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香消雪灭

……萨镇冰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妻子陈氏，而从此以后，他们却生死相隔，直到他也死去的那一刻，从此以后，对于他而言，“黄昏独坐海风秋”也与以前不同了……叶钟雪等人助军饷给兴中会策划的重阳广州起义……叶钟雪向程璧光问道：“请你明确告诉我，丁汝昌到底是不是决定投降的人，他到底是不是自杀于投降之前？”……任凭那军棍拷打得如何惨、如何痛，任凭那主审官如何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地厉声逼供，程奎光只是一直拼命大骂道：“满奴可杀！……满奴可杀！……”六百军棍停止之刻，程奎光早已气绝惨死于刑讯之庭很久了！……邵峻言临终遗言——日本野心膨胀未休，其他列强也时刻准备瓜分中国，你们千万记住，来日隐患方长！……大雪节气这一天，天津这座“北洋之城”之内，叶家大宅东园之中，浩波东望楼二层的窗前，叶钟雪因为心力衰竭而猝死！她死时才二十九岁，还那么年轻！……在叶钟雪死去的那一刻，当年她与张孟前“新婚别”那一天她亲手用双股的缕金丝散线往返编缀成锁链式的结子、在一块天蓝色软缎上绣成的一幅星空图从她的左手中落在了她身旁的地面上……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所作的《从军行》组诗七首之第一首。萨镇冰幼年时跟随他的启蒙老师、福州名士王崧辰读书的时候，王崧辰曾经教诵过这首诗。那时，萨镇冰和同学们都还只是一些小孩子，那时，王崧辰只告诉他们说，王昌龄一生主要生活在盛唐时代，他是太原人，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他二十九岁那年中了进士，他的字是少伯，由于他后来曾经担任过江宁令、龙标尉等官职，所以，后人又将他称为王江宁、王龙标，“安史之乱”后，他避居乡里，大约在唐肃宗李亨当政的至德二年（757年）、他五十九岁的时候，他被刺史闾丘晓杀死，他死在盛唐时代倏忽逝去、中晚唐时代忽喇喇昏惨惨地来临的时候……

萨镇冰是在他与自己的妻子陈氏结婚之后，才真正知道这首诗的意思的，那时，他十七岁，陈氏十八岁……他十八岁那年，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那时，他曾在给陈氏写家信的时候，默默地写下了这首诗……此时，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1895年9月11日），他三十六岁，陈氏三十七岁，他们两人那十九年的婚姻就在这一天被迫结束了，因为，陈氏在今天病逝了……此时，早秋的海风正不停地吹掠过福州这个海疆城市……他一生最爱的人，就是陈氏，而从此以后，他们却生死相隔，直到他也死去的那一刻，从此以后，对于他而言，“黄昏独坐海风秋”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纵然人隔万里、纵然心藏万愁，他与陈氏总还有相见之时，从此以后，一切都只是回忆了……

陈氏在临死之前告诉萨镇冰说：“十九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以为我也许再也看不到你了，现在，却是你看着我先死了……我死了，只能靠你自己照顾咱们的两个孩子了……”——萨镇冰与陈氏生有两个孩子，女儿萨淑端，儿子萨福均。陈氏死时，萨淑端年仅十四岁，萨福均年仅九岁。

陈氏的丧事办得非常简朴，因为，萨镇冰虽然曾多年在海军界担任要职，可是，他一向为官清廉，故而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而且，他此时赋闲在籍，家中生活全靠他教福州城内几家绅士的子弟们西学来维持，任何开支都得尽量节省。——萨镇冰所教授的西学课程，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较为基础的课程，也有解析几何、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地质学、天文学等较为高深的课程，可是，他教授西学所得的报酬并不很丰厚。

萨镇冰太太陈氏病逝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纷纷来到萨家吊唁，致以沉痛的哀思。因为，人们非常敬重陈氏这位贤德的、坚强的女人，也非常敬重萨镇冰这位在威海卫战役中曾苦守过日岛炮台、奋勇杀敌、严遵军规的北洋海军将领。——虽然，北洋海军已经悲惨覆灭了，可是，人们仍然将萨镇冰看成北洋海军曾有过的美好理想的象征！

陈氏死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1895年9月12日）的下午，萨镇冰的老同学、老朋友、此时仍在福州船政局造船厂担任工程师的陈镇淮来到萨家吊唁，与陈镇淮一起来的，还有陈镇淮太太叶钟灵、陈镇淮与叶钟灵的儿子陈海文、叶钟灵的内侄叶维松。

——去年夏天甲午战争爆发……今年春天《马关条约》签订……直到此时，中国一天一天往更巨大的劫难中深陷下去，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从去年夏天开始，陈镇淮就因为极端强烈的、几乎要将他爆炸的忧世愤时之心而被锁在了一种异常忧郁的状态中，他在这种异常忧郁的状态中越陷越深、任凭自己饱受折磨，他摆脱不了这种异常忧郁的状态，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劫难何时才是尽头！陈镇淮此时三十五岁，此时的他，与两年前的他相比，虽然相貌并未有什么太多的改变，然而，他的神态、举止却与两年前判若两人！他的目光忽而显得尖利、冷酷，忽而显得呆滞、无助，而以前闪耀在他那黑亮的眸子深处的、豪放而幽默的光芒却似已经永远消逝了一般；他的举止忽而显得特别的沉重、过分的谨慎，忽而显得不可思议的敏感、难以形容的暴躁。所有尊重他、理解他、关心他、爱他的人，都能宽容地对待此时的他，因为，他们知道他那坎坷而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知道他那被迫压抑的人生理想……

陈镇淮虽然陷入了异常忧郁的状态，却依旧特别清醒，他知道自己此时的状态是不适宜再像以前一样与人来往的，因此，这两年以来，他在工作时间之外，总是尽量深居简出。可是，萨镇冰回到福州之后，陈镇淮还是曾经来看望过萨镇冰几次，两人每次见面，陈镇淮总是恨恨地唠叨这么几句话：“闽厂（福建船政局造船厂）恐怕真的快要完了！经费奇少，昏官特多，并且，那昏官还不是别样的昏官，而是又贪又蠢的昏官！前年，只造了福靖号这么一艘鱼雷快船；去年，只造了通济号这么一艘钢胁钢壳练船；今年，连一艘船也没造！”说着说着，陈镇淮总是先不禁落下几滴泪，然后又带着泪狂笑起来。——

不过，陈镇淮在这一天看到萨镇冰的时候，却没有唠叨那几句话。他沉默地与叶钟灵、陈海文、叶维松一起行了祭奠之礼，然后，他向萨镇冰简单地说了一句：“保重。”此后，他就沉默地坐着，听着其他人向萨镇冰说的各种各样的哀辞。

陈氏的丧事是她娘家的人帮助萨镇冰办的，因此，陈氏的弟弟、弟媳——陈舅爷、陈舅太太夫妇两人这一天都在萨家帮忙照料。叶钟灵与陈舅太太也是朋友、平时也多有来往，于是，当陈舅太太将叶钟灵让到后厅中略坐的时候，叶钟灵悄悄地向陈舅太太询问了一些有关家务繁难的话，陈舅太太也不拘束，都或详或略地回答了。

“前些天，听北征（陈镇淮）说，鼎铭（萨镇冰）想去南京投奔张之洞，重回军界。现在，鼎铭可还是这么打算的吗？”叶钟灵问道。

陈舅太太点了点头，叹息着说道：“姑爷（萨镇冰）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就和姑太太（陈氏）商量，姑太太说，只要姑爷自己想好了，她都同意。谁知道，那之后不久，姑太太的病势突然加重了，医生们告诉姑爷说，恐怕不是人力能挽回的了……于是，姑爷决定将去南京的事暂时先搁下。姑太太昨天殁了之后，这两天，大家都忙着先料理眼前的事，以后的事，也都只是大概说一说，并没有详细地定下来。不过，等姑太太的丧事忙完了之后，若是姑爷去南京了，那么，我们就将淑端和福均接到我们家，不让姑爷有后顾之忧。”

叶钟灵说道：“淑端和福均虽然没了亲娘，还有你这个亲舅母照顾他们，也是他们的福气。”

陈舅太太说道：“姑太太刚到中年，就一病去了。咳，淑端才十四岁，福均才九岁，可苦了这两个孩子了！这两个孩子可真懂事，在他们这个年龄，像他们这么懂事的孩子是不多的。这都是姑爷和姑太太对他们教导得严的结果。”

叶钟灵沉吟了一下，惘然而道：“我们家海文比福均大两岁，可是，他的小孩子脾气却比福均要多得多。福均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天出生的，那时，鼎铭正担任北洋水师威远号兵舰的管带。光绪十三年（1887年），鼎铭调任北洋水师康济号练舰管带，鼎铭离开威远号之后，威远号也由兵舰改为练舰了。鼎铭带威远号的时候，威远号的纪律和清洁，可称北洋水师之冠。鼎铭离开之后，威远号也就每况愈下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可是，鼎铭那时并没有得到重用、并没有机会去带主力战舰，只能仍旧担任康济号练舰的管带，并且一任又是七年，直到北洋海军覆灭之时为止！我妹夫张孟前当年从英国留学回来、进入北洋海军任职之后，先是在主力战舰来远号巡洋舰任职，然后被调到威远号练舰任职。这两年，北征常跟我叹息说，如果张孟前当年能有鼎铭这样的上司多多影响他、管束他，他也许不会落到后来那样的结果，可是，他遇到的偏偏是邱宝仁、林颖启这样的、跟他有着同样恶习的上司！……”

