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惨痛又别金陵　慷慨重起长沙

……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的刺激之下，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列强也将其瓜分中国的阴谋大肆实施起来……中国以“战无不败”的过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之后，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就被列强分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谭嗣同在一种“时事真可哭也”的惨痛心境中，携家眷离开南京（金陵），去棹又过扬子江……在湖南这个一向以守旧、蛮悍、盲目排外而著名的中国内陆省份，南学会与延年会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其风气之开、气象之新……在从事这些切实而基础的维新事业的同时，谭嗣同与其他维新人士也在积极谋划着更有影响的、将全面促进整个古老中国的伟大进步的维新事业！……

胶州湾在山东半岛南侧，位于大沽河、小沽河、胶莱南河汇流进入黄海之处。自古以来，胶州湾就是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地区，是南北交通要冲之地，是形胜必争之地，是重要的海防战略要地，因为其港阔水深，上顾天津、大沽口、威海卫、旅顺口、大连，下趋江浙，其外群山环抱，湾口仅宽三、四里，口内水面有岛屿中峙于其中，易于扼守。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明朝廷在后世所称的青岛地区沿海岸设置了灵山卫、鳌山卫、胶州千户所、夏河寨千户所、浮山千户所、雄崖千户所等军事建置，并在后世所称的烟墩山、金家岭、古镇口、琅琊台、青岛口等地修筑了烽火台（烟墩）和炮台，驻扎了重兵。海岱光移，人间物换，明朝衰亡，清朝势涨，匆匆就是几百年的往事……

清朝中期以来，胶州湾一带海防松弛，各炮台、烟墩等形同虚设，简直已成了无防地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军队不仅在中国海域四处横行，而且勘测海口航道，外国列强的侵略势力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到内地进行了大肆扩张。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湾条件逐渐引起了外国列强的注意和觊觎，与此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在关注着这一危机，并且在努力挽救这一危机。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军舰到胶州湾停泊游弋，开始侵犯胶澳地区。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廷在胶州湾沿岸的青岛口、女姑口等海口设立了税卡，其主要职责为收取税金、管理海运。后来发展为一个著名的近代城市的青岛地区的大部分在当时还属于即墨县仁化乡，有青岛村、会前村、小泥洼等十几个自然村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国政府就派地质学家卡霍芬来山东进行“调查”。同治十年（1871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公开鼓吹占领胶州湾作为德国殖民地。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舰队曾声言要北据胶州湾，以此作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皇城北京；为此，清朝廷急令当时的山东巡抚陈士杰调兵二百人进驻胶州湾畔的战略要地青岛口，以防法军入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青岛首次驻兵，可是，中法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清朝廷就将那些兵员给撤走了，并且没有在青岛留下任何长久的军事设施。

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天，清朝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命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专司其事”。为选择建立北洋海军基地的良港，李鸿章派人到山东、河北等地的各处海口实地勘察。光绪十二年春天（1886年3月），时任沿海水陆营务处道员的刘含芳奉李鸿章之命到达了胶州湾，进行了勘察；两个月之后（1886年5月），时任中国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国大臣的许景澄向清朝廷上书，奏请在胶州湾设防；又一个月之后（1886年6月），李鸿章命令时任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的丁汝昌与时任北洋水师总查的英籍洋员琅威理率领北洋水师舰队到胶州湾考察；再一个月之后的盛夏时节（1886年7月），御史朱一新也向清朝廷奏请在胶州湾设防。然而，李鸿章在当时却以为在胶州湾设防不算最急之务，可以再缓几年，他的理由是：北洋水师初建，舰少兵寡，难以分舰分兵长期驻泊在胶州湾，而且海防经费困难，匀不出在胶州湾新建炮台的巨额费用……

光绪十七年四月（1891年5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与时任山东巡抚、帮办海军事务的张曜奉清朝廷之命，校阅海军。光绪十七年四月三十日（1891年6月6日），李鸿章与张曜亲自率领北洋海军舰队专程赴胶州湾，进行实地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他们终于深刻地认识到胶州湾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胶州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因此，他们决定由山东筹措军费、派遣军队，在烟台、胶澳二地建筑新炮台，驻军设防，从而将胶州湾的防卫体系纳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五天之后——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1891年6月11日），李鸿章、张曜联衔上奏清朝廷，正式奏请在胶澳、烟台添筑炮台设防。又过了三天，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八日（1891年6月14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了在胶州湾设防的奏请，内阁明发上谕，议决胶澳设防，“奏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着照所请。”然而，由于李鸿章与张曜决定将胶澳、烟台这两地的炮台工程全部交给张曜的部将、时任汉中镇总兵的孙金彪所统带的嵩武军承建，并且决定先添筑烟台地区的炮台，后添筑胶澳地区的炮台，因而，胶澳设防这一重要事务在当时又成了一句空话！待到张曜于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1892年8月26日）病逝之后，连这句空话都快被遗忘了！

