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阿雅出嫁了吗？阿雅嫁到哪里？后来阿雅又去了哪里？1967年那一次，我见到的女人，她是不是阿雅？
母亲平时很少在人前提到阿雅。临终前那段时光，她在半昏迷状态中，却时而梦呓似的说到阿雅。她为阿雅设想了许多结局……类似电影文艺片的终场，每个都与铜钵盂、光德里和仁记巷有关，都是她15岁时的记忆。
似乎她和阿雅，永远驻留在15岁。没有后来，永远不会有后来。
所有的后来，都很不堪，也许人生就是如此。所有的幸福与不幸，几乎都与出花园的开始有关。对于雅姿娘来说，这是一个待字闺中，月色朦胧又怦然心动的时间。
而男孩子呢？江湖正在展开，风雷迎面而来。生而为人，孰行孰止？
母亲临终的情绪，在我意料之外。她放弃了她此生的忧虑，独自回到15岁，回到一个含苞欲放的年龄。尽管那时战火连天，她依然在圣约翰，找到她心灵平静的一角。这是她后来，与阿雅有截然不同人生的因由吗？我不知道。
尽管我依然无法确定，小说里名叫阿雅，包括桃花、凌芳、新玉和苦初3号，等等，众多的女性，她们是否真有其人？她们在我母亲凌芳的那个时代，个个独自彩排，又同台演出。我们却成了观众，似乎把她们的人生当戏剧看，当文艺电影欣赏，并不加入她们的人生，参与她们的彩排与演出！
写到这里，我正于彷徨与惶惑之中，忽然传来两个消息：我的研究生，一位考上了上海师大博士生；另外一位论文外审，二审没有通过，必须延期一年答辩（这是我近百名研究生中的唯一例外）。一喜一忧，使我暂时忘却了阿雅的命运。
以我的经验，想必其中一定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即调来评语，果然大有问题。论文题目《论××××作家》，拟题确乎有些宽泛，但加上副标题，就有所规范与约束，顺理成章 。中国语文就是如此神奇！
一审的两位先生很有趣，一位评语好到天上，一位差评尔尔，但皆有建设性。一褒一贬，势成水火，无法中庸，只好二审。为认真慎重，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对学生耳提面命。然又有他虑，唯求平稳，割爱删去一位重要作家……论文因此减色若干。学生接连数日，彻夜修改，以为至上。谁知二审先生更加有趣，他干脆来个开门一击：评××作家而所论作品，有些与××无关？
我十分惊愕！不啻于在圣彼得堡城墙上，看见骑马执戟而来的拿破仑。这位仁兄先生，竟把“××作家”等同“××文学”！究其实，一个是身份，一个是题材。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理序列，混为一谈，一锅煮成粥了。以致二审被毙！先生学问不能质疑，谅为误读，而已而已！
但还是必须想起拿破仑。
想起15岁将要嫁人而不愿出嫁的阿雅！
想起不情愿但必须认命南渡的特工苦初3号！
想起黎母山中那棵悬崖上的倒树！
想起老树飘叶与小芽落英，它们之间，隔着多么深的悲凉！
不由得再一次想起，凌芳在那一年里，她原本想做的几件事：等待浸会录取的通知；照一张戴硕士帽的相，背景是一朵花；愉快地奉职，出嫁，或者谈一场前所未有的恋爱；干脆沉默了一场原本对家人的报喜……凌晨卯时，母亲在这个时间，于难产中生下了我。此刻，我在异常平静中，在学生论文的封面空白处，写下了七条眉批。最末一条原文照录：建议作者从各个层面上申诉，召开二级教授以上，本专业专家论证会。本人愿意代学生公开答辩（似不妥，遂加上辩护式答辩）等等。
戒烟多年，此时烟火再起，粤地连日风雨，端午如期而至。我嗅到假冒中华烟带香精的涩味。
能于凌晨睡去，遑论天明，是惬意的。
这事引起大家重视，讨论热烈，总的目的是回到零公里。因为那里，有一个叫规定的东西，蛰伏在暗处，却堂而皇之地张牙舞爪，无形地挡住了所有去路。
经过一番嘈切，学生回信息：我已释怀。
很好。这是我一开始就立命的主题。她初遇的惊慌与惶惑，已**然而去。结果也许并不重要，共同努力的过程才是真正的目的。活下去，比活下去的理由更重要。
我对她说，再一次用“感谢”这个虚伪的字眼，真诚地感谢关怀这件事的人。
这是这部小说“尾声”中的小插曲。
至此，阿雅出嫁与否，她于何处生死？已不重要。
起风了。远处唢呐深吹，呜咽，辽阔。近处素裹红妆，十里飘摇。唱诗班来了又去，黑色的袍衣，在风雨中，像一片乌云，无声地拂过原野……在光德里的四层碉楼上，可以瞭望整个潮汕平原。平原所及的丘陵、河流与海边滩涂，连同高大峻拔的皇帝厝，尖耸的古塔和为数不多的教堂。在鸟瞰的视野中，这些东西，不过是平原上积木似的块垒或隆起的点缀。
在光德里这座中西合璧的巨大目光中，十个世纪以来，潮汕平原在不断变老，却向来甚少长高。它在不断繁殖衍生中，逐渐肥阔，却永不向高处抽枝扬叶。以至于许多东西，千年不变。你难以想象，在十个世纪的缓慢更迭之中，要有多么强大的毅力，方能忍受千年百代人匍匐般的生存。缓慢前行所造就的蜗居，使潮汕人的传统、思想和人文精神，成为自有人类以来，最精致也最自守的族群文化。
