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李相签约马关　陆苓自杀烟台

……清军在陆路战场上，几乎也是“战无不败”！……陆苓将两杯毒酒并排放在了大案之上，严肃地向刘含芳说道：“当此之境，官眷若去，则民心惶惑、士气涣散。你不会离开烟台，我也不会离开烟台，咱们必须誓死守卫烟台！”……这一枪射出的那颗子弹打中了李鸿章的左颧骨，深入到他的左眼睛之下。李鸿章用手将自己的左面颊一捂，腥湿的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了下来、落在大轿之中、流出了大轿之外……都察院门前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毫无生气的平静。“公车上书”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刘含芳大哭着，跌跌撞撞地跪到陆苓身边，紧紧地攥住了陆苓那已经冰冷的双手。陆苓的双手中仍旧紧紧地握着那支她用来自杀的手枪——那支手枪是刘含芳在他的一生中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

清朝廷挪用了大量海防经费用于皇室浪费，可是，众多参加办理北洋海军事务的洋务官员，还是利用职权和种种卑鄙的手段，将本来就不敷使用的海防经费淌海水似的花了出去、贪到了自己的手中……恍然如一场短暂而残酷的噩梦一般，仿佛用白银愣堆出来的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经历了丰岛之战、黄海大海战、威海卫战役之后，就匆匆覆灭了……北洋海军将“战无不败”这样一个耻辱的印象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北洋海军悲惨覆灭了，可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清军在陆路战场上，几乎也是“战无不败”！……

辽东战场上，日军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二日（1894年10月30日）占领了凤凰城、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1894年11月18日）占领了岫岩州之后，就准备进攻辽阳、奉天。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下旬，日军进至辽阳东路的草河口、连山关、摩天岭一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率部二千余人艰苦扼守，在辽阳一带乡勇的配合之下，阻截日军于摩天岭达三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聂士成曾率部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率之军合力南下，拟收复凤凰城，可是经过连日激战之后，终于因伤亡过重而未成功。不过，由于聂士成率部在摩天岭苦战，日军终于未能越岭西进、达到由东路进犯辽阳、奉天的目的。——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聂士成奉命率部入关回直隶，按察使陈湜率福寿军十营接替聂士成部填扎于此。

日军在受阻于摩天岭的同时，加强了对辽阳西路的攻势转向进攻位于辽东半岛之北的交通枢纽、重要战略据点海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894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海城。四川提督宋庆率部反攻，在缸瓦寨与日军激战，虽然将日军大量杀伤，却未能收复海城，于是，宋庆率部退往田庄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1894年12月28日），清朝廷任命湘系官僚集团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并且以湖南巡抚吴大澂、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5年1月17日）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部和吉林将军长顺部共二万余人，先后两次反攻海城，均以失败告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95年2月16日），清军增兵至三万，分兵三路向海城发动了第三次反攻，可是一战之下，各路均先后败退，无功而返。——此时，北洋海军已经覆灭，山东半岛的战场形势恶化，由于清朝廷的主战派官员力催反攻海城、以牵制日军，宋庆、吴大澂、依克唐阿、长顺等人在三复海城失败之后，共同商定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发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战斗。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的战斗持续了五天，参战兵力达一百余营、六万余人，可是，这次反攻仍然失败了。

北洋海军靖远号管带叶祖珪等一千余名乘北洋海军康济号练舰离开威海卫的中国军民到达山东登莱青道驻地烟台之后，登莱青道刘含芳给远在天津的李鸿章陆续发去了许多电报，将有关威海卫失陷和北洋海军投降的种种情况向李鸿章作了汇报。在刘含芳此时得到的消息中，率军向日本投降的责任人是丁汝昌，有关于威海卫失陷和北洋海军投降的过程的种种细节也是破碎支离的，一时真假难辨，刘含芳只得将他所得到的消息先报告给李鸿章和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其他的事，如此仓促之间，他也无从全部理清。刘含芳报告了戴宗骞、刘步蟾、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等人的自杀，报告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李和、林颖启、萨镇冰、程璧光、蓝建枢等人的到来，报告了水陆阵亡二千余人、受伤可医者三百余人、生还者水师约三千人这些情况……

康济号到达烟台之后，那些雇佣民船离开威海卫的人也陆续到达了烟台——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的灵柩就是由北洋护军的差弁用民船单独运到烟台的，康济号离开烟台时，他们坚决不同意将张文宣的灵柩放到康济号上运走，坚持要让张文宣的灵柩单独起行。乘民船由水路来烟台的人，在途中因船被风浪击破而淹冻至死者达一、两百人。陆路官兵尚未到齐，其中很多人悄悄逃离了部队，可是究竟有多少人逃走了，此时也还难查清……刘含芳将这些纷繁的、层出不穷的情况也报告了李鸿章和王文韶，与此同时，他每天主要忙碌的就是将那些陆续来到烟台的水陆兵勇重新安顿下来。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95年2月25日）早晨，刘含芳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告说他已将镇远号铁甲舰和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镇中号、镇边号这六艘炮舰的兵勇发饷遣散，其余军舰兵勇也将陆续遣行。在这封电报中，刘含芳还提出，他打算在开河之后将北洋海军的军官叶祖珪等人送到天津，让他们在天津听候发落，同时，他也向李鸿章建议，由原广丙号管带程璧光代替萨镇冰担任康济号练舰的管带。李鸿章立刻给刘含芳发来了回电，他不让叶祖珪等人去天津听候发落，命令刘含芳尽快将他们遣回原籍——“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可是，李鸿章同意让程璧光代替萨镇冰，暂时担任康济号练舰管带。——程璧光这一年三十四岁，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之后曾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后被调进广东水师任职，先担任广甲号帮带，再升任广丙号管带。在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程璧光颇受重用，因此，李鸿章对于程璧光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李鸿章在此时为何任命程璧光为康济号管带实在令人有些莫名其妙，难道仅仅因为程璧光是广东香山人，本属于广东水师，不属于北洋海军内部的“福建帮”将领之列？北洋海军舰队在经过丰岛海战、黄海大海战、威海卫战役和威海卫投降之后，除了康济号之外，就只还剩下在威海卫投降之时恰巧不在威海卫的两艘猎艇和一艘还在改装中的练舰了，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或第六的北洋海军舰队覆灭残败至此，而内部派系斗争依旧余焰未熄，真是可怖可哀至极！而且，程璧光的投机手腕之狠辣诡谲实在令人瞠目！——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此时正为了赴日本“议和”的事弄得焦头烂额、半疯半痴，就是这样，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对于如何将北洋海军舰队这仅剩的一点实力进行掌控的问题仔细加以斟酌筹划。日本联合舰队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95年2月17日）占领威海卫的，在此之前四天——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清朝廷就决定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自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以来，清朝廷就一直为“议和”而活动频繁，曾先后派出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议和”使者去日本，可是，日本对待他们的态度非常轻蔑，说他们不具备进行这样重大的“议和”谈判的资格，拒绝与他们进行“议和”谈判，并且点名要求与清朝廷的老洋务专家恭亲王奕訢或者有“东方俾斯麦”这个显赫外号的肃毅伯爵李鸿章谈判。日本为了能在“议和”谈判中攫取更多的利益，故意将清朝廷急不可待的“议和”谈判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日军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侵占了更多的土地、占领了中国北洋海军的两个基地旅顺口和威海卫、歼灭了北洋海军舰队，为日本在“议和”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李鸿章竭力想将赴日本“议和”这个差使躲开，他深知与日本“议和”所出的恶果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灾难、将会让他负担起怎样沉重的骂名、将会给他的政敌提供怎样有利的把柄，可是，他根本躲不开这个差使！李鸿章曾经发狠说，他听人骂他是“大卖国贼”听了好几十年了，实在听够了，他也想尝尝骂别人是“大卖国贼”是什么滋味了，他德薄才浅，当此危机时刻，实在不堪繁难，朝廷应该给那位最是有德有才有好名声、拼命反对造船拼命主张停购外国新式船械、会“主战”会弹劾人的“清流领袖”翁同龢翁大状元再加重任，派翁大状元去日本“议和”，他倒要看看，翁大状元有什么办法在“议和”谈判中与日本人战斗一番、争夺一番！翁同龢翁大状元此时正处于复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会办军务以及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的皇恩隆重、政治得意的风头上，他听到李鸿章的这等攻击之后，当然怒不可遏，他气势汹汹地回击说，李鸿章这些年来办洋务不见什么成效，倒带挈着合肥李家的本支外戚、远亲近故、奴才走卒将昧心的洋财狂发狠发！……前几年，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过七十岁生日时，正巧在两广总督任上，那李瀚章过那么一次生日，收到各路贪官孝敬来的寿礼就有一百万两白银，抵得上三艘巡洋舰的价银了！中日两国都已经开战了，军械所居然还检出许多“不合用”的前膛枪子卖给日本，换回十四万两白银供局员朋分，李鸿章不但不将那些罪犯加以惩治，反而替他们补给领字！李鸿章的那个过继的儿子、仗着李鸿章的势力当上了出使日本大臣的李经方在日本花天酒地、胡耗瞎费，不仅娶了日本小妾，还在日本各岛开了三所洋行……哼，李鸿章这老混蛋，他有什么脸敢躲开朝廷派下的“议和”差使，有什么脸敢冲朝廷嚷嚷派我去日本“议和”？！……尽管李鸿章一再声明他不愿意去日本“议和”，一再提出派翁同龢翁大状元去日本“议和”，清朝廷还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宣布派他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李鸿章接受了清朝廷的任命之后，请求清朝廷派翁同龢翁大状元当他的副手，与他一起赴日本“议和”，可是，清朝廷并没有让他遂心，反而根据翁同龢翁大状元代表许多官员提出的建议，在李鸿章所担任的全权大臣之下，特设参议一职，派李鸿章的那个过继的儿子李经方担任。李经方所担任的这个参议之职是李鸿章的所有随行人员中的最高职位，高于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这个以精通西洋法律而著称于世而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故意赞赏不已的“洋务奇才”所担任的参赞之职，因此，李经方成了李鸿章赴日本“议和”的最高级副手。

