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隔离点的日子

来隔离点的第二天，下了雨。

在火神山，病患是不允许走出病区的。大家基本待在病房里，依靠白炽灯照明。病区里的窗子封上了不能打开，可能是担心会把病毒传到外界。病区里的空气也是通过室内通风系统循环的，不和外界流通。

已经很久很久没感受到大自然的空气、太阳的温度、真实的风霜雨雪了。

下雨后，我伸出手去接从窗檐漏下的雨，感受到久违的大自然，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就感动得哭了起来。

在隔离点的时光比在火神山的时光更加冷清。

我突然发现我的泪点更低了，可能是因为身边没人，我敢放肆地释放自己的情绪。

想到太多事情，比如翻照片和视频时想到当时的画面，就忍不住哭起来。这段时间，突然很喜欢听鲸落的声音，经常一个人闭上眼睛，耳机里放着鲸落夹杂着海风海浪的声音，想象着鲸鱼独自沉入海底，莫名又难受得掉泪。

不害怕，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寂。

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不怎么和外界接触。我一边整理照片和视频，一边反复思考。

对外婆来说，这段时间手机是个信号，在她听不见的时候，看着亲人是种安慰；在她失明之后，只要拿着手机，电话那头的人就能看出她的思念。

突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和那些昔日老朋友失而复得的联系，更像是冥冥之中她与人世间做的一场最后的道别。

这时候，我听到门外有声音传来：“那个人一到隔离点就死了。”

我听到这话有些惊讶，却不怎么恐惧。这样平静的反应把我自己都吓到了，面对生死，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淡定了呢？

外婆刚去世的时候，我甚至上网搜索有关疫情期间入殓师的消息，或者其他搬运之类为逝者服务的志愿者。总觉得从外婆急救到直面她的死亡消息，中间有一个断层，未能亲自送她离别。总有着奇怪的想法，想送送其他逝者，来弥补这个遗憾。

我走出房间，和走廊上的人聊天。

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前两天似乎听过他说话，我晚上在房间哭的时候，门外有个声音说：“怎么有个丫头在房里哭呀？”我听到就不敢出声了。

看着这个老大爷，我想到了外公。现在看到老人总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老大爷正在和隔壁房一个织毛衣的女人聊天。

“是有人去世了吗？带我去看看吧。”话说出口，我都被自己的冷静吓到。

“不是，我们是在聊前几天的新闻。那个时候还没有抗体检测，有患者核酸检测转阴性就出院了，结果是假阴性，到了隔离点发病了。”

于是我开始和眼前的二人，聊着各自家庭住院和治疗的经历，这也是我从方舱至今，遇到每一个人时必聊的话题。

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老大爷还算镇定。谈到自己老伴的死亡，老大爷突然情绪激动，哭出声来，以手掩面。

“算了算了，不想说就别说了。”隔壁房间织毛衣的女人说。

我看了看老人：“您想说吗？如果您想倾诉，我们就听着；如果您觉得太痛苦，我们就努力回避。”

老人想了想，摸着心口：“还是让我说吧，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点。”

倾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当很多难过的事情发生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和其他人倾诉一番。然而如果倾诉过多，反复去描述和回味，又会带来加倍的疲惫和痛。

听完老人诉说，大家各自回房。晚上我再出门看的时候，隔壁房间的女人不见了，有种不真实的感受，今天真的有人和我聊过天吗？

早上，有人敲门，打开门是那个亲切的老大爷。

“你的早餐要拿进去吃啊。好好吃饭，不吃冷凉了。”

我乖乖地把饭盒拿进房间，对于这样带有关心的批评，我一向是很乖巧的。疫情期间一直有人提醒我早睡早起，有时候晚上实在有事，或是失眠睡不着，我也会努力控制自己，不乱发朋友圈之类的，以免看到的人担心。

老人问我会不会用身份证查核酸检查结果，能否帮他查询。

我不好意思地表示，一直以来没太关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查的。

老大爷离开，过了一会儿又敲我的门。

“我已经查好了，这里有其他人会，我带你去学一下。”

真是个热心温暖的老人。

谈及老伴的去世，老大爷又失声痛哭。

“我没想到她那么快就走了。四天啊，一点准备都没有。”

对比我们家漫长的心理准备时间，老大爷的老伴去世得确实更加叫人猝不及防。

“听您说话的语气，和奶奶感情很好啊！”我想安慰一下老人。

老大爷点点头：“是感情不错，所以接受不了。”

“那奶奶生前一定过得很幸福，也没什么遗憾了。你也不必太难过，你一直对奶奶很好，也不用做特别的告别了。”

老大爷想了想，没继续哭泣了。

这确实是我最近思考的命题。

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离世，其亲属免不了悲痛。

有的患者走得太突然，亲属未曾做思想准备就面临结局，会接受不了。

若是像老大爷一样，彼此生前感情好，也会少些遗憾。若是生前两者并非以相亲相爱的姿态相处，痛苦则会加倍。

妈妈和外婆感情虽好，日常却打打闹闹，口中并不客气。这段时间和妈妈视频，总听到她念叨着：“我妈要是活着就好了，我想对她再好点。”

典型的弥补心态，对逝者“不够好”的心理和记忆被时不时唤起，只能加重痛苦和愧疚感。

但是我也是想通了。相亲相爱并不是关系好的唯一姿态，每段关系和彼此的相处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疫情，很多事情会处于非常态的极端环境下，并不是回归正常生活后大家会有的状态。就像我家因为疫情散落四方之后，爸爸天天在群中发红包和告白，总会让我觉得不太适应。

我也想安慰妈妈：“不要自责了。在你看来不够‘孝顺’的生活片段，才是生活的常态，是外婆习惯的日常和珍惜的美好回忆。”