光德里崛起的碉楼，是十个世纪以来，这条蛇行线上，一个开始崩裂的拐点。在这里登高眺望，至少有了四面八方的广阔视野，而不再是单纯的向前向后。原本巍峨耸立的皇帝厝以及无处不在的祠堂、古塔，变得不那么高大雄伟了。而光德里的高处，改变了潮汕人仰视的习惯，独上碉楼，在俯视之中，目光透彻了平原上最隐秘的角落。一览无余的湖海田畴，绝处逢生的大淖地角，在北方吹来的暴风骤雨中，年复一年苏醒蜕变，鹅黄新绿以至于老气横秋。
潮汕的玄奥与神秘，因此而明朗起来，那些沉潜在人间火烛袅袅青烟之中的密约密码，历经千年不变的谜面谜底，在缓慢的松弛中，一点点开解。宁可去信一只蟛蜞的如约如期，也不去和潮汐赌一场涝水（潮汐周期）。
如果从大南山出发，经练江的溪东，向下入海门，然后顺海湾之势，越过凤岗，再折向中鞍头，最后落在拍索埕，这条曲线形成一个大大的问号，拍索埕正好是这个大问号下端的圆点。
桅、帆布与绳索，是三桅船航海时代的主角，拍索埕是生产布帆、绳索与渔网的场所，也是渔村的广场。三合土夯实的土埕上，深深渗透着几个世纪以来，熏染风帆及腌渍渔具留下的颜色。那种薯郎与生牛血混合而成的赭红色，有浓烈的血腥味。这种混合物，是使帆布变得坚韧，获得生命的染料。
拍索埕是一片赭红色的土地。在濠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拍索埕，在某些年代，兼做了刑场。古时秋后立斩，建有断头台；后来改为枪毙，则立有带血的木桩。有风雨的夜晚，常有冤鬼的声音。此刻，拍索埕薯郎和牛血的腥气里，多了一些人与鬼的想象。
在拍索埕被行刑的人有多少？没有统计。但几个世纪来，薯郎、牛血和人血渗透到地底有多深？一时无法分辨，却耐人寻味！宁可将之看作一个哲学问题。
拍索埕从来就是一个惊怵之地。它离海很近，在还没有修建海马养殖场、垸塭和防波堤的时候，潮满时海水会漫上来，淹没整个拍索埕。
半月一次的涝水（潮汐周期），在拍索埕如期而至。待到半夜时分，潮水退走，拍索埕上会留下一片白花花的鱼货。鱼货在月光下，闪耀着亮晶晶的鳞光。硕大的海蟹爬得满地都是，巨大的海蜇像银盘似的三三两两贴在各处，到处是褐色的海藻和蛴菜。一对对的鲎，公母贴在一起，静静地伏在地上。
这是拍索埕半月一次的盛大节日，鱼货多到无人关顾。拍索埕的阿嫂们，会把这些鱼货运到鱼露厂，直接沤到鱼池里去，白送给厂里制作鱼露。
拍索埕和中鞍头、花灯港，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拍索埕和中鞍头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船坞，专门制作小型的三桅船。这种船轻巧灵便，四个人抬起就走。最适合偷渡。
1967年，阿雅就是从这里偷渡香港的吗？
传说那晚，月色很好。新做的三桅船，白天已经披挂得当，躺在沙滩上，离海水只有几步之遥，推到海里就可以乘风破浪而去。
公安局早就得到密报：是日傍晚，有人要用这条船，趁海水退潮出海偷渡香港。奇怪的是，到了傍晚时分，这条船却被翻了过来，底朝天扣在沙滩上，有几个船工，正在为船缝粘灰泥。海边的人都知道，刚上的灰泥要好几天才干，干透了才能下海。守候多时的公安见状，认为偷渡者已改变行动计划，遂放弃警戒。
第二天凌晨，人们还在梦乡中，四个偷渡者推着三桅船，在平滑如镜的滩涂上，飞快地滑行，奔向大海。
有一个女人，就藏在这条船上。
这个女人也叫阿雅？她是不是那个大南山的老游击队员阿雅？不得而知。但她这次的偷渡经历，在香港被当作一个案例，蛇头如法炮制。
这个阿雅，是不是母亲凌芳年少时的同伴阿雅？是我曾经见过的阿雅姨妈？还是另有其人？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新秀等不来李纯洁。她心知水泥浇地一事，定有蹊跷，但又想不出究竟为何？也就不去想它。她每日在咸料铺行走，老是看到李纯洁的身影，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不像本地人，像是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西北人。有大人，有小孩，神色很是仓皇。她明白，这些人是李纯洁家乡的人。她和堂哥去过平凉，对平凉的人有印象。仔细辨认，这些人又好像不是真人，他们透明得像玻璃，似乎是幻觉中的鬼影，把她惊出一身冷汗！
有一日，街道有人来通知，说社区要搞文明建设，街边一些闲荒的土地要改造成绿地，后库的废墟实在有碍观瞻……新秀木然地听着。她没有说什么，只是透过窗棂，望着那片长满野草野树的废墟。那里，如以往那样阴森，在烈日炎炎的中午也是。只是此刻，飞来几只羽毛乌黑如蓝的客鸟。她想起那天送李纯洁去机场时的情景。
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废墟消失了。从海南深山里移来的几棵大树，长得郁郁葱葱，后库瞬间如同原始森林。
又过了不久，人们经过后库时，发现那片原始森林不见了，换上了一些儿童器械、滑梯什么的。溪东也有了大妈，穿着军装，在那里跳忠字舞，很是飒爽英姿。里面没有新秀。
后库变成了舞场，再度封堵了陈公河魂魄的出口，歌舞升平使陈公河无可奈何。尽管他已经去世许多年。
又过不久，新秀发现自己也到了大妈的年龄，孩子们都到外地读书，谋生，都不愿回来。
陈新秀关闭了咸料铺。这是她和李纯洁两个人半生的结晶。现在，李纯洁不知去了哪里？咸料铺倒了半边，关门大吉。
