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不死的证言

东京的一个春雨之夜，有些寒冷。梅泽一郎加班到十一点多，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大街上已经行人稀少，冰凉的雨淋到脸上，梅泽一郎才发现忘记带伞。他裹紧风衣，径直走进日比谷区那家叫“屋之桥”的小酒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下周就要开庭宣判了，梅泽一郎已经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作好了最后的心理准备，现在就像等待放榜的学子。因此，在这个周末的雨夜，他想好好喝一杯再回家。

塚木似乎在那里恭候他多时了，他向他招手，邀请他坐到他那一边去。梅泽一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在塚木对面坐下了。他们不是敌人，只是法庭上的对手。十多年的诉讼让两人一路较量下来，也有了办公室同事的那种感觉，只不过他们各自坚持的东西是多么的不一样。梅泽一郎听说塚木马上就要高升到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任高级专员了，那是他奋斗了多年的一个位置。梅泽一郎要了一碗鱼丸面和一盘熏鱼、一小瓶清酒。酒菜上来后，他举起酒杯说：“恭喜塚木先生。”

塚木倒也不显得而洋洋自得，似乎心事很重。他一反过去两人在酒馆里不讨论工作的习惯，喝下自己的酒后便说：“下周法庭就要宣判了，真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啊。梅泽君的白发可是增添了不少。”

梅泽一郎说：“不是增添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彻底花白。塚木先生当年走进法庭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呢。”塚木这些年隆起了两个大大的眼袋，眼角裂开几条纹路，也发体了，成为一个有些沧桑感的男人。

塚木叹了一口气说：“我们都在从事一桩毫无意义的工作。两个邻居为过往已久的事争吵不休。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于未来又有什么好处呢？况且这样一桩公案，国际上早有界定。只有中国人才会老揪着过去不放。”

“塚木先生难道还不明白吗？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日本的问题。”

“日本很正常啊，在当今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总是对过去耿耿于怀的人才显得不正常。”

看来今天要把法庭上的辩论搬到酒桌上来了，尽管梅泽一郎不认为这是一道“好菜”。他正色道：“塚木先生，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一直想成为正常国家，甚至想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为什么会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反对呢？我们日本人的内心还残留着陈旧的中国观和陈旧的中国人观，蔑视中国，蔑视亚洲，唯我自大。蔑视别的民族，自负自傲，不知不觉地就会与过去的帝国日本之梦连接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有没有想过：希望自己被尊重，必须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民族。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它既能为本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丰功伟业骄傲自豪，也能正视并反省它阴暗的甚至是有罪的一面。可是，你没有勇气反省历史罪责，你就显得不够成熟；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又何谈‘正常’？”

塚木把自己酒瓶里的酒倒给梅泽一郎一杯，说：“你尝尝我这个。梅泽君，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对他们已经不错了。从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到技术输出、合资企业，中国的市场上到处是日本的产品和技术，这难道不能算作一种补偿吗？他们不能一手接过日本的好处，一手去捅日本的伤口。梅泽君，我承认那些大轰炸受害者确实可怜，也值得同情，但那是国家间的战争。如果每一个战争受害者都向加害国要求赔偿，虽然也许体现出了某种正义，但这种正义对成千上万刚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极有可能埋下再度纷争的火种。战争时期中国有四亿多人口，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至少也有两亿吧？都来索赔，难道他们想让日本政府破产吗？难道他们希望中日之间再度争吵不休，最后招致战争状态吗？村山富士首相一九九五年的讲话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诉讼热’。从慰安妇、细菌战、‘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南京事件，到劳工诉讼、山西大屠杀事件、重庆暴击案等等，日本的法庭挤满了前来上诉的中国人，外务省和法院要面对堆积如山的上诉材料和雪片般的抗议书。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日中友好关系吗？”

梅泽一郎反驳道：“你烧了人家的房子，不去谈论放火的罪因和赔偿，而是狡辩放火的理由和担心房子太大了，里面毁坏的东西太珍贵了，甚至烧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赔不起，我们也羞于认罪。让我们去做点别的吧，和受害者做生意，把过时的生产线卖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发展，我们的良心也就得到安慰了。可是，法律的公正何在？世界的正义又何在？”

塚木不说话了，兀自喝酒。轻轨列车在他们的窗前急速地驶过，外面的街道上春雨潇潇，凄迷冷清。在梅泽一郎快要吃完时，塚木招呼酒保过来：“再来一瓶刚才的酒，今晚我请梅泽君吧。”他付了账，脸上现出一个温和真诚的笑容，让梅泽一郎有些诧异。

