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16年春的一天中午，我躺在**和远在咸阳的大姐秋香电话聊天，不知怎么我们又聊到了祖母——聊祖母的为人，聊祖母对我们的种种好，聊祖母对我们的影响……大姐说，她常常坐在沙发上想祖母想到心疼，想到泪流不止——那时，祖母已辞世三十五年了。

我们的祖母姓姬，像中国乡村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曾被社会和家庭贴上配角、附属的标签，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但她却以她的善良、聪慧、隐忍、博爱，以柔克刚，化解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辅佐、教育、影响了我们刘家几代人。回望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祖母都不应只是生活的配角、家族命运的配角，都应在家族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挂断电话，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把祖母写下来！在我看来，祖母的故事就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清自己的来路，也能指引着他们朝着光明美好的方向前行。我迅速从**爬起来，在桌上的一页纸上写下了两个带书名号的字——《姬氏》。一部长篇小说的种子就这样种进了我的脑子，并开始迅速发芽、生长。

初稿的创作便是以《姬氏》为书名，以我的祖母为原型，以我们刘家家族命运的重大变化为主要线索，以我的故乡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冯原镇为活动场所和生活、文化背景，展开虚虚实实的叙事。我几乎每天都要和大姐通电话，从她那里获取素材，倾听她对写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也会时不时地与工作生活在老家澄城县县城的表哥张刘贵通电话，向他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风俗习惯。表哥是那种固守着传统的现代人，他在与我电话交流之余还搜寻到了秦尚谦主编的《澄城风情》、澄城县委宣传部主编的《六十年风云》、澄城县志编撰委员会主编的《澄城县志》等几本有关当地历史文化的参考书寄给我，对我的写作起到了很大帮助。在此，对这几本书的编者表示衷心感谢。

那时，我的腰疾正重，医院的工作又很繁忙，每天的写作只能在晚上十点以后，趴在**，面对笔记本电脑艰难进行。虽然许多故事都来自大姐的口述，但要将这些故事一个个补缀起来，加上细节描述，给故事中的每个人物注入该有的灵魂，让他们主宰着故事情节一步步往前推进，对于初写长篇的我而言，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那时，我却感觉似有神助一般，每天晚上，当我面对电脑时，有关医院里的那些纷繁的事情顷刻间就会自觉地避到脑后，浮现出来的全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前的那些场景和那些人。她们在灶巷里忙活，锅上冒着丝丝缕缕的蒸气，她们的笑声、谈话声伴随着那丝丝缕缕的蒸气温暖地弥漫在我的周围；他们在田间劳作，黄土灌进了他们的鞋子，似乎也钻进了我的指甲缝；我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吹着呜呜咽咽的唢呐，披麻戴孝，号啕着将一个个亡灵送进坟茔；我也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张灯结彩嬉笑打闹着将一个个面若桃花的新媳妇迎娶进门；我还清晰地看见了她们将一个个鲜活的新生命降生到家里的炕上；我看见了他们的彼此爱怜，也看见了他们的彼此争斗……

就写作本身而言，初稿的写作非常顺畅，若不是身体支撑不住，我似乎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饱满的情绪，一刻也不停歇地写下去。那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一段段情感，就像泄洪的水，翻卷着一朵朵水花，从我的脑子里源源不断地奔涌出来。每天收手合上电脑，都已是后半夜，当我艰难地从**爬起来，轻轻晃动着已经酸麻难忍的胳膊和双肩，站在阳台上的玻璃前，看着窗外路灯下昏暗的街道和映在窗玻璃上的我时，心里都有一种穿越了时空的恍惚。

我将每天写好的文字随手发到微信公众号里，没想到，竟引来许多读者的关注、转发。他们有我各个时期的同学、朋友、同事，也有我大姐的许多同学、朋友、同事。他们在谈《姬氏》的同时，也会回忆起自己的祖母以及她们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我大姐的一个朋友——西安某大学哲学系的党老师——在手机里建了《姬氏》研讨群，与他的学生、同事围绕着《姬氏》展开渭北高原乡土文化大讨论。他两次来京专程到医院找我，劝我一定要把《姬氏》写完，他坚信《姬氏》将会是一部有着一定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只要我在微信群里出现，就会追问我《姬氏》的下落。