街上有人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十八，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练江码头还没有拆掉，从**海来的驳船和捞沙船，还经常停泊在码头附近。练江上还有以捕鱼为生的船户，他们每天去**海捕鱼，回码头上卖，都是些浅海的时新渔获。当渔船驳岸时，十八照例会到码头来，挑几条心仪的小鱼，用竹篾穿起，勾在手指头上，娉娉婷婷地走回家去。
一袭老式的香云纱衣裤，黑色或玄色，宽宽地套着她窄窄的身段，像一抹乌云，或是玄色的风，从码头的街上飘过。
这是街上老人的记忆了。
码头拆掉以后，街市渐渐凋零，那一带的人家，也慢慢地搬走了。老码头痕迹还在，可是，当年的热闹不再。
练江上捕鱼为生的船户，也慢慢地销声匿迹了。**海日见淤塞，没有鱼，练江上全是臭水和浮萍。报纸上说，治理练江，最少要投五百个亿。中央巡视组要求各级领导轮流住到最脏的河段旁，领导们很响应。不知住得可舒服？现在还住不住？
若十八在世，又做领导，无论如何，她是不会去住的。不过，她不是领导，她也没有这个权利。
十八年老的时候，练江水开始变臭。变臭的练江，是见不到十八的。
在渔政工作，后来改建制为海警的郑大副，他说他看到十八了。他年轻时曾有心追求十八，没敢去追，后来发现十八早就嫁给水鬼马了，只好从此割爱。
他说的十八，应该是另一个女人。他喜欢把小说里的人搬到生活中，或者相反。
但十八后来的确在这一带出现过，有许多人在传说，就像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那个美丽女人。美丽传说，是不分什么国度和人种的。
桃花的葬礼，堪比旧时的十里红妆。纸人纸马，楼台亭阁……论其排场，比十里红妆更甚。其实，出嫁，送葬，是人生面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而已。一个从东门进，一个从西门出。这是陈方言的说法。这位仁兄先生，一生都在做着说破英雄惊东人的话。
自从陈公河死后，桃花不再求神拜佛。那时，乡里缺个妇女主任，大家公推桃花。桃花也不推辞，妇女主任能顶半个族长。做惯了族长夫人的桃花，还是有点官瘾的。
摆脱了陈公河的桃花，翻身得解放，认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真理。于是，美丽的桃花，当上了乡妇女主任，时年52岁。那是1960年冬天，三年经济困难还没完全过去，桃花想了许多办法，帮村民渡过难关。她有个侄子，在外轮当船长。桃花让他把船上船员们吃剩的米饭、面包，收集晒干，带回乡里，按户口人数均分，救活了不少人。
桃花从此成了一个积极分子，入了党。几年后，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开始。桃花成了年龄最大的“政治学徒”，参加“四清”运动，做了小组长。她对乡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工作组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在她的指引下，揪出了一大批“四不清”干部。
上了年纪的桃花，老当益壮，到处宣讲，教育了不少年轻人。她的忆苦思甜，令年轻人落泪，令老年人诧异：桃花苦从何来？她嫁给陈公河，享了半辈子的福，解放后又做了干部。她有什么苦可诉呢？
她在忆苦会上，带头吃芭蕉根，吃得嘴唇发肿，找陈方言抓药。陈方言说：“火气大，开帖大黄泻泻。”连方子也不写，让伙计抓一把了事。桃花恨恨地走了。
解放前后判若两人的桃花，后来的命运如何？
有多种说法。有说在一次批判走资派的斗争会上，她在带头高呼口号时，心肌梗死，倒地而亡。又有说传错了！是走资派倒地而亡，她好好的，还活了好多年。
还有说她风烛残年，晚景凄凉。她七发七中的儿女们，讨厌她的老不正经，都离她而去。她一个人生活，很是孤单。最后贫病交加，死在老屋里，一个多月之后，才被人发现。
桃花的结局，不予置评。
我有些大惑不解的是，桃花如此革命，她为什么不把陈公河地库藏宝这么重大的事公开？或作为大礼献给组织？她始终保守这个秘密，直至去世。
陈氏宗祠里陈公河的《遗书》原件，也随之消失。从此世上再无《陈公河遗书》。
多年以后，年轻的非遗传人，做竹篾的箩筐婶（不知是第几代传人的箩筐婶了），说起祖上三百多年来的箩筐史，颇为酸楚。她从本家老祖婶送给发财公范德盛一挑箩筐，帮助他挑盐发财说起，将这件传说中的同治遗事，描述得十分伤感。这个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传说，几成潮汕人行善发财的楷模。有一本潮汕歌册，就题为《潮阳有个发财公》，是清朝末年的印本。
练江平原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都与箩筐婶家族的箩筐有关。当年的抗日勇士郭秀琳，在南阳保卫战中牺牲，是箩筐婶编了一个人形篾筐，从战场上抬下来，抬进大夫第的。
