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戊戌年

……就在淮安楚甸陆家庄园因为陆崇寿与汪安和的婚礼而洋溢着一派喜气的时候，同一天，北京城内的恭亲王府中，却充满了各式各样、或真或假的哭声，因为，就在这一天，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訢死了……光绪皇帝早已经透过金辇上一幅朱帘上的一格蓝纱窗远远地望到了翁同龢正跪在路旁接驾，于是，当金辇走到翁同龢的身旁的时候，他轻轻地掀起了朱帘……翁同龢圆睁着一双流泪的老眼，直瞪瞪地看着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蹙着眉、含着泪、抿着嘴唇，完全是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模样……康有为一走进殿门，光绪皇帝就好奇地、仔细地打量着他……与此同时，康有为则忽然觉得自己的腿脚似乎已经不会正常移动了，脑海中也突然变得昏白一片……张元济看到光绪皇帝这等软弱的态度之后，不禁在心中暗叹，可是，他仍旧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光绪皇帝，冷静地说道：“皇上已经决意维新变法，那些反对的人再嚣张，他们那些愚顽、糊涂的主张岂能动摇皇上的意志？！”……翁同龢历幻返常熟……当车窗的玻璃上已经不再有送行的人群、高大的城楼、厚实的城墙的掠影出现的时候，翁同龢开始翻看那些送行的书函。厚厚的一摞书函，他唯独将李鸿章的那封挑了出来，仔细地、反复地看着……

……养心殿上空，完全呈现出一派盛夏时节特有的璀璨晶蓝之色，烁金的阳光流泼在明黄亮碧的琉璃瓦上、高大沉厚的红墙内外、安静矗立的古松老柏之间，将这陈旧森严的国家政务核心之地渗染了一些奇异的、仿佛童话一般的浓艳明丽！此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到底还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年轻人，因此，他从自己顺着宫路来到养心殿所在的院落之前的时候起，就非常大胆地、然而却不动声色地用最快的速度掠视着养心殿的环境、状态……谭嗣同缓缓地仰起头，接着说道：“去年此时，今年此时，其境虽殊，其虑相似……但愿我这次进京的一番跋涉，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绕着地球旅行而已！”……邵永嘉在少年时代和早期青年时代曾经与谭嗣同相见多次，可是，这几年以来，特别是邵永嘉的祖父——前船政大臣邵峻言病逝之后，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见面。因此，他们这一次相见，可称得上是久别重逢了！此时，邵永嘉二十七岁，谭嗣同三十三岁……谭嗣同冷冷地、默默地看着光绪皇帝此时那哭泣流泪的样子，并不觉得伤感同情，而只觉得生气震惊，他不由得想道：“怪不得苏伫原（苏望涛）、王子斌（大刀王五）这些人，总说你是个‘窝囊废’！”……萨镇冰重回海军界……

……康有为特意先看了看毕永年、又看了看谭嗣同，然后才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地接着说道：“袁慰庭（袁世凯）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谭嗣同缓缓地将众人环视一番，目光特别冷静，然后，他严肃地说道：“如此形势，若用‘围园杀后’之策，必然不能成功！”……袁世凯听了这一大篇话之后，真恨不得立刻跪在谭嗣同面前大哭一场，磕着头高喊“我以前都是吹牛、都是瞎说，我没那么大的本事，你们快饶了我吧！”……“快搜！凡是该抄检的，一样儿不许漏下！”慈禧太后一边厉声叱道，一边由李莲英搀扶着，在一张尺寸特大、打磨光滑、不加髹漆的“酸枝木”大太师椅上赫然坐下……光绪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侯爵、署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慈禧太后本人则藏在光绪皇帝身后的一幅帘子后面，悄悄地监视、监听着帘子前面的一切……离开日本使馆之后，张元济等人才知道了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光绪皇帝囚禁瀛台的消息。张元济立刻赶到距离东交民巷使馆区不远的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向李鸿章痛切陈述了一番……李鸿章听了这番话之后，先将他那双眼皮上已遍布了褶皱与老人斑的长眼睛微微地向上横挑了一下，然后，他一边看着窗外那晦冥的天色，一边叹道：“小孩子懂得什么！”……

……谭嗣同开始收拾那些著作稿本和家书，当他翻到那四首《似曾诗》的时候，禁不住多年往事猛冲心怀，不觉流下泪来……《石头记》（《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中曾有句：“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在以后的岁月中，梁启超曾对这四首《似曾诗》有所注释：“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李鸿章心不在焉地看了林权助一眼，微微地冷笑了一下，说道：“张荫桓那小崽子，原是我的部属，可是，他居然胆敢背叛我，与我为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至于明天那么早的事嘛，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林权助也故意笑了一下，说道：“那些事，就是没有听您说，我也很清楚。不过，如果把张荫桓杀了，会有一件了不得的突发之事！”李鸿章目光一横，问道：“什么事？”林权助慢慢地、狠狠地说道：“列国干涉！”……

……入狱以来、还未经任何审讯的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这六个人被一起带出了刑部监狱南所的西门……看着他们这六个人远去的身影，连在场的一些司狱、番役都悄悄落泪……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急电，请慈禧太后重惩维新党人；可是，与此同时，他又给军机大臣王文韶发来急电，说他“以百口力保”杨锐，请王文韶设法营救杨锐……这一天申初时分（下午三时），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这六个人分乘六辆用骡子拉着的刑车，来到了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菜市口刑场……观者万人，将刑场围得严严实实……

……宣武门城楼上刻着“后悔迟”！……戊戌六君子，个个都是轰天撼地、慷慨磊落、富于流血牺牲精神的伟大烈士！——在他们被捕入狱之前，他们谁都可以逃走、以躲过此劫，可是，他们谁都没有逃走……

……此前数年，谭嗣同曾赋《城南思旧铭》……北京，是他出生成长之地，也是他牺牲赴死之地！……

淮安陆家与亲家汪家商量之后，决定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这一天给陆崇寿与汪安和举行婚礼。

在婚礼之前几天，楚甸陆家庄园已经布置得很是周全，亲友们早就得到了信儿，因而他们所送的喜联、喜幛、贺礼之类也已经陆续送到了陆家。由于陆家决定将秋田厅作为举行婚礼的喜堂，所以，那些喜联、喜幛就挂在秋田厅内。

陆崇寿的婚礼是陆家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喜事。因此，陆崇寿的姑姑陆海棠决定带着陆崇寿的二表弟苏照汀从南京回到楚甸陆家庄园，给娘家贺喜。陆崇寿的大表弟苏望涛那时正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抽不出时间来楚甸，因此，他就提前给陆崇寿写了一封信，也为贺喜、也为抱歉，然后，他就将这封信与他为陆崇寿所写的贺诗扇面、还有贺联一起从上海邮到了楚甸。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898年5月25日）上午，陆海棠与苏照汀到达了楚甸陆家庄园。这天下午，秋田厅内，陆崇寿的母亲许素恒正带人将陆海棠所送的大红妆缎喜幛挂在墙壁上，陆海棠、苏照汀、陆崇寿、还有陆崇寿的大哥陆嵩寿、陆崇寿的妹妹陆珊瑚都在旁边看着。

陆海棠所送的大红妆缎喜幛被挂在了秋田厅正面那坐北朝南的墙壁上，与淮安邵家的人们、宝应王家（王保克家）的人们、还有陈良睿太太宋世乔等亲友送的喜幛挂在一起。喜幛挂好了之后，陆海棠与许素恒暂且坐在一旁，一边喝茶，一边聊些家务人情。苏照汀想将秋田厅内四面墙壁上所挂的那些喜幛都看一看，于是，陆嵩寿、陆崇寿、陆珊瑚就带着他在厅里走来走去，将那些喜幛、还有与那些喜幛相配的联额、落款都看了看。

“这是大姐姐（陆珣）、大姐夫（王凌山）送的，”陆珊瑚指着一幅大红天鹅绒喜幛，向苏照汀说道，然后，她又指着与这幅喜幛挂在一起的一幅大红百蝠缂丝喜幛，告诉苏照汀说：“这是二姐姐（陆琼）、二姐夫（郑自直）送的。”——陆琼的丈夫郑自直是一位画家。郑自直的大哥郑自端是王凌山的好友、也是王凌山在翰林院的同僚。当年，就是郑自端与王凌山做媒，促成了郑自直与陆琼的婚事。

苏照汀看着王凌山所写的那副喜联，说道：“大姐夫的书法以前就与苏东坡近似，现在就更像了，若是古董字画商人想造些苏东坡书画的赝品，请他捉刀，准是上选。”

陆嵩寿笑道：“大姐夫只是书法与苏东坡近似，若是他为人也与苏东坡近似，在家里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

陆珊瑚说道：“可不是？那一年，杨士骧和杨士骐这两个不安好心的不正经，撺掇大姐夫将一个他们俩都很熟的歌妓娶回家作妾，为了说服大姐夫，他们还特意举了苏东坡当例子，说苏东坡在自己已经是个儿子孙子一大群、白胡子一大把的老头的时候，却娶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歌妓朝云当妾，给世人留下了那么一段传了没一千年也有八百多年的风流佳话，而大姐夫年未三十，何必自锢如此？大姐夫自然不敢那样，他不仅一口拒绝了，还嘱咐他们说，此事再也不要提起，若有什么消息传到家里的话，他可受不了那许多麻烦。谁知道，这件事让杨士骧的太太李芫瑞知道了，李芫瑞替大姐姐气不过，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姐姐。大姐姐知道了之后，总觉得恶心，连审了大姐夫许多天，大姐夫反复申辩了许多天，最后总算是让大姐姐相信了他的无辜。”