陈舅太太也深深地叹气，说道：“张孟前已经死了快两年了。前年年底，钟雪和你一起回到福州的时候，她的样子简直……后来，她虽然恢复过来一些了，可是，她的心疼病却总也没好。她的才识、胆量，都是少有的，只可惜，竟然这样苦命。”

叶钟灵缓缓说道：“去年中秋的时候，钟雪告诉我说，张孟前这一生，真的也很痛苦，他从小也是知道上进、知道奋斗的人，也曾在艰难曲折之中拼命挣扎过，可是，他最后还是堕落到那个样子。钟雪恨张孟前的懦弱和堕落，可是，她更恨这个让张孟前变得如此懦弱、如此堕落的世道！”

陈舅太太唯有点头叹息，过了一会儿，她才说道：“钟雪是在今年三月底去广州的，到现在，都快有半年了。这么久没看见她了，真的很惦念。”

叶钟灵说道：“小松（叶维松）前些天在广州待了一阵子，他这次回福州的时候，又给我带回了钟雪的信，还有钟雪在广州给我买的许多新书。过两天，小松就又要去广州了，到时候，我就让小松将我给钟雪的信带去，你若也有给她的信的话，就也让小松带去。”

陈舅太太说道：“好，就让小松替我带封信去。”

人间又是中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中秋实在凄凉！……人间战祸，汹汹未了……频频新堆，将士白骨，苍生残骸；屡屡重添，寡妇之泪，孤儿之啼……

两年之前——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那个中秋，叶钟雪就已经是寡妇了。那个中秋，是她的丈夫张孟前被杀死之后的第二天。是她一枪将张孟前杀了的，她与张孟前的那一段命运多舛的婚姻就那么结束了。张孟前死了，身后没有留下孤儿，因此，叶钟雪这个寡妇身旁，没有孤儿啼哭。可是，叶钟雪与张孟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不过，那个儿子仅仅在叶钟雪的腹内成长为一个才只有五个月大的男胎之后、就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深秋的一天因流产而悲惨死亡了！——叶钟雪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儿子的一声啼哭，也难以想象他若是能够顺利出生、顺利成长，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这两年的时光中，有时，午夜梦回之刻，叶钟雪仿佛又看到张孟前站在自己的面前，就像他在光绪十二年正月初六日（1886年2月9日）的早晨，与自己在天津叶家大宅东园的浩波东望楼第一次相见时一样——他是一个真实的、让她的心怦然而动的人物，他是如此的高大英俊、如此的强壮威武，他的声音如此动人，他的目光如此温柔……那是让她一见倾心的一刻……那时，张孟前才二十一岁，她才二十岁！……

叶钟雪一生之中，只曾经为一个人而魂牵梦萦，这个人就是张孟前。她恨他的背叛、恨他的懦弱、恨他的堕落……然而，他们曾经是那样相爱，他们之间曾经有过那样深重的爱情……她要报仇，为了她与张孟前那曾经存在、又悲惨毁灭的爱情，为了经历过这样残酷命运的她自己，为了曾经又是她的情人又是她的丈夫、却被她亲手杀死的张孟前，为了不断地遭受巨大劫难的中国，为了所有已殁逝于和所有仍生活在中国的悲剧中的人们……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895年10月3日）——中秋节这一天的晚上，广州城内的一座宅院里，叶奇迥一家正在看月。——叶奇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被调到广州当官之后，就租住了这座宅院。叶奇迥是叶钟雪的堂兄，在叶氏家族他这一辈的兄弟中大排行为六，叶钟雪称呼他为六哥。因此，叶钟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底，从福州来到广州之后，就住在叶奇迥家。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1895年9月27日），叶维松从福州来到广州之后，也住在他称呼为六叔的叶奇迥的家里。

此时已经是晚饭之后了，庭园中，月光下，供桌上摆着香烛、果品、月饼、还有一些其他种类的广式糕点。——那蜡烛都是白色的，今天本不只是为了供月，也为了追悼那许多惨死的人的亡灵。在此时看月的人们的眼中，这一年的中秋之月是如此的凄凉、如此的哀惨！叶奇迥、江佳兰夫妇，带着儿子叶卓声、女儿叶蕴婷、还有堂侄子叶维松一起，站在回廊上看月，叶钟雪则并不在这个回廊上。

“蕴婷，雪姑姑刚才没有跟咱们一起吃晚饭，知道她心里烦，所以，咱们也没惊动她。你现在去她的屋子，看看她怎么样了，你跟她稍稍说几句话，帮她多少排遣排遣。”江佳兰向叶蕴婷吩咐道。

“好，我这就去。”叶蕴婷很懂事地回答道。——叶蕴婷此时已经十五岁了，已经是一位修眉朗目、读过很多书、也很懂得人情世故的少女。两年前，还在天津的时候，叶钟雪还只是将她看作一个稚气的晚辈，这半年以来，叶钟雪已经将她看作一位可以谈谈知心话语的朋友了。

叶蕴婷来到叶钟雪所住的屋子前，隔着玻璃窗望了望，只见屋子内灯光明亮，正中当地摆了一张黑漆小案，案上陈设着一个古铜小鼎、一个素银烛台、两个细瓷酒杯，叶钟雪在屋角处、背朝一个大书架、坐在一张乌木椅上、静静地看着那张黑漆小案。——那个古铜小鼎内焚着一束已经快残灭的松柏香；那个素银烛台分为两枝，每枝各擎着一支刻有素馨花纹的白蜡烛，那两支白蜡烛已经燃烧了很久，蜡芯未剪，任其成烬自落，烛花似泪，凭其不敲自断；那两个细瓷酒杯中斟着满满的烈酒，盈盈漾漾，可是，这两杯烈酒，这一夜不会有人喝，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人喝。

叶蕴婷轻轻地敲了敲玻璃窗，向叶钟雪唤道：“雪姑姑。”叶钟雪注意到了之后，就朝窗外的叶蕴婷挥了挥手，示意她进屋来。

叶蕴婷从窗前走到屋门前，轻轻地推开了门，走进屋内，然后，随手又将门掩上。

“你看今晚的月亮怎么样？”叶钟雪向叶蕴婷问道。叶蕴婷想了想，觉得这句问话听着简单，其实却很难回答，于是，她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向大书架前走了过去。叶钟雪看叶蕴婷难以回答这句问话，也不再追问，只是指了指摆在大书架前的另一张乌木椅，对叶蕴婷说道：“你坐。”叶蕴婷落座之后，向叶钟雪说道：“雪姑姑，您今天下午又觉得心口很疼，晚饭也没吃，现在可觉得好些了？”叶钟雪说道：“疼了一会儿，将就着也算过去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成天跑来跳去、射箭打枪，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以后会弄成这么病弱的样子。”叶蕴婷劝道：“医生前几天还说，您还这么年轻，那心疼病总能好起来的，不过，您还是得耐心地静养，射箭打枪之类的活动，也还是先停一停为是。”叶钟雪微微地笑了笑，说道：“这话也有道理。不过，我虽然暂时不射箭、不打枪了，也愿意看着你们这些孩子练习箭法、枪法。”叶蕴婷说道：“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名师指教，我们的箭法、枪法才有了许多长进。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当然还得请您多多指教。”叶钟雪忽然凝神片刻，然后，她重新开言说道：“人趁着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做些事。如今这个世道，朝不保夕的，若不早些动手，临死之前，空留遗憾！”叶蕴婷觉得这些话似如谶语一般，也自静静凝神。

这个中秋节之后不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寒露节气这一天的傍晚，广东水师的一名军官任国聪与其他几个人来到了叶奇迥家。任国聪等人这回登门拜访，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筹集军饷，这军饷的用途是秘密而惊人的——为了助给兴中会所策划的、于本年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一天举事的广州起义之用！

——兴中会的发起人是孙文。孙文，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黎头山下的翠亨村，谱名德明。孙文的那位年长他十二岁的哥哥孙眉（德彰）在同治十年（1871年）与舅父杨文纳一起跟随邻乡南萌的一个名叫程名桂的地主一起出国、去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的夏威夷群岛谋生，那时，孙眉才十七岁，此前，他已经在程名桂家当了两年长工。在此后七年的时间里，孙眉先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火奴鲁鲁）的一个华侨的菜园里当小工，又在一个夏威夷人的农牧场当长工，后来，他在舅父杨文纳的资助下，带着几个伙计向当地行政机构申领了些土地耕种，在有了一些资本积累之后，他又到了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在当地申领土地开垦，雇工拓荒，经营以种植、畜牧为主的农牧场，逐渐发展为一个农牧业资本家。光绪五年（1879年）夏天，孙眉的伙伴郑强雇了英国的一条两千吨轮船格兰诺号，从澳门载运华工去檀香山，十三岁的孙文在此时随母亲杨氏由水路从老家香山县翠亨村来到澳门，然后，他们就换乘格兰诺号往檀香山而去。到达檀香山几个月之后，光绪五年（1879年）秋天，孙母杨氏返回老家，孙文则留在了檀香山，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此前曾在老家的旧式村塾读过四年书的孙文进入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一所名叫意奥兰尼学校的中学读书。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的三年期间，孙文也曾在檀香山的一所教华侨子弟读中文的夜校学习过。光绪八年六月十三日（1882年7月27日），十六岁的孙文从费用昂贵的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同一年秋天，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之下，他升入美国教会所办的一所名叫奥阿厚书院的高级中学读书，奥阿厚书院是檀香山的最高学校。哥哥孙眉对于孙文的期望很高，鼓励他一定要在奥阿厚书院好好读书，等他从这所书院毕业之后，自己就出钱送他去美国读大学。在就读于奥阿厚书院期间，孙文特别想受洗为基督教徒，为此，从华工的苦难生活中拼死奋斗挣扎过来的哥哥孙眉愤怒异常，大骂他不务正业、不好好读书、成天想着些歪事情、白糟蹋了兄长的血汗钱、全辜负了父母和兄长的苦心和厚望，于是，他在奥阿厚书院仅读了一年之后，哥哥孙眉就强令他辍学归乡。