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天，烟台炮台完工、胶澳军费筹措有望之后，李鸿章与新任山东巡抚的福润函商议定，调派自己在淮军系统中的老部下、时任登州镇总兵的章高元率领步兵三营、炮兵一营共四营军队二千余人在这一年秋天到青岛口驻防。章高元率军移驻青岛口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督建了总兵衙门、新道路、电报局、军火库、前海栈桥以及四座兵营，在前海一线选址、修筑团岛炮台、西岭炮台、青岛炮台这三处炮台，这三处炮台的规模都比较大，其台基是用三合土夯筑而成的，每台拟设置三至四门克虏伯火炮。在此期间，青岛口也逐渐发展、逐渐繁荣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设防的滨海市镇。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光绪二十年初夏（1894年5月），清朝廷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校阅。在这次海军校阅期间，李鸿章曾亲自赴胶澳海口视察炮台工程。李鸿章对于章高元这两年以来率部进行的工作夸赞了几句，同时，他也忧虑地指出，团岛正对着外海，地势至为重要，仅设立一处炮台就过于单薄了。因此，李鸿章决定在团岛炮台东侧海岬、也就是栈桥附近再增筑一处炮台，安设三门240毫米口径的旋转式火炮，并在栈桥后侧建水雷营，添置布雷舰。然而，这个计划提出之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这个计划只成了一种尴尬的空想！光绪二十年秋天（1894年10月），章高元率部开赴奉天前线参战，胶澳炮台因此宣告暂时停工。

中国以“战无不败”的耻辱战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冬天（1895年年底），章高元率部回防胶澳，继续进行胶澳炮台的建设。可是，由于清朝廷宣布因向日本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而无力拨出胶澳炮台的工程款项和给章高元所部的军饷，章高元只得请青岛口各商号垫借区区数千两白银以稍微维持一下炮台工程费和军饷，所以，在甲午惨败之后那艰难的两年时间里，胶澳炮台工程进展得异常缓慢，向德国订购的克虏伯大炮也大部分未能到防。与此同时，外国列强侵夺胶州湾的举动却一天比一天严酷起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俄国舰队闯入了脆弱的胶州湾，并肆无忌惮地在这里过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6月3日），那份李鸿章自己所谓的“外交杰作”《中俄密约》被正式签订了，这个耻辱而恐怖的条约规定，中国允许俄国在远东发生事变时租借胶州湾十五年。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1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匹茨在亲自考察过山东半岛的形势、调查过胶州湾的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之后，认定了胶州湾是德国在东亚建立其海军基地的“最适宜的港湾”。光绪二十二年冬天（1896年12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清朝廷的总理衙门公开提出了“租借”胶州湾为德国海军基地的无耻要求，总理衙门吓得要死，不过总算是以“恐各国援照，碍难实行”这种软弱的“外交辞令”予以“婉拒”。清朝廷不是不知道胶州湾问题背后是什么样的恐怖远景，它也曾在慌张之中设想过将胶州湾扩建为重建后的北洋海军的基地，修筑港口码头和海陆炮台，驻扎重兵以加强防务，并拟将从英、德等国新订购的八艘军舰驻泊在胶州湾，它也曾像模像样地饬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派人前往胶州湾勘察形势、设计绘图、制订建设规划，可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些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去实施、去完成的设想和饬令而已！而德国在其“租借”胶州湾的无耻要求被“婉拒”之后，却加速了其施行以武力强占胶州湾的侵略计划的步骤。继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匹茨之后，德国的一个建港工程专家佛朗求司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来到中国，他在到胶州湾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之后，制定了一份详尽的建港规划并写成了报告，让德国进一步坚定了侵占胶州湾的野心。而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初冬在一片窘迫、一片恐怖、一片凄惨中降临到中国大地上的时候，清朝廷筹备了多年、建设了多年的胶澳炮台工程体系仅仅只有青岛炮台（衙门炮台）这一处炮台算是勉强完工了，而团岛炮台、西岭炮台这两处炮台均未竣工！