听了陆珊瑚的话，苏照汀说道：“听你这么一说，再读苏东坡的诗词文章，就会有哭笑不得之感。”

陆珊瑚冷笑道：“哭笑不得，总比糊涂受骗要好得多！难道一个人死去的年头长一些，他写的东西就成了神咒，弄得许多人只敢跟着吹来捧去的，就不想想那些东西在底子里说的是些什么意思！”

陆崇寿说道：“许多人都说杨士骧的太太李芫瑞爱吃醋、为人奇妒，其实她这个人倒比那些咽着眼泪愣充什么‘贤惠’妻子的人要实在得多。她还是因为关心大姐姐才将那件事告诉大姐姐的，倒不是成心想挑拨离间。”

陆珊瑚忽然向前走了几步，朝一幅金红蟒缎喜幛一指，回头向苏照汀说道：“看，这就是李芫瑞派人送过来的喜幛，不过，联额、落款都是杨士骧写的。”

苏照汀走到这幅喜幛前看了看，然后向陆珊瑚说道：“那年我在这里看到过一幅杨士骧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画的一幅《空谷梅花图》，觉得他画得不错。可是，他点中翰林、当上了官以后，怎么就很少再动笔画画了呢？”

陆珊瑚哈哈一笑，说道：“杨士骧整天忙着当官，还有工夫画画吗？再说，他就是画，也只能比他年轻时画得坏，不会比他年轻时画得好。有一次，他偶然画了一幅梅花，请他的进士同年、翰林院同僚——我们那位表哥冯探花（冯煦）看了看，冯探花看了之后，碍于面子，只得恭维了他几句。可是，冯探花背后却感慨说，杨士骧以前画的梅花，意态空幽，他如今画的梅花，却显得俗而且怪，就像是挂在铁钎子上的一串串铜钱似的！”

陆嵩寿和陆崇寿此时也走到了这幅喜幛跟前，他们听了陆珊瑚的话之后，与苏照汀一起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陆崇寿才说道：“说起来，还是冯梦华（冯煦）比杨士骧有本事，他也跟杨士骧一样，这些年以来，官越当越大，可是，他的画却画得比以前还好。”

听了陆崇寿的话之后，苏照汀忽然朝远处认真地看了看，然后，他指着一幅大红宁绸喜幛，向陆崇寿说道：“那幅喜幛就是冯梦华送的吧？他写的联额，让人远远一看就能认出是他的字来，写得确实好。”

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冯煦所送的那幅喜幛跟前，将冯煦的书法、文笔鉴赏了一番。

在冯煦送的那幅喜幛旁边，挂着冯煦、杨士骧的进士同年徐世昌所送的一幅大红洋纱喜幛。咸丰年间（19世纪50年代），陆崇寿的祖父陆稼轩带着家属住在北京的时候，陆家的人与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父亲徐嘉贤就有来往。徐世昌自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职之后，曾一连在翰林院呆了十一年，因此，他与冯煦、还有陆崇寿的大姐夫王凌山都是多年的翰林院同僚。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陆家与徐家的来往时断时续。可是，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陆家与徐家的来往却一直保持着。

苏照汀看着徐世昌所写的联额和落款，不禁说道：“徐世昌学的是颜真卿的书法，写出来的字却跟翁大状元翁同龢的字很像。”

陆崇寿向苏照汀说道：“徐世昌以前写字，时时都不忘‘馆阁体’。他中进士那一年，主考官是翁大状元，因此，他特别小心翼翼地结交翁大状元。翁大状元中年之后，致力于学颜真卿的书法，可是，他又嫌颜体字严谨庄重过分，稍一疏忽，就有呆笨之感，因此，他又参以米襄阳（米芾）书法之纵横跌宕、苏东坡书法之丰腴流丽、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之平和飘逸、怀素狂草之奇崛古拙等诸多不同特色，自成了他那号称‘同光年间天下第一’的‘翁体字’。因此，徐世昌为了博得翁大状元的赏识，就拼命学那‘翁体字’，可是，他学‘翁体字’的过程很妙，他不是照着‘翁体字’反复临摹，而是照着翁大状元创立‘翁体字’的过程用心练来，他将颜真卿的书法、米襄阳的书法、苏东坡的书法、二王的书法、怀素的书法，全都仔细研究练习，终于练到了能让翁大状元称赞的程度。当年，我爷爷去世之后，他邮来的那副挽联，字迹上还残存着‘馆阁体’的痕迹。如今这副喜联，字迹上可看不出‘馆阁体’的束缚了。”

陆嵩寿说道：“如今，徐世昌人已不受翰林院的束缚了，字还照样受‘翁体字’的束缚。再过一阵，再看看他的字，也许受‘翁体字’的影响该少一些了？”

——徐世昌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此后九年之内，他一直在翰林院的闲职上消磨官场光阴，未曾得到过学差或乡试同考官这类能敲诈到大笔报效银子的肥差，仅仅曾兼任过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这样油水微薄的官职，为此，他被人列为“翰林院八黑”之一，是个有名的“黑翰林”。在此期间，由于“清流老帅”李鸿藻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算是徐世昌的老师，因此，徐世昌也以“清流派”的一员自居，干脆自称他乃是“清贫蹭蹬一苦翰林”，端出了一副“专心任事”、“不近名利”的姿态。徐世昌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所得的俸银很少，而且他的家境素来贫困，维持生活、支撑场面总是不够，于是，他就借着自己的“清流”名声，将那些费钱的虚礼能免就免、能减就减，就连送给“老师”的奉敬，他也只是送二两银子，意思意思而已，哪里像其他一些“学生”那样，大捧大捧的金银珠宝、大堆大堆的古董字画连天不断地往“老师”们面前猛送？也难怪他会名列“翰林院八黑”之一。不过，徐世昌也不是没努力想过弄肥差、弄银钱的办法，例如，他曾写信给他的两个堂叔——曾任湖北钟祥县知县的徐嘉禾与曾任江西德安县知县的徐嘉霖，跟他们商量说，他宁愿离开翰林院、降格请求外放为州县官，省得在北京受穷，因此，请两位堂叔帮他一起想想求得肥缺的好主意。可是，他的那两位堂叔一致反对他的这个意见，都拼命劝阻他说，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却将以后的大财舍弃了，在翰林院任职，容易接近上层、结交满汉权贵，这是多少官员想得也得不到的便利，就是眼前的日子再穷些，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安心等待合适的机会到来，还怕没肥缺到手、没银钱入账？徐世昌听从了他那两位堂叔的劝告，仍旧耐心地在翰林院的闲职上混着，等着升官发财的机会到来。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徐世昌的拜把子兄弟、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专员的袁世凯从朝鲜匆忙逃回中国，在北京、天津一带的权贵重臣中间拼命活动，他自称这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而进献良策，其实是为了他自己能重得要职而投机钻营。袁世凯一向视徐世昌为他的智囊，因此，徐世昌此时自然费尽心思，帮助袁世凯出各种主意、拟各种计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秋，徐世昌联络了甲午恩科状元、特喜大言谈兵的张謇以及其他一些文士参与了向清朝廷请愿、要求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的活动。他们集会于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松筠庵，徐世昌与张百熙、李文田一起为首，合疏奏请恭亲王秉政、出赞机务。另外，徐世昌又与张謇等三十五人一起合疏弹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备战、以致败亡。（在此奏疏上，署衔的是徐世昌、张謇。）徐世昌进行的这些活动，有“清流老帅”李鸿藻、翁大状元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等人的暗中支持，因此，这之后不久，恭亲王奕訢就复出督办军务、重回军机大臣之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徐世昌帮助袁世凯与李鸿藻、翁同龢这两大“清流”人物紧密联系，促使李鸿藻与翁同龢像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等最以贪财、受贿而著名的当权满洲亲贵一样，相信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难得的、能用西法练兵以建立新式陆军的“将才”。经过一番布置缜密的政治活动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派他到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清朝廷之王、大臣等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奏称：“……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就在同一天，清朝廷批准了这份奏请，宣布初设新建陆军，派袁世凯去天津接管原来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选的那十营部分地采用西式方法训练的定武军，加以督练。八天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前往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小站镇接管定武军。在帮助袁世凯取得督练新军的职权的同时，徐世昌在与强学会有关的一系列事务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徐世昌与康有为、梁启超、张孝谦、于式枚、文廷式、沈曾植、汪大燮、英国人李提摩太、美国人李佳白等人一起议设强学会。徐世昌特意邀请袁世凯一起参加强学会，袁世凯自然对徐世昌言听计从，他不仅参加了强学会，而且还捐了五百两银子给强学会当会费。此时，徐世昌的住所与康有为的住所都在北京宣武城南，并且离得很近，因此，他们两人来往得很频繁，时不时地就在一起喝酒、赋诗、发牢骚，显得颇为意气相投。就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个多灾多祸、多劫多事之年，已经四十岁的徐世昌开始在清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经袁世凯的奏调，徐世昌也来到了小站，就任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不过，清朝廷允许将他在翰林院的资格予以保留。此时，徐世昌的官阶还和在北京时一样，是五品，不过，他的职位序列已经从文职换成了武职，因此，他的冠、带、袍、褂也换成了武职式样。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幕僚长，他总揽了北洋新建陆军上奏下达的全部文书，协调内部人事，联络官场，而且，由于袁世凯给予了他“咨谋”的名义，他就拥有了当袁世凯不在军营的时候代为处理军务的权力。徐世昌到北洋新建陆军任职之后，可月支数百银元的俸饷，经济状况较他以前在翰林院当“黑翰林”时要好得多了。虽然，他有时也嘀咕，离开翰林院、以清贵的翰林资格屈从于相对为人所轻视的武职，是不是会得不偿失、而且丢掉了费心费力了多年才博得的“清流”名声，可是，他到底还是更愿意在北洋新建陆军的兵营里待着，因为，在这里，他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而且，他相信，在这里，他能更快地得到晋升官职的机会，成为一个在中国官场上至为重要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陆崇寿与汪安和的婚礼在楚甸陆家庄园顺利举行。这一天，邵家的人、陈家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亲友都来贺喜。在吃喜酒的时候，人们除了不绝口地为陆崇寿和汪安和说祝贺的话之外，也纷纷关心地向邵家的人询问邵家正面临着的一桩喜事的消息。