“有时在法庭上，我看到你为那些中国人辩护，会想：这个家伙还是日本人吗？有些思想激进的人士叫嚷着让你们滚去中国，骂你们是‘国贼’、‘非国民’，我也会在心里赞同。一个日本人怎么能不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说话做事呢？”

梅泽一郎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在意他们这样说。历史往往告诉我们：能够审视自己民族有罪或阴暗一面的人，一般都是这个民族的思想者和启蒙者。被我们日本人称为‘大正民主之父’吉野作造早在上世纪初就说过：‘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带来的两面性。’不幸的是，我们走上了战争之路。在战争时期，那些口号喊得最响亮的爱国分子，正是把日本引向了灾难的人，而被骂成‘国贼’的反战人士，尽管他们的声音那么弱小，处境那么艰难，却是在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探寻真理和道义。”

塚木举起了酒杯，说：“喝吧，梅泽君，这是向你致敬的酒。我现在不知道该佩服你呢，还是同情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是日本的好国民。你在为日本，我也是。只是我现在无法判断我们谁做对了，谁做错了。”

梅泽一郎微微一躬身，把酒一口干了，说：“谢谢。但愿吉田法官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

“历史会有判断的。为了日本，一起努力吧。拜托了！”塚木也躬身回礼。

那个晚上两人都喝得大醉，偏偏倒倒地出了酒馆，在寂静的大街上互相搀扶，像一对老酒友。在地铁口分手时，塚木敏义抱住梅泽一郎的双肩说：“梅泽君，你成就了我，中国的那些战争受害者成就了你。你现在是名律师了，时不时上电视、报纸，国会议员都怕你。无论下周的判决会怎么样，我们都是赢家。哈哈！”

塚木敏义的身影消失在自动扶梯下面了，梅泽一郎才想起该说的话。混蛋！我可不是为了出名才接手这个官司。但话到嘴边，终于也没有勇气喊出来。

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樱花再度开放的时候，来到这里的重庆人再次感到了它的冷漠，尽管它依然怒放得热烈、娇艳，但高悬于人们头顶的樱花已不再浪漫、不再有扶桑国的诗意和温度，它就像路上遇到的一个傲慢贵妇，你可能连一丝好奇心都不会有了。

人行道上走来一队拉着横幅、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几个警察在两边维持秩序，为他们指定游行路线。匆匆路过的行人大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两家中国的电视台和一家日本电视机构的人员一直在跟踪拍摄。走在前面的有蔺珮瑶、刘云翔、李莉莎、张振贵等老人，紧随身后的是赵铁、钱嘉陵等来自重庆的律师、志愿者、战争受害者亲属、抗战研究学者，日本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民间团体和反战人士、梅泽一郎的律师团队。不到一百人的游行队伍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前排的蔺珮瑶和钱嘉陵怀中抱着的两幅遗像——邓子儒和唐老三。邓子儒一个多月前在睡梦中溘然长眠，唐老三则是半年前在敬老院下象棋时一头栽倒在棋盘上，就再也没有醒来。这天下午三点，东京地方裁判所将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案作出一审裁决。尽管邓子儒和唐老三这两个耄耋老人为此奋战并苦等了近十年，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位老人的遗像，就像已在天国里的人还在关注着人间的消息，要么心怀遗恨，要么激励后来者。

抱着丈夫遗像的蔺珮瑶哀而不伤，满头的银发在东京大街上并不温暖的春风中轻轻地飘拂，菊香贞子在一边陪伴着她。而刘云翔则坐在轮椅里，这些年他的腿疾让他不得不依靠轮椅。邓子儒的遗像是他的一张晚年照，拍摄于他中风之前三年，那时的他看上去精神矍铄、气质儒雅，薄薄的嘴唇微微上扬，短小的下巴透着老年人的谦逊，细小的眼睛有洞悉一切之后的仁慈与宽厚，眼角的皱纹稀疏但深刻，一如他沧桑的人生，随便挑出一个片段都足以动人。他的寂然辞世于他、于亲人都是一种解脱。人生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能做到儿孙满堂、寿终正寝，也算是一种完美。就像蔺珮瑶对前来吊唁安慰她的人所言，我们家老邓死得没有恐惧、没有痛苦，虽然是死在混沌中，但也是上帝对他的恩宠。他正在去天堂的路上哩，连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工夫都没有。每当说到这里时，蔺珮瑶还是忍不住要抹一把眼泪。