孙文在求学期间、特别是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博览群书，例如《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之类的著作对于他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他经常与同学和友人一起议论时事和政治，鼓吹革命和反清，因此，他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就有了很明确的“改革中国之恶政治”、“抛弃医人生涯，从事医国事业”的人生目标。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天，香港总督罗便臣曾致书时驻北京的英国公使，请他转商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声称“孙文与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然而，经过许多麻烦的周转之后，孙文最后只得到了两广总督衙门所给予的诸多为难，例如：要求他“填写三代履历等等，方准领牌而晋京”之类。于是，孙文决定先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并开设中西药局于草堆街84号。孙文在澳门受到了葡萄牙籍的医生们的排挤，在他们的活动之下，澳门当局先禁止孙文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治病，然后，又饬令澳门的各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在澳门这个本属于中国领土、却不幸于光绪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888年4月28日）沦为由葡萄牙“永驻管理”的殖民地的地方，这个“他国医生”所特指的就是孙文这个中国医生。孙文无奈，只得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天回到广州，继续行医，那时，他二十七岁。孙文在广州行医之初，挂牌于双门底圣教书楼（此书楼内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有传教士王质甫），他所开的东西药局则设于西关冼基，他每天在药局应诊，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为赠诊时间，下午，则出诊。孙文一边行医、一边继续物色反清志士，他替人治病，酬金由病人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量力致送，对于那些遇到难产、服毒等急症的病人，他总是一邀即至，因此，在广州以及广东省其他地方的官绅民众中，他这个“孙逸仙医生”结识了许多人。不过，孙文在结识人物的时候，也遇到过许多挫折。例如：当时正高喊维新言论、有“广东一大怪”之称的康有为将其讲学的万木草堂设于广府学宫，与孙文挂牌的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不远，因此，康有为经常去双门底圣教书楼看书、购书。孙文听说康有为有大志向、也有大学问之后，想与康有为结识，为此，他特意请认识康有为的友人代转此意，哪知，康有为得知孙文此意之后，竟然傲慢地提出条件说：“孙文这个新出道的小西医，也想与我订交？他已经将门生帖子恭恭敬敬地准备得了吗，已经将拜师礼仪板板正正地练习好了吗？若准备得了、练习好了，我就耐些烦，见他一面也就是了。”孙文听到康有为提出的这等条件之后，不由得大怒，生气地说：“康有为这悖晦东西！有人说他是‘广东一大怪’，他就得了意，居然就装模作样地‘妄自尊大’起来。行，他自己装着去吧，我就不去见他了！”

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天，孙文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召开了一个会议。除了孙文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尤列、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魏友琴、郑士良等人。尤列是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认识的友人，他本人曾在广州舆图局当测绘生，后来到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任书记。广州舆图局就附设在广雅书局之内，尤列与局员们都很熟，因此，这次会议的会议室就是尤列出面向局员们借用的。尤列与陈少白、杨鹤龄是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最为投契的三个友人，他们四人的亲友将他们四人并起了一个“四大寇”的外号。《水浒传》中，北宋朝廷的那座“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的京城汴梁之皇宫禁苑内，有当时昏君宋徽宗赵佶用来看书之用的一座睿思殿，殿中有一架屏风，正面堆青迭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背面素白底子上有那赵佶用自己所独创的“瘦金体”楷书所写的“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这“四大寇”的姓名。孙文等四人的亲友们因为他们四人经常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地说些反对满清皇朝的腐朽统治、鼓吹革命造反的话，觉得非常恐惧、非常惊讶，同时也觉得有些激动，虽然主要认为他们四人乃是大逆不道之徒或中风病狂之人，可是暗地里又偷偷地怀疑他们四人将来恐怕皆非寻常之辈，故而，将《水浒传》中那“四大寇”的现成外号送给了他们四人。孙文的同乡好友陆皓东在光绪九年（1883年）年底与孙文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就离开了香港，前往上海学习电报技术，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先任电报翻译生、后擢升为领班，他经常在自己路过香港时与孙文、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一起聚谈时政、讨论造反前景，是与孙文等“四大寇”思想最为相和之人。程璧光与程奎光是兄弟俩，程璧光居长，这两人都是广东香山县人、都是孙文的同乡、都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程璧光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后来调入广东水师，先后担任广甲舰帮带、广丙舰管带之职。程奎光也在广东水师服役很久之后，被擢升为镇涛舰管带。孙文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他们这些志同道合、有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应该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与会的其他众人全都赞同孙文的提议。那程奎光更是感慨地说，早在光绪十年（1884年），福建水师因清朝廷的腐败无耻和有意葬送而于中法战争马尾一役全军覆灭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推翻清朝廷的志向了；就连一向说话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程璧光也不停地点头，以示他对于清朝廷的痛恨、对于中国现状的忧虑、对于革命前景的向往。可是，这次会议的气氛虽然很热烈，然而，与会者却并未替他们想建立的那个革命团体定下一个正式名称，更没有具体建立组织，因为，就像程璧光小心翼翼地提醒孙文时所说的，现在人实在是太少了，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也不敷任用。

上书失败之后，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天，孙文离开中国，去夏威夷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并为他所策划的“反清复汉”之义举筹款集资，而陆皓东则留在国内，观察形势，结纳志士，并募集资金，以助孙文在海外的活动。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借当地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宅第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何宽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二十余人。在这次会议上，孙文所组织的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檀香山兴中会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立会的宗旨是：“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在这次会议上，按规定方式投票选出檀香山兴中会的组织机构：正主席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副主席为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管库为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正文案为程蔚南，副文案为许直臣，值理为李昌、郑金、邓荫南、黄亮、李禄、李多马、林鉴泉等人。会后，孙文让刘祥、何宽等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其辞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在这次会议之后，孙文的哥哥孙眉、舅父杨文纳等九十余人也陆续参加了檀香山兴中会，到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共有129人。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后，孙文向会员们提议组建“华侨兵操队”，动员他们入队接受基本军事训练，以备将来回到中国、发动武装起义。邓荫南等二十余名会员报名参加了华侨兵操队，准备接受军事训练，为此，孙文特意聘请了一位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南洋练兵教习的丹麦人柏出任了华侨兵操队的教习，负责每周两次的操练。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孙文与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陈南以及欧美技师、将校数人离开了檀香山。然后，他们取道日本横滨，返回中国。他们此行，已经将攻取清朝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广州作为在不久的未来所要实现的行动目标了。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95年1月26日），孙文等人到达了香港。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孙文与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以及香港辅仁文社的一些成员在香港士丹顿街1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了，原香港辅仁文社的领导人杨衢云被推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杨衢云出生于香港，他的老家是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乡，他年长孙文五岁、此时三十四岁，他的原名是合吉、又有一名为飞鸿，他的字是肇春，他的号才是衢云。杨衢云年少时曾在香港皇家船厂学习机械，后来，他因为在一次事故中不慎断去右手中三指，不得不改习英文，他曾任香港湾仔皇家书院教员、招商局总书记，此时正担任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一职。杨衢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以他的诸多行侠好义、常为受洋人欺凌的中国人打抱不平的举动而享有盛誉，他也因此而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衢云与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皇仁书院肄业生谢缵泰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香港辅仁文社，香港辅仁文社表面上只是一个书报社，其实却是一个秘密的反清政治组织。杨衢云和原香港辅仁文社的几个成员同洪门会党组织有着很多的联系。香港兴中会的会员所读的入会誓词与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所读的誓词几乎完全一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存贰心，神明鉴察。”香港兴中会宣言是将檀香山兴中会宣言总则小加改动而成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也是根据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改订而成的，共有十条，其内容比原来更具体更详细，例如：“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孙文与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人回到了广州，为广州起义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孙文在广州秘密组建了兴中会分会，并设农学会于广州城，作为掩护机构。孙文等人以农学会的名义在广州积极活动，联络各方有志之士，以发展兴中会在广东的分会组织。与此同时，孙文等人还分头秘密联络江湖会党、绿林众人、游勇、巡防营以及广东水师中的官兵，为起义发动更广泛的力量。

兴中会广东分会的发展比香港总会更顺利一些，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王质甫、朱淇、梁大炮等数百人先后宣誓入会。

孙文在返回广州之后，就尽快与他的那位香山县同乡、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程奎光见了面，向程奎光重提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初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集会时所讨论的成立革命团体的旧话，并请程奎光宣誓加入兴中会。程奎光立刻慨然宣誓，成为了兴中会的一名会员。后来，在程奎光的帮助之下，在广东水师任职的一些军官，如任国聪等人也加入了兴中会。