“邵姑姑，永纹姐姐今天怎么没过来。”陆珊瑚向邵家的姑太太邵映融问道。

邵映融先故意向四周看了看，然后笑着向陆珊瑚说道：“你看看，人们这样关心她和小松（叶维松）的婚事，她若过来，真不知会怎么害羞呢。”

陆珊瑚说道：“前些天，叶家从天津派人送来了过礼的诸般物品，看来，永纹姐姐离开淮安的日子不远了。”

邵映融说道：“可不是？我们家里正在忙送她去天津与小松完婚的事呢，眼看着各种准备都已经快好了，已经择定了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就送她启程。”

陆珊瑚叹了口气，说道：“早就知道她今年要到天津完婚，可是，一听启程的日期已定，还是觉得匆忙。”然后，陆珊瑚问道：“谁送她去天津呢？”

邵映融答道：“她父亲（邵重林），还有思槊（邵永嘉）。”

就在淮安楚甸陆家庄园因为陆崇寿与汪安和的婚礼而洋溢着一派喜气的时候，同一天，北京城内的恭亲王府中，却充满了各式各样、或真或假的哭声，因为，就在这一天，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訢死了。

恭亲王奕訢已经病了很久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他的病势逐渐由重转危，就在闰三月里，慈禧太后曾带着光绪皇帝三临恭亲王府，探视他的病况。就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2日）这一天的探视过程中，已经奄奄一息的奕訢突然像拼了老命似的睁大了一双浑浊得快瞎了的眼睛，用气声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喊道：“那个广东佬要变法……皇上千万得慎重！……不可……不可轻信小人！……”光绪皇帝傻愣愣地看着奕訢的这番临终表演，他不愿意也不敢或点头、或摇头、或另外随意地表示出自己的一点态度来。而慈禧太后则一边颇为闲适地瞄了瞄她右手五个手指上带着的那五个或长达八寸、或短止四寸的纯金雕龙指甲套，用又阴冷又刻毒的目光得意地将那五个指甲套似如刀尖一般的顶端所反射出的狠刺刺的亮光欣赏了一翻，一边将她嘴中正含着的那一片已被含化了将近一大半、份量只剩了四分的人参用舌头轻轻略抿了一下，微笑着向光绪皇帝说道：“皇帝，你六叔都这样的光景了，他这时候儿说的话，你可得记明白了！别傻呵呵地看着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也好让你六叔放心，能安生下来。”慈禧太后此时由于嘴中正含着人参的缘故，因此说话时发音吐字不清，显得有些模糊。可是，光绪皇帝就是听不清慈禧太后此时所说的具体话语，也异常清楚地知道她此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光绪皇帝赶快低头垂目，略略地点了一下头，小声说道：“是。不可轻信小人。”——光绪皇帝觉得自己答得还算巧妙，只说“不可轻信小人”，而绝不涉及“广东佬”问题。奕訢的话中所提到的“广东佬”，特指康有为。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得中乙未科进士之后，被授予了工部虞衡司主事这一六品官职。在奕訢看来，这个仅有六品主事这一低微的官职、却以“当今孔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实在是爱新觉罗氏皇权所统治的大清朝最可怕、最该死的敌人之一，因此，奕訢对于康有为痛恨已极。奕訢的这一态度很为慈禧太后所满意，她之所以要带光绪皇帝来探视奕訢的病况，就是想利用奕訢的这种态度对光绪皇帝严加警告！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熬不过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催促，咽气而死，终年六十六岁。

奕訢死后，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之命，亲自到恭亲王府将他祭奠了一番，并给予了他特别优厚隆重的身后恤典——光绪皇帝为了表示清朝廷重视奕訢的丧事，宣布自己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宣布根据慈禧太后的特别懿旨，将奕訢的谥号定为“忠”；宣布给予奕訢“守卫园寝增设丁户，每祭祀官经理之”这一殊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年5月31日），慈禧太后宣布懿旨，命令说“恭忠亲王功在社稷，应配飨太庙。”她还向光绪皇帝训诫道：“你六叔是最忠于大清朝的，处处都为大清朝着想，你得随时警告那些臣子，让他们都学你六叔的样子！”光绪皇帝立刻将慈禧太后的懿旨用上谕的形式传达下去，并按照慈禧太后的训诫诏告说“中外臣工当法恭忠亲王，各摅忠悃，共济时艰。”

奕訢有四个儿子：依次为长子载澂、次子载瀅、三子载濬、四子载潢。长子载澂曾以贝勒加郡王衔，暴死之后被谥为果敏；次子载瀅曾出为钟端郡王奕詥之后，并降袭爵位为贝勒，却因犯事而被夺爵归宗；三子载濬曾与载瀅同时受封；四子载潢曾被封了一个不入八分辅国公的爵位。在奕訢病死之前，长子载澂、三子载濬、四子载潢这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而次子载瀅又是一个曾因犯事而被夺爵之人。因此，慈禧太后命令光绪皇帝宣布说，让奕訢的次子载瀅的儿子溥伟出为其长子载澂之后，承袭恭亲王这一王爵之位。——溥伟被人们俗称为“小恭王”。

恭亲王奕訢之死让“广东佬”康有为高兴极了！在康有为看来，奕訢这老混蛋虽然死得太迟了，可是，他总算是死了，这老混蛋的死亡让此时处境已经非常艰难的维新事业遇到了一个难得的转机！……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1895年5月19日），当时三十七岁的康有为与骆成骧等其他二百八十一人一起成为了光绪乙未科的进士，此后，康有为被授予了工部主事的官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之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他写了《上清帝第五书》，用非常激烈、愤慨的词句向光绪皇帝指出——亡国大祸已迫在眉睫，“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若再不“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则“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康有为将这封上书交给他所任职的工部的上级官员，请他们将此上书呈递给光绪皇帝，可是，那些人害怕此上书若一旦到达光绪皇帝面前，会引起以奕訢为首的顽固守旧大臣们的凶狠报复，所以就将此上书扣压下来，不予呈递。

虽然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被扣压下来，可是，以奕訢为首的顽固守旧大臣已经在积极着手于消灭康有为这个在中国的皇城北京“危言惑众”的“广东佬”的行动。他们纷纷向清朝廷上疏，举劾康有为的各种“罪状”，请求清朝廷赶快将康有为或者逮捕、或者押解回原籍。康有为在此艰难处境之下，决定暂且避一避风头，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冰封之前，赶回广东老家。他甚至认真地打算着，这次回到广东老家之后，要努力实现他以前曾设想过的移民巴西进行垦植的计划。

