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老大帝国的蹉跎暮色

……李鸿章对于罗拔诺夫这罕见的友善态度很是惊诧，觉得这是他办理外交事务所取得的一大成功，生怕拒绝了罗拔诺夫会让这一成功转瞬丧失，于是，他很痛快地同意了罗拔诺夫的建议，带着他的随从们跟着罗拔诺夫吃饭去了。待他挪动着与一般常见的“满大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的蹒跚脚步重新回到谈判桌旁落座之后，他强睁开一双困倦已极、浑浊醉迷、褶皱怪布的长眼睛，尽量用力地在那已被俄国人滑溜顺利地“掉了包”的《中俄密约》条约文本上签了字……“汝乃俄国著名之格物师否？”……“我可不希望有人称呼我是‘西方李鸿章’”……“炒杂碎”——美国英语从此又多了一个新词“chopsuey”——“李鸿章杂碎”……李鸿章在西方世界所进行的这次大规模游历访问，让中国和他自己都饱受羞辱，一个老大帝国的蹉跎暮色在一个狰狞的世界里连畏缩的余地都已快不剩了！……李鸿章从未怀疑过，他自己才是北洋真正的灵魂……忧闷难遣的李鸿章来到了圆明园的遗址，长吁短叹地凭吊了一番……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1896年3月27日），被光绪皇帝授予了“钦差头等出使大臣”之头衔的李鸿章带着一大批随行人员，从上海起程、乘船出国。据清朝廷宣布说，李鸿章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祝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895年12月28日），清朝廷曾颁布诏旨，宣布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充俄皇加冕贺使。（王之春是一个非淮系的外交官员。）可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以王之春“位望太低，难于接待”为借口，向清朝廷提出了抗议，自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中国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清朝廷不敢违拗俄国政府的要求，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宣布诏旨，改派李鸿章为正使，并同时加派邵友濂为副使。（邵友濂家与李鸿章家有联姻关系。邵友濂的长子名叫邵颐，李鸿章的一个侄女嫁给了邵颐。邵友濂在清朝官场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贪污犯、大恶棍。当年，他极尽跑官贿赂之能事，终于接替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担任了第二任台湾巡抚，在这一肥缺上，他拼命贪赃枉法、拼命搜刮掠夺，干尽了坏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他害怕日军会进攻台湾，就耗费了大量贿赂，使得清朝廷在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将他调离了台湾，并改任他为湖南巡抚。）李鸿章对于清朝廷所宣布的这一决定很是不满，于是，他借口“伤病时发，步履软弱”，不肯奉命。清朝廷对于李鸿章的态度很是恼怒，认为他这是故意挟制，可是，到底还是对他作出了让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96年2月14日），清朝廷颁布诏旨，宣布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命他前往俄国贺加冕，然后再往英、法、德、美四国递国书，以“联络邦交”，并“谕止邵友濂、王之春毋往”，让他单独办事。李鸿章接到这道诏旨之后，不再啰唆他那因为替清朝廷“扒心扒肝地尽忠”而弄出来的伤病是否还在发作，立刻命人替他备办出使时所需用的一切……

李鸿章带着他那个曾跟随他一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的过继儿子李经方、他自己亲生的嫡次子李经述等随从人员乘船行至日本、准备换船时，日本政府早在岸上为他准备了豪华的行馆，要对他好好招待，以求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外交”利益和殖民利益，可是，他声明说，他已“誓终身不复履日地”，拒不上岸，夜宿船中。第二天，他将换坐的船驶来之后，他需要在离开原乘之船之后，先坐上一艘小船，由那艘小船将他送到换坐之船上，可是，当他听说那艘小船是一艘日本船之后，就拒绝坐上那艘小船，最后，日本人为了讨好他，就命令在他原乘之船与换坐之船之间架设飞梁，这一下，他不再追究那飞梁是否是日本人用日本材料架设的，离开了原乘之船、颤颤巍巍地登上飞梁、尽量小心地走了过去、踏上了换坐之船。

