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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关于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律不得对外泄露。交通局那边，就说他们两人被县里委派出差，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于树奎吩咐冯肖兵。

当晚，于树奎冒着瓢泼大雨，独自悄悄前往阳城，亲自到黄一平家拜访。眼下，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成为他眼下最为急迫的头等大事！

关键时刻，于树奎着急找黄一平，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无奈之中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目前情况看，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定是与那批出租车的事情有关，廖志国当是幕后总策划。这次，廖志国以此事作为突破口，动作如此神速，思虑如此周密，说明早就预有准备，而且不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所指恐怕也不单是自己这个小小县委书记。从任潮涌出国时间推断，他被拘押已经十几天，想必对方一定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否则就不会有接着抓捕吴少红的行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现在，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比之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地点、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双规”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甚至失魂落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内，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就于树奎对吴、任二位部下的了解，如果办案人员手段狠一点，他们绝对撑不过三五天，尤其那个花花公子一般的吴少红，更容易说出全部真相。当然，从对吴、任二人的秘密抓捕看，办案人员行事谨慎，知情面控制得如此之严，说明廖志国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至少不希望很快闹得满城风雨。由此推测，他们那边目的性很明确，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最大可能是以此逼迫这边投降认输。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为自己下一步的努力留有了余地。但是，这类事情的处置非常讲究时机，必须抢在事情公开之前解决，且必须尽量避免进入法、纪程序，否则，一旦局面失控，就是对手希望息事宁人，恐怕也难以做到了。因此，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实际上是在争取更多机会、更大余地。

其次，于树奎猜想，廖志国拿海北出租车这样敏感的事情下手，既然不想让很多人知情，一定会依靠自己最亲近、信任的人。这个人，黄一平自然首当其冲。在阳城，于树奎熟悉的秘书不少，自己也用过很多秘书，包括现在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即使作为廖志国的对立面，他也愿意承认，廖志国能够遇到黄一平这样优秀的秘书，并使之如此俯首听命，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过去，无论海北人代会的检察长选举，还是海北县委副书记的选用，都有黄一平的影子在其间隐隐晃动。这次的出租车事件，与之相比重要很多，又岂能少得了这个头号智囊！由此来看，只要找到黄一平，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于树奎比任何人都清楚，黄一平作为廖氏铁杆亲信，在绝对忠诚并听命于廖志国的同时，也能对廖志国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于不经意间实现，却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

黄一平出生于海北农村，父亲是个腿有点跛的残疾人，曾经挑过货郎担子，没日没夜走村窜户，挣些零用钱供儿女读书。熟悉这种营生的人都知道，早些年挑货郎担子是个辛苦活儿，挣不了几个小钱，还经常遭到恶狗侵犯、顽童袭扰。黄一平永远不会忘记，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放学途中，远远看到几个邻村的儿童，抢夺了父亲的货物，父亲拐着腿在后边苦苦追赶无果，最终像一个孩子一样蹲在路边大哭。黄一平远远看着，却没有忍心上去安慰父亲。回到家，父亲则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有说有笑，把挣得的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上。那一天，黄一平忽然就成熟了。他还记得，那时每年都有救济下拨到村里，父亲作为残疾人应该是照顾的对象。可是，那些掌握着分配大权的大队、小队干部，总是百般刁难，而父母的眼光里充满了可怜与哀求。由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也因此，自从进入市府做了秘书，他并不忌讳利用各种关系与权力，为自己的小家庭谋利益，尤其是帮助父母谋幸福、挣脸面。

有一阵子，黄一平求助于树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比如，爷爷、奶奶轮流住院，医药费用很大，他和于树奎一说，医院马上就减免了一半的医药费；父亲曾经和人合办了一个小砖瓦厂，希望工商、税务方面关照一下，又是于树奎出面，工商、税务的人几乎再也没有上过门；二叔家的农用汽车超载超速又私自改装，经常违章，一年累积罚款就是几千块，于树奎一张条子，管了那辆车子好几年；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学校毕业了要安排工作，还是于树奎帮助进了城里工厂。总之，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同于树奎的关系，就连他们家的拖拉机、摩托车都能领到666、999之类牌照。最有趣的乡下