早在清朝廷正式批准《中日马关条约》之前，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95年5月1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起组织了“公车上书”，这一天，康有为曾执笔起草了准备由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呈文。由于各级官员的阻挠，这封呈文没能呈递到光绪皇帝面前。“公车上书”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清朝廷就正式批准了《中日马关条约》。曾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们因为害怕惹出什么大祸来而妨害自己的功名、危及自己的家人，就纷纷散去了……而康有为却不顾风险，将这封本来准备联名上奏的呈文作了修改，然后以他个人的名义再次呈送光绪皇帝，这就是他所著的《上清帝第三书》。经过许多周折之后，《上清帝第三书》被呈递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看了这封上书，并且显得很受感动，于是，他下令将此上书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然，这封上书被抄送给各省督抚之后，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效果……不过，这封上书不仅让康有为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注意，也让康有为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大状元翁同龢的赏识！远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在他写完《上清帝第一书》的时候，曾请他的一个朋友——清朝宗室贵族出身、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盛昱将这封上书送呈翁同龢一阅，并求翁同龢将那封上书呈递给光绪皇帝，然而，翁同龢当时觉得那封上书言辞过于激烈，会让他的那些政敌以此为把柄攻击他，因此就拒绝了康有为的请求。可是这次，翁同龢在读了《上清帝第三书》之后，觉得他以前小看了康有为，康有为此时虽然还不过是个六品小官，却实在是他此时所应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亲自到康有为那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寓所拜访康有为。可是，偏不凑巧的是，当翁同龢到达的时候，康有为却不在家。翁同龢觉得扫兴，只得回去。那一天，康有为回家之后，知道了翁同龢曾经来拜访他的事，不禁跳着脚地大叹特叹“遗憾！”第二天，康有为衣帽齐整、毕恭毕敬地来到同样也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的翁同龢家的府邸回拜翁同龢。翁同龢很热情地接待了康有为，与康有为一起将国事、天下事高谈阔论了五个钟头之久！从那时起，翁同龢成为了康有为在政治活动中的大靠山之一。因此，当翁同龢听说康有为因为呈递《上清帝第五书》失败而想离开北京、回广东老家之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尽力劝说康有为仍旧留在北京……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内，总理衙门的五位大臣奉光绪皇帝之命向康有为进行了“问话”。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这两个主持总理衙门的亲王都没有到场，不过，肃毅伯爵李鸿章、翁大状元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康有为的朋友杨深秀的老师廖寿恒、康有为的那位平时与他来往颇密的广东南海老乡张荫桓这五个在此时中国的内政外交事务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级官僚都到场了。

在这次“问话”中，康有为与荣禄、李鸿章就变法问题激烈地辩论了一番，也将维新人士酝酿已久的变法方案全面阐述了一番，说出了维新派关于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变法的系统意见。

不久之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历经周折之后，终于被呈递到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将这封上书仔细地阅读了，这封上书中所提到的“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句话最让他惊心动魄！

光绪皇帝再次提出召见康有为、与他当面详谈的意思，可是，恭亲王奕訢再次出面拼命阻拦，并且向光绪皇帝建议说：“皇上还是让康有为将他的那些话写成条陈、呈献上来就是了。如果皇上看了他的条陈之后，觉得他所议之事确实可行的话，再召见他也不迟！”听了奕訢的话之后，光绪皇帝屏住气、向奕訢略瞪了瞪眼，然后缓缓说道：“也好。”紧接着，光绪皇帝又急促地大声命令道：“传谕总理衙门，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许阻隔！”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将日本明治维新的要义总结为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商对策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因此，他向光绪皇帝建议说，若仿日本明治维新要政，则需尽快做好三件大事：一，在天坛或太庙或紫禁城皇宫的乾清门大誓群臣，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二，在紫禁城皇宫的午门设立“上书所”，以广言路，准许人民上书，派御史监收，不得由六部堂官代递，以致阻挠，上书“称旨”之人则由皇帝本人召见察问并量才录用；三，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以定新制，制度局之下分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学、海军等分局。另外，康有为还提出，在全国于道这一级别的行政辖区内设民政局，以推进地方自治，促进“内外并举”，使得朝廷的诸项新政措施在地方上得到具体的落实；选才督办每道之民政局，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于县这一级别的行政辖区内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至于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书、变通科举、创造纸币、收印花税等具体新政内容，康有为也都逐一提到。

光绪皇帝对于康有为的这道《应诏统筹全局折》非常满意，他将此折置于自己的案头，每天都仔细阅读。

不久之后，康有为又将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这两部书送呈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对于俄国大彼得（彼得大帝）这个意志坚强、性格冷酷、举止粗野、精力充沛、有着锐意变革落后的旧世界的强大气势的家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光绪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点：意志脆弱；性格柔懦，心思褊狭；举止犹豫，并且在慈禧太后这个可怕的姨妈面前总控制不住地要闹口吃的毛病；由于自幼就在野蛮、落后而且极度扭曲正常人性的宫廷生活制度下长期成长、生活，他一直心情抑郁、精神不快、体质孱弱、并且患有多种疾病，他少年时候经常患感冒和脾胃病，大婚之后，因为深宫内复杂而激烈的政治纷争的影响和各种繁缛、愚昧的宫廷礼仪的禁锢，他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正常人的夫妻生活和睡眠，他此时才二十七周岁，可是患严重的遗精之病已将近十年，他的膝盖足踝永远发凉，他的腰、腿、肩、背总是酸沉疼痛，而且，他稍感风凉就会头疼、浑身无力，简直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最糟糕的是，每当他想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施行时，面对慈禧太后的种种干涉和控制，他希望自己能坚决对抗，却总是因为勇气不足而窝囊地屈服，只得仍旧当一个“傀儡皇帝”，而成为不了一个“真皇帝”……光绪皇帝将俄国大彼得与他自己两相对照之后，真是感触至多、感触至深！

康有为得知光绪皇帝对于俄国大彼得变政的历史如此有感触之后，赶快又写了《上清帝第七书》，呈递给光绪皇帝。康有为在这封上书中着重论述了俄国大彼得是如何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并且向光绪皇帝呼吁说：“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夺绝，不能桓拔速成、雷轰电掣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康有为的学生麦孟华、梁启超还有他的胞弟康广仁（康有溥）等人陆续来到北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为与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一起发起成立保国会。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声明成立保国会的目的是：“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孔教）之不失；保国会要尽力讲求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变法事宜；保国会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在各省、府、县设分会。

保国会是一个略具近代政党规模的组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列名参加保国会的有一百八十六人。

经过康有为、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麦孟华等人的多方联络和活动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新馆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一天到会的官员、举人、商人共有二百余人，他们聚集在位于粤东新馆后部的戏楼内，公推康有为登上舞台、进行演说。

康有为登上了舞台，慷慨激昂地演说起来：“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祸，真有不能言者也！”……“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窶贫者，皆可为大班，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丧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奋，洋人岂敢正视乎？而乃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励，非吾自卖地而何？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吾辈士大夫，责吾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今吾中国以无动为大，无一事能举，民穷财尽，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恶兴作，日日割地削权，命门火衰矣、冷矣、枯矣、缩矣、将安危矣。”……“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活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

保国会召开成立大会的场面真是很热烈，可是，就在这一片热烈之中，危机已经在暗暗潜伏着、活动着……

就在保国会召开成立大会的前一天——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1898年4月16日）的晚上，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被那个以“崇扬宋儒理学”、“极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找了过去，挨了一顿痛骂。当时，徐桐这个已“虚度了八十年光阴”、老得就是不肯死的家伙颤巍巍地抖擞着几绺白胡子、眼爆火星、龇着满口的假牙、哆哆嗦嗦地用右手指着李盛铎痛骂道：“你这个小崽子，你要是再敢和康有为他们那些瞎帐行子来往，说什么西学、说什么新政，你从此就不要再登我的门！”徐桐的这一顿痛骂对于李盛铎很有效果，因为，李盛铎实在不敢得罪徐桐这个官高位重、名显势大的“老不死的”，他以后还有许多时候得求着、得用着这个“老不死的”呢！于是，李盛铎立刻在徐桐面前显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模样、淌眼泪揩鼻涕地向徐桐表示，他一定服从教诲，再也不跟康有为等人来往了……第二天，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李盛铎这个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却迟迟没有到会……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1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位于北京达智桥胡同的河南会馆召开了保国会第二次大会。其后，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保国会又在北京贵州会馆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可是，与保国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相比，这两次大会的参加者都减少了许多、都仅只有百余人。保国会在前后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召开的这三次大会，也是其历史上所曾召开的仅有的三次大会！因为，清朝廷的许多高官权臣实在是太痛恨保国会了！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的五大臣奉光绪皇帝之谕向康有为“问话”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曾向康有为问道：“照你看来，怎么能让全国之人都同意‘变法’呢？”康有为当时顺口回道：“杀一、两个守旧大臣，当做警告，就行了！”荣禄当时气白了他那张在当时的满人中非常出名的“俏脸”，怒喝道：“你看过几回杀人，居然也想试试杀人？”待保国会成立之后、康有为等人正高兴保国会为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成功地进行了宣传的时候，荣禄恶狠狠地放出话来：“康有为区区一个‘广东佬’，立了个会，起的名还挺大，居然敢叫什么保国会！大清朝现放着许多大臣都还没死呢，就是亡国也数不着他这个‘广东佬’来瞎起哄！这‘广东佬’恐怕是吃多了几碗老米饭就活腻味了，待在皇城根儿底下也不学点子规矩、收敛收敛，竟然这样僭越妄为起来，真是个非杀不可的货！哼，告诉那些为了图新鲜就跟着那‘广东佬’入什么保国会的东西也都提防着点儿，别因为吃噎了就忘了摸摸腔子、想想脑袋长在哪儿了，非等着刀架在脖子上才想起来哭！”

