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未完的毁败与新生的希望

……邵峻言与冯子材见面之后，先只是彼此握手、相对叹息！……冯子材无奈地苦笑道：“中法开战的时候，我不过才快七十岁！十年之后，中日开战的时候，我已经快八十岁了！”……中国军民武装反割台……在徐致祥说来，张之洞在办汉阳制铁局（汉阳钢铁厂）时所做的蠢事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被张之洞称为“东亚第一”的钢铁厂实在是靡费得可怕、腐败得该死！在徐致祥看来，他与邵峻言这个曾努力办理洋务的朋友的这次重逢，很有些“吕惠卿曹何足数，苏东坡遇还相恕”的意思。——这两句词是清朝前期的文学、绘画、书法大家郑板桥在其所写的《渔家傲·王荆公新居》这首词中的名句。当然，徐致祥是毫不客气地以苏东坡自居的！……邵峻言对于廖寿丰的这些新设想很是赞同。这些新设想让他很切实地觉得，一场洋务之梦毁灭之后，所留存的不仅仅是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少还有一些现实的希望……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895年5月23日）早晨，邵峻言告别了张之洞，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了南京。离开南京之后，邵峻言等人继续乘舟而游。虽然正值盛夏时节，然而以邵峻言此时的心境，意念所至，触景而思，不过落寞萧索而已！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1895年5月26日）的傍晚，邵峻言等人乘着小木船来到江苏的军事重镇镇江（京口）附近的金山脚下。金山是与焦山、北固山并称为“京口三山”的名胜之地，素以楼阁建筑艺术之庄严华美和有着“天下第一泉”之称的中泠泉而享誉天下。数天之前，邵峻言等人路过镇江的时候，只在焦山小住了两天，并未去镇江城中停留、也未将金山仔细游览，此时周回，邵峻言决定先将金山游览一番，再到镇江城中看望朋友。于是，这一晚，邵峻言等人就歇在小木船中，泊于金山之下。星垂平野，月涌江流，布帆皆落，木橹俱收，而波浪不平、潮声不止……邵峻言看着夜色中的长江水，给自己的长孙邵永嘉讲那些邵永嘉早已经听了许多遍的故事——“邵家祖上好几代都是秀才和教书先生，到了我的爷爷——你的高祖父那一代，邵家的家境已经实在很穷了，因此，我的爷爷虽然也读过书，可是，为了早些养家糊口，他就放弃了走科举之路、没有进学当上秀才，而是成为了一个小商人。那时还是乾隆年间，还是这大清朝处于所谓‘盛世’的年头呢，可是，不管朝廷整天吵吵什么‘盛世’不‘盛世’的，黄河照样发大水，百姓照样受大灾！黄河改道、水势南移之后，让淮河的水位陡然增高，成了浩瀚汹涌的险势。我的爷爷为了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常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乘着简陋的、在洪水中摇摇晃晃的小木船，让河水和风帆将他自己和那些大米、布匹之类的货物一起从一个集市的码头运到另一个集市的码头。有一天晚上，天上蒙着厚厚的雾，淮河的水面被黑暗中让人辩不清方向的大风掀出了滔天的巨浪。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爷爷所乘坐的那条简陋的小木船就被那巨浪给吞没了，他自己也被河水给卷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沉在了淮河河底的哪一片泥沙中。我的爷爷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邵峻言很平静地讲着这个故事，邵永嘉很平静地听着这个故事，然而，那郁郁的家世之感就深深地蕴藏在这似乎永恒般的平静之中。多年之后，这个夜晚那苦闷的星光、忧伤的月色、孤独的船影、苍凉的潮声……还伴随着这个讲述苍生细民在那残酷命运中的悲剧人生的故事，时时映现在邵永嘉的眼底心头。他的高祖父因为所乘坐的小木船翻沉在淮河的洪水中而过早死亡……他那曾在艰难时世中出任过船政大臣、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船政事业的爷爷，在一条夜泊在长江水中的小木船中，回忆着他的高祖父的死亡……那似乎正哭出恨语的长江潮声中，仿佛震**着江水尽头那冷酷的沧海之声……那覆灭投降的海军舰队，那苦战惨死的将士人民，那被掳到日本去的、令人不忍猜想其后来命运的剩余舰艇，那其中就有那艘曾被称为“洋务杰作”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装甲巡洋舰平远号……

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1895年5月27日）的清晨，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去登金山。他们登上了金山的最高峰之后，天色依然还是清晨时分。邵峻言在此纵览江天，数十年人生往事，尽涌心头……累压在他心中的那一生的郁悒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可是，能在这样一个有着阳光和微风的盛夏清晨，站在这样一座名山的最高峰上，看看高旷晴朗的天空，看看奔流不息的江水，总是还能让他觉得人生并不只有绝望！

这一天午后，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到镇江城中看望他的一位朋友——在中法战争中为中国立下了赫赫功勋的名将冯子材（萃亭）。

——当年，在中、法两国签订停战“和约”之时，冯子材曾强烈反对停战撤兵并要求“诛议和之人”。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朝廷对于冯子材这位名将的许多关于国防建设的切实意见并未给予什么重视，只是任命他督办钦、廉二州的防务，并让他也会办广西一带的边防，后来又调任他为云南提督。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清朝廷命令冯子材招募旧部、北上至江南地区等待调发。冯子材率军北上之后，就驻守在镇江。——

邵峻言与冯子材见面之后，先只是彼此握手、相对叹息！过了很久之后，邵峻言向冯子材说道：“萃亭兄，您比我可年长五岁呢，甲申年（1884年），您率领十八营萃军开赴广西前线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冯子材无奈地苦笑道：“中法开战的时候，我不过才快七十岁！十年之后，中日开战的时候，我已经快八十岁了！十年……十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可是，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军事、国事居然成了这么个样子！”

冯子材此时实岁七十七岁。十年之前，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这位虽然身材不逾常人、却鹤发朱颜、身手健捷令少壮者自叹弗如的老人曾力撑危局、稳定军心、亲赴战场最前线奋勇作战，率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赢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虽然，那只是战场上的胜利！随着中、法两国之间那匪夷所思的“和约”的签订，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一奇耻大辱的结果宣告结束。十年过去了，他这位老人的模样到底不能再像从前了，他已经明显地呈现出衰老之态，虽然，这是他最不愿意的，然而，他也只能无奈地承受这不可违抗的现实命运！他的性格还是与从前一样，还是那样率直、那样质朴！

