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庚子年与辛丑年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叶赫那拉静芬、“大阿哥”溥儁、还有四格格等诸宫眷、以及端郡王载漪等人离开了宁寿宫，往紫禁城西华门外而去……就在他们这一大群人离开宁寿宫之前，珍妃已经“沉于井”——那口井，就是宁寿宫外的一口井！……不管珍妃的直接死因究竟是怎样的，其结果却是确凿无疑的——她这个在十二岁时就被其娘家他他拉家花费了巨额贿赂、送到宫中当光绪皇帝之妾、以保一家子的荣华富贵的满洲旗人女子，在经历了十二年的后宫生涯之后，就淹死在了后宫内的一口井中……北京，古称幽州。庚子年（1900年）的秋天，被八国联军占领之后的北京，完全堕入了幽冥之境，成了一个大地狱！……“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紫禁城、西苑、太庙、颐和园、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还有大大小小的官衙、府邸、宅院、园林、寺庙……这一切，凝成了帝京豪华！……在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古老中国的这座古老皇城之后，这一切都惨识干戈！……贤良寺寓所之外的街市上，到处堆垒着被惨杀虐待而死的中国人的尸骸……贤良寺寓所之内，李鸿章冲着一个铜盆，猛然咳出了几口紫血，这些血撞到铜盆之后，又迸飞回来，点点滴滴，沾在了李鸿章那双衰老而浑浊的长眼睛的周围……

……北京宣武门城楼上刻着“后悔迟”！……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北京城中，距离紫禁城东华门不远的贤良寺内，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与出兵侵略中国的德国、奥匈帝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俄国这八个国家以及趁火打劫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这三个国家的代表正式签订了让中国都差不多亡了的《辛丑各国和约》！……李鸿章死了！恰似悬崖撒手！……他临死之前还想挣扎着狠命攥住的那支笔，就是他在正式签订那让中国都差不多亡了的《辛丑各国和约》时所用的那支笔！那支笔滚落到地上，留下一阵似断似续、带着一种奇特而惊人的恐怖之感的声响，就像夜色中的大海上，从一片又一片汹涌而起的狂潮顶端，轻轻落下了许多突然在不醒的噩梦中震断的浪花……

中国海军又添了四艘鱼雷艇：海龙号、海华号、海青号、海犀号。这四艘鱼雷艇都是清朝廷在德国实硕厂订购的，都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这一年来到了中国。这一年，清朝廷也曾谕令沿海疆臣，增设海军学堂，讲求驾驶战术……

按照清朝官方的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仲夏六月时节，义大利——也就是意大利亚，那个在古老的史书《后汉书》中被称为“大秦国”、地处欧罗巴洲南境的遥远国度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义大利使臣此来，被清朝官方视为义大利国王“遣使奉表”的“进贡”之举，其“贡品”有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籍、珊瑚树、琥珀珠、伽南香、哆啰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香、丁香、金银花露、花幔、花氈、大玻璃镜之类，都是清朝的皇室贵族、高官显宦、宠奴骄仆所贪爱无餍的西洋奢侈品。那时，光绪皇帝载湉的七世祖康熙皇帝玄烨才十六岁，才亲政一年多。义大利使臣在北京待了九年之后，康熙皇帝才将他们“遣归国”。康熙皇帝曾得意洋洋地在紫禁城皇宫内的太和殿召见了义大利使臣、并“赐宴”，而且，他还曾“以其远泛重洋，倾诚慕义”，而“锡赉之典，视他国有加”……

在义大利使臣那次到达中国“进贡”二百二十九年之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大利看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在中国都夺取了适宜建立海军根据地的海湾和良港，只觉贪心难奈，命其驻北京公使玛尔七诺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租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并且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四日内给予答复。在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复劝说和努力阻挡之下，清朝廷总算是战战兢兢地命令总理衙门拒绝了义大利的要求，没将三门湾——此时中国所仅存的一处有主权的、可以建立大型军港的海湾“租借”给曾被康熙皇帝喜滋滋地给予了许多“赏赐”的义大利。康熙皇帝给予他眼中的“来朝”西洋蛮夷之国义大利的“赏赐”，其价值超出义大利的“贡品”价值数倍，他自以为非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在他统治之下的“天朝上国”中国如何富强、如何慷慨……

