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楚甸庄园陆崇寿痛兄友逝，金陵古城谭嗣同创测量会

……陆崇寿过二十一周岁生辰，他的那位较他年长三十二岁的表哥、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的探花冯煦派人送来一帧其手绘的水墨绢本立轴《夕照徐州明灭图》，看这帧画时，陆崇寿告诉他的妹妹陆珊瑚说：“夕照徐州，兴亡明灭，那样的惨酷景象，岂是三国时候独曾经过？”……陆崇寿一边落泪，一边叹道：“我三哥（陆崑寿）还那么年轻，可是一场大病之后，只剩一死！思梁（邵永寒）比我三哥只大一岁，居然也是这样的命运！”……陈镇淮在吴淞炮台附近找到萨镇冰的时候，萨镇冰正巧刚刚结束了傍晚的巡视……“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潮！”萨镇冰慨然叹道。陈镇淮凝目远望，不禁也叹道：“纵剪吴淞半江潮，焉得愁绪能半了！”……金陵测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会，是那位堪称为绝代公子的谭嗣同与南京名士、曾在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末）以随员身份随钦差大臣曾纪泽出使英、法的杨文会（杨仁山居士）一起联络同仁、发起创办的……陆海棠将那个大书箱的盖慢慢地掀开了，昔日时光扑面重来，她将苏尔宽在生前曾翻看过无数遍的那些法文著作一本一本地拿起、放下……陈宗业和苏望涛同情地、默默地看着谭嗣同，他们都读过谭嗣同所著的《莽苍苍斋诗》，这部诗集中所录的一首《古意》最生动、最沉痛地写出了谭嗣同少年时的一段爱情往事——“六幅秋江曳画缯，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风不动秋千索，独上红楼第一层！”……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这一天，是淮安楚甸陆家的陆崇寿的二十一周岁生日。

自从这一年的初秋以来，陆崇寿的三哥、年仅二十二周岁的陆崑寿病势渐重，医生们说恐怕没有多少日子可熬了……在伴着飕飀的秋风而越来越浓的悲哀气氛中，陆家的人一起苦捱着这沉重的秋天，大家只顾着为陆崑寿的病而忙碌着……因此，待到深秋将去、陆崇寿的生日临近的时候，大家都没心思提起给陆崇寿过生日的事，陆崇寿自己也只想将这个生日悄悄地过去。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896年10月25日），陆崇寿的姑姑陆海棠带着两个儿子苏望涛、苏照汀从南京来到楚甸陆家庄园探亲，这天下午，苏望涛、苏照汀、陆崇寿、陆崇寿的大哥陆嵩寿等人聚在陆崑寿的病榻前，跟陆崑寿聊天。陆崑寿觉得自己此时的精神略为好些，于是，他在苏望涛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也费力地开言说几句。

“伫原（苏望涛），真没想到，你能在这个时候到楚甸来，你在天津的学业可怎么办呢？”陆崑寿向苏望涛问道，他的声音显得很费力。

苏望涛笑了笑，显得很轻松地回答道：“我原来也没想到我能在这个时候到楚甸来，可是，因为前些天我突然被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给开除了，所以我就能在这个时候到楚甸来了。”

陆崑寿叹了口气，又咳嗽了两声，替苏望涛发愁道：“太可惜了……”

陆嵩寿接着陆崑寿的话茬，向苏望涛问道：“学堂到底为了什么事就将你开除了呢？你刚才在大厅说了一句，大家当时看你倒是不很在乎，也就稀里糊涂地没有细问，现在你倒是说说，可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苏望涛说道：“开除就开除！有什么可挽回的？其实，也不过就是因为在学堂里掌权的‘洋鬼子’管人管得没有道理，我气不过，带头争执了几句，他们就宣布将我开除。我的那些同学，有人劝我去找他们低颜和气地认个错，求他们将成命收回；有人则趁机窃喜不已，以为可逮着一个向他们取宠献忠心的难得机会了，快得就像奴才讨赏似的跑到他们面前，将凭空给我添出来的许多罪名又向他们穷啰唆一番，拼命恭维他们，说他们及时将我这个恶徒给开除了是如何如何地英明，生怕他们会将成命收回。咳，那些嘴脸，真让我不忍多想、不忍多说！因此，我在那些‘洋鬼子’宣布将我开除的当天，一句话都不留，就离开了学堂。我在天津、北京一带任意游览了几天、拜会了许多朋友和亲戚之后，就回南了。”

陆崇寿向苏望涛称赞道：“这真是你的脾气和作为，不然的话，倒奇怪了！”

苏望涛说道：“回南的路上，我特意在山东多停了一阵，跑到梁山泊，仔细看了看。《水浒传》中说，宋江喝了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戩这四个贼官放了慢毒药的御酒之后，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将李逵从镇江叫到楚州、也就是淮安来，骗李逵也喝了那毒酒。宋江和李逵死了之后，就被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人们给他们俩各自修了一座墓。后来，吴用和花荣跑到宋江和李逵的墓前，两个人一起在一棵树上自缢身亡，人们也将他们俩葬在蓼儿洼，并给他们俩也各自修了一座墓。我记得，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天，二姐姐（陆琼）出嫁去北京之前，咱们大家曾一起到那蓼儿洼看了看。而且，那一阵子，大舅（陆浩诚）和大舅母（梁咏芬）将那位演说《水浒》特别出色的说书人王金章请到咱们楚甸说书。二姐姐点书时，偏偏就点了那段《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并说了这样一句评语，梁山泊之泊，亦水泊之泊，亦血泊之泊！可是咱们听了那段书之后，仍旧只管挑热闹的段子点，我点的是《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我娘常常跟我说，光绪三年（1877年）秋天，砚樵（陆崇寿）过两周岁生日那一天，王金章正在楚甸说书，当时，她点的就是这段书，那时，我还不到一周岁。日子过得可真快，一晃就是这么多年，明天，就是砚樵二十一周岁的生日了，我也快到二十周岁了！”

苏望涛的回忆让大家思绪纷然，特别是此时正卧于病榻的陆崑寿，他一边费力地抬起手，将眼角边悄悄流出的泪水轻轻拭去，一边说道：“十九年前的那天，行之大哥（陆行之）和大哥（陆嵩寿）吵着让梦华（冯煦）表哥点了一段《丁奉雪中奋短兵》，梦华表哥抱怨说，他的耳朵都快让他们俩给吵聋了，只得点了那段书，让他们俩别再吵了，这件事，大家这些年来一直当做笑谈……行之大哥那时才九岁，现在，他已经病逝九年了……我的病怎么样了，我自己知道，恐怕没多久了。明天是砚樵的生日，咱们大家一定要一起吃寿面，不然，也许以后就难得再有这样的聚会了……”

第二天——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这一天中午，陆家为了给陆崇寿过生日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寿面。这一天，是陆家在这个秋天所过的最热闹的一天，可是，这热闹中蕴涵了时时都在威胁着这个家庭的悲凉！

这一天下午的时候，陆崇寿的那位比他年长三十二岁的表哥、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的探花、曾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冯煦（梦华）所派的人从其现任官职的所在之地安徽凤阳来到了楚甸陆家庄园，将冯煦亲笔所画的一幅画作为寿礼送给了陆崇寿。——冯煦当年在得中探花之后，被清朝廷授予了翰林院编修之职。他在翰林院这个号称大清朝最为清贵、也颇为穷困的衙门任职、熬官场资格的许多年中，曾屡次上疏代奏，陈述一些诸如“请图自强”、“敦大本”、“行实政”之类的不痛不痒的政治主张，虽然他的那些政治主张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惊人之论，不过，由于他的文笔辞章很好，字也写得很有名家水准，所以光绪皇帝对于他的那些上疏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和嘉奖，对于他也留有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很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也曾得到过诸如典湖南乡试之类的肥差，据说，湖南的很多读书人都称赞他是一位能选拔出真士的官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已五十二岁的冯煦以京察一等的资格被清朝廷授予了安徽凤阳知府之职。他在离开北京、到凤阳那个“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任职的途中，曾在淮安楚甸陆家庄园停留了一天，那时，陆崇寿曾与冯煦一起大谈特谈《三国志》，陆崇寿所说的一些观点让冯煦又是惊讶、又是赞叹。

冯煦所派的那个人在这一天给陆崇寿送来的是冯煦所画的一帧题为《夕照徐州明灭图》的水墨绢本立轴，陆崇寿在大书房的独疑沧海斋内仔细欣赏这帧图画的时候，他的妹妹、此时年仅十二岁的陆珊瑚走了过来。陆珊瑚看了看这帧图画，对陆崇寿说道：“四哥，你去年跟这位冯探花（冯煦）谈《三国志》的时候，将刘备‘让徐州’时的‘忠厚’大批特批了一番，看来他对此印象深刻，不然他怎么画了这么一帧《夕照徐州明灭图》送给你？”陆崇寿说道：“可能，可能。不过，夕照徐州，兴亡明灭，那样的惨酷景象，岂是三国时候独曾经过？这一帧图画，就像一首凝聚成像的诗一样，写出了几千年来朝代更迭的多少寓意！”

七天之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96年11月2日）傍晚，陆崑寿病逝。悲痛之中的陆家忙着给陆崑寿办丧事。陆崑寿与他的妻子徐梦婵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冬天结婚的，到此时还未满一年，两人还未有任何子女，而此时已成寡妇的徐梦婵年仅二十一周岁！徐梦婵与陆崑寿的感情很好，她遭此惨变之后，每日唯有痛哭而已，其余事情，一概不知，一概不问。徐梦婵的父亲徐加彭是陆崑寿的老师，徐家与陆家的关系一向很好，陆崑寿殁后，徐梦婵的父母赶快来到了陆家，在帮着陆家办丧事的同时，也仔细看护着徐梦婵。徐梦婵哭得太惨，大家都怕她会寻短见，因此都不停地劝她一定要想开一些，她还这么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千万不要在此时就走到绝路上去！徐梦婵本来确实是有痛哭而死、了此一生的心思，后来，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之下，她终于决定还是活下去，作为陆崑寿的寡妇在这个她并不留恋的世界上活下去。对于徐梦婵而言，她所面临的守寡生活是如此茫茫、如此凄凉，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将持续多少年，她只知道，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将为陆崑寿守寡！