德国一边积极地做着以武力侵占胶州湾的各项准备，一边狡诈地寻找着挑起战争的借口！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1897年11月1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就成为了德国制造与中国之间的纠纷、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适时借口！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1897年11月1日）深夜，两个德国传教士韩·理加略与能方济在德国天主教圣言会设立在中国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磨盘张庄（张家庄）的一座教堂里被两个与他们有仇的中国农民杀死。这就是“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发生之后，中国山东的地方官吏没有将此事及时报告给清朝廷。而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却在巨野教案刚刚发生了五天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97年11月6日）得到了有关于这个教案的消息。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中国农历的立冬节气这一天，威廉二世给当时正驻扎在中国上海的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匹茨发去了电令：“立刻开往胶州湾，占据该地，并威胁报复，积极行动。”就在这同一天，清朝廷才刚刚从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的照会中得知了“巨野教案”。三天之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1897年11月10日），已做了充分准备的德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巡洋舰“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在梯尔匹茨的率领下，从吴淞口出发了，就在这同一天，清朝廷颁布了光绪皇帝的谕旨，命令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巨野，“务将凶盗拿获惩办”，并急迫地指示说“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

李秉衡接到光绪皇帝的谕旨之后，赶快派出时任山东臬司的毓贤和时任兖沂道的锡良前往巨野，查办巨野教案。毓贤和锡良都是旗人出身的“大员”，毓贤是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出身，锡良是蒙古镶蓝旗出身。毓贤和锡良到达巨野之后，为了迅速破获这起教案，他们也不认真调查，就派兵大肆抓捕了大约五十余名所谓的“嫌疑犯”。这五十余名“嫌疑犯”中的一部分人靠着亲友们为他们所交付的重金贿赂而很快得到释放，一部分人在受审时被严刑拷打致死，一部分人在被关押于牢房内的时候死于传染病。最后，毓贤、锡良还有巨野当地的官员们一起，胡乱编造了一堆“口供”，宣布说，他们所拿获的惠潮现（惠二哑巴）、雷协身、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青、萧盛业、姜三绿、张允这九个人“平素游**度日，均先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因此，就是惠潮现（惠二哑巴）等人为了谋取财物、将那两名德国传教士杀死，才造成了巨野教案。毓贤、锡良等人将惠潮现（惠二哑巴）等两人判处了“杀头”的死刑，将另外五个人判处了无期徒刑。其实，惠潮现（惠二哑巴）等九名所谓的“嫌疑犯”全都是些与巨野教案毫无关系的无辜之人，毓贤、锡良等人这次所进行的胡乱判决，造成了一桩历史冤案。例如：惠潮现（惠二哑巴）是一个家境贫穷、经常给人当雇工的人，他因为口吃而说话不利落，平时就尽量不说话，故此被人们称呼为“二哑巴”；官府派人抓“嫌疑犯”那天，他正在一个名叫惠忠理的人的家中帮忙盖小屋，因为听说有人在他自己的家中殴打他的母亲，所以，他就赶快回家去看是怎么回事，谁知他一回到家就被那些正在他家中大闹的官兵给抓走了；当毓贤、锡良等人用严刑对他进行“审问”时，他因口吃和受刑后的巨大痛苦而说不出成句的话，就被毓贤、锡良等人趁机给判了“杀头”的死刑；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西历1897年圣诞节刚过之后，他就和另一个人一起被执行了“杀头”的死刑，在毓贤、锡良等人的命令下，他们两人的头在被砍下来之后又被涂黑了，并且被挂在巨野县城东门上好几个星期，毓贤、锡良等人用“悬首示众”这一古老而野蛮的办法警告中国人，不管洋人怎么样，都不要去惹洋人……

然而，不管清朝廷怎样以严办巨野教案为手段，竭力讨好德国，德国还是将武力侵占胶州湾的阴谋大肆实施起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1897年11月13日），在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梯尔匹茨率领之下的“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这三艘德国巡洋舰到达了胶州湾。负责守卫胶州湾的清朝官员章高元发现这三艘德国巡洋舰之后，就派人前去询问其所为何来。去的人回来之后，向章高元报告说，率领那三艘德国巡洋舰前来的是那个“德国水师”提督梯尔匹茨，您以前曾奉朝廷的谕令“妥为接待”过他；梯尔匹茨自称他这次率舰来到胶州湾，是“来此游历”。章高元也许是出于“生死由天”的消极心理而懒得备战，也许是出于“此时还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而认为不必备战，反正，他这个曾久经战场杀戮的淮军战将居然就相信了梯尔匹茨的鬼话，面对已经侵入了胶州湾的三艘全副武装的德国巡洋舰，他还是像平时一样过日子。

