙波是最聪明、最勇敢、最可爱、最幽默的一个。虽然叶澄川与邵蕙波都脾气直率,他们也曾吵过架,可是每次吵过之后又分别的时候,叶澄川总是自恨当初为什么和邵蕙波过不去,邵蕙波也总是后悔当初不该太任性了。由于邵蕙波在邵家同辈兄弟姐妹中大排行为四,所以,叶澄川喜欢按照中国南方许多大家庭中小孩称呼姐妹、堂姐妹、表姐妹的传统,从兄弟之称,呼邵蕙波为“四哥”。
叶澄川这个少年近来也很忙,因为他正为了今年投考清华学校作准备。叶澄川看到邵蕙波这位“四哥”之后,就高兴的了不得地与邵蕙波大谈特说……叶澄川告诉邵蕙波:“我爸爸最近督促我好好读书的时候总是这样故意吓唬我说,你要珍惜时光,努力读书,不然恐怕就会被先生捉去,让你也学‘孙衡人血溅地图’了!”邵蕙波一听,自然好奇究竟“孙衡人血溅地图”是什么典故。于是,叶澄川就将这一“教育经典”向邵蕙波仔细解释了一番,又说道:“民三那年(1914年),孙衡人跟他二哥孙立人一起回安徽省垣安庆参加清华学校的招生考试,结果,孙衡人只考了备取第一,孙立人则考了正取第一、很风光地考进了清华学校。那年前去参加考试的安徽籍学生大约有上千人,争夺仅有的五个招生名额,竞争非常激烈,孙立人能考成这样,也真够可以的!”
邵蕙波问道:“孙立人民三那年就进了清华学校,那他现在该在那里读中学三年级了?”叶澄川摇了摇头,说道:“不,他现在正在那里读中学二年级。”邵蕙波觉得有些奇怪,不由得笑问道:“民三到民四、民四到民五、民五到民六——也就是现在,都到了第三个学年了,他今年明明该读三年级,怎么偏偏还在读二年级?难道他这个‘安徽省第一’进了清华之后,还留过级不成?”叶澄川说道:“可不是嘛?!不过,孙立人之所以留级,倒不是由于他书读得特别不好,完全是由于他特别倒霉。民四那年(1915年)春天,孙立人读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有一天的课间,他与一个同学一起在操场上玩跷跷板,忽然,上课铃声响了,当时,他正骑在跷跷板抬在上空的那一端,那个同学则正骑在跷跷板压住地面的那一端,那个同学一听到铃声响了,就没头没脑、慌慌张张、自顾自地一下子跳起来,朝教室那边猛跑。这样一来,孙立人一下子就被从跷跷板上给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协和医院之后,医生给他开刀做了一次手术,将伤口缝了起来。开刀之后,孙立人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医生说他还得再接着多静养一段时间、配合辅助治疗,可是由于那时学校里就快开始期末大考了,他怕若错过了大考就得按照校规留级,于是他又勉强在医院多住了几天之后就不等伤口完全愈合,就坚持出院回学校上课,准备参加大考。孙立人回到学校之后不久,伤口就发炎了、伤势越来越重,他勉强熬完了大考前的那一段课程、也参加了大考,可是,他的大考成绩却很糟。暑假里,孙立人被他父母又一次送进了协和医院、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这次手术还算成功,天虽然很热,伤口却并未发炎,孙立人这次在协和医院又住了一个月才出院。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孙立人的身体仍很虚弱,这时,学校给孙立人寄来一封通知,说由于他上学期耽误了课程、大考成绩很不理想,现在他的伤病也未痊愈,所以要求他休学一年,于是,孙立人就在家病休了一年。民五那年(1916年)秋天、又一个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孙立人回到学校,跟着下一级的学生一起读二年级。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制是八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八年修满、学生毕业时,程度相当于普通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可是,孙立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就得在那里待九年了——他入学的时候十四岁,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就该二十三岁了,真够吃亏的。”邵蕙波说道:“他不就耽误了一年嘛,跟很多到了三十岁左右才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相比,他被耽误的日子可不算多。”叶澄川说道:“还是能早些毕业就早些毕业。我今年若能顺利考上清华,那么到民十四那年(1925年)我就能从那里毕业、去美国留学了,那时,我可才二十岁。”邵蕙波说道:“希望一切都像你想的那样顺利。噢,对了,那孙立人受过伤之后还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吗?”叶澄川说道:“他爸爸——就是那个在去年(1916年)升任为中华大学校长的‘孔教全才’孙熙泽不赞成他再多参加体育运动,说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要是为了多参加体育运动就闹得动不动去医院开刀做手术,那谁受得了呀?还是多多用功读书、为以后到美国去学医做准备。可是,孙立人却因为那一摔,反而摔出了更强烈的竞争心,对于体育运动更感兴趣了,觉得自己不管哪里不如人都不行,他除了按照学校规定,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钟下课后到操场上运动,每周六下午和每周日都照样在操场上运动。孙立人小时候体弱多病、长到五岁才能站立走路,然后又被关在家塾里那么多年、跟着那个拿着戒尺动不动就打人的宋执中宋老头死背古书、没有什么体育运动的基础,可是,说来也真奇怪,别看他刚进清华读书的时候身手没有别的同学活泼,其实,他倒是一个运动天才!不管是田径、还是球类,他专心练了一两年之后,在学校里都是数得着的厉害角色。清华的那位很有名的体育教师马约翰很赏识孙立人,打算选他进清华的足球校队。”
邵蕙波静静地听叶澄川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之后,才向叶澄川说道:“我曾听陈家的书桓姐姐说过,她们在学校里遇到功课太重太累的时候,总是开玩笑说她们就希望过那种‘学习也不好、体育也不好’的轻松日子,并管那些‘学习也好、体育也好’的学生叫‘人类的公敌’。按照你的形容,孙立人可谓‘学习也好、体育也好’,应该也是‘人类的公敌’之一了。”叶澄川笑道:“当‘学习也不好、体育也不好’的学生实在很容易,可是,一个学生若真的那样了,要想日子仍旧过得轻松快乐,可就太难了!其实,孙立人也不总是显得跟‘人类的公敌’似的。他们兄弟姐妹六人的亲妈方氏跟他们的爸爸孙熙泽是嫡亲的表姐弟,方氏的爸爸方侯立就是孙熙泽的亲舅舅。孙立人四岁时,他们兄弟姐妹的亲妈就病死了,那之后,他们的爸爸就续弦、给他们娶回一个后妈来。他们的后妈也姓方、是他们的亲妈的堂妹,据他们的爸爸说,之所以给他们娶回这样一个后妈,就是由于这个后妈是他们的亲妈的堂妹,由她接替他们的亲妈照顾他们,能让他们觉得容易亲近。他们的后妈确实对他们很好,而且特别喜欢孙立人。据那个曾被打得‘血溅地图’的孙衡人告诉我说,孙立人平时总是显得性情驯顺、沉默寡言,他们小时候,他们的后妈总是夸孙立人‘安静得跟女孩子似的’,有时竟由于特别怜爱他,就真的将他妆扮成‘小女孩’的样子,给他梳两根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甚至还在他脸上擦抹些脂粉。其实孙立人是个火爆脾气的人,从小到大,每逢他这个当弟弟的做错了什么事、让孙立人这个当二哥的给抓到了,他就得挨孙立人好一顿教训,轻了就挨言语斥责,重了就得挨一通狠揍了……”邵蕙波听到这里,忽然向叶澄川说道:“有一句像是咒语似的俗话你听没听过,‘长得像女人的男人是阴险的人’……”叶澄川哈哈笑道:“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孙立人是由于他后妈开玩笑才被妆扮成‘小女孩’的,他自己又不‘长得像女人’!咳,你别打岔,还是听我接着说。据孙衡人说,他们兄弟从小被一天到晚地关在家塾里背古书写毛笔字,只能偶尔偷看一点武侠小说,不管是他大哥孙同人、还是孙立人和他,都是一边看一边战战兢兢的,就怕他爸爸或者宋执中宋老头突然呼啸着闯进来搜查……”