刘含芳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895年2月25日）早晨接到李鸿章的这封指示如何遣散北洋海军靖远号管带叶祖珪等人的回电之后，就在这天上午，按照李鸿章在回电中的指示，向叶祖珪等人宣布了李鸿章不让他们去天津听候发落的消息，并将李鸿章所公布的令他们各回原籍的命令也通知了他们，同时，他也宣布了由程璧光暂时担任康济号练舰管带这一任命。叶祖珪等人听到李鸿章的这些命令之后，各自默然接受。

刘含芳刚将李鸿章的这些命令向叶祖珪等人宣布之后，只见他的一名幕僚周益农飞马匆匆而来，向他报告说：“大人，又逃过来一大群陆路的溃兵，那些人想是饿急了，正在那儿大嚷大骂，噪呼着要闹事！”刘含芳一听，立刻跳上战马，随着周益农前去安顿那些溃兵。

那群溃兵足有数千人之多，此时，他们若是闹事，也只是因为饥、寒、伤、病，然而，替他们将饥、寒、伤、病问题解决了，绝非容易之事。刘含芳奔波了好几个时辰，让这些溃兵吃到了饭、喝到了水，将他们重新编伍、安置在空营中住下，并且派军医给他们疗伤治病。刘含芳向那些带着这些溃兵而来的营哨官们宣布说，他先回去给李鸿章发电报，向李鸿章请示之后，再进一步安排他们今后的去向。

刘含芳回到登莱青道衙门的时候，天色已经入夜，他去电报房给李鸿章发了电报，可是，他等了一会儿之后，却不见李鸿章有回电发过来，于是，他就先回到了他平时处理日常事务的二堂。二堂中的灯光很亮，刘含芳太太陆苓全副朝冠朝珠补褂蟒袍的正式礼服打扮，独自一人守坐在一张硬木大案之后，大案上并排放着两个斟满了毒酒的酒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北洋海军左队一号鱼雷大快艇管带王平等人率领北洋海军的十二艘鱼雷艇和两艘小型炮舰从海战现场逃跑。那王平逃到烟台之后，向当时还驻扎在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谎报军情，瞎说他冒死冲出威海卫的时候，北洋海军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已经或者被日军击沉、或者被日军俘获，北洋海军提督衙门所在地刘公岛和日岛都已经快要被日军攻占了。在此之前，西洋各国驻烟台领事就反复威胁李秉衡说，李秉衡身为山东巡抚，率领重兵驻守在烟台，让烟台成为了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让烟台的外国租地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处境之中，希望李秉衡快些率军撤走，以保外国租地的安全，否则，各国将向清朝廷提出严重交涉。李秉衡在各国领事的威胁之下，犹豫了很久，但是到底还是没敢放弃烟台、率军逃跑，此时，他听了王平谎报的军情之后，立刻给自己找到了逃跑的借口，率领大批军队匆忙逃离了烟台、向莱州撤退而去，将烟台的防务全部丢给了刘含芳。李秉衡率军逃走之后，刘含芳竭尽所能，率领留下的军民人等努力加强烟台的防务，而西洋各国领事居然又来向刘含芳进行恐吓，要求刘含芳也像李秉衡一样，率军退却，以解日军对于烟台的外国租地的威胁。刘含芳严词斥退了各国领事的荒谬要求，他冷静地宣布说：“李秉衡是山东巡抚、是大臣，他的责任范围是山东全省。我是登莱青道道台，是守土之吏，必须驻扎在烟台，我不能离开烟台！”在各国领事对刘含芳进行恐吓的时候，各国领事的夫人到后衙官宅上房的正厅拜见了陆苓，她们向陆苓进行游说，劝陆苓赶快离开烟台这个危险的地方，退避到别的安全地方去，她们还要求陆苓能劝说刘含芳率军和她一起离开烟台。陆苓听了那些领事夫人的话之后，一言不发，沉默地离开了正厅，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换上了全副正式礼服。然后，陆苓用一个朱漆托盘端着两杯毒酒，径直走到了刘含芳正接见各国领事的二堂之中，将两杯毒酒并排放在了大案之上，严肃地向刘含芳说道：“当此之境，官眷若去，则民心惶惑、士气涣散。你不会离开烟台，我也不会离开烟台，咱们必须誓死守卫烟台！如果烟台真的守不住了，你和我就将这两杯毒酒喝下，以死报国！”刘含芳听了陆苓的这番话之后，不再与各国领事多说什么，与陆苓并排坐在了并排放着两杯毒酒的大案之后。各国领事看到刘含芳和陆苓的意志如此坚定，知道他们再恐吓、再威胁、再游说什么也是没用的，只得带着各自的夫人悻悻离去。当时烟台的军心民心已有动摇，到处都流传着刘含芳打算弃守烟台、已让他的太太陆苓在他们的长子刘令迪的护送之下离开烟台返回天津的谣言，可是，自从这两杯毒酒并排放在登莱青道衙门二堂的这张大案上之后，那些谣言就渐渐地息止了。从那时起，陆苓每天都全副正式礼服装束，从早晨到深夜，守坐在这张并排放着两杯毒酒的大案之后。陆苓此举对于烟台的军心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帮助刘含芳更有效地将军民组织起来、努力加强烟台的防务。

“今天上午，逸朗（刘令迪）告诉我，你已经按照李鸿章的命令将北洋海军的那些军官遣散了。”陆苓缓缓地向刘含芳说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1895年2月4日），日本鱼雷偷袭北洋海军舰队旗舰定远号得手，刘含芳和陆苓的次子刘令武——这名定远号上的枪炮官被炸死在定远号上。革职留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定远号因被日本鱼雷击中而搁浅之后，曾派出秘密信使从威海卫来到烟台，将向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报告这一紧急军情的密信交给了刘含芳，请刘含芳将此密信用电报转发给李鸿章。那名秘密信使在将这封密信交给刘含芳的同时，也将那封丁汝昌专门向刘含芳报告刘令武牺牲的消息的信交给了刘含芳。刘含芳在得知刘令武的死信之后，心痛非常，可是，他怕陆苓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承受不住，于是，他将这个消息向陆苓隐瞒了起来，只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此时正在登莱青道衙门中帮助他处理一些文案事务的长子刘令迪，再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刘含芳和刘令迪将刘令武的死信隐瞒得很成功，在北洋海军的那些乘康济号离开威海卫的官兵来到烟台之前，陆苓确实不知道刘令武已死的消息。当北洋海军的那些官兵来到烟台之后，陆苓向刘含芳询问刘令武是否还活着、是否也乘康济号来到了烟台，刘含芳才不得不将刘令武已死的消息告诉了陆苓。陆苓在得知刘令武的死信之后，用直直的目光默默地看了刘含芳很久，然后，她将目光慢慢挪开，狠狠地看着前方。陆苓也为刘令武的惨死而流泪，不过，她只是在每天夜深人静之时、在那短暂的睡眠中悄悄地流泪。

刘含芳听了陆苓刚才说的那句话之后，只觉喉中一哽，于是，他强忍住哭音，尽量平静地说道：“是，李爵相不让他们去天津，让我赶快将他们遣回原籍。”

陆苓看着刘含芳，她的目光中的所有深意都是刘含芳所熟悉的。同治六年正月十六日（1867年2月20日），在他们两人的婚礼上，刘含芳第一次看到陆苓的目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那时，陆苓才二十三岁，是一位年轻的新娘，现在，陆苓五十一岁，是一位饱经忧患、惨遭丧子之痛的母亲。刘含芳心中深痛，不禁握住了陆苓的手。陆苓略略低下头，看了看刘含芳的和自己的那两只正握在一起的手——这两只手都已经衰老了，都是老年人的手！刘含芳和她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二十八年了，他们两人是一对一起从青年时代逐渐步入老年时代的夫妻！陆苓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向刘含芳说道：“咱们本来打算在去年二月——北洋舰队会同南洋舰队巡阅结束、回到北洋之后，替从爽（刘令武）办婚礼的，可是，到底因为局势严峻，给耽搁下来了。”——去年二月，今年二月，不过一年之间，种种蓄势已久的浩劫衰惨奔突而降……然而，去年二月，至少北洋海军还没有覆灭，刘令武还在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上任职……