诸位还记得仰天狮郭贤辉吧！抗战初期，于右任专程来溪东，请仰天狮出山。他并不情愿地做了几年县长，直至生疾瘫痪，退位归田。后来窝在箩筐里，让一对儿女抬着，去了刑场。那箩筐，也是箩筐婶所编。她知道编成什么样子，窝进去才会稍微舒服一些。
而陈公河因为天生畸形，水鸡脚手的模样，只有箩筐，方为舒展。箩筐婶一家几代传人，都为各种革命做了大善事。
至于桃花的葬礼，说是很隆重，但没有任何特别的说法。所以，人们很快就遗忘了。练江平原年年都有这样的葬礼，并不稀奇。
箩筐婶一生平凡。有许多年，没有遇到类似的事了。“那是祖上的荣耀！”年轻的箩筐婶不无遗憾地说。她有些忧伤。
最不堪言的，是烧毁陈公河藏书楼的事。
当年陈公河的书童郑卓仁，活到七十多岁。我在20世纪90年代还见过他。他住在离溪东不远的大寮村。这个村庄很不简单，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郑正秋就出生在这里。现在做拉近影视的许钟民，也是大寮人。这个村庄，仿佛和电影电视有缘。
陈公河死后，郑卓仁无业，在祠堂里混了个看管的差事，帮忙决策祖祠事务，兼代写书信，收个三毛两毛的。他给人写字，有求必应，没有要价，润笔由人随送。
每日凌晨卯时，他会准时到祠堂添香插烛，清扫庭院，然后为人看相算命。每每时年八节，婚丧嫁娶，免费为人写楹联牌匾，反而红包多多。他的墨迹遍及练江平原，大小南山。他在地方上，也算一个名人。他画画的风格是宋人笔致，他写的字也是宋人的瘦金体。一切皆因师承陈公河，得了他的真传。陈公河崇尚宋人，郑卓仁自然也随了宋人书画的风格。
他跟我说起藏书楼：“大火烧了三四天，闷烧。你知道闷烧吧，先是明火，第二天转暗火，都是线装书、绢画，火郁在里面，浓烟烈火，热了半条街。这架势，把放火的那些人吓着了。眼看殃及邻近屋厝，民兵又号召去灭火。灭得了么？都是古本孤本啊！你们没见过的，传了好几百年的书画，烧得满天乌乌的。潮汕人向来敬惜字纸，也不明白那些民兵，怎么下得了手？”
时隔多年，在他口中，12万册线装书之殇，依然历历在目。他却诉说得平静平凡，时而还带着一丝丝的苦笑。
后来，听说郑卓仁去世了。临终前，他让家人去找箩筐婶，讨个箩筐。他也想坐在箩筐里，去往西天。箩筐婶已去了城里文化创意园，开了个非遗的竹艺店。她早已不做箩筐了。
郑卓仁很失望，他终究做不成陈公河！
记得郑卓仁在世时，我说起地库藏宝的传说，他看了我一眼，十分警惕的眼神。他低头冲茶，不再言语。我心知触到他的痛处，知道他不会说，我也不应该问。
那时，他还年少，地库藏宝的事，照理应不知情，但是，他是离传说最近的人。这么重大的计划，陈公河想必不会让他知道，可他未必不知道。他毕竟是藏书楼的最后传人。
每当说到此事，他总是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或干脆声明一无所知。
濠浦小城驻军，每周都会为民众放一次露天电影，16毫米电影机放映，那银幕在黑夜里，像是方太阳，照亮了一方小小的暗淡的天地。银幕上的影像，投射在附近的树上、墙壁上，影影绰绰的，在夜色中十分瘆人。
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拍索埕本来就小，银幕正面挤满黑压压的人群，孩子们全都聚到银幕反面，看反的电影，跑来跑去嬉闹。
此时，我会突然想起拍索埕流传了许多年的刑场故事，世世代代的刑场故事，从断头台到枪决的故事。故事模糊同时清晰，没有一个故事与人物是完整的，都是些没有面孔的人头，从拖着辫子到光着脑袋，身着囚衣或长袍马褂，或穿着各色各样的军装，有的大义凛然，有的冤苦无告……电影里的战斗故事，给了我许多的联想。
黄昏，和船老大的孩子，相约在中鞍头，去等渔船归来，我都不敢一个人经过拍索埕，要绕上半条苏州街，过两座石拱桥，到中鞍头。
小时候，我就知道每个朝代官衙都会杀人，总有一些人被杀头，被杀的一定是坏人，他们死后变成了鬼，又去害人。如此循环。后来长大了，反倒不明白，混沌了。只知道，明辨是非，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真相永远在杳渺的地方。在一些时间里，拍索埕的故事，经常会有别样的讲述，连同截然不同的解释，包括原因和结果。也许因为时间太久远了，人们已经永远地遗忘了，遗忘了拍索埕曾有的一切。
拍索埕早就没有了。那儿盖上了大楼，成了小区，大门口有保安，出入都要刷卡。小区有一个名字，叫“美丽家园”。
中鞍头也消失了，那儿填了一大片海面，造地，建了一排厂房，做文胸和牛仔裤，旁边还有一个鱼露厂。海边的空气里，有一股浓浓的石灰味，混合着沤鱼的腥气，随着海风，四处吹散。
我在写作《中国书院与酒及魏晋风度》时，偶然住进民宿“资政第”。很偶然，整座资政第，就我一个客人。
那天午夜，我突然醒来，只觉得大半个胸部如乱草拥塞，疼痛难忍，在痛苦的辗转中翻侧，终于跌下床来。在一个多病的时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心肌梗死或脑梗。
我身体向来很好，没有不良嗜好，更没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我慢慢地站起来，疼痛消失。我走出房门，向着天空，深呼吸，舒畅之气，贯通全身。