1917年2月下旬,北京的各大学、中学、小学陆续开学,接着上民五至民六这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的课程。在仲春的温暖越来越明显的好天气里,邵蕙波跟着此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除了授课之外还担任着学监一职的陆珊瑚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参加了考试。一间空旷明亮的大教室里,邵蕙波独自一人坐在大教室正中的一个位子上,挥笔如飞,写着考卷。对于邵蕙波而言,这次考试实在太简单了,就是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为题,用文言写一篇四百字到五百字之间的作文。邵蕙波灵思如涌,不多时就将文章一挥而就。试卷呈上去之后,那位负责判卷的中文老师李遵超给这篇文章批了满分,并由衷地向其他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就连素以严格著称、将在1917年3月正式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方还老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称赞说“文理很好,很有两汉文章的气概;书法也很好,看得出是多年用功练出来的。”
无须赘言,邵蕙波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直接插班就读中学一年级下学期的课程。就这样,还不到十三岁的邵蕙波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规定全体学生一律住校,所以,邵蕙波当然按照规定选择了住校。此时仍都住在叶维松、邵永纹家的两位老太太——叶维松的母亲赵之贤与邵永纹的母亲段翠微却仍出于长辈的关心,向邵蕙波念叨说,住校的生活太苦了,横竖学校离得又不远,还是住在家里更好。可是,邵蕙波却很高兴地宣布说,她很喜欢这种平时住校、每逢周末再回来小住的住校生的生活。
邵蕙波通过考试的这一天,被她唤作陆大姑姑的陆珣特意于当天傍晚在自己家中设了家宴,为邵蕙波庆祝了一番。参加这次家宴的,有王凌山、陆珣、王馨如、王光勤一家人,有叶维松、邵永纹、叶澄川、赵之贤、段翠微、邵蕙波、陆珊瑚、还有被邵蕙波唤作徐大伯伯的“徐翰林”徐至恂。
王馨如此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近两年以来,曾有许多人做媒,向王家提起王馨如的婚事,其中一些人选倒也还让王凌山、陆珣觉得不错,无奈,王馨如自己却觉得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合适的,因此,她的婚事也就只得暂搁不议了。王馨如对于婚事的看法很淡然,近来,她一边忙着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教学工作,一边忙着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将于1917年增设国文专修科,并于这一年夏末秋初举行入学考试,国文专修科为大学预科程度。因此,为了能考取国文专修科那珍贵的学生名额之一,王馨如真是非常用功。王光勤此时已经二十岁了,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二年级。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身为一个男青年的王光勤较身为一个女青年的王馨如而言,他的升学道路要容易得多、顺利得多……
在这次家宴上,邵蕙波从王馨如与王光勤的谈话中,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学校有了更多、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王馨如具有绝对的男女平等思想,她将目前只收男生入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故意称为“北京男高师”就是她这一思想的一个明显例证。跟王馨如谈了一会儿之后,邵蕙波在谈话中再提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也就“男高师”、“男高师”地叫起来了。王馨如向邵蕙波感叹说:“北京师范系统的各学校食堂有共同的两大名菜——凉拌粉皮与‘开水汤’,天天不换样,广大的师范生同学们可以反复品尝、仔细研究……”
邵蕙波也好奇地向“徐翰林”徐至恂问了一些诸如他在紫禁城内廷的毓庆宫中究竟如何教“小混蛋”溥仪读书之类的问题。
“毓庆宫具体在内廷的什么位置?”邵蕙波向徐至恂问道。
“就在斋宫右侧,光绪帝小时候也在那里读书。”徐至恂答道。
“噢,原来翁大状元(翁同龢)就是在那里教‘窝囊废’(光绪皇帝)读书的。”邵蕙波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她又问道:“毓庆宫是什么样子?”
徐至恂答道:“跟紫禁城内其他宫殿相比,毓庆宫的庭院较小,房子也较小,有一座呈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宫殿里面隔成了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的都空着。”
“书房被布置成了什么样子?”邵蕙波又问道。
徐至恂答道:“跟紫禁城内其他的宫殿相比,书房的布置应该是较为简单的。南窗下摆着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有一溜炕,溥仪才进书房读书时,就坐在炕上,拿炕桌当书桌;不过,他现在已经挪到地上读书了,拿一张八仙桌代替炕桌、当了书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上面堆着溥仪的书本文具。靠东板壁摆着一溜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条屏,那条屏还是当年光绪帝在书房里读书时,他的本生父醇贤亲王为他亲笔写的,内容是诚勉诗。北板壁上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一般人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板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
邵蕙波听到这里,才想开言接着提问,只听叶澄川突然笑着插话说:“四哥又在练习‘考古’了!我也要练习‘考古’!”然后,他就快言快语地向徐至恂问道:“溥仪那‘小混蛋’究竟读些什么课本?”
徐至恂答道:“他的主要课本就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之类。”
叶澄川笑道:“末代皇帝偏偏要学‘开国’,他是在学‘复辟’吧?”
徐至恂苦笑了一下,以此算作回答……
这时,邵蕙波又向徐至恂问道:“溥仪那‘小混蛋’学不学英语?”
徐至恂答道:“现在还没开始学。不过,从三年前(1914年)他八岁时起,他就跟着那个满洲正白旗出身、中过满文翻译进士的伊克坦学满文。满文也是他的基本课程之一。”
叶澄川又插话向徐至恂问道:“他现在都十一岁了,都学了三年满文了,到底学会了多少?”