老大爷告诉我，他在隔离点还认识了另外两个大伯，他们每天饭后都约着一起在天台散步。

估计是担心我一直闷在房间里情绪不佳，老大爷也邀请我饭后和他们一起上天台散步。

饭后，他们会敲一敲我房间的门，邀请我一同前往。很多时候我吃饭较慢，便吃完后上楼找他们。

在楼上散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三位在聊天，一直聊很久。

“你们好能聊啊！”我笑着说。

“男人嘛，吹吹牛。”一个大伯回复我。他是名老兵，经历过战争，甚至还落下过残疾。和他聊天的时候发现，虽然经历过那样的大场面，面对此次疫情，他依旧会感到恐慌。

看着他们三个人兴奋地聊着天，感觉这画面好有意思，有点像学生时期一起打篮球的三个少年。男性总是相对内敛的，相比女性经常成群结队一起逛街、聊天，男性可能少有类似约个下午茶、一起出来聊天的经历。不知道隔离之后，大爷大伯们会不会时常聚首，这可是在同生死共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

感觉疫情下的“友谊”都特别跨年龄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和两个中年女人一起做手工；更没想到，自己会和三个大爷大伯一起在天台散步看风景。

站在天台上，眺望着近处的风景，心境也是特别的。

和隔离点的大爷大伯在天台散步

之前在火神山照顾外婆的时候，有个大叔经常透过窗户看着我们，我当时有点生气。这几天和护士聊天我才知道，那个大叔之前一直关注着外婆的身体情况，当我转到火神山之后，大叔则一起关注着我和外婆的情况。我顿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似乎误会这个大叔了。我赶紧加了大叔的微信，跟他道歉。

他参与了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造，因此而生病。看到我在病房照顾外婆，他想到自己孤零零的，触景生情地思念着家人，也希望着外婆的情况能有好转。

听大叔聊着火神山初期建造的难度和去火神山之后的感受，我想起了在那儿的种种，心里挺难受的。大叔告诉我，他曾经严重到需要吸氧，现在虽是痊愈了，呼吸的时候依旧会感受到肺部的拉扯。

相比之下，我就好一些，只是稍稍有些气短，在戴久了口罩、稍微做些有氧运动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这种时候，我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重复做深呼吸来调节呼吸节奏。

这段时间还是时不时看到有人骂我。以前别人说我难看我都会哭，现在发现，那已经是最温和的骂声。

我觉得很是寒心。得有多强大的身体和内心，才能在躲过死神的利刃之后再避开恶语的刀啊。我甚至觉得，病毒再毒也毒不过有些人的恶语。

我意识到善良是个标签。我没什么特殊之处，只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突然被推到这个位置，难道因此我便不可轻易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那么真实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也在反思着。

有的人看到我露出全脸的样子，表示我还是戴口罩的时候好看。其实，在这个阶段，大概无论长相还是性格，我呈现给外界的样子都是一个截面。然而很多人会根据他看到的截面去补充上我完整的样子，就像盲人摸象。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别人假想中的样子，在采访中我也不断否认着别人给我贴的标签：我不爱做家务，大概算不上“贤惠”；会使小性子，大概算不上温柔；爱和父母顶嘴，大概算不上孝顺。

说来讽刺，尽管在鬼门关前走过一圈，但对于让他人失望，我依旧会害怕，害怕被辜负的期待。

也有很多网友在鼓励和安慰着我，甚至有网友告诉我他们“从来没和他人说过”的痛苦的故事。大概他们看到了我的痛苦，于是掀开衣服一角，露出自己皮肉上的伤疤，微笑着告诉我：“看，其实我身上也有个伤疤呢，它快好了，你也会好的。”

对于这样的善意，每次看完，我总会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有时候只能发几个拥抱的表情。

快乐能够互相传染，而悲伤和痛苦也许也能产生共振。

难过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刚破茧而出的蝴蝶，不管我怎么努力扑扇翅膀，还是会感受到双翅沉重，举步维艰，跌跌撞撞。这时候，有人来到我身边，扑扇着自己的翅膀，似乎和我产生了某种情绪共振，让我能够安下心来再等一等，等自己的翅膀长好一点再起飞，或是在大家都扑扇着翅膀形成一阵微风时，借着风慢慢试着起飞。

有一天，一个长辈告诉我，希望我告诉其他人疫情的严峻性，让大家不要急着复工。

新冠肺炎的确是让人身心痛苦的。

可关于不要复工这点，开不了口。

我想到在火神山的时候，有个阿姨自己带了床被子，只是普通的棉花被子，可她听说有的物品需要被销毁后，就开始担心：“我的被子带得回去吗？”

这个阿姨经济条件不好，在生病期间，一直担心着发不发工资，之后会不会被开除之类的问题。那个阿姨在病房里踱着步愁眉苦脸道：“被子怎么办，这被子还挺好的，我舍不得丢啊。”一想到她的样子，我就会忍不住心疼她……

在隔离点的时候，有几次还有人给我送来东西。

有媒体人帮我从家里带来了电脑；本地一个从事影视工作的姐姐，得知我没带眼罩，晚上睡不好，就给我送来了眼罩；还有个从浙江逆行来武汉的志愿者男孩儿给我送来了润喉药和咖啡。

有军事记者看到我状态不太好，向我介绍了前来援鄂的心理援助专家。心理专家跟我聊了几次，了解我的状况、我家的状况，帮我进行心理疏导。心理专家会像长辈一样叮嘱和监督我，看我是否有好好休息。

在火神山的时候，我就经常被其他医护“投喂”，没想到来隔离点之后，我也会收到这么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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