可是，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早晨七点钟，梯尔匹茨命令六百名德国官兵突然登陆，抢占各山头要隘。于是，德军从前后海分九路武装登陆，袭占各炮台、电报局、军火库，并包围了清军兵营。章高元当时所统领的四营清军有两营驻守在青岛村一带，有两营分防在其余地区，其总数超过德军，可是这四营清军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差——清朝廷在一月中只发给他们半月的操练子弹，除常操已用之外，子药均已告罄；由章高元负责修建了五年多的胶澳炮台工程体系仅有青岛炮台（衙门炮台）这一处勉强可算是已完工的。德军胁迫章高元率军退出青岛村的兵营，并且勒令他们在退出时不许携带弹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高元亲自去面见了梯尔匹茨，争辩说“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擅离”。可是，梯尔匹茨根本就不理会章高元的争辩，只是继续威胁章高元说：“今天下午三点钟，我就率领德军进驻清军营房。”章高元受不住德军的威胁，真的按照德军的命令，在这一天下午三点钟由青岛村退至四方村，将营房、仓库之类全都轻易地送给了德军。在德军耀武扬威、轻松顺利地侵占了青岛之后，梯尔匹茨发布了布告，“宣言占领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

德军侵占青岛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两百余名德军官兵奉梯尔匹茨之命追至四方村清军驻地，向那些在惊魂未定的章高元率领之下刚驻扎于此的清军大肆威胁侮辱，勒令他们立刻从四方村退走。章高元部下的许多官兵愤怒已极，要求章高元“非战不可！”可是，章高元却不敢顺应军心，宣布开战。——从昨天到今天，他已经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发去了数封急电，请示机宜，要求开战，可是，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指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开仗之理。”就在这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在德国首相官邸召开了会议，策划如何永久占领胶州湾。在这次会议上，威廉二世决定再派遣出三艘德国军舰组成第二舰队，由他的弟弟、海军大将普鲁士亨利亲王率领，前往中国。

德军在胶州湾登陆之后，立刻开始为德国长期占领胶州湾、将胶州湾变成德国的永久殖民地、在胶州湾进行殖民统治进行各种准备。德军破坏了清军所架设的电线，在青岛前后各山设卡密搜，让尚还散布于其中的各处清军失去相互联络。而章高元则以他害怕自己擅自宣布开战之后将“获罪滋重”为理由，严令属下各部官兵，不许轻举妄动，不许反击德军的威胁和侮辱。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年11月16日），章高元率军从四方村退至沧口附近。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97年11月19日），数百名德军来到沧口，勒令章高元率部再退。这一次，章高元没有遵从德军的命令，因为他在此前已经接到了清朝廷命令他“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的指示，他决定执行清朝廷的这个来得已经太迟的、较为正确一些的指示。德军看章高元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由得又惊讶又恼怒，于是，他们先解除了章高元的那些亲兵的武装，然后，又逼迫章高元去亲自面见梯尔匹茨。章高元只得去德国军舰见梯尔匹茨，梯尔匹茨在见到章高元之后，就命令将他扣留在军舰上。梯尔匹茨将章高元扣留了半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一再威胁章高元，要章高元命令部下的清军再次退却，可是章高元据理力争，就是不从。与此同时，德军按照梯尔匹茨的命令，将章高元部下的清军四面包围住，并且将与他们直接遭遇的清军弁勇掳走、清军车马夺去。梯尔匹茨还勒令清朝廷派驻在胶州的文官知州赶快给德军准备二十余辆大车，供德军收缴章高元部下的清军的全部枪械之用。

就在梯尔匹茨将章高元扣留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897年11月20日），在中国与德国就胶州湾事件进行交涉的时候，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巨野教案的六项条件：一，革山东巡抚李秉衡之职，永不叙用；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三，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教士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四，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五，以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筑造山东全省铁道，并许开采铁道附近之矿山；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均由中国赔偿。海靖提出了这六项苛刻而贪婪的条件之后，清朝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在恐惧之余，也只得“屡与折冲”……