程奎光的哥哥程璧光也曾参加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初的抗风轩会议，当时，他对于孙文所提的建立革命团体的主张保持着微妙而复杂的谨慎态度。当孙文听说程璧光在北洋海军覆灭之后被清朝廷罢职遣回原籍之后，就请程奎光安排他与程璧光相见，由他亲自出面发展程璧光这个在他看来在兴中会以后的活动中将会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参加兴中会。

程璧光（恒启）这个原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从北方回到广东之后，虽觉灰头土脸，难见广东水师的旧时同僚，可是，他实在不甘心自己就这么按照清朝廷的指示乖乖地滚回香山县老家去。他自从少年时代起进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之后，多年以来，一向都以争夺名利、抢占职权时投机手腕异常狠辣诡谲而在中国海军界颇有名声。别的不必赘述，就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初北洋海军覆灭之后、他与北洋海军的叶祖珪、萨镇冰、邱宝仁、林颖启等残余将领官员一起乘坐那艘不在日本海军收降之列的北洋海军康济号练舰回到山东登莱青道驻地烟台等候发落的时候，在那等惨不忍睹的状况之下，他居然还有足够的心思、足够的手段让当时在烟台和天津的许多官员通过种种渠道成功地说服了李鸿章，派他代替萨镇冰暂时担任康济号练舰管带一职。这个暂时的任命并未让他觉得有多踏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在北洋海军向日本海军投降过程中的表现有多活跃、有多卑鄙，如果清朝廷稍微认真地追查一下的话，他的这个暂时职位是绝对保不住几天的，然而，就是这样，他还是费尽心机地将这个暂时职位弄到手，他所努力的人生目标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完全一样，那就是：能多当一天官就多当一天官，能在官场上多混一天就多混一天！到了这一年春末夏初，当清朝廷上下纷纷传出光绪皇帝就要正式宣布将北洋海军的残余将领官员革职查办的上谕这一消息的时候，他着实大惊大慌大忙大闹了一阵子，找到所有他认为能帮他逃脱清朝廷严惩的各种人物拼命活动了一番，末了，他总算是逃过了严厉的查办处分，只是被免去了他暂时担任的康济号练舰管带一职，并被卸落原有的管带职任、遣回原籍。他回到广东之后，决定还是先在省垣广州待下，因为广州到底是个通都大邑，消息灵通，人物纷集，何况，他的弟弟程奎光还正担任着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其寓所就在广州，他的许多朋友熟人、官场联系也都在广州，所以，对于他这个尚存有强烈的恢复官职、重回官场的野心的人而言，停居在广州是他目前最合适的选择，他这一年毕竟才三十四岁，让他这么一个曾经在繁华都市、惊险海洋经历过多年喧闹而离奇的生活的人在此时重回香山县老家那么一个穷乡僻壤之地过那没有钱财进项、赋闲而居的日子，实在不是他所能忍耐的。

当孙文向程奎光提出要发展程璧光这个在中国海军界、中国官场曾经有、目前依然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的人参加兴中会之后，程奎光与孙文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他将程璧光约到兴中会设在广州西关的一个机关，让程璧光与孙文在此相见。程奎光以为自己向程璧光一提发展他加入兴中会的事，程璧光一定会慨然应允。哪知，程璧光在程奎光面前郁郁凄凄地叹息了半天，就是不明确说出自己是否真有参加兴中会的意思。程奎光没办法，只得退一步劝说程璧光道：“哥，孙逸仙（孙文）是特别重视你的，他的这番美意，你可不好辜负的，不然，传扬出去，枉叫江湖众人笑话！你纵然谨慎，也还是亲自去见见孙逸仙，到时候，你再定主意。”程璧光实在推辞不过，只得同意按照程奎光的安排去见孙文。

有关于程璧光这个曾随同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在北洋海军投降日本海军过程中的卑鄙表现的事情，当时已经在中国和海外各国的新闻舆论中传得沸沸扬扬，例如：当时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说程璧光在威海卫战役期间一直积极谋划着向日本海军投降之事，并振振有词地散布言论说：“战局已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再强撑几天，能有屁用？若北洋众人，特别是那些福建帮的人，就是想不开的话，也只能随他们去了。不过，我是广东水师的人，广东水师本‘无豫北洋’，我是不在乎那些虚名的，到时候，真不行了，我也不问那些福建帮的人究竟是什么主意了，我自己就率舰投降，给我属下的那些人留条活路。”对于那些情况，孙文这个程璧光的同乡好友、在近来特别注意程璧光的动向的人，也不知道是真不清楚、还是故意忽略，反正，当他与程璧光在程奎光的安排之下，真的会面于兴中会设于广州西关的一个机关的时候，虽然他与程璧光谈了许多话，可是，他在言谈之中却丝毫也不涉及那些情况。为了让程璧光同意参加兴中会，同意将他多年以来在中国海军界、中国官场所积累的影响、所培植的势力用于兴中会将来的革命活动，孙文尽拣动听的话来劝说程璧光：“恒启兄，自从道光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廷一败再败，屡屡丧师失地、丧权辱国，这都是因为政治腐败、政体衰朽所致。您亲身参加过甲午战事，亲自带着许多官兵们奋勇搏杀过，黄海海战，您在血战中身负重伤，威海卫战役，您更是绝地苦斗、万死一生，可是，不管您和其他将士如何奋勇，整个甲午战事还是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这惨败的种种根由，您都是特别清楚的，实在不须我来向您啰唆。我等兴中会诸同仁，所倡行者，乃大义之举！您早受西学教育、多有社会经历、甚富高超才识、广具朋辈人气，您这样的英杰人物，若不趁时而起、相时而动，岂不空负了您那满腔远大抱负、一身过人本事？早在前年秋天，抗风轩会议上，您就赞同创立一个‘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团体，可是，当时情况，确实如您所说的，人实在太少，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也不敷任用，因此，创立团体之事只能暂搁起来。现在，兴中会已经成立了，已经有许多同仁先后宣誓入会，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希望有像您这样的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入会，让本会的声势更加发展壮大，让本会的义举更多成功可能！恒启兄，我早就替您将《入会盟书》和笔墨准备好了，这么半天，您一定已经将入会誓词反复看了许多遍了，您就别再犹豫了，请您立刻提笔蘸墨、签名入会，今后，您就是兴中会的一员了，同仁们将与您同仇敌忾、共成义举！”

听完孙文这一大篇劝说的话之后，程璧光仍旧只管低着头，将面前的那份《入会盟书》上的誓词反反复复地看着，尽管他想让自己的目光显得非常镇静，可是，他的目光中那多年沉淀下来的狡黠和近来新成习惯的犹豫是根本掩饰不住的。孙文在程璧光旁边又站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显得有些着急地在房间中来回踱起步来，他踱了一会儿之后，见程璧光还是不肯签名入会，就向程璧光和那个也在盼望程璧光快些签名入会的程奎光说道：“我还有些事，得先离开一下。”话说完之后，孙文就朝房间门走去。程奎光连忙跟在孙文身后，将孙文送出门去。当房间门关上之后，孙文在门外用很轻的声音悄悄向程奎光嘱咐道：“今天一定说服你老哥，一定让他签名入会。”

程奎光回到房间中之后，见程璧光已经将那份《入会盟书》从面前推开，一边用右手的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面、一边瞪大了眼睛看着天花板呆想，于是，程奎光摇了摇头，向程璧光笑问道：“哥，你想什么呢？是不是想以后怎么升官发财？”程璧光回过头来，看着程奎光，冷笑着说道：“你越来越放肆了，在你老哥我面前，也敢公然说这种风凉话了。我枉是你老哥、枉与你一起在广东水师当差这么多年，倒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清高出世的人！我且问你，我在黄海和威海卫拼了性命、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这个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在哪里狂嫖滥赌呢？哼，广东水师虽然一向活儿不多，一向懒得训练、懒得讲究战备，可到底还是有一些差事要应付的，迎送官员、拖船载勇，再轻省，也得有人去听呵。自从广甲、广乙、广丙被调北上，跟着北洋海军一起参战之后，咱这广东省河珠江里剩下的兵舰中，就数镇涛和安澜这两艘小破船还算得上是‘巨舰’了。你是现任的镇涛舰管带，跟以前比，近来被派的差事也算多了一些了，可你怎么倒比以前更有精神闲磕牙了？早知道你这么有能耐，去年调舰北上的时候，该派你带着镇涛舰去北洋跟着受罪，该派你到黄海和威海卫仔细品尝品尝那些日本炮弹的滋味！这广东官场上，近来捧着你的人越来越多，你的手头上、荷包里自然跟着越来越宽裕，难怪你现在说话的底气这么足、牙缝子里蹦出的词这么硬。告诉你，别兴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还是先乖乖地将你那才长全的槽牙合上，然后再用力打着你那又吃肥了许多的嘴巴子、痛痛快快地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老哥我是怎么照顾你的？没有你老哥我这么个总想着升官的下贱东西替你遮挡着、威吓着，你在船政学堂和水师里早就被人揍死了、坑完了！就凭你那点本事、那点出息，你就能熬到镇涛舰管带这么个威风官位了？没有你老哥我这么个总想着发财的俗气东西将那些好来的、歹来的、该得的、不义的钱财时不时地扔到你的手头上、塞到你的荷包里，就冲你那些总是结不清的嫖账、赌账，你早就被那些恶煞夜叉似的债主子给按到珠江水底当鱼食去了！”