冯子材和邵峻言谈了许多时事，也谈了许多往事。冯子材痛心疾首地向邵峻言叹息说：“博冲，有人说，这年头，治军最为难的就是怎么管理粮饷军需，其实，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只要统帅自己不贪污，又严禁各级下属贪污就是了！——唉，不是我太笨，而是碰到这样的世道，也只能用那种看似很笨的办法去管了。我治军四十余年，发饷时，只要可能，我就亲自将饷发到将士手中。如果忙不过来，只能让司军糈的人代发的时候，我也要随时检查、随时警惕，如果我发现居然有将士少得了、或者根本就没得到饷的事发生，就立刻严查，将贪污的人治罪！”邵峻言冷笑道：“您说的是这年头管粮饷军需的最好办法。哼，当年，我会同杨艺芳（杨宗濂）总办淮军营务的时候，就这么劝过李鸿章，可是，李鸿章那么个大能人，就是不愿意听这话！湘军……淮军……，湘军彻底毁于腐败，淮军也彻底毁于腐败！”

邵峻言在这天下午告别了冯子材，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了镇江城。到了薄暮时分，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来到了焦山。邵峻言又在定慧寺鹤寿堂借住下来，因为，他想在焦山多停留两天，他决定，在这两天之内，要将自己在焦山的旧游之处，都重新看视一遍。——他怀疑，也许，这就是他最后一次来焦山了。

离开焦山之后，邵峻言等人又往无锡而去。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邵峻言等人到达了无锡这个以“天下第二泉”——惠山泉和土产泥娃娃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江南名城。邵峻言的旧日同僚和熟人杨宗濂是无锡人，他有一座别墅就建筑在无锡的惠山上。杨宗濂早就在给邵峻言的信中请邵峻言来这座别墅小住几天，看看惠山的景致，因此，邵峻言在到达无锡之后，就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在这座别墅住了下来。

——同治九年（1870年）秋天，邵峻言因反对李鸿章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所采取的政策和手段而与李鸿章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一年初冬时节，愤怒的邵峻言请假南旋、去职卸任，离开了天津。他在南还路上、途经保定的时候，与当时留守在保定的杨宗濂曾见过一面。当时，杨宗濂还劝邵峻言说：“何必与李爵帅争那些意气呢？那对于你的官运可是影响太大了。”两人为此还争吵了一番。同治十年至同治十一年（1871年至1872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邵峻言隐居在焦山，读书思世。同治十年（1871年）冬天，邵峻言的一位朋友、当时正督办湖南营务处的道员易佩绅曾到焦山看望过邵峻言，易佩绅在这次会面时将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希望邵峻言回湖南当官的意思告诉了邵峻言。就在邵峻言对于王文韶的建议踌躇不决的时候，杨宗濂曾给邵峻言写过一封信，力劝邵峻言千万不要放弃了这个很难遇到的复职机会——“唯念吾辈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执事掇巍科、擢外任，尚未一伸抱负，遽思退息名山，幼学壮行之谓何？方今湘中大吏悉更，局面一变，执事似宜投袂而起，及时展布，以书素怀。弟官情亦淡，数年后共赋遂初，携手归山，相与优游啸傲，未为迟也。”杨宗濂当时岂是“官情亦淡”之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权任湖北荆宜施道，然而，不久之后，他这个特别喜欢做官的人却因为被人弹劾而罢官了。此后数年的时间里，杨宗濂虽不愿意，却只得或者在家闲居，或者怀着满腔渴望升官发财、似如不熄的烈火般的心情无聊地游山逛景。与此同时，已经复职的邵峻言则忙于一系列麻烦职任上的各种麻烦事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北洋武备学堂的时候，向清朝廷奏请起用杨宗濂总办此学堂，杨宗濂因此得以兴高采烈地重返官场，又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之事而大忙特忙起来。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宗濂被授任堪称重职肥缺的直隶通永道，从此，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这一年，邵峻言被迫离开了船政大臣之任，从此退隐在家闲居。……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杨宗濂当年在信中对邵峻言所说的“数年后共赋遂初，携手归山，相与优游啸傲”等语，在经过了数年之后，仍然只不过是辞章之言，并未实现。邵峻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的无锡之游中之所以能遇到杨宗濂，是因为杨宗濂正由于丁忧而暂时离开了官任、回无锡度假。他们两人的这次重逢，实在已经很迟了，不过，他们到底还是重逢了，邵峻言甚至这样想：“大家都很老了，若此时不再见上一面，也许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在杨宗濂的惠山别墅住了十多天。在这十多天里，杨宗濂每天以用惠山泉新烹的清明节前之“莲心”龙井茶、陈酿的琥珀色琉璃光之无锡酒款待邵峻言。茶酒触思，两人将多年往事、近来要闻都或深或浅地谈论了一番。——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中国和日本双方在山东烟台顺德饭店交换了批准书，从这一天开始，严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就是在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谕旨：“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沈，南可犯畿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光绪皇帝对于如何“痛除积弊”所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95年5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严令之下，颁布了一道谕旨，命令军机大臣及诸臣工，由于中日“和局”已成，勿再论奏。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的一道《请推广学校折》由光绪皇帝谕令转发。李端棻在这道奏折中将洋务运动中自同文馆设立二十余年来所创立的新式学堂大大批判了一番：“教之之道未尽，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源一切要书，多未肆及，致使二十余年国家不收一奇才异能之用者。”他也提出了许多新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直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有用之学；在当前经费不资的情况下，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与学校有益相须而成者亦须推广讲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学。光绪皇帝将李端棻的这道奏折披阅之后，命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将李端棻在这道奏折中所提出的主张大体采纳了。于是，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对于李端棻的这道奏折谕批“从之”，并下发各省督抚。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1895年5月18日），清朝廷任命李鸿章的那个过继的长子、曾随他一起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李经方为台湾交地全权委员，向日本委派的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桦山资纪办理交割台湾事宜。——早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这一恐怖非常、耻辱非常的消息就传到了台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1895年4月18日），当时奉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命总办全台义勇军事宜的台湾绅士、年仅三十一岁的丘逢甲上书清朝廷，抗议清朝廷割让台湾，并表示台湾民众将誓死守卫台湾！（丘逢甲是台湾苗栗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他的先辈曾随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抗元，后定居于广东镇平县，乾隆年间，其家移居台湾，住彰化县翁仔社。光绪十五年（1889年），丘逢甲二十五岁，这一年，他得中光绪己丑科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的职衔，可是他无意为官，而是返回家乡台湾，在衡文、罗山、崇文等书院担任主讲。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他倡导组织义勇军，加强战备，防备日寇侵犯。）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895年4月19日），总理衙门从北京给台湾巡抚唐景崧发去了一封复电，只说割台乃是出于“万不得已”之举，台湾就是再重要也灭不过京师的次序去，因此，在此局势之下，只能是“台湾为轻”了，而且，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同时，总理衙门还替清朝廷无耻地宣布说：“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总理衙门的这个复电将台湾民众更加激怒了，台北的绅民鸣锣罢市、并拥进台湾巡抚衙门向巡抚唐景崧大哭请愿。唐景崧也不断地给清朝廷发去电报，表示拒不奉诏交割台湾。——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1895年5月20日），清朝廷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上谕，再次重申了清朝廷已决定将台湾限期交割给日本的无耻意图，宣布说“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以丘逢甲为首的一群绅士，以台民名义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早在《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之前，台湾绅民就已探知清朝廷割台势不可免，因此，丘逢甲等人就创议建立台湾民主国、开议院、制蓝地黄虎国旗，用台湾民主国名义抵抗日本武力割台，免得清朝廷为难。）他们行两跪六叩首之礼拜见了唐景崧这个“总统”，向唐景崧送上了“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可是，所谓“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和“议绅”（议员），事实上仍然是清朝的台湾巡抚和绅士。丘逢甲等人所颁发的《台民布告》说：“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然而，丘逢甲等人仍然在幻想光绪皇帝这个处处受到慈禧太后的威胁和辖制、几乎就是一个傀儡的皇帝并不真正忍心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仍然在幻想可以依靠那些正等着依照“片面最惠国待遇”从《中日马关条约》中为他们自己攫取更多的殖民利益的外国列强能对于台湾的命运“仗义公断”。（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唐景崧曾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会面，提出以台湾归英国保护，英国在台湾可享有特殊利益为条件，要求英国出面保台湾。可是，英国却以英国力求与日本保持经常的友谊的理由，加以拒绝。唐景崧又求法国保台湾，法国则借口事情已成定局、“一切布置，徒费苦心”而拒绝。）丘逢甲等人幻想唐景崧这个在满清官场上混得透熟的老官僚能成为一个可以依赖的“台湾民主国总统”、能成为一个可以担负起领导台湾民众誓死守卫台湾这一重任的“台湾民主国总统”，可是，唐景崧的所作所为却将他们的幻想全都打灭了！唐景崧在就“总统”任之后，颁布了一个严厉的告示，宣布说：“民间有假立名号、聚众滋事、藉端仇杀者，照匪类治罪。”他在给总理衙门请代奏的电报里则委婉地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四月间，唐景崧曾提库银四十万两汇往上海，后来又汇银订购大批军火，可是，这些银两都令人心照不宣地一去而不知其下落！而且，他已经派自己的女婿护送自己的妻子、女儿等家眷和大批行李细软，乘坐轮船内渡。在处理了这些对于他而言特别重要的家事之后，他就等着机会让他自己也内渡，赶快逃离台湾。）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895年6月2日），清朝廷所派的台湾交地全权委员李经方带着李鸿章的那个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到达了台湾基隆港，李经方由于害怕台湾民众的抗议活动，根本就不敢登岸，而是登上了一艘日本军舰，会见了日本所派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向桦山资纪出具了一纸“割让”清单，这张清单所开出的是“台湾全岛，澎湖全岛之各海口，并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就凭这一纸“割让”清单，台湾澎湖的人民就被清朝廷卖给了日本侵略者，被迫成为了亡国奴！——