德国早就作出了在军事入侵的同时、进行文化侵略的战略部署。就在梯尔匹茨将章高元扣留之后的第三天——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897年11月21日），《德国亚细亚报》创办了。这份报纸是在青岛出现的第一家报纸。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1897年11月30日），“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李鸿章奉旨命令章高元所部清军撤离胶澳、调往烟台，并命令他们立刻知会梯尔匹茨“勿再逼迫”。然而，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1897年12月1日），正当章高元所部清军向德军发出照会并准备拔营撤离时，德军却突然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一阵枪击炮轰之后，德军击毙章高元所部清军的一名左营哨长守备衔千总、击伤其四名勇丁，还伤亡了两名中国平民。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7年12月17日），章高元率部退守到烟台。章高元率部仓皇逃跑的时候，将大量的车辆、军械、帐篷、粮食、家具都丢给了德军。与此同时，德军在青岛一再“追问地价”，并不断侵扰胶州、即墨地区，向当地官员索要地丁册籍，为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殖民统治做着准备……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7年12月18日）晚，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为他的弟弟、即将率领德国第二舰队前去中国的海军大将普鲁士亨利亲王举行了一场“欢送宴会”，在宴会上，威廉二世发表了一篇演说，自称“……愿每一个在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已经把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有人试图毁损我们的正当权利或是伤害我们，那么就起来，以武力对付他。”亨利亲王则在答词中说：“最庄严的皇帝，最伟大的国王和君主，威名赫赫的兄长，……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外国土地上宣布陛下神圣之身的福音，把它传布给每一个愿意听的人，也传布给那些不愿意听的人。……最庄严、最伟大和敬爱的皇帝、国王和君主啊，让这种呐喊的声浪回**于全世界，以至永远。”第二天——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亨利亲王率领德国第二舰队起航……

胶州湾地区成为德国的军事占领区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清朝廷的两名“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肃毅伯爵李鸿章、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与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此条约有专条三章。一章，胶州湾租界：一，湾内各岛屿及湾口与口外海面之群岛，又湾东北岸自阴岛东北角起划一线东南行至劳山湾止，湾西南岸自齐伯山岛对岸划一线西南行至笛罗山岛止，又湾内全水面以最**为标之地，皆为租借区域；二，租借区域，德国得行使主权、建筑砲台等事，但不得转租与他国；中国军舰商船来往，均照德国所定各国往来船舶章程一例待遇；三，租借期限以九十九年为期，如限内还中国，则德国在胶州湾所用款项由中国偿还，另以相当地域让与德国；四，自胶州湾水面潮平点起，周围中里一百里之陆地为中立地，主权虽归中国，然中国若备屯军队，须先得德国许可，但德国军队有自由通过之权。二章，铁道矿务办法：一，中国准德国在山东筑造自胶州湾经濰县、青州等处至济南及山东界，又自胶州湾至沂州经莱芜至济南之二铁道；二，铁道附近左右各三十里（中国里）内之矿产，德商有开采之权。三章，山东全省开办各项事务：一，以后山东省内开办何项事务，或须外资，或须外料，或聘外人，德国有侭先承办之权。从此，胶州湾水域及周边五百五十余平方公里的陆地被德国强行“租借”，胶澳正式成为了德国的殖民地区，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爆发了！……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亨利亲王所率领的德国第二舰队抵达了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亨利亲王在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中的玉澜堂内，见到了光绪皇帝……

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正式通知俄国，德国舰队要“进占胶州”。当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刻给威廉二世复电，声称“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与此同时，俄国又宣布了一项声明，声称：俄国舰队这一年仍要进驻胶州湾，并在那里过冬。这项声明由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交给了德国，德国人对于这项声明非常不满。

在俄国宣布这项声明之前，李鸿章曾两次亲自找到俄国驻北京代办巴甫洛夫，希望俄国能出面干涉德国占领胶州湾之事。在俄国宣布这项声明之后，李鸿章以为俄国舰队很快就会开进胶州湾、牵制德国舰队的行为，因此，他几乎每天都派人去俄国使馆打听更多的消息。巴甫洛夫则在他给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的电报中，得意洋洋地宣称：俄国舰队将驶入胶州湾的消息“对所有的中国大臣发生了最强烈的印象”，他还嘲弄地分析道：只要让中国的大臣们接着相信俄国准备给清朝廷以积极的援助，并帮助中国解决和德国已造成的纠葛，那么，俄国对清朝廷所提出的若干其他问题，例如有关教练、松花江上航行及通商、山海关以北的铁路等等，一定可以按照俄国的意愿十分迅速地作出决定。