——刘令武与未婚妻何敏柔订婚五年，何敏柔比刘令武年轻三岁，两人从小就认识，感情很好。刘家与何家本来打算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也就是刘令武二十一岁，何敏柔十八岁那一年给他们举行婚礼，可是，在距离原定婚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何敏柔的母亲却突然病故了，因此，何敏柔在家守孝三年，帮助处理何家的家务，刘家与何家也将刘令武与何敏柔的婚期推迟了三年。假如去年二月，刘令武与何敏柔举行了婚礼，那么现在人世间就又多了一个寡妇！此时，何家所有的人，包括何敏柔在内，还都不知道刘令武已经牺牲的消息。

刘含芳说不出话，唯有紧紧握住陆苓的手。

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1895年2月26日），刘含芳接到了李鸿章对于他于头一天晚上发去的那封电报的回电。李鸿章在这封回电中对于如何安排那数千名溃逃到烟台的陆路官兵的今后去向作出了指示，他命令刘含芳将那些陆路兵卒中愿意继续留下当兵的人，都重新妥善组织起来，用以加强烟台的防务，将其中不愿意留下的人，都发饷遣散，将那些陆路营哨官一律革职，让他们各自南归、返回原籍。在这封回电中，李鸿章再次对于北洋海军舰队靖远号管带叶祖珪等人的今后去向作出了语气严重的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饬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

刘含芳完全执行了李鸿章的这些指示。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1895年2月27日），清军对海城发起了第五次反攻。湖南巡抚吴大澂等人率各部大军约六万人，会攻海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95年2月28日）凌晨，日军由海城分路出犯，并迂回包抄清军后路，清军分路迎击，战斗了三个小时之后，清军不敌，主力纷纷退走，日军主力则突围而出。

在清军集中力量第五次反攻海城的时候，日军则发动了对辽河下游的扫**进攻。日军先佯攻辽阳，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95年3月2日）占领了鞍山站，切断了清军后方的根本重地牛庄与辽阳之间的通道。清军慌忙赶去救援辽阳，日军却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95年3月3日），转而西犯，偷袭牛庄。牛庄是一个小镇，位于辽河下游平原，东接海城，西通锦州，南连营口、田庄台，是辽东、辽南战场的清军囤积辎重的要地，可是，驻守在牛庄的清军却很少。当日军已在进攻牛庄的路上的时候，先只有吴大澂部下的湘军将领魏光焘率武威军六营赶至牛庄增援。后来，吴大澂部下的另一个湘军将领李光久才率老湘军五营赶到牛庄。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上午九时，日军分三路袭击牛庄。李光久属下的将士们请李光久快点下命令、快点率军迎战，可是，李光久那时却因为一筒鸦片烟还没抽够瘾，清醒不过来，迟迟不发命令。待等日军已经突入牛庄的街市之内的时候，李光久和魏光焘这两名主将却弃军而逃！主将虽逃，清军那十一营约五千余人的将士仍与日军第三师团、第五师团主力约一万二千余人展开了激战，在这历时达一天一夜的激战之中，清军伤七百余人、死一千八百八十人，再加上被俘的人，伤亡损失共达三、四千人之多。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895年3月5日）清晨，牛庄失守，残剩的清军从牛庄突围而出，牛庄的军库中所储存的一千五百余支毛瑟枪、一百五十一万颗枪弹、十九尊大小火炮、一千六百箱火药以及大量的马匹、衣服、粮食都被日军掳走。

日军占领牛庄，亦将海城之围尽解，清军第五次反攻海城又以失败告终。在牛庄失守的当天，清军第五次反攻海城的统帅、擅长金石考古和纸上谈兵的“名士”官僚吴大澂慌忙从他当时的驻地田庄台向石山站匆匆逃去，他一边逃，一边还数次派人向当时驻守在营口的四川提督宋庆告急。那宋庆接到吴大澂的告急密报之后，自思田庄台乃是营口后路和清军东征部队的粮台所在地，实在失守不得，于是，他亲自率领部下那拥有五十余营约二万余人的兵力的军队中的主力奔赴田庄台增援，只留下三千余人驻守在营口。宋庆这个缺乏战略眼光的举动等于将营口自动送入到日军手中。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95年3月7日），日军进攻营口，战斗打响之后，率部留守在营口的清军总兵蒋希夷居然立刻就率领所部五营官兵退逃而去，清军其他部队的守军力薄难支、寡不敌众，也纷纷撤离，于是，日军很轻易地就占领了营口，掳得四、五十尊大炮以及一艘兵船和两艘小火轮。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1895年3月9日），大批日军从辽河左岸出发，踏冰越过辽河，兵分三路向位于营口北面、辽河右岸的田庄台发起了猛烈进攻。——进攻田庄台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规模最大的一次用兵；此一战，日军调动了第一师团、第三师团、第五师团这三个师团的近二万余人，携带了大炮九十一门；当时驻守在田庄台的清军有六十九营约二万余人，拥有大炮四十门。负责守卫辽河的清军部队先败退而去，日军与清军经过激烈交锋之后，攻进田庄台市区。清军突围溃退，宋庆率部退往双台子，吴大澂率部退往锦州。当清军的大部队撤走之后，清军的一些残兵仍旧在田庄台市区占据民房，与日军继续战斗。日军则在田庄台到处纵火，烧毁了千余间房屋和三百余只民船。田庄台一战，清军官兵被杀二千余人，日军官兵则仅死伤一百六十余人。至此，清军在辽南战场全部溃败，日军占领了辽南地区北自鞍山站，南达大连、旅顺，西至营口、田庄台的所有城镇要隘，并因此而迅速占领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895年3月11日），清朝廷降下谕旨，以“吴大澂师徒挠败”这等意思含糊的温吞语言将清军第五次反攻海城的统帅吴大澂“切责”了一番，算是朝廷对于当时国民之心所作的一点点交代。至于吴大澂本人，那时正在锦州闹着要拔剑自杀、以报国恩，不过，不知道是他自杀的动作太慢了一些，还是他的军事参谋、翰林院编修王同愈阻止的动作太快了一些，他的自杀之举就宛如昆曲《宵光剑》的身段注释一般，毫无实在效果。吴大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将他那“捐躯报国恩”之意彰显了一番，然而，他这一番演绎的结果终于还是不出他自己和别人的预料的“未报身犹在”。他率部从田庄台撤退、逃到锦州的时候，虽然惊恐万状、狼狈不堪，然而他随军携带的夏商彝卣文字拓片、名家山水画卷、宋版《孙子兵法》之类的善本古书、还有他自请出关督师抗日之前在湖南长沙费了二百两湘平银购买的那枚流传有绪的伏虎纽“度辽将军”汉代缪篆铜印之类的珍贵书画古董并没有丢失，仍旧由兵卒们用箱子笼子运到了锦州。他想想那些他还没看够的书画、没摩挲够的古董，心底一片痴迷之气、眷恋之念到底还是难以割舍，只得一边在心中悄悄骂着自己为何偏偏“眼底物多情”，一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王同愈叹气哭道：“我实不能军……还是，还是向朝廷自请严议为是……不然，不然，后事难想啊……”吴大澂这一年整六十岁，他自从于同治七年（1868年）、他三十三岁那一年中进士、正式进入官场以来，二十七年的官场沉浮，让他着实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逃避惩罚的经验，他虽然明着宣布要向清朝廷“自请严议”，其实他念念不忘的是“君恩或可待”，希望清朝廷给他的惩罚越轻越好、甚至能将本该给他的惩罚全部“开恩”免除。他很清楚，只要他肯多用钱贿赂，将各种关节都疏通了，那么，他在入关回朝之后，清朝廷也许不仅会将他本来该受到的严厉惩罚都给免除了，还可能给他换个更体面、更肥润的差使呢！——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的时候，他为了讨好光绪皇帝、巴结光绪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蠢老七”，自鸣得意地呈递了那道“请尊崇醇亲王称号礼节”的蠢奏疏，为了那道蠢奏疏和慈禧太后的那句“吴大澂果有此奏”的警告，他受了多大的惊吓、耗费了多巨的银钱！不过，他有了那番大麻烦所给予的经验，对于他此番逃脱清朝廷的惩罚的前景倒是颇有信心。他很清楚，虽然此时光绪皇帝稍有与慈禧太后争权之举，可是，真正控制着清朝廷的仍然是慈禧太后，真正能决定他是否能逃脱清朝廷的惩罚的仍然是慈禧太后，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她最关心的也不过就是如何牢牢地将清朝廷的最高权柄控制在她自己手中而已，至于如何解决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所面临的种种灾难问题，她是懒得去考虑的；他只要能将足够巨大的贿赂孝敬给慈禧太后、奉送给慈禧太后的那个亲信老阉奴李莲英、以及能在慈禧太后面前替他辩护开脱的种种人物，他逃脱清朝廷的惩罚将是很容易的事。他也考虑到，他也得将另一些贿赂孝敬给光绪皇帝、奉送给光绪皇帝的宠妾珍妃的娘家他他拉家的人、以及其他各色能在光绪皇帝面前替他美言几句的人物，毕竟此时清朝廷的上谕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他也不能将光绪皇帝给得罪了不是？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以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訢领头的一群王公大臣向清朝廷奏请裁撤海军衙门——他们自己振振有词地说，这是精简机构、淘汰冗员、整顿财政的重要举措，必须尽快付诸实施。那恭亲王奕訢自从在中法战争期间，被慈禧太后免官罢职以后，在家闲居了十年，直到去年冬天，中日甲午战争已到非常危急的时刻、慈禧太后急于摆脱她对于战争失败的责任的时候，慈禧太后才又复授他为军机大臣、命他督办军务。而这十年恰恰是海军衙门在官场上大显威风的时候，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的先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绰号“蠢老七”的醇亲王奕譞，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醇亲王奕譞病死之后，慈禧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当时还只是庆郡王）接任了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向来看不起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与他们的关系向来都很坏，这十年之中，奕譞和奕劻借着海军衙门发了大财，而闲居在家的奕訢纵然嫉妒得要死、痛恨得牙根痒痒，却也只能眼睁睁地干看着、无可奈何。此时，奕訢想借着裁撤海军衙门，替自己出一口恶气。光绪皇帝对于奕訢等人奏请的裁撤海军衙门的建议很是同意，他在当天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宣布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遵议更定海军章程，非广购战舰巨炮不足以备战守；非合南洋统筹不足以资控驭，非特派总管海军大臣不足以专责成。目前各事未齐，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以节经费。其每年应解海军正款，亦请统解户部收存，专为购办船械之用。又奏，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均依议行。”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95年3月14日）早晨，议和大臣李鸿章带着跟随他去日本“议和”的大批官员和随从、以及他的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W.Foster）等人来到了天津港，李鸿章等人登上了悬挂着新制黄龙国旗的德国商轮“公义号”，科士达等人登上了德国商轮“礼裕号”。“公义号”和“礼裕号”起锚之后，相继离开了天津港，驶入了渤海……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95年2月13日），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之下，清朝廷颁布了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授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日本“议和”，并且宣布将三眼孔雀花翎、黄马褂等恩典都赏还给他，开复以前给予他的处分。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从天津来到北京，光绪皇帝当天就在乾清宫召见了他。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95年2月28日），慈禧太后宣布说，她的肝气病又发作了、胸膈之间巨痛难忍，而且，她的胳膊也酸痛，她的肠胃也有病、总是腹泻，因此，她得安安静静地在深宫中仔细调养一阵子才行，暂时就不管朝政、不召见任何大臣官员了，至于“议和”之类的政事，一切都遵照光绪皇帝的旨意办理就行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95年3月2日），慈禧太后秘密召见了李鸿章，就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向李鸿章说了一番指示，并特别强调说，为了“议和”成功，可以将辽东或台湾割让给日本，如果日本实在不能满足的话，那就将辽东和台湾都割让给日本。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光绪皇帝单独召见了李鸿章，与李鸿章进行了一番密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1895年3月6日），李鸿章离开了北京。他这次从天津来北京的时候，是处于半疯状态，而离开北京回天津的时候，则处于半疯半麻木的状态。——