其他一些极有势力的高官大臣也跟着荣禄一起大肆攻击保国会，他们不仅到处散布威胁、恐吓之言，而且还成立了所谓“攻保国会”。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2日），御史潘庆澜向清朝廷呈递了一封《请饬查禁保国会片》。许多高官大臣立刻借机向保国会群起而攻。那个本是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一看风头太恶，为求自保，就赶快在第二天——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1898年5月3日）向清朝廷呈递了一封《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参劾了保国会！满洲镶蓝旗人、军机大臣刚毅向光绪皇帝提出查办保国会。光绪皇帝有意保护康有为等人和保国会，他否定了刚毅等人的建议，并且训斥他们说：“保国会，保国会，此会是为了保国，这是大好事，有什么可查的？！”然而，光绪皇帝在向刚毅等人显示了他那强硬的皇帝威风的同时，到底还是害怕慈禧太后若是看到了那些参劾保国会的奏折、夹片之后会详细追问并大发脾气，于是，他赶快命人将已呈递上来的所有参劾保国会的奏折、夹片都封存起来，并严厉地嘱咐说：“千万不能让老太后知道！”

保国会的成立，曾让中国各地方省份的维新人士大受鼓舞，于是，仿照保国会，各省陆续成立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每会的参加者都超过百人。光绪皇帝训斥了刚毅等人之后，御史黄桂筠却摆出了一副更加忠心、非得“直谏”不可的架势，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道奏折，将保国会与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一起参劾！他宣称：“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并且要求朝廷禁止各会的活动。礼部尚书许应骙则呈递奏折，参劾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万不可问。”并且强烈要求朝廷驱逐康有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一起参劾许应骙窃位蔽贤、阻挠大局。为此，光绪皇帝特意将许应骙斥责了一番，并命令他自省。以前与康有为颇有一些交往的一个满洲旗人出身的御史文悌也跳出来参劾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乃是名为保国、实必乱国之举，并且故意用特别能激怒满清皇族、贵族的言辞声称康有为“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光绪皇帝看了文悌的奏折之后，痛斥文悌受人指使、结党攻讦、沽直好名，说他不配当御史，并下谕革去他的御史之职、让他回原衙门行走。

经过这许多波折之后，保国会的许多会员因为害怕而纷纷退出了保国会，使得保国会在成立仅仅一个月之后就涣散了……

保国会所受到的打击和挫折，促使康有为等人考虑用其他方式接着活动。康有为授意梁启超等人再发动组织一次“公车上书”，向清朝廷请愿，要求改革科举制度。梁启超成功地联合了百余名痛恨科举制度的举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求清朝廷废除八股取士之制。这封上书先被呈送到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奏，又被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拒绝代奏。与此同时，正汇集在北京参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的将近上万名各省举人听说梁启超等人居然请求清朝廷废除他们视为**的八股，都暴怒起来，纷纷大骂说：梁启超他们这些发疯找死的混帐东西，自己不要八股前程就赶快滚回老家等死去，没人拦着他们，他们滚了，还能给别人多腾出些机遇来呢！谁知道他们偏偏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地瞎作，居然想唆使朝廷废除八股、断送这天下士人的宝贵前程！他们这起混帐东西，简直是天下公敌，人人可得而杀之，人人可得而剐之！……

那上万名举人此时骂是骂得凶，可是却并没有谁真冲出来将梁启超等人杀了、剐了，他们也曾设想过将梁启超等人殴打一番，可是，终究也没有付诸行动……

面对这样的形势，梁启超曾向康有为忿忿地哀叹道：“咱们是为了中国的读书人着想，才愤而请求废除八股取士之酷刑！可是，如今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却视咱们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要杀咱们、剐咱们、揍扁咱们……这是个什么鬼世道！”

就在这反复的哀叹中，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其他许多维新人士终于听到了恭亲王奕訢这个带头顽固反对维新变法的老混蛋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一命呜呼的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封《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定国祚折》。杨深秀在呈递此折的同时，还呈递了一个附片，请派才俊出洋游学，并主张以日本为留学国。杨深秀阐述派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理由是：西洋各国的语言、文字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相差太远，中国留学生掌握起来较为费事，因此留学期限必然较长，而且去西洋各国的路程较远、西洋各国的生活费用较昂贵；与西洋各国相比，东洋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杨深秀建议总理衙门速议游学日本章程，选贡生监生之聪敏有才、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前往日本游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1898年6月5日），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之下，光绪皇帝颁布谕旨，宣布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请明定国是折》。就在这一天，庆亲王奕劻、新蒙慈禧太后之赏赐得以晋升新职的荣禄和刚毅跑到颐和园去谒见了慈禧太后。这三人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一起连哭带喊的，控诉光绪皇帝真的打算“任性乱为”、闹什么维新变法了。看着这三人此时那极为相似的铁青脸色和流淌得各不相同的眼泪、鼻涕，慈禧太后不禁厌烦地扭过脸去，一边观赏着花台子上摆设的那几盆正开得红红白白、各逞意态的牡丹花、一边将茶几上搁置的那一大水晶缸的各色时令新鲜水果所散发出来的香气狠狠地嗅了嗅，然后，她才慢悠悠地开言说道：“皇帝的岁数也大了、见识也多了、脾气也见长了，他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折腾折腾，有什么可奇怪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瞧瞧你们，横竖也都是经过些事的，怎么就唬成了这个样子？没的让人看了觉得恶心！你们这么些人呢，都是干什么的？若是皇上闹得过分了，很看不过去了或是要触动什么要紧的大事了，你们尽力阻拦也就是了！”刚毅将慈禧太后话中之意仔细揣摩了之后，大着胆子说道：“皇上的性子一起来，奴才们哪个都不敢阻拦，因为拦也拦不住。有许多次，奴才们刚伏在地上痛哭起来，想将那些阻拦的话婉转地说一说，就被皇上不由分说地大骂了一顿。因此，奴才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求太后老佛爷看在奴才们忠心耿耿地卫护大清朝基业、卫护祖宗家法的份儿上，替奴才们做主……”慈禧太后听刚毅说到这里之后，就不耐烦地挥了挥她那只正套着五个镂空嵌丝珐琅的长指甲套和五个金镶各色西洋宝石的戒指、显得一片金光怪彩横扑怒舞的右手，说道：“行了，行了，说不了三句话就在那儿替自己贴金了，我现在没闲空子听人在那儿讨赏！且先将要紧的话回明白了为是！变法这么大的事，难道是皇帝他自个儿一人筹划的？其中的那些大关节他就一点儿也不跟你们商量？”刚毅才挨了慈禧太后那兜头盖脸的一顿骂，此时只敢不则一声地呆跪着。奕劻生怕此时开言，会将慈禧太后的怒气惹到他自己这儿来，也学着刚毅的样子在原地呆跪着。倒是荣禄这个慈禧太后的“奶弟弟”更懂得慈禧太后的心思，他觉得这正是个将那个与他争权已久的翁大状元翁同龢在慈禧太后面前扳倒的难得机会，于是，他和声顺语地向慈禧太后回道：“有关变法的一切大关节，此时只有翁同龢翁师傅一个人能承皇上的意旨，皇上也只和他一个人真正商量些事情。咳，皇上就是再由着自己的性子闹什么变法，翁师傅的话多少也还是会听一点的……”慈禧太后听到这里，突然忍不住轻啐一口，差点儿将她的嘴里正含着的一片人参给吐出来，然后，她厉声说道：“翁同龢这老东西，不过是仗着教皇帝读过几句书，就将一张老脸逞得跟什么似的！他算是什么东西，皇帝叫他一声翁师傅，他就觉得他在这大清朝廷上了不得的很，争权夺利、作耗生事……他样样都占全了！如今，汉书房已经撤了两年半了，皇帝早已经用不着叫他翁师傅了，白白地耗费朝廷的许多俸禄留着他做什么？不如撵了，省得他在这皇城根儿下一边儿受用着，一边儿见天地在皇帝那软耳根子的旁边喋喋不休地出那些毁灭大清朝祖宗基业、败坏大清朝祖宗家法的馊主意！”慈禧太后的话音刚落，奕劻、刚毅、荣禄就争先恐后地带着哭声喊道：“太后老佛爷圣明！”接着，刚毅抢先高声哭喊道：“太后老佛爷，大清朝可全靠您这位老圣人撑着呢！您若是再不出面阻止皇上，由着皇上纵容那‘广东佬’康有为带头的一群逆贼继续胡闹下去的话，大清朝的江山恐怕就保不住了！……呜～～～……呜～～～……”刚毅的哭声渐渐低下去之后，慈禧太后就像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似的“嘎”地冷笑一声，然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你们为什么闹，闹的是什么，我都知道了。如今还是先由着他们去闹，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平息！你们不用在这儿一个赛似一个地瞎着急了，还是各自回去仔细当差为是！省得让人骑到脖子上当牲口吆喝了，还饶是拼命地灌糨糊喝！”

光绪皇帝在看了杨深秀和徐致靖呈递的那两封奏折之后，在犹豫、彷徨中苦思了许久……可是，他终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断！

就在奕劻、荣禄、刚毅这三人谒见慈禧太后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光绪皇帝也来到了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光绪皇帝带着自己的随从太监，走进了慈禧太后起居所在之地乐寿堂那宽敞的庭院。在此时的光绪皇帝看来，乐寿堂的那些并不特别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很有气势汹汹、剽悍威骇之感……光绪皇帝的脚步不由得放慢了，一步一挪地走到了廊下。廊檐边挂着的一个装饰着蟠龙纹的紫铜架子上，一只五彩鹦哥正有气无力地呆呆蹲着，这只鹦哥看到光绪皇帝走过来了，竟仿佛受到了惊吓似的，朝光绪皇帝扇了扇翅膀。心事重重的光绪皇帝也被这只鹦哥弄得一惊，不由得轻轻瞪了它一眼。