当邵峻言与杨宗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五月在无锡谈论到上述这些时事要闻的时候，与这些时事要闻有关的许多事情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或者没有得到较为翔实的消息。例如：清朝廷决定派李鸿章的那个过继的长子、曾跟随李鸿章一起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李经方为办理交割台湾事宜的专使之后，李鸿章非常生气，觉得这是以翁同龢为首的一些高官权臣们专门为了对付他才设下的一个阴谋，他们如此行事，就是为了尽量将战败乞和的罪责和人们对于《中日马关条约》的无尽痛恨都集中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这样的话，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都会牢牢地留下这样一些印象——《中日马关条约》是李鸿章父子签订的！台湾是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正式交割给日本的！是谁让中国受到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李鸿章父子！谁是中国最出名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父子！中国人在世界上总是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侮辱、欺凌应当向谁问罪？李鸿章父子！是谁该为台湾在被割让之后的悲惨命运负责？李鸿章父子！而在这样一些印象的影响下，那些以翁同龢为首的高官权臣们对于战败乞和与《中日马关条约》应负的罪责就会被人们所忽略、甚至遗忘！李鸿章赶快给李经方发去了一封急电，告诉李经方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李鸿章给总理衙门也发去了一封急电，央告说，李经方从日本回国之后就因忧劳而得了重病，这回的重病又牵发了他以前曾得过的旧的重病，因此，李经方连日以来都处于怔忡日剧、神志不清的状态，实在不能胜任办理交割台湾事宜的专使之职。李鸿章又让他的顾问科士达以美国前国务卿的身份给清朝廷的许多高官重臣发去急电，向那些人游说，请那些人取消派李经方为办理交割台湾事宜的专使的成命。然而，李鸿章的所有挣扎都落了空，清朝廷坚决不允许李鸿章的请求，仍然派李经方为办理交割台湾事宜的专使，并且以诏命的形式正式警告李鸿章和李经方说：“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翁同龢对于他自己在与李鸿章的这一番争斗中的胜利感到得意，为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用非常谨慎、尽量不显露他的真实心情的语气简单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

在李经方与桦山资纪正式办理交割台湾澎湖的手续之前，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1895年5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近卫师团在日本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下，在日本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所指挥的舰队的运送下，从琉球中城湾出发，迅速驶抵台北海面，分泊在基隆口外从澳底以至沪尾等可以作为登陆地点的地方。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澳底地区登陆。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下午，日军攻入基隆港，基隆陷落。

唐景崧为了自己拥有牢固的军事指挥权，一向“自命知兵”的他不信任由熟悉台湾情况的当地人所组织的武装力量，而是想依靠他自己从广东招募来的广勇来抵抗日军进攻、维持台湾的秩序。可是，他所招募来的广勇不过是一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基隆陷落之后，广勇溃乱。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1895年6月4日），一群溃兵闯进了台湾巡抚衙门所在地台北城，他们在台北城内纵火劫掠，将本来就已成危难之势的台北城祸害得更加混乱不堪。而唐景崧无力、也不想设法将局面安定下来。当台湾巡抚衙门起火之后，唐景崧脱去官服、换上微服、将自己化装假扮了一番，与此同时，他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化装假扮成民家子弟的样子，让自己的一个妾换上了男子服装、假扮成民家男仆，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和这个妾一起悄悄地逃出了台湾巡抚衙门，混杂在难民群中窜出了台北城，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内渡回国，往厦门逃去。——唐景崧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和这个妾很顺利地回到了厦门。这之后不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95年6月22日），他正式“休致”。从此，他就在广西老家闲居，直到七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才死去。在那七年之中，他为了打发闲居时的无聊光景，经常命戏班子在他的家中演出桂剧替他解闷，这是一种费时、费钱的娱乐活动，可是，他是完全闹得起这样的娱乐活动的，因为，他反正有的是闲工夫、也有的是闲钱。（他当了这些年的官，特别是曾经担任过台湾布政使和台湾巡抚这样的肥缺，难道还能少攒下财产家私？！）

