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死也不下跪的周维炯2

张国焘与周维炯的矛盾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六月暴露出来的。

红4军组建之后，粉碎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特别是双桥战役，在红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从俘虏那里得知敌34师司令部，周维炯带领33团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一举捣毁了司令部，活捉了岳维峻，取得了双桥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六路围攻。岳维峻见到徐向前和张国焘还问哪个带兵打进34师师部的将军是谁，真乃神人！是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当时徐向前笑着说，他呀，“牛津大学”毕业的，他就是常胜将军周维炯。可张国焘听到了，眉头直皱，一言不发，背着手走了。军部研究，要释放岳维峻，张国焘不同意，说要杀掉，周维炯知道后跑到总部找到张国焘求情，并说明了当初与岳维峻谈的条件，张国焘严肃地说，什么？革命还谈条件？你要是被国民党俘虏了，还能跟国民党谈条件吗？最后，还是杀掉了。

周维炯从总部回来，一路上心情恶劣，觉得张国焘简直不讲信义。于是又到军部找到徐向前，徐向前眼睛勾着，在那只是叹气，也没有办法。周维炯气急，骑着马回到部队，一夜没睡，在竹林里来回**悠，怎么也想不通。临走时，徐向前的话还在耳边回**：维炯呀，可不能激动，也许暂时不理解，过后就理解了。忍吧……好像还有话没说完。此时，扩红正紧张进行，土地革命如火如荼，苏区基本稳定，新一轮的革命热潮不断高涨，周维炯慢慢地也就忘记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斗之中。

张国焘四月份来到苏区，秘密视察，迅速掌握了红4军以及地方组织的情况。张国焘的成熟与老辣令人咋舌。但是他生性多疑，最主要的是不懂军事，这为以后的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败走埋下了伏笔。

到了四月底，张国焘接连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还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一向反对张国焘的曾中生，被撤销军政委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随后任1师师长，一向与曾中生有意见的邝继勋接任了红4军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在苏区又掀起了新一轮土地革命**。张国焘感觉自己的威望在飙升，为了检验他在军中的威信，在第三次围剿还没有到来之前，他在新集召开了一次正团职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商讨军事路线问题。此时，苏区扩大了，红军发展了，但红4军还危机四伏。主要是补充的新兵还没有训练，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人员还有待教育，各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特别是武器弹药缺乏。据可靠消息，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又要到来了。

在新集的一个四合院里，周维炯作为师长参加，陈昌浩主持会议，张国焘作了当前形势分析的报告，还把中央指示精神搬了出来，在安排任务时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进攻武汉，取得湖北省的胜利，然后挥师东进，夺取南京，进而迎接革命**的到来，夺取全国胜利。到那个时候，我红4军就是革命的首功，名垂青史！这个提法是对的，很振奋人心，让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大家立马感到有了奔头，好像明天就能实现共产主义。

陈昌浩听了之后，站起来作了补充。他说，这个决策是高瞻远瞩的，是充满智慧的，也是极富想象力的，这叫出奇制胜。陈昌浩很富有**，也很会做动员，又说，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张书记的意见，也是中央的决议，我们一定不能再走“立三”路线了，也不能学陈独秀了，一定要充分估计形势，认识国民党是军阀统治，人心不齐，没有战斗力。要充分看到全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苏维埃。在此之际，我们要起到点火和助推的作用。这个战略思想的精髓是：夺取武汉，直逼南京，解放全中国。

作为副总的徐向前好像心不在焉，一句话也不想多说，消瘦的脸显得格外冷峻，眼珠内陷，有些忧心重重。曾中生把持不住，显得有些很激动，他眉毛上挑，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太不实际了。从报纸上了解，敌人已经调集二十万大军对我进行合拢，现在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四面围剿，只有攥紧拳头，主动出击，歼灭一路，然后各个击破，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目前才一万多人，力量还很薄弱，就像鸡蛋，敌人是石磙。现在就奢谈夺取武汉，直逼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是不懂军事的表现。