两个侍立在屋门槛前的小太监屈着膝、替光绪皇帝打起了帘子——这帘子是用上等慈竹所制成的质地润韧、色泽柔和、粗细均匀的纤细竹丝和优质丝线精工编织而成的，上面还绘着一大幅凤舞九天太平盛世图，光绪皇帝一看这帘子就觉得眼晕！……

光绪皇帝微微垂着头、抬起脚，将自己整个挪过了那道在他感觉是如此之高、如此之险的屋门槛……

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请过安之后，看慈禧太后的脸色还算平静，于是，他就暗暗地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一些，然后，他向慈禧太后小声说道：“儿臣有一事，得请皇阿玛的懿旨。”

慈禧太后家常戴着攒珠金凤五蝠钿子，穿一件明黄绸满绣百蝠龙凤大袍，大袍的纽扣上系着一面用珍珠与红宝石交错镶嵌而成、垂落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的模型的金银牌，端坐在一张黄檀木大椅上，她听到光绪皇帝的话之后，也不抬头，只管仍旧将她手中正捧着的一个黄绿釉的小盖钟慢慢地赏玩着——在这个小盖钟上，绘着墨彩鸳鸯、紫藤、秋葵，横写着“天地一家春”的款识；慈禧太后很喜欢这个小盖钟，因为她觉得其器型和彩绘都“俗得有趣”！过了一会儿，慈禧太后才将嘴唇略动了动，心不在焉地问道：“什么事啊？”——慈禧太后的声音含糊不清，这不仅是因为她嘴里正含着一片还没化完的人参，也是因为她对于自己这一天的脸部化妆效果非常满意，不想由于脸部皮肉稍微重一点儿的活动，而让她那张明明已经六十三岁、却偏偏愣让人夸赞还像二十三岁、活像《西游记》中某洞老妖怪之模样的老脸上的妆彩剥损一点儿！这妆彩可是她自己亲自动用一双长满了长指甲的老手、费了许多事才精心化成的，她仿照《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中所描写的平儿理妆之法，战战兢兢地将右手食指上的那根足足有三寸长、用浮着香草的温水小心浸泡过、用银剪子仔细修理过的长指甲伸了出来，从一个打乾隆年代传下来的宫制和阗白玉盒子中将那掺有胭脂和香露、似如玫瑰膏子一样的滑柔脂油挑出来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儿温水化开点在两片又长又薄的嘴唇的正中，然后万分谨慎地涂成又小又俏的樱桃形状，再将双掌颤巍巍地旋转摩擦一会儿，最后，她就用手心里剩下的那些脂油轻轻地打颊腮……在宫女们、太监们为她高举着的大大小小数面西洋玻璃化妆镜的映照下，她将自己的化妆效果得意地欣赏了一个钟头之久，觉得果然“鲜艳异常”、“甜香满颊”，与此同时，站在她身旁陪她说闲话的她的娘家二侄女——光绪皇帝的皇后叶赫那拉静芬还有她的“奶弟媳妇”荣禄太太、庆亲王奕劻的福晋、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夫人等一帮人都用最欢悦的语调、最谄媚的语言赞颂她如何青春焕发、如何光艳耀人，而她竟仿佛真有了些回到了四十年前、她的丈夫咸丰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的感觉，不过，她只愿意回忆起那时候她是一个才二十三岁的少妇，她是一个替病病歪歪、差点绝后的咸丰皇帝将大阿哥载淳（同治皇帝）生下来才两年多的“有功之人”，至于那时候她只不过还是一个按照宫规得伺候咸丰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梳头洗脸的懿贵妃这类让她至今仍恨毒了的难受往事，她都暂且搁在脑后不提……

光绪皇帝将他在心中早已默默地反复练习了许多遍的一句话磕磕巴巴地说了出来：“儿臣……儿臣想……想正式宣布……宣布明定国是，……实行……实行变法……新政……”这句话说完之后，他的额头上已经敷上了一层细细的汗滴。

慈禧太后在心中暗自冷笑着，听光绪皇帝说完了这句早就在她的意料之中的话，然后，她略微抬了一下头，看了光绪皇帝一眼，她这一下头抬得很是巧妙，恰恰让她耳朵上戴着的一副小宝珠耳环所反射的幽寒光芒闪掠过光绪皇帝那双惊慌失措的眼睛。——这副小宝珠耳环是她那已经死去三十七年的丈夫咸丰皇帝在她刚进宫当地位甚低的兰贵人时赏给她的，这副小宝珠耳环从被她戴到耳朵上的那一刻起，就很少离开她的耳朵，除非碰到有极为隆重的朝会大典的时候，她才会将这副小宝珠耳环摘下，按照礼制换戴上三副六具、每具装饰着一条衔有两颗一等东珠的金龙的沉重耳饰。这一天，她在化妆的时候，特意按照她第一次戴上这副小宝珠耳环时的情景，搭配着另戴了一副点缀着晴蓝色的翠鸟羽的银耳坠。她第一次戴上这副小宝珠耳环的时候，年龄还不到十七岁，那时距离此时已经有四十六年了！四十六年以来，这副小宝珠耳环一直是她故意用来向人们炫耀咸丰皇帝是如何在意她重视她、她在大清朝皇权统治中的地位如何崇高如何神圣的政治道具！……

光绪皇帝只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可是，他还是鼓起了平生罕见的勇气，向慈禧太后说道：“变法……新政……可以……可以让……大清朝的祖宗基业……得以振兴，……可以……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

慈禧太后听了光绪皇帝的这番争辩之后，并不正眼看他一下，只是自顾自地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哼，变法，新政，说得怪新鲜的！咳，你如今也这么大了，也用不着像当年才离了醇王府、哇哇大哭着被抱进宫时的样子了，事事都得让我替你操心！有些事也该让你自己去历练历练了。得了，如果什么变法、什么新政的，能让咱们大清朝的祖宗基业振兴、能让国家富强，那你就去试试吧，我也乐得多歇歇、多享几天清静之福呢！”

光绪皇帝听了慈禧太后的这番话之后，一时竟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害怕，只是唯唯诺诺地回答道：“儿臣谨遵皇阿玛教训。”

慈禧太后将脸部的皮肉似笑似不笑地略动一下，向光绪皇帝说道：“不管是什么朝政大事，说到底，还是得听咱们自己家的长辈的话，其他人的话，再怎么听，也得提防着一些。那明定国是、实行变法新政的诏书，你打算让谁去拟？”

光绪皇帝一边揣度着慈禧太后话中的深意，一边犹豫地回答道：“儿臣……儿臣打算……让翁师傅（翁同龢）去拟……”

慈禧太后的嘴唇边微微露出了一丝冷笑，她慢慢说道：“哦，‘翁师傅’……嗯……也行，他的字写得够不错的……你记着，他拟完了诏书之后，你尽快将那诏书递过来，让我看看。”

光绪皇帝低头答道：“儿臣谨遵懿旨。”

慈禧太后说道：“你去吧，该吩咐什么事就吩咐去吧。”

光绪皇帝又答了一声“是”，可是，他才抬起头、正准备挪步的时候，忽然看见慈禧太后正略显得和颜悦色一些地看着他，于是，他又重新低下头，摆出一副认真聆听慈禧太后将给予他的新教训的样子。

慈禧太后说道：“你这样勤政，是让人高兴的事。可是，你忙着国事的时候，也别将家事都疏忽了。展眼之间，你七叔已经薨了七年半了，你七婶已经薨了快两年了！下个月初一又是该给他们举行飨礼的日子了，凡该注意的事，你都亲自留心照顾一下，别任由那些奴才们去糊弄！你七婶可是我的亲妹子，若有谁怠慢了她的事，让我知道了，我可不依！”——按照清朝礼制，光绪皇帝载湉称呼自己的本生父醇贤亲王奕譞为“七叔”，称呼自己的本生母醇贤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为“七婶”。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杏贞的亲二妹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1896年6月19日）死去的。多年以来，慈禧太后这个昔日的“惠家的大妞”总怀疑醇贤亲王嫡福晋这个昔日的“惠家的二妞”在背后撺掇她的亲生儿子光绪皇帝将清皇朝最高统治的实权从自己的手中夺过来，不当“傀儡皇帝”、当一个“真皇帝”，因此，对于她的死亡，慈禧太后真心地感到高兴、由衷地感到放心。可是，在光绪皇帝面前，慈禧太后总是强调她自己如何为醇贤亲王嫡福晋的死亡而感到悲痛……

光绪皇帝答道：“是。”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显得比刚才更加紧张，因为，多年以来的宫廷生活经历警告他，在慈禧太后的所有表情中，和颜悦色往往是最为可怕的！

光绪皇帝离开乐寿堂之后，立刻谕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书，并速呈慈禧太后审阅。

第二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早晨，翁同龢将他所拟的那道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呈递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过之后，觉得这道诏书拟得很好，然后，他立刻将这道诏书呈递给慈禧太后，请她审阅。