然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冬天，俄国舰队并没有到胶州湾，而是在这一年的年底（1897年12月）派遣其西伯利亚舰队强行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湾和另外一个良港旅顺口！对于俄国的这一行为，德国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俄国说，德国还是随时准备通过对俄国的酬答来平衡德国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俄国通过与德国的相互合作，与德国一起在事实上各自占领了中国的一个良港之后，却仍然自称其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是为了帮助中国对付德国。巴甫洛夫通知清朝总理衙门说：俄国并没有夺取中国领土之意，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的侵略，一俟德国军队撤退，俄国军队也即撤退。清朝廷居然认为这种鬼话尚可相信，为了接着讨好俄国，竟然允许由中国供给俄国舰队用煤。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898年3月27日），俄国强制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迫使中国向俄国租出两个良港：旅顺和大连（为期25年），同时还迫使中国让俄国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良港、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清朝廷所派出的、负责签订了这个条约的两个大臣是李鸿章和张荫桓。俄国人为了“酬谢”李鸿章和张荫桓在谈判、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与他们的相互勾结，向李鸿章和张荫桓各自送去了巨额贿赂。李鸿章立刻显得毫不在乎地收下了俄国人送给他的五十万两白银，而张荫桓则显得很狡猾、很有远见地向俄国人表示，由于中国国内对于他的“受贿”问题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种种闲话平息之后再悄悄收下送给他的五十万两白银。

枪声、炮火、中国军民的尸骨、巨额的贿赂、强盗之间的默契……就这样，中国在三年之前用了三千万两库平银从日本手中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被俄国强占去了。不仅如此，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整个满洲）在事实上已落入了俄国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的刺激之下，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列强也将其瓜分中国的阴谋大肆实施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由李鸿章经手，中国完全按照英国的条件与英国签订了关于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的租借条约。根据此条约，英国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展香港界址至九龙城），租期为九十九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英国向中国租借了曾是中国北洋海军主要用来停泊战舰的海军基地的良港威海卫。（威海卫被日本占领之后，英国致书日相伊藤博文，自称愿意代替中国缴付给日本的偿款，要求日本尽早从威海卫撤兵。待中国将以巨额的政治奴役性贷款换回的偿款向日本缴清之后，名义上，威海卫算是回到了中国的手中。而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遂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清朝廷派庆亲王奕劻、尚书廖寿恆与英国签订了条约：“以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之地租与英国，威海卫城墙以内仍由中国自行管理。又所租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并另备照会，谓“中国重整海军，船舶可泊港内，请英人代为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还从中国手中取得了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英国迫使清朝的总理衙门用照会形式声明：中国长江沿岸地方，“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这份照会是清朝廷第一次用正式文件承认中国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法国向清朝廷提出，要求中国的琼州（海南岛）不割让租借于他国，清朝廷同意了，这就意味着，清朝廷承认了法国在中国的琼州（海南岛）有特殊权利。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国以“保存均势”为名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四项要求：一，中国不得把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二，中国邮政局总管由法国人充任；三，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昆明间的铁路；四，把中国南部海岸的广州湾（就是后来的湛江港）“租借”给法国。清朝廷依然故态，对于法国的这些要求不敢违抗，让总理衙门对法国的这些要求都在原则上承认。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法国的军舰进入广州湾港内，向清朝廷进行军事威胁，清朝廷吃吓不起，与法国缔结了租借广州湾的条约，约定租期为九十九年。通过法国的这一系列侵略行为，中国的两广和云南地区成为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之内，在台湾初步巩固了它的殖民统治，并用它从《中日马关条约》中得到的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壮大了自己的势力。虽然由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同意中国用三千万两库平银赎回辽东半岛，可是，它仍旧时刻圆睁贪眼、危悬魔爪，日思夜想地盼望从中国大陆上取得更大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日本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借与其他国家”的要求，总理衙门在清朝廷的指示之下，同意了日本的这一要求。从此，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看到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在中国都夺取了适宜建立海军根据地的海湾和良港，意大利也贪心难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意大利驻北京公使玛尔七诺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租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并且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四日内给予答复。当时，三门湾简直已是中国所仅存的一处有主权的、可以建立大型军港的海湾了。在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复劝说和努力阻挡之下，清朝廷总算是战战兢兢地命令总理衙门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因为此事未遂，只得命令取消其最后通牒，并将玛尔七诺调回其国内。