纵然义大利强索三门湾未成，然而，当义大利的兵舰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1899年11月2日）在深秋的寒酷中“续至”在清朝廷的眼前的时候，早已惊恐万状、腐烂不堪的清朝廷自然仍是被大大地恐吓了一番……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899年11月18日），慈禧太后谕令李秉衡巡阅长江水师。——两年之前，当中国与德国就胶州湾事件进行交涉的时候，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巨野教案的六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将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当时，李秉衡在朝野上下拼命花钱运动，贿赂慈禧太后、并联络许多官员在慈禧太后面前为他说情，于是，慈禧太后不仅没将他革职、“永不叙用”，还决定将他调任为四川总督。海靖对于慈禧太后的决定极为恼怒，于是，他更加凶横地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了“交涉”，勒令必须得按照德国的要求，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慈禧太后到底害怕，遂不敢啰唆，同意将李秉衡罢免。李秉衡丢官之后，失魂落魄地在一个小地方安阳“隐居”了一阵。后来，得了他巨额贿赂的军机大臣刚毅找了个机会，在慈禧太后面前又替他说了说情，与此同时，他又向慈禧太后送了一笔巨额贿赂，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同意将他重新起用、并召他入都陛见。李秉衡这次入都陛见之后，慈禧太后命他“诣奉天按事”。李秉衡从奉天返都之后，慈禧太后借御史彭述疏请整饬长江水师之机，诏使他前往，他先“固辞”了一番，待慈禧太后又将他“责勉”了一番之后，他就欣然受命了……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宣布，命李鸿章为通商大臣、考察商埠。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99年12月12日），慈禧太后谕令军机大臣廖寿恒“免直”，将他赶出了军机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就是廖寿恒，因此，按照清朝官场风俗，杨深秀算是廖寿恒的门生，廖寿恒算是杨深秀的老师。“戊戌政变”前后，刚毅之流总是故意在慈禧太后面前，将廖寿恒与杨深秀的“师生之谊”明说暗示个不停，慈禧太后碍于形势、没有在“戊戌政变”之后立刻处置廖寿恒，此时，她终于动手了……

——廖寿恒被罢免了军机大臣之职以后，恐惧不已，生怕慈禧太后会将更加严重的惩罚降临到他的头上，于是，他赶快“以疾乞休”。廖寿恒还算运气，到底“乞休”成功，替自己多保住了几年残生剩命……

就在廖寿恒被赶出军机处的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让赵舒翘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1899年12月20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再暴康有为、梁启超罪状，悬赏严捕。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凶神似的驱赶着其部下之武卫右军（新建陆军）一万余人杀气腾腾地赶往山东省垣济南，充任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此时，济南就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这一天是西洋的“圣诞节”，对于外国殖民者而言，袁世凯率军镇压义和团，简直是慈禧太后迫于他们的威胁、按照他们的意思，送给他们的一份圣诞礼物！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这个组织来源于中国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很久的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白莲教源于佛教白莲社，其教义崇尚光明。元朝时，称为白莲会、白莲宗；明朝时，称为闻香教。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教首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发难起义，此次起义历时九年之后，被清朝廷镇压下去，宣告失败。嘉庆十八年（1813年），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发难起义，亦被清朝廷镇压，宣告失败。此后数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暗暗流传，其名义有向阳教、荣华会、八卦教等，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是传习八卦教的，不仅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因此，八卦教徒就用传习拳术隐蔽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的一些地区就已经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山东南部活动的大刀会，也与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等名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山东被德国强划为其势力范围，胶州湾和威海卫分别被德国、英国强占。此时，洋教堂遍布山东，多达千余处，许多洋教士和教民依仗外国公使、领事的包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时的中国，“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清朝官吏袒教抑民，受外国教堂指使，若不信洋教的中国民众与洋人、教民有事相争，则不管何事、不管是非曲直，洋人、教民必胜，不信洋教的中国民众必败！于是，义和拳“聚众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动言焚杀，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卷进了以练拳为名而形成的与洋教会为敌、并与清朝官府为敌的义和拳组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天，山东冠县义和拳在首领姚洛奇、赵三多等领导下聚众起义，火烧红桃园教堂，占领梨树屯，震动了山东、直隶两省边境地区。同一年，自称是明朝朱姓皇族后裔的山东曹州人朱红灯与心诚（本明）和尚一起在山东的长清、茌平、高唐一带设场练拳。

两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还有那个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春继李秉衡之缺的张汝梅都曾派重兵镇压义和拳，可是，他们越镇压，义和拳反抗越强烈、并且势力发展得更大更快。为此，李秉衡、张汝梅都曾主张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张汝梅曾向慈禧太后呈递奏折，提出“收编”义和拳的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并声称这样将“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年3月），慈禧太后将张汝梅撤职，改派毓贤接任山东巡抚。毓贤是个出了名的蠢货兼屠夫、昏官兼恶吏，他以前担任山东曹州知府的时候，曾在一年之中杀掉所谓的义和拳民二千余人，被清朝廷看成“声名卓著”、“有吏才”的“能员”。他被升任为山东按察使之后，曾在陛觐慈禧太后时自夸说“匪已肃清，永无后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毓贤被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此时，慈禧太后将毓贤调回山东，就是想让他这个“能员”将义和拳剿尽杀绝。毓贤到任之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在朱红灯领导下，义和拳在平原县岗子李庄、森罗殿打败了地方营队，促使山东西北部茌平、高唐、平原、恩县、长清、禹城等地区的义和拳有了大发展。为吸引反洋教的民众参加义和拳组织，朱红灯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此影响之下，东昌、武定、泰安、济南等府所属州县的许多民众也参加了义和拳组织。虽然毓贤曾派军队到茌平，设计诱捕了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并将他们杀掉，可是，他并不能将义和拳彻底剿灭了，他派去剿灭义和拳的军队经常被义和拳民给打败，而义和拳的势力依旧越来越大。由于此时慈禧太后正提倡办保甲团练，于是，毓贤以此为根据，出告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表示承认其为民间团练组织，默许参加义和拳的一般民众设场习拳。义和团立“扶清灭洋”及“毓”字大旗，公开活动，在山东获得了至少是半合法的地位，发展得更为迅猛。山东各县，遍设拳场，例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余庄，拳场多至八百余处；受水灾严重侵害、饥荒严重、疫病肆虐的运河以西地区，义和拳场尤其发达……简直山东全省的农民都已被拳场给组织起来了！