慈禧太后看过这道诏书之后，不禁稍微撇了撇嘴，说道：“哟，我当你们成天吵吵变法、吵吵新政的，能吵吵出什么了不得的主意呢！现在看来，你们的胆子也忒小了点儿！依我的意思，你们既然想闹什么变法、想闹什么新政，就干脆放开了胆子，大大方方地告诉咱们大清朝的所有子民，大清朝现在应该‘专讲西学’，这不更合了你们的意、趁了你们的愿了吗？”

慈禧太后的这番话让光绪皇帝感到愕然、更感到恐慌，因为，这番话似乎显得很激进，其实却布满了慈禧太后悄悄设计的阴谋和陷阱。于是，光绪皇帝低着头，嗫嚅着说道：“儿臣……儿臣明白皇阿玛的意思……皇阿玛为变法……为变法想得很彻底……可是……可是儿臣一直谨记皇阿玛的教导……圣贤义理……圣贤义理永远是……永远是咱们大清朝的根本……西学……西学到底只是外人一时的东西……将那些东西……将那些东西弄得够用就行了……再没有……再没有为了外人的东西就毁了……就毁了咱们的东西的道理……”

慈禧太后看了看光绪皇帝，说道：“你到底比以前历练得多了，多少也知道该怎么掌握分寸了。行了，就按翁同龢拟的稿子颁诏吧。不过，你可得记住你六叔（奕訢）临死前嘱咐你的话，‘不可轻信小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清朝廷举行了隆重盛大的颁诏仪，将翁同龢所拟的《明定国是诏》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向中外颁布。

这一天早晨，紫禁城皇宫内的太和殿前，陈列着皇帝的卤簿，伞盖、麾氅、幡幢、节钺、弓矢、刀、戟、殳、枪、扇、炉、瓶、盂、杌、椅、星拂、御杖、棕荐、静鞭、旗瓜、吾杖……俱是全的！丹墀内摆放着黄盖、云盘，殿东设置着诏案，丹陛中设置着黄案。午门外，备着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中摆放着也为实用、也为装饰的朵云、金凤，其东筑有宣诏台。王公百官们各自全副朝服打扮，集合在午门。

光绪皇帝来到太和殿，慢慢地走到宝座前，端端正正地落了座，他的心情其实很激动，可是，他尽量克制着，绝对不让自己显现出一点急促的样子来！光绪皇帝接受了王公大臣们的朝拜，他的样子显得前所未有的严肃、前所未有的威风！可是，十一年之前——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朝廷为他举行“亲政”典礼的情景却一幕又一幕地、不停地闪跃在他的眼前、他的心底……那时，他才十六岁！那时的所有记忆中，他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坐在这同一个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们的朝拜时的感觉：他只觉得心中空空的、整个人茫茫然就像悬坠在险崖与深渊之间的黑色夜空中一般……此时，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他已经“亲政”十一年了！此时，他的心中终于略微踏实了一些、有了一种他将成为一个“真皇帝”的感觉了！……

朝拜结束之后，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的状元、此时以吏部汉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捧着那道已经在乾清门“用宝讫”的《明定国是诏》，送到太和殿的檐下，授给礼部的两个尚书：满尚书怀塔布和汉尚书许应骙。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从来都以反对变法、反对新政而大出其名的家伙此刻都满脸恭顺地按照礼仪跪着接过了那道他们在心中痛恨已极的《明定国是诏》，然后，他们将此诏书陈列在丹陛中所设置的黄案之上。王公大臣们朝着此诏书行礼完毕之后，怀塔布和许应骙一起将此诏书捧至丹墀内，搁在其中所摆放着的云盘之中，并用黄盖覆于其上。

怀塔布和许应骙一起捧着盛有《明定国是诏》的云盘打头先行，自中路出太和门，其他文武官员跟随在他们两人之后，缓缓而行。他们这一群人来到午门外之后，怀塔布和许应骙将云盘放入龙亭之内。然后，八个太监将龙亭抬起、一直送到天安门外桥南，与此同时，怀塔布、许应骙、还有其他文武官员也一起随着龙亭而行。怀塔布、许应骙将云盘从龙亭中取出，放置在高台黄案之上。

按照一般的颁诏仪的规定，“驾不御殿”，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本人不必亲自登上天安门楼，亲自聆听宣诏官朗诵诏书。可是，光绪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特别重视颁布《明定国是诏》的仪式，就打破了一般的颁诏仪的规定，亲自登上了天安门楼，端坐在设置于九龙华盖和日月龙凤扇之下的宝座之上，与文武官员们一起聆听宣诏官朗诵《明定国是诏》。

天安门外桥南，按序向北而立的文武官员们依照礼仪一起跪下，墨压压地铺了一地……

静鞭响后，全场悄然……

一名朝服炫然的宣诏官登上了高台，他先向北而立，朝正端坐在天安门楼上的光绪皇帝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他站了起来，从黄案上的云盘之内取出《明定国是诏》并用双手捧好，再朝西肃立，字正腔圆地将此诏书朗诵起来……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须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朕特明白宣示，尔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袭其皮毛、勿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宣诏官将诏书朗诵完了之后，文武官员们一起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并向光绪皇帝山呼“万岁”……

宣诏官庄重地捧着诏书，一步一步地走上天安门楼，来到那摆放在雉口中的朵云、金凤之前。他将诏书放在五彩朵云之内、衔入七宝金凤之口，再缒以彩绳，让其从天安门楼上缓缓垂下……

怀塔布和许应骙一起像模像样地将那道由衔着朵云的金凤送下天安门楼的《明定国是诏》接到手中，重新放置在龙亭之内。

八个太监重新抬起龙亭，在热闹的音乐声中，走出了大清门，往礼部衙门而去……

龙亭到达礼部衙门的时候，怀塔布、许应骙也率领自己属下的官员们一起回到了礼部衙门。

礼部衙门之内，早已朝着紫禁城皇宫的方向列好了香案，隆重迎接《明定国是诏》的到来。诏书被供奉到香案上之后，在怀塔布、许应骙的率领之下，礼部的所有官员一起向诏书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明定国是诏》在礼部腾黄之后，就刊颁到了全中国的各个省份……

清朝廷为《明定国是诏》举行的颁诏仪式真是特别庄严、特别隆重、特别华丽、特别盛大，可是，奉光绪皇帝之谕参加了这次颁诏仪式的一大群文武官员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拥护变法、拥护新政的？

创办京师大学堂是施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之前，这项举措就已经被酝酿了很久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就曾提出过：“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与此同时，御史王鹏运也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光绪皇帝曾颁布一道上谕：“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可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们对于光绪皇帝这道上谕的总体反应却是“事属创始，筹划匪易”，迟迟不动。为了将京师大学堂尽快创办起来，光绪皇帝提出将位于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一带的和嘉公主旧府第改建为京师大学堂的校舍，可是，就在《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的前一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他看到了那位曾与“翁师傅”翁同龢一起在毓庆宫教他读书的“孙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呈递给他的一道奏折，声明说创办京师大学堂得耗费巨额银两，每年至少需要二十八万八千余两白银。这样巨额的经费从哪里弄来？由此一事的麻烦，推而思之，施行新政的艰难岂堪尽言？光绪皇帝面对如此现实，真是发愁、真是不知所措……

尽管现实如此，然而，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的这一天，创办京师大学堂一事还是作为这道诏书所特别强调的内容之一被传达到中国各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明定国是诏》被正式颁布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又急迫地传达了一道与新政有关的诏令：命令各省立商务局。同一天，夏同龢等三百四十二人被赐戊戌科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人们纷纷议论说，夏同龢等人也许就是大清朝最后一科写八股文的进士了，因为，光绪皇帝就要宣布废除八股文了……

《明定国是诏》被正式颁布之后的第三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保荐通达时务人才的密折，保荐了五位著名的维新人物：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开始，在各种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和内部纷争的连续混战中，湖南的维新事业的形势开始恶化，时务学堂被谋毁，《湘报》被冲击、其主笔被殴打，南学会被搞垮……