月光很好，我在天井里踱步，刚才的疼痛，如梦境一般，退得无影无踪。我努力回忆刚才的一切，似乎其中有一种旅次的玄奥。那种在客居期间，来自久远年代的莫名召唤，如期而至的邂逅，在即将到来时的心灵感应。
我突然有一种彻底释怀的感觉。多年来纠缠郁结于心的某种不知名的焦灼，忽然就化开了，天地如此清朗！
我住的房间,位于这座名为“资政第”老宅的东北角。我记得很清楚，这是父亲住过的房间，他的那本《中国人的哲学问题》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完成的。
记忆在一点点地发掘中，慢慢地汇聚为一段完整的故事。
透过客厅隔扇网状的管孔，我望见父亲伏案的背影。他宽阔却又瘦削的肩膀，过早灰白的向后梳的头发，都在泄露他疲惫的心情。我想象他此刻的面容，那种无比熟悉的眉头微蹙的神态。我呢，无心正在做着的作业，一心想着逃去海边玩耍。
已经过去两三个钟头，父亲始终保持一个姿态，在那儿写作。母亲坐在离他很近的藤椅上看书，也是一个姿势。他们都背对着我。风从海上来，吹进来几片新开桃花的花瓣，粉红带白，落在母亲盖着双腿的毛毯上，她不经意地拈起一片。我感觉到那花瓣，在母亲唇边的香气。
我忽然就没有了逃去海边的念头和勇气。那天，我的作业本上，落满了泪痕。我莫名地感觉到，他们好像很快就会离我而去。就在昨天，学校礼堂里，贴满了许多关于父亲的大字报。
这是1966年6月的事。
多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午夜，我忽然想起了父亲，泪流满面，却记起了一些别的事。
对于他们这一代作家而言，记忆是有颜色的。那颜色很分明，很庄严，却又无法说清，无法细细分辨。现实之上，颜色玄幻、迷离。现实之下，泥滞沉铅，浮华尽染……他自称老迈，年轻的女作家们，都亲热地叫他迈哥。我的儿女称他金爷……我则在不同年龄与时期，称他金干事、金叔叔、金老、金老师。他离开秦城时，只见他满头长长的灰发，留一把尺许的灰白长髯，从那时起，我称他金老。后来他去了长髯，又回到33岁时写《欧阳海之歌》的模样：一位伟岸的军人。此时，我称他金老师，直至他暮年。
那天，我和建江、东方、晓琪一起去陆军总医院看他。
金老师刚做完透析，很倦，但脸色红润。我们逐一抚握他的手。他的手很温软，饱满，肤白如雪，像20多岁的质地。他眼神依然锐利，时睁时闭，没有话。护工问：知道是谁吗？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声说：“知道！”声音洪亮，磁性如金石相击，这是金老师一贯的音色。
前两年，我陪他去汕头，过南滨，我告诉他，当年的埭头团部，就在达濠岛的另一边。他说起了1958年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埭头部队团部的金干事，就是后来写出《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
那时，每至周末，部队便来人请父亲去团部驻地埭头喝酒。半夜时分，几个兵会把父亲从吉普车上搀下来。母亲让我们排队，一个个鞠躬，谢过兵们，其中时有金叔叔。然后，我们兄弟姐妹6人，开始聆听父亲例行的酒话。他喷着酒气，却清楚地描画着儿女们未来的前途。母亲立于一旁，忍俊不禁，她很开心。
1965年，父亲让我读《欧阳海之歌》。我带着很特别的情绪读这本书，做了许多摘录，特别是书末的“四秒钟”。
我去海南岛，带着一木箱书。全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夹着几本文学书，是撕去封面的《格林童话》，有封面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和《边疆晓歌》。
在广州候船去海南，海上有暴风。有同学说去中山纪念堂，看《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宣讲，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心想一定人山人海！高山仰止。
童年记忆的颜色已然褪尽。再见金老师时，他正在劫后逢春的高位上，在任何场合，他的形象气色都赫然左右。虽不动声色，却傲然鹤立。在血水里泡过三次的人，自然如是。阿?托尔斯泰说得没错。
和金老一起乘机，机场柜台看了金老的军官证，是中央军委签发的，就说有专人带去贵宾室休息登机。我说，我在机上等您。他说，不去贵宾室，走！
最后一次与金老外出，在潮汕高铁站，去6号站台有点远，我找来轮椅，金老不肯坐。他始终尊严地站立与行走。
我告诉他，本月27日下午，广东省作协召开“金敬迈研讨会”，我们一起去参加，朋友们都很想他。我会做个发言，他没有回应。
期盼那天，他能去现场，接受“终身成就奖”的祝贺。在他眼中，不再有“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
这是写于2018年9月2日的一则日记。
2019年9月30日下午，金敬迈研讨会在作家协会23楼如期召开。金老病危，缺席，他的儿子金大东和金二东等到会。
没有来由的午夜胸痛，其实是一种警告或指引，一种心灵砥砺的变相。我经历了好几次，也应验了好几次。