义和团的组织一般分为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又称坛口，坛场（厂），拳场（厂），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这是一种军事、宗教、政治一体的组织。团，虽然名为坛上面的一级组织，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团一级的领导机构。由于一些坛可以各自管辖几个、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坛，因此，这样的坛被称为总坛。各团都有自己的领袖，总团或其系统的领袖，一般称为老师，也有称为教师、团首、大帅、祖师、老团的。坛的首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称为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首领的名字大都是公开的。坛口（坛场）大半都设在一些庙、寺、院里，或其他诸如大街之类的公共场所。各个坛口都供奉义和团民所信仰的“神灵”和所敬仰人物的牌位，例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姜太公、诸葛亮、关圣帝君（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杨香武、孙悟空、猪八戒等——有的是神话故事与流行小说中的角色，有的则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义和团盛行的地区，团坛很多，有一个村设二个坛口，甚至一个村设几个不同字号团坛，也有几个村设一个团坛的。各坛团民数无定额。

参加义和团的人，一般年龄在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均手抱大刀，刀上系以红布。其服饰自有特征。有的用红巾扎头、内藏符咒，挂红兜肚，绑红腿带，并用红巾裹两手、手腕上俱有白纸符咒；有的则一切服饰皆是黄色；有的则是红披挂、而戴黑巾，称为黑团。（据义和团传说，黑团最厉害，服饰为红、黄两色的都对其非常恭敬。）另有由男乞丐与不能上阵的老年男子组成的团，称为沙锅照。义和团还有一些妇女组织，由十二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女青少年组成的团称为红灯照，老年妇女组成的团称为黑灯照，一般成年妇女组成的团称为蓝灯照，寡妇组成的团称为青灯照。例如：红灯照的成员身穿红布衣履，白天，她们各自手持一把连扇子骨都油成红色的红扇子，晚上，她们各自一手持一个小红灯笼，一手执红巾，其首领称为大师姐、二师姐。

在文化落后、闭塞的中国农村中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许多迷信活动被义和团大力采用。义和团自称他们所练的拳属于“柔术”，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练成，乃是“神拳”，“神拳”练成，任是什么武器——不管是钢刀铁枪、还是洋枪洋炮之类，都伤害不了他们，而且还能让敌人的武器都失灵——火器不能伤身，刀砍皮肉不破也不流血……

义和团规定，一个人若想练“神拳”，必须焚香念咒，以凉水润身，咒毕仆地，口吐白沫，不久之后再奋然而起，索刀索棍，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口里大声说：“我是某神仙。”按照义和团的说法，从此以后，这个人虽然手无寸铁，也能破坚攻敌。

义和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咒语，例如：“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开，一指地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红灯照成员自称，她们念咒、“用法”之后，用红扇子一扇就能升空驾云，像一颗大红星似的，或者停在天上、或者飞行空际，她们能随意纵火，带同义和拳民，剪灭洋人；洋人的大炮遇见了红灯照的红扇子就放不出炮来，而红灯照的红扇子一扇就可以让轮船在海中自焚、让城楼或洋房烧毁……

义和团将洋人呼为大毛子，将教民呼为二毛子，将其他通洋语、用洋货、在洋行做事的中国人呼为三毛子、四毛子。

义和团到处鼓煽、盛称“神拳”之奇、劝人习拳，到处宣扬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到处痛诋洋人祸中国，说洋教士摘心剜眼、迷拐小儿，到处散布流言，说大旱灾爆发的原因是洋教士遮住了天……

总之，义和团的面貌和行为非常荒谬、非常愚昧，可是，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那反抗压迫与欺侮的真心依旧与这荒谬、愚昧的面貌和行为并存着，悲哀而惨苦地并存着！……

袁世凯一直关注着山东的形势。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初夏（1899年5月），他奉其顶头上司——慈禧太后的“奶弟弟”、正管着兵部并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的大学士荣禄之命，率领其部下新军八营从小站驻地前往山东德州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此期间，他曾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的情况。这一年仲夏（1899年7月），袁世凯回到小站驻地之后，立刻向慈禧太后呈递了一道奏折，说他亲眼看到此时山东的情况之后，真是“夙夜忧愤”，并建议说，在山东必须“慎选牧令”、“讲求约章”，特别得“遴员驻胶”，以“导愚民，而缔邻好”。