每一句话就像刀子，张国焘听了，肌肉紧缩，心里难过。

邝继勋作为总指挥，此时不能不表态，他站起来说，张书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迟早是要打到武汉，解放全中国。但是目前条件还很不成熟，我们的伤员太多，军队疲劳，几个月来，东奔西跑，没有得到休整，战斗力下降。再说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蒋介石已经调集了鄂豫皖周边部队，号称“九路围攻”，不可小觑。

你这是消极，是右倾机会主义……沈泽民终于忍不住了，扶着桌子站起来，打断邝继勋的话，很生气地指责，但他身体太弱，还没有说两句，已经上气接不了下气，脸涨得通红，在那咳漱，回首看看张国焘，仿佛没有动弹，他也不再多说，气愤坐下。

陈昌浩还是满热情，又站起来说，同志哥，这里虽说召开的是高级军事会议，但是大家不能总是停留在单纯的军事上，我们还有一百多万群众吗？至于兵源问题，动员老百姓积极参军，让我们的子弟上前线。兵源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革命的**，现在正是**到来之前，我们要当推手，不要拖革命的后退！

邝继勋实在忍不住，又站了起来说，现在我们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已调集二十余万大军，我们只有区区一万多人，要想打退围剿，冲出包围，必须主动出击。

张国焘斜眼看看，仍不说话，陈昌浩再次站起来指责邝继勋说，你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应该反省。都要是你这种思想，**何时到来？且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商城，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你们从旧军队出来改不了以往的习气，在我看来，这就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怕走出去，怕丢了坛坛罐罐，这种思想不去掉，革命必定走向倒退。

坐在旁边的周维炯听到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坐不住了，站起来说，同志哥，我们承认在革命的道路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张书记也说过，都是人不是神，也在改。讨论这些，对于党内的团结不利，作为共产党员应该以大局为重，为党的事业着想。我，周维炯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因为有一个梦想，梦想着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就是让人人平等，共产党人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去奋斗的。这就是我们党伟大的地方。兄弟们，总指挥讲的很现实，对我们执行张书记的决定没有反对意见，只是什么事情都得分出轻重缓急。对敌人的围剿，我们要集中精锐，打击一路，就像练金钟罩的人，必定有死穴一样，我们只有抓住国民党军队的死穴，才能出重拳，打垮敌人，进而挥师武汉，再移师东进，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就当前来说，还是以打败敌人的围剿为重。

徐向前此时也站了起来，他说，维炯同志讲得好嘛，这才是张书记的真正意图。张书记，你是不是这样设计的？

张国焘嘿嘿笑，把眼镜架往上推了推说，很对，维炯很有军事见解。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到了中午，张国焘感觉威信还没有绝对竖立起来，就采取妥协，吃饭时他跟邝继勋同桌，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吃一边说，别再开了，时间宝贵，我看差不多了，思想基本统一，你就安排军事，泽民负责地方，昌浩还是负责保卫。

再集中，邝继勋说，要是没有意见，那我就布置任务了。一是充分发动群众，联合赤卫队、自卫队、儿童团、特务连等，都集中起来，展开一场军事训练，把自愿当红军的吸收到队伍中来，迅速扩红，增强实力；二是各县区要发动群众，搞好小麦抢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三是准确掌握敌人动向，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让敌人来了，变成瞎子聋子。对敌人实行全方位的封锁，这就是我们的疲敌、困敌战术；四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击破，采取运动战，长途奔袭，打垮敌人。在此之前，我们要搞好情报工作。这次张书记还带来了一台小功率的发报机，虽说跟党中央联系有点困难，但我们注意从敌人手里夺取无线电器材。保密工作一定要加强。地方党组织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坚强后盾。要利用人员优势，地理优势，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在第一阶段歼敌一部，第二阶段，疲敌，让敌人无法合拢，第三阶段，彻底打垮敌人，大量歼敌，追击逃敌，打破围剿防线。旷继勋实在没办法，最后才带上一句，到时，挥师武汉，直取南京。

虽说周维炯和邝继勋都给了张国焘的面子，但是都能听得出来，对于张国焘的主张是无法执行的。在军事上，张国焘没有站住脚，这一回合他勉强同意，按照邝继勋的部署，抽调一部分人由周维炯指挥，向东挺进，一边搞好火力侦察，一边消灭地方民团和土匪，把反动地方武装扫清，然后会师包围敌人。但是，这里面埋藏着很大危机，为肃反留下了空白。