只是这一次，来得有些奇怪。
我毫无预想地住进“资政第”。这一夜，我是唯一的住客，且意外地住进了父亲的房间。多年前，这里曾是我们的家。这么多的巧合，把我这个不速之客，推到记忆的悬崖。
神或父亲，究竟要告诉我什么？
我在资政第的天井里坐到凌晨，此刻正在卯时。我出了大门，在曙色熹微之中，我见到隔过河东书院的花匠林炮伯。他原来是学校的厨师，退休后做了花匠。他急急忙忙，边走边说：“昨夜午时，东围墙倒了，邻近的地塌陷了一角。”他去向校长报告！
我到了东围墙，天已大亮。在倒塌的砖砾中，有一块长方形的竖碑，上面有五个肥厚的魏碑体字：陈耀振己墙。
在塌陷的地方，露出一个深洞，依稀可见里面埋有东西。我蹲下来，拨去虚土，出现了两尊半人高的泥塑，孔子与关公的坐像……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之谜，显露端倪。三百年来，河东书院创始人陈耀振，一直少有故事流传。现在，关于陈耀振的故事，终于开始了。
这几件东西，后来听说，被送去濠江中的龟山秘藏。龟山，是一个收纳置放濠浦神秘之物的地方。
我大约明白了胸痛的原因，在同一个时间里，不同的告知在渴望着互相的通连。
我决定了去龟山的日子，廷顺兄好提前备船。龟山，是一个无人的荒岛。江西来的风水先生，曾经怂恿四个小鬼，在午夜时分，分四角抬起龟山，要赶在日出之前，去填堵门嘴，把濠江的出海口堵上，把濠浦堵塞成死港，破了风水。四个勤奋的小鬼，抬了半夜，门嘴在望，即将堵上之时，凤岗的雄鸡提前一更打鸣了。小鬼听见鸡鸣，吓得撤下龟山，逃命去了！
有人作法，破了江西先生的诡计，江岸上，十里声声鸡鸣，雄鸡破晓，破了妖法。龟山从小鬼肩上跌落，掉在江心，门嘴得救，濠浦得救。
我和林克家的再次重逢，已经是50年之后了，彼此都成了老人。这次重逢，在曾经有长长栈桥的中鞍头，那里原来有一个寮居，现在建了一个水闸，挡住了看海的视线。花灯港、灯塔、贝灰窑，三桅船以及辽阔的滩涂，弯曲多石的海岸线……我们童年的那一切，都已消失无踪。
记得那一年，那天早晨，就在严寒的中鞍头，我上了摆渡的小电船，中转牛田洋，再登轮远去，去海南岛。送行的人很少，来看热闹的人很多。几天后，林克家也去了海陆丰插队。他曾被作为“联动分子”抓捕入狱，刚刚出来不久。
我们在中鞍头告别，没有悲伤，没有激动，甚至全无希望、全无憧憬与理想。不，也许有一些明知永远无法实现的所谓理想，但没用，有的只是一心一意盼着离开，永远！我们都厌恶自己正在生活着的地方，包括中鞍头和拍索埕。
皆因未来是一片茫然的空白。
我们甚至没有互相握手道别，那时的少年没有这种礼数，而作揖又还没学会。此刻，我终于知道他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不姓林，姓徐，是某个不可言说的人的遗腹子。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从小就生活在努力保守这个秘密的氛围中？这是他多年来饱受歧视的理由？这理由天然地存在他身上，他无力改变这一切，同时，又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切。我和他从小学到中学，一共九年。这九年里，我隐隐约约地听闻一些他的故事，却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世故以及予他的伤害！
他只能比别人更努力地生活，时刻在绝地去谋求逢生的机会。他从乡下回来，去朋友的工地，回城开餐馆，做各种各样的事，同时娶妻生子，像光一样，没有名分地生活，期待与父亲相逢的时刻。
他一直活在关于他生父的故事叙述之中，而故事的阴影却又现实地落在他身上。他从没见过生父徐庆平，徐庆平始终是他人生的阴霾，他为寻找父亲以及真相，而耗尽一生的才华。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人叫徐庆平。凡做民国史的学者，对此人并不陌生。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他从没见过的父亲，以及在他两岁时，把他送给林家收养的孤苦无告的母亲。
他母亲是不识字的小家碧玉，他父亲认识太多的字！应该是个大学者。
那天在惠州，邦廷嘱咐我：把一切写出来。我明白！他说的这个一切，横亘在父与子之间，不单是指某个人，而是指……我同样也在寻找，某种我并不明确的东西。
中鞍头和拍索埕，隐藏了太多的故事，真相鲜为人知。而我，只能轻描淡写，记录下一些许多人不愿提及的遗忘。
这些遗忘，今天看来，抽象而且分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断。而退回去一百年，半个世纪，那就是无比地迷乱，人身处其中，很难分清是非。在一些大的时代，个人根本无法自持，很难依赖自身的力量，去决定自己，全由时势或变局，拖曳牵拉着前行，遑论善恶。
也许，十八是一个例外，她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八。或许，她本身就是一种遗忘。苦初3号和光，就更是如此。