陆家的亲友们纷纷前来吊唁。邵家的大少爷邵永嘉来吊唁时，哭着告诉陆崇寿说：“今年年初，我们家才将我爷爷（邵峻言）和我奶奶（卫杭）的灵柩在祖坟中合葬，并重新修了墓。谁知道，从今年八月初开始，我弟弟思梁（邵永寒）又大病不起，医生们说他的病势实在危险，弄不好都活不过今年去，我听了那些话之后，总不敢相信，总觉得是那些医生故意将事情说得严重了，现在有你三哥的例子在眼前，我再不敢相信那些话，也不得不信了。”陆崇寿一边落泪，一边叹道：“我三哥还那么年轻，可是一场大病之后，只剩一死！思梁比我三哥只大一岁，居然也是这样的命运！”

邵永嘉的三婶——邵省林太太陈漱雪当年也是年轻守寡，那时，她与邵省林才结婚一年多，她的年龄不过才二十周岁，比此时的徐梦婵还要年轻！因此，已经守寡整整二十八年的陈漱雪非常理解徐梦婵的痛苦，她劝徐梦婵的话也最为徐梦婵所接受。陆家请陈漱雪在陆家庄园多住些日子，多劝劝徐梦婵，陈漱雪同意了。

陈漱雪娘家的那位守寡已经快四年的四弟妹——从南京搬家到淮安居住的陈良睿太太宋世乔在听到陆崑寿病逝的消息之后，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1896年11月6日）这一天，带着女儿陈舜徽、两个儿子陈宗权与陈宗威一起到陆家来吊唁。陈舜徽此时十九岁，模样秀美、性情贤淑，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去年冬天，陈舜徽与杭州司空家的司空固新正式订婚，其实陈家与司空家早就将陈舜徽和司空固新的婚事商量多年了，只是因为宋世乔希望陈舜徽这个孝顺女儿能在娘家多待几年，帮助自己管理家务、照顾她的两个年幼的弟弟，所以两家商量将陈舜徽与司空固新的婚事推迟几年再办。不过，这一年初秋的时候，两家已经商定，在明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选择一个合适的日子，给陈舜徽与司空固新举行婚礼，那之后，陈舜徽就将离开淮安，到杭州居住了。陈宗权此时十三岁，他的身量已快长成了，虽然显得有些单薄，可是依然匀称挺拔，他那英俊的模样让任何看到他的人都不由得赞叹，可是，他那忧郁的、甚至略显病态的气质却让人不由得深深惋惜，觉得这个少年恐怕不是长命之人。陈宗威此时才八岁，他是一个模样瘦弱平凡，性格忠厚得简直可以说是懦弱的小男孩，他总是一步不离地紧跟在哥哥陈宗权的身旁，若有稍微眼生些的人从他面前经过，他的目光就敏感地显现出紧张之气来。

宋世乔一行众人是在这一天的傍晚到达陆家的。他们到灵堂上吊唁过之后，陆家留他们在庄园里住下。宋世乔本想在第二天早晨就向陆家的人告辞，带着儿女们离开楚甸、赶回淮安城中。可是，由于他们在来楚甸的途中，寒风凛冽，陈宗权和陈宗威都有些感冒。到了这一天晚上的时候，陈宗权和陈宗威的感冒都更加严重了，陈宗权的额头已经开始发热，而陈宗威的额头则已经开始发烧了。于是，陆浩诚太太梁咏芬向宋世乔说道：“这两个孩子已经感冒了，这么大的风，刮个没完没了，说不定得刮上几天。若让他们就这么冒着大风赶回去，这感冒说不定就得转成伤寒，那可就麻烦了！你们还是在楚甸先住下，让医生给他们瞧一瞧。”宋世乔觉得梁咏芬说得有理，很想同意，可是又怕麻烦陆家，故而尚自犹豫着。陈舜徽姐弟三人的堂姑陈漱雪见此情景，也连忙劝道：“这是大意不得的，还是听陆大嫂的话，先住下吧。”宋世乔不再犹豫，向梁咏芬谢道：“那我们就打扰了。”

陆家当天晚上就请了一位医生给陈宗权和陈宗威看了病，那位医生给这兄弟俩各开了一个药方，又叮嘱了一番，就告辞而去。陆家吩咐人按药方给这兄弟俩熬了药，让他们服了下去。这兄弟俩吃了药之后，也就睡下了。宋世乔、陈舜徽、陈漱雪在这兄弟俩睡下之后，就都回到了宋世乔和陈舜徽所住的屋子，就这兄弟俩的病情又谈论了一番。

陈漱雪叹道：“这两个孩子，怎么动不动就得病。这样下去，将来可怎么办？”

宋世乔愁眉紧锁，也叹道：“影庐（陈宗威）主要是因为体弱，将来调理过来，还不算太难。庆羲（陈宗权）可就不同了！他小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也显得沉稳有余、活泼不足，可是，他总不至于这么容易得病。说起来，也怪不得他，他从小就心高、就好强，就知道他将来要担负起许多重任。他看的书多，知道的事也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事事关心、事事忧心！他父亲在的时候，就常常告诉我说，‘这孩子的心太重，咱们千万要注意，可别让他因此倒弄出什么差错来’。可是，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心就变得更重了，而且越来越重，他看任何事情，总觉得很严重、很麻烦。心太重了，弄得体质比原来弱得多！体质上的病，药石犹尚可医，心中的郁结，就太难除了。他父亲去世之后，家中的架子虽然没倒，可是，一家子过的到底是寡妇孤儿的日子，跟以前怎么能比？况且，碰到这样的时世，凭是多有本事的大人，尚且时时担惊受怕、尚且自恨难以有所作为，何况是他这样一个孩子！”宋世乔说着说着，不觉哽咽起来，陈舜徽连忙握住她的手，轻轻劝道：“娘……”

陈漱雪见此情景，也是无限辛酸猛涌心头，不由得想道：“四弟妹（宋世乔）够苦的了，可是总还有三个儿女在身边，我竟然连个亲生的孩子都没有！都是寡妇，到底谁更苦呢？！”想到此处，陈漱雪支持不住，泪滚绵绵……

陈舜徽将一块手帕递给陈漱雪，却没顾到，她自己那也是泪涔涔的眼圈……

陆崑寿的丧事过后，陆海棠带着苏望涛与苏照汀离开了淮安楚甸，往南京而去。陈漱雪因为要回南京的娘家看望母亲苏慕橘，所以也与陆海棠等人一路同行。他们回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1897年1月14日），正是寒腊冻彻人间的时节！进城之后，陈漱雪与陆海棠母子三人互告暂别，分道而行。陈漱雪径直回自己的娘家，陆海棠母子三人则回到苏家的那座宅院。

——在陆海棠母子三人离开南京的这一段时间里，陈良宰太太曾丽茗受陆海棠所请，帮忙照看苏家的房屋和其他一些事务，就像很多年来一样，她将一切都照管得很好。——

陆海棠母子三人是在这一天中午的时候到家的，他们一到家，曾丽茗与她的儿子陈宗业就在苏家的管家林祥夫妇等人的伴随下，将他们迎了进去。

“这么些日子，实在麻烦你们了。”陆海棠向曾丽茗和陈宗业谢道。

“哪里的话，不过是帮你照看一下，又不费什么事，你这么称谢不已，也不怕让我觉得不敢当？我接到你们的电报之后，一估算，觉得你们大概就在今天到家，到底让我给算准了。”曾丽茗笑着说道。

苏望涛和苏照汀也连忙向曾丽茗和陈宗业正式行礼、问候，于是，大家又相互寒暄了一番。

曾丽茗又向陆海棠问道：“你在电报上说，我们那位姑太太（陈漱雪）也和你们一起回南京的，她现在可是先回二老太太（苏慕橘）那儿去了吗？”

陆海棠答道：“是。漱雪的侄子邵思梁（邵永寒）这一阵子病得很重，邵家的人都很担心。漱雪本来想留在淮安，等过了年之后，看看没什么事再回南京，可是，她一想起二老太太在家信中跟她提到的觉得近来身体大不如前的那些话，就又特别想赶快回南京探望——漱雪知道二老太太从来都怕她担心、从来都不轻易在信中跟她提那些话。二老太太这个人实在是太骄傲了，什么事都尽量自己承担，别人以为碰到了大事、慌得不得了的时候，她总是能从容镇静地将一切处置过去，至于那些平常的小事，她更是从不麻烦别人的。而且，二老太太为人爽朗明达，这么多年以来，她难道曾有抱怨自己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吗？可是，她现在毕竟已经是过了七十岁的人了，老人最是知道自己的康泰和寿数的，因此，她虽然只是在信中稍稍提了一句，漱雪就着实忧心起来。她的那位小姑子（邵映融）和她那两个妯娌（张淑荷、段翠微）都劝她，还是先回南京探望她母亲为是，老人到了这个年龄，一些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大事往往说来就来，万一耽搁了，将来可后悔不得。漱雪这才和我们一起赶在年前回到了南京。”