春天的海风不停地吹着，可是这海风却不能将李鸿章从半疯半麻木的状态中吹醒……李鸿章所率领的这个赴日本“议和”的队伍共由一百三十五人组成，他的主要随员有三十三人，例如：他的那个过继的儿子、在这次“议和”差使中担任参议一职的江苏存记道李经方，参赞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参赞罗丰禄，参赞马建忠，东文翻译候选直隶州罗庚龄，东文翻译卢永铭，随从医生四品衔直隶候补同知林联辉，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J.W.Foster），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另外，还有管厨、厨子、茶房、打杂、轿班、剃头匠等多名仆从。

道光末年（19世纪40年代），李鸿章还只是一个年仅二十多岁的、从安徽合肥乡下老家到北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人。他在从合肥到北京的路上，曾经在他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墙壁上龙飞凤舞、洋洋洒洒地题写了十首诗，其中，他当时觉得最得意的一首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几人从此到瀛洲。

此时，是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七十二岁，他那衰老的、曾被称为“铁腕”的手已经无力舞动吴钩，他的精神已处于半疯半麻木状态，他所创办的北洋海军在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的三场以惨败而告终的海战之后投降覆灭，他所倚靠半生、使用西洋新式枪炮的淮军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战中战无不败……他的名字写遍了中国近来三十多年开办洋务的历史，这一段充满了挣扎和屈辱的历史，无数的中国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大骂他是“大汉奸”、“大卖国贼”、“大买办”，无数的外国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又是嘲笑讥讽他是一个“东方俾斯麦”、又是恶狠狠地诅咒他是个早该进地狱的“大流氓”……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江宁之后，清朝廷将他的老师曾国藩封为一等毅勇侯，将他封为一等肃毅伯，那时，曾国藩五十三岁，他四十一岁。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在查办天津教案、办理了与法国的“外交交涉”事务之后，落了个名毁天津、举国痛骂的下场，终于在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和“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这几句话反复唠叨了不到两年之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重而死。同治九年（1870年），他曾经接替曾国藩将天津教案的最后扫尾过程处理了，让天津教案在那枉杀多人、血腥而耻辱的结果中将就完结，可是，那时名毁天津的主要人物是大清朝开国以来以文臣而被封为侯爵的第一人曾国藩，并不是他，那时，他四十七岁。从那时到此时，又是二十五年了，他怎能不衰朽为一个七十二岁的残年老者？……可是，这二十五年中，他又经历了多少事！最让他觉得惨然的就是北洋海军的投降覆灭！北洋海军的投降覆灭让他那本来就碎影参差、残缺不全的洋务梦彻底破灭了……此时，他依旧戴着装饰有三眼孔雀花翎的伯爵冠，依旧还没有达到“封侯”的目标……光绪十七年（1891年）夏天，他曾亲自安排那支由北洋海军的定远号、镇远号等精华六舰组成的豪华舰队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四十余天的访问，让北洋海军在那个夏天在全世界面前大出风头……此时，他这个以北洋海军的创办者的声誉被载入世界海军历史的人却乘坐着一艘租来的德国商轮，在渤海的波涛那哀苦的颠簸中，进行着前往日本“议和”的耻辱航行……海面上，掠过一群又一群冷漠扑飞的海鸟，这些海鸟当然不会知道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写出过那样骄傲自诩的诗句，当然不会是为了特意奚落他而在他的视野中扑飞个不停，然而，看看那些海鸟，想想他的那些诗句、他这次到达日本以后在“议和”过程中的可能经历、这次“议和”谈判之后的可怕后果，他的心中真是诸般感触皆起、诸般感触皆难……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95年3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号、浪速号等八艘护卫舰和运兵船一起启碇，离开了位于日本九州佐世保湾北岸的佐世保军港，开始执行进攻中国的澎湖列岛的计划。——澎湖列岛位于中国的福建省和台湾省之间的台湾海峡的东南部，是台湾海峡中的主要岛群，控扼住了台湾海峡的咽喉所在。日本因为想侵占台湾全省，所以首先向澎湖列岛这个战略重地发动了进攻。日本的侵略意图是，先侵占澎湖列岛，以迫使清朝廷在即将开始的中日“议和”谈判中顺从地将台湾全省割让给日本，若清朝廷没有在“议和”谈判中将台湾全省割让给日本，日本就将以澎湖为跳板，用武力将台湾全省攻占。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3月17日），清朝廷解除了吴大澂帮办东征军务的职务，命令他迅速回北京，同时，清朝廷宣布由魏光焘统领东征部队中的湘、鄂诸军。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等人到达日本马关。——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91年6月28日），北洋海军派出的那由定远号、镇远号等精华六舰组成的豪华舰队在那次正式访问日本的航行中所到达的第一个日本城市就是马关。如今，烟霞仿佛，人事全非！

日本派出了一个官阶不高的官员——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让他带着几个人在马关码头上“迎接”李鸿章等人的到来。

日本方面参加这次中日“议和”谈判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以及他们的随员已经在此之前到达了马关。在李鸿章到达马关的当天，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互相书面通知各自的“议和”全权大臣的到达，并约定在第二天就开始“议和”谈判。

这一天，李鸿章并没有下船，他只是疲惫地站在船上，透过烟霞，麻木地望着马关这个城市，这个将记录下中国的巨大耻辱的城市……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李鸿章在一片处处都强烈充斥着耻辱感觉的狠冷气氛之中，带着跟随他来“议和”的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参赞伍廷芳、参赞马建忠、东文翻译卢永铭、东文翻译罗庚龄等人，乘坐小船登岸，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岸上，李鸿章换乘了一顶用蓝色丝布做成的大轿，往“议和”的具体地点——坐落在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的春帆楼而去。

春帆楼装修得很新很华丽，从其正厅到二楼的楼梯，都铺着昂贵的地毯。李鸿章等人在日本方面人员的引导之下，麻木地踏过这昂贵的地毯，在这天下午十五时零五分，走进了会议室。

在这天下午，日本方面参加这次“议和”谈判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的两名翻译官陆奥广吉和楢原陈政这七人与李鸿章等人见了面。在这天下午的谈判中，中国和日本双方相互交换了全权事凭，李鸿章还命令罗丰禄宣读了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

