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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强被命名为志强那一年，全中国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志强。在成都城北边的星月巷附近，年龄相差三岁以内的志强，他知道还有四个。这里将年龄差别限制在三岁以内，只是因为他在幼儿园待了三年。

五个志强分别住在星月巷及周边的五条巷弄，看起来很巧合。这片巷弄盘根错节，在成都城北地区组合成一团宛如凌乱电线般的居民区。这里的所有巧合背后，往往都铺陈着刻意。何况名字不过是一枚符号，还有些“自己的东西却只能让别人来用”的意思。因此星月巷的父亲们只要确保两件事，便足够他们顺嘴说出新生儿的名，一是自己的姓，二是孩子的性别。约定俗成的注意事项当然还有，顶要紧的是须避免与邻里的小孩同名，否则就会给巷弄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所以这条巷子但凡有过“志强”，便不再有“志强”了。

他是作为星月巷第一位志强被命名的。很多年后星月巷不复存在，在位于星月巷原址的小区内，也没有其他志强。这是后话。志强1970年就离开了星月巷。

他是李家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建军。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叫晓西。三兄妹的名字显然出自三种思路，这似乎也能证明他没读过书的父亲对取名这件事的部分态度。

李建军的一生都跟军队没关系，而李晓西也并没去到祖国西方，这两样都由李志强完成了。在李家，用姓名寄托寓意的想法，在他们的大半生之后再看，就显得很荒唐。志强的人生也基本是由“参军”和“往西走”这两件事给勾画出来的，就像两个点，志强的故事要负责在这两点间，画一道崎岖的线。不过，谁的故事又不是如此呢？

成都西边的山区，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因此志强参军一走，家人就再难见他了。他们的父母都不识字，在星月巷的同代人中，能认字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母亲是丫头出身，却遗传了一种富贵小姐的病。李志强转业工作后，母亲的遗传病发，继而被成都第一人民医院确诊，是“什么什么综合征”——因为李建军在信中写不出这项遗传病的外文名称，所以志强始终不知道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只好相信李建军给出的奇怪的总结，说是母亲会“慢慢地没力气，然后就像乌龟一样只有力气喘气了，不过乌龟长寿”。

李建军和李晓西就通过寄回成都的信来揣摩李志强的近况了。那些年李志强从部队写来的信件综述起来大意如此：军营在山里，正在修铁路，死了两名战友，死因是一座铁路桥；当地山民多是少数民族，身后背着刀；吃得不错，住得糟糕；冬天，大通铺上的志强与战友抱作一团，为取暖；夏天，志强写，热死老子了，或，臭死老子了。

随信件通常会寄回两元钱汇票，这让李建军和李晓西不得不给志强回信。他们都不愿意写字，不过作为家中老大，回信一般由李建军执笔，他认为自己天资愚笨，写信又写不出两种花样来，于是那些回信都千篇一律，先说母亲和父亲的身体，“如常，勿念”，自从李建军学会写这四个字之后，他就总这样写。再说李建军自己在街道开办的锁厂的工作，“勉勉强强”。最后说李晓西在高中的学业，但因为已经停课，所以，李建军写——“管逑她的”。

事实上李晓西有整两年时间都在扛红旗。高个子的李晓西非常适合扛红旗，红旗下的李晓西跟同学们组成一支松散的队伍，晓行夜宿，不知不觉就走过了全国一半省份。李晓西在少女时代就把自己脚走大了，性子走野了。因此李建军也确实不知道她在哪里，只能“管逑她的”。落款之前李建军要写上，谢谢，是针对汇票的，之后还有，保重，是写给志强的。

关于李志强去当兵的事也没什么好说。如果志强和那个年代大部分少年一样向往戎装，抑或他迫于家庭生计不得不投身军营，那么志强的故事都会是另一个故事。但他去当兵也是出于“传统”，就像后来他被介绍给橡胶厂女工的“传统”一样。人们信赖“传统”，尤其在大家普遍都兄弟姐妹成串的日子里，“传统”意味着稳妥和安全。用现在的经济学观点看，那时候的很多“传统”都非常经得起推敲，是“传统”在确保每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作为经济共同体能实现的利益的最大化。