徐至恂答道:“他一直在学满文字母,谁都难说他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将那些字母学会!不过,每当满族旧臣跪在地上照例用满洲话向他说一句请安话的时候,他倒是会用满洲话向他们说一声‘伊立’,意思是‘起来’。这大概是他学了三年之后所学会的唯一一句满洲话。”
邵蕙波听到满族旧臣在紫禁城内廷仍然按照旧例向“小混蛋”溥仪下跪请安之后,不由得有些担心地向徐至恂问道:“你们这些汉族老师给溥仪那‘小混蛋’上课时,用不着跪着说话吧?”
徐至恂答道:“现在,老师在毓庆宫书房授课时的规矩是这样的——每天上午八点钟到十一点钟是溥仪在毓庆宫书房读书的时间。每天上午八点钟之前,溥仪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他在书房里向太监说吩咐一声‘叫!’太监就应声出去,把已经等候在配房里的老师、还有他那两个伴读溥杰、毓崇都叫进书房去。溥杰是溥仪同父同母的亲二弟,也就是亡清监国摄政王载沣与荣禄的八女儿‘小老慈’瓜尔佳氏的次子;毓崇则是贝子溥伦的儿子,是溥仪的侄子。老师和那两个伴读进书房时也得按一定的程式排队行走,队列最前面走着捧书的太监,然后走着授课的那位老师,最后面走着伴读的溥杰和毓崇。老师走进书房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溥仪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溥仪却并不回礼。然后溥杰和毓崇就向溥仪请跪安。待溥杰和毓崇都行过礼之后,老师和他们俩才各自就座。溥仪坐在书桌北边朝南那个独座上,老师坐在溥仪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着老师身边的才是溥杰和毓崇的座位。太监们将老师、还有溥杰和毓崇的帽子都在帽筒上放好之后,就鱼贯而退、出了书房。这之后,老师才开始给溥仪、溥杰和毓崇授课。”
叶澄川向徐至恂问道:“溥仪那‘小混蛋’也要参加考试吗?”
徐至恂答道:“按照毓庆宫书房的规定,老师从来也不用让溥仪背书、更不用让他考试。在溥杰和毓崇到书房给溥仪伴读之前,溥仪读书非常不用功,他经常以生病为理由自己给自己放假、不去书房读书,或者连个理由都懒得找,就吩咐太监告诉老师‘放假一天’。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溥仪到书房读书的日子里,总是动不动就自己从书房里跑出去,蹲在那棵桧柏树下看蚂蚁、或者用点心渣子喂蚂蚁。他还叫太监将许多古瓷的盆缸也搬到东跨院里,专门用来喂养蛐蛐、蚯蚓,他逃学出来看蚂蚁、喂蚂蚁的时候,自然也要一起看看喂喂蚯蚓、蛐蛐。不过,自从三年前溥杰和毓崇到书房给溥仪当伴读以来,溥仪总算能在书桌旁多坐一会儿了。按照规定,当溥仪行为有错,需要老师提醒的时候,老师就可以借着教训伴读,让溥仪纠正错误。不过,根据惯例,在溥杰和毓崇这两个伴读中,老师只可以教训毓崇一个人。例如,有一次溥仪连蹦带跳地闯进了书房,只听陈伯潜老师(陈宝琛)立刻就朝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的毓崇训斥说‘看你何其轻佻!’让溥杰和毓崇给溥仪伴读,算是内廷赏给他俩的‘巨大荣誉’,他俩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老师不能让溥仪背书,给他留的作业顶多就是让他在书房里看着书念几遍而已。另外,为了让溥仪多少能将念过的书再温习温习,老师们也曾商量出了一些办法。当隆裕太后还活着的时候,老师们就让溥仪在他每天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当着太后的面将前一天在书房里念过的书也念一遍给太后听。隆裕太后在民二那年(1913年)暮春病死之后,当溥仪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就由总管太监站在他的卧室外面,大声地将他前一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他听。”
邵蕙波向徐至恂说道:“如此说来,在毓庆宫书房当老师,工作实在清闲得很!”
徐至恂叹道:“这样当老师,真是很烦!”
叶澄川向徐至恂笑问道:“溥仪那‘小混蛋’大概还认得些字。那他究竟会不会写字?”
徐至恂答道:“他会写字。”
叶澄川接着问道:“那老师也出题目让他写作文吗?”
徐至恂苦笑着答道:“从他开始进书房、直到现在,老师从没有让他写过作文。”
在邵蕙波、叶澄川与徐至恂谈话时,王光勤、王馨如也一直都在听着。这时,王光勤这个年轻的大学生也向徐至恂笑问道:“紫禁城内外,人们都盛传溥仪那‘小混蛋’现在只听陈宝琛一个人的话,陈宝琛说什么,那‘小混蛋’听什么,就像当年‘翁大状元’(翁同龢)跟‘窝囊废’(光绪皇帝)的关系似的。那么,陈宝琛这么个又能帮办南洋水师、又喜欢投资收购电气公司股票的有能耐遗老最近跟那‘小混蛋’讲了些什么宫外的新闻没有?”
徐至恂叹道:“咳,陈伯潜(陈宝琛)给溥仪讲宫外的新闻时,讲的主要就是些什么‘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之类,讲着讲着,他就该上溯一下‘康乾盛世’、再回首一下‘同光中兴’了!这也难怪,他满脑子就是这些东西,不管跟谁谈新闻,都是这么谈,到了给溥仪讲新闻的时候,习惯成自然地也就讲起这些东西来了。”
王馨如微带讽刺地说道:“回首‘同光中兴’之后,陈宝琛是不是特别‘惘然’?”
徐至恂还未答话,就听叶维松哈哈笑着插话说:“溥仪赏些字画,陈宝琛就不‘惘然’了!”王凌山也笑着说道:“就是,就是!反正溥仪也不懂字画的好坏,陈宝琛只当是自己给自己开个大药方,挑那又贵重又喜欢的字画品目,多多地开个大‘赏单’交给溥仪,将他要这个、他要那个的意思都写清楚了,让溥仪只管照着那个大‘赏单’将字画‘赏’给他就是了。”说到这里,他故意很严肃地看了看徐至恂,然后接着说道:“听说内廷里的‘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民国五年(1916年)12月8日那天,溥仪‘赏’给陈宝琛‘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你能不能帮我跟陈宝琛说一声,让我也将那手卷临摹临摹?”徐至恂听了,先是微笑,然后含糊答道:“有空再说……有空再说……”偏偏叶维松又紧追着补充说道:“若陈宝琛觉得‘赏’字画这个大药方的疗效还不够的话,那就再另外采取一些保健措施。开大‘赏单’讨赏讨来的字画究竟还有限,倒不如就按照他这些年以来的惯例,连经过‘赏赐’这等过场手续都免了,随便说一声将大趸儿的字画从内廷‘借’出、带回家里就是了!”