程奎光听程璧光说那一番话的时候，脸色忽红忽白，额头上细细的汗珠忽现忽隐，可是，他只是略低着头，闷声不响地听着，并不急着开言表白什么，待程璧光的话音落下很久之后，他才抬头看着程璧光，从容说道：“哥教训我，我不敢顶嘴。我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也不敢在哥面前显摆什么，可是，今天，我必须斩钉截铁地告诉哥说，我已经参加兴中会很久了，从入会时起，我就决心以身许国、虽死不悔！我实话告诉哥，咱们此刻所在之地就是兴中会造反大营之所在，哥今天已经来了，就再也不能说你与兴中会的造反谋划全无干系了。哥若想不入会就离开此地，兴中会诸同仁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程璧光听程奎光将话说到此处之后，心中陡然一惊，不由得急忙质问道：“‘绝对不能同意’？！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想将我怎么样？！”

程奎光缓缓说道：“哥已经知道了此地是兴中会造反大营，你若不入兴中会，不与兴中会诸同仁誓同一心，诸同仁为防此地之机密泄露，自然断不能容你活着离开此地了！”

程璧光立刻本能地将右手扶在自己随身所佩的一把匕首上，用异常凶狠的目光狠狠地瞪着程奎光，可是，程奎光只是平静地看着程璧光，丝毫不为所动。

两兄弟就这样相互注视了很久……

突然，程奎光快步走到笔墨之前，抓起那杆狼毫笔，饱蘸浓墨，然后，他又将程璧光的右手从那把匕首上抓了起来，将那杆狼毫笔重重地递到程璧光的右手中。“哥，你断断不能置身事外了！千万不要再迟疑了，就请立刻毅然入会吧！”

程璧光轻轻地握住了那杆狼毫笔，在程奎光那严肃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他缓缓地填写了《入会盟书》，其辞为：“联盟人广东省香山县人程璧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存贰心，神明鉴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春天和夏天，《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各省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所进行的“公车上书”的失败、台湾军民抗日反割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因此，孙文等兴中会的领导者认为，他们筹划已久的广州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然而，举行起义的条件在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却依旧没有准备充分，其核心问题在于，起义所需要的经费和武器一直没有筹备充足。为了筹得经费、弄到武器，孙文等兴中会的领导者、以及许多兴中会的成员，费尽心力，奔走联系。

程奎光这个现任的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受孙文的委托，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水师、广东水师学堂和广州城内的清军防营内积极联络，不仅为兴中会发展了许多会员，并且为还在准备中的广州起义而运动来了必需的兵力。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曾按照其施政需要，将广东水师员额裁汰，将原广东水陆师学堂的陆师学堂解散、缩建成黄埔广东水师学堂，此时，又在大力裁汰防营。广东水师、广东水师学堂和防营中的很多人及其亲属、熟人都因谭钟麟的那些举措而在前途、利益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使得他们自发地借着对于谭钟麟的愤怒将他们蓄积已久的对于整个清朝统治的仇恨集中震动开来，故而，程奎光在他们之中进行联络、劝说他们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的工作进行得还是相当顺利的。

广东水师的军官任国聪是兴中会在广东的骨干会员之一，也是配合程奎光的工作最得力的人之一。任国聪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在广东水师、原广东水陆师学堂、黄埔广东水师学堂都曾担任过职务，他在广东、福建的官绅、绿林、市民、乡团中有很多的朋友和熟人，不仅联系广泛，而且受到各方面人物的尊敬和重视。当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任国聪是他所重用的军官之一。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博学馆的基础上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的时候，曾经派任国聪从军营中挑选胆气素优之武弁为营学生，并负责从社会上招考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已读书史、能书写文章的文生为外学生，任国聪对待这些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让大批优秀人才因此而获得了进入广东水陆师学堂学习的宝贵机会，因此，他在那些学生及其亲属、朋友、熟人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任国聪与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好，例如：当时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为中国测量绘制了第一幅海图的詹天佑就与任国聪很谈得来。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末秋初，张之洞与时任船政大臣的邵峻言商量，为了壮大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实力、提高此学堂的办学质量，请邵峻言与他当时所管的福州船政学堂对于广东水陆师学堂进行有力支援，从福州船政学堂拨来一批已在该学堂学习了三、四年的学生三十七名，按其原学专业和程度，分别编入广东水陆师学堂的驾驶、管轮专业之不同班级就学。那时，受张之洞所派、负责这项工作的也是任国聪。

任国聪与福州船政局造船厂的工程师陈镇淮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也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多年以来，任国聪与陈镇淮以及陈镇淮的众多亲友、熟人都有着很多的来往。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派任国聪到天津招收已经读书能文的幼童二十名，进入广东水陆师学堂学习英文、算学。任国聪在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曾在天津这座“北洋之城”待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就住在陈镇淮的岳父叶去非的家中。任国聪的为人和才识很受叶去非的赏识，叶去非的两个儿子叶钟思和叶钟略，还有叶去非的侄子叶奇迥（异棱）都与任国聪是朋友。特别是叶奇迥，自从他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到广州当官之后，任国聪与他的来往就更加密切起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任国聪自己参加兴中会之后，就正式劝说叶奇迥也参加兴中会，叶奇迥素有变革中国政治、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思想，因此，他听到任国聪的正式劝说之后，就很痛快地参加了兴中会，并郑重填写了《入会盟书》。叶奇迥所出身的叶氏家族曾出过好几位很著名的洋务官员，在中国的军界、工业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势力，因此，叶奇迥利用这一优势，从很多渠道替兴中会弄来了广州起义所需的大量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叶奇迥也将自己的财产拿出了一部分，捐为广州起义的经费之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末夏初，叶去非的二女儿叶钟雪、长孙叶维松都来到了广州，都住在叶奇迥家。叶钟雪、叶维松都像叶奇迥一样，早就具有变革中国政治、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思想，这些情况，任国聪自然是知道的，就连类似程璧光、程奎光这样的海军界人物也都是有所耳闻的。

这一年盛夏时节的一天，一大早，任国聪与程璧光、程奎光兄弟一起来到叶奇迥家，与叶奇迥商量兴中会所分派的一些事务，并为兴中会购买弹药一事向叶奇迥筹措一笔款项。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在叶奇迥家的西厅中，叶维松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怀着一腔壮志豪情填写了兴中会的《入会盟书》，正式成为了兴中会的一员。叶维松填写完《入会盟书》之后，就暂时离开了西厅，叶奇迥与任国聪、程璧光、程奎光则就筹措款项之事继续谈话。

“昨天上午，我请人从湖北枪炮厂弄来的那一百支步枪已经送到张公馆、交给陆皓东了。送枪的人回来之后告诉我说，当时很匆忙，陆皓东又正忙着与杨衢云从香港派来的一个三合会的头目会谈接洽，因此，那些步枪当时只是由接收的人草草掩藏了一下，说是等陆皓东过目之后再仔细贮藏起来。我听了这些话之后，一直很担心，唯恐陆皓东会大意了。”叶奇迥说道，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忧虑之意。（张公馆位于广州东门外咸虾栏，是兴中会所设立的一个机关，专为联络和接待各举义部众、并贮藏起义所需器械之用，由兴中会的骨干会员之一陆皓东常驻在此。）

程奎光连忙回答道：“你不用担心，陆皓东昨天下午已经亲自告诉我说，那批枪支已经贮藏得很严密了，他还特意抱歉说，当时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才将事情弄得有些匆忙，他怕你会担心，所以让我今天一定将他的话转告给你，请你放心。”

叶奇迥说道：“那样就好。我一会儿就让人去银号，取出我存在那里的两千银元，交给你们带走。另外的三千银元，我这几天想想办法，一定筹措出来。”

任国聪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对叶奇迥说道：“异棱兄，恕我冒昧，张退思的太太（叶钟雪）早有革命之意，如若劝说她也参加兴中会，以她素来的豪气，一定会大力赞助经费的。”

程璧光和程奎光听了任国聪的话之后，都不由得点头。张孟前（退思）与叶钟雪的爱情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而他们的婚姻在历经坎坷和磨难之后终以惨烈的悲剧而宣告结束。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张孟前之死被官府判定为酒后发疯、自杀身亡、咎由自取、与他人无关，并没有被列为刑事案件而详加追究，可是，叶钟雪杀夫一事在当时的官绅人家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在海军界，这一奇案更是被人们叹息不止、传扬不停……程璧光和程奎光这兄弟俩都认识张孟前、都与他很相熟，可是，他们虽然早就听说过叶钟雪那奇特的故事，却从来都没看到过叶钟雪。

叶奇迥将任国聪的话仔细想了想之后，对任国聪说道；“我这些天也曾问过她，有无参加兴中会之意，她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她本人不准备参加兴中会，可是，她会努力赞助兴中会的革命之举。我想，就是她不填写兴中会的《入会盟书》，当兴中会遇到诸如筹措经费之类的为难之事的时候，她一定会真诚相助的。”