被划定好的游行线路并不长，就在东京地方裁判所两侧的人行道上。梅泽一郎曾经担心会有右翼团体来骚扰，还特地请“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带了几个对中国友好的人士随行。这个叫武藏太郎的副会长从前是东京都“横岗”级别的相扑选手，“横纲”可是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和终身荣誉。他带来的人体重大都在两百公斤上下，还穿着宽大的西装、系着领带、戴着墨镜，往哪里一站都相当有震慑力。钱嘉陵甚至悄悄对赵铁说，要是那些右翼分子来滋事，我们这些胖哥朋友摔翻他们几个倒好了呢。赵铁白他一眼说，未必你还能去打帮锤吗？这是在日本。他想想又说，法庭判决出来后，不管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你都别乱冲动哈。我们赢要赢得起，输了，也要输得有尊严。

梅泽一郎手持话筒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振臂领呼口号，显得信心十足。他必须给身边的中国人希望，就像他也在不断让自己充满坚定的信念一样。塚木那天在酒馆里说的那些话让梅泽一郎还是有些感动，他也相信历史将给出最为公正的判断。因此，日本法庭的判决结果会怎样，他已经不在乎了。只是那些千里迢迢、数次来日本打官司的原告们，在这场为时近十年的跨国诉讼中，让他们有的散尽了养老积蓄，有的甚至耗尽了生命。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现在只能祈祷。祈祷日本法庭会秉持正义和公道，祈祷日本政府的良知和责任感。他们的受害事实，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铁证如山；他们的证人证言，面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法官，都不容辩驳。如果法庭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连一个三岁孩子都能分辨的道理；如果法官是主持公平正义的人，被侮辱和受到伤害的人就有理由乐观。

刘云翔是持悲观态度的人，他不相信日本政府，不仅仅因为他和日本人打过仗，而是这个当年的战败国并没有服输、认罪。你不可能去跟一个不服气的人讨公道，要让日本服气，除非你像美国人对他们那样。刘云翔曾跟赵铁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日本人绝没有想到是他们教会了美国人用燃烧弹来对付平民住宅，美国人也不会想到把骄横的日本人打得越痛，他越服输。这是一个见了棺材才会落泪的民族。一九四〇年我们把日军海军航空队四大王牌飞行员之一山下七郎的飞机打下来了，还活捉了他。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为了鼓励年轻的飞行员，将俘虏拉到重庆周边的几个机场示众，让他交代自己的作战经历，包括飞机性能、空中格斗技巧等。这个家伙老实极了，你问什么他都说，都点头哈腰，哈依哈依连天，甚至还说自己本不愿来中国打仗，年少时只是想当一名棒球选手。但他却在一个雨夜伙同几个被俘的日本兵杀死了看守逃跑了，想顺着长江逃回武汉的日军航空基地，所幸在半路上被我们抓获了。在他的身上竟然搜出了他画的我军各机场的草图，上面的停机坪方位、防空阵地，连飞行员宿舍都标得清清楚楚，让航空委员会的人看得冷汗直冒。“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国主义阴魂犹在，刘云翔不认为现今的日本是战争受害者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尽管梅泽一郎、菊香贞子也让他看到了日本人热爱和平、反省战争的一面，可我们总不能因为有个“白求恩”，就把一个遥远的国度自认为是盟邦。

但他必须陪伴蔺珮瑶走过人生的这一站。就像他一生的爱情，他很少乐观过，却仍然要承受命运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嘲弄。爱情可以失败，但爱却能够永生；人生也许屡战屡败，生命却要永远保持尊严和希望。因此，当蔺珮瑶决定要带着丈夫的遗像去东京的法庭出庭并等候一审判决时，他说，我陪你去吧，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都要在你身边。

现在，他摇着轮椅，紧随在她的身边，在东京的料峭春寒中，相互搀扶，走进法庭。在进门时，法警要求大家把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放在一个塑料篮子里过安检，这是进日本法庭的规定，过去都是这样。蔺珮瑶交出了身上的手机、钱包、相机等物品，却把邓子儒的遗像紧紧抱在怀里，径直走向安检门。一个法警打着手势，要蔺珮瑶把遗像放到篮子里接受检查，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No！”

法警愣了一下，再次往安检台后面的物品存放处示意，还鞠了一躬，礼貌又执着，似乎不容商量。

蔺珮瑶不理他，执意往安检门里走。法警伸手拦住她，蔺珮瑶大喝一声：“让开！”

紧跟在后面的菊香贞子过来，对法警嘀嘀咕咕了一番，法警依然很坚决地摇头。

蔺珮瑶问菊香贞子：“他想干什么？”

菊香贞子说：“他说凡是随身物品都要接受检查，并且，遗像不能带进法庭。妈妈桑，请配合。”

蔺珮瑶火了，举起遗像大声喊：“这是物品吗？这是我的丈夫！”

刘云翔也愤愤地说：“这是我们原告团的团长。我们是来完成他的遗愿的。你必须让他站着进去！”