曾丽茗叹道：“二老太太的精力确实不如以前了。今年春天和夏天，漱雪在南京住着的时候，她还显得康强如素。可是，漱雪回去没几个月，一秋一冬下来，她竟突然显得衰老了许多，我们过去看她的时候，她也曾跟我们提起过，不知道怎么的，她现在就是比以前更牵挂儿女、孙辈。前天，北征（陈镇淮）从闽厂（福州船政局造船厂）给她发过一封电报来，说他正巧要到上海、南京一带办许多公事，而且，他还有一些假期，因此，他能够在南京多待些日子，他和钟灵就在那一天带着她的那个宝贝孙子希杰（陈海文）从福州起程，回南京探望她老人家、并在南京过年。二老太太看了这封电报之后，虽然只是叹息说‘难得全家这么多人能聚在一起’，可是别人听了，倒不知该替她是喜是悲……”

吃午饭的时候，曾丽茗与陆海棠又谈到了邵家的邵永纹与陈镇淮的内侄叶维松的婚事。“过了年之后，小松（叶维松）就二十一岁了，纹纹（邵永纹）就十八岁了，他们的婚事也提了这么多年了，也该办了吧？”曾丽茗说道。陆海棠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纹纹原来听说叶家和邵家想在明年将小松和她的婚事给办了，怎么也不同意，说她想多读几年书之后再办婚事。今年年初，邵家将纹纹的祖父、祖母合葬之后，纹纹就跟着她的表姐泉泉（孙泪泉）到苏州、上海去了。纹纹本想进苏州或上海的一所女学念书，为以后出国留学作准备，可是，她发现，对于她而言，那类女学所授的知识、学问实在太浅了，不过是外国的学校教育给小学规定的程度而已，那些国文、算术、地理、图画、针线、琴学之类的课程，她去当老师都绰绰有余，实在用不着浪费时间去重学了，而且，那类女学都是外国教会办的，她讨厌那里的腐败校风和种种恶习，因此，她就放弃了去那类女学念书的打算。纹纹唯独觉得那类女学的英文或者法文课程还有些意思，虽然那些课程的进度也是很慢的，可是没有读到，还是有些遗憾。正巧泉泉的婆家——宝应王家替他们家的孩子从上海请了一位能教英文的新学教师，于是，纹纹跟着泉泉在上海住了一阵、重回苏州之后，就请那位教师也指导她学习英文。纹纹这大半年以来，专门攻读英文，进步很快，都能用英文写整篇的文章了。叶家跟邵家商量说，小松也想出国留学，还是让他与纹纹先举行婚礼，然后，他们两人可以一起出国留学，这样的话，他们不至于因为留学的事而将婚姻大事耽误得太久，而且在外国也能相互照应。纹纹的父母将叶家的意思跟纹纹说了之后，纹纹也同意了。叶家与邵家想在明年给小松和纹纹举行婚礼，就是忽然因为什么事耽搁了，顶多也就再推迟一年。”曾丽茗听了陆海棠的话之后，不由得感叹道：“纹纹这孩子看着不言不语的，可是，她的胆子实在大得惊人，就说这女子出洋留学的事，她不仅敢想，而且认真去做准备。多少亲友人家都说，也就是小松，还能与纹纹相配，也就是叶家，还能容得下纹纹这样一个媳妇。”

曾丽茗的感慨让陆海棠、苏望涛、苏照汀、陈宗业都不由得想起已经嫁到柯家快一年的陈舜容来。陈舜容嫁到柯家之后，虽然柯家的长辈都称赞她很孝顺，虽然她的丈夫柯景笙对她很尊重，可是，她的心情一直很忧悒。陈舜容与柯景笙的婚姻看似很稳固，可是，他们两人是一对并不相配的夫妻。

直到午饭结束，大家的谈话都一直继续着，可是，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提起陈舜容来……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7年1月24日）中午，陈镇淮与妻子叶钟灵、儿子陈海文一起回到了南京家中。陈镇淮的母亲苏慕橘、姐姐陈漱雪天天盼望着他们回来，到此时真的相见了，千言万语，倒觉得无从细细说起。陈镇淮惊愕于母亲的衰老，这一年春天，他曾经回家看望过母亲，就是在那时，他也还未敢想到母亲真的会变得如此衰老。陈海文过了年之后就该十三岁了，他已经是一个举止稳重、满面书卷气的少年，他的到来，让这座位于古老城市中的旧家宅第充满了年轻的希望……

在年末岁底那冷峭的狂风中，这座旧家宅第迎到了新的一年那尚还微弱、却已沁心的春天。春天是热情、幻想、野心相汇融的时节，春天似乎有着让无穷的希望得以活泼发展的力量。春天是忙碌的，可是，这浩瀚磅礴的忙碌之后，接踵而来的夏天是壮盛还是沉郁、倏然忽至的秋天是丰饶还是肃杀、回旋往复的冬天是谧宁还是死寂？这一切的答案都蕴藏在朴素的生活中，此时或许已经潜存到人们的心底。然而，因为陈海文的到来，这座旧家宅第此时显映出了对于未来时光的无限期盼……未来的时光，还会有许多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被创造出来……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下午，到上海办理公事的陈镇淮来到了位于上海北部、黄浦江与长江汇流之处的吴淞口。他将手边的公事处理完毕之后，就到吴淞炮台去看望他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时的一位同学、此时正担任吴淞炮台总台官的萨镇冰。

——光绪二十一年冬天（1895年11月），当时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编练新军。张之洞从督府卫队与护军等营中选拔出近二千六百名士兵组成自强军，仿照德军章程营制，分为步、马、炮、工等营队，编有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其营制为：步队每营250人，分五哨；炮队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队每营100人，总共2860人。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马队只成一营，工程队并未募练，所以，自强军只编练了2588人。张之洞聘请德国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领，此外，又聘请德国人34人担任教习以及营、哨指挥官，而只任用中国军官担任其副职。不过，张之洞规定，自强军“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在编练自强军的同时，张之洞对于海防问题也暂时作出了勉强而匆忙的部署：按江南各炮台分为四路，即吴淞口、江阴、镇江、金陵，分别设立了四名炮台总台官。

萨镇冰本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将领，可是，他重返军界之后，却不得不暂时中断他的海军生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之后，外国列强争先恐后瓜分中国的危局已经形成，不仅原北洋海军的根据地旅顺口、威海卫尽已失去，而且中国从黄海、渤海到南海的制海权、甚至中国内河的航运权也已被外国列强控制。外国列强的武装舰艇肆意横行于中国的领海与江河，中国海防与江防的安全愈加陷入无保障的绝险之境。然而，腐败无耻已极的清朝廷却居然因为害怕外国列强的干涉，而不敢再建海军、重振国威。当时的一些当权重臣、封疆大吏出于种种卑鄙的目的，拼命叫嚣一些反对重建海军的言论。例如，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在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95年9月25日）所呈递的《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中，明确提出了“海军宜从缓设复”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他罗列了一些诸如“一时钜款难筹”、“将才尤属难得”之类的困难，并断言“即使借款购制铁甲等船，徒以资敌”，认为“目前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兵轮，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制碰快艇、鱼雷艇，以资防守”。总之，按照刘坤一的“高见”和“忠言”，为了向外国列强显示中国绝无与其对抗之意，中国不仅不要再提建立海军之事，而且要将武器装备倒退到二十年前、也就是光绪初年的幼稚水平，千万不要再拥有让外国列强“视如虎豹”的、与那曾是北洋海军的骄傲和信心之保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相类似的铁甲舰，将制海权、内河权都一概捐弃给外国列强，只求还能消极地防守那已经被外国列强侵蚀了很多的海岸、勉强替清朝廷糊弄些政治门面就够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萨镇冰的太太陈氏在福州病逝，萨镇冰将陈氏与他所生的两个孩子（女儿萨淑端、儿子萨福均）寄养在他的岳父家、也就是陈氏的娘家之后，就离开福州北上，到南京投奔时任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因为，他那时听说张之洞在南京特设了延才馆以延揽人才，并准备招收海军人才，重建海军。然而，他到达南京之后，却发现张之洞那重建海军之说还仅仅只是遥远的设想而已，他此时还并无施展他在重建海军方面的才能的机会。不过，张之洞还是很赏识萨镇冰那全面而高超的军事才能的，于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初，张之洞起用萨镇冰为吴淞炮台总台官，从此，萨镇冰这个优秀的海军将领就暂时转入陆军任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天，张之洞交卸两江篆务、回湖广总督本任的时候，只将自强军的一部分、属于他的护军前营的那一部分兵将带往湖北，而将大部分自强军交由重新回两江总督本任的刘坤一移驻吴淞续练。萨镇冰仍旧被任用为吴淞炮台总台官，并受荐为自强军的帮统带。萨镇冰在任职于陆军期间，以他的工作成绩向所有人证明，他这个海军将领完全有能力将陆军也训练成劲旅！——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这一天，陈镇淮在吴淞炮台附近找到萨镇冰的时候，萨镇冰正巧刚刚结束了傍晚的巡视。此时正是落霞与晚潮相挽的时候，霞光万道，倏忽之间，就褪却多少骄傲的颜色，潮声汹涌，永不停歇、冷酷无情地唤起人们心底那无限的忧思愁绪……

“鼎铭！”陈镇淮向萨镇冰（鼎铭）挥手招呼道。

萨镇冰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他经常想念的同学陈镇淮（北征）突然出现在这天风呼啸的海隅之地，于是，他也连忙挥手招呼道：“北征！”

萨镇冰和陈镇淮不约而同地各自跑了几步，就像他们少年时代那样，可是，就算他们的步履还能像少年时代那样矫捷，他们的心境已经永远不能再与少年时代相比拟了。此时，萨镇冰三十八岁，陈镇淮三十七岁，他们都已是经历了多少忧患、承担了多少重任的中年人了！待他们跑到彼此的面前之后，他们停住了脚步，相互握手致意。“这么久没见了，你的近况如何？”萨镇冰向陈镇淮问道。陈镇淮微微地苦笑了一下，说道：“一言难尽……咳，还是先走一走，多看一看这吴淞口的夕阳、多听一听这吴淞口的哀潮……”