当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春天（1898年3月）首先提出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英国曾建议美国与英国共同干涉中国，以对抗俄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可是，由于美国当时正因为“美西战争”和镇压菲律宾的革命而忙碌，因此，美国对于英国的这一建议保持冷淡态度。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战胜了西班牙，迫使西班牙承认其殖民地古巴“独立”（成为受美国“保护”之国），并付给西班牙两千万美元作为“补偿”，使得西班牙将其殖民地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让给美国。这之后，美国开始实施其在中国称霸的战略计划。美国虽然无法反对其他列强当时已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可是，它却以“门户开放”的名义要求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都不能向它关闭。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99年5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照会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等国，正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外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的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彼此不得加以干涉；对于在外国势力范围内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纳税，税收归中国；外国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船舶所收的码头税不高于对本国船舶所收的码头税。英国对美国照会中的内容表示原则同意，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也都有条件地表示同意，仅俄国避免作出正式答复。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1900年3月20日），美国宣称“门户开放”政策已得到各国的圆满答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1900年7月3日），美国再次发出照会，宣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通过这个照会，美国将“门户开放”的范围扩大到全中国的“开放”。“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都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清朝廷，维持中国的完整，而共同享受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

中国以“战无不败”的过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之后，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就被列强分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谭嗣同在一种“时事真可哭也”的惨痛心境中，携家眷离开了南京（金陵），起程去湖北省垣武昌。临走之前，谭嗣同将他住在南京东关头公馆里的时候所用的一套红檀木家具赠送给了他的老师杨文会，留作纪念。——这套红檀木家具在杨文会家位于南京延龄巷的那座宅院中的深柳读书堂内存放了许多年。许多年后，那红檀木沉稳的光亮仿佛还在映照着许多年前的故事、还有故事中的人们……

一别金陵，去棹又过扬子江……此时虽然已是正月新春，然而却是江水最冷最寒之时，若是人的一腔热血突然从那盛聚了太多的沉痛、悲怆、忧思、苦虑的心怀中喷薄而出，也只能被那曾冻杀了古今多少英雄豪杰的严酷人世缓缓凝印在那已经随着时光渐渐黯淡、陈旧的袍泽之上……凭欄眺想，属于春天的希望竟然还是那样渺茫……曙色暮泽，孤月疏星，夕照残霞，苦雨酸风……谭嗣同带着家眷经过十一天的烦难旅程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1898年2月9日）抵达了湖北省垣武昌。

在谭嗣同此次来武昌之前，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曾有会派谭嗣同与另一个名叫姚石泉的人密赴日本出差之举，并已决定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定为他们从武昌起程前往日本的行期。对于张之洞和陈宝箴的这个决定，谭嗣同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觉得非常烦，因为现在正是“英索长江，进而未已”、“德案翻而又翻”、“岳州允许开码头”、“上江一带民气甚浮动，但弹压内乱尚不疏懈”的多事时节，他不愿意让谭嗣同因为此次密赴日本之举而陷入那轻易就能让人身败名裂的、无穷无尽的是非漩涡中去。谭嗣同到达武昌，参见了谭继洵之后，谭继洵就命令谭嗣同以“到达武昌太迟了，离赴日行期只有两天了，来不及做准备了”为理由，向张之洞和陈宝箴将这项差事推却，并且勒令谭嗣同在推却这项差事之后，尽快返回湖南老家。谭嗣同遵从了他父亲的命令，在推却了这项差事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898年2月12日）带着家眷一起离开了武昌，起程返回湖南。

到达湖南省垣长沙之后，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留谭嗣同在长沙佐办湖南新政，于是，谭嗣同就留在了长沙，而让他的妻子李闰带人回到了浏阳老家。

当时湖南所办新政的诸项举措，例如内河小轮船、商办矿物、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之类，谭嗣同都曾参与开创筹办。其中尤其以他这次回到湖南之前两个月所建议设立的南学会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南学会设会董十人，会长为谭嗣同。其经费来源是：会友入会交一定会费，并请陈宝箴由湖南巡抚衙门先筹款数千两银子，充会中各项开支。南学会以讲习为主，由今文学家皮锡瑞为主持讲论会的学长。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正式成立开讲。这一天到会听讲者有三百多人，首先开讲的是皮锡瑞，然后时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与乔树楠、谭嗣同也相继开讲，最后，陈宝箴也登上讲坛开讲。