中方原告团的人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刚才主动把唐老三的遗像放在安检台上的钱嘉陵眼疾手快地又取回来了。对头，过去我们都是站着进法庭的，人死了，也不能躺下认栽。

梅泽一郎和日本律师团的几个律师也赶过来了，开初他们还想劝原告们遵守法庭的规定，但后来发现这次中国人惊人地团结和悲情，不让我们抬着遗像进法庭，我们就罢庭。梅泽一郎恍然大悟，中国人不是在意气用事，邓子儒的在天之灵，有权利见证这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等来的判决。

双方僵持不下，今天来的媒体也比往常多一些，此刻长枪短炮全对着这边。两个老人的遗像被高高举起，特别抢镜头。原告团的人就势展开抗议宣讲，说日本法庭拖延判决，让这桩官司打了近十年，我们的证人都在拖延中去世了，难道还要在这里羞辱我们吗？在其他地域执勤的法警都往这边跑，带班的法警课长和庭长也出来了。梅泽一郎和他们一番交涉后，日本法庭终于罕见地妥协了。放行，遗像准许抱在怀里，但在法庭上不能有举起遗像示威的行为，否则，法警将予以驱逐。

一行人器宇轩昂地走进了一〇三民事法庭。在进法庭前，刘云翔看到一个有些年纪的法警注视着邓子儒和唐老三的遗像，悄悄地敬了个礼——想必他对这两个老人并不陌生。

这是东京地方裁判所对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第三十二次开庭。在近十年的光阴中，这栋灰色大楼外的樱花花开花谢，乱红飘零；而远涉重洋前来讨还公道的大轰炸受害者们，数度站在法庭上，用生命为历史作证。满头青丝的已稀疏花白，白发老者已怆然作古。“流光容易把人抛”，善良的人们仍然相信真相、正义、公道不会“把人抛”，否则，我们这个世界的良知何在？

按照今天的法庭程序，控辩双方律师将进行最后的陈述，原告方和被告方也可简要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法庭在合议后，作出一审裁决。

下午三点，法庭准时开庭。依然是吉田法官担任主审法官。原告们发现他蓄起了仁丹胡，这并不让他显得更沉稳威严，反而让他看上去更像个穿着法袍的“鬼子”。难道他不知道蓄着仁丹胡的日本人曾给中国人带来多少惨痛的记忆吗？或许他正是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历史态度？刘云翔感到了不妙。今天他和蔺珮瑶坐在原告席上，他悄悄握住了蔺珮瑶的手，他发现她的手很凉，那是她心寒齿冷的表现。

梅泽一郎昨天特意理了发、修了面，今天看上去整洁、精神。他在开场白中说：“九年零八个月的诉讼，今天终于等到有答案的时刻了。法官阁下，在您作出判决之前，我不想就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被害事实再作任何陈述。因为在时隔七十多年后，因旧日本军在战争时期无差别轰炸造成的重庆、成都、自贡、乐山、松潘等地的加害事实，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五吨多的文字资料，近十年来我们在法庭上也进行了三十一次陈述和辩论，我相信已经让尊敬的法官阁下充分了解了这件索赔案的部分加害事实。因此，今天我只想利用最后的机会，陈述一个理念——全球正义，以及它对今天的日本何其重要！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的全球化。它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如政治学家们所说的‘重叠的命运共同体’中，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或民生产生影响。正如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判决，将会影响到中国的一群战争受害者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并反省历史，我们的良知、道德和历史责任感将接受全球正义的拷问。重庆有千万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世界也在看着我们。

“依照政治学者们的观点，有两种责任关系在全球正义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后果责任’和‘补救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被誉为‘新德国精神导师’的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就对战争罪行作了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梳理。他认为法西斯战争是国家或民族的一种政治罪行，全体公民共同分担了这种罪行，不论统治他们的政权性质如何。因此，所有的德国人没人能够免除政治责任，因为正是他们支持并享受到了纳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一切现实，全体德国公民都应该在战后被要求作出赔偿。正是以这种高尚的理论作为基础，战后德国政府对遭到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支付了八百亿马克，主要以转移支付给以色列政府的方式进行；德国人以纳粹主义为羞耻，将之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也看到，早在一九七〇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他跪下了，德国从此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从德国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国家应该为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负起责任，正如一个人应对他人生中某个阶段的过错承担责任一样，如果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甚至应该为其父辈、祖辈的非正义行为负起责任。比如我的父亲杀了人，尽管他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但我至少应该向受害者家属道歉、谢罪吧。在政治学里这被称之为‘继承性责任’。正如我们继承了财产，也得继承债务。如果我们的前辈有令人羞耻的非正义行为，这笔债务到了今天我们该不该偿还？我们不偿还，那么我们既和我们的前辈一样让人唾弃，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感到羞耻。这就是一个‘代际责任’问题。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就是先辈们的美德被尊重并坚守，并要求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尊崇。因此，信守‘代际责任’的承诺，是美德上的要求。我们岂能漠视自己的责任，同时又要求我们的下一代坚守对美德的承诺，这难道不虚伪吗？