明、清以来，吴淞口一直都是中国的海防、江防要地，吴淞口之得名如此，缘于此处曾是吴淞江入长江之口。吴淞口北与崇明岛、东与长兴岛隔江对峙，紧扼住长江主航道翼侧，是中国南方的两座政治、经济、军事重镇上海、南京的通海门户。明朝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朝廷设吴淞江守御千户所。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原驻于宝山县城的吴淞营移到此处，置战船驻守。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时任江南提督的陈化成曾率军在此抗击英国侵略军，他在身受重伤、血染战袍之后，仍旧坚持挥刀督战，直到他中弹牺牲、烈殉国难的那一刻！……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潮！”萨镇冰慨然叹道。

陈镇淮凝目远望，不禁也叹道：“纵剪吴淞半江潮，焉得愁绪能半了！现在已是早春了，可是天气还是像严冬时一样地冷。哼，恐怕等到九十天的春光阑珊已尽的时候，人们细数一数，会发现这一整个春天实在难得能有几个暖和日子！而且，此时天倒是很晴朗，谁知道以后的风雨，愿意让这样的晴朗再留多久……”

这天晚上，萨镇冰在自己的寓所请陈镇淮吃了晚饭。晚饭之后，陈镇淮与萨镇冰下了两盘象棋。第一盘，陈镇淮赢了，萨镇冰输了。第二盘，陈镇淮输了，萨镇冰赢了。“再下一盘？”萨镇冰向陈镇淮说道。陈镇淮摇了摇头，叹道：“还是先不下了吧。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要是再下一盘的话，准会输的。”萨镇冰微笑了一下，说道：“咱们小时候，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每下一盘棋之前，你不宣布说你一定会赢，就已经是罕见的谦虚了。”陈镇淮也不禁苦恼地、无奈地微笑了一下，说道：“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现在难道还能跟那时候相比么？”

棋盘旁边，放着两杯清茶和一个盛满了虾干的碟子。——萨镇冰没有烟酒之嗜，可是，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吃虾干这种零食。陈镇淮这次从福州北上之前，特意带了许多虾干过来，送给萨镇冰。萨镇冰拿起一个虾干，放进嘴中，一边慢慢地啜食下去，一边用目光朝陈镇淮示意，让他也尝一尝。陈镇淮拿起一个虾干，很快地嚼了嚼之后，就咽了下去，然后，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道：“去年，闽浙总督边宝泉曾上奏朝廷，请设法扩充船政，而且建议说，船政旧设大臣专管，自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邵博冲（邵峻言）大人交卸船政大臣之任后，朝廷就以闽浙总督兼管船政了，现在若是扩充船政，还是应该恢复设立船政大臣的故制为是。总理衙门也疏陈说，闽厂（福建船政局造船厂）自从光绪八、九年（1882年、1883年）之后，成寰泰、镜清、开济、平远各快舰，而新出之法，因为没有合适的机器和新拓展的工厂，而不能被闽厂及时采用，以制新船；一船之成，材居其七，工居其三，各材之中，煤、铁、土、木等生料，有的产自中国，有的得从外洋购买，而目前中国已开的矿产远远不敷造新船时的需要，用于外洋采买的经费也实在短绌，至于钢甲、铁甲、帆、缆等熟料，有的是中国能自制的，有的必待增新机厂之后才能自制，因此，请朝廷还是简用重臣督办船政，开采矿产、增购机械、奖励学生、筹度经费，以期日起有功。大家以为，现在时局都到了这样危急的地步了，朝廷再腐败，多少也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船政的前途了。谁知道，去年六月十八日（1896年7月28日），朝廷颁布的谕旨居然宣布说，让现任着福州将军的裕禄代替闽浙总督边宝泉兼任船政大臣，并让裕禄将船政加以整顿。这裕禄对于闽海关洋药（鸦片）厘金垂涎已久，只恨没法子贪到他自己手中，他接管船政以后，以闽厂修造鱼雷艇和练船需要巨额经费为名，冠冕堂皇地截留了闽海关洋药厘金，可是，那项厘金的大部分何曾真的被移充为闽厂所急需的经费，只不过白便宜了裕禄和那些帮着他一起贪污的人而已！用洋药（鸦片）厘金充作船政经费，本来已经是中国的耻辱，可就是这么点经费，都不能让其尽资于可用之途，当今船政之不堪、国事之不堪，真是令人不忍思之、又不敢不思之！”

萨镇冰叹道：“这些年来，常常能听到闽厂的许多人感叹说，邵博冲大人主持船政的时候，管得是非常严的，那时哪像如今这样不堪收拾！不过，邵博冲大人当年的处境也非常艰难，他管了五年多船政之后，还是被迫卸任了。”

陈镇淮往事萦怀，不由得冷笑道：“邵博冲大人当年被迫卸任，除了慈禧那老妖妇，还有诸如奕劻、李莲英这些众所周知的恶人起了许多作用之外，那个被很多人称赞为英明睿智、着意维新的当今皇上‘窝囊废’光绪，他那个宠妾珍妃的堂哥‘奴才国舅’志锐和他那个与他‘情同父子’的老师‘翁大状元’翁同龢这些很有‘忧国忧民、支持维新’的名声大传特传于天下的所谓贤人，也推脱不了许多责任！哼，维新，维新，‘窝囊废’光绪、‘奴才国舅’志锐、‘翁大状元’翁同龢居然也知道讲什么‘维新’？他们维来维去的，也不过就是想给他们自己多维来些实权、实利而已。若是中国真的要发展成一个新的、更重民权的国家，他们就该一起忙着反对维新、镇压维新了！以中国的情况而言，若想富国利民、盛武强兵，靠维新之途，不过空是一梦，而且只能是一场噩梦，到头来，还是得靠革命之途，只是，这革命的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

萨镇冰说道：“前年（1895年）秋天，孙文等兴中会的成员密谋在广州于重阳节举事，据说，他们也认真地做了些准备，后来却落了那样的一个结果……说心里话，我真是很敬佩陆皓东、程奎光他们，他们真是国之烈士！”

陈镇淮说道：“特别是程奎光，他是被六百军棍活活打死的，死得实在是太惨了！”

陈镇淮和萨镇冰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陈镇淮才重新开言说道：“程奎光的那位老哥程璧光也曾参与前年广州重阳举事的密谋，举事失败之后，他就逃到南洋去了。去年（1896年），他回国之后，居然又重新说服李鸿章荐举他复职，亏得他，怎么就那么会投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清朝廷命令总理衙门在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了海容号、海筹号、海琛号这三艘每艘价值十六万三千镑的巡洋舰，同年五月，清朝廷委托总税务司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造了海天号、海圻号这两艘每艘价值三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镑的巡洋舰。程璧光在复职之后，经李鸿章的斡旋，获得了监造军舰专员这一肥缺。

萨镇冰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李鸿章家的人都传着这样一句话——‘福建人最坏。’程璧光不是福建人、是广东人，他在海军界又素来与福建人不和，想想李鸿章在北洋海军覆灭之后的心态，也难怪李鸿章愿意任用他。”

陈镇淮苦笑了一下，说道：“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督两广时，程璧光就很能博取李瀚章的赏识，也没少想办法搜罗出大笔的银子往李瀚章那里送，因此，李瀚章着实有意在李鸿章面前多次称赞了他。说到底，李瀚章和李鸿章这哥俩真正想任用的，还是那些愿意依附于他们的私利的人。想当年，虽然中国的海军界是北洋海军、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三股势力并列的局面，其实，李鸿章何尝不曾想将这三股势力联合起来，只不过，唯有这三股势力都有可能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下的时候，他才愿意促成这三股势力的联合。李瀚章督两广时，李鸿章为了将北洋海军的势力渗透进广东水师、将广东水师的骨干力量移植到北洋海军中，真是颇费了不少心思。不然的话，像包括黎宋卿（黎元洪）——那个你一向很称赞的学生在内的许多军官，怎么会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和北洋海军的势力将要达到全盛的时候被调派到广东水师、在李瀚章的手下任职？”

陈镇淮说道：“黎宋卿现在的境遇如此，你现在的境遇也是如此。可是，我看你迟早是会重回海军的。”

陈镇淮与萨镇冰又将他们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时的一些同学的近况谈了谈：驾驶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曾跟随李鸿章一起到日本马关“议和”的“罗大翻译”罗丰禄在去年十月十九日（1896年11月23日）被清朝廷任命为出使英义比大臣。制造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东方社交明星”陈季同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从法国回到中国之后因“私债案”而被逮捕羁押，由于李鸿章的庇护，他的“私债案”以归还欠款这一形式简单了结。陈季同家将全家的产业、图书、玩珍“悉贷”之后，凑出了两万两白银替陈季同还债，然而，却还差六千多两白银无法归还。陈季同奉李鸿章之命在法国与欧洲的银行家们进行借两亿法郎的外债修芦汉铁路的秘密谈判的时候，曾与一个名叫伦道呵的奥地利银行家混得很熟，于是，在陈季同“私债案”的最后阶段，由伦道呵出面，在法国为陈季同转圜，陈季同私债的三个债权人同意陈季同将最后尚未归还的那笔相当于六千多两白银的款项以两万法郎结清。光绪十八年夏天（1892年7月），伦道呵为陈季同在法国巴黎结清了“私债案”的全部欠款。此后不久，陈季同就被恢复原官。不过，“私债案”之后，陈季同这个“东方社交明星”在中国官场和外国的社交界、外交界、金融界的风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虽然继续参与了一些洋务活动，可是却不再受到重用，他从事的一些商业活动也因为他所使用的一些手段相当卑鄙而被许多人唾骂，于是，他这些年很觉灰心丧气，声明他自己真是一个悲剧人物。不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武力割占台湾的时候，他着实表现得很有气节、很有激昂慷慨的气概，他明确表示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积极为当时曾一度主持台湾抗战的唐景崧奔走尽力、运动外交，并代曾率军在台湾前线血战的刘永福营救战败后的出险。从那之后，陈季同对于维新事业越发积极起来……