南学会规定每月开讲四次，每七日一讲，其开讲内容被分为学术、政教、天文、舆地这几大类，并公推皮锡瑞讲学术、黄遵宪讲政教、谭嗣同讲天文、邹沅帆讲舆地。每逢开讲，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湖南学政徐仁铸就率领属下的众官吏临会听讲。

谭嗣同在南学会开讲之时，虽然听讲人对于他所讲的那些天文知识听得很认真，可是，听讲人在听他慷慨论时事的时候更为感动！《湘报》将谭嗣同为开讲所著的一些讲义刊登了出来，让更多的人及时了解到谭嗣同在开讲时的那些慷慨论述的精华部分。

例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1898年3月9日）出版的《湘报》第三号，刊登了谭嗣同所著的《论中国情形危急——第一次讲义》。“……日本乃亚细亚之小国，偶一与兵，即割地赔款，几不能国。而德国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凌，凡有人心，其何以堪？即如土耳其国，居欧、亚之间，不修政学，不入公法。中国昔日亦轻视之。或以土耳其比中国，中国辄以为耻。乃自俄、土战后，略有变法之意，其教宗以战死为登天堂，民心因而固结，同仇敌忾，颇似联合学会光景，故前年遂能战胜希腊，六大国皆为之震动。此其胜于中国者一也。土耳其陆军既强，海军亦具规模，中国乃无一任战之船。此其胜于中国者二也。尤可骇者，中国胶案既出之后，六大国皆移师，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土耳其亦攘臂于其间，明目张胆而言曰：‘我情愿少索希腊赔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国，分一块土地也。’夫以素为中国所轻所耻之土耳其，转而凌驾中国之上，至为分中国之谋，我中国之可耻可危，为何如哉？……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

南学会成立之后，谭嗣同又参与了创立延年会的事业。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1日）出版的《湘报》第四十号刊登了一篇《延年会告白》。

“本会现设小东门湘报馆内，定期于闰月初五日开会，照章先以知单布劝各官绅戚友书知入会。自初五日起，凡一切酬应，谨守会规，彼此共谅为要。”

延年会董事熊希龄谭嗣同白

延年会是维新人士为了推进社会风气的文明程度、革除当时社会所积存的一些繁缛无用的礼节而创办的一个协会，其宗旨是：提高办事效率，节省宝贵的时间去做有益的事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1898年3月10日）出版的《湘报》第四号曾刊登了谭嗣同所著的《延年会叙》，“……熊君秉三（熊希龄），于是倡为延年会，其言曰：‘天无年，无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虽然，无能延于所得之年之外，自可延于所得之年之中；无能延年于所阅之时，自可延年于所办之事。则唯有明去其纷扰以耗吾年者，即以所腾出闲暇之年，为暗中增益之年。少一分之纷扰，即多一分之闲暇。无纷扰，有闲暇，则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像宽衍，天和充畅，谓之延年，岂为诬乎？！……”

《延年会章程》有二十条规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规定很有先锋新潮之感。例如：“一，每日六点半起，学习体操一次，七点钟早膳，八点钟至十一点钟办各事，十二点钟午膳，一点钟至二点钟见客拜客，三点钟至六点钟读书，七点钟晚膳，八点钟至九点钟办杂事，十点钟睡。一，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皆不得见罪。一，至熟之友来拜者，均不答拜，彼此谅之。惟外来生客则可答拜一次。……一，如客有要事来商者，可先以函约定钟点聚晤，过时迟到者不候亦不见。（要事者关系应办之正事；其请托私事，皆不得约期来商。）……一，定房、虚、昴、星日为休息日，遇休息日可请客、可遊行。一，彼此往来，非遇冠、婚、丧、祭大事不着冠带，平时虽生客亦以便衣接待。一，请客筵席只准五簋八碟，不得奢侈无度。一，非遇紧要面商之事，彼此皆以函闻。一，凡办公之地不见客、不饮酒。……一，凡以情面请托者，事不能行则直复之，彼此不得见罪。……一，入会者非遇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此会专立自主之权，即有官府因事来请来会，亦须照定例而行，断不能以势乱章。一，居处不净，衣服不洁，皆在禁例。”

在湖南这个一向以守旧、蛮悍、盲目排外而著名的中国内陆省份，南学会与延年会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其风气之开、气象之新……在从事这些切实而基础的维新事业的同时，谭嗣同与其他维新人士也在积极谋划着更有影响的、将全面促进整个古老中国的伟大进步的维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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