在唐景崧逃离台北城的前后，城中的其他一些官员也先后逃离了台北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895年6月7日），日军派兵八十名侵占了台北城，台北城是“不战而陷”的！

邵峻言得知台北城陷落的消息的时候，还在无锡。此后不久，他怀着在无锡的这些日子里为了更加恶化的时局而增添的更多的忧闷，与杨宗濂黯然而别，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了无锡，往苏州而去。邵峻言时时都关心着台湾的局势，然而，在当时，有关于台湾局势的许多具体情况，他根本无从知道。他只知道，台湾民众抵抗日本武力割台的战争还在顽强进行着，虽然他们无法阻止一个又一个城市、一片又一片地区被敌人所侵占，可是，他们的坚决抵抗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严重的损伤作为代价，让敌人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日军侵占台北之后，分兵入侵淡水，淡水的一名绅士孙子堂率领一支义勇军与日军血战两日，最后，这支义勇军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兵勇伤亡殆尽而失败，孙子堂壮烈殉国，淡水悲惨陷落。唐景崧这个清朝台湾巡抚兼“台湾民主国总统”逃走、台北陷落之后，丘逢甲率领一支义勇军从苗栗出发、进攻台北，想解救台北。可是，当他们才到新竹的时候，就与日军主力部队遭遇，日军以优势炮火向以抬枪、土枪武装起来的他们猛攻，他们与日军奋勇搏杀，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丘逢甲万死一生，冲出日军的重重包围，暂时隐藏在偏僻的乡下，可是，他已无力继续组织武装抵抗了。——后来，丘逢甲带全家内渡，回到了广东，那是唐景崧内渡两个月之后的事了。台北陷落之后，台中空虚，溃兵土匪大乱，台南势成孤立，台南绅民公推前黑旗军首领、中法战争中的抗法名将、此时的清朝南澳镇总兵、帮办台湾军务的台南守将刘永福领导抗战，请刘永福统率黑旗军旧部、吴汤兴及徐骧为首的台湾民团、台湾知府黎景嵩等人组织的新楚军和爱国人士招募的乡勇，布防台中、台南各地，抗击日军南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下旬，日军近卫师团分路自台北南侵。尽管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英勇而艰苦的鏖战，终于还是因为粮草、军械不济等种种复杂因素而悲惨战败，在四个多月的战斗里，新竹、苗栗、大甲溪、胡卢墩、牛骂街、彰化、占云林、他里雾、大莆林、嘉义、曾文溪、台南府相继失陷。台南府失陷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1895年10月20日），在台南府失陷的前一天——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1895年10月19日），曾经费尽心力领导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并且以身先士卒的气概亲自到前线作战的刘永福终于支持不住，弃所部黑旗军和其他正在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的中国抗日军民，带着儿子和随从数人离开台南府，来到安平，乘上了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内渡回厦门。——刘永福此时五十八岁，他安全地逃回了厦门，后来，他又活了二十二年，又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1917年，他八十岁，那一年，他病逝于家乡广东上思。1895年11月下旬，日军宣告台湾平定。在这场历时达五月余的武装反割台的斗争中，中国军民让日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击毙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在内的日军官兵四千八百名、击伤日军官兵两万七千人。然而，台湾民众对于日军的武装反抗并未结束，全台规模的英勇反抗，前后达八年之久，据日本统计，仅1897年至1901年这段时间里，台湾抗日志士被日本当局杀害者就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而在战争中被烧死、被杀死、被活埋的台湾民众更是数目巨大！——中国台湾那饱受日本人侵害的悲惨土地上，洒满了台湾抗日民众那英雄的鲜血！……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1895年6月16日），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来到了苏州。停留在苏州的日子里，他们住在邵家的姻亲王保克家里。

邵峻言的外孙女孙泪泉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天与王保克的儿子王安程结婚。那一年，在王家和邵家替王安程和孙泪泉筹备婚礼时，王保克曾经从苏州到淮安邵家庄看望过邵峻言几次。王保克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时候就为了办一份高质量的、能够公正客观地评论时政要闻的民办报纸的事而努力奔走联络。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天，他的努力似乎都快要成功了、那份报纸都快正式创办了，那时，王保克和邵峻言讨论过有关于那份他梦寐以求的报纸的种种前景，然而，到了那一年冬天的时候，终于因为一些很有势力的大官僚的反对和破坏，他的那份报纸还是没有办成。然而，王保克在其后的这两年中，并未放弃创办这样一份报纸的努力，他更加冷静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思考着中国社会在未来可能会到来的种种变化，同时，他也更加现实地考虑着为了办这样一份完全靠民间资本支持的报纸所必须考虑的种种商业因素和经营问题。邵峻言一直很关心王保克在办报纸这一事业上的进展，因此，他在到达苏州的当天就向王保克反复询问了与办报纸有关的一些新情况。王保克平静地讲述了他最近为了办报纸而遇到的许多新麻烦、以及他是如何想办法逐一解决这些麻烦的，他觉得，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的、激烈的、痛苦的震**，言论自由和报业在中国的大发展必然是不可阻挠的现实结果。这些年，王保克也一直经营着丝业，最近，他也在为创办一家民营的机器纱厂的事而努力着，有关这些事务的情况，他也与邵峻言谈论了一番。

清朝江苏巡抚的驻地就是苏州，此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是一个名叫奎俊的旗人。奎俊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他是时下最出风头的满洲亲贵大臣、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的堂叔。同治初年（19世纪60年代），邵峻言在北京当官时，与奎俊成为了熟人。邵峻言督办船政的时候，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他致当时任广东巡抚的吴大瀓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这样评价过邵峻言：“邵博冲意气之人，但节制旗员，又能融洽，甚是难事。”正如李鸿章所言，多年以来，邵峻言在满清官场上一直有着“能节制旗员”这一显得非常奇特的名声，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在当时的汉人官员中并不多见的特点，反而让许多本来自以为比汉人官员高贵的旗人官员对于他更加敬畏、更加看重，奎俊就是这些旗人官员中的一个。