军事上张国焘没占到便宜，旋儿又从土地方面入手，来纠正已经执行的土地政策。在地方工作上，张国焘有绝对的威信，因为陈昌浩基本上一边倒，沈泽民负责地方和党组织工作，也同意张的主张。张说，鄂豫皖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的，是错误的，经过调查还分给地主土地，这不是胡搞吗？照这么说，我们革命，革谁的命？我们要执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地主不分土地，富农要分坏土地，贫雇农要分好土地。苏区分田不分山，不彻底，那怎么能行呢？商城还把分剩下的土地交给苏维埃管理，这不是给苏维埃搞腐败留下空间吗？我们是无产者，要土地干什么？我这次走访调查，发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士兵，没有党纪军纪观念，攻下一个地方，收缴的钱财装腰包，这还了得！商城有个姓李的，跟县委领导有关系，就这样拿鸡毛当令箭，到处下条子要钱，还叫什么“浮财”，听说还**妇女，在群众中影响很坏。有的甚至说，就是胜利，也不是我们的，还是这些土豪劣绅把持着。看看，这种情况不整顿，咋行？

沈泽民实在忍不住，坚持着坐起来说，那个刘殿元，还是留苏的，信阳中心县委派到商城任师常委，带头受贿。有一个大地主给他一对镯子，他就把人家放了。派他到商南和区搞土改，见到地主小老婆长得漂亮，把人家奸污了，告到县委。审问时，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又不是他一个，他也是学的。这种人还能革命吗？

听起来很在理，所以执行起来也很迅速。在商城南乡又重新对成分进行划分，把土地重新分配。土地革命轰轰烈烈，革命损失也十分惨重，给党和红军树立了更多的对立面。仅仅在和乐两区，敌人通风报信，被反动民团石生财抓住机会，一次性就逮捕了红军家属二百多人，地方党团组织负责人五十余人，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纷纷逃离家园。反动民团瞅准红军外移，开始了清乡，不仅抓人杀人，还烧了一千多间房屋，造成无人区。但是张国涛认为，还是太右，错误在商城的党和军队。于是乎改组党，改组军队，“整肃”工作成为苏区的主要工作，灾难就像这年的秋冬，一场无雨无风的冰冻悄悄袭来，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这场灾难罄竹难书，为了让读者粗略了解情况，这里摘录一个名叫“玻璃杯”（笔名）的作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就在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许继慎时年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这说明过火的内部整肃是贯穿在左倾路线上一个必然现象，更因为肃反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而表现各异。如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泽民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泽民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曾中生一直被逮捕关押，在狱中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书，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点名要见曾中生，曾也盼望着向中央进行汇报，揭露张国焘的罪行。就在这时，1935年8月的一天，曾中生突然失踪了。公开的说法是曾中生企图逃跑，半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另有一说是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勒死在卓克基的森林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硬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以“反革命”为借口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的张国焘，最后自己却叛变投敌。1977年12月，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读了这篇文章，有许多感想，但有两点令我好奇，一是张国焘杀了那么多人，而且都是我党优秀指挥员，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像除掉“二徐”那样把他干掉呢？二是这个谜底居然是陈毅揭开的，而且是国民党军统的人透露的，设若特务不对陈毅元帅讲这件事情，还设若张国焘真的窃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那些冤死的亡灵是不是永远成为UFO？

世界本来就是平静的，热闹之后又归于平静，这些平静的日子里是谁又能想起那些不平静的岁月？还有一点是我们难以想到的，那就是这么多人参加革命，却被一个为自己私欲充满心胸的人干掉了，是革命幼稚，还是那时候人幼稚？马克思要是在天有灵，他能给一个正确判断吗？陈毅是新四军军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和后来的第五、第六支队就是大别山留下的种子，这是不是巧合？带着疑问，我又一次翻看了《奶奶日记》，几页薄纸已经翻阅了无数次，夹缝我也认真寻找，但一无所获。