好像已经找到光，找到他和陈公河的关系。抗战期间，光的一家避走日寇回到老家，在溪东生活过。后来，又被遣送回乡，仍然是回溪东。
在寻找光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其实，在90年代初，我是写过一个与光很相似的人的，那是一个叫吴剑光的知青朋友。他们或许是同一个人？文章 发表在天津《八小时之外》。辑录如下：剑光，外号亚猪。男，1949年生。1966年上山下乡海南黎母山林场。当过伐木工、搬运工，跑过单帮，开小酒馆并将其抵赌债。现无业，走失，不知所终。
在他开的小酒馆里，客人已经走尽，泥夯的地板凹凸不平，散落着顾客吐落的骨头和菜屑，粉红色的卫生纸污秽地沾在泥地上。酒馆打烊了。昏黄的路灯光射进来，惨惨地在泥地上画出一圈圈暗淡。
有许多年没见他，但我一直视他为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刚过四十，但已经老气横秋，脸色苍白，有无穷的倦意，眉骨耸突将那永远眯缝着的眼睛淹埋得更幽深，似一扇粗木门的关不紧的门缝，透出黑屋子的森然。那本来就已经突起的颧骨似乎拉得更高更开，宽阔的脸盘因此骨棱棱的，剔不出一丝肉来，一张永远没有笑意的脸，冷漠得如同沙砾。
他昨夜又搓麻将至天明，输了许多钱，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遍了这个处于海榆中线中段的小县城里星罗棋布的小饭店，直近黄昏时分才找到他。他原在县汽车站搬运组当苦力，知青农场于1979年解散后他便被安排到那儿。我去搬运组找他时，这个组也已经解散多时了。原因是此地的原始森林已经砍伐殆尽，汽车无木可拉。以搬运木头为主要工作的搬运组便无存在的必要，苦力们都自行寻找出路。公路沿线便出现了许多失业知青经营的各种活计，诸如摆烟摊、卖水豆腐、转录音带、开小酒馆等等。他拖着三个女儿几乎做过所有的下等行当，还当过几天公安局业余探子，凭着一腔胆气和武功，在小县城上也威风了几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执照开了小酒馆。
我找到他时，他正在与人交割小酒馆的赎买手续。一脸的阴沉。他昨夜又输了钱，连同以前的赌债累计下来，不下万元。他毫不犹豫地把小酒馆抵押了。今夜是最后一夜，明晨8时小酒馆易主。合同上这样写。一切原封不动。
他阴沉着脸，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悔或沮丧。他妻子只和我寒暄几句便不见了，避开我，没有说酒馆易主和输钱的事。
早就风闻他豪赌，他说心里闷极，不知干什么好。只有赌到天明，什么都忘干净也就好过了，妻子便拥着三个女儿哀哀地啜泣。他呆呆地迟滞地看着别处，把带回来的早点塞在女儿的脏手上，便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年我们将去下乡，到海南岛黎母山去。招工的人说那有个松涛水库，天天可以到里面划船捉鱼游水，一根针还可以向黎苗族老乡换回一只鸡。我们都相信。但原始森林的神秘和蛮野更有吸引力。可是到那儿才知道，松涛水库是真的，可离农场几十公里远。我在那儿待了六年多，只翻山越岭去游过一回，累得半死。
我与他分在一个伐木队，他外号叫亚猪，胖墩墩的，脸圆圆的，长得不好看但很可爱。在知青中我年纪最小，他比我年长且力大无穷。他砍伐的树总是先倒，便过来抢去我的锯子接着锯，他赤膊光着上身，肚子一鼓一鼓地伸缩着。树倒了，他也倒了埋在树叶中，我扑过去，他却从我背后钻出来，扮着鬼脸搭着我的肩膀把我吓得半死，然后是两个人抱在一起滚进山溪里浸上半个时辰。然后生火焖木薯，烤山鼠，就着山泉水或砍几段鸡血藤吸那红红的、苦涩得让人龇牙咧嘴的汁液，于是便昏沉沉睡上一会儿，然后再把那倒下的树锯成段，赶下山沟里去让牛驮着走。
经过苗寨，他便唱着歌，引得那凶猛无比的狗群咬着他脚后跟又跳又吠。他腾跳着在狗群里左冲右突，冷不防抱住一头不大不小的黑狗，就势滚进河沟里，憋住气藏在水里直到把那狗活活憋死，他才紫涨着脸向惊呆的我吹了一声呼哨，顺着河水漂走了。
傍晚他又唱着歌消失在莽林里，半夜里鼻青眼肿归来，抱着一脖子的陶罐，带着一股酒香冲进窝棚。他偷了老乡的酒，顺手摸了鸡窝，让值夜的一阵追杀……我鄙视他敬佩他，跟他在一起又惊又怕，可又从心里盼望跟他在一起，一起干活儿一起去偷东西来填肚子。
他撕着狗腿吃得满嘴是油，忽然静默谈起他父亲，极爱吃狗肉可久不知肉味。我见过他父亲，是在他临死前不久。那次我们一起去探家，他父亲已奄奄一息。在那间破屋里，一个皮包骨的活物裹在破棉絮里。听人说他父亲曾是国民党水巡队队长，解放时被拉去刑场处决，临了忽接一纸通知，说是据查他曾保护过共产党人，因此免于一死就地监管。夫妻俩便被安排进环管站。终日推着粪车，走街串巷为人倒马桶……他从小便背着妹妹拉着弟弟跟在粪车后头拾破烂，勉强读到初一便辍学推起粪车来，上山下乡每月有16元35斤大米对他无啻于福音。他是自愿来的没人迫着他，于是他至今不悔。
他父亲死时他没有一滴泪，我去看他，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他终于安乐了，不必活受罪，其实他早已经死了。”那时我16岁，什么都听不懂却记得极清楚。他仅比我年长2岁，可是心肠铁硬，我一点也不明白。