区划调整后，他家房子门牌按照顺序末位数是4，某次镇委书记路过看到了，当即将村支书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硬是跳过好几家，换成末位是8的吉利号。据说，镇委书记事后告诫村干部：“黄家儿子在市政府工作，上边又有县委于书记罩着，你们要特别关照、特别客气，否则我同你们不客气！”

当然啦，黄一平在市府做得久了，慢慢知道权力与关系节制使用的重要，家里的繁杂小事很少再麻烦于树奎这样的领导。加之，因为脾气秉性更为投缘，县长乔维民渐渐与黄一平走近，很多事便直接托付于他。此间，随着于树奎与乔维民矛盾不断升级，黄一平夹在中间难免有点倾向，于树奎对他也就有了些看法。尤其是黄一平重回市府后，帮助乔维民牵线搭桥，使之在廖志国处渐渐得势，而“三剑客”与廖志国的裂痕又不断扩大，于树奎与黄一平就更加疏远了。

今天，于树奎独自找上黄一平家门，说明他确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过，凭他与黄一平曾经的交情，以及对后者个性、人品的了解，黄一平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落井下石。

晚上八点多钟，于树奎好不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冒雨摸到黄一平家的时候，浑身几乎湿透。

“于书记，怎么是你？怎么会——” 汪若虹大为吃惊。

“呵呵，弟妹，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是不是看我像只落汤鸡很狼狈？”于树奎苦笑道。

汪若虹从小在海北长大，老家就在县城。平常回家，众多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交谈时，于树奎是提到最多的名字之一。在一座县城，一个官员在那里起步，前后做了二三十年的官，而且做过十年以上的县长、书记，有人将他捧为九天之上的神灵，必有人诅咒其下十八层地狱；有人赞他修了宽敞马路、广场，清理了污浊河道，同时也就有人骂他拆了百年老街，毁了世代祖屋。当然，当地百姓嘴里念叨得多，无论是褒是贬，都说明他至少是个做事的干部，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过眼云烟式人物。不过，在汪若虹的印象里，于树奎早已是海北当地集神、圣、魔、鬼于一身的奇人。看到他眼前这副模样，汪若虹嘴巴自然会张得老大。

在汪若虹找毛巾给于树奎擦雨水的时候，女儿小萌则已经将一杯热茶送到于树奎手里。

“谢谢！我知道你叫小萌，真乖！”于树奎的心里一柔，眼睛里却不由得有点酸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形象有多落魄，竟然从小女孩的眼神里折射了出来。

“弟妹，我也不和你说什么客套话，你一定帮我赶快联系上一平，我有天大的事情要找他！”于树奎说。

汪若虹犹豫着不知如何应答，道：“哦，好的，可是——”

于树奎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只要你答应帮助找就行，而且越快越好！”

汪若虹想了想，说：“他电话关机，不知今晚会不会打电话过来。要不，你就在这儿看着电视等会儿。不过，家里地方小，让你受委屈了。”

小萌见状，懂事地同于树奎打声招呼：“伯伯，我到里面房间做作业了。”

大概坐到九点半左右，茶几上的座机电话铃响，于树奎与汪若虹几乎同时直起身，不料，房间里面的小萌抢先接了。稍顷，小萌喊道：“妈妈，姨妈国际长途。”

汪若虹听了，脸腾地红了。其实，这是她和女儿约定的暗号——每天晚上，如果家里有客人，所有电话均由小萌在里间接听，万一是爸爸来了电话，她就高喊“姨妈的国际长途”，然后汪若虹就到里面去接。

汪若虹边向房间里走，边对于树奎说：“对不起，我姨姐在美国定居，我进去和她说点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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