——据说，罗丰禄是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中掌握运用英语最为出色的一个人，他的同班同学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光绪三年（1877年）春天，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欧洲学习的时候，罗丰禄以翻译身份一同前往，他在英国没有继续学习海军，而是一面当着一位“极称职”的华洋翻译、陪同上级官员们考察工业制造，一面在伦敦国立琴士学院学习化学、气学、格致以及政治。罗丰禄是个特别会在官场上投机钻营的人，自从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参办洋务以来，专以谋肥差、得厚利、出风头为己任。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正担任海军营务处道员一职。当邓世昌等人在血战中牺牲于黄海的时候，他则正忙不迭地安排他的那个他称为“六妹大人阁下”的小妾带着一大堆他贪污受贿而得的金银细软和他的几个孩子回老家的事；当刘步蟾等人因陷入绝境的北洋海军的惨败而自杀于威海卫的时候，他则正拼命地为与日本“议和”的事向李鸿章献计献策，吹嘘他与日本海军将领如何如何相熟、与日本朝野各色人物如何如何相厚，显示他这个掌握了纯正而道地的英语的“洋务能员”将在“议和”谈判中如何如何出色地发挥关键而重要的作用。此时，在这气氛紧张的春帆楼上，在他自称与他友谊甚笃的“日本友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那轻蔑鄙屑的目光之前，在他拼命谄媚取宠的尊贵恩相李鸿章那疲惫冷酷的目光之前，在他竭力排挤攻讦的同僚官员伍廷芳、马建忠等人那阴险狡诈的目光之前，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宣读那份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时的语音语调语速上，生怕自己那历练了多年的纯正而道地的英语在这个对于他的宦海生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时刻会突然露怯，不自觉地迸出他此时想彻底抛弃的福建乡音土腔来。——

罗丰禄所宣读的那份英文备忘录说中国希望“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为彼此议商和约条款地步。”伊藤博文对此的答复是“此事明日作复。”在这一天的谈判中，中国和日本双方还商定了李鸿章等人在第二天迁往引接寺下榻、在第二天下午继续谈判等问题。

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3月21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中国和日本双方在春帆楼继续谈判。会议开始之后，伊藤博文向李鸿章宣布说：“中堂昨天所提交的备忘录，我方已提出了书面答复。我已将此书面答复译成了英文和汉文，现在，我就先将英文译文宣读一遍。”伊藤博文亲自将那篇书面答复的英文译文朗读了一遍，李鸿章听不懂英文，可是伊藤博文的目光和语气，已经让他预感到了强烈的不安，不过，他还是竭力让他的脸色保持着镇静而麻木的状态。罗丰禄将伊藤博文所朗读的那份书面答复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了汉语，用福建官话说给李鸿章听。——“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体察目前军务情形，并顾虑因停战所生局面，兹将停战要款胪列如下：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开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间之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伊藤博文宣布如此苛酷的停战条件，是为了达到在不停战的状态之下进行“议和”谈判的目的。

李鸿章听到这等停战条件之后，反复向伊藤博文强调说“过苛！过苛！”然而，不管李鸿章怎样哀求，伊藤博文却绝不松动一点，只是限定李鸿章必须于三天之内对于停战条件作出答复。

这天下午的谈判停会、李鸿章回到了日本方面为他安排在引接寺的住所之后，立刻将日本方面所宣布的停战条款用电报通知了远在北京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接到这封电报之后，被日本方面所提出的荒谬而苛酷的停战条款给吓坏了，他们赶快将这封电报的原文上奏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接过电文，将停战条款浏览过一遍之后，他那张瘦弱的、充满了抑郁之色的脸一霎时就转成了蜡白的僵尸之面。“这……这……”光绪皇帝结结巴巴地自语了两声之后，实在想不出该对这停战条款作出何等定夺、实在不敢承担因对于这停战条款作出定夺之后而必须承担的巨大责任，于是，他连忙直奔宁寿宫，想让慈禧太后将这停战条款作出定夺。可是，当他来到宁寿宫门前之后，慈禧太后的头号亲信老阉奴李莲英却怪腔怪调、幸灾乐祸地告诉他说：“太后老佛爷圣体欠安，才吃了些药歇下了。老佛爷严旨吩咐说，她得静静地调养一阵，谁也不能见，就是皇上来请安，也请皇上先回去，有什么事，等她觉得精爽些了，再命人召皇上来回话。”光绪皇帝急得想抽李莲英两个大嘴巴子，可是偏偏又不敢下手，没奈何，他只得离开了宁寿宫。光绪皇帝看慈禧太后是绝对不会出面对于停战条款作出定夺的了，于是，他也赌气，也不作出任何定夺，只含糊其辞地命令总理衙门审时度势、酌情处理。

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没有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任何明确旨意，惊慌失措地乱成了一锅馊粥！后来，他们反复地相互争闹、相互推诿之后，决定派出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吏部侍郎徐用仪等人到各国使馆“商酌”，向各国公使乞援。然而，各国公使对于日本所宣布的停战条件并不关心，他们所真正关心的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相关的“议和”条款——根据各国所获得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各国对于日本在“议和”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进行“利益均沾”。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总理衙门的昏官们建议说：“应该先向日本索阅‘议和’条款。”总理衙门的昏官们居然就将各国公使的这个意见作为旨令电告给李鸿章——“阅所开停战各款，要挟过甚。前三条万难允许。必不得已，或姑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若彼仍执前说，则以难允各条暂置勿论，而向索和议中之条款。”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的电令之后，根据电令内容拟出了给日本方面的复文，准备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1895年3月24日）下午，中国和日本双方的第三次“议和”谈判会议中将此复文作为给日本方面的正式答复。

中国与日本双方第一次在春帆楼举行“议和”谈判会议之前，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号、浪速号等八艘护卫舰和运兵船已经由东海进入了台湾海峡，逼近了澎湖列岛。第一次“议和”谈判会议召开的同时——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下午，日本联合舰队的这八艘护卫舰和运兵船进抵仓岛。伊藤博文宣布了日本方面的停战条款的同一天——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3月21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下达了在第二天进攻澎湖列岛的命令。然而，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22日）天亮之后，海面上狂风大作，巨浪咆哮，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决定将进攻澎湖列岛的行动暂时推迟一下。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天气突然转晴，海面上风平浪静，日本联合舰队和配合其作战的日本陆军在这一天发动了向澎湖列岛的进攻，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1895年3月24日）下午十五时，中国和日本双方在马关春帆楼开始了“议和”谈判的第三次会议。李鸿章对于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战条款给予了正式答复，他将他根据总理衙门的电令所拟出的复文的汉文正本交给了伊藤博文，又命令罗丰禄将英文译本宣读了一遍。李鸿章在复文中声明说，他对于日本方面“所复停战节略内要款情形，万难照办”，不过他“尽心‘议和’之始愿，从未稍减，以期两国和局之早底于成也。”李鸿章又按照总理衙门所发给他的旨令，要求日本方面出示“议和”条款。伊藤博文看到自己达到了在不停战的情况下，直接谈判“议和”条款的目的，甚为得意，于是，他答应说，第二天就将“议和”条款交阅。

这天下午十六时十五分，李鸿章在这次“议和”谈判会议结束之后，离开了春帆楼，乘坐那顶用蓝色丝布做成的大轿返回他在引接寺的下榻之所。李鸿章乘大轿而行的一路上，有许多日本人沿途观看。这顶大轿经过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将过江村杂货店之后，就向北转弯，从拥挤着围观的人群中穿过，往距离已很近的引接寺而去。这时，有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子突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蹿至大轿旁边，用手按住了一名轿夫的肩膀。这名轿夫一惊，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其他轿夫也随之一惊，停住了脚步。坐在大轿中的李鸿章那时正在愤愤地想着事情，那名日本男子乘他不备，朝他开了一枪。这一枪响过之后，大轿四周的人群顿时喧闹纷乱起来，这一枪射出的那颗子弹打中了李鸿章的左颧骨，深入到他的左眼睛之下。李鸿章用手将自己的左面颊一捂，腥湿的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了下来、落在大轿之中、流出了大轿之外……负责治安和警备的一些日本警察赶快将围观的人群驱逐开，让轿夫们快速将李鸿章抬到引接寺，与此同时，另一些日本警察则忙着将那名行刺的日本男子逮住了。

李鸿章被抬回引接寺之后，因为流血过多，晕了过去。医生对他进行了诊视，说他受的这处枪伤并不致命，并用药将他伤口的血止住，用绷带将他的伤口裹住——他的左脸都被绷带裹满了，只留右眼睛在外。

——那个行刺李鸿章的日本男子名叫小山六之助，据他自己向日本警察招供说，他之所以行刺李鸿章，是因为他痛恨李鸿章前来“议和”，对于日本的“武运长久”有很大的阻止和损害，他觉得日本应该将侵略中国的战争扩大扩大再扩大，日本皇军应该趁着眼前的胜势，一举攻占中国的首都北京，而李鸿章的“议和”活动却影响了日本皇军的进攻，让日本蒙受了放弃攻占北京的耻辱。他要用行刺李鸿章这一激烈行动向日本天皇表示他的忠心，希望能用这一行动向日本天皇呼吁，不要在这个时候就匆忙与中国进行“和谈”、签订和约，而要将侵略中国的战争继续扩大下去。——