“直到今天，日本还没有产生出一个有足够勇气和智慧的领导人，能够像德国的政治家那样，对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公正的、合乎道义的、让世人信服的谢罪和道歉。犯下了错误如果不认罪、不反省、不做出符合世界公义的行动，日本就很难获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日本的政客们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司法界能否为重庆的受害者伸张一次正义、为日本挽回一点颜面呢？我们大和民族难道就没有勇气为自己过去的战争罪行承担起忏悔和补赎的责任吗？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施可行的赔偿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府，也是我们坚守‘反战’底线，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表现。如此，我们才能肩负起‘后果责任’和‘补救责任’的光荣，实现民族间的和解，也才能走上正义之途。”

阳光从一〇三法庭西面的窗户射进来，照在梅泽一郎的左侧，让他看上去像一个虔诚的布道者。他的法庭陈述词在两个月前就和赵铁、刘云翔、蔺珮瑶他们讨论过。本来梅泽一郎仍然想从“战后问题处理”和“历史清算”入手，但赵铁说，他刚看到几本有关“全球正义”的书，作者都是二十一世纪享誉世界的政治学者，代表了最先进的文明观。赵铁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官司现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障碍。梅泽一郎的陈述如果不能说服法官，至少也能揭露日本政府不鉴史、不道歉、不谢罪的嘴脸。梅泽一郎找了一周也没有找到这些书的日文译本，连著名的岩波书店也没有引进，最后只好买来英文原著。他苦读了一个月，才给赵铁发来邮件说，看来在“全球正义”里日本自我排除在外。一向注重“耻感”文化的日本人，在“继承性责任”和“代际责任”这些把羞耻撕开了来论述、把责任当自我背负的十字架面前，会不会脸红心跳呢？但今天至少他看到了塚木敏义躲躲闪闪的目光。

法庭安静极了，梅泽一郎环视四周，旁听席上是一张张神情凝重的脸。法官们在审判席上面无表情，端坐成三尊泥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为他刚才的陈述有一丝感动？对面被告席上的塚木敏义时而两眼望天，露出两个眼白；时而低头看桌上的材料，似乎不敢直视梅泽一郎。辩护律师松本茂则一直低头看材料，好像那些在走进法庭之前才开始熟悉案情的老油条律师。

“请允许我再讲一个小故事。三年前，我应邀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个反战的集会，我在发言时谈到了自己这些年为战争受害者所做的一些工作。我走下讲台时，一个澳大利亚的老人过来对我说：‘我曾经当过你们日本军的战俘，战争结束后我发誓今生再不和任何一个日本人打交道或者握手。但是，今天我听了你的发言后，我要和你握手。’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曾经犯下侵略战争罪行的民族，为了赢回尊重，就应该做得更多、更主动！谢罪和赔偿，实际上就是对受害群体表示认可和尊重，是主动递过去的和解之手。

“有一个伟大的日本人说过的话，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授奖答谢辞《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中说道：‘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先生还认为，我们日本人，‘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应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这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借助大江健三郎的‘日本暧昧观’，我在此还要多说一句，日本面对欧洲和亚洲的双重标准。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帕内号’炮舰事件，如果说国家的战争行为是公权力的行使，没有针对个人赔偿的义务，那日本政府当年为什么会赔偿给美国人呢？难道他们的性命就比中国人的更宝贵？这就是日本可耻的‘暧昧’。

“今天，坚持和平、彻底反战的日本知识精英们已经看到：亚洲的历史清算一日未了，‘战后’就不会终结。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美军还驻扎在日本，自卫队扩大化，尖阁群岛（钓鱼岛）纷争，政治家频发妄言，拒绝谢罪、赔偿，就是‘战后’没有结束的证明。我们应该知道，没有对侵略战争这一人道责任的深刻反省，就没有日本民族的未来。日本结束‘战后’的方式将有‘战争之路’或‘和平之路’两种对立的选择，对于前者，我相信不是日本全体国民的选择；而后者，正是我们的所愿。但走上‘和平之路’的第一步，就是要实现以真诚谢罪、道歉、赔偿为基础的战后和解。”

由于今天法庭只是原被告双方的最后陈述，没有辩论环节，因此梅泽一郎的滔滔宏论如江水下泻，直抵人们心灵中最牢固的那道大坝。一个世界主义者常常是跨越了民族藩篱、超越了民族情感的，他的心中只有坚守正义的情怀。坐在旁听席上的赵铁想：当年白求恩如何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他没有见到过。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白求恩”，赵铁既跟他拍过桌子，又常常想紧紧地拥抱他。