在众人的笑声中,邵蕙波的思绪却忽然微微偏离了一下:“12月8日……小澄(叶澄川)曾提到过,按公历,孙立人的生日就是1900年12月8日……”
这时,只听陆珊瑚向徐至恂问道:“我这次回到北京之前,在南京就曾听人说到,‘老贼’奕劻在今年旧历正月初七那天(1917年1月29日)死了之后,内廷里曾为了究竟赏给他一个什么谥号闹了一阵。你知道的消息多,倒是仔细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徐至恂说道:“奕劻死后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八那天(1917年1月30日),他家的人就将他的‘遗折’呈到了内廷,请溥仪赏他谥号。内务府的‘大臣’世续、绍英、耆龄等人给奕劻拟谥号为‘哲’。按照旧例,溥仪赏谥号之前都得先跟老师们商量商量、问一问将要赏下的谥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那两天溥仪有些感冒,就自己宣布放假,没去毓庆宫书房读书,老师们也就各自放假,没有进宫。于是,世续、绍英、耆龄等人给奕劻拟的这个谥号被送到溥仪面前之后,溥仪就没法跟老师们商量,只得自己审查决定。他看到内务府的‘大臣’们给奕劻拟了‘哲’这么个美谥,就非常生气,就自己另写了几个他觉得堪为恶谥的字,什么荒谬的‘谬’、丑恶的‘丑’、幽王的‘幽’、厉王的‘厉’之类,扔给世续、绍英、耆龄等人,让他们拿去。世续、绍英、耆龄等人素来都是与奕劻相互勾结、得了奕劻许多钱的,他们拿到溥仪扔过来的恶谥单子之后,怕没法跟奕劻家的人交代对付过去,就只得跑去找溥仪的本生父载沣,求载沣亲自进宫去见溥仪,跟溥仪说说,还是给奕劻另赐美谥为是。载沣见到溥仪之后,就求溥仪还是看在奕劻是宗室的份儿上,另赐个谥号。可是,溥仪却理直气壮地训斥载沣说,‘那怎么行?!奕劻收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他个美谥?只能给这些个——丑!谬!’载沣一听,就一边点头称是,一边拿出一张早就写成的谥号拟单来递给溥仪,用手点着拟单上的那个‘献’字,哄弄溥仪说‘这个字有个犬旁,这个字不好……’结果,溥仪又急又气地哭了起来,向载沣吵道‘犬旁也不行!不行!不行!……不给了!什么字眼也不给了!’载沣被溥仪给哭怕吵慌了,就一边告诉溥仪‘别哭别哭,我找上书房去!’一边赶快从溥仪面前逃走了。正月初九那天(1917年1月31日),溥仪宣布他不感冒了,就回到了毓庆宫书房读书,他一见到陈伯潜(陈宝琛)之后,就将他头一天为了赏谥号给奕劻的事与载沣之间发生的争吵告诉了陈伯潜。陈伯潜一听,就乐得两只眼睛眯成一道缝,连声夸奖溥仪说,‘皇上跟王爷争的对,争的对!……有王虽小而元子哉!……’正月初十那天(1917年2月1日),溥仪召见了内务府的‘大臣’世续、绍英、耆龄,宣布说‘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就是他一手搞坏的,不能赏他谥号!’这之后,又经过了一些啰唆,最后,由南书房的人拟出了一个‘密’字给奕劻当谥号,溥仪看到这个‘密’字之后,以为这也还算是个坏字眼,也就同意了。后来,他从从苏洵的《谥法考》上看到‘追补前过曰密’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密’字还不够坏,就又吵闹着要另改个更坏的字眼赏给奕劻。可是,内务府的‘大臣’世续、绍英、耆龄等人却都面上惶恐、心中得意地禀报溥仪说,‘密’字已经正式赏下去了,天下皆知,想再改也来不及了……为了这件赏奕劻谥号的事,陈伯潜对于他这些年的教学成果非常满意,到处夸耀溥仪人虽小、却很能分辨‘忠奸’。梁星海(梁鼎芬)则在《侍讲日记》里大书特书,赞美溥仪‘真英主也’……”
陆珊瑚听了这么一大篇内廷掌故之后,说道:“袁世凯闹腾着当‘袁大皇帝’的时候,民间流传的谶语故事曾说,袁世凯怕他那洪宪‘袁朝’被消灭了,就命令说,‘元宵’听着与‘袁消’一样,实在晦气,不管何人何时何地若要提到‘元宵’的话,必须改称‘汤圆’。可是,他也不想想,汤圆,汤圆,将圆子扔到大火烧着的滚汤里,才能煮成汤圆,如此一来,‘汤袁’不是比‘袁消’更让他这个姓袁的难受吗?袁世凯复辟帝制才闹过去没多久,亡清的那些奴才们就又忙着将溥仪那‘小混蛋’哄闹出来复辟帝制了!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就有那么多人非得磕头下跪喊‘皇上’当‘奴才’地没够!什么‘有王虽小而元子哉’,哼,元子,元子,既然袁世凯的洪宪‘袁朝’能被大火煮成‘汤袁’,溥仪这‘元子’的伪朝早晚也得被大火煮成‘汤元’!”
邵永纹向徐至恂问道:“听说,袁世凯闹复辟帝制的那一阵,出面代表亡清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的就是‘伦贝子’溥伦——那个总在毓庆宫书房代替溥仪受责的伴读毓崇的爸爸。那一阵子,毓崇在内廷受到的待遇是不是较平时格外不同?”
徐至恂答道:“那一阵子,袁世凯在中南海许给溥伦一份儿‘袁朝’的亲王双俸,于是,溥伦立刻就忙着跑回紫禁城内廷,向亡清的太妃们索要皇帝的仪仗和玉玺。太妃们被吓得又是成天烧香求印度的佛显灵,又是成天磕头求亡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保佑。至于内廷所存的那皇帝的仪仗,她们当然忙不迭地让溥伦赶快搬走;而那玉玺则因为是满文汉文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所以最终没有拿去。毓庆宫书房里,陈伯潜(陈宝琛)、梁星海(梁鼎芬)、伊克坦他们也全都改变了对溥伦的儿子毓崇的态度,对他特别和气,再也不让他代替溥仪受责了。每逢溥仪说话时提到袁世凯的时候,他们就向溥仪递眼色,暗示他立刻住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了,将话传到溥伦的耳朵里去。不仅如此,太妃们也将毓崇抬举成了红人儿,常常将他叫过去,赏赐些诸如鼻烟壶、搬指之类的贵重玩意儿给他。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死了之后,奉太妃们的派遣,到继任了总统的黎元洪、出任了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面前祝贺的,仍旧是那个不久之前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
叶澄川突然插言,向徐至恂问道:“那黎元洪是怎么回复亡清的祝贺的?”
徐至恂答道:“黎元洪也派出了代表到紫禁城内廷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曾要去的皇帝的仪仗仍送了回来。”
叶澄川童言无忌,冲口说道:“黎元洪好歹也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他怎么还对亡清的死尸那样惧怕?!”