陈镇淮和萨镇冰在谈着这些话的时候，各自又将虾干吃了不少，虾干这种简单的零食的味道，沉淀着从他们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的年代起所经历的无数沧桑变化的回忆……

“北征，明天是正月二十二日，是你三十七周岁的生日。我想写一幅字送给你，为你祝寿，望你不要笑话我写的字太拙。”萨镇冰说道。

“快写，快写！你能记得给我祝寿，我实在很高兴！”陈镇淮说道。

于是，萨镇冰立刻铺纸、摆砚、磨墨、挥毫，写了一幅字，送给陈镇淮。萨镇冰所写的字端正遒劲、秀楷隽朗，恰如他的为人。

陈镇淮郑重地收下了萨镇冰送给他的这份在他看来如此珍贵的生日礼物！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1897年3月3日）上午，办完了在上海的公事的陈镇淮回到了南京。他刚一到家，他的妻子叶钟灵就带着他的儿子陈海文迎了上来，他和叶钟灵相互问候了之后，陈海文也给他请了安，他正要去向他的母亲苏慕橘请安的时候，只听叶钟灵匆匆忙忙地告诉他说：“你先略停一停，我有要事得先告诉你。前天（1897年3月1日）上午，邵家的人从淮安发来一封电报，告诉说思梁（邵永寒）这孩子因为病势突然转急，医生抢救不及，竟然在大前天（1897年2月28日）夜里去世了。大姐（陈漱雪）接到了这封电报之后，赶快整理了行装，昨天（1897年3月2日）中午，她带着这次跟她一起回来的人乘船回淮安去了。娘（苏慕橘）这些天身体也不太好，总是小病不断，大姐生怕娘的病会骤然转重，因此，她这些天忙前忙后的，着实很急。大姐临走之前嘱咐我说，她走之后，娘若有什么事的话，就赶快发电报告诉她，千万别耽搁了。我才看着娘吃了药、歇息下了，可巧，你就回来了。”陈镇淮叹道：“思梁这孩子，还差半年才到二十四岁，居然就这么去了，想来真让人难受。邵家可有的忙了，大姐这次回去，得在淮安待一阵子……”叶钟灵说道：“正是这话。娘此时非常需要人照顾，大姐又不能像往年那样，留在南京，因此，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先回福州去，我和希杰（陈海文）就先留在南京、不跟你一起回福州去了，我本来打算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带希杰回天津、去我娘家探亲的，现在不如这样重新安排一下，等到娘的身体大安了、大姐也从淮安回南京之后，我就带着希杰从南京先北上去天津探亲，然后再从天津直接回福州。”陈镇淮点了点头，说道：“你想的很周到，就按你说的办。我在南京还能待两天，我回福州之后，这里的事就全托付给你了。”

正在这时，一名跟随了苏慕橘很多年的老仆妇赵大娘过来了，向陈镇淮禀报说：“老太太醒了，已经知道您回来了。”陈镇淮连忙向赵大娘说道：“多谢您来告诉一声，我这就过去给娘请安。”叶钟灵听了，向陈镇淮说道：“我和希杰跟你一起过去。”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1897年3月5日），惊蛰节气这一天，陈镇淮离开南京、往福州而去。叶钟灵则带着陈海文留在南京，照顾苏慕橘。

在叶钟灵的精心照顾下，苏慕橘的身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逐渐大安了。在此期间，叶钟灵也曾给正在淮安的陈漱雪写过两封信，将苏慕橘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陈漱雪，让陈漱雪放心。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1897年5月3日），陈漱雪从淮安回到南京看望苏慕橘，那时，邵家已经给邵永寒办完了丧事，再过两天，就是立夏节气了。又过了几天，叶钟灵带着陈海文离开了南京，北上去天津探亲。陈漱雪在叶钟灵离开南京之前，跟叶钟灵商量说：邵家与叶家本来想在今年给邵永纹与叶维松举行婚礼，可是，因为邵永纹的二哥邵永寒的突然病故，他们两人的婚礼不得不推迟举行了。邵家请叶钟灵这次回天津之后，跟叶家的人重新商量一下，在明年选一个合适的日子，给邵永纹与叶维松举行婚礼。叶钟灵告诉陈漱雪说，请邵家放心，她一定将事情办好。

光绪二十三年初夏（1897年5月），南京陈家的陈宗业与南京苏家的苏望涛、苏照汀这两兄弟在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团体——金陵测量会。

——金陵测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会，是那位堪称为绝代公子的谭嗣同与南京名士、曾在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末）以随员身份随钦差大臣曾纪泽出使英、法的杨文会（杨仁山居士）一起联络同仁、发起创办的。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1896年8月8日），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了南京。谭嗣同十年之内、六赴南北省试不第，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实岁二十九岁、虚岁三十岁那年，又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战无不败”之国耻，于是，他痛然绝意于科举，决定全力置意于新学、从事维新（以及革命）活动。然而，从那时起两年以来，他在从事维新（以及革命）活动时，遇到的处境异常艰难，几乎无一事稍显顺利，并且因此而招致朝野上下许多恶意的攻击。谭嗣同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为此又害怕、又烦恼，因为谭嗣同的所作所为给他在官场上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和危险。谭继洵为了能让谭嗣同“安定”下来，并且能混出个他所谓的“前途”，决定暂时向谭嗣同作出一些让步，暂不勒令他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且拿出钱来，让谭嗣同以同知再捐为候补知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天，实岁三十一岁的谭嗣同遵从他父亲谭继洵之命，带着他那位早亡的大哥谭嗣贻的那个已经长成了二十余岁的青年人的儿子谭传赞一起，从南方来到他的出生之地北京。此后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带着谭传赞完成了“考荫”之事，自己也按照他父亲谭继洵的命令办理了捐资为候补知府的一切手续，然而，他在这次停留北京期间真正觉得重要的事，都是与维新（以及革命）有关的事：他与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维新人士之一、此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梁启超认识了，并且听梁启超将那个颇有“广东一大怪”、“康大圣人”之名声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详细介绍了一番。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1896年5月25日），他去看望了他父亲谭继洵（敬甫）的同年、此时被称为“帝党核心”、颇有支持维新之盛名的翁大状元翁同龢，向翁同龢陈述了他自己对于维新变法的主张。（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翁同龢在那一天的日记里，非常简略地记录了他的这次来访：“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月十三日，谭嗣同，号复生，行三，敬甫同年子，江苏府，卅二岁，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翁同龢或许是由于匆忙、或许是由于漫不经心，在这则简短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个错误：复生是他的字，然而，翁同龢却将复生写成了他的号，而且，翁同龢对于他的评价本来是“杰出”，不知为什么偏偏特意点改为“桀骜”。）他与他的江湖兄弟、源顺镖局的掌门人“大刀王五”王正谊（子斌）进行了多次会面，并与王五将联络江湖人物以助维新（以及革命）事业的事商量了多次，想当年，他向王五学习剑术和刀术的时候，还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年龄不到十岁的少年，此时，他历尽天涯、重回京华之后，王五的许多徒弟都毕恭毕敬地称呼他“谭大叔”了……谭嗣同捐资为候补知府之后，先被分司浙江，后又被改分为江苏，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那盛夏已过、秋火将横的时节来到了南京。