星月巷的“传统”，简单说是这样的：家中第一个男孩要当家，最好尽早参加工作，尽可能端上国家提供的“铁饭碗”。日后星月巷的这些长子们，普遍都成了家中挑大梁的“当家人”。他们挣来全家的衣食花销，说话便很硬气，有着一言九鼎的家长地位。哪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很多年后丢掉了这种硬气，他们内心也习惯性延续着一种家长式的优越感。多年后，如果你到星月巷，看见那些在竹椅上喝搪瓷缸里的“飘雪”的人，不用说，他们多半都是家中长子。他们喝茶时也会聊到早年谋生的不易，但更多怀揣的还是一种抚今追昔的自豪感——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他们竟会把“比试工龄长短”这一点作为谈资，谁的工龄长一年，大家就会多尊重他一些。再后来，星月巷这片巷弄区域大规模拆迁的时候，这些普遍拥有漫长工龄的长子们，又担负重任，为自己的拆迁赔偿款冲锋陷阵。

家中第二个男孩，就较随意了，去工作或读书，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但最好都去报名征兵，试一试。第二个男孩自己的意愿，在这里倒不太重要，因为参军很难，要求很高——难以企及的东西还想什么呢，不就是全看运气嘛。

但是运气这东西，最大的特征就是会突发奇想，所以运气时不时会临幸那些毫无准备的人，让人出乎意料。李志强就是个例子，星月巷的人时常把他拿出来说事，说李志强是被这种去参军“试一试”的“传统”，和突如其来的运气，给毫无准备地送进了部队的。往后志强会知道，这一年征兵人数最多，是因为一些事突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至于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总之结果都一样，是部队因此比往年需要更多兵源——要不这大好事怎么会轮上他？

是父亲送志强去区武装部戴大红花的，这也是“传统”。不过志强刚戴上大红花，就被父亲骂了句“小地痞流氓样”。大概在父亲眼里，他“点头哈腰”的样子实在没有半点军人的样子。父亲对军人是格外尊重的，父亲在武装部临时搭建的用来接待新兵和送行家人的帐篷里，对每个穿军装的人都立正，毕恭毕敬地称对方为“解放军同志”。志强从没见父亲像这一天说过这么多话，在当时他经历过的十几年的生命里，父亲始终都在以沉默来宣示着威严。他们父子从来也不亲密。他觉得父亲的表现更像是如释重负，就是人们预知自己“往后就轻松了”的时候会有的那种表现。

志强在军营的日子过得如何？无论他身在成都的家人，还是此后铁路局的同事，都知道得不多。但有一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就是志强的转业工作安置在铁路局电务段，是因为他在部队弄明白了电是怎么回事，一是碰不得，二是红蓝线分清，因为他自己就常这样说，在给那些比自己年轻的电工介绍经验的时候。

其实志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再往后的故事都是别人的故事。志强的故事结束的时间，应该放在他坐火车去县城参加工作那一天，作为铁路职工，往后他极少为火车票掏钱。只是直到很多年后他哪里都没去过，他的列车终点始终是同一个地方，成都。

志强的故事结束的那天，如果是他坐火车去县城的那一天的话，那么他会发现，川西山区的天空比成都盆地低沉，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起小雨，在火车玻璃窗上划出一道道裂痕似的银线；一会儿又放晴了，艳阳斜照着高大的山体，铁轨上被投下一块块浓重的阴影。因此车窗玻璃上很快便凝结出大片浑浊的白雾。如果他抹开一片白雾，还会在玻璃窗上看见自己的脸。这张脸貌似就投影在窗外间或**的紫色土壤，还有那些茂盛生长的低矮茶树上，一路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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