叶澄川的话引起了众人的纷纷感慨……王凌山叹道:“黎元洪是惧怕亡清的死尸还魂……”王光勤冷笑道:“想借着亡清的‘还魂尸’争权夺利的军阀多着呢,张勋最咋呼,至于倪嗣冲、陆荣廷、雷震春、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之流……也个个都想跟着分一块腐肉啃啃!康有为那个‘复辟狂’则更恶心,反正‘戊戌政变’时,他这个自命为变法祖师的‘康大圣人’自己先逃跑了,他弟弟康广仁在菜市口与谭嗣同等人一起横刀喋血的样子他根本就没看见、根本就用不着说忘或不忘,他只管到‘老慈’(慈禧)的‘奶外孙’、荣禄的外孙子溥仪这‘小混蛋’那里混个奴才当当就是了!”陆珣说道:“这一阵子,亡清的许多王公大臣都得到了民国的勋章,甚至有些在袁世凯没死之前只敢东躲西藏的王公大臣也纷纷重新抖了起来,挂着民国的勋章到处耀武扬威。天啊,难道他们也都成了‘民国元勋’了吗?!”
赵之贤向徐至恂问道:“听说,‘五窝囊’载沣最近也公开向黎元洪、段祺瑞赠送了肴馔?”
徐至恂答道:“前些天过旧历年的时候,黎元洪曾特派中南海总统府的礼官到紫禁城内廷祝贺元旦、兼祝溥仪的生日。于是,载沣就也派人到中南海回贺了一番,跟黎元洪联络联络。不过,载沣贺黎元洪的同时,绝对不敢忘了去贺段祺瑞。辛亥年段祺瑞‘一造共和’时,已经将载沣这‘五窝囊’给吓得够戗了,载沣岂敢忘了,就是得罪了黎元洪这‘民国元勋’也没什么打紧,若是疏忽了段祺瑞这‘北洋之虎’可就该要了命了!”
段翠微向徐至恂问道:“亡清内务府的人现在是不是比前一阵更忙了?”
徐至恂叹道:“是……他们又忙着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又忙着带领‘秀女’们供太妃们挑选,甚至还忙着偷偷收留下民国给亡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
民国初年的中国,至少养着三百万不能卫国的军人……就各自的军事经历而言,“府院之争”这部政治闹剧的三个领衔主演黎元洪、段祺瑞、徐树铮都属于此等军人之列……若说起黎元洪、段祺瑞、徐树铮各自的军事成就,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少留下些较为直截、鲜明印象的就是:黎元洪在甲午战争中跳过海,段祺瑞在甲午战争中从炮台逃跑了、然后在庚子年镇压过义和团,徐树铮在日本的军校挨过揍……不过,在“府院之争”这部政治闹剧中,他们三人的角色身份则都很显赫:黎元洪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是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徐树铮是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
黎元洪自从1916年6月7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日子一直过得很难受。手里没兵的他在军阀割据混战的政治形势中却被那离奇的命运硬放在了大总统的位子上,他会如何饱受一心想靠武力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北洋之虎”段祺瑞的欺侮可想而知。说起来真是中国宪政历史中的一段荒谬进程,在北洋军阀的老头子袁世凯死去之后,由自命为北洋正统继承人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组阁而成的责任内阁才真正第一次成为了大权在握、可以大肆推行“责任内阁制”的责任内阁。宪政精英宋教仁为之付出了生命牺牲的“责任内阁制”竟然在“北洋之虎”段祺瑞手中暂时成为了政治现实!
黎元洪怕段祺瑞那是由来已久的,君不见1913年冬天“北洋之虎”北京来,强送“民国元勋”离湖北?又不见“民国元勋”幽禁北京时,“北洋之虎”何曾稍微敷衍他?段祺瑞如此骄横地对待黎元洪,他的部下诸如徐树铮等人自然也都跟着大起哄,各自大显飞扬跋扈之奇能,肆无忌惮地以欺负凌辱黎元洪为自得!
早在袁世凯临死之前不久、段祺瑞还以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的时候,徐树铮曾为了公务上的事与黎元洪打过几次交道,每一次都由于徐树铮故意凌辱黎元洪而闹得很难堪。例如,有一次,徐树铮一言不合,竟然立刻就朝着黎元洪拍着桌子恐吓起来,黎元洪当时则气得拒绝再开言说话。又例如,有一次,徐树铮奉段祺瑞之派来到黎元洪那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府邸,让黎元洪在一封电稿上签字,当时,徐树铮挂着满脸的鄙夷之色将那封电稿扔到了黎元洪面前,根本不容黎元洪将电稿略微过目,就厉声命令黎元洪立刻签字。那时仍处于被幽禁状态中的黎元洪只得发挥他多年练就的“忍人所不能忍”的特长,按照徐树铮的命令在电稿上签了字。以徐树铮那蛮不讲理的作风,他是绝对不会在意黎元洪是否会对于这些凌辱有所记忆的。袁世凯毙命之后,黎元洪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了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有一天,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奉段祺瑞之派,到中南海总统府通知黎元洪说,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本来以为黎元洪对此只敢一声不吭地点头同意,可是,早就对于徐树铮忍无可忍的黎元洪却一反常态,明确干脆、毫不踌躇地坚决反对说:“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我不仅不能与他共事,而且怕见他。我一见到他,真如同芒刺在背,实在难受!”张国淦焉敢将黎元洪的这等答复带回去告诉段祺瑞,就赶快向黎元洪劝道:“徐又铮(徐树铮)虽然倔强傲慢,终究还属军人爽直一派的作风,总统何不包涵?”黎元洪一边心中气道:“我还不够包涵吗?”,一边嘴上朝张国淦嚷道:“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是绝对不能与之共事的!哼,有徐树铮在,我是不做总统的!”看黎元洪此刻确实气得不似平时那总在忍耐的状态可比,张国淦只得在黎元洪的叫嚷声中逃出了中南海。张国淦实在不敢将黎元洪的答复去告诉段祺瑞,想来想去,只得在第二天上午去找当时也在北京的北洋军“老长官”徐世昌去求援。徐世昌倒还颇有愿意调停“府院之争”的热心,他向张国淦说道:“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能驳回,唯有用小徐(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不当驳回。此事关系太大,我为了大局,可以亲自到中南海向总统解释。”徐世昌说完之后,立刻就驱车前往中南海去见黎元洪,向黎元洪婉言劝道:“总统不要说气话,依我之愚见,您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老段(段祺瑞),可是用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这件事却不能不依。老袁(袁世凯)临死之前,为了任命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老段当时尚且不惜与老袁反目,何况现在已是老袁死后的时代了……您担心的是小徐跋扈,其实,您也知道,老段已经够跋扈的了,再多一个跋扈的人也坏不到哪里去。”徐世昌说了又说,终于将黎元洪的反抗之心给说退下去了,最后,黎元洪只得叹着气给张国淦打了个电话。张国淦接到电话之后,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于是,黎元洪当着徐世昌的面告诉张国淦说:“徐树铮之事,老相国(徐世昌)之言,诚然有理。我可以答应让他当国务院秘书长。可是,我先要与你这个总统府秘书长约定,他每天来见我时,你必须与他一起来,我绝不单独见他!一切一切,必须由你负责!”张国淦正想开言向黎元洪回话,只见坐在一旁的徐世昌一边用目光警告他,一边替他向黎元洪回答道:“这是自然。”当天下午,张国淦去见段祺瑞,只敢说黎元洪同意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哪里敢将黎元洪同意这一任命的曲折过程提起半个字来。段祺瑞听了,当时只顾了高兴,也就没再多问什么,其实,他这时候早已不待黎元洪的回话到来,就已先自己命令徐树铮到国务院去布置秘书厅诸事了!后来,徐树铮知道了是由于徐世昌的劝说才使得黎元洪同意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这段秘事之后,并不像徐世昌所盘算的那样,将徐世昌之所以如此热心为他斡旋一事感恩戴德地认作是徐世昌对他的关爱,反而骄横得意地到处显摆说,徐世昌完全是由于惧怕他,才不得不如此奉承巴结他……