外国殖民者开始干涉山东的局势了……在胶州湾驻有军队的德国，直接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劫掠城镇，杀害中国民众！美国、英国、意大利（义大利）等国，则以在山东有他们的传教士和工程师为借口，由他们各自的驻北京公使向清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其坚决镇压义和团。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鼓励教民准备与义和团进行武装冲突，并经常无缘无故地侵犯义和团。美国传教士曾向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发去电报，连夸张带捏造地报告说“抢劫、纵火、及暗杀之事，有增无已，若非四公使馆联名要求停止此种情事，则在庞庄、临清、与济南府之美人，其形势极为险恶。”——其实，庞庄传教部周年报告记载，庞庄此时“虽时有可怖之恐惧，然丝毫无生命之伤害。”；临清传教部的报告记载，临清此时“约三分之一的基督教徒，蒙有损失，总计亦不过四百三十余元，个人之伤害未见发生。”……然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却根据美国传教士发给他的那封内容虚假的电报，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初冬），向清朝总理衙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将此时的山东巡抚毓贤撤职的要求，并以命令的语气建议说，应该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代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康格暗示，那个所谓的“能干的人”、可以代替毓贤的人就是袁世凯，而其部下的武卫右军就是可以担当“镇压暴徒”之任务的那所谓的“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则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情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与此同时，袁世凯趁到北京向慈禧太后祝贺六十五岁大寿（慈禧太后此时实岁六十四岁）的机会，向慈禧太后及其“奶弟弟”荣禄献上了巨额贿赂，并向荣禄当面大吹了一通，自夸他能彻底解决山东义和团问题。于是，荣禄劝慈禧太后，还是赶快遵从洋人的旨意，让袁世凯代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慈禧太后本也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荣禄的建议正符合她的心思。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朝廷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发出上谕，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

这道上谕颁布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去信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

——慈禧太后极其赏识毓贤的“才具”，也极其喜欢毓贤这些年来不断送给她的巨额贿赂，因此，在毓贤到北京陛见之后，她就将毓贤调任为山西巡抚。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慈禧太后谕令，将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孙家鼐“以疾免”。

这一天，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了济南，接印视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9年12月27日），慈禧太后谕令，以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为协办大学士。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30日），山东的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一起教案。英国传教士伯鲁克（S.M.Brooks）被一些义和团民抓捕。那些义和团民将伯鲁克抓捕之后，押着他游行了几个钟头。在那些义和团民还没想出该如何进一步处置伯鲁克的时候，伯鲁克自己挣断了身上的绳索，开始逃跑。那些义和团民非常愤怒，立刻追赶伯鲁克，在追赶的过程中，他们将伯鲁克杀掉了。

——此案发生之后，袁世凯向清朝廷奏报说，伯鲁克的被掳与被杀，是五个义和团民所做的事，并故意将案情扩大，说此案乃是“平阴、肥城两县匪徒聚众滋事”。他将这五个义和团民全部抓捕，将其中两人判处死刑，一人判处终身监禁，一人判处监禁十年（此人后来死在监狱中），一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另外，他还将肥城县令撤职，让四个地保受了鞭笞之刑，并将他们革役、“永远不准复充”；他罚出事地方居民银五百两，为伯鲁克竖立一座纪念碑；他命令赔给教堂银九千两。袁世凯自觉他为此案，已向英国人做足了媚态了，可是，英国还是嫌他做的不够。伯鲁克被杀之后，英国使馆派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甘伯乐（Comp-Porter）到山东观审。在袁世凯将此案办完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认为袁世凯还应该将与伯鲁克被杀之地相邻的两个村庄的地保也加以严惩，他的理由是，虽然肇事人与伯鲁克并没有经过那些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却应为伯鲁克被杀负“不竭力救阻”的责任……

袁世凯就任署理山东巡抚之后，倚靠其所部武卫右军的武力支持，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消灭了十余部，使得山东境内再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活动。他绝对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颁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用重刑督促官绅、吏役、保甲长、家长查拿拳民；提倡告密，提被告人家产一半或全部充赏；无论军民人等，凡是练拳或赞成拳场者杀无赦。

许多民众都相信义和团民有神功附体，修炼得刀枪不入。有一天，袁世凯给几个义和团的首领发去请帖，将他们弄到巡营来，让他们表演“法术”、“神功”。这几个首领将“法术”、“神功”表演得很是充分。他们设了神坛，焚香点烛，先是口中念咒，忽然神态异常，口吐白沫，直眉瞪眼，口中唠叨起法术语言……其中一个首领告诉袁世凯说，他们已经“神功附体”、已经“刀枪不入”。于是，袁世凯当时就掏出手枪，验证“刀枪不入”。两声枪响之后，两个首领倒地而死！——这次表演之后，许多民众不再相信义和团有神功附体、能够“刀枪不入”，很多义和团民也不再自称有神功附体、能够“刀枪不入”，并纷纷退出了义和团……