然而，日本政府却觉得小山六之助行刺李鸿章这一事件发生得很不是时候。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害怕李鸿章会以遇刺负伤为借口，停止“议和”谈判，离开日本回中国，并害怕李鸿章会趁此机会大肆施行他那“以夷制夷”的外交计划，在其他强国面前对于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引起其他强国对于中国和日本的“议和”谈判的干涉。陆奥宗光的意见正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意见。在李鸿章遇刺之后的一连几天之内，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亲自到引接寺看望了李鸿章，对于他表示“慰问”；日本明治天皇睦仁也派出自己的侍从武官中村大佐为特使，前往引接寺“慰问”李鸿章；明治天皇的皇后也派出两名护士去侍候护理李鸿章，并且命人将她亲手制作的裹伤绷带送到引接寺“赐给”李鸿章。

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经过密商之后，认为在这样紧张而尴尬的形势下，日本若不另外采取更现实的“议和”措施，将会在“议和”谈判中失去很多就要弄到手的暴利，因此还是同意李鸿章所一再恳求、一再提出的停战要求为是。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同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意见，裁定他们可以去向李鸿章传达停战允诺、并将一份新的停战协议草案交给李鸿章。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1895年3月28日），陆奥宗光亲自来到引接寺，在李鸿章的病榻前向李鸿章传达了明治天皇睦仁的停战允诺，并将那份新的停战协议草案交给了李鸿章。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95年3月30日），中国和日本双方正式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按照国际惯例，停战协定是中国在“议和”谈判中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最低保障，然而，中国获得停战协定的经过竟然如此离奇、如此耻辱。而且，这份停战协定的条款依旧非常苛酷——仅仅规定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暂行停战，澎湖和台湾却并不在停战区之内，停战期限仅为三个星期，并且如果在这三个星期之内“议和”谈判破裂，这份停战协定就自行废止。这一天，李鸿章给日本方面发去了一份照会，说“停战条款现已画押，本大臣甚愿即将永远和局事宜从速开议……拟请即将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核。”

就在中国和日本双方就签订这份停战协定而磋商的同时，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1895年3月26日），日军占领了全部澎湖列岛，封锁了中国台湾省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通道，摆出了要倚靠武力侵占台湾的架势。——日军在占领澎湖列岛之后，在马宫城设立了“澎湖列岛行政厅”，以日本海军少将田中纲常为行政厅长官，对澎湖列岛实行殖民统治。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1895年4月1日）上午，中国和日本双方召开了第四次“议和”谈判会议。这天下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命令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和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将“和约”条款底稿送交给李鸿章。

李鸿章努力睁大了他的那只尚留在绷带之外的右眼，仔细将这份底稿阅读了一遍。——日本提出的“和约”条款简直太恐怖了！其主要内容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更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运进中国各口岸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李鸿章唯有愕然震惊，他与他的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商量了一通，科士达说了一大堆意见供他参考。科士达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李鸿章应该赶快将日本送交的“和约”条款底稿电告总理衙门，并催促总理衙门将“和约”条款底稿密告英国、俄国、法国三国驻中国公使，向那三国公使表明清朝廷对此“和约”条款的态度——“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

李鸿章思前想后，别无办法，只得在这天晚上将日本送交的“和约”条款底稿和科士达的意见的主要内容用电报通知了远在北京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的昏官们接到“和约”条款底稿之后，惊吓之余，只想着如何相互大赖特赖，将自己可能将负的责任推脱出去。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1895年4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亲贵重臣，商量如何应付日本在“和约”条款底稿中提出的各项要求，特别是“割地”、“赔款”这两大问题。那些亲贵重臣们各自油头滑脑地说了一些意见，相互之间争吵得还挺厉害。军机大臣、以“主战”著称的翁同龢翁大状元只管痛哭流涕地高喊说“台湾绝不可弃”，其他重臣中的大多数则显得很有战略眼光、很有谋国之智似的给光绪皇帝出主意说，“台湾不过是一个孤悬海外的荒蛮岛屿，辽东可是大清朝的祖宗龙兴之地，逢此为难关头，就是非割地不可，也只能舍台湾，好歹也得将奉天南部给保住了才是！”这些人吵来吵去，却都不敢对于一个他们都害怕的实质问题稍有涉及——如果拒绝了日本的割地要求之后，日本继续扩大向中国的战争，那么中国将如何应付这更大规模的战争？就是翁同龢翁大状元这个最以“主战”著称的重臣对此问题也不敢多说一个字。光绪皇帝对于这次召见很失望、很忿然，因为，他本来就没什么主意，听了这些亲贵重臣的吵闹之后，只觉得更加心慌意乱、更加迷糊害怕，实在做不出任何决定了。光绪皇帝又去找慈禧太后请旨，希望慈禧太后能有个明确态度，然而慈禧太后仍然说她自己正病着呢，就是不见光绪皇帝。

自从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议和”谈判开始之后，李鸿章与清朝廷之间的所有往来电报，都被日本情报机关截获破译。因此，日本方面很清楚地掌握了中国方面的内情。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认为如果在与中国方面的反复辩驳中延长了谈判时日，将对于日本不利。于是，他们决定对于中国“议和”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李鸿章的那个担任参议一职的过继儿子李经方进行恫吓，利用李经方的怯懦胆小和种种被日本方面掌握的把柄和劣迹，迫使李经方竭尽全力说服李鸿章，使得李鸿章能催促清朝廷尽快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

日本方面先蛮横地向清朝廷提出，添派李经方为“议和”全权大臣。于是，懦弱的清朝廷就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1895年4月6日），宣布说“添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商议和约。”

清朝廷最高层吵闹了几天之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1895年4月8日）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意思含糊不清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对于割地的责任问题，清朝廷作出了这样的推诿——“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意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对于在割地和赔款问题上的让步限度问题，清朝廷的指示是——“先将让步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就在这一天，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邀请新由参议晋升为全权大臣的李经方到自己在马关的行馆进行会晤。李经方赴会之前，李鸿章将自己根据清朝廷的旨意所拟定的一份商改约稿节略交给了他，让他带去交给伊藤博文。——李鸿章在这份节略中，对于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等问题提出了驳论。

李经方带着这份节略来到了伊藤博文的行馆，然而，他与伊藤博文见面之后，刚寒暄了两句，还没落座、更没来得及将这份节略交给伊藤博文，就听伊藤博文气势汹汹地向他说道：“这次停战，是因为我极力坚持、极力说服，军部的大臣官员们才同意的。他们早就备足了兵马、粮草、武器，原来是打算攻占中国的皇城北京之后，再谈‘议和’的！现在，离休战期限越来越近了，日本方面决定不能再等了！”李经方吓了一大跳，不敢落座，仍旧站在原地，赔笑不赔笑、哭丧不哭丧地向伊藤博文解释道：“实在不是有意拖延……只因割地与赔款这两项事宜关系重大，我国在递交正式书面答复之前，还希望与贵国再磋商一下。”伊藤博文紧紧地盯着李经方那双目光躲闪不定的眼睛，厉声说道：“南北两地，日本都要割占，只是一处是断然不可的！我国为了这次战争，所耗的军费实在巨大，要求赔款三万万两是我国文武大臣经过反复商量之后才决定的，就是再减，也减不了多少。我本来是没有必要将这些话告诉你的，我是看在……”说到这里，伊藤博文忽然将话锋停住了，只是紧紧地盯着李经方的眼睛看。李经方被伊藤博文看得头皮发紧、脊梁骨发瘫，满脑子晃晃****地尽是些什么“倭米船”、“开平煤”、“私放倭间谍”、“偷售前膛枪子”、“寄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的那一整笔银子”、“自己在日本开的那三所洋行”之类的事，简直都顾不得听伊藤博文说话了。伊藤博文轻轻地冷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向李经方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中国派出的全权大臣了，应该学会用全权大臣必须掌握的方式考虑问题了。你应该很清楚现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形势，应该牢牢记住，日本是战胜国，中国是战败国！由于中国拼命求和，日本勉强应允，才有现在的‘和谈’。如果‘和谈’不幸破裂了，只要我发布一个简单的命令，大日本帝国的六七十艘运兵船，就会将增援的大日本皇军，陆续运往中国。请仔细想一想，凭着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能保得住北京这座古老的皇城的安全吗？另外，我再提醒你一下，如果‘和谈’破裂了，你父亲肃毅伯（李鸿章）和你离开日本、回到中国之后，还能不能安然地出入北京城、还能不能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大清朝的众多重臣面前留一条活路，恐怕谁也难说！”李经方呆站着听伊藤博文说完了这一大篇话，只觉得双腿直发僵、直发疼，若不是喉咙里强提了一口气坚持着，早就跪坐在地上了。他瞪眼咬牙地过了一会儿之后，才想出了几句话，哆哆嗦嗦地对伊藤博文说道：“阁下的话，我都记住了，只是，我不敢擅自就答复什么，请容我回去跟我父亲商量一下，再尽快给阁下一个答复。”伊藤博文似笑非笑地点了一下头，说道：“可以。”李经方的胆子稍微大了一些，又想出了几句话，对伊藤博文说道：“万一……万一答复有什么不能让贵国满意之处的话，还希望不要因此招致贵国的激怒，导致‘和谈’破裂。”伊藤博文严厉地、轻蔑地看了看李经方，点了点头。李经方赶快告辞离去，临走之前，他又找补着向伊藤博文说了一句：“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一切事情都请海涵了……”伊藤博文只是悠闲地看着李经方离去，甚至懒得再点一下头。