在中国宪政历史上,当黎元洪第一次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摄行国政的段祺瑞是中国曾出现过的最跋扈的国务总理!若从法律名义的角度来看,黎元洪这个大总统是当时中国的国家元首;若从控制权力的角度来看,段祺瑞这个国务总理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掌权者。在段祺瑞看来,当他与黎元洪见面时,究竟谁该向谁执谦卑之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因此,段祺瑞索性能不见黎元洪就不见黎元洪,就是遇到非得让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签字盖章的公事的时候,他也只是派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去见黎元洪。
徐树铮没有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的时候,每逢去见黎元洪,还要瞎得瑟得瑟一番;待到他凭着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将大架子大肆端起之后,他每次去见黎元洪的时候,会演出何等霸道的闹剧,不言而喻……徐树铮每次去见黎元洪,主要就是为了让黎元洪在那些由国务院议决的重大事件而形成的公文与命令上盖印。国务院秘书长本负有将这些公文与命令的形成理由向大总统说明、并与大总统商量的责任,待到大总统同意之后,才请大总统将这些公文与命令盖印发布。可是,徐树铮却只将黎元洪视为盖印机器,简直从不向黎元洪说明理由,只管或者不耐烦、或者声色俱厉地催促黎元洪立刻盖印。若黎元洪稍微询问一下,徐树铮立刻就肆意顶撞起来。例如,有一次,国务院命令山西省在同一天之内更动三个厅长。于是,徐树铮就拿着委任令急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总统府,让黎元洪盖印。黎元洪看到委任令之后,觉得名单上的几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就随口向徐树铮问了问这几个人的情况,然而,徐树铮很不耐烦地向他训道:“让你盖印,你就盖印,问那么多干什么?喏,你只管在最后一页‘年月’那里盖上印就是了!我还忙得很呢,哪有许多闲工夫跟你啰唆?”黎元洪一言不发地将印狠狠盖上了之后,徐树铮就悠闲自得地拿着这份委任令离开了中南海。徐树铮走了之后,黎元洪终于按捺不住,大发脾气,向他左右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还有总统府军事处的蒋作宾、哈汉章、金永炎等人嚷道:“我过去受侮于老袁(袁世凯),现在又受侮于老段(段祺瑞)!我本来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
黎元洪曾用一句气话很简单地概括出了这一时期中华民国政府所实行的“责任内阁制”的特征:“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不过,即使段祺瑞及其部下徐树铮等人的表面言行不这样跋扈,“府院之争”这部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灾难的政治闹剧仍然不可避免。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还并没有通过明晰、有力、可行的法律制度将“府”方(总统一方)与“院”方的权责界限划分清楚,“府”方与“院”方各自稍一举动,就会将双方全都拖进争权夺利的无穷泥沼中去……
“府院之争”中,“院”方段祺瑞手下有徐树铮等一干人为他起哄架秧,“府”方黎元洪身旁也有一干人为他胡谋瞎策,其中折腾得最厉害的一个人就是此时在段祺瑞内阁中担任内务总长的孙洪伊。
这孙洪伊是直隶天津北仓人,因为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头子、出身于直隶河间的“北洋之狗”冯国璋攀成了直隶大同乡,因而素来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向来有争。早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垂死挣扎的那段时间里,孙洪伊就曾与冯国璋暗通声气,挑唆说“直隶乃是北洋军的发祥地,如今头把交椅却让给了一个合肥人(段祺瑞)”,意欲以冯国璋取代段祺瑞掌握国家大权。袁世凯死后不久,1916年6月中旬,段祺瑞为他这回出面组织“责任内阁”第一次开具了一份阁员名单——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内务部总长许世英,财政部总长陈锦涛,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兼任),海军部总长刘冠雄,司法部总长章宗祥,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农商部总长张国淦,交通部总长曹汝霖。段祺瑞特意亲自去了一趟总统府,将这份名单交给了黎元洪,对于段祺瑞而言,这实在是少有的故作礼貌之举。岂料数日之后,黎元洪并未像段祺瑞所预想的那样,将这份名单批准。于是,段祺瑞就命令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去催催黎元洪。张国淦催过黎元洪之后,就回来向段祺瑞转述了黎元洪的意思,说黎元洪对于这份名单没什么意见,只是特别提出须将唐绍仪、孙洪伊这二人加入名单,而名单中原有的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不可用。段祺瑞素来厌恶唐绍仪与孙洪伊!当时,一部分原国民党籍议员曾打算利用将段祺瑞选举为副总统的政治手段将段祺瑞架空,而将国务总理之位留给“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从而使得唐绍仪掌握国家大权,黎元洪提出让唐绍仪入阁,就是想利用唐绍仪来联合当时国会中的原国民党势力与接近原国民党势力的其他势力来制约段祺瑞的权力。至于孙洪伊,则由于他在国会中的进步党势力与国民党势力中的影响,以及他与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的特殊关系,得到了黎元洪的重视。黎元洪以为,若能靠孙洪伊的穿针引线而与“北洋之狗”冯国璋的武力联合起来,那他就不必再惧怕“北洋之虎”段祺瑞的武力了。因此黎元洪也提出让孙洪伊入阁。段祺瑞对于黎元洪的这些打算,全都清楚得很,可是,他虽然心中不快,却只是在笑了笑之后,就同意接受黎元洪的意见。段祺瑞当时依靠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觉得暂且接受唐绍仪与孙洪伊这样的对头进入内阁、显示他的“慷慨”,并不会对于他造成什么影响,在他看来,他作为国务总理,内阁笼统事务全都由他说了算,他同时也兼任了陆军部总长,内阁具体事务中最重要的陆军事务还是由他说了算,其他阁员的影响在内阁中全都起不了决定作用。1916年6月30日、也就是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申令仍遵行191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次日,国务总理段祺瑞所组的“责任内阁”的阁员名单由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正式发布了——外交部总长唐绍仪(未到任前由陈锦涛兼任),内务部总长许世英,财政部总长陈锦涛,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兼任),海军部总长程璧光,司法部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任),教育部总长孙洪伊,农商部总长张国淦,交通部总长汪大燮。