轮到被告方律师松本茂出场了。他的脸色有些晦暗，不知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还是刚才梅泽一郎的陈述让他生气——谁也不愿被人指责为缺乏责任感和美德。他既不能再傲慢地轻蔑法庭上的中国人，又不愿屈尊表现出谦逊。尤其是看到邓子儒的遗像时，他的目光游移而躲闪，就像一个不敢面对债主的欠债人。他目睹了这个老人为一桩事业耗尽了生命，他的内心既有钦佩，也不乏怜悯。这些中国老百姓，终究不懂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法律条款是死的，是规范这个世界的网，但要捕哪条鱼，得由政治家们说了算。梅泽一郎搬出的那些政治学者们的理论，不过是书生们描绘的乌托邦罢了。

“尊敬的法官阁下，本案近十年的诉讼让我们重新认知了一段历史，旧日本军从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年二月到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八月，在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各地进行轰炸，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原告认为此种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即《海牙陆战条约》第三条以及《空战规则法》等当时作为国际习惯法的内容；还指控我国民法关于不法行为的赔偿规定及原则，《中华民国民法》关于不法行为的赔偿规定。另外，二战后，原告认为我国在立法上不作为，未制定相关救济法律；同时行政不作为，怠于采取救济措施等等。请法庭允许我代表被告作以下陈述。”

松本茂感到今天自己的法庭陈述有些吃力，喉咙发紧，舌头有些僵硬，想表述某个意思时仿佛总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思路拉扯到另一边去，或者拦腰斩断。他后来终于明白了，是法庭里的那两幅遗像在干扰他，就像两个老人注视着一个说谎的孩子。尽管他坚信自己并没有说谎，他是在为国家和大和民族辩护。但还是免不了心生抱怨，那些混账法警，为什么不恪守自己的职责？后来，松本茂索性站到法庭中央，背对邓子儒和唐老三的遗像，这样让他感觉好一些了。

他开始论述国际法、《日本民法》、《中华民国民法》为什么不能用来作为原告们的法理依据。“无论哪个国际法，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准绳，并没有赋予被害人个人直接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以及道歉的请求权。在国际法中，个人状告国家是不存在的，‘国无答责’，仍然是世界通行的一种法理。就像君权神授一样，你不能去质疑神的意志。而《日本民法》中的国家赔偿条款是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才制定的，原告们受到的损害却是在战争之中，战争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公权力行使，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认可国家对个人在战争中的损害有赔偿和谢罪的义务。因此，不得不说原告的请求失当。至于《中华民国民法》中的赔偿条款，虽然是在战争中的法律，但是很遗憾，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原告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前一个时代的法律条款怎么还能在今天延用呢？原告们还指控日本国会至今搁置了战争损害对个人的赔偿补救法案，以及行政不作为。我要说的是，日本国会没有必要为个例单独立法，日本内阁也没有这样的义务。即便如原告方律师所言，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声明》里中方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而没有放弃其国民的‘民间赔偿’。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日中在此问题理解上的歧义，在法庭上我们已经辩论过多次。在终战后，我们已经通过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的和约在法律上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赔偿的承诺，而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日中联合声明》，也在政治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尊敬的法官阁下，驳回原告们的上诉，坚守战后日本所达成的结束战争的各项和约及条款，正是为了持久的和平和日本美好的未来。”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谬论可以装扮成冠冕堂皇的真理，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人娴熟地说着一套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语。梅泽一郎记得在十年前常德细菌战的索赔案中，东京地方法庭在原告和律师团队的大量举证中，不得不认定这是一种国家犯罪，日本政府负有责任，但在判决时却仍然搬出二十世纪初期明治宪法下的“国无答责”和个人无权状告国家等陈腐的法理。这就是他们遇到战争受害者索赔案的标准答案，他们还开什么庭呢？还在国际社会装什么“民主国家”的样子呢？这些在另一个法庭上口口声声为民主、人权、公义辩论的家伙们，他们的心中其实有不同的法律尺度。

尽管松本茂的陈述似乎也在走过场，但法庭里的中国人还是听得昏昏欲睡。没有辩论，没有智慧的交锋，没有对真相的梳理、核实，任何单就法律条文的阐释都是催眠的、枯燥乏味的。直到松本茂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吉田法官才醒悟过来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现在，请原告方作法庭陈述。”他面朝原告席，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冷峻、认真。这个中国老太太这些年也老了不少，他不无怜悯地想。