义和团在山东境内被镇压下去了，一些本来逃离了山东的外国传教士又回到了山东……

袁世凯命人编印了大量的宣传义和团之害的文字材料（其中有大量的白话诗歌），在山东境内四处张贴，广播民间，以求“治本”、“治标”——“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他趁机扩张所部武装力量，得清朝廷之准，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改编成马、步、炮队二十营，约一万四千人，称为“武卫右军先锋队”，每年饷银九十八万两，至此，武卫右军与武卫右军先锋队已达二万四千余人。他联合驻扎在青岛的德国军队与各地教堂武装，一起捕杀义和团民。他命令中国地方官员，由于义和团民“不忠也不孝，不义又不仁，干犯十大恶，剿灭何足论”，因此，捕获义和团民之后，不必审问，直接“当堂用刀杀之”。他的典型军令是“见匪枪毙之”，“如匪至则放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在他的军令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的规定之下，他所部军队任意屠洗乡村、毁平拳场的行为都是“合法”的，而无数义和团民和非义和团民则因此惨遭杀害。德国军队曾与青岛附近的即墨、高密、胶州的义和团民多次接战，在许多乡村残酷虐杀中国居民，并将这种公然践踏中国的主权与人权的恐怖行为称为“严办示儆”。而袁世凯却给德国所派的青岛总督发去电报，声称“凡种种阻挠矿工之事，我必设法以永除之，所谓保全二国太平之局者，我二人实有同心也。”

山东民众恨透了袁世凯及其所部军队、下属官员，大骂袁世凯是卖国贼，争有欲杀袁世凯之势，民谣有诉：“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有人曾在山东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给袁世凯画了一幅像：一只红顶花翎、跪在洋人屁股后的大乌龟，向袁世凯加以警告。袁世凯表面上仍旧像个凶神似的，可是心里还是害怕得很，他严密防范各种针对他的暗杀活动，甚至在他的卧室外密布了护铁网……

袁世凯庆幸自己让山东做到了“划境自保”，虽然他所部军队并不能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民全部剿杀尽绝，可是，到底还是将义和团民尽量逐出了山东。他曾派兵到直隶边境大肆屠杀义和团，其状之惨，人所难言！例如，东光县方圆十里地面，没有一棵树上不挂着人头，没有一个人头不包着作为义和团民的象征的红布……

山东境内未被袁世凯杀绝的义和团民纷纷涌进了直隶、山西各地……在那些地方，义和团的活动如烈火般蔓延开来……

——《诗经·大雅·**》有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秋天，山东潍县的古董商人范维卿来到北京，拜见了曾与曾朴之父曾之撰等人共同列名“四大公车”的金石学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向王懿荣出示了他携带而来的十二片甲骨。甲骨上所刻的那些符号，引起了王懿荣的无限沉思遐想，他大胆地判定，甲骨上所刻的是中国的先民所创造的一种古文字，一种早于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篆籀的文字。范维卿将这些甲骨每板索价二两银子，王懿荣毫不犹豫地按价如数收购了，因为，他将这些甲骨看得无比珍贵！

大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商王汤率军灭夏，在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建立商王朝。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从此，商王朝以殷为国号。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的时候，周武王姬发率军灭商（殷），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中国历史从此进入西周王朝时代。

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不管是否曾将夏朝的灭亡作为鉴戒，都没能阻挡殷朝的灭亡！……

《尚书·多士》篇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人就将他们的占卜档案记录刻写在了龟甲和兽骨上，问天衍、问地变、问水火、问收成、问征伐、问婚姻、问亡灵、问离人、问兴亡……这些刻字的甲骨，就是殷人典册！

殷王朝灭亡了，殷人的甲骨在这个古老王朝的故都殷的旧土中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十九世纪末、清皇朝的末世之期，在这片于殷王朝灭亡之后又在三十个世纪的时光里养育了无数农民的旧土上，存在着一个贫穷、困苦的村庄——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有一天，小屯村的农民们在田地中刨坑挖土的时候，偶然挖出了许多甲骨，他们猜这些甲骨可能是“龙骨”，是可以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材。这些甲骨刚被挖出时，与泥土粘结成团，在水中浸泡过数日或月余之后，才开始渐渐离晰，再将其置于盆盎、用水反复**涤刷洗之后，人们可以发现，其中一些甲骨上刻着符号（文字），另一些甲骨上则什么也没刻。由于已挖出的甲骨数量很多，因此，那些农民们甚至都没敢想象这些他们称为“龙骨”的甲骨能换来大价钱，他们以极低的价格，通过河南商贾将这些“龙骨”成筐、成坑地卖给了各地的中药铺！那些中药铺声称这些“龙骨”可以治疗惊悸、癫痫、盗汗，因此，许多人在治疗这些疾病时常去这些药铺抓一把“龙骨”，磨碎了添在中药汤内熬煮。

在王懿荣第一次以重金收购了刻有文字的甲骨的同一年，另外两个人——王襄、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购刻有文字的甲骨……京、津一带，学术界、古玩界被轰动了，人们纷纷要去甲骨的出土地收购、研究……甲骨、特别是刻有文字的甲骨的价格越来越贵……