李鸿章在离开上海之前，曾对当时也在上海、正忙于筹办《时务报》的原上海强学会成员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我此行之要策。”当时英、德等欧洲列强为了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从李鸿章手中获得殖民利益，纷纷发来电函、派出大员，劝请他先到其他各国访问游览、然后再去俄国。在这种形势之下，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赶快派出乌赫唐斯基公爵乘坐专船到苏伊士运河迎接他，抢在其他列强之前，经最短路程将他送到俄国首都彼得堡参加大典。

在李鸿章到达俄国之前，俄国政府早已秘密制定了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义贿赂李鸿章这个可能给俄国送来巨大的殖民利益的中国特使的计划。当时，乌赫唐斯基公爵取得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同意之后，与俄国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曼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拨出专款三百万卢布，设立了专门用于贿赂李鸿章的“李鸿章基金”。（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只不过是俄国财政部的一个略加伪装的分支机构而已，它的董事长就是乌赫唐斯基公爵，它的董事都是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它的一切活动都听命于俄国政府。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于这个银行的侵略职能非常重视，授予它一个“特许状”，不仅允许它在中国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给它征收赋税、发行货币、经营中国国库业务、代中国政府偿还债务利息、以及在中国敷设铁路与电线等权利。）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1896年5月3日），在俄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之下，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进行《中俄密约》（《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秘密谈判。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之下，此时又似疯狂、又似痴呆、却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聪明的李鸿章同意由俄国建造一条横贯中国东北、北起赤塔、南到海参崴的俄国铁路，作为缔结中俄军事同盟的代价。清朝廷为了得到俄国的“保护”，曾指示李鸿章：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亦应于条约内叙明，以期周密。所谓“中国西南水陆有事”，就是指日本以外的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谈判结束之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起草了《中俄密约》的文本，文本第一款规定：“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缔约双方应派各自所能调遣的全部陆、海军，互相支援。”这个草案呈递给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后，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可是，主持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看到此文本之后，非常不满，觉得实在太便宜了中国，于是，他立刻觐见尼古拉二世，拼命陈述了他的如下意见：中俄军事同盟只能针对日本一国，不能针对那些可能与日本结盟的列强，不要承担保卫中国免遭所有强国侵犯的义务。尼古拉二世同意了维特的意见，指示罗拔诺夫照维特的意见修正文本，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而这几个字恰恰是清朝廷以出卖领土和主权的惨重代价向俄国进行的无耻乞求的核心内容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6月3日），中国和俄国双方的代表齐集莫斯科，举行《中俄密约》的签字仪式。当大家在签字桌旁坐下来之后，双方的秘书对条约的正式文本进行了检查，然后交给李鸿章的一名随从人员，让他当场宣读。就在这个人正要开口宣读之前，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将俄方就要签字的那份文本拿到手中看了看，突然，他发现在那份正式文本上的第一款仍然写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字样，不禁大吃一惊，于是，他赶快将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叫到一边，低声责怪道：“公爵，条约第一款你没有遵照沙皇的意旨修改！”罗拔诺夫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维特所拿着的那份正式文本，然后，他猛击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向维特抱歉地说道：“真糟糕，我忘了对秘书讲了！”维特阴沉沉地瞪着罗拔诺夫，等着瞧他其后的表现。于是，罗拔诺夫一边看了看表，一边显得很从容、很轻松、很友好、很善意地对李鸿章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宣布说：“时间已经过正午了，午餐早已准备好了，我们还是先进餐，否则那些精心准备的菜肴就不像本来应该的那样美味了。‘请客菜要好’，这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大家还是先去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先将那些美味菜肴吃完，然后再回来签字。”李鸿章对于罗拔诺夫这罕见的友善态度很是惊诧，觉得这是他办理外交事务所取得的一大成功，生怕拒绝了罗拔诺夫会让这一成功转瞬丧失，于是，他很痛快地同意了罗拔诺夫的建议，带着他的随从们跟着罗拔诺夫吃饭去了。当所有的中方人员暂时离开了签字现场之后，罗拔诺夫的秘书立刻将文本匆忙删除、重新抄写一遍。这天的午宴之上，在罗拔诺夫等人的不停劝说之下，李鸿章将那些据说是特意按照他的饮食习惯而专门准备的美味菜肴吃下去很多，饱到简直都有些撑得慌的程度，并且喝下去许多名贵洋酒。待他挪动着与一般常见的“满大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的蹒跚脚步重新回到谈判桌旁落座之后，他强睁开一双困倦已极、浑浊醉迷、褶皱怪布的长眼睛，尽量用力地在那已被俄国人滑溜顺利地“掉了包”的条约文本上签了字。