任国聪叹息道：“咳，她的主意竟是这样，真是遗憾。不过，她的气概如此，还是让人佩服。说起来也真无奈，兴中会的会员现在算是不少了，可是有些会员只是挂个虚名而已，会中事务一概推脱不管，最可气的是，一些会员明明很富，若找他们筹措经费，他们不仅不尽责相助，反而哭天抹泪地喊穷。”

程奎光听到此，忽然冷笑道：“那样的人也很多。难怪张退思的太太不愿意参加兴中会，她那样高傲的人，怎么能与那样的人为伍！”

程璧光被程奎光的话触动了心事，他不由得想起他自己填写《入会盟书》、正式宣誓参加兴中会那一天的情景来，因此，他怀着非常复杂的心绪，看了程奎光一眼。

正在这时，西厅的门被打开了，叶钟雪和叶维松一起走了进来。叶钟雪的突然到来让叶奇迥等四人都觉得很惊讶，他们连忙各自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叶维松将门关上之后，自己走到窗边的一个角落里，倚着窗台望外而立。叶钟雪在走到屋子的正中心之后，就停住了。

叶奇迥先指着程璧光，向叶钟雪说道：“钟雪，这就是程恒启（程璧光）。”然后，他又指着程奎光说道：“这就是他那位正任着镇涛舰管带的老弟。”

虽然程璧光和程奎光以前从来都没看到过叶钟雪，可是，在叶钟雪出现在西厅门前的那一刹那，他们都立刻判断出，这个人绝对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叶钟雪。这是程璧光和程奎光第一次看到叶钟雪，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因为，此时当面称呼她这个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张孟前的女人为“张太太”似乎并不合适，然而，按照礼貌，他们又不能直呼其名。于是，他们只是各自向叶钟雪点头抱拳、以示问候而已。

叶钟雪看了看程璧光和程奎光，略一点头，然后，她向程璧光说道：“早就知道你的大名，自从听说你这位原广丙号管带被罢职遣回之后，我就一直想当面问你一些事。今天你正巧在此，我就不怕冒昧，径直过来问你。”

叶钟雪的目光非常平静，可是，在她的目光之前，程璧光却觉得心中特别慌张。程璧光强自镇静，向叶钟雪说道：“请说。”

叶钟雪说道：“现在，举世都纷纷传言，说是丁汝昌决定让威海卫海陆守军向日军投降的，他是在派你去向日军递送了那封以他的名义所写并盖上了北洋海军提督大印的投降书、并且写完了那封以他的名义所写的给日军的复信之后才喝了鸦片自杀的。也就是说，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可是，许多从威海卫回到闽、粤的参战官兵都说，丁汝昌并未决定向日军投降，他自杀之后，才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向日军投降的。你曾亲手将那封投降书和那封复信递送给日军，并且亲自参加了牛昶昞与日军谈判《威海降约》的全过程、亲自与牛昶昞一起带着《威海降约》回到了刘公岛，因此，请你明确告诉我，丁汝昌到底是不是决定投降的人，他到底是不是自杀于投降之前？”

在叶钟雪的目光之前，程璧光很难将那些他已经向其他人说过许多遍的谎话再说一遍，可是，他是打定了主意要将那些谎话永远说下去的……程璧光不敢看着叶钟雪的目光，倒是看着窗外的一排棕榈树，慢慢地说道：“今年正月十八日的晚上，丁军门写完了他给日军的那封复信之后，就命令我第二天一早将那封复信送到日舰松岛号上、交给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这之后，丁军门就仰药自杀了。”说完这些话之后，程璧光就不再开言了，否则，他真怕自己会突然朝着窗外的阳光、怪哭疯笑着高声大喊出原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威海卫喝鸦片自杀前后的一切事实真相来……

可是，叶钟雪仍旧从程璧光的态度和话语中判断出了程璧光所竭力隐瞒的真相！……此时，叶钟雪彻底明白了她那被她亲手杀死的丈夫张孟前曾为之服役的北洋海军究竟是如何覆灭投降的！……

这天下午，叶奇迥将两千银元的经费交给了任国聪，任国聪将那两千银元仔细数清之后，就与程璧光、程奎光兄弟一起告辞而去。

第二天，叶钟雪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了三千银元，交给了叶奇迥，说这些钱捐助给兴中会作为广州起义的经费。叶钟雪知道兴中会的这次起义实在太冒险、很可能不会成功，可是，她仍然愿意尽力援助兴中会！——

自从叶钟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盛夏，在兴中会经费甚为困难的时候，慷慨捐助了那三千银元之后，自盛夏至初秋，任国聪、程奎光等人又陆续在叶奇迥家开了几次会。在这几次会议上，任国聪等人将兴中会为广州起义所作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在此期间，叶奇迥又将自己的一些不动产换成现款，充为兴中会所需的经费之用，叶钟雪也将自己的一些珠宝首饰换成现款，捐助给兴中会。秋色渐深，中秋已过，兴中会准备于这一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那一天举行广州起义，这一天已经快要到了。然而，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却并未最后就绪，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1895年10月8日），寒露节气这一天的傍晚，在叶奇迥家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任国聪和程奎光与叶奇迥将筹集发给准备参加广州起义的乡民和绿林人物的军饷之事商谈了一番，同时，他们也将他们对于广州起义的前景的忧虑痛陈了一番。

叶奇迥向程奎光说道：“为策万全，孙逸仙（孙文）等人才决定以重阳节为举事之期，说是由于粤人有在重阳节省墓的敬祖之俗，因此，在九月初八——重阳节前一天，将乔扮成省墓之人的各路队伍用轮船运至珠江，混在那成千上万的结队雇船、齐赴广州拜祭祖坟的各乡大族子孙之中，不会引起防营兵卒的怀疑，而且，珠江中有你担任管带的镇涛舰负责接应防卫，可以顺利实行‘分道攻城’之策。可是，各路队伍到达珠江之后，其安全还是甚为可忧，因为，虽然你带的镇涛舰在广东水师诸舰中算是一艘大舰，可是，此时水师中真正愿意响应起义的人并不占优势，到时候，若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危急事件，只靠你带着镇涛舰，就真能将其余兵舰威慑住吗？”

程奎光说道：“广东水师的人，有谁真肯替满清朝廷效死？到时候，就算有什么事，顶多也就是真真假假虚张声势而已，靠镇涛舰威慑住局势，应该并不困难。我倒是担心，虽然已经将防营的安勇一部策动了起来，可是，就算安勇的纪律较好、作战较勇猛，若是驻在广州的旗人兵马和其他营勇忽然联合起来狂扑过来，恐怕安勇很难完成与攻城的队伍相呼应的任务。”

任国聪听程奎光说到此处，不由得叹道：“我最担心的是，重阳节那天早晨，起义的各路队伍是否真能同时配合、冲锋直进各城门。按照孙逸仙和杨衢云等人的部署，刘裕所率之江北一路、陈锦顺所率之顺德一路、李杞与侯艾泉这二人所率之香山一路在九月初八就乘船沿珠江到达广州城外，到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的早晨再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进城，与此同时，麦其人则率领那些从广州城附近的龙眼洞一地招募来的善战乡民从北门进城。这还算是为队伍的到达留出了时间保证，然而，为杨衢云所亲率的一路队伍所作的部署就太冒险了！——他们直到九月初八的夜里，才乘夜航船从香港着急忙慌地往广州赶，在初九早晨抵达广州珠江码头并靠岸登陆之后，才将那些预先藏匿的武器取出，往总督衙门、巡抚衙门、将军衙门这些主要衙署进攻。若是他们为了什么缘故耽搁了，未能及时赶到，岂不让早已等待在广州的其他各路队伍措手不及、应变不及？”

程奎光愁上心头，显得很烦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说道：“攻夺各主要衙署、执诛其长官，是这次起义中最能出风头、显声誉的任务，杨衢云争着要将这个任务派给他，孙逸仙只得同意。杨衢云争到这个任务之后，又说为了他能兼顾在香港的后方接应之类的事务，他得在最后一批带着队伍从香港到达广州，孙逸仙也只得同意了。孙逸仙和杨衢云两人都争着当领袖，如今还未起事，他们相争，还不至于闹得怎么样，若是一直这么下去，可就麻烦了！”

这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于是，叶奇迥等人离开了他们举行会议的西厅，来到饭厅之内。

“六叔，林涤秋（林斯槐）回来了。”叶维松一边向叶奇迥说道，一边和林斯槐一起朝叶奇迥等人迎了上来。——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秋天，林斯槐读到了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月刊所登载的孙文所著《上李傅相书》（《上李鸿章书》），他对于文中的那些例如“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之类的论述深为赞许。这一年冬天，林斯槐在上海认识了陆皓东，陆皓东那时正在上海观察政治形势、接纳志士、宣传革命主张。陆皓东与林斯槐深谈了数次，觉得当时才十八岁的林斯槐正是一位年轻的志士。这一年年底，陆皓东在自己赶赴香港与从檀香山回来的孙文等人会合之前，与林斯槐约定在来年春天于广州再次相见。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下旬（1895年3月下旬），十九岁的林斯槐如约来到了广州，他在广州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正式宣誓参加了兴中会。由于兴中会派他回江、浙一带完成一些诸如与哥老会之类的会党相联系的事务，因此，他在这一年的四月下旬（1895年5月中旬）回到了南京。这一年初秋的时候，他离开了南京，在上海待了一阵。中秋节之前，他离开了上海，起程返回广州。这天傍晚，他才到达广州。由于他这一年以来在广州停留的时候，都住在叶奇迥家，因此，他下船之后就直奔叶奇迥家而来。