当段祺瑞重拟阁员名单时,张国淦看段祺瑞故意将孙洪伊安在了有职而少权少财的教育部总长的位置上,就曾担心地提醒段祺瑞说:“孙洪伊哪里肯当教育总长?”段祺瑞立刻不耐烦地说道:“此人捣乱,仅是敷衍总统!”张国淦一听,自然不敢再多言了。可是,孙洪伊在1916年7月从上海到达北京之后,登时就大闹起来,他公然以当世政治领袖自居,向黎元洪大言道:“我孙某人就是不入阁,也不干教育!”黎元洪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求人去找段祺瑞通融。段祺瑞则怒斥说:“就他难缠!名单已经发表,谁肯让他!”事情一下子就闹成了僵局,恰巧,原定为交通部总长的汪大燮不愿出任交通部总长,于是,原定为内务部总长的许世英就出面调停,说他愿意改任交通部总长,将内务部总长让给孙洪伊。段祺瑞素来偏待许世英,于是,他接受了许世英的调停,同意由孙洪伊出任内务部总长,由许世英出任交通部总长,并另任范源濂为教育部总长。后来,护国军那边的一个政客谷钟秀也来到了北京,他也大闹了一场,说凭他那反袁称帝的政治资本,他大有资格与孙洪伊之流同时入阁,并声言他非得当农商部总长不可,又威胁孙洪伊说:“我若不得农商,你那内务也不得通过!”孙洪伊生怕才到手的肥缺又丢了,就去找原定为农商部总长的张国淦商量。那张国淦是何等滑头之人,他早就揣测出府院之间将大起恶斗,纵然在那农商部总长位置上暂待一阵也得不到什么大便宜,于是,他就做了个人情,辞去了农商部总长之职,让谷钟秀出任了农商部总长。
段祺瑞这回组织“责任内阁”的过程也真够曲折喧闹的,所有阁员中,他最厌恶的就是唐绍仪与孙洪伊,他一直打算待内阁形势稍定之后,就将这二人踢出内阁。踢出唐绍仪倒是较为容易,段祺瑞利用由张勋、倪嗣冲为首组成的十三省北洋地方军阀联盟“督军团”在1916年9月25日出面通电,以“学识凡庸、材智猥下”、“要结外援、阴图不轨”的罪状公然提出驱逐唐绍仪,而为段祺瑞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就是当时已是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至于“督军团”所发表的那封宣布不承认唐绍仪为外交部总长的电稿,则是由国务院秘书曾毓隽在北京拟成、并亲自带到徐州交给“辫帅”张勋的。唐绍仪受此惊吓的时候,刚从上海到达天津,于是,他决定不去北京赴任了,立刻就离开天津、返回上海。1916年9月29日,段祺瑞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唐绍仪被免去外交部总长一职的结果。后来,伍廷芳接替唐绍仪出任了外交部总长。可是,将孙洪伊踢出内阁,可就非常麻烦……
孙洪伊一到北京就卷入了“府院之争”的狂潮,与徐树铮恶斗起来。1916年7月底,段祺瑞命令徐树铮以国务院的名义密电分布在各省的北洋军阀,征求解决“广东问题”的意见,并同时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会上,徐树铮提出速调福建、江西等四省的兵力会剿正留驻在广东、并因为争地盘而与广东军阀龙济光部不断冲突的李烈钧所部滇军。依照当时法律,国务院秘书长只可列席内阁会议,没有发言权与表决权,然而,在段祺瑞的默许之下,徐树铮竟然真就违反法律、蔑视阁员、越权妄言!徐树铮的提议遭到了多数阁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李烈钧当初是为反袁称帝才假道广东韶关开赴江西,却被龙济光所部开炮阻击,责任应由挑起战端的龙济光负责。于是,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内务部总长孙洪伊与司法部总长张耀曾所提出的去电调解的主张获得通过。然而,徐树铮却不甘心,他在会后竟然私自拟出了一个命令福建、江西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并跑到中南海总统府命令黎元洪盖印。黎元洪识破了徐树铮的诡计,断然拒绝盖印。徐树铮恼羞成怒,就擅自将此令发了出去。不久之后,江西督军李纯给国务院回电说,江西兵力单薄,只能派兵防守江西、广东边境,不能越境进攻。这个回电将徐树铮擅发电令的事情给泄露了,于是,在又一次内阁会议上,孙洪伊与徐树铮大吵起来,痛斥徐树铮违法越权。徐树铮仗着段祺瑞的势力,一向横行惯了,哪里将什么法律不法律的放在眼里,于是,他就强词夺理地与孙洪伊对骂起来。这次内阁会议自然被闹得进行不下去了,就在孙洪伊与徐树铮的对骂声中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从此,孙洪伊与徐树铮相互恨之入骨!
孙洪伊真是“职在院方、势在府方”,他为了达到迫使黎元洪采纳他那“联冯排段”(“联直排皖”)之策,就大肆在中南海总统府中布置他的势力。对于孙洪伊那“联冯排段”之策,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非常反对,张国淦劝黎元洪说:“您在北京别无可靠,不过就凭着法律给予的名义,维持总统地位于北洋军人之上。冯、段同是北洋军人,段非不可共事之人。最好将冯、段一视同仁,何必联彼排此,从事纷扰。”然而,孙洪伊那挟持黎元洪以分化直、皖势力的企图却很合总统府军事处的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等人的胃口,这三人都恨极了曾将他们屡次重击的段祺瑞,其中哈汉章更是在亡清时代就曾与冯国璋共事,他觉得冯国璋为人很容易相与。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都决定依附冯国璋,因此,他们也就都依附了孙洪伊,一致主张“联冯排段”,而张国淦竟敢反对“排段”,于是,他们就一起合作,以图将张国淦先“排”出总统府去。
丁世峄对于此时府院双方各自职权极不明确的现状很忧虑,而且他对于徐树铮的专擅行为也很不满,于是,他致力于利用法律增加大总统所掌握的权力,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府院办事草案》,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并发回国务院再议;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记录呈阅;国务院议决的事项,先由阁员副署,然后再呈总统盖印。对于这个草案,大总统黎元洪当然很支持,他身旁那四个被段祺瑞一派封为“四凶”的亲信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人自然也跟着坚决应和。内阁总理段祺瑞则怒不可遏,他身旁的亲信则也跟着火上浇油。徐树铮嚷嚷说:“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一切早都讲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又搞出这么一套,我看他们是居心叵测!”傅良佐吵吵说:“难怪外边都传,说是又要恢复总统制了!”段祺瑞气得暴跳如雷,他不仅鼻子又向左斜歪过去,还拍着桌子大吼道:“行!行!既然如此,我不干了,让黎元洪这个大总统一个人干吧!”