李经方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伊藤博文的行馆，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引接寺，去向李鸿章报告他刚才与伊藤博文会晤的情况。李鸿章让他交给伊藤博文的那份商改约稿节略，他根本就没敢在伊藤博文面前拿出来。——那份商改约稿节略，他怎么带了过去，就怎么原样带了回来！

李鸿章听了李经方的报告之后，将李经方原样带回来的那份商改约稿节略要到了自己的手里。他攥着那份节略，手不住地哆嗦，那只绷带外的右眼睛则狠狠地瞪着李经方。李经方此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可是，他刚才在李鸿章面前急赤白脸、手舞足蹈地比划吵闹的样子，还不如他四岁那年在李鸿章面前背一首简单的儿歌时显得沉着老练。在李鸿章那只右眼睛的注视之下，李经方忽然害怕地安静了下来，只管嗫嚅着，不停地吸溜着鼻子……李鸿章不再看李经方了，他将那只右眼睛慢慢地阖上，深深地叹起气来……

李鸿章根据李经方所报告的他与伊藤博文会晤的情况，拟定了一封电报稿，给总理衙门发了过去。在这封电报中，李鸿章提出，“将奉天的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割让”，“赔费以一万万应之”，并且明确向清朝廷提出，倘若日本方面不能以此而满足“割地”、“赔款”的贪欲的话，“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这封电报发出之后，李鸿章就按着他在这封电报中向清朝廷报告的意思重新拟定了一份修正约稿。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1895年4月9日），李鸿章派人将这份修正约稿送交给日本方面。

李鸿章将这份修正约稿送交给日本方面的同一天，清朝廷颁布了一道谕旨，宣布将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北洋海军护理左翼总兵兼署理镇远号管带杨用霖、北洋海军舰队广丙号大副黄祖莲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原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业已革职，故无庸置议。——此时，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投降日本、畏罪自杀的恶名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1895年3月6日），惊蛰节气这一天，光绪皇帝下旨，命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北洋海军投降过程详细查明，如实奏复。李秉衡向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签订了《威海降约》的牛昶昞以及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人核查了一番，牛昶昞等人岂能说半个字的实话，他们当然死说是丁汝昌作出的投降决定，而且当受丁汝昌派遣去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送投降书的广丙号管带程璧光所乘坐的船开船之后，丁汝昌就喝鸦片自杀了。李秉衡懒得再多核查，生怕会因为穷追不舍的核查而引起更多的调查，将自己坐视威海卫被困而不派兵援救、先逃到莱州的事情也牵涉过来，弄得自己也跟着丢官破财。于是，李秉衡将牛昶昞等人的供词上奏给光绪皇帝，并且建议说，由于丁汝昌已经自杀了，还是宽其既往之罪愆为是，此外无庸深论了。——虽然如此，清朝廷还是将早已经被褫职的丁汝昌的家产全部籍没。丁汝昌从军几十年，无数次从死人堆里挣扎出来，为官敛财，挣出了一份颇为丰厚的家产，仿佛刹那之间，家业凋零，金银散尽，家中众人流离四方，走到哪儿，都被一片痛骂他这个“无耻懦夫”的怒潮拼命扑打着……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895年4月10日），中国和日本双方举行了第五次“议和”谈判会议。头上还缠裹着绷带的李鸿章出席了这次会议。伊藤博文将他准备的一份改定条款节略交给了李鸿章，这份节略提出，中国的盛京南部地方、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等地方都要永远割让给日本，赔款总额减为二万万两。李鸿章瞪着他那只绷带之外的右眼睛，将这份节略的中文本仔细地读了又读。读完之后，李鸿章就割地和赔款问题再次进行了辩驳。可是，伊藤博文只是故意显得很客气地对李鸿章说道：“肃毅伯，在您读这份节略之前，我已经向您说过了，您读了这份节略之后，只需要说‘同意’或‘不同意’就足够了。您是办理外交事务的老前辈，您辩驳几句，我们当然会洗耳恭听，可是，‘和约’条款绝不能稍有改动。您和我都很清楚，现在需要我们多努力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快签订和约。”李鸿章气得语塞，过了一会儿，才开言问道：“噢，你说要尽快签订和约，请问，这‘尽快’是什么意思？”伊藤博文冷冷地威胁道：“‘尽快’？大日本皇军已经在广岛做好了出征准备，六十余只装备精良的运输船随时可以解缆出航，将大日本皇军的那些训练有素、誓死为天皇陛下的事业而战斗的英勇官兵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上去！现在，那六十余只运输船之所以还没有开往中国，仅仅是因为现在日本和中国还处于停战期内。可是，当第一个合适的机会到来的时候，那六十余只运输船立刻就会启碇出航，不会有丝毫的犹豫！”李鸿章的那只右眼睛微微地有些发濛，不过，只是他自己能感觉到，别人很难看出来。——此时，日本拥有战胜了中国北洋海军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拥有六十余只装备精良的运输船……此时，中国北洋海军舰队已经悲惨覆灭了，那支曾号称亚洲第一的豪华舰队曾经拥有的许多艘著名舰艇都被日本掳走了，正在为日本服役……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伊藤博文同意给李鸿章三天时间考虑——他要求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895年4月14日）下午必须作出最后答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95年4月11日），伊藤博文将一份日本向中国发出的最后通牒送交给李鸿章，重申日本方面于头一天递交的改正和约条款节略是尽头条款，中国只能选择“允”或“否”。

李鸿章立刻将伊藤博文于头一天递交的那份改正和约条款节略和这一天送来的声明全部电告总理衙门，请清朝廷迅速予以定夺，并且通知总理衙门说：“伊藤要求三日回信，倘不准，定即添兵。广岛现泊运输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征清大都督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

清朝廷用电报给李鸿章发来了一道谕令——“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全权大臣——李鸿章、李经方、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又称《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马关条约》共有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废除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出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汉奸），中国不得擅为逮捕；在订约后一年内中国分两次交清赔款库平银一万万两、并重新签订通商行船章程之前，日本派兵占领威海卫……

在《中日马关条约》所属的另约中具体规定，驻守在威海卫的日本军队不超过一旅团，在日军驻守期间，中国每年贴交库平银五十万两，日军的驻守范围，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沿岸四十华里以内……

《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1895年4月18日），李鸿章率领中国“议和”使团登上了那两艘租来的德国轮船，离开了日本，返航回中国。李鸿章发誓，他这辈子再也不踏上日本的土地……

李鸿章离开日本的时候，他的左脸颊上的枪伤仍旧未愈、仍旧缠裹着绷带，他用那只绷带之外的右眼睛留下了关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的马关的最后印象。

那个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1895年3月24日）下午开枪行刺李鸿章的年轻日本男子小山六之助在被日本当局捕获之后，被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无期徒刑。

李鸿章回到天津之后，没有再亲自往北京而去，只是派他的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到北京去，向总理衙门宣讲他在马关“议和”期间是如何扒心扒肝地为大清朝尽忠、以致因枪伤和劳累过度而重病不起的，他还让科士达劝说清朝廷从速批准《中日马关条约》。——当时很多人传言说李鸿章是畏罪装病，其实李鸿章确实是病得很重，他这个早就处于半疯半麻木状态的人一回到天津就发起了高烧，有时烧得直说胡话，他说的胡话很多，可是在人们听来，那些胡话的绝大多数不过就是一些没有具体含义的喃喃呻吟，人们真正能听清的，不过就是“臣……臣……”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1895年4月20日），谷雨节气这天，清朝廷得到了关于马关签约过程的详细奏报。

清朝廷要批准《中日马关条约》的消息传遍了北京，此时，全中国十八省一千余名举人正聚集在北京，准备参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的会试，那些举人们都被这个消息给震动了！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895年4月22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广东、湖南两省的举人首先联名上书，要求清朝廷拒绝批准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1895年4月23日）下午，俄国、德国、法国三国驻日本公使一起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次官林董送交了他们事先拟定的要求日本放弃对于中国辽东半岛的占领的照会。——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这三国都认为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妨害了他们各自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895年4月28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上谕，宣布将北洋海军舰队济远号管带林国祥、靖远号管带叶祖珪、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平远号管带李和、威远号管带林颖启、镇东号管带陈镇培、镇南号管带蓝建枢、镇西号管带潘兆培、镇北号管带吕文经、镇中号管带林文彬、镇边号管带黄鸣球，以及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山东候补道严道洪等官员一并革职，听候查办。——原北洋海军舰队康济号管带萨镇冰因为在威海卫战役中苦守日岛炮台的奋勇遵纪表现、以及康济号在威海卫战役中未被日军击沉的缘故，而被免除了革职听候查办的处分，只是被罢职遣回原籍福建福州。曾代替萨镇冰暂时担任了一阵康济号管带的原北洋海军舰队广丙号管带程璧光也只是被罢职遣回原籍广东香山。——在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颁布了三个月之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向光绪皇帝上奏说，“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总计三百十五员名。现在舰艇全失，各缺自应全裁，以昭核实；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仅存之‘康济’一船，不能成军，拟请改缺为差。”光绪皇帝批准了王文韶的奏请，从此以后，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95年5月1日），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在北京参加会试的许多举人和一些京官名流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众人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了一份上皇帝书——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传内地，免其厘税等款……天下震动！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