这一次，邵峻言到达苏州之后的第四天，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6月19日），奎俊请邵峻言一起游太湖、登东西洞庭山，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一起去了。在这次出游的过程中，奎俊向邵峻言介绍了朝廷和官场上许多引人注目的人事新变化、并且预测了许多可能会到来的人事新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1895年3月26日），清朝廷颁布谕旨，命令那个已经得到了“革职留任”处分的吴大澂回湖南巡抚之任。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吴大澂在清朝高层官僚中以“清流大将”、“金石专家”和“射击冠军”这三个骄人称号而出尽风头、驰名天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这个曾被捧为“自请出关的热血忠臣”的家伙又以“吹牛不眨眼”、“重兵败辽南”、“自杀死不了”的恐怖战史而遗祸中国、留耻世界。吴大澂自从退入关内之后，拼了老命，在朝廷上、官场上进行了复杂的贿赂活动，总算是又将他自己凑合着弄回了湖南巡抚之任。可是，在吴大澂忙着行贿、忙着回湖南重新当巡抚的这几个月里，由于清军在辽南战场的惨败而导致的日军迅速占领辽东半岛这一战争恶果则不停地加速膨胀着！由俄国、德国、法国这三国所闹起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有了新的动向：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895年5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俄国、德国、法国这三国，声称“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俄国、德国、法国接到日本的复文之后，就催促清朝廷赶快与日本如期换约，让《中日马关条约》赶快生效，让他们也都能借此条约攫取更多的殖民利益。三天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中国和日本双方的使臣在中国山东烟台完成了换约手续，《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95年5月9日），俄国、德国、法国这三国的驻日公使一同来到日本外务省，表示对日本政府关于“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的答复非常满意。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95年5月10日），日本天皇睦仁宣诏，声称“为和平计”，容纳“三国政府之友谊劝告”，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此后，俄国、德国、法国与日本就交还辽东半岛的条件进行了反复的交涉，在他们闹的这场于相互争夺的同时又相互勾结的交涉中，中国只有受他们摆布、任他们宰割的份儿。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1895年6月4日），日本首次提出，中国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为一亿两白银……

“李鸿章真的还能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任吗？”邵峻言向奎俊很直率地问道。

奎俊的回答也很直率：“恐怕不能了。如今，北洋海军没了，淮军也几乎彻底完了，李鸿章还能是以前的那个李鸿章吗？《马关条约》成了之后，太后就嫌他没用了；皇上成天就想着再怎么变着法将他狠狠处分一下，将为了《马关条约》而憋的一肚子气略撒一撒；至于宗室王公、文武百官、豪绅士子、平民百姓，高喊着该将他千刀万剐的人，真是不计其数，就好像杀了他一个，这大清朝从此就太平无事了。不过，听仲华（荣禄）的意思，太后虽然不会再让他重回直督、北洋之任，可是也会让他回到北京、入阁办事的，咳，就算是打发他有个差使罢了，哪儿还能让他再有什么实权呢！王夔石（王文韶）自从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来，真是狠狠地过了一阵荣任这大清朝头号封疆大吏的巨瘾，另外，他可是一刻都不停地忙着孝敬太后、贿赂仲华和李莲英等人，就等着将署理改为实授呢！依我看，过不了多久，命李鸿章入阁办事的诏旨下来之时，就是实授王夔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刻。”

在苏州停留数天之后，邵峻言就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苏州、往杭州而去。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895年7月2日），邵峻言等人到达了浙江省垣杭州。由于时任浙江学政的徐致祥（季和）是邵峻言的朋友，而且徐致祥早就请邵峻言在到杭州的时候与他一叙，因此，邵峻言就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在浙江学政衙门的憩园中住了下来。

徐致祥是江苏嘉定人，与邵峻言这个江苏淮安人算是大同乡。咸丰年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邵峻言和徐致祥都停留在北京几年，一边读书，一边参加科举考试，两人就是在那时认识、并成为了朋友的。咸丰十年（1860年），徐致祥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又被授予编修之职。徐致祥在翰林院多年，是个得过不少肥差的名翰林，曾经典试于山东这样的大省，得到了大批生员士子奉上的大量厚礼。他的晋升之路也很顺利，不仅累迁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还出督了顺天学政。徐致祥在官场上曾有过许多令人惊诧、难以简单评价的举动，正是因为这些举动，才让他在官场上更加出名。中法战争期间，他乃是极力主战、态度激烈的大臣之一，曾经上奏过三条非常概括的、他自以为非常有见识的策略——“决战宜速，任将宜专，军势宜联”；他痛斥当时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这两个老朽昏庸无能、无干济才，举荐湘军名将杨岳斌堪当重任，可是，他在举荐杨岳斌的同时，也拼命称赞“清流大将”张佩纶这么个丝毫没有实际军事经验的家伙“知兵”、“懂武”，大力举荐张佩纶出任军事重职。当议筑铁路之事起来的时候，他拼命反对修铁路，并且总结出了铁路于国于民的八大害处，在朝野上下广为传播，为了反对修铁路，他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几道奏折，在守旧势力中影响巨大。然而，徐致祥也并非完全不关心民生疾苦之人，为官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奏请朝廷彻底整治河工、修理水利之事，他在此问题上的认真和努力，一直为众多有识官民所称赞。——邵峻言这么多年一直与徐致祥保持着友谊，这一点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邵峻言的一位朋友——当年以弹劾南河河道衙门而著名的陈廷安也是徐致祥的朋友，陈廷安所写的那道《劾南河河道总督疏》一直被徐致祥奉为典范之作。光绪十八年（1892年），徐致祥被授予了大理寺卿之职，在此任上，他接连弹劾了几位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例如礼亲王世铎、山西巡抚阿克达春等人。徐致祥在弹劾大臣这一问题上最出名的是他一连十几年对于当世名臣张之洞的弹劾就没断过，简直都成为了当时中国官场上不可缺少的一景。他为什么这样努力弹劾张之洞？原因很多。人们评价说，他这是也为公愤、也为私怨，不然，他能这么努力吗？