段祺瑞请假不出,并让手下人到处传播舆论,说黎元洪企图大权独揽、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迫使总理辞职……后来,经过徐世昌等人说合之后,黎元洪托人替自己去向段祺瑞表白了一番,说他本人尊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未有恢复总统制的想法;划分府院权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减少摩擦;另外还诉苦说,总理的那些部下的种种行为实在也太目无总统了……段祺瑞也知道他的那些部下确实做得太过分,虽然他在面子上仍像从前一样保持着护短的态度,可是,在实际行动,他还是稍微作出了一些让步。1916年8月26日,段祺瑞宣布销假视事,他一边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赉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郑重而免差异。”又一边呈报黎元洪,为徐树铮辩护说:“该员亢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真是大摆出了一副誓作徐树铮后盾的架势!
经过一番争斗之后,府院双方在1916年8月27日对于府院权限问题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须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二,国务会议议事记录总统可随时阅看,国务会议后由国务员公推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三,紧要军政事件,国务员得直接向总统报告,每星期五,国务院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四,总统如认为国务会议议决事项有不合者,可命总理及该管国务员说明理由,如说明后仍有不合之处,可交回复议一次;五,每日呈阅的文件及呈请用印,由院秘书长亲送到府,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
府院职权算是被初步明确划分了一下。不过,纵然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愿意为了他们不得不照顾到的共同利益稍作妥协,他们各自的部下却仍旧为了其各自的私利而恶斗不止,府院之争越闹越大,根本不是黎元洪与段祺瑞只凭各自的命令就能控制得住的了……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发誓要“决与‘歪鼻子’(段祺瑞)较量一番!”他的如意算盘是,联合各方反段势力包围黎元洪与其左右,以期攻倒段祺瑞内阁,用孙洪伊取代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有人劝丁世峄说:“你的力量不足以推倒段,相反要坏事。”他却偏赌气说:“那就试试看吧!”他说“试”就“试”,其手段是利用总统府秘书长的职权,将国务院呈交到总统府的公文时常扣下或不盖印,惹得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三天两头地大跳大骂,闹得府院双方人员之间经常爆发相互争吵谩骂的事件……
1916年8月下旬,湖南议员郭人漳等对时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提案,揭发胡瑞霖任湖南财政厅长时徇私贪贿种种不法行为。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徐树铮以政府的名义擅自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一案。按照当时的《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总理为国务院之首领,负责全面之责任,但同时也规定了副署制度——也就是说,国务总理发布的命令,必须由分管部的总长副署方可生效;若事关各部,还得由全体总长副署。任免县长以上的官吏,必须经国务会议通过,以大总统的命令发表。文官的查办、任免均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由于胡瑞霖与郭宗熙都投靠了皖系军阀,于是,徐树铮就不惜破坏制度,撇开内务部总长孙洪伊,擅自以国务院令的名义任命郭宗熙为省长,并以国务院的名义咨覆国会,为胡瑞霖的不法劣行辩护。徐树铮这番又蠢又恶的行为出来之后,孙洪伊自然不肯罢休!
孙洪伊怒火冲天、趾高气扬地直接跑去质问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凡与各省民政长官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祺瑞欲叹忍叹,只是先冷冷地说了一句:“又铮(徐树铮)荒唐。”然后吩咐道:“将胡瑞霖一案的咨文追回。”可是,旁边的人却向段祺瑞禀报说:“参议院已将该件印发出去,无法追回。”孙洪伊乘胜追击,向段祺瑞吵道:“请总理立刻查办!事关一省民政长官,而内务总长却全然不知,这是哪家的王法?如果院秘书长能够包办一切,请总理下令,解除所有总长职务。”吵到这里,他故意朝段祺瑞重重地看了看,然后接着吵道:“哼,院秘书长如此侵越职权,究竟是谁给他的权力?!”段祺瑞狠皱了一下眉头,有些暴躁地开言打断了孙洪伊的话,训斥道:“这件事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知道了。”孙洪伊偏偏不依不饶,仍然追问道:“那总理将如何处理?”段祺瑞不耐烦地朝孙洪伊挥了挥手,说道:“我会约束又铮的。不过,事情已经发生,木已成舟,不宜反复。以后让又铮谨慎些就是了。”
由段祺瑞拒绝查办徐树铮,于是,孙洪伊在大怒之下,于1916年8月30日提出辞去内务部总长一职,并函请国会恢复他的议员资格,他信誓旦旦地公开宣布说:“苟无正确办法,无返任理!”黎元洪知道了孙洪伊这次宣布辞职的前后原委之后,也对于徐树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特意召见孙洪伊,诚恳挽留他留任。
徐树铮想快点将孙洪伊除去,就向段祺瑞吵道:“姓孙的太狂妄了!他想胁迫总理,哼,我看,干脆批准了他的辞呈,把他赶出内阁!”段祺瑞则淡淡说道:“不。孙洪伊捣乱,可现在还不到赶他的时候。”
段祺瑞决定先稳住孙洪伊,他派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到孙洪伊那里致意挽留,并退还了孙洪伊的辞呈。孙洪伊觉得自己由于这次闹辞职而多得了势,于是,他同意不辞职,并建议必须对国务院秘书长的权限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此时内阁中的其他各部总长也对于徐树铮肆意插手各部事务很不满,于是,孙洪伊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各部总长的支持。最后,段祺瑞作出了让步,同意在国务院秘书厅的职权范围规定中,对院秘书长的职权作一些限制:一,承总理之命,掌管秘书厅事务;二,经国务院会议决定之案,不得擅自更改;三,公文命令,非得总理及负责总长之副署,不得发行;四,凡是政府答复国会的质问案,均须由主管部起草;五,政府命令,须由国务院副署后送府盖印发表。这些规定让徐树铮不能为所欲为地利用职权谋取私权私利,不能肆无忌惮地利用国务院名义发号施令,这对于近来已经习惯于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徐树铮来说,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孙洪伊兴高采烈地官复内务部总长之职,意欲再接再厉,与段祺瑞、徐树铮恶斗到底……段祺瑞、徐树铮也时刻等候着合适的报复机会到来……
段祺瑞、徐树铮的报复机会果真很快就到来了。孙洪伊为了布置自己的私人势力,提出用何成濬代替吴炳湘为京师警察总监。那何成濬是黎元洪的湖北老乡,且与黎元洪的亲信哈汉章、金永炎等人是关系不错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而吴炳湘则与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小同乡,二人是多年的“北洋袍泽”关系,因此,段祺瑞一听孙洪伊提出这等私心昭彰的人事撤换意见就火冒三丈,断然说道:“吴炳湘保卫京师安全有成绩,不能换!”孙洪伊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另找题目,于1916年9月8日借整顿内务部为名,一下子就裁减了部里的三十余名职员。被裁撤的这三十余名职员大多与北洋高层官员有着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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