“叶六叔，任三叔，程管带。”林斯槐连忙先向叶奇迥、任国聪、程奎光三人一一行礼问候了一番。

“才多久不见，涤秋又显得老成了许多。”叶奇迥说道。

“咳，他今年也历练了一些事了，不显得越来越老成才叫奇怪。况且，他近来总跟那些江湖上的人在一起混，许多事，他以前没见过、没经过，如今，可是见过、也经过了，更该是老爷们的样子了！”程奎光笑着说道，他的笑容和话语显示了他对于人生世故的深刻而无奈的理解。可是，林斯槐在听程奎光说这些话的时候，却觉得心中很有惭愧、不安之感。

任国聪连忙将程奎光的话岔了开去，向众人说道：“我实在是很饿了，还是让人快点将饭菜摆上来吧！”

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督办军务处受差委时，年龄为三十六岁，他在此时还并不是什么很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由于叶奇迥、任国聪、程奎光、叶维松、林斯槐多年以来对于袁世凯的为人、行事、言论都知道的不少，因此，他们对于他在官场上所走出的这看似并不出风头的一步都很敏感，不过，他们在谈到他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非常复杂的厌恶之感！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的主要领导者孙文、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是，选举一位“伯理玺天德”——总统（President）来统一指挥这次广州起义，而且，如果这次广州起义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成立一个合众政府，那么，这位“伯理玺天德”也将是合众政府大总统。此时，二十九岁的孙文和三十四岁的杨衢云是竞选这位“伯理玺天德”的最有资格的两个候选人，孙文的拜盟兄弟陈少白和他在南华医学堂读书时的同学郑士良绝对支持孙文当“伯理玺天德”，而曾与杨衢云一起创办了香港辅仁文社的谢缵泰则拼命拥戴杨衢云为“伯理玺天德”。不过，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孙文被选举为“伯理玺天德”。本来这次会议被确定为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起义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当选为“伯理玺天德”的孙文将在会后离开香港、返回广州，而将兴中会之所有在香港的财政、军务一并交给杨衢云负责处理。然而，孙文却没能如期离开香港。

就在八月二十二日这次会议之后，事隔一日，杨衢云突然以很郑重的态度向就要起程离开香港的孙文提出，请孙文将“伯理玺天德”之位让给他，并且反复强调说，如果他不是“伯理玺天德”的话，就不足以号召中外人士，就很难将兴中会在香港的财政、军务处理好！不过，杨衢云又生怕孙文指责他私心太重，于是，他也不停地向孙文啰唆说，等到省城（广州）办完事后，他一定将“伯理玺天德”之位奉还孙文。孙文听了杨衢云的这番话之后，觉得自己很难立刻回答什么，只得沉默地看着杨衢云。杨衢云看孙文一言不发，也只得先知趣而退。

杨衢云提出重争“伯理玺天德”之位的话之后，孙文越想越觉得麻烦，于是，他赶快找到他的拜盟兄弟陈少白和他的旧同学郑士良开了一个只有他们三个人参加的小会，将杨衢云要求他让出“伯理玺天德”之位一事告诉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听完孙文的话之后，郑士良暴跳如雷，火气冲天地怒吼道：“什么？！杨衢云那厮可真够损的，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他竟敢突然闹事，让你将‘伯理玺天德’一位让给他？！咱们绝对不能答应他！你这个‘伯理玺天德’，是大家在正式会议上正式选举出来的，怎么能当儿戏似的说让就让呢！好，好，如果他有非分之想，就别怪我不讲道理，咱们也别跟他啰唆什么，就由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有什么恶名，让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我去杀了他，非杀了他不可！”陈少白看到郑士良态度如此、听其话语如此，虽然觉得心中暗喜、觉得郑士良真够义气，可是，他还是尽量冷静地向郑士良劝说道：“这样不行，千万不要这样莽撞。你在这个时候将杨衢云这么个在香港很有名气的人物给杀了，那么，一时之间，香港就会被这样一个轰动的人命案件给闹得沸沸扬扬，如此一闹，咱们还能按原计划起事吗？……总之，现在可绝对不是莽撞的时候！照我的意思，咱们还是先去省城办事。如果事情成功了，逸仙兄（孙文）现在所任的这个‘伯理玺天德’立刻就是合众政府的‘伯理玺天德’（合众政府大总统）了，杨衢云现在争的这个‘伯理玺天德’之位立刻就不存在了，咱们还用得着理会他争不争的吗？如果事情不成功的话，哼，那倒是随便什么人做‘伯理玺天德’都没有关系的！”孙文听了郑士良和陈少白这两人的主张之后，均未置可否。当天晚上，孙文就特别召开了一次兴中会总部干部联席会，一位已经参加了兴中会的英国人、香港《德臣西报》主笔托马斯·哈·黎德与一位由檀香山偕同孙文一起来到中国、负责主持兴中会在这次广州起义时所用的一部分炸弹的制造工作的美国化学师奇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孙文实在害怕会因“伯理玺天德”位置之争而引起兴中会的内部分裂和内部纠纷，以致贻误了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起义这一筹备已久的大事，于是，他在这次会议上，主动谦退，同意将“伯理玺天德”之位让给杨衢云。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重新进行了一次选举，杨衢云终于如愿以偿地当选为“伯理玺天德”。孙文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特别嘱咐了陈少白和郑士良一番，让他们千万不要在这次会议上与杨衢云再争执了，因此，陈少白与郑士良对于杨衢云当选为“伯理玺天德”也不再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895年10月18日），孙文离开了香港，往广州而去。在临近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起义的这段日子里，与杨衢云的屡次争执，让孙文觉得很烦、很不高兴，不过，他还是尽量将自己的心力全部放在就要到来的起义大事之上。在孙文看来，杨衢云说要最后到广州，他就同意让他最后到广州，杨衢云说要做“伯理玺天德”，他就同意让他做“伯理玺天德”，他已经尽力向杨衢云退让了。孙文希望杨衢云能就此满意、停止争执，因为，此时已到了这次起义的最后准备阶段了，实在没工夫耽误了！

杨衢云在获得“伯理玺天德”之位之后，着实抖了起来，他且不忙别的，先忙着替自己组织了一支“伯理玺天德”卫队（总统卫队）。兴中会对于给参加这次起义的人员所配给的装备早就定有章法：凡为领队之人，除先发饷项外，另给时表一只，使其藉以知晓时刻、按时行动，同时，也发给其手枪一支，以资护卫。杨衢云擅自决定，对他那支“伯理玺天德”卫队的成员要特殊对待，让他们一律得到领队这一规格的待遇。当杨衢云将手枪发下去之后，所有领到了手枪的人，不管是领队们，还是杨衢云那支“伯理玺天德”卫队的成员，都来到非常僻静的铜锣湾一带进行试射。结果，大家发现，领队们所领到的手枪有好有糟，而杨衢云那支“伯理玺天德”卫队的成员所领到的手枪则全都是精良之器！于是，领队们气得大闹了起来，纷纷斥责说，杨衢云太自私、太偏心了，只想着自己这个“伯理玺天德”要摆阔、要出风头，全不顾起义的大局如何；他们要求杨衢云必须将领队们所领到的那些糟糕手枪用他那支“伯理玺天德”卫队的成员所领到的精良手枪更换下来，否则，他们就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到了九月初八（1895年10月25日）那一天的晚上，他们绝对不会带着自己的队伍跟着他这个“伯理玺天德”一起坐上夜航船、去广州玩命！

孙文回到广州之后，为九月初九重阳节那一天的起义又准备了一番，对于起义的前景，他还是保持着较为乐观的心态，他以为他在广州所做的布置还是很仔细、很充分的，只等杨衢云这个“伯理玺天德”带着从香港招募的队伍来到广州，就可如期举事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这次起义的消息已经被泄露了！

港英警局的侦探将吴子才等人在香港募集勇士、密谋到广州起事的消息报告给了港府，这一消息让时任香港总督的罗便臣担心会不利于英国的商务，而时任议政局议员的韦玉（此人原籍广东香山县，与孙文是同乡）也担心若是广东境内发生战事的话，广东的赌客受战火拦阻、就不容易到他在香港开的赌场赌博了，将会大大影响他的赌场生意，因此，他们将他们已经掌握的有关这次起义的机密用电报通知了两广总督谭钟麟，请谭钟麟赶快戒备、及时扑灭这次起义。哪知，谭钟麟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由于看电文中并未指明何人为谋反祸首，觉得无从着手查处，就将那封电报先搁到一边去了，没有给予什么重视。