捧读那泛黄的纸页，忽然想到，奶奶是不知道的，她也不可能记载。穿越历史的隧道，地球上遗失多少令人难以解开的谜，就像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其实很难，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到密码，打开保险箱就成了举手之劳。但是这个密码在哪里？难道是在周维炯哪里？因为在这篇资料性文章里明确提出了“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难道说周维炯与“二徐”之间有仇？甚或周维炯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员，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阅了资料，特别是商城县党史，都没有说明“二徐”是周维炯所杀。是没有找到真实的资料还是历史在故意回避？带着这个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再次搜集资料，走访健在的当事人，进行对比，从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商城英烈》，由刘引之先生编著的《徐其虚》篇记载：

五月九日，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徐其虚担任了师党代表。他和周维炯一起领导红32师在商南和皖西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从五月五日到六月一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大小战阵十余次，其中，首克皖西重镇金家寨，攻打刘波銅，挥师罗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攻打银沙畈，转战松子关、长岭关，落脚汤家汇，昼夜兼行，马不停蹄。所到之处，徐其虚不忘发动群众，帮助当地组织成立农协和农民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信阳中心县委与鄂东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商罗麻特别区委，将商南党组织和红32师交给商城县委领导，同时决定徐其虚参加商城县委。七月初，在信阳中心县委和商城县委派人前往商南接受时，徐其虚受到了错误处理，并于八月十七日被错杀。时年二十四岁。

确实是英年早逝！但是这段文字记载还是不能说清为什么被错杀，是谁个动手杀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

由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的《商城革命史资料》中有详细记载，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个时间，周维炯等商城籍的革命创始人都还在，郭树勋到过商城，给上级党写信，有这么一段——关于商城解决“二徐”的问题，原文摘抄：

对商城县委紧急的处分徐恩恕，扣留徐其书的问题，我根据中共对于这问题的意见，预备往商城调查解决，到信阳以书面通知东北区派来一人同往，到潢川后，商城书记来参加联席会时报告商城红军于夏斗寅来压迫时，即随同党部同志及赤卫队、革命的农民，全部退却东光山，临退时，就把扣着的徐其书又枪决了，他们的理由是恐怕他逃跑了。

这里的徐其书就是徐其虚，这里的徐恩恕就是徐子清。作为巡视员的郭树勋，我在调查当中，证实此人就是郭述申，这里记载的，是郭述申写给党中央的原件，应该没有错误。对于郭树勋为啥不叫郭述申，听说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就像周恩来化名“伍豪”，此乃化名。郭述申还用过“郭述声”这个名字。这样说，也就对了。但是“二徐”已死，按说没必要化名，而郭述申对被杀的两位32师创始人居然不知道名字咋写，匪夷所思！不过，这充分说明郭对“二徐”不了解，没有共过事，也说明郭作为巡视员，在来商之前，已有先入之见。

这段文字里还说明徐子清早于徐其虚被杀，有文字记载，徐子清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被杀于商城的斑竹园。

郭树勋随后说：因为商城红军退却，党也随着跑了，到商城去解决这问题是不可能的，东光山也在敌人包围之中，通不过去，所以在联席会议中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由商、潢、固三县书记）提出此问题的讨论，听了商城县委关于本问题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心县委陈古林、何平同志及商城县委对于“二徐”有错误和罪责的指责有如下分析：

要把32师拉到黄安去，这是一种臆度的想象，不是反革命的事实。

勾结青红帮布置自己的爪牙，也是想象的。

布置秘密机关与第三党勾结，疑为在军事时常紧张时负责同志居住的地方比较秘密点，如每夜不宿一个地方，商城同志找不到，就说是布置秘密机关。此外有一个过去的同志江汉翘，从前没有特别反革命的行动，因为他脱离组织，回到商城工作没有介绍，就怀疑他是第三党的侦探，并说他们和他勾结。

强奸农妇，本是在革命的农民区域中，这种行为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不是反革命行为，倘若是真的话，不过没有方法来证明。

与反动派的商城民团队徐XX（名不记得）勾结，徐是从前的同志，以后脱党做了民团的队长，并枪决了我们同志的，这次县委政府的命令来收编红军，两徐与他谈话后，就留他在红军司令部工作，与特委给信司令部介绍去担任一切的工作，商城的同志怀疑反动的徐某来了不枪决，反给他工作。两徐说，他现在革命了，留他有用。