去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夏，徐致祥被调遣出京，到浙江任学政之职，很多人对于他的这次调动都叹息不已，说这是由于他“言事戆直”，得罪的人太多，招得慈禧太后厌恶、决定替那些人教训一下他的缘故。将徐致祥外调到浙江当学政的谕旨是光绪皇帝发出的，然而，光绪皇帝是迫于慈禧太后的严令，才不得不发出这道谕旨的，按照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愿，他是不想发出这道谕旨的，他是很想将徐致祥这个“言事戆直”的官员留在北京这个国家中枢之地的。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光绪皇帝是个有着“励精图治”之心的皇帝，虽然，由于他自幼时起就被送进了深宫禁地，在他那位可怕的姨妈兼过继之母慈禧太后的严厉监管之下长大，受着翁同龢翁大状元等“名师”所传授给他的《四书》、《五经》式的封建教育，因此，被禁锢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他并不懂得究竟该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励精图治”，可是，他还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封建皇朝的“勤政”标准的“勤政”皇帝。光绪皇帝一看到大臣官员们所呈递的奏折中有他认为可以作为治国良策的建议，就认真地将那些奏折挑选出来、郑重地留置在御案之侧，随时仔细研读，这就是他所能真正实行的“勤政”举措之一，尽管，他如果不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对于这些奏折所提的任何建议，他都无法让朝廷真正付诸实施。徐致祥的许多奏折，就属于被光绪皇帝留置在御案之侧、经常研读的奏折之列。徐致祥离京赴浙之前、陛辞召对之时，光绪皇帝曾经与徐致祥谈了许多话，时间长达三刻钟（四十五分钟）之久，光绪皇帝对徐致祥说：“你所奏事，朕无日不展阅，真名言也！”光绪皇帝还与徐致祥将时事痛论了一番，说到“府库空虚”、“内外交迫”这等又沉痛、又恐怖的事实的时候，光绪皇帝和徐致祥都不禁痛哭起来。这次召对将要结束之时，徐致祥对光绪皇帝说：“臣去后，愿皇上珍重圣躬。”光绪皇帝轻轻地点了点头，用他那本来就愁苦、在他那张瘦弱而惨白的脸上更加显得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徐致祥，凄然叹道：“你也得珍重。”……

徐致祥在这次陛辞召对之后就离开北京、赴浙江省垣杭州上任去了。当他途经淮安的时候，特意去邵家庄看望了邵峻言。邵峻言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并且让自己的两个孙子邵永嘉和邵永寒都来向他行礼问候。那一天，徐致祥和邵峻言谈了许多话，其中让邵永嘉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徐致祥将他在这次离京之前、陛辞召对时的故事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感慨得直掉眼泪。——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此时，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895年7月2日）的傍晚，当邵峻言和徐致祥在浙江学政衙门的憩园中，再次纵谈时事的时候，邵永嘉又一次听徐致祥将他在一年前讲的那个故事讲了一遍，徐致祥还是一边讲、一边感慨得直掉眼泪，然而，此时与一年前最不同的是，此时中国所遭受的许多巨大的苦难在一年前毕竟还没有成为事实。

徐致祥跟邵峻言仔细地谈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所作的一系列欲拯国难的举动：他不顾那些正得势的重臣高官的嫉恨和打击，向光绪皇帝呈递了许多道他觉得必须呈递的奏折，在这些奏折中，他痛斥了奕劻和李鸿章这两个在办洋务时让自己发了大财、让国家遭了大难的祸国殃民之人，请朝廷严厉追究这两人的误国大罪；他请朝廷将叶志超、卫汝贵等贪生怕死、只会危害国家、不能卫护国家的军官治罪处死，重用冯子材、刘永福这样的在中法战争中曾挽救了战争危局的名将，给他们征讨名号，让他们率领军民积极抗日，以振国威、作士气……

徐致祥怀着一腔由极为复杂的因素导致的巨大怒气，向邵峻言将张之洞在办汉阳制铁局（汉阳钢铁厂）时所做出的一堆蠢事大谈特谈了一番。——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1889年4月1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提出了兴修从北京芦沟桥到汉口的芦汉铁路的主张。清朝廷名义上同意了修芦汉铁路，可是与修铁路有关的诸项事宜都还无从着落，甚至连修铁路所需的钢铁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弄来。张之洞一向以“勇于任事”自命，于是，他声称说，弄来修铁路用的钢铁有什么可为难的，事在人为，就由他来解决好了。就这样，张之洞这个对于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最基本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官僚开始了他创办近代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历程，这一历程充满了曲折、麻烦、错误、失败、离奇、荒谬！

张之洞并不知道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有可供创办一家大型钢铁厂所需的煤矿和铁矿，就决定在广东创办一家大型钢铁厂，然而，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担任的只不过是两广总督，能管的只不过是两广地盘内的事，在广东办厂，他凡事还能照顾得到、还能指挥得动，若是在两广之外有煤矿铁矿的省份办厂，那他可怎么去调度去指挥呢，难道别的省份的官员能听他的话吗？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天，张之洞致电时任出使英国大臣的刘瑞芬，请他在英国梯塞特机器厂订购炼铁大炉二座、小炉一座，并拟定在广东省垣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凤凰岗建厂。刘瑞芬接到张之洞的电报之后，就按照张之洞的嘱咐，去找英国厂家订购机炉。英国厂家提出，必须得先化验将来用于冶炼的铁矿石、煤、焦的质地，然后才能配备与之对号的机炉。于是，刘瑞芬给张之洞发去了电报，将英国厂家所提的事告诉了张之洞，并且问他决定怎么办？张之洞立刻给刘瑞芬回电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购办一份！刘瑞芬将张之洞的回答转告了英国厂家，英国厂家被张之洞的决定弄得很愕然，不过，他们为了自己从这笔生意中赚来巨额利润，也懒得再劝阻什么，就按照张之洞的意思，胡乱配了一座贝色麻钢炉和一座小马丁炼钢炉，至于这些机炉将来能不能用、运行得如何，他们就不管了，全凭张之洞这个神通广大的官僚自己看着办好了。