刚到南京的时候，谭嗣同的心情苦闷已极，他曾在《改官江苏诗》中赋道“死心越国难图霸，抉目吴门去看潮”，也曾在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愤慨地写道“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然而，在他的父亲谭继洵看来，他此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候补知府，可是好歹已经在南京官场上开始混了，怎么也会比以前“安定”一些了，反而觉得他应该知足才是。谭继洵近几年来对于谭嗣同这个曾让他觉得特别厌恶的儿子的态度有所改变，其改变的原因和过程相当复杂。谭继洵与原配夫人、谭嗣同的生母徐五缘一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谭嗣贻，次子谭嗣襄，三子谭嗣同，长女谭嗣怀，次女谭嗣淑。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瘟疫流行，谭嗣同的同胞大哥、当时已有了中书科中书衔的谭嗣贻与谭嗣同的同胞二姐、当时已经嫁给唐景崶（后来的翰林院庶吉士）为妻的谭嗣淑，都感染了白喉症，在位于北京浏阳会馆的家中垂垂将逝，与此同时，谭家的三个也借住在浏阳会馆的亲戚也感染了白喉症，病势也很危险。当时谭继洵正以户部郎中监督坐粮厅，驻扎在位于北通州的衙门里，徐五缘也带着当时才十一岁的谭嗣同与其同胞二哥、当时已十九岁的谭嗣襄随在任上（此前，谭嗣同的同胞大姐谭嗣怀曾与候选府经历、浏阳同乡宋德康订婚，然而却未嫁而逝）。于是，徐五缘就带着自己的次子谭嗣襄与三子谭嗣同从北通州赶回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浏阳会馆，探望病人。然而，不幸的是，谭嗣同一回到浏阳会馆就感染了白喉症。徐五缘在忙着照护病人的时候，自己也感染了白喉症。白喉症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一种杀人的绝症！谭嗣同的同胞二姐谭嗣淑病逝之后，第四天，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就病逝了，第五天，谭嗣同的同胞大哥谭嗣贻也病逝了，在此前后的数日之内，谭家的那三个也感染了白喉症的亲戚也相继病逝。谭嗣同也一度病危，曾有整整三天陷入深度昏迷状态，简直就像是已经死去了一般！然而，他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又苏醒了过来，并且慢慢地康复了。（为此，他父亲谭继洵给他起了一个字：复生。）在经过这一系列变故之后，谭嗣同同胞手足五人，只剩下了他和同胞二哥谭嗣襄两人。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五日（1889年6月3日）端午节这一天，谭嗣同的同胞二哥、与他有着特别深厚的兄弟之情、在母亲徐五缘死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谭嗣襄在台湾病逝，死时年仅三十二岁。至此，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谭嗣同再无同胞手足活在人间，在他父亲谭继洵那环境烦难、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他只剩下了几个与他隔母的庶出兄弟姐妹。谭继洵除了与原配夫人徐五缘生了五个嫡出儿女之外，还与妾室生了五个庶出儿女：三个庶出儿子谭嗣准、谭嗣冏、谭嗣揆，两个庶出女儿谭嗣茀、谭嗣嘉。不过，谭继洵的这五个庶出儿女中，谭嗣准、谭嗣揆这两个庶出儿子、谭嗣茀这个庶出女儿都过早夭亡，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一年，只有谭嗣冏这个庶出儿子和谭嗣嘉这个庶出女儿还在世，谭嗣冏那时已是个国子监生、候选主事，谭嗣嘉那时已经嫁给候选州判、湘乡人刘国祉为妻。仅仅一年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谭嗣嘉这个庶出女儿也亡故了。至此，谭继洵曾有过的嫡出、庶出的十个儿女只剩下了嫡出儿子谭嗣同与庶出儿子谭嗣冏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还在人世。自知已是暮年残生的谭继洵不禁哀叹自己少子缺福，而且，他的孙辈也人丁稀少，这种情况更让他为谭家以后的香火而忧心不已：他的嫡出长子谭嗣贻生前曾与其妻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谭传觉，一个叫谭传赞，谭传觉在谭嗣贻生前就夭折了，因此，当谭嗣贻于二十四岁那年病逝之时，只留下了谭传赞这一个儿子；他的嫡出次子谭嗣襄生前曾与其妻黎氏生有三个儿女，一个儿子谭传炜，两个女儿谭传瑜、谭传瑾；他的嫡出三子、也是他此时仅剩的一个嫡出儿子谭嗣同在奉他的命令于光绪九年（1883年）与名进士李篁仙的女儿李闰成婚之后，曾生有一个儿子谭传铎，可是，谭传铎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谭继洵眼看着自己所创立的这个大家庭仅在数年之间就成了宛谢凋残之状，只觉惊心动魄。谭继洵明白地知道，他此时仅剩的那个庶出儿子谭嗣冏、他的两个嫡出孙子谭传赞、谭传炜的才具和能力都远远不能与他原来一向都嫌恶的、倔强叛逆的谭嗣同这个他此时仅剩的嫡出儿子相比。（谭继洵因为谭嗣冏这个他此时仅剩的庶出儿子是他的宠妾所生，而对于谭嗣冏一向都特别偏心，可是，他的偏心并未让他将谭嗣冏这个被他特别宠爱的庶出儿子教育得比谭嗣同这个他一向视若叛逆和麻烦的嫡出儿子更优秀。）因此，谭继洵逐渐将振兴谭家门庭的希望寄托在谭嗣同身上。谭继洵希望谭嗣同所从事的振兴门庭之举，不过就是谭嗣同能够努力升官发财、再顺便以辞章赢得一些风雅的名声而已。为此，当谭嗣同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痛感中国军队之“战无不败”而决意放弃科举之路，专门致力于新学与维新（以及革命）的时候，谭继洵虽然也着实训斥了谭嗣同一番，可是，他终于还是向谭嗣同做出了让步，不再勒令谭嗣同非得去应科举考试。然而，谭继洵的让步极为有限，他向谭嗣同严厉地提出：“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再支撑几年？你不再去应科考可以，可是，你也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前途了，不然，以后这一大家子的日子，靠谁来养活？！”谭嗣同向谭继洵也做出了让步，如此，才有他后来北游京师捐资为候补知府、来到南京“谋食”之举。

光绪二十二年年底（1897年1月），谭嗣同在南京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仁学》，这部著作是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的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许多在当时的中国显得非常新颖、非常激进的观念。他痛斥、揭穿了在中国世代相传了几千年的“君权神授”观念的虚假性，从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提出了“民本”思想：“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他猛烈抨击了满清皇朝的暴政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痛切地指出中国正逐渐陷入被世界各强国瓜分的惨祸之中，提出了激烈的维新变法主张：“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凌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纵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纵容靦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釐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也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碪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岂非君主之祸，至于不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祸为前朝所有之祸，则前代之人，既已顺受，今之人或可不较；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死民，变法则民生；方将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与富与强与生，决非独夫之所任焉！彼岂不知之？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齑粉，而贻其利于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征之数百年之行事，与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强学会、若订俄国密约，皆毅然行之而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飞鸿、泥中之鬭兽，较然不可以掩。”“乃若中国，尤有不可不亟变者，薙发而垂发辫是也。姑无论其出于北狄鄙俗之制，为生人之大不便。”他反对男尊女卑的恶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故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他猛烈抨击了在中国流行了将近千年的强令妇女缠足的罪恶习俗，提出了消灭这种罪恶习俗的主张：“又有甚者，遂残毁其肢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也！……呜呼悲哉！彼北狄之纪纲文物，何足与华人比并者，顾自赵宋以后，奇渥温、爱新觉罗之族，迭主华人之中国，彼其不缠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误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万万过于北狄者乎？华人若犹不自省其亡国之由，以畏惧而亟变缠足之大恶，则愈**愈杀，永无底止，将不惟亡其国，又以亡其种类，不得归怨于天之不仁矣！”（光绪二十三年春末夏初，谭嗣同与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试办不缠足会”，并由梁启超草拟了《试办不缠足会章程》，发表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1897年5月2日的《时务报》上。同一年秋末冬初，谭嗣同与黄遵宪、徐仁铸、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一起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湖南不缠足会”，谭嗣同亲自写成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并在此章程的第九条中提出：“凡人莫不愿其女之贤，则女学万不可不讲。己即无女，亦莫不愿其妇之贤，则应出资，随地倡立女学塾，塾之大小惟其力，以助人之女为学，安知非即助己之妇为学。盖必女学昌明，而后婚姻之本正矣。”与此同时——1897年10月，当由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筹办、由时任上海电报局长的经元善主持、有汪康年、狄葆贤等十五人参加创办集议的兴办经正女学的事业得到了谭嗣同、黄遵宪、张謇等五十七人的资助。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也积极参加了兴办女学的事业，她是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在维新人士所主办的女学中，也大力宣传禁止缠足、鼓励放足。女校规定，女校学生必须是天足，如已缠足则必须除缠。中国女学会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与维新人士所办的《时务报》、《湘报》等报纸为“不缠足”这一开中国社会新风气的改良活动大力进行了宣传。）……

谭嗣同的一些朋友说，从他所著的这部《仁学》中，可以看出他“深得华严奥旨”，例如，他在阐述“男女平等”这一观念的时候，就借用了《华严》经中的一些解释：“佛书虽有‘女转男身’之说，惟小乘法尔。若夫《华严》、《维摩诘》诸大经，女身自女身，无取乎转，自绝无重男轻女之意也。”而佛学的华严一宗在中国近代正是在杨文会将他托南条文雄从日本、朝鲜觅得的一些孤本、珍本、善本的中国佛教“逸书”刊刻之后，才得以发达起来的。

杨文会当年在西欧曾购得“约计不下千数百张”的机器图、各种格致之图、各种货物图（兼有农学器具图）与“可数百件”的算学形体方圆尖斜等木块样式，并购置了用于测天、测地、绘图的大量仪器，例如天文仪、天文镜、地球仪、地上望远镜、经纬仪等。谭嗣同在钻研新学的时候，对于测天、测地、绘图的测量仪器颇有考究。因此，谭嗣同在与杨文会商议之后，在光绪二十三年初夏（1897年5月）联络了蒯礼卿、缪荃孙、徐乃昌、刘世珩、茅子贞等人组织了金陵测量会。谭嗣同亲自撰写了《金陵测量会章程》。金陵测量会的会址就设在杨文会家的花牌楼寓所中。——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日（1897年6月2日）上午巳初时候（上午九点钟），苏望涛来到杨文会家的花牌楼寓所，参加金陵测量会的测天活动。苏照汀这一天因为感冒发烧，所以没能和苏望涛一起来，只得留在家中休息。

这天的天气和煦晴朗，非常适宜金陵测量会所举行的定期会测太阳的活动，所以来的人也非常齐，谭嗣同、杨文会、蒯礼卿、缪荃孙、徐乃昌、刘世珩、茅子贞、陈宗业等人都在。午饭的时候，大家按照《金陵测量会章程》为会测之日所订立的规矩，各自出钱、凑份子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此时已近端午节，所以大家还一起略饮了些酒。杨文会却没能参加这次聚会，因为，午饭之前，后宅的仆人急急忙忙地来向他报告说：“老太太的病突然好像又重了一些，请您快去看看，拿个主意。”于是，杨文会就匆匆地向众人告辞、回后宅去了。——杨文会的老母亲孙太夫人此时已经九十八岁了，她的病很重，医生已预言说她可能活不过这个夏天了。杨文会对孙太夫人一向都很孝顺，在这个时候，自然更是尽心。

午饭之后，大家将此前各人分测时所绘之图互相传观临摹、一起覆验。将近未正时候（下午两点钟），忽见谭嗣同的一名仆人罗升轻快地小跑过来，报告说：“陈季同大人和曾朴先生来了。”

“哦？”谭嗣同将他那号称“通眉”的双眉微微一扬，惊喜地说道：“陈敬如（陈季同）和曾孟朴（曾朴）来了？”