反对改组鄂豫皖特委，要扣留C·y同志何平和信中委陈古林，并说豫南的党要改造，不能来接受组织，这许多话都是他们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的，因为陈古林去时他们有一种不好的态度，所以有一种反感，同时他们组织观念不清楚，也形成这种错误。

“卖放豪绅”，下富农的条子，有时侵犯到自耕农的利益，这是商城组织在政治上的错误路线，陈古林是需要负责的。

结论是：陈古林因犯有其他错误，给予一年察看处分外，给商城县委以书面警告，并将此事向党公开以教育的材料。

还是豫南巡视员郭树勋关于商城及32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是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九日，这个时候，周维炯受到了处分。其中：

刘英、李桂荣两同志，已接受中央命令到商城工作，抵商后，即接任32师师长以及政治部主任职。后三天即动员攻打商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克复。中央调前任师长周维炯同志，不愿来上海训练，内容恐怕中央处分他们，同时以英雄色彩的观念，对党表示不满。32师游击到光山，少数同志秘密把师党代表戴同志枪决了。信阳中心县委所派去的32师委会书记和师党代表所召集之师活动分子对于主张处分戴党代表的李梯云、王泽渥、徐全等加以扣留。到商城后，召开会议解决问题，大会进行中，不好分子大肆阴谋活动，初尚不为意，后在会场中故意挑拨离间，全会精神表现非常不好。在第三次会议终了之后，一个士兵委员会的常委项弼同志，向县委书记报告下列消息：李梯云、王泽渥、徐全、潘仲甫、徐云亭等秘密会议，决定扣留中央巡视员及信阳中心县委派来的同志，因为他们是第三党，决定全体扣留枪决。县委问“周维炯同志参加了没有？”项说“周维炯也同意了，他主张提交大会解决，不主张马上扣留，只有我和参谋长（漆海峰）着急得很，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加之连夜的实际情况和当时会场的景象，因此我们（师委书记、县书记、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团党代表二人和我）即刻由城内往潢川逃跑。到潢川后，我们给他们一封信，请他们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经过，并要求他们把少数阴谋分子（李梯云、王泽渥、徐全、徐中虎、漆中甫）处以死刑。他们是谋杀戴党代表的凶手和此次破坏党的罪人，所以只有取消他们，才能挽救商城和32师的党。

这里说明一下，戴同志就是戴元君，是被棍打死的，不是枪决的。郭的报告也许是听说的。

随后，我又查到六安县委报告，是《关于商城党和红32师的情况》，写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八日。报告中说：

商城县党的组织很幼稚，同志对党的认识薄弱和政治水平线太低。去年他们解决徐其虚、徐忠虚【思恕】两同志，中央也知道。我们派戴抗若担任32师党代表，以后他们又把戴抗若秘密解决了。据我的调查，解决戴同志实是商委王泽渥、李梯云以及团县委徐乾三人秘密会议干的。解决后，32师师委又把此三人缴械，实际上没逮捕，呈报信阳中心县委解决此事，至今没有答复。今年一月中旬中央巡视员到商城召开联席会议，六安县委第六区也有一同志参加，据报告，在大会上因讨论32师交豫东特委指挥调遣问题，有少数同志主张召开师县联席会议做最后的决定，他们的意思恐怕豫东特委把32师调跑了。而中央派来的刘英同志、师委书记郭天明同志以及巡视员十二人不辞而别。此时X师长周维炯率队出发了，副师长漆德玮始终在前线抵御敌人未曾出席，漆闻刘英走了并有信给大会说不要闹私人意气，要同心协力一致御敌等。继续开会，对刘英等不辞而别王泽渥等人要求通缉他们，除中央巡视员外，其他人等一律枪毙。散会了，刘英在潢川去信说明情况，并说周维炯也参与了。据我们六区的同志说，周维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下午始由六安麻埠回到商城出席大会，在大会上，并未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去后，周也随即出发了。又据我们观察，周对党的认识是不清楚，但很忠诚坦白，参与谋害刘英等恐非事实，况刘英同志奉中央命令接师长职权时，周并没有拒绝的表示。刘英来信说王泽渥等谋害他们，周维炯同我们谈话还说他们却有阴谋，由此更可证明周维炯并未参事阴谋。