《中俄密约》的主要内容是：当日本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筑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铁路建成后，俄国可以利用它载运军队、粮食和军火器材。

《中俄密约》真是一个“密约”！清朝廷最高层不在乎其所谓“祖宗龙兴肇起”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被大肆出卖给俄国，却害怕日本一旦知道了这个“密约”之后，会强烈反对、甚至重开战事，也害怕中国的广大人民知道这个“密约”之后，在中国国内会掀起抗议、声讨的浪潮，使得朝廷政权愈加不稳，因此，清朝廷最高层秘密指示李鸿章，绝对要将有关此“密约”的一切事务严格保密。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率领众随从人员离开俄国，前往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等诸国游历，诸国政府为了从李鸿章那里获得新的、巨大的殖民利益，都仿效俄国政府，对李鸿章竭力招待，可是，令他们恼怒的是，李鸿章并没有许诺给他们什么新的、巨大的殖民利益。有人试图从李鸿章的嘴里问出清朝廷是否与俄国签订了什么“密约”，而李鸿章一律都狡猾地加以否认。诸国的新闻舆论将李鸿章的游历当做难得的评价材料、以赚取更广泛的读者的注意，例如：李鸿章如何是个“头号流氓”和“撒谎者”；李鸿章在见到俄国的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时候，如何滑稽地问候说“汝乃俄国著名之格物师否？”；李鸿章在德国会见“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时候，如何又自负又谄媚地告诉那个比他还年长八岁、比他还令人厌恶和痛恨的老家伙说“人们常常称呼我是‘东方俾斯麦’”，而那老家伙则只是又轻蔑、又厌倦地回答说“我可不希望有人称呼我是‘西方李鸿章’”；李鸿章在英国见到那个当年曾率“常胜军”配合淮军进攻太平军的戈登的后人、并接受其所赠送的一只名犬之后，如何愚昧地命令厨子将那只名犬给宰杀、烹煮了，并特意写了一封谢函，郑重声明说“所赏珍味，感欣得沾奇珍……”；李鸿章在美国宴请时，如何让人摆出了许多种形式繁复的美味佳肴，却奇怪地将这些肴馔称为“炒杂碎”，让美国英语从此又多了一个新词“chopsuey”，而“炒杂碎”或“李鸿章杂碎”在西方世界也成了“中国菜”、“中国菜馆”的代称……李鸿章在西方世界所进行的这次大规模游历访问，让中国和他自己都饱受羞辱，一个老大帝国的蹉跎暮色在一个狰狞的世界里连畏缩的余地都已快不剩了！——直到十五年之后，李鸿章的那个过继儿子、时任清朝廷驻英公使的李经方为了替李鸿章开脱罪责，就在宣统二年正月十六日（1910年2月25日）这么个“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的日子里，在当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上透露了《中俄密约》的基本内容，那时，李鸿章已经病逝了快九年了，而清朝廷也只剩下了最后灭亡之前那还不到两年的残喘时光！公元1924年，苏联政府全文公布了《中俄密约》，那时，俄国的沙皇政权已经被推翻七年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八月秋风中，李鸿章带着随从们回到了中国。李鸿章在上海的时候，黄遵宪前来看望他，并将新创刊的《时务报》带了几期送给他看——《时务报》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以旬报的形式创刊的。黄遵宪告诉李鸿章说，为了筹集办报经费，他捐出了一千元，“盛大贪”盛宣怀被缠不过、捐出了五百两银子，其他各种人物又捐助了七百元，另外，上海强学会停办后还有余款一千二百两银子，就以原上海强学会成员汪康年“捐集”的名义挪充过来；《时务报》的经理是汪康年，主笔是梁启超。