土尔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所分割；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这份上皇帝书，康有为每写一段，梁启超就高声朗读一段，让参加集会的人都能及时对于这份上皇帝书发表意见。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广东南海县人，此时三十七岁。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县人，此时二十二岁。梁启超曾是那个时代的“天才少年”，他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参加科举考试的本事堪与翁同龢翁大状元、翁曾源翁小状元这“叔侄状元”相媲美，他四岁开始认字读书，六岁就读完了《四书》和《五经》之一的《诗经》，六岁以后通读《五经》和中国略史，八岁开笔学写八股文章，九岁就能写长达千言的八股文，十一岁就以很高的名次考中了秀才、补为博士弟子员，十六岁就以第八名的名次中举；不过，他参加会试的道路却并不顺利，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十七岁，参加了为庆祝光绪皇帝“亲政”而特开的庚寅恩科会试，他本想会试、殿试双胜连捷，大魁天下，更新翁同龢翁大状元二十六岁得中状元的“状元神话”，谁知那些昏了头蒙了脑黑了心瞎了眼的考官不识文章，让他只落得个黯然落第、扫兴而归的结果。他从北京落第而归之后，经他当年在广州学海堂书院读书时的同学、已经成为了康有为的弟子的陈千秋的引见，到广州惠爱街云衢书屋与康有为会面，经过几次长谈之后，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在陆、王心学以及史学西学等学术领域的“造诣”深感佩服，于是就虚心地拜康有为为师。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于广州长兴里，梁启超成为万木草堂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光绪十八年（1892年），梁启超十九岁，他与万木草堂的同学陈千秋、韩文举、梁伯隽等十余人一起，帮助康有为编纂成了约三十四万字的巨著《孔子改制考》，这一年，清朝廷举行了壬辰科会试，可是，他依然没有考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朝廷为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而举行了甲午恩科会试，这一年，梁启超二十一岁，他参加了这次会试，可是仍然没有考中。在梁启超因参加甲午恩科会试而停留在北京期间，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1894年8月4日），由于御史褚成博、安维峻、给事中余联元等人的弹劾，清朝廷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大先生”李瀚章查明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是否“离经叛道”，如果确是，则将《新学伪经考》的木版和全部成书销毁。这道上谕意味着，如果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确是“离经叛道”之作，那么清朝廷还要将著作者康有为严惩、甚至处死。梁启超为此在北京四处奔走，请有力人氏帮助康有为脱离困境。后来由于黄绍箕、文廷式、沈曾植、盛昱、徐琪、张謇、曾广钧、翁同龢等人的回护，由于李瀚章害怕若真因为查《新学伪经考》而将康有为定为侵犯大清朝的制度的逆犯，会招来官场上的仇人攻击他自己在所管之两广地区包庇纵容康有为多年，以致影响自己的官位，因此，《新学伪经考》一案的最终结局是：李瀚章向清朝廷复奏说“查明《新学伪经考》乃辩刘歆之增改圣经，以尊孔子，并非离经，既经奏参，即饬其自行抽毁。”清朝廷批准了李瀚章的复奏，强令康有为自行将《新学伪经考》的木版和已印出的书当众烧毁，而康有为本人则免遭逮捕和严惩。《新学伪经考》一案让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扬声名，然而，那仅仅只是开始……

康有为将这份上皇帝书写完了，梁启超将这份上皇帝书念完了，其他众人也将这份上皇帝书听完了！于是，聚集在松筠庵内的数百名举人群情沸腾，纷纷在这份上皇帝书上签名，然后，他们一边高喊着变法拒和的响亮口号，一边涌出了松筠庵，一路游行，冲过大街，掠过小巷，直奔都察院而去……在往都察院而去的路上，他们还沿路张贴了许多揭帖，发表了许多演说，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惊愕、赞许、好奇……

数百名举人浩浩****地来到了都察院门前，将都察院的门前挤得水泄不通，众人齐声高喊，要求都察院的官员出来接这份呼吁变法拒和的上皇帝书，可是，过了许久之后，都察院中却并没有一个官员出来接这份上皇帝书。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跟着呼吁、叫嚷、甚至起哄的人也越来越多，都察院怕闹出大事来，只得派出一个当班的官员出来，让那个官员胡说几句，将众人对付走。于是，那个官员就站在都察院的门前，在众人那汹汹包围之下，涨黑了一张大脸、直着脖子、扯着嗓子大叫道：“都察院乃是朝廷重地，不是寻衅闹事的地方！诸位都是饱读诗书、懂得礼法的人，比不得那些愚顽刁民，更应该知道，闹得过分了，朝廷是要严惩的！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用宝了，那和约是再也不能反悔的了，你们呈递这么件东西有什么用呢？我既然费事出来了一趟，那就在这儿将话说死了，你们鼓捣出来的这件东西，都察院是绝对不会代为呈递给皇上的！我现在可是耐着性子、温言和气地用好话劝你们，你们还是听我的话，快快回去，安分守己地待着为是！不然的话，你们等来的可就不是什么客气的事了！”众人听了他的话之后，先还又呼喊辩论了一番，不肯散去，后来，待那个官员将同样意思的话反反复复地叫嚷了几遍、并威胁说立刻就要让巡街御史带兵来抓人了之后，众人才开始逐渐散去。——都察院门前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毫无生气的平静。“公车上书”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汉朝的时候，朝廷用公家的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因此，后人就用“公车”作为举人的代称。）

那个官员在对这些“公车”说光绪皇帝已经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盖了御印的时候，清朝廷还并没有正式批准《中日马关条约》。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清朝廷正式批准了《中日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中国和日本双方在烟台顺德饭店交换了批准书，从此，严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95年5月9日）上午，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的太太陆苓在位于烟台的登莱青道衙门中自杀而死，终年五十一岁。

陆苓死在后衙官宅上房的正厅之中，那时，初夏时节那清澈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让如此悲惨的一刻如此清晰地凝铸在命运的光影中。

——同治二年（1863年）秋天，刘含芳随着陆苓的哥哥陆怀、堂哥陆悯第一次去淮安陆家的时候，偶然听陆怀说陆苓希望自己也有一支手枪之后，留意在心，在临走的前一天悄悄地请陆怀将自己的一支手枪送给陆苓。陆苓将这支手枪珍藏起来，到了同治六年正月十六日（1867年2月20日），她与刘含芳举行婚礼那一天，她将这支手枪拿了出来，与刘含芳一起看这支手枪，一起谈论中国当时刚刚兴办的几个机器制造局的情况。——

这一天，陆苓就是用这支手枪自杀的！她穿着素白色缎子衣裙，端坐在一张椅子上，平静地用双手将这支手枪的枪口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口，轻轻地扣动了扳机……鲜血从她的心口奔涌出来，流成一片血泊！……

陆苓没有选择用服毒的方式自杀，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战局最危急的那个阶段，她每天都穿着全副朝冠朝珠补褂蟒袍的正式礼服，端坐在登莱青道衙门二堂中的一张大案之后，守着那张大案上并排放着的两杯毒酒……

陆苓的自杀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她与刘含芳的次子刘令武被日本鱼雷炸死在北洋海军舰队的旗舰定远号上！……日军在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制造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之后，刘含芳派到旅顺调查情况的人回到烟台，在向刘含芳报告时，所详细描述的日军的一桩桩暴行！……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人数众多、装备了大量西洋新式武器、配给了大量军需军饷，然而却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令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的可耻溃逃、奇怪惨败！……北洋军备初拓之时，威海卫、旅顺、大连等地，到处都是野滩荒岛，刘含芳瘁心尽力十余年，营构险塞，完善防御体系，可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一切或者被毁、或者落入了日军之手！……昨天，那样屈辱、那样恐怖的《中日马关条约》居然正式生效了！……她和刘含芳的次子刘令武的牺牲之地——曾是北洋海军的基地和根本重地的威海卫从此将被日军强占多少年？！……

陆苓对于她的生活彻底绝望了，那深不可测的、激烈的痛苦和悲哀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经历了一场洋务之梦的兴亡，她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悲剧的全过程，她的自杀，向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虽然她和刘含芳在他们那爱情深厚、长达二十八年的婚姻中曾经一起见识了人生岁月这条长河所遇到的一座又一座险滩、曾经一起渡过了这条长河所形成的一段又一段急流、曾经一起挣扎于潜伏在这条长河中的无数漩涡的边缘，然而，他们的婚姻还是在片刻之间就以悲剧结局而告终！

陆苓开枪自杀的时候，整个正厅中只有她一个人。那一声枪响之后，第一个跑进正厅的是刘令迪——刘含芳和陆苓的长子。

“娘！”刘令迪看到眼前的那幅惨景之后，大叫一声，痛泪迸扑如泉……他扑到陆苓身边，跪在那一片血泊之中，抱住陆苓的尸体恸哭起来……

整个登莱青道衙门都被惊动了，刘含芳听到禀报之后，立刻从前衙大堂跑了过来，其他人也纷纷地跑了过来。

刘含芳大哭着，跌跌撞撞地跪到陆苓身边，紧紧地攥住了陆苓那已经冰冷的双手。陆苓的双手中仍旧紧紧地握着那支她用来自杀的手枪——那支手枪是刘含芳在他的一生中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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