这时期有三件事，即“二徐”、戴抗若以及外派人员出走。通过上述的资料显示，戴抗若和外派领导出走之事基本事实已经比较一致，也比较清楚，至于谁是谁非，还有待历史学家考证。但是，就“二徐”被杀事件，好像还是一个谜。为了搞清真实内幕，我从网上进行了查阅，搜索到《立夏节起义》，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

商南苏区不断发展，红32师节节胜利之时，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却为赤城苏区和红32师的归属发生了分歧。由于赤南是商城一部分，在6月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鄂东北特委同意信阳中心县委的意见，将商南苏区和红32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

商南苏区和红32师的实际领导者徐子清对这个决议不满。他们认为，将商南苏区和红32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不利于下一步在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下实现鄂东北苏区与商南苏区、红31师与红32师的联合作战。这些意见虽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商城县委的一些人却认为他们有“政治问题”，“想把红32师拉到黄安去”，下令将俩人逮捕，秘密处决。徐子清牺牲时二十七岁，徐其虚牺牲时二十三岁。

徐向前说：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抗若，六安县委派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皖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事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给商城县委以书面警告处分，决定在光山的商城县委委员一律撤职。将王泽握清除出党。“二徐”被错杀，开了鄂豫皖苏区“左”倾杀人的先河。

说实话，看了这么多材料，走访了那么多当事人，基本清楚一些事实。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不甚扼腕叹息，这无疑是悲剧。张国焘到来的时候，又引起了更大的悲剧。在这个悲剧漩涡里，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我们的党还是幼稚的，他们所奋斗的共产主义还带有地域性，要不为啥在32师两次归属的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但是，在众多纷纭的历史变故当中，有些人是清醒的，他们怀着私利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部分人就是清醒的，他们怕死，甚至不敢去面对真实，只是凭借一张嘴一只耳朵拨弄是非，其结果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历史颠来复去，已经面目全非，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谜团难以解开。比这部分人更加清醒的人就可以驾驭局势，他们才是革命果实的享受者，才是革命的蟊贼。历史证明了这点，但是历史就像一条大河，滚滚的河水愤怒而去，不论你多么肮脏，也不管你多会隐藏，经过冲刷，都会让你**而去。

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时间仿佛离我们很近，又仿佛离我们很远。我拿着奶奶日记本，一页页翻，好像那个时代就在眼前，当我读过这些资料，再走访一些当地的老同志时，我有些隔膜了。因为那些资料在我面前又模糊了，仿佛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而是发生在昨天。昨天的故事不能远去，那些红军战斗的地方，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老人，也许这些才是我亲近硝烟的去处。

我决定来一次调查，来一次行走。

从县城出发一路向东南，踩踏崎岖的足迹，领略历史的硝烟，翻过大别山主峰金刚台，俯瞰群山巍峨，犹如行走在空中。车走过去，飞起一路的白烟，我想起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夏写的词《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周维炯当年，带着起义的人马，按事前的约定，一路奔袭，在这条路上，不会欣赏一路的风景吧？周维炯在干什么呢？我坐在车上，思绪翻飞，仿佛融入了那个年代。

1929年5月，初夏。微风送来了湿润的凉爽，草木吐出沁人的芳香。大别山腹地丁家埠，史河边森林掩映下的茅屋里，一个基层党支部正在召开秘密会议。支部书记周维炯坐在靠桌的木椅上，他神情庄严，语气深沉地说，最近商罗麻边界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由于情况骤变，决定把原定的中秋节起义提前为农历5月6日立夏节暴动。我们的任务是，策动丁家埠民团起义，夺取枪支，全歼杨晋阶团匪。

话音刚落，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振奋起来了。他们想到暴动的烽火马上就要点燃，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军队，个个心情都无法平静。

周维炯看到同志们饱满的战斗**，一股暖流涌上心田。一年前县委派他打入丁家埠民团，经过多少艰苦而耐心的工作，发展了11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如今这些党员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我们的起义影响着整个商南暴动的成败，事关大局，切不可疏忽。周维炯庄重地说，怎么个打法，还得很好地合计合计。