而河南商贾为了垄断甲骨的销售、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就封锁了这些甲骨是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出土的真实消息，谎称其出土于河南卫辉、还有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家——河南汤阴……这些谎言一直流传着，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连研究甲骨的学者们都深受这些谎言的影响……直到清朝灭亡之后的第四年——公元1915年，人们才知道，这些甲骨的真实出土地——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就是殷都旧址殷墟！

王懿荣在他五十四岁这一年，判定甲骨上所刻的符号是中国的先民所创造的一种古文字，一种早于先秦时代青铜器上的篆籀的文字……第二年，在一场让国都快亡了的大劫难中，五十五岁的王懿荣自杀身亡！临死之前，王懿荣已知道这些刻字的甲骨就是殷人典册，却来不及确实地知道这些刻字的甲骨就出土于殷都旧址！……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颁诏，宣布将那个由“五大闹”惇勤亲王奕誴的次子端郡王载漪与出身于她的娘家叶赫那拉家族的叶赫那拉氏生下的儿子溥儁——那个爱吃满洲“奶点心”的小犊子立为穆宗之嗣，封为皇子。所谓穆宗，就是她那个已死了二十五年的亲生儿子——“小流氓”同治皇帝载淳。同一天，慈禧太后还命令清朝廷正式宣布，由同治皇帝的岳父——“蒙古状元”崇绮“直弘德殿，授皇子溥儁读”。将近二十五年之前，同治皇帝死了两个多月之后，他的皇后——崇绮的女儿、年仅二十一岁的阿鲁特氏就神秘地死在了深宫之内。此后的九年内，慈禧太后故意将她所痛恨的崇绮屡次外放出京、让他到偏远地区当官。光绪九年（1883年），崇绮吃苦不过，就“谢病归”，回到了北京。虽然后来慈禧太后曾让他当过一阵子户部尚书，可是，崇绮到底害怕，赶快就“乞休”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崇绮被罢官。从此，他在家一待十几年，看着慈禧太后所宠信的那些官员大肆贪污发财、挥霍浪费，真是眼红得要死、心烧得要疯……慈禧太后将溥儁立为同治皇帝之嗣一事，反对者甚多，而崇绮却觉得这是他向慈禧太后取宠的绝妙机会，于是就拼命表示赞成。为此，慈禧太后觉得崇绮此时真是一个还有些用的奴才，就将崇绮重新起用，任命他为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让他当了溥儁这个新成为了他的“外孙”的小犊子的师傅……

慈禧太后及其帮凶看很难用秘密谋杀的办法除去光绪皇帝，就另想了一招——废黜光绪皇帝，另立一个新皇帝。他们依旧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并将废立之意告诉了在京的重臣，并密电各省有力督抚，争取他们的同意。对于废黜光绪皇帝一事，在京的重臣，有一部分人赞成，有一分人反对；各省有力督抚，也是有一部分人赞成，有一部分人反对，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所回之密电中表示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在所回之密电中表示反对、并警告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与此同时，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拼命反对废黜光绪皇帝。康有为鼓动美洲、日本、南洋群岛的那些参加了他与梁启超所组织的保皇会的华侨，纷纷向北京发去电报，“请皇帝圣安”，并要求慈禧太后归政；梁启超在日本于他所创办的《清议报》上，不遗余力地揭发“后党”的种种罪行丑事，不断地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英、法、美、日等国公使也坚决反对废黜光绪皇帝……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劝慈禧太后还是暂时忍耐一下，不管怎么样，都绝对不能将洋人惹恼了。荣禄献上密计，请慈禧太后还是缓提废立之言，先为同治皇帝选立嗣子，这个嗣子其实就是皇储，而且遵照祖制，不称其为皇太子，只称其为“大阿哥”，多少将立储之意在洋人面前掩饰一些，然后，再想办法，争取请洋人同意让光绪皇帝下诏禅位给“大阿哥”、将“大阿哥”正式立为新皇帝。慈禧太后完全听从了荣禄的密计，将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很适合当又一个“傀儡皇帝”的小犊子溥儁选定为“大阿哥”，并准备在来年——庚子年（1900年）的正月初一元旦这天举行光绪皇帝的“让位礼”……

端王载漪在他的儿子溥儁被正式立为同治皇帝之嗣、封为皇子——“大阿哥”、进入皇宫之后，真是得意的发了狂，他立刻就以又一位“皇帝本生父”自居了！为了让溥儁能够顺利登上皇位、让他自己能够顺利地掌握清朝廷的更多实权，载漪根据荣禄的主意，找了许多人去向各国公使游说，请他们在庚子年元旦——清朝廷举行光绪皇帝的“让位礼”的时候，进宫朝贺。慈禧太后也请各国公使夫人进宫游玩宴饮，向她们透露了希望各国公使能在举行“让位礼”时进宫朝贺的意思。可是，各国公使都拒绝在举行“让位礼”时进宫朝贺。

上海电报局总办、候补知府经元善联合一千多名绅士名流，给清朝总理衙门发来电报，明确反对废黜光绪皇帝——“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探到欲废除黜皇上，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人力疾临御，勿求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安中外之反侧，宗礼幸甚，天下幸甚。卑局经元善及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