算是张之洞运气，在他还没将蠢事做到底、还没真的在离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广州城不远的凤凰岗将钢铁厂大办特办起来的时候，朝廷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底调他去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之后，就奏请朝廷允许他将他请刘瑞芬替他在英国订购的那些设备改运到湖北，朝廷同意了。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天，张之洞在湖广总督驻地湖北省垣武昌设立了湖北铁政局，派广东同文馆毕业生蔡锡勇总办局务，蔡锡勇跟随张之洞多年，在张之洞的亲信属员中，他算是一个有着办洋务的实际经验的人物；另外，张之洞用重金聘请的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也到局待命。张之洞将他所管的新地盘湖广地区的情况略略熟悉了一下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命人在湖广地区勘矿。也真难说是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湖北本来就适宜开办大型钢铁企业，张之洞派出的人员在湖北境内离汉阳不远的大冶找到了一个大铁矿，此铁矿露出山面估计有二千七百万吨，若每日采铁七百吨，据说“可供千年之用”，铁矿含铁质64%，可是此铁矿的弱点是含磷高。张之洞在派人寻找大铁矿的同时，也派人去寻找大煤矿。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天，勘探人员勘查到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安徽马鞍山煤矿的煤比较适用于炼铁，随后，在这两地成立了煤矿局。后来，大冶铁矿于1891年投产，马鞍山煤矿于1893年开始出煤，而王三石煤矿则因石质极坚，暗水太多，一直没有出煤，在耗费了五十万两白银的巨额投资之后，于1894年被废弃了。在选择炼铁厂的厂址时，张之洞坚持要将厂址选在位于省垣武昌旁边、属于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他的理由是，这样的话，他可以随时去视察炼铁厂的情况，可以准确地知道炼铁厂的员工的勤惰、所耗费的经费物料的虚实，不至于让属员们蒙蔽了过去，而且，炼铁厂所出的铁也可以在繁华的武汉三镇就近销售，销售情况也可以随时在他的掌控之中。当时，朝廷的大臣高官之中有很多人反对张之洞所选的炼铁厂厂址，说若是那样，就得让从位于长江上游的当阳所产的煤顺流而下，让从位于武汉东南的大冶所产的铁矿石逆流而上，在武汉“会师”，得耗费巨额的运费，不如选择位于大冶铁矿旁的黄石港设立炼炉，那样，多少也能节省一些运费。然而，张之洞死活就是不同意，到底还是将炼铁厂的厂址选在了汉阳龟山脚下，如此一来，他去炼铁厂视察是容易了，可是炼铁厂、铁矿、煤矿分散在各处，不能相对集中，造成了运输不便、运费侈靡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在这家大型钢铁企业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成了不时地制造严重危机的根源之一。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天，张之洞请刘瑞芬在英国订购的铁厂设备全部被运到了他正叱咤风云的湖广地区的中心武汉，于是，他命令赶快开始建厂房、安装机器设备。那些机器设备耗费了巨额白银，包括有：两座大的克利夫兰式的炼铁高炉以及全部装置、附属物、机器等；一付全套的贝色麻（转炉）设备，共有两个五吨的化成炉，以及熔铁炉、铸造起重机、鼓风机等；一套小的西门士马丁（平炉）装备。炼铁厂的修建期很长，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冬才完工，共修建了六个大厂和四个小厂；那六个大厂是：炼贝色铁厂，炼西门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炼熟铁厂，炼生铁厂；那四个小厂是：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购钉厂。此外，还修建了为炼铁厂配套的铁路运道、轮船码头、运矿铁桥、起重机器房等。1894年2月，炼铁厂正式升火开炉炼铁，至这一年6月，先开一座大炉。张之洞为汉阳制铁局（汉阳钢铁厂）雇佣了大批洋匠，这些洋匠当然都是受到了罕见的高薪的**才肯受雇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夏，除原有的洋教习、矿师、工师之外，续募各厂必不可少的洋匠二十八名也一律到齐，加上原来雇佣的洋匠，共有三十多人。

张之洞很为汉阳制铁局（汉阳钢铁厂）而自豪，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兼采铁、开矿、炼钢三大端为一事，而且，这也是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一个钢铁厂。张之洞曾经为这个钢铁厂的生产和经营设想过美妙的前景：若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一百余吨，每年可产三万余吨；在产品价格方面，由于铁厂所出的生铁一千余吨、钢及熟铁二十余吨曾被发到上海耶松厂及义昌洋行试销，生铁每吨给价二十二两白银，较洋价稍少，熟铁每吨给价六十七两白银，贝色麻钢、西门士钢条每吨给价七十八两白银，均较之洋产销价大致相同；因此，总产值方面，精钢熟铁三万吨，以每吨七十八两白银计算，共值白银二百四十万两，即使稍有涨落，或产量不足此数，也可值二百万两白银；在产品销路与赢余核算方面，全厂各炉齐开，每年须用经费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所产精钢熟铁销往中国国内各省、或托洋行代销到外洋，除去运保行用站租等费用之外，核计总有赢余。然而，无情的事实证明，张之洞的那些美妙设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钢铁厂开工不久，其燃料、产量、产品质量、运输、销售、经营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自投产以来，由于动力燃料供应不足，生铁产量只达到了原先设想的六分之一、各种钢的产量只达到了原先所设想的十分之一，具体说来，因王三石煤矿废弃，只有马鞍山煤矿供煤，每月所供焦煤有限，而铁厂开高炉一座，每月就需煤二千吨，若两座煤铁炉同时并开，用煤量就更多了，再加上炼钢炉用煤，供煤形势更加紧张，张之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派人到江西萍乡买煤炼焦、并购买天津开平矿务局的高价煤、焦，可是，如此这般地折腾了一番之后，所供煤、焦却依然不能满足一座炼铁炉的需要，张之洞狠了狠心，命令费巨款购买外国焦碳补充所需，可是，白被各层经手人赚了许多钱、贪污了许多钱之后，所需仍然供应不上，张之洞终是难以忍受，气得大骂不止，说那还不如封炉停产呢！生铁产量少，致使熟铁炉、炼钢炉原料缺乏，直接导致熟铁厂、炼钢炉产量不足，进一步，则使得轧钢厂、铸造厂、钢轨厂的产量大幅度减少。由于张之洞稀里糊涂购买来的机炉与煤燃料及铁矿原料质地不对号，所以导致了产品质量低劣、积压难销的问题。贝色麻钢炉的炉衬用的是酸性耐火材料，在冶炼中不能除去生铁中的磷质，西门士马丁炉的炉衬用的是碱性耐火材料，也只能除去含磷量在1.5%以下的生铁原料的磷质。而大冶的铁矿石含磷高，用这种铁矿石炼成的生铁含磷量高达2.5%，用此等生铁炼钢时，贝色麻钢炉不能去磷，西门士马丁炉也只能除去生铁中1.5%以下的磷，因此，炼出的钢中都含有大量的磷，这种钢容易脆裂，用这种钢生产的钢轨等产品，质量相当低劣。因此，这个钢铁厂所生产的生铁、贝色麻钢料、马丁钢料、铁货拉成钢条板等产品的外销及外用量的比例都很低，至于剩余部分，除了这个钢铁厂本系统有关厂自用之外，其余均积压，积压量在总产量中占很高的比例。这个钢铁厂是官本官办的，由国家拨给了巨额经费，可是，因为生产成本极高、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困难、经营不善、滥支浪费、贪污腐败等问题，经费大大超支。在最初筹划安排创办这个钢铁厂所需的费用时，张之洞估计所有设厂、安机、采铁、开煤等费用共需白银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余两，可后来实际开支了白银五百六十八万七千六百一十四两零，超过预算一倍以上。这数目巨大的开支，靠的是户部拨给的白银二百万两、盐厘拨给的白银三十万两、以及借来的盐粮道库银四十万两、江南筹防银五十万两、两淮盐捐银五十万两，等等。张之洞千挪万凑，才弄来了这样巨额的开支经费，可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钢铁厂的资金需要，仍然不能填补这个钢铁厂的种种奇怪亏空！——