在控辩双方作长篇大论的陈述过程中，刘云翔一直为蔺珮瑶感到揪心。他怕她控制不了情绪，血压升上来了；他也担心她在法庭上触景生情，说起丈夫的未竟事业就泣不成声——这样的时刻他在重庆时经历过多次了。一个人在晚年为一桩事业奋斗到死，最终只能化作遗像上期待的双眸，让身边的亲人也不忍多看。他更担忧蔺珮瑶说到过往的艰难岁月，轰炸、离乱、逃亡、迷惘、抗争，以及一次又一次地被炸碎了的青春梦想，被扭曲了的人生命运，被染白了的满头青丝，被蹉跎了的倾国倾城容颜。人心倘若不是钢筋水泥浇筑的，又何以盛得下这么多的苦难？

蔺珮瑶沉稳地站了起来，她今天决定用英文陈述，并不是为了减少翻译环节，而是她想说的有些话，不想让自己的同胞听到。

“法官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法庭的仁慈和宽容，让我丈夫的遗像能够进入法庭参加旁听。他的在天之灵，正在等待你们公平、正义的判决。而在我座位右边的这个九十六岁的老翁，是我的初恋恋人，他也和我一起在等待。”

沉闷的法庭忽然**起来，几台电视摄像机一齐对准了蔺珮瑶，法官、控辩双方的律师、旁听席上的日本人一下被这不同凡响的开场白和那悦耳动听的英文吸引住了，就像一群渴望听到精彩故事的孩子。

蔺珮瑶捋一捋鬓角的银发，尽量挺直了腰，目光苍老却依然柔和，说到“初恋”一词时虽然不失优雅磊落但仍略带羞涩——这种在暮年人生中的羞涩，洞穿了这个老妇人一生的情爱，就像一个暮年英雄的壮烈情怀。而在梅泽一郎看来，蔺珮瑶女士的姿态、眼神，简直就是一个怀春的少女，他甚至看到了两团淡淡的红云飘上了老人白皙的脸庞，一直洇浸到她眼角两端细密的鱼尾纹末梢处，才悄然收敛，像一段慢慢融进岁月深处的隐匿情史。梅泽一郎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妇人还能如少女怀春般充满**、魅力动人。

“七十七年前，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十七岁，他十八岁。人生最为美好的篇章，刚刚被一缕春风打开，枝头的花儿含苞待放，青春的诗行墨迹未干。这位老先生当时刚刚高中毕业，是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本来报考了重庆大学地质系，幻想将来当一名走遍名山大川的地质工程师。但战争来了，你们日本人舞刀弄枪，开着飞机来了。他就改变了自己的青春志愿，要去当一名保卫国家天空的飞行员。他给我留下一封信，让我等他，等他完成一个男儿的报国之志，再回来娶我。我们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那时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轰炸机来投炸弹了，我们的孩子还在数天上的飞机好玩，我们甚至以为躲在蒙上一床棉被的餐桌下就可以抵御日本人的炸弹。可是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战争与和平》看过吧？《飘》读过吧？电影《魂断蓝桥》也看过吧？无须我列举更多文学大师们关于战争的描写，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战争中的一对恋人，或者一个女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战争全面爆发两年之后，战火烧到了我的家乡重庆，我的恋人已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保卫重庆天空的空军英雄。遗憾的是，战争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就像我那时生活的城市，被轰炸摧毁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但是我们的爱还在，如一朵花儿在废墟中傲然挺立。可日本人的飞机，连这一点小小的浪漫也不容许它存在。在我们互舔伤口，准备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时，你们的轰炸把我们逼进了爱情的死亡隧道里，战火中的鸳鸯被炸得天各一方。等我再次见到自己的恋人时，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自己的初恋，但你们怎么会知道一个女人那个时刻的感受？你们，又怎么能够依据你们案头上的这样法那样法，去赔偿一个女人失去的爱情？就像你们永远也计算不出该用多少日元去赔偿李莉莎女士被那块弹片……剥夺了一生的睡眠！

“我并不在意你们赔不赔钱，我一生下来就不缺钱花，现在也不需要花钱。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女人一生的爱，被你们的轰炸毁灭了！重庆大轰炸这一段血泪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你们可以刻意抹杀、假装忘记。但请记住：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法庭上长时间寂静，只听得到老人急促的呼吸。有两滴浑浊而沉重的眼泪从老人的眼角处流淌下来，流得很慢很慢，似乎需要八九十年的光阴，那眼泪才会洞穿丰沛的人生，滴落到苦难的大地。