正在这时，陈季同和曾朴已经走了过来，只听陈季同哈哈大笑着说道：“我们今天来的很是时候，正巧这么多人都在……”曾朴则只是微笑着、看着大家，不抢陈季同的话茬。——曾朴此时二十五岁，他还是一个自信活泼、倜傥豁达、幽默不羁的青年，可是，他那非同一般的深邃目光却已经提前显示出了仿佛中年人似的洞穿世事、俯视苍穹的气概。说来也不奇怪，正是他这两年的坎坷经历促成了他的这种变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二十三岁的曾朴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法文，因为在那个时代，法文是外交上必须的文字，而他想进入外交界服务，所以，他就选了法文作为主修之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二十四岁的曾朴想应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时，他的岳父、曾“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汪鸣銮已被慈禧太后命令光绪皇帝以“召对妄言”的罪名褫职并宣布“永不叙用”，因此，由于种种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原因，再加上他的仇人、那时已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重要职务的张荫桓那处心积虑的恶毒报复，他只得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志愿，离开北京，回到南方。曾朴的天赋很高，他在京师同文馆就读时，系统地学习了八个月的法文，他回到南方之后，借助字典，继续努力进修，不到一年工夫，居然就将法文弄通了、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这一年（1897年），二十五岁的曾朴在上海遇到了曾担任中国驻法国外交官员多年的陈季同，陈季同给予了曾朴许多有益的指导，帮助曾朴的法文达到了更高的造诣，并向曾朴系统地介绍了法国文学的变迁发展情况、以及当时法国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是他在法国时认识的朋友）法朗士等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因此，曾朴立志研究法国的文学和哲学，还有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学、哲学名著的法文译本，他大购特购了一大批各类法文著作，努力研读。曾朴希望自己能具有深厚的法国文学修养，以使自己将来能自由地翻译法文书。曾朴最欣赏法国作家雨果、法朗士、乔治桑等人的作品，他已经决定，他将来要用更容易被广泛的读者接受的、更能保存原著的面貌和风格的语体文（白话文）来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因为，比起文言文来，语体文更能准确地传达出原著那高深的思想、微妙的意趣、隽永的神韵、幽默的风味……法朗士所著的一部利用虚构的人物生动叙述了他自己从出生到中学毕业时的经历的回忆录《友人之书》对于曾朴有着深刻影响，他受此书的启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严肃的志愿：将来，他要创作一部叙述像他这样的、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的青年之坎坷成长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曾朴在上海也参加了有关维新的许多活动……

陈季同与谭嗣同（复生）等人将他这次与曾朴来南京办事之前在上海所看到的许多新事、所听说的许多新闻择要谈说了一番之后，忽然说道：“复生在《金陵测量会章程》里替金陵测量会拟订的规矩很严，说是‘便餐亦宜极从俭约’，我们今天紧着赶来，想观摩一下这‘极从俭约’的便餐到底如何，哪知道还是错过了你们的饭点儿。”

刘世珩听了陈季同的话之后，笑了一声，说道：“一顿‘极从俭约’的便餐能吃到些什么难得的东西，也值得你们这么忙着跑来观摩？不过，金陵测量会在定期会测这一天‘醵酺’之时，所需费用是大家出钱凑份子而得的，倒是与时下一般的迎送寒暄、应答酬酢所讲究的礼数不同。”

陈季同笑道：“哦，‘凑份子’，这在西洋也是常有的。中西礼数，凡是出于自然的人情的，还是有许多是相似、甚至相同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刘聚卿（刘世珩），我还是想冒昧地多问一句，大家可是像‘西湖宴集’似的，各自将所出的份子都交给阁下，请阁下去备办饭菜酒水吗？”

刘世珩的脸微微地涨红了，刚想回驳，陈季同不待他开言，就指着刘世珩所穿的那件浅赭铜色团花纱夏袍的前襟上扣着的一支金耳挖，接着说道：“这支耳挖似乎不够尖、也不够长……哎，你们今天午饭时是不是没吃鸭子？不然的话，阁下去备办东西的时候，若是恐怕鸭子不肥，得将这支耳挖拔下来戳戳鸭脯子上的肉厚不厚，那岂不是太吃亏了吗？得凭空被人将钱多赚去多少！”

在场众人，除了刘世珩之外，都撑不住地笑了起来……

刘世珩看陈季同惹得众人都笑他，心中自是气恼非常，于是，他呆着脸想了想之后，开言向陈季同一字一顿地说道：“今天大家没将凑的份子交给我，因为今天负责备办东西的人不是我。今天的午饭也没有鸭子。”话说到此之后，刘世珩忽然冷笑了一声，然后，他一边微微地点着头、故意将陈季同穿着的那件浅蓝薄洋绸夏袍上下左右地打量了一番，一边接着说道：“陈敬如，你现在怎么这么喜欢穿浅蓝绸的衣裳？恐怕是因为你最近看《儒林外史》看得更熟了吧？连衣裳都学着那位‘怪模怪样’的‘高人’权勿用的示范来添减更换了。难为你，这么谦虚，你的能耐怎么也比权勿用那位‘高人’要再高一些，没的倒只管跟着他学！权勿用奸拐了一个尼姑霸占在他借住的一个土地庙里，你背着你那个法国老婆另外又偷弄了一个英国姘头，藏掖在你在上海租界里租住的一座洋房内……”

刘世珩到底是年轻人，他本不过是想将陈季同冷嘲几句而已，谁知他根本压不住火，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厉害，简直都成了一番热骂……刘世珩的姐夫、比他年长七岁的徐乃昌看刘世珩真的急了，怕事情闹大了，于是，他赶快过来拉住刘世珩的手，向他频示劝阻之意，这才将刘世珩的话头截住了。

陈季同到底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才熬炼出来的“厚脸皮”功夫真是非常了得，因此，尽管他的脸色早已忽红忽白地变换了一阵了，他的目光却还能尽量显示出满不在乎、自鸣得意的神气。

徐乃昌将刘世珩劝住了之后，又找了些别的话题与陈季同聊了起来，陈季同明白徐乃昌是成心替他解围，于是也顺着徐乃昌的话茬一本正经地聊了下去。谭嗣同、蒯礼卿、缪荃孙、茅子贞、陈宗业等人也纷纷地参加了谈话，没过多久，刚才因为陈季同与刘世珩这二人之间的争吵而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就逐渐消散开了……连刘世珩也被众人所谈的新话题吸引，也参加到谈话中来……

这时，曾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将苏望涛拽到一边，低声向他问道：“伫原（苏望涛），你在信上说你弟弟世哲（苏照汀）也参加了金陵测量会，他今天怎么没来？”曾朴那显得很是忧心的语气触动了苏望涛心底的一缕不安情绪……苏望涛刚才一看到陈季同（敬如）的时候，就想向曾朴询问一些话，可是，他一直犹豫着没问出来，此时，听曾朴如此问到之后，他也开言说道：“世哲今天病了，只得留在家中休息，所以没能到这里来。你前些天给我来的那封信上说，你这位法文老师陈敬如想看看我弟弟世哲……”苏望涛将话顿住，正想着接下去该如何措辞的时候，曾朴说道：“陈敬如说他一直想看看他的老同学——你父亲苏本严（苏尔宽）的遗腹子世哲，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因此，他听说世哲与你一起参加了金陵测量会之后，就说也许我们这次来南京办事的时候，可能会在金陵测量会看到世哲。我们今天一到南京就直往这里赶来，谁知世哲今天却不在这里。”

——苏望涛从小到大，对于他父亲苏尔宽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时的那位老同学、享有“东方社交明星”这一外号的陈季同（敬如）都没什么太高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鄙视其为人，因此，这几年以来，他在去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时候，就是知道陈季同也在那里，他也从来都不主动去看望陈季同，有时，他在一些场合与陈季同不期而遇，陈季同倒总是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来，很关心地向他询问他的近况如何、苏家的近况如何，苏望涛只是尽量简略地回答而已。今年三月初（1897年4月初）、苏望涛奉他母亲陆海棠之命去上海替苏家拥有许多股份的一家丝行处理一些商业事务的时候，因为去看望他的朋友曾朴，而遇到了当时已成为曾朴的法文老师的陈季同，陈季同在谈话时向他感叹说：“你父亲苏本严‘英雄救美’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可是，转瞬之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弟弟世哲今年都十二岁了，那个孩子，能长到这么大，实在不易呀！命运真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命中注定苏本严会有世哲这样一个遗腹子，为什么命中注定世哲这个遗腹子最后不是由自己的生母（崔玉珍）抚养长大的、而是由你的母亲（陆海棠）抚养长大的……”苏望涛当时对于陈季同的这番话非常反感，他父亲苏尔宽、他母亲陆海棠、苏照汀（世哲）的生母崔玉珍三人一起所经历的那场婚姻、爱情悲剧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的种种痛苦是别人所无法完全明白的、无法真正明白的，当他父亲苏尔宽、苏照汀的生母崔玉珍相续去世之后，这悲剧的沉重痛苦就由他母亲陆海棠一个人承担着，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他母亲陆海棠摆脱这悲剧的沉重痛苦；苏望涛曾听人提到过陈季同当年曾劝他父亲苏尔宽瞒着他母亲陆海棠、偷娶崔玉珍的往事，他固执地认为，当年若不是像陈季同这样的人对他父亲苏尔宽进行种种荒谬的劝说，将本来就已经足够复杂、足够麻烦的事情搅得更加复杂、更加麻烦，也许这悲剧就不会真的发生……因此，苏望涛当时听了陈季同的这番话之后，只是冷冷地沉默着，陈季同看苏望涛的态度如此，只得将他本来想接着说下去的一些话截住不说了。苏望涛从上海回到南京之后，曾接到过曾朴的一封信，曾朴在信中告诉他说，陈季同想在到南京办事的时候看看苏照汀，因为，陈季同说苏照汀是他的老同学、好朋友苏尔宽的遗腹子，他这个当长辈的在苏照汀出生之后却对他没怎么尽到关心、照顾之责，甚至从来都没看望过他一次，真是很惭愧。苏望涛知道曾朴是按照陈季同的意思将这些话预先告诉他，让他对于他们的来访有个心理准备，可是，苏望涛着实为了陈季同将到南京来看望苏照汀这件事觉得很烦：他母亲陆海棠这些年来对于陈季同一直很厌恶，简直可以说是痛恨，陈季同到南京之后，若是让他到苏家来看望苏照汀，让陆海棠知道或者看到这个当年曾劝苏尔宽偷娶崔玉珍的陈季同到苏家来了，那对于陆海棠真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精神折磨；因此，苏望涛决定，如果陈季同到南京之后非得看望苏照汀的话，就让他们在苏家之外的别的地方见面，并且不让陆海棠知道此事，然而，与此同时，苏望涛又很担心，若是此事没瞒住、让陆海棠知道了，那么陆海棠又会怎么样？……