李鸿章则洋洋得意地对黄遵宪将他这次在西方世界的游历大谈特谈：他所到之处，各国政府都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让他享受了最高级别的礼遇，简直可以说是“礼遇逾等”了，外国人纷纷敬称他为“东方俾斯麦”，恭维他善于外交、风采凛然、堪与外国当今诸伟人相并列；他觉得，他办理外洋交涉数十年，虽不敢自称外国人对他如何仰望，可是，好歹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他这么一个人……他在各国还有许多老朋友，这些人以往都主持过国政大事，不管是办公事还是讲私交，他与他们都很投合，现在他们大多已经退居山林了，他这次顺便去访访他们，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他还对黄遵宪含蓄地提到了《中俄密约》之事，自以为功劳盖世地感慨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回到中国之后，向清朝廷和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人将他亲手制造的《中俄密约》这件“杰作”拼命吹嘘，仿佛他根本就不知道《中俄密约》究竟有何大害似的！然而，《中俄密约》的大害已经像疯狂的恶海狂潮一样，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扑打过来了！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1896年9月8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派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在德国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特设“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中东铁路的修筑事宜。——中东铁路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1897年8月16日）动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日（1903年7月1日）全线通车。铁路的一切规章制度，铁路的宽窄、长短，都按照俄国标准。铁路沿线地区成为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控制的“国中之国”，俄国在这些地区开设轮船公司、面粉公司，建立教堂，设立学校，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殖民统治的机构和制度，让中国东北地区逐渐成为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在《中俄密约》的谈判过程中，俄国人曾与李鸿章约定，他们所设立的那被称为“李鸿章基金”、专门用于向李鸿章行贿的三百万卢布，将分为三批支付给李鸿章：在清朝廷同意正式批准《中俄密约》之后，支付第一批一百万卢布；在中东铁路的勘测工作完成之后，支付第二批一百万卢布；在中东铁路修成之后，支付第三批一百万卢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八月秋风里，华俄道胜银行中国分行的负责人亲自将第一批一百万卢布支付给李鸿章，李鸿章为这一百万卢布而悬了许多天的心暂时安定了一些，于是，他又接着为那尚未支付的第二批一百万卢布、第三批一百万卢布焦虑起来，不过，他也时时安慰自己说：“老毛子不至于说话不算吧？！”——俄国人后来确实没有完全兑现他们当年所提出的价码，第二批一百万卢布与第三批一百万卢布总共二百万卢布，他们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条件如数支付，在李鸿章家族的人与他们反复交涉之后，他们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分五次，陆续支付给李鸿章家族一百七十万卢布。

李鸿章这次游历西洋诸国，带回了许多昂贵而精巧的西洋小玩具、小摆设，如金制的小非洲象、金制的秋蝉之类，李鸿章在自己回国后停留在上海的日子里，特意按照他的女儿李菊耦平时的爱好，亲自从那些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一批，命人将这批东西连同他送给女儿李菊耦、女婿张佩纶的其他礼物一起，送到他们夫妇两人在南京居住的那座本是“金陵张侯”家的侯爵府邸的巨宅中去。李鸿章在处理这些琐碎的家务时，总是尽显他那“才大心细”的风格！