咳，这还不容易，趁其不备，夜袭民团，砸它个稀巴烂。脾气急躁的严运生首先发表意见。

不就三十来条枪吗？我们几个人瞅机会把它偷走。王玉田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坐在一旁闷头抽烟的田继美在板凳腿上磕了磕烟灰，慢条斯理地说，丁家埠民团是杨晋阶的主力，不仅枪好而且民团中有他的忠实走狗，我看，最好是智取。

这个意见很好！田继美的想法正合周维炯的心意，他激动地说。

丁家埠民团中队住在丁家埠镇东头的火神庙里，火神庙由前殿和后厢房组成。前殿不大，却修得富丽堂皇，后厢房一排三间，宽绰明亮，从前火神庙整日香火不断，善男信女常来祈求神灵保佑，自民团中队住进后，把个好端端的火神庙弄得乌烟瘴气，神仙也从此断了香火。

5月6日之夜，山林都很平静，唯有青蛙和虫子叫个不停。位于大别山北麓的皖西丁家埠，一条窄窄的鹅卵石街道上铺门关了，小摊收了，稀稀落落的几点星星在天上不时皱着神秘的鬼脸，天越发的黑了，街上连个鬼影也不见，唯独火神庙里却不安分。蜡烛油灯照得大殿灯火通明，四张八仙桌，杯盘狼藉，声音嘈杂，酒气熏人。原来这天正是立夏节，镇上的商人、地主给民团送来了酒肉鸡鸭，说他们为民“造福”，保一方平安，以示慰问。团丁们正和他们的大队长一起大吃大喝。

这天民团值星班长正是周维炯，他利用当时人们容易接受烧香结拜的形式，在贫苦出身的士兵中组织了兄弟会，平时给团丁们讲些《说岳全传》、《薛刚反唐》、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向兄弟们灌输民族精神和敢于反抗权贵的思想。团丁们佩服他，称他“炯爷”。他又是原丁家埠民团团长漆树仁的外甥，很受上司杨晋阶的器重。天黑前，他以整齐内务为名，让团丁将所有枪支集中挂在墙上，排成一排。天黑时，又以违犯团规为由，将点名迟到的田继美罚站三根香的岗，不让他参加晚上的吃喝。

其他团丁当然很高兴，田继美嘴里嘟哝着但心里说，你等着瞧吧！

天黑下来后，五张大圆桌旁，三十多个团丁已分开就坐。周维炯举起一把酒壶说，弟兄们，大队长日日剿共，夜夜联防，劳苦功高，今日过节，大家敬他几杯怎么样？

不多一时，民团大队长吴成格，副团总张瑞生就已被灌得站不住了。弟……弟兄们，我们……不……不行了！

周维炯使个眼色，在门外站哨的田继美突然掉转枪口，瞄准屋里的人，雷鸣般大喊一声，不准动！谁动打死谁！

团丁们还没反应过来，参加劝酒的七八个人已迅速取下挂在墙上的枪，将吴成格、张瑞生绑起来。

炯爷，这是咋回事呀？糊里糊涂的团丁们哭丧着脸问。

我们是共产党，要缴你们的枪搞土地革命！

周维炯跳上方桌大声说，愿意跟我走的站到我身后来，不愿跟我走的现在可以走了！但是如果哪个敢跟革命为敌，那就小心他的脑袋！

团丁们大都是贫苦农民，长期以来对共产党怀有敬意，现在最为他们敬重的“炯爷”都成了共产党，他们干嘛要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除了三两个家里有拖累的，其余的人全站到了周维炯一边。

丁家埠民团起义成功后，周维炯带着起义人员连夜赶往汤家汇杨晋阶老巢，严严实实包围了杨家大院。严运生、田继美等人抬出事先准备好的梯子，翻过院墙，田继美跑去打开大门，严运生等人直奔后院，包围了刚吃过酒，正在甜睡的护院团丁。

杨晋阶搂着三姨太睡得正香，忽听外面乱糟糟的，刚要下床，周维炯已站在了他眼前。

你真是……共……产党……杨晋阶看着周维炯端着乌黑的手枪，吓得跪在地上，乖乖地做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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