光绪二十三年年底（1898年年初），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在回家过年的时候，将他们在学堂所作的札记和任教习的梁启超等人对此的批语出示给亲友看，可是，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迂腐守旧之人不看则已，一看就大骂不止，说札记和批语上所写的康有为“素王改制”变法理论、还有那些宣扬资产阶级民权的学说都是些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说梁启超等人简直就是些用眩人之术、迷魂之药害人的江湖骗子。诸如此类的言论从家族中传到社会上之后，在社会上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时务学堂被很多人视为毁坏淳朴青年、培养“二毛子”的罪恶机构。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开始，梁启超所著、以时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为署名作者的《輶轩今语》被连载在《湘学报》上，《輶轩今语》大力宣扬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使其在湖南公开宣传流行；与此同时，长沙城内有名的学霸、奸商、劣绅叶德辉则率领他的一群帮闲就《輶轩今语》所言大肆攻击，并无休无止地诬蔑、谩骂梁启超。叶德辉如此痛恨梁启超，并不只是像他在表面上所宣传的那样，是因为要捍卫正统学说，还因为他曾经谋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却没得手，而梁启超却得到了这一让他眼红不已、觉得可以大出风头的职务。——叶德辉时时自夸，他乃是一位在二十八岁时就考中了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的青年才俊、国家栋梁，乃是当今湖南最有名的文士，而且他此时年仅三十四岁，却已是个在官场、商界都历练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实干家：他曾经当过几天吏部主事，后来因为嫌职位太低、俸禄太少、拘束太多而告病辞官、还乡为绅；他这个“钦点主事、观政吏部、加四品衔”的京华风流人物一回到长沙，就在湖南当地的商界、金融界、地产界、政界、文化教育界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他在长沙坡子街开了一家染坊、一家钱铺、一家杂货店，他在湘潭老家广置田庄、每年净收二千多担的租谷，他担任了长沙城南书院山长、两湖米捐局总稽查、火宫殿息争公所总裁等又能明着捞名声、又能暗着赚钱财的职务；而且，他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例如：他与一个姓钱的商人合伙经营黑茶生意，在安化一带采制黑茶，偷运到甘肃、宁夏等中国西北偏远贫困地区发售，牟取暴利，由于他投机手段活络、又肯费大本钱行贿，所以，对此犯法违律之事，黑道上的流氓土匪也不敢打劫，白道上的官府也不敢管制……总之，在他这么个有学问、有钱财、有权势的大能人看来，梁启超只不过是个年仅二十余岁、虽然勉强有个举人功名却并无实干经验的小卒子，岂能僭越本分，取代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梁启超逢此流言散漫、是非莫辩之遇，不禁因急怒而大病！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中旬（1898年3月初），梁启超与当时都在长沙的维新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告别之后，就离开了长沙，前往上海就医。此一去，梁启超再也没有回湖南。梁启超到达上海之后，当时也正在上海的康有为之胞弟康广仁（康有溥）为他“调护饮食”、“剂医药”，不久之后，病仍未愈的梁启超以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会试的名义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的时候，康广仁也伴随梁启超一同北行……

梁启超离开长沙之后，担任时务学堂分教习的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人也忿然欲去，经过时任时务学堂总理的熊希龄与时任《湘报》主笔的唐才常等维新人物的再三挽留之后，他们才暂时留了下来。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1898年4月底），张之洞的弟子、由张之洞资助长期在北京了解政治情况、此时在北京当官的杨锐向北京的维新人物们提出，此时一些“新学之士”的言论过于激烈，新旧两派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这样并不利于“变法”和“新政”的前途，应该想办法让清朝廷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样又通学术、又通时事的国之重臣调到北京来、入参大政，才能让“变法”和“新政”顺利推行下去。杨锐通过圆滑的政治手腕，说服素以顽固保守、坚决反对“变法”和“新政”而著称的大学士徐桐同意出面以他的名义向清朝廷奏调张之洞进京。远在湖北省垣武昌的张之洞在接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旨“著即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之后，就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将湖广总督政务交付湖北巡抚谭继洵暂行兼署，然后就乘轮船起程，离开了武昌，往北京而去。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张之洞先到达了上海，恰巧这时在湖北沙市发生了教案，于是，张之洞在上海接到了光绪皇帝命令他先不必进京、回湖广总督之任处理教案的谕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对于张之洞进京一事，军机大臣翁同龢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一直都非常反对，因为他们都害怕张之洞进京之后会夺走他们的权力、占据他们的地位，所以，当沙市教案发生之后，他们都拼命劝说光绪皇帝千万要让张之洞回任处理事务、不可忙着让他进京，于是，光绪皇帝就按照他们两人的建议给张之洞发去了那道命他回任的谕旨。当时，梁启超正在北京，他对于张之洞不能进京参与大政一事感到很高兴，在他看来，张之洞只不过是一个将“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新界习气”汇成了“习气大全”的老官僚，他并不会真正支持“变法”与“新政”，对此，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之洞这几年以来一直对于维新人物利用《时务报》痛斥清朝廷的种种腐败状况、宣传“民权”的举动横加指责和干涉。梁启超曾在给他的朋友夏曾佑的信中直率地说：“香帅（张之洞）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幸亦如此，否则以忌刻之夫而当国，亦非所宜。”

张之洞这次于北上途中停留上海期间，曾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给他这个湖广总督属下的两个支持新政的重要官员——湖南学政徐仁铸、湖南巡抚陈宝箴分别发去了电报。在给徐仁铸的电报中，张之洞指责徐仁铸所主持的《湘学报》“多有不妥”，“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在给陈宝箴的电报中，张之洞训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在张之洞的强大压力之下，陈宝箴饬令主持《湘报》事务的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并命令主持《湘学报》的徐仁铸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1898年5月20日）开始，将张之洞所撰的《劝学篇》一书在《湘学报》上连载。

张之洞自称，《劝学篇》乃是“正人心、开风气”之作，他之所以写此书是因为“士大夫顽固益深”，而近来又“邪说遂张”，他要写此书“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共有二十四章，张之洞将这二十四章的大意概括为“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而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总算是已开始放弃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初开洋务时期洋务官员们普遍所持有的那种“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观念，开始主张仿效“西政”进行制度改革，他在《劝学篇》里具体提出了设学校、改学制、派游学、译西书、阅报刊、变法制、兴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方面的变法构想，可是，他所主张仿效的“西政”，仍旧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一些具体制度，并不包括国体与政体这样的根本制度。张之洞所提出的“变法”原则是“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他主张绝对不改变残暴腐败的满清朝廷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坚持中国的一切已经过时、或还可适用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中国人思想的严密控制，在此桎梏之下学习、仿效“西艺”和“西政”，在保证中国的腐朽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利益这种残酷前提之下，让中国变得富裕一些、强大一些。张之洞痛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所宣传的“孔子改制”、“民权学说”，说他们的“邪说”是“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尽弃吾教”、“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他狂呼变法绝对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拼命攻击所谓“天赋人权”以及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等强烈冲击着封建势力高层建筑的概念，无限恐惧地宣传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总之，张之洞借《劝学篇》，公开宣扬他主张的“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变法”宗旨非常不同，他是真正维护满清朝廷的皇权统治的。

一心想借“变法”与“新政”当个“真皇帝”的光绪皇帝在看过张之洞的《劝学篇》之后非常高兴，他称赞《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1898年7月25日），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将《劝学篇》“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在清朝廷的大力推行之下，张之洞的《劝学篇》很快就刊行全中国。有人估算过，《劝学篇》先后印行了二百万册！

就在张之洞拼命压制、打击湖南新政的同时，北京城中的一些官员们也开始了大力摧毁湖南新政的行动。旅京的湖南籍官员根据宝善成制造公司总理兼时务学堂绅董王先谦等人的诬告，指使御史徐树铭上疏，弹劾曾创办了《湘学报》的前任湖南学政江标，并请申饬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这一消息传到湖南之后，王先谦立刻伙同与他臭味相投的叶德辉等人一起，在湖南大闹大作起来，与北京城中的那些官员遥相呼应。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5月19日），叶德辉将徐仁铸所著的《輶轩今语》逐条批驳，刊刻成书，名为《輶轩今语评》。与此同时，叶德辉还将其他诋毁南学会与《湘报》的书牍刊刻印发，广为散播。

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1898年5月）这段日子里，叶德辉将他破坏新政的主要目标放在了搞垮南学会上。——仅仅因为带头创办南学会、并担任南学会的会长的是那位让他嫉妒已极的绝代公子谭嗣同，就足以让他丧心病狂地大闹特闹！

叶德辉总是向人们宣传说，谭嗣同只不过是个连乡试都考不过去、只落得个秀才功名、得靠捐官才勉强得到个候补知府头衔的无用少爷，他因为没本事写好八股文、挣一个两榜进士的官场正途出身，才避重就轻、标新立异地自称“绝意于科举、全力置意于新学”，以博虚名，以骗愚民。可是，叶德辉的宣传正显示了他在谭嗣同面前的自卑心理、嫉妒心理、仇恨心理！叶德辉嫉妒谭嗣同有一个正担任着湖北巡抚这一显赫官职的父亲，嫉妒谭嗣同有不可一世的纵横才气，嫉妒谭嗣同有巨大的社会威望、社会影响，嫉妒谭嗣同被人们真诚地佩服、爱戴、拥护……谭嗣同为湖南新政所做的一切努力，叶德辉都毫无例外地痛恨，这不仅是因为他像当时一般的思想守旧之人一样，视新学为仇敌、视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和民主自由思想为妖魔鬼怪，也因为他个人所特有的那种对谭嗣同由嫉妒而恶展为仇恨的变态心理。例如：熊希龄替时务学堂聘请中文总教习和西文总教习的时候，提出要聘请“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叶德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大造舆论说，中文总教习精通中学就够了，若弄些油滑无凭的西学掺和进来，则中学纯粹尽毁矣，熊掌（叶德辉给熊希龄起的外号）竟然说要请什么“学贯中西者”，真是荒谬已极，不过熊掌说要请“达人时贤”，这倒还有点子见识，只是他何苦到处去找什么他所谓的“达人时贤”呢，我叶德辉就正在这长沙城里震慑着三湘才俊呢，他难道就非得故意装不知道？熊希龄当然不理会叶德辉的啰唆，仍旧按照原有的标准聘请“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为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建议聘请当时上海的《时务报》馆中文主笔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馆西文主笔李维格为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熊希龄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有其他官绅商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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