苏望涛想来想去，一时实在无法跟曾朴接着讨论如何让陈季同与苏照汀见面的问题，于是，他对曾朴说道：“陈敬如想得很周到，他在这里看到世哲是很合适的。可是，世哲今天不在这里……嗐，究竟该怎么样，还是等一会儿、待大家都散了之后再详细说。”曾朴看苏望涛态度如此，暂时也就不说什么了。

苏望涛和曾朴重新回到正在高谈阔论的众人那边，只听陈季同正向谭嗣同说道：“杨仁山（杨文会）的这座贵宅又有他们自己一家居住，又有金陵刻经处和金陵测量会设置着，似乎显得有些狭窄了。”谭嗣同说道：“杨仁山早考虑到这座宅子不够宽敞的问题，他在花牌楼杨公井附近购置了六亩二分多地，于其上新建房屋六十余间。到今年六月，那座新宅大约就该造成了，那时候，杨仁山就将家搬到那里去，金陵刻经处和金陵测量会也将搬到那座新宅中，重新设置。”

正在这时，杨文会从后宅回来了——他的老母亲孙太夫人今天的病势很险，因此，他刚才请医熬药地忙碌了很久，他早已听仆人报告了陈季同、曾朴来到金陵测量会的消息，无奈他一时不能过来见他们，只得延迟到现在才过来。杨文会与陈季同、曾朴相互问候了之后，陈季同向杨文会说道：“太夫人现在病重，您只管忙您的去。我们得在南京待好几天呢，等您略为空暇些了，咱们再多谈谈。”杨文会说陈季同说的很是，他又客气了几句之后，因为还是记挂着后宅内孙太夫人的病势，所以就又匆匆离去了。

众人又谈了一会儿话之后，就逐渐各自告辞散去，只剩谭嗣同、陈宗业、苏望涛、陈季同、曾朴这五人。谭嗣同向陈季同和曾朴问道：“你们二位到南京之后，可已找到暂住之处了吗？”

陈季同和曾朴一起答道：“还没有。”

谭嗣同说道：“那就请你们二位跟我一起回东关头公馆，到我家暂住吧。”

陈季同和曾朴正待答“是”，陈宗业连忙抢先开言，对谭嗣同说道：“你那东关头公馆最近事情太多、太忙，还是请他们二位到我家暂住吧。”然后，他又对陈季同说道：“我父亲常说，您对于法国的法律是行家，很想请您给他多讲一讲。您这次正巧能在南京多待几天，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末秋初，谭嗣同刚来到南京的时候，暂时借住在他的一个朋友杨彦槻的公馆里；这一年深秋的时候，他曾去湖北省垣武昌探望他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并在这一年的初冬回他的老家湖南浏阳处理了一些事务，然后又返回湖北武昌；这一年的腊月中旬（1897年1月），他从武昌返回南京之后，就改住在东关头公馆里。谭嗣同的那位早逝的二哥谭嗣襄的寡妻黎氏本来带着儿子谭传炜、二女儿谭传瑾住在谭继洵的大家庭所在之地湖北巡抚衙门里，可是，由于谭传瑾将在第二年夏天出阁、嫁到扬州去，而武昌离扬州较远，办理婚礼之前的诸多事情不如在南京更方便，因此，谭嗣同这次返回南京的时候，黎氏就带着谭传炜、谭传瑾与谭嗣同一起回到了南京，也住在东关头公馆里。谭传瑾出阁的日子定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而此时已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在婚礼之前所剩的有限时间里，还有非常多的或繁重、或琐碎之事需要处理。因此，这些日子以来，谭传瑾的母亲黎氏与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为此都忙碌不停。东关头公馆本来就不宽敞，这些日子更是一片举行婚礼之前的繁闹景象。而且，此时那些为了办婚礼而由谭传瑾的婆家从扬州派来的人、还有谭嗣同在侄子谭传炜到南京之后替他所请的那位用新法教他读书的教师也住在东关头公馆里，因此，东关头公馆此时实在很拥挤。

陈季同看陈宗业（煊衡）如此盛情，于是，他先对曾朴（孟朴）说道：“孟朴，那我们就到煊衡家打扰几日吧。”曾朴连忙点头应是之后，陈季同才对陈宗业说道：“煊衡，那我们就去贵宅打扰了。”陈宗业答道：“哪里的话，何谈打扰。”陈季同又对谭嗣同（复生）说道：“复生，恕我们只得婉谢你的厚意了。”谭嗣同只是一笑。

这一番关于“住”的安排进行完了之后，陈季同看了看苏望涛（伫原），略想了想之后，才向苏望涛说道：“伫原，我以为今天能在这里看到你弟弟世哲（苏照汀），谁知这么不巧，他今天没来这里。”苏望涛回答道：“世哲今天病了，所以没来。明天上午，他的病若好了的话，我就让他到这里来，您那时若也能来这里的话，就能看到他了。”陈季同点头，说道：“那就好。”顿了一顿之后，他接着问道：“世哲得的是什么病，重不重？”苏望涛回答道：“不重，只是感冒发烧而已。”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1897年6月3日）上午巳初时候（上午九点钟），苏望涛与苏照汀一起来到了金陵测量会。这一天不是金陵测量会的会测之日，所以来的人不多。苏望涛和苏照汀到了之后不久，陈季同和曾朴也到了。陈季同第一次看到了苏照汀——他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时的老同学、在中法战争中于光绪十年七月初四日（1884年8月24日）战死于福建船政局造船厂的苏尔宽的遗腹子。

苏照汀此时已是十二岁的少年，此时的他，已经能够很平静地将他那离奇的身世与坎坷的童年曾带给他的种种痛苦看成是命运和生活给予他的磨砺和锻炼，他的性格比以前坚强了许多、也开朗了许多。昨天晚上，苏望涛将陈季同想看看他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用特别小心的语气跟他商量说：“我已经跟陈季同说好了，让他在明天上午到金陵测量会跟你见面。世哲，你同意你大哥我的安排吗？”苏照汀跟苏望涛这个年长他八岁的同父异母哥哥有着特别深的兄弟情谊，他当然理解苏望涛如此安排的苦心，因此，他很平静地告诉苏望涛说：“大哥的安排很合适，明天，咱们一起去金陵测量会。”在对于陈季同这个人物的评价上，苏照汀比苏望涛要宽容一些。苏照汀曾对苏望涛说：“虽然陈季同这个人做过许多坏事、蠢事，可是，他能用那么纯正的法文写书，向外国人讲中国的人和中国的事，他还是个有些真本事的人。”因此，苏照汀决定去金陵测量会与陈季同见面时，觉得自己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他想去看一位文化人物，他不愿意多想，陈季同主要是因为他是他父亲苏尔宽的遗腹子才特别想看看他。

陈季同看到苏照汀之后，显得非常感慨，他很关心地向苏照汀询问了许多话：生活如何？学业如何？喜欢看什么书？对于将来有什么志向？……苏照汀很礼貌地将这些问题都回答了。

这天中午，苏望涛和苏照汀向陈季同和曾朴告辞之后、将要离开金陵测量会之前，陈季同将他特意从上海给苏照汀带过来的八部书作为礼物送给苏照汀。这其中有陈季同自己于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这九年的时间里用法文撰写的七部著作：《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还有曾是中国那120名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的李恩富用英文撰写的一部著作：《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李恩富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他在美国的报刊业工作了许多年，面对当时那汹涌的反华浪潮，他用自己那锋利的文笔、雄辩的演说为武器，保护包括广大华工在内的中国同胞的正当权益，以自己那虽然微小、然而顽强的力量与种族歧视、种族暴力作着不屈的抗争！他的这部著作是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美国出版的，这部著作向全世界的人们讲述了有关中国那120名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的历史的翔实故事，这部著作也是华裔作者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书。

苏望涛和苏照汀从金陵测量会回到了家，他们一进大门就急急忙忙地往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走，因为他们想将陈季同送的那八部书赶快运到他们的书斋中藏好。可是，正在此时，陆海棠和管家娘子林安媳妇（青苗）走了过来，于是，他们只得先停住了脚步，站在原地向陆海棠请安。陆海棠和蔼地向他们问道：“你们吃午饭了吗？”苏望涛答道：“没有。”苏照汀则只是在苏望涛答话的时候跟着摇了摇头。——由于林安媳妇是陆海棠最信任的管家娘子，苏望涛和苏照汀从小就称呼她为“婶婶”、将她看成一位令他们尊敬的长辈，因此，林安媳妇在苏家的地位很是重要。——这时，只听林安媳妇向苏望涛和苏照汀说道：“你们回来的可真是时候，说早不早、说晚不晚的，太太（陆海棠）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回来吃午饭，因此就吩咐等着，自己也没吃午饭呢。”苏望涛说道：“这是我们疏忽了，我们本以为能早些回来，谁知道竟然迟了，让娘和婶婶担心了。”陆海棠说道：“你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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