面对大家的鼓励与关注，我顿然意识到，这部长篇的价值已不应只是一部虚虚实实的家族史，已不应只是我们姐妹对祖母的缅怀，而应是众多像我和我大姐一样有着浓浓乡愁人的共同情怀。我不得不停下原有的写作，重新认真思考这本书该有的样子以及它所应承载的文化、文学价值。

《好人宋没用》的作者任晓雯说：“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她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在历史中的作用。那么，我笔下的主人翁呢？她应该是一个群像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贾平凹先生写《秦腔》时说：“国家改革，社会转型，在农村，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这是快二十年前的事。现在，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农村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但乡村，却让我们觉得越来越陌生。那些曾渗透在乡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支撑起整个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还留下多少？它们中有多少值得保留下来？有多少应该彻底摒弃？它们值不值得我们为它们唱一首挽歌？

带着这些问题，我为这本书重新定了调子：它应是借书写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人，书写下位于西北高原与关中平原之间那片布满沟壑、山不出头、水不浮舟的台原地上的一段历史；它应侧重于宏大历史事件下个人命运的变化，而非宏大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叙；它应是对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时代的追忆，对某些正在慢慢消失的乡土文化的挽留，对那片台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我的先民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追索——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有关那片台原地上长达八十年宏大叙事的小说呈现给世人。贾平凹先生写《秦腔》，是要给他的故乡棣花街树一块碑，我深知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和资格为我的故乡澄城县冯原镇树碑，但我却强烈地渴望着能借这部长篇为我的故乡留下点什么。

由于眼高手低，我曾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写作难以为继。为了缓解这种焦虑状态，我只好放下书稿，开始大量阅读国内外经典名著，在阅读中学习文学创作的技巧。

2018年深冬，我的母亲突然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我们将她葬回了老家，我因此而有了两次近距离接触、感知老家一切的机会，尤其是母亲去世一年后的那一次。我一个人住进小镇的宾馆里，每天起床后，站在无人的街上感受镇上的日出，聆听墙头的鸟鸣。我走在田埂上，闻空气里庄稼禾苗的味道，感受那片台原地上的风吹和日晒。我坐在镇上的饭馆里，听一声声的乡音，品一口口家乡的饭食。我被朋友天生开车拉着，走进一个个院落、一孔孔窑洞，拜访故人，采访、采风。

一次机缘巧合，我遇见了时任人民武警出版社社长的郭海涌先生，他曾组织出版过我的文集《秋灵文集·那一片情深》。他对我的语言和写作天分表示了认可和赞赏。见他如此真诚地肯定与鼓励，我便将已经羞于拿出来再给人看的半部《姬氏》初稿拿给他看，让他给把把脉，开开方。我永远都记得2019年冬天的那个下午，记得他将书稿看完后还给我时说过的每一句话。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满怀**、两眼放光地告诉我，他坚信这是一部有文化价值、能成为经典的长篇小说；他肯定了这本书里充满乡土气息、富有女性细腻特点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他肯定了作品里反映出来的正在逐渐消失的有关那片台原地的乡土文化……他劝我一定要有信心，慢慢打磨，不要着急出版。他说，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非数年甚至十年的打磨不可能问世……他以他多年的出版专业经验，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创作建议。那些建议，被他密密麻麻地写在两页纸上……他的这些话和建议，对我是那么的重要，它让我瞬间化解了焦虑，重拾起了自信；它也让我对重新构架这部长篇有了一种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使我的写作从此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我想，他是我的贵人，更是这部长篇的贵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这部长篇的面世。

就在我静下心来，重新构思、谋划这部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著名喜剧作家兼导演王宝社大哥来医院办事，他的《独生子当兵》《托》等舞台剧上演了二十多年还在不断地被搬上国家级话剧舞台，而且场场观众爆满。我陪着他匆匆穿行于医院的楼宇与科室之间时，他一直都在与我谈论这部长篇的创作问题，向我传授了许多写作的技巧。后来，我常常电话向他请教，每次与他的通话都很长很长，占去了他很多宝贵时间。他在电话里给我讲采访的技巧，讲谋篇布局的写作技巧，分析一些大家、名著的优点在什么地方……无形中，给我弥补了很多有关写作的专业课程。