广州城内，也有人将这次起义的机密向官府泄露。兴中会的一名会员朱淇受命在起义前夕撰写了一篇讨满檄文，不料，这件事情被他的哥哥朱湘知晓了。朱湘得知朱淇参加了反清的秘密团体兴中会之后，唯恐因朱淇的连累而遭受清朝廷的严刑处罚，于是，他就假借朱淇的名义，托清平局的一个局勇头目将他所掌握的有关兴中会策反一事的机密偷偷禀告了巡防营管带李家焯，说他希望能因此而“将功赎罪”。李家焯得此密报之后，不由得大喜，觉得这是自己升官晋爵的一个难得机会，于是，他派出自己手下的兵士们严密监视孙文这个兴中会领导人的行动，并且在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895年10月25日）——兴中会所策划的九月初九重阳节起义的前一天，亲自跑到两广总督衙门，向两广总督谭钟麟禀告说：“卑职已得到了密报，说兴中会的人要在省城（广州）起事谋反！”谭钟麟看李家焯一脸鬼祟之色、听其语气也颇为严重，不禁也觉惊愕，连忙问道：“谋反的祸首是什么人？”李家焯知道谭钟麟曾与孙文这个很有名气的西医有过来往、也曾请孙文为其及其家人治过病，于是，他故意将自己的五官挤弄得更加古怪一些、语气也做作得更加神秘一些，低声说道：“孙文。”谭钟麟不听则已，一听反而毫不在意地大笑了起来，他一边用自己那留得颇长、剪得颇利的指甲抠着鼻孔，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睨视着李家焯，漫不经心地说道：“孙文是个信洋教的教徒、也就是教民，平时有点子狂妄，喜欢说一些不着边儿的狂话，这在教民中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若说他这么一个靠着洋气吃医生这碗饭的狂士敢造反，哼，量他也没那个胆子，更没那个本事！”李家焯看谭钟麟居然以这样一种态度对待自己颠颠儿地送来的密报，不禁憋闷了一腔子的酸气、却又不敢显露出来，他一边在心中暗暗骂道：“呸，什么两广总督，瞧他那点胆子、那点出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真是说的不错。枉然戴着个亮晃晃的红顶子、抖着把绿乎乎的花翎子，就会在我们这些下属和那些小老百姓面前耍威风，别说洋人了，就连教民，他都不敢去触一触霉头。”与此同时，他却让自己的脸色显得更加谦恭一些，用特别小心、特别委屈的声音向谭钟麟解释道：“卑职也是因为职责所关，又因为听到了省城内的许多传言和局中人的自报，实在不敢隐瞒，所以才特来如实禀报。”谭钟麟显出了一副已经烦不胜烦的样子，将自己刚抠完鼻孔的那个右手无名指朝李家焯的脸前甩了甩，怒声训诫道：“你弄来的那什么所谓密报，究竟能拿出什么确凿凭据来、可以证明孙文要带着人起事谋反？你站在那儿不疼不痒地撺掇几句话倒容易，本督若是就凭着你那几句话传下令去按律办理，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就免不了要惹得洋人到本督面前啰唆个没完，要是因此而引起了洋务外交上的大争端、甚或因此而与洋人起了战事，那时候，别说是你，就是本督也承担不了这样的巨责，恐怕连整个朝廷都得跟着受一番大大的折磨。告诉你，凡事都掂量着点，别只顾了邀功请赏，就连你吃饭的家伙长在哪里都忘了！”李家焯听到这番训诫之后，唯有连声“嗻……嗻……”的份儿，他不敢再在两广总督衙门多停留一会儿，于是，他赶快向谭钟麟行了打千儿礼，然后就慌忙退出。

就在李家焯在两广总督衙门向谭钟麟禀报孙文要带着人起事造反的同时，孙文正与那位曾在香港替他补习过国文的伦敦会长老、也是香港兴中会创立者之一的区凤墀在一位名叫王煜初的牧师家赴宴会。宴会结束之后，他们离开了王煜初家，却于归途中发现有许多营勇总是在他们旁边鬼鬼祟祟、不远不近地来往窥视着。区凤墀不禁诧异地向孙文说道：“怎么咱们今天遇到的营勇这么多？”孙文心中早已判断出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干脆很直截地告诉区凤墀说：“这是为了侦探我的踪迹。”区凤墀有些紧张，更为孙文此时的态度弄得有些奇怪，于是，他又向孙文问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孙文眼望前方，高声回答道：“满大街的人都在传说孙文举事的消息，你还不知道吗？”孙文的话是故意说给那些充作探子的营勇听的，那些营勇看他们的目的已经被孙文识破了，虽然想冲上去将孙文抓捕，却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捕人命令而不能上前，只得悻悻地看着孙文和区凤墀从他们的眼前高视阔步地走开。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895年10月25日）这一天的经历让孙文的心中也很担心，可是，由于那时已无法临时改变原定的举事计划了，因此，他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广州起义还是如期举行。九月初八日这一天，广州城内外和那些新到达广州城附近的兴中会会员们已经将发难前的一切准备都安排就绪了。这一天夜里，孙文就住在他的朋友尹文楷的家中，尹文楷家位于珠江南岸瑞华坊歧兴里。陆皓东仍旧驻守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这一兴中会广州分会的分机关里。陈少白则住在他的一位亲戚所开的一家店铺里，这家店铺位于广州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附近，云岗别墅又是兴中会广州分会的总机关之所在、又是农学会总机关之所在。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这一天的黎明时分，陈少白在起床之后，立刻奔向设立在云岗别墅的兴中会广州分会的总机关，并在那里等候发难。——按照原计划，杨衢云这个“伯理玺天德”所率领的那一路队伍在这一天凌晨六时乘坐夜航船从香港赶到珠江码头之后，所有参加这次起义的绿林头目、军队首领、民团指挥等人都将如期到云岗别墅这个总机关来讨口令、领命令。

重阳节这一天的凌晨，孙文尽量平静地在自己那位于珠江南岸的驻地等候着杨衢云这个“伯理玺天德”如约而来、率队登岸。然而，他突然接到的一封电报却扫灭了他所有的平静、并将他心底一直潜藏的忧虑化为了恐怖的现实。这封电报是杨衢云在九月初八日的夜里匆忙发过来的，在电文中，他以“布置尚未完备”为托言，告诉孙文说，“须延期二日”才能到来。——杨衢云不能按时带着队伍从香港到广州来的事实真相是：虽然在铜锣湾举行的手枪试射之后，那些斥责杨衢云这个“伯理玺天德”太自私、太偏心的领队们郑重要求杨衢云必须将他发给领队们的那些糟糕手枪用他发给他那支“伯理玺天德”卫队的成员们的精良手枪更换下来，并警告说，如果杨衢云不及时更换的话，那他们在九月初八日的晚上就不带着自己的队伍跟着杨衢云一起坐夜航船去广州。杨衢云觉得领队们的要求和警告严重地损害了他这个“伯理玺天德”的尊严，他决定，为了树立自己这个“伯理玺天德”的威信，他要对领队们采取强硬态度、绝不妥协，因此，他毫不理会领队们的要求和警告，直到九月初八日的晚上，他都没将手枪按照领队们的意思更换过来。领队们也真是说到做到，杨衢云不更换手枪，他们就真的没有带着各自的队伍跟着杨衢云坐上夜航船。杨衢云看事态真的发展到了这种严重地步了，这才急了，可是，他毫无办法将问题解决，只得赶快给在广州的孙文发去了那封告知“须延期二日”的电报。

孙文接到杨衢云的那封电报之后，再愤怒，也只能让自己努力冷静下来，将心思全部放到如何解决眼前的尴尬局面这一问题上来。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威胁到众位起义者的生命和前途的安全。

孙文带着杨衢云的那封电报，匆忙赶到云岗别墅，参加起义的陈少白、郑士良、邓荫南、陆皓东等兴中会骨干人员已经聚集在那里等候着。孙文将杨衢云的那封电报出示给众人看过之后，就立刻与众人商量起应急手段和善后措施。

“杨衢云所率的三合会敢死队是这次举事的主力，可是，事到临头，却突然不能按时来了，这样的话，原定在今天起义的计划就难以照旧执行了。列位说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孙文说道。

众人各有许多话，却很难一时说出来。见此情景，陈少白决定还是由自己开言打破僵局，于是，他冷静地说道：“这次起义的计划订得非常仔细，若按照杨衢云在电报上所说的，突然做出‘延期二日’这样重大的变化，就会导致很多方面的措手不及，会令参加起义的队伍突然面临许多新的危险。最麻烦的，就是乔装成趁重阳节省墓的乡族、从昨天起就坐着那高悬着‘某族省墓’的大灯笼的大小船只、停泊在珠江里的那些队伍——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省墓而来、也没处省墓去，今天就是重阳，今天若是让他们那么多人再照昨天的那个样子在热闹非常的珠江上无声无息地停泊一天，难道官府就没有人会疑心吗？一日都躲不过去，何况是‘二日’！因此，如果今天不能按照原计划起义的话，那么咱们这次起义的风声必然会走漏。若过了今天，‘延期二日’再发动起义的话，是一定会惨遭失败的！所以，咱们还是先将事情压下去，等以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再重新说发动起义的事吧。”

连孙文在内的其他所有人都纷纷赞同陈少白的意见，于是，众人迅速着手处理善后诸项事宜。孙文让陈少白等人先将应发给准备参加起义的绿林中人的钱款如数发给了他们，并嘱咐他们，为了防止有紧急事件发生，他们回去之后也莫懈怠、还是要随时听候命令。与此同时，孙文给杨衢云回了一封急电，用兴中会特定的暗语向杨衢云示警说：“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杨衢云在九月初八日夜里给孙文发来的那封电报用的也是兴中会特定的暗语：“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按照原计划，杨衢云预先将军械藏在一些木桶中，在率领队伍乘夜航船从香港到达广州之后，将这些木桶谎称为“美国砵兰水泥”以瞒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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