维新志士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以及号称有数十万人之众的海外保皇党华侨也纷纷向清朝廷发来电报，反对废黜光绪皇帝……

正奉慈禧太后之命“考察商埠”的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得知立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之后，没有向清朝廷发去贺电……清朝驻英国公使罗丰禄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向清朝廷发去贺电，于是，他就先给李鸿章发去一封电报，询问：“朝廷建储，应奏贺否？”李鸿章接到此电报之后，立刻命人给罗丰禄回电，明确指示：“为毅皇（同治皇帝）立阿哥，并无太子之名，似不宜贺。”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的元旦（1900年1月31日）在一片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冷漠地到来了，这一天，慈禧太后、荣禄、端王载漪等人所谋划的光绪皇帝“让位礼”被迫没有如期举行……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1900年2月8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颁布诏旨，将经元善严捕治罪……

紧接着，慈禧太后又下令抄了经元善的家……

经元善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帮助下，逃到了澳门。慈禧太后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立刻命令李鸿章就近交涉引渡，将经元善抓获。可是，李鸿章却找了种种理由，将此事一再推诿不办，让此事不了了之……

李鸿章很清楚，此时，不管是清朝廷、还是他本人，都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了，可是，他心底还是在奢望着，能缓一点，就缓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奢望是疯狂的、恐怖的、滑稽的、混乱的、充满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初，他曾奉慈禧太后之命，派他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伙同另一个名叫庆宽的官员一起，以“游历外洋、考察商务”的名义到海外，执行暗杀康有为、梁启超的任务。可是，在他这次离京南来之前，他曾屡次秘密向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显示了“友好”之意。他让他的侄女婿孙宝瑄替他悄悄放出口风，说他自称是“康党”；他让一些日本人数次替他向梁启超殷勤致意……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也在幻想着尽量利用他此时还残剩的势力，当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正式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接连致书于他，请他出面劝阻废黜光绪皇帝……

因此，李鸿章让抓捕经元善归案一事不了了之，其背景复杂而微妙。另有一事可与此事相互参照——当慈禧太后命令李鸿章在广东将康有为家的祖坟给掘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去执行这个让他很不以为然的命令，而是向慈禧太后上奏说：“激则生变，铲平康有为本籍坟墓，似宜稍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年的春天惨苦、惊恐地掠过了人间……

庚子年二、三月（1900年3、4月）间，义和团的活动已经遍及直隶省中部各县，保定、天津、通州一带形成了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与此同时，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还有内蒙古地区的义和团活动猛烈高涨起来，就连在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下的山东省，义和团的活动也仍在持续着……

在吉林省，长春的义和团焚烧了俄国车站；在奉天省，沈阳的义和团火烧了位于东门的英国人的耶稣教堂；在山西省、河南省、内蒙古地区，义和团“扒洋楼，报冤仇”，杀传教士……

这个时候，庆亲王奕劻的四女儿——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呆姐儿”四格格的公公、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生怕慈禧太后骂他没本事剿匪、将他夺官革职，还在向慈禧太后汇报说，他的辖区之内，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不过是出现了一些“外省”来的“匪徒”，并没有义和团。不过，裕禄自己非常明白，不管他怎么向深宫内的慈禧太后报告瞎话，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活动早就让他感到极端恐怖了。正月（1900年2月）的时候，他曾发出了《严禁义和拳》的告示，宣布了严厉的惩办措施以恐吓义和团民，他的下属官员——直隶布政廷杰也跟着发出了严禁义和团的告文，可是，这告示、告文简直就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作用！

二月（1900年3月）的时候，义和团已在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北洋之城”天津通城到处贴有匿名揭帖，其辞藻各有不同，其内容则大致都是要中国人去杀洋人、攻打外国租界。例如——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官。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惹得神仙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咒语，念真言，中华子弟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烟，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齐心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臂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劈电杆，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到了三月（1900年4月）的时候，天津城厢内外，不仅平民百姓参加义和团者甚众，就连许多兵士也参加了义和团。裕禄这个直隶总督已经连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北洋之城”天津的形势都快控制不住了……

庚子年三月间（1900年4月间），英国派来军舰三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军舰一艘，开到了大沽口……

这个月的十四日（1900年4月13日），袁世凯被实授为山东巡抚。

这个月，直隶省境内任邱县的义和团与官兵开仗。官兵被打败，其统带官受了重伤，一名知府也受了刀伤。

这个月中旬，俄国公使通知清朝总理衙门说，据他所知，直隶境内的涿州、易县等处月前已有义和团在活动，近日，北京附近的芦沟桥地区也有义和团在活动。总理衙门赶快将俄国公使的这些话转告给直隶总督裕禄，并要求他“严密查拿”。可是，面对着此时已将势力扩张到直隶全省、扩张到了北京城附近地区的义和团，裕禄哪有什么办法“严密查拿”！

庚子年四月十一日（1900年5月9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颁布上谕，气急败坏地宣布说“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要求在北京城里也必须“严密稽查，设法除禁”义和团。