在接受了郭社长和宝社大哥的指点帮助并完成了大量阅读、采风、采访后，我的脑子里已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人物关系、事件联系网络图，那些人物和故事已经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我清晰地记得我胸有成竹坐在电脑前开始二稿写作的时间，那是2020年4月5日的晚上。那晚，我走出小区，在家附近的十字路口燃烧了一堆纸钱。当那堆纸钱燃烧起一片橙黄的火焰时，我仿佛看见了我的那些已故亲人们的容颜一个个从火焰里跳跃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双手合十，对着那堆火焰上的他们，默默地说：“我一定会为你们、为我们的故乡留下点什么！”烧完纸钱回来，我便近乎神圣地打开电脑，开始了二稿的写作。

二稿的写作也出奇的顺畅，到了9月中旬，近50万字的二稿便已全部完成。大姐和先生大卫是它的第一读者，他们及时反馈了他们的感受。大姐还将书稿发给她的一个小学同学武军明先生，请他在风俗习惯、方言等方面把关。武先生是铁路部门的工程师，但却酷爱传统文化，有过那片台原地的生活经历。他利用整整12天，仔仔细细通读了全稿，在风俗习惯、历史事件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二稿出来后，宝社大哥来院住院检查身体，他躺在医院的病**通宵阅读书稿，然后坐在病**给我讲他的感受和修改意见。他告诉我，是故事让他放不下手，而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他苦口婆心劝我不要着急出版，说这是一个好坯子，里面有很多金子一样闪光的东西，一定要再细细打磨。

2020年11月4日，我带着大家提出来的意见，利用休年假的机会，离开医院，躲到三亚没黑没明地进行了第三稿的修改。每天早晚坐在阳台上面朝大海时，我的眼前浮现出的却是那片少雨的黄土旱原。每天中午坐在院子里那棵榕树下海风湿润润拂在脸上时，我感知到的却是刀割一样凛冽的西北风……

三稿完成后，我又进行了三遍语言和文字的润色，我的四个姐妹还有四妹夫和表哥都参与了文稿的最后把关，尤其是我的四妹秋云，她仔仔细细通读了全书，大胆删除了2.3万多字，那些文字都是我舍不得删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书的精彩、拖沓了书的节奏的内容。我吃惊地发现，我的四妹如果不做工程师，一定会是个不错的文学编辑甚至作家。

2021年的曙光到来之际，我终于最后完成了书稿并交给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书名改为了《欢颜》。

初稿发在微信公众号上时，曾有多位读者将它称作女版《白鹿原》。在我看来，且不说《欢颜》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比《白鹿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单从写作的角度、表达的方式看，二者就大不相同。《白鹿原》是从男性的视角，以男人和男人的社会为中心、以两个家族矛盾冲突为主线进行的有关宏大历史的叙事，它那史诗般的内容堪比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而《欢颜》则是从女人的视角，以女人和女人的社会为中心进行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叙事，它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但我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着《白鹿原》的作者、我的陕西老乡陈忠实先生，在二稿动笔前，我曾认真拜读过两遍《白鹿原》，从中学到了很多技巧。

书稿交给出版社后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脑子和身体都很空很空。我想让自己想点什么，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想不下去。我就那样，空空地绕着花园一圈一圈地走，不知疲惫地走，直到楼上的灯一盏盏熄灭。

那晚，我睡了五年多来最踏实的一个觉。

好几天后，我才能集中起精气神，认真回想我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在快餐文化盛行、纸质媒介不受欢迎的今天，这么多的文字，有人愿意去读吗？莫言先生的《**肥臀》《檀香刑》，余华先生的《活着》都写尽了人间的悲苦，他们在写悲苦的同时，也写进了大悲悯，写进了时不时会从悲苦中跳跃出来的小幸福。回看《欢颜》，我发现，我在不知不觉间，也写进了那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甚至离奇的故事都有它们的生活原型。这让我想到，生而为人，或许就是为着受这份苦难而来的。但似乎，我也在不知不觉间写进了很多爱。爱，或许是一道光，照亮了人类凄苦生活前行的路。

帕斯捷尔纳克动笔写《日瓦戈医生》，源于他五十六岁那年父亲的去世，而我写《欢颜》，也是源于一个个亲人的离世，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对我而言，写完《欢颜》，出版《欢颜》，让更多的朋友读到《欢颜》，唤醒和感知到我们内心深处那最温暖、最深情的乡愁，已成了我的一种使命，成了我生命的最大意义！

2021年3月28日，北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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