总之，在徐致祥说来，张之洞在办汉阳制铁局（汉阳钢铁厂）时所做的蠢事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被张之洞称为“东亚第一”的钢铁厂实在是靡费得可怕、腐败得该死！在徐致祥看来，他与邵峻言这个曾努力办理洋务的朋友的这次重逢，很有些“吕惠卿曹何足数，苏东坡遇还相恕”的意思。——这两句词是清朝前期的文学、绘画、书法大家郑板桥在其所写的《渔家傲·王荆公新居》这首词中的名句。当然，徐致祥是毫不客气地以苏东坡自居的！

邵峻言在杭州停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将杭州的一些著名景点都游览了一遍：钱塘江，西湖，孤山，钱王祠，圣因寺，苏堤，金沙港，雷峰塔，净慈寺，灵隐寺，吴山……此时是盛夏，阳光最粲然的时候，可是在邵永嘉此时的印象中和以后的回忆里，这粲然的阳光并未让这一切景色增添明丽之美，却清晰地照出了人们那徘徊、忧郁的心境……

时任浙江巡抚、驻扎在杭州的廖寿丰也是邵峻言的一位旧友，在邵峻言这次到达杭州之后的第二天，他就亲自到浙江学政衙门的憩园看望了邵峻言。廖寿丰曾请邵峻言移到浙江巡抚衙门中去居住，可是邵峻言说他觉得憩园很幽静，住着很习惯，就不想另移住处了，而且，巡抚衙门中人多事多，廖寿丰若想和他这个旧友叙谈的话，还是在憩园更适合，因为，在憩园，到底没有很多累赘，言谈之时也少了许多避讳。廖寿丰觉得邵峻言考虑得很是，于是就同意了邵峻言的意见。在邵峻言停留在杭州的日子里，廖寿丰曾多次到憩园与邵峻言叙谈，两人所谈的话，涉及的内容是很多的。

光绪皇帝在近期内，曾经颁布了几道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自由程度稍微有所促进的谕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1895年6月21日），光绪皇帝谕令：“制造船械，实为自强之要，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地，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光绪皇帝已经赞同了许多官员的意见，决定引进侨商资本改造洋务全盛时期官办的那些积弊特深的企业。为了切实贯彻这种政策，光绪皇帝还特别谕令时任闽浙总督的边宝泉、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时任广东巡抚的马丕瑶“遴派廉干妥实之员，迅赴各处，宣布朝廷谕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商。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一日（1895年7月3日），光绪皇帝谕令：“日本约内改造土货一节关系最重，江、浙等省丝斤花布可否于出产处先抽厘金，方准运出。并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在这道谕旨中，光绪皇帝再次强调了“招商”这一政策。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体现着保护、扶植私人资本的政策的谕旨：“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

廖寿丰是当时在任督抚大员中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谕旨中所体现的新政策较为拥护的一人，他也确实对于如何执行这些新政策有着相当认真的考虑。他曾经对邵峻言谈到过，如何将西方国家的专利权制度仿效运用到中国社会，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设想：对于那些能创造新器物的人，若那些新器物有益于国计民生、可以用以抵制洋货的倾销和商业侵略，那么就应该由地方官员将情况查明、禀请朝廷对于创造者给予奖励；对于创造者所创造的新器物，应听其一家售卖，让其享独揽之利，以显示此新器物的优异；创造者的独创新法若确有成效，而创造者却无资本独家经营，应准许创造者向地方官员禀明情况之后、纠集股份兴办……

邵峻言对于廖寿丰的这些新设想很是赞同。这些新设想让他很切实地觉得，一场洋务之梦毁灭之后，所留存的不仅仅是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少还有一些现实的希望……虽然，这些现实的希望的力量此时还是那么微弱，可是，希望毕竟是希望！……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95年8月8日），立秋节气这一天，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了杭州。徐致祥和廖寿丰都特意为邵峻言送行，临别之时，徐致祥说道：“日子过得真快，居然就到了立秋了。咳，以后就等着看秋色渐起、秋气横行了……”

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离开杭州之后，鼓棹富春江，到达七里泷，瞻仰了汉朝名士严子陵的遗像。严子陵一生傲视功名利禄，我行我素，然而，终不过只能以真隐逸止其一生境遇。邵峻言敬佩严子陵，也深刻地理解他一生选择的无奈……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1895年9月1日），邵峻言带着邵永嘉和徐荣回到了淮安邵家庄。两天之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895年9月3日）中元节这一天的早晨，邵峻言在长子邵振林和两个孙子邵永嘉、邵永寒的伴随下，来到余家滩，给邵永嘉和邵永寒的外公余大升扫墓。余大升是在五年前——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秋天病逝的，他死时，享年七十岁。

在余大升的墓碑前，邵峻言拿出余大升当年送给他的两枚斑马虎睛石图章，将镌刻在这两枚图章上的一首七律诗——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名作《西塞山怀古》诵读了一遍：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余大升在世时，曾在余家老宅之旁、邻近田野的地方为自己修筑了一座独立的书斋，光绪七年（1881年）秋天，邵振林、邵永嘉、邵永寒曾经随着余大升一起在这座书斋中居住过。那时，这座书斋给人的印象是：三间屋顶用茅草覆盖的屋子，门扉上贴着一副奇特的、没有一个字而只有两幅画的对联，右联上绘着一幅梅花图、左联上绘着一幅兰草图，屋门前编柴作篱，柴篱围成的小院之中，略略地培植了几株花木、栽种了几竿翠竹、点缀了几块山石，柴篱边则环绕着大片的菜畦……此时，当邵峻言、邵振林、邵永嘉、邵永寒再看到这座书斋的时候，发现这座书斋已经被重新修过了，那三间屋顶用茅草覆盖的屋子已经被改建成了一座砖石结构、顶覆黛瓦的房屋，这座新房屋虽然也是平房、也是三间，可是比过去的那三间屋子要高大许多、宽敞许多。这座新房屋现在是余大升的长子、邵永嘉和邵永寒的大舅舅的书斋，这座新书斋的门扉上挂着一副新对联，其词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至于旧书斋门扉上的那副由余大升自己制作的奇特对联，据余大舅舅说，已经被他珍藏起来了。不过，新书斋旁的景色——柴篱、花木、翠竹、山石、菜畦……与余大升在世时的样子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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