秋风寒气之中，李鸿章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途中，他一直忧心忡忡地琢磨着他是否还能重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位的事。他从未怀疑过，他自己才是北洋真正的灵魂，然而，自从北洋海军投降覆灭以来，他已经离北洋事务越来越远了！——在他这次去西洋诸国游历期间，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1896年5月28日），由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在天津举行演习，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去检阅的是她的那个“奶弟弟”荣禄。这之后不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6年6月4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正式颁布诏旨，宣布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就在同一天，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荣禄的妹婿、清宗室昆冈也被清朝廷正式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之衔。看来，慈禧太后是决定更加重用她那个“奶弟弟”荣禄了，有意让荣禄将京畿、直隶的兵权紧紧掌握在手，如此一来，荣禄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是迟早的事，就看慈禧太后什么时候高兴罢了。这岂不让他重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位的心事枉然成空了吗？咳，这次回到北京之后，还是试试运气，先将他这次从西洋带回来的各种贵重而稀奇的礼物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贡上、向各类用得着的官员太监人等送上，再将西洋各强国如何希望清朝廷对他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人物”“优加信任、重新给予大权”的舆论在朝野上下大造声势，能为自己返职之事努力到什么地步就努力到什么地步。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896年10月21日），忧闷难遣的李鸿章来到了圆明园的遗址，长吁短叹地凭吊了一番。圆明园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北京之难中，被英法联军烧毁的，距此时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之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若是京畿重地再次被攻占的话，来的可就绝对不止两国联军了！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96年10月23日）是这一年的霜降节气到来的日子，这一天傍晚，李鸿章独自一人喝了几口闷酒，就早早睡下了，可是，他在睡梦中时时惊醒，耳朵边仿佛已经传来了清朝廷新给他的谕旨的声音……第二天——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1896年10月24日），清朝廷颁布谕旨，宣布命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个谕旨让李鸿章心如霜打，昨夜梦中所惊的种种恶兆到底在他的眼前成真了，然而，让他觉得更愕然、更苦不堪言的是，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清朝廷在这一天还宣布说，由于圆明园这一阵子正处于修复过程中，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每隔数日就亲临这座废园，对于工程进行督视，所以，这座废园已经又重新成为了颇受重视的皇家禁地了，而李鸿章在三天之前居然敢擅自进入这座废园游览，因此，将李鸿章“交部议处”！

李鸿章得到这个只能随班朝请、却没有什么实权的新任命与这个“交部议处”的消息之后，强忍住怒气和难堪，命人赶快再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多多进贡，赶快再给荣禄这样的受宠权臣、庆亲王奕劻这样的用事亲贵、李莲英这样的亲信老阉奴厚厚地送礼，将“交部议处”可能带给他的厄运降至最低。经过一番复杂的、在大清朝官场上最常见的行贿、受贿过程之后，清朝廷宣布，给予李鸿章“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的处分！

李鸿章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李鸿章了，失去了淮军与北洋海军曾给予他的威风，他已经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在清朝廷上“挟洋自重”了。《中俄密约》的签订让慈禧太后觉得放心，也让她觉得李鸿章以后可能再也没什么大用了。

对于李鸿章来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秋天过得实在太慢，随后而来的冬天更是难捱。每天，他将自己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可有可无的公务将就着应付过去、回到自己那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贤良寺的住所之后，他或是与几个幕僚在那被修弄得整齐到透出僵死之气的庭园中枯坐、无精打采地聊一些千百年之前的典故与闲话，或是独自一人瘫坐在窗前的一张太师椅上，一双总觉冻得麻木的脚踏着棉靴，一双眼皮沉重、懒得多睁开一些的长眼睛向外呆望着……他在看北京这座皇城的黄昏，在这黄昏的图景里，有时会出现那似乎古墓梦幻般的落日余晖，有时，则只有那似乎唤回了远古时的混沌与模糊的风、雨、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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