蔺珮瑶忽然改说起了重庆话来，那是她的故乡给这个法庭最具“乡土特色”的严厉质询：“狗日的龟儿子些，你们这群哈戳戳的宝批龙法官，脑壳都起包了唛？恁个多的家庭房子被炸垮了，亲人被炸死了，离散了，你们还在这点儿扯把子打横爬，你们这些哈八儿眼睛都瞎了唛？良心都被狗啃了唛？”

翻译此时无法把这些话传递过去，日本法官和律师都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嗓门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的老人。她身后的赵铁伏身过来轻轻说：“蔺老师，请冷静一点。这是在法庭上。”

坐在蔺珮瑶身边的刘云翔不高兴地对赵铁说：“你就让她骂！未必就允许他们来我们的城市乱扔炸弹，还不允许一个老人在他们的法庭上骂人嗦？”

菊香贞子能听懂蔺珮瑶的大部分重庆话，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当的。有一次她和蔺珮瑶在重庆的农贸市场，看到两个妇人骂架，那种高分贝的喧嚣，仿佛天都要被那尖厉、快速、机关枪横扫般的嗓音刺破了。蔺珮瑶看到菊香贞子震惊的样子，便笑着为自己的同胞打圆场说，我也像这样吵过架。重庆女人吵架大约是全中国最厉害的，吵到最后不动手算是给对方留面子了。菊香贞子问，妈妈桑是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怎么会跟人吵架呢？蔺珮瑶的回答是，在我成为母亲以后，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菊香贞子也听梅泽一郎说过，重庆就是一座战斗的城市，它在不可能成为城市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大厦、通衢大道。大江大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山城的坡坡坎坎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因此它的人们具备旺盛的战斗力也就理所当然。更何况，在这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菊香贞子这样温良恭俭的日本女人也认为，一个老人在法庭上的怒骂，是因为人间的不公道，连上帝也看不下去了。

吉田法官请被告代理人作陈述，但塚木敏义站起来说，他不需要陈述了，他将尊重法庭的判决。然后他坐下来，用一只手撑在左眼眉骨那里，挡住了自己半边脸。旁听席上有人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了泪花。

经过一刻钟的休庭后，法庭进入最后宣判。三位日本法官从法庭一侧的一间会议室出来，神色凝重地在审判席上落座，摄像机、相机镜头和人们期待的目光一齐对准了审判席。吉田法官没有抬头看原告席，也没有看被告席，更不看旁听席。他展开由助手放好的卷宗，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本法庭对重庆大暴击的历史事实予以认定。驳回原告上诉，一切费用由原告方承担。具体内容见本庭‘判决要旨’。”

然后，他起身快速离去。吉田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他身边的两个法官松村健二和宏野明就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就像不屑与人多言的“外星人”，也像要慌忙逃离犯罪现场的罪犯，还没有等善良的人们反应过来，他们就从这场世纪审判中隐遁了。

法庭里的中国人几乎都蒙了，他们用眼光寻找中方翻译，可是他也没有听清楚法官究竟说了些什么。事后有细心的人证实，十年的诉讼，换来的仅仅是日本法庭四十二秒钟的判决词——不是他们傲慢，就是他们心虚。

菊香贞子听明白了，她先用英文向蔺珮瑶和刘云翔重复了一遍，然后又用日语对翻译说了一遍。面对原告们震惊、失望，最后是愤怒的表情，作为一个日本人，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岂止是羞愧，简直是羞耻！

“混蛋！无耻！”菊香贞子对着法官们离去的背影大喊了一声。然后，她转身抱住还在发愣的蔺珮瑶，眼泪簌簌而下。

梅泽一郎听完判决后，先是像中枪一样瘫坐在椅子上，双眼望着天花板，相似的场景电影画面一般在他的脑海一帧一帧地闪过。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二十来年了，共有二十七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法院对于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历史事实，大多都进行了承认，有过胜诉记录的只有五件，其中四件发生在一审，一件发生在二审。但所有胜诉案件在随后的二审或最高法院审判中都败诉了。

“暧昧的日本”，无耻的法官！

但梅泽一郎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他看见被告席那边只剩下塚木敏义还呆立在座位上，正用不无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似乎想等他走过去接受他的安慰，或者拍拍他的肩，说声“抱歉”。今天开庭前他还对梅泽一郎说，终于要有个结论了，晚上我们再去喝一杯。梅泽一郎从辩护席上站起来，并不理会塚木等候的目光，径直走到法庭中央，他身后跟着律师团的小野、井上、成泽等十来个人，他们似乎就像排练好了的一样，齐刷刷地向法庭里的中国人鞠躬、致歉。

“我们要上诉，你们同意吗？”梅泽一郎举起了拳头，

“上诉！上诉！”所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挥舞起了拳头。

梅泽一郎用生硬的中文喊道：“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他眼含热泪，再次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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