有人在他窗外发现一块烧成一角的报纸片，报纸上刚好有半幅领袖像。报到场里如临大敌。他的同室，地主出身的小陈惊惶至极，原来是他无意间闯下的祸。他乜了哭哭啼啼不知所措的小陈一眼，到场里认了，说是自己干的。他跪在太阳下晒了五天，被批斗了五天。他戴着手铐被带走的那天，没有人敢去送他，他孤零零地被押送着翻过山脊。从此没有人再理睬小陈，直到他困退回城时，依然孤零零一人去车站。
而他1976年平反回场时，几乎是让知青们给抬着、簇拥着走了二十几道山梁。
在属于他的小酒馆最后一夜，我们一直对着孤灯坐到天亮。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公安局帮忙，慢慢干出成绩，弄个编制成正式的，有个铁饭碗不是挺好？
他不言语，只是阴沉着脸。
他帮公安局破了几件案子，可是眼见罪犯妻儿的穷愁潦倒，他又心软，企图替罪犯翻供，暗地里为之传递口信，弄得办案人员极反感。有一次险被当作同案人牵连进去。
他没有了小酒馆，就什么也没有了。临近天明，我这才发现他眼中有泪。我知对他无须安慰也无须开导，他既有泪，也就知道怎样挨过去。我相信他。
“天无绝人之路”，他开始跑单帮，从山里把山货贩运到海口，居然也赚到一些钱。河谷边上的草顶的小木屋也贴上了瓦片，还花了几百元拉了电灯。
半年前，又听说他犯事了。
他本是县城上一个人物，太爱揽事。说起他的大名胡剑光，没人知道，若说胡亚猪，则大名鼎鼎。有一日，也当过知青的老乡来找他，说是另一老乡，一个在公安局做事的小青年，因怀疑局长与妻子有奸情，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枪杀局长。恰逢副局长到来，见状边喝令小青年住手边去护局长，被枪击中身亡。小青年遂被判死刑。副局长是本地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乡村里唯一做了官的人，村人视为荣耀，忽然无辜遭害，便商议去刑场劫尸，碎尸解恨。小青年的亲属闻讯惊惶，便托人来找胡剑光，请他抱不平。
他二话不说，即四处串联，居然纠集了两三卡车的知青，大军压境似的早早开赴刑场，做出一副架势，把几十名村人给镇住了。枪声响后，他跳跃过去，抱起那具尚温热的尸体，跳上预先准备好的小型货车，裹上十几层草纸，包上塑料布。他便守着那尸体，过海峡，直奔死者故乡。在无顶篷的卡车上，让寒风吹打了两天一夜。村人丢了面子，又闹到公安局。公安局为平息事端，也觉胡剑光此举不妥，单凭偷运尸体过海也有错误，便要收审他。他也不逃，拘押了几日，放了。
此后再没见过他。海南有熟人来，我每每问及，都说在那县城上没见过他。也许他又抛下妻儿云游去了，或跑单帮挣钱。总之是没了他的消息。雷铎曾与我在他的小酒馆里待过，把玩过他那根从知青时代就伴随着他、他从黎母山里砍出来的榄木做成的棍棒，那棍棒因为岁月沧桑变得油亮。雷铎说：“郭小东你怎么有这样的朋友，真不可思议。”
我说我有这样的朋友理所当然，他点头称是，然后说这人是一部真实的小说，日后定然采写他。
可是，他已经没了消息。但我坚信他依然活得潇洒，他的人生里有许多我们这些人所没有或许不可能有的精彩与无奈。我惦记着他！许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度抵达那再次属于他的小酒馆，把酒喝到天明。
我无法确定苦初3号和光。他们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努力寻找的，不过是一份情义。至于许多与他们相似或关联的所谓真相，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也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可言。胜利者也并不能决定人性的胜败。真正真实的人间情怀，常常在失败者那儿，表达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可惜这一切，遗忘与丢失，是它们的命运。
苦初3号和光，他们像儿时的游戏打水漂：一块块残缺的瓦片，被用力甩出，它贴着水面，与水面平行着跳跃，翻飞而去，把平静的池水点划出一圈又一圈大大小小的涟漪。
想象那不断扩大的涟漪，它们突破池水的局限，至大无边。
而池塘却年年如是，复为春水，了无痕迹！如有限的人生，在无限中的消失。
从田中央，从溪东出发，或经中鞍头南渡，又或在拍索埕终结……他们以青春绞断岁月，遂以生命结绳记事。
他们将时间拧挂出十里红妆的花信。由是唢呐低吹，椰胡乱马。天地间，忽然就彤红姹艳，欢喜了！
有一个声音：“那含泪播种的，必含笑获享收成。”
《圣经》的话，谁真正懂得？
然而，天堂是喜欢了！人间是欢喜了！欢喜了！到处是锣鼓声！
2018年8月26日—2019年7月3日卯时?初稿?广州2019年10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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