四月中旬，直隶省境内，涞水的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涿州、新城、易县等地的义和团一起，焚毁了作恶多端的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同时，定兴的仓巨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四月十九日（1900年5月17日），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谕令步军统领等会议防禁以闻。

四月二十三日（1900年5月21日），驻北京的十一国公使以外交团的名义向清朝廷发出照会，要求严禁义和团民纠党练拳，惩处镇压义和团不力的人员。

四月二十六日（1900年5月24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颁布谕旨，实授李鸿章为两广总督……

——敦煌曲子词《曲子菩萨蛮》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四月二十八日（1900年5月26日）清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此时正在这个荒凉、残落的佛教圣地“当家”的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着积沙……当一大堆不知道积聚于此多少年的沙子被清掉之后，一面洞壁因为失去了在其多年的沉睡中早已习惯的积沙的支持而突然一震，让这个在王圆箓的眼中如此平常的洞窟发出了一声连呆滞、漠然的王圆箓也觉得很是奇异的声响。王圆箓被惊着了，连忙朝那面洞壁瞪眼细看，只见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壁面裂开了一道缝……王圆箓以为他刚才清扫积沙时不知道是得罪了凶神、还是打扰了恶鬼，吓得连退几步，差点没摔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看洞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事情发生，也没有神来杀他、也没有鬼来剐来，就重新安下心来……他本想赶快拖着笤帚、簸箕逃出这个洞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难得特别好奇，于是，他慢慢地蹓跶到那面已裂开了一道缝的洞壁前，畏畏缩缩地伸出了一只肮脏不堪的手，颤颤巍巍地在这面洞壁上敲了敲……王圆箓凭着自己的敲击声作出了判断：这面洞壁之后是空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洞穴！王圆箓怀疑那个秘密洞穴里面藏着什么金银财宝，赶快费了许多力气将这面洞壁凿破，将那个秘密洞穴打开……

那个秘密洞穴是一座面积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秘室，里面并没有藏着王圆箓所想望的那类金银财宝，只藏着许多早已发脆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这些东西可真够多的，从地面上层层堆码着，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堆满了整座秘室……

王圆箓只觉自己那简单的、想大发一笔横财的美梦还没怎么成形就破灭了，气得又摔镐头、又踢扫帚……不过，他勉强还知道藏在这座密室内的纸卷、丝织物大概还是些“古物”，大概还能些须换点钱、换点东西……

莫高窟积累了十几个世纪的沧桑与传奇，沉默地守候在中国西北的敦煌！公元366年的一个暮色苍然、晚霞照天的傍晚，一个名叫乐樽的和尚来到了敦煌，他站在一片茫茫的沙原上，只觉眼前出现了一幅金光灿烂、千佛跃动的奇景，于是，他发誓要广为化缘、要在这里建窟造像、要让这里真正成为佛家圣地……不久之后，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在敦煌开工之时，还是中国的东晋十六国时期……此后的千年时光里，中国的政权在反复的兴起和衰亡中不断地变迁着，敦煌的奇迹则在从未停滞的活跃中顽强地延续着……北朝的强悍、隋唐的丰富、五代的繁密、北宋的谨沉、元朝的忧酷，都在那些建造在鸣沙山上的一个个或由王公贵族斥资、或由平民百姓捐助的洞窿中生动地遗存着……那些壁画、那些雕塑，也许一时数得清，可是永远看不完、想不完……

可是，这一切，那个成年累月地在莫高窟“当家”的王圆箓都不懂！

王圆箓刚刚发现的这座密室，是北宋晚期的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那些早已发脆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是历代留存下来的四万多件珍贵无价的手写经卷、古书、碑片、织绢、绘画、写本、雕塑等各类文物！王圆箓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在这座密室中静静地藏了大约八百年了！——那首曲子词《曲子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就闪亮于其中！

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一个农民，因为逃荒，他到了甘肃；因为当道士能混口饭吃，他当了道士；几经曲折之后，他这个道士居然在莫高窟这个佛教圣地“当家”了！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曾随手捡出几件经卷，在一次去敦煌县城的时候，送到了当时的那个知县大老爷面前……那知县看过这几件经卷、听过王圆箓所讲的藏经洞的事之后，觉得事情不小，于是就将藏经洞之事又报告给了他的上级官员……报告来报告去，报告到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藏书家叶昌炽那里，叶昌炽建议当时的甘肃藩台拨款，将藏经洞里的文物全都运到甘肃省垣兰州保管……可是，磨来磨去，官僚们就是不组织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并不难以完成的运输、保管任务，他们的理由多得很，主要是嫌东西太多、费用不小……不过，他们也让王圆箓零星地、不断地从藏经洞中取出一些东西送上来，或者自己藏起来，或者当成礼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王圆箓是一个常见的愚人，在中国大地上，不管是朝廷、宫廷、官府、寺庙、学校、家庭……各类社会组织机构中，到处都有像他这样的、常见的愚人！可是，在中国大地上，古往今来，偏偏经常是他这样的、常见的愚人在“当家”！

王圆箓在莫高窟“当家”，他那肮脏的手与那些文化大盗们那肮脏的手一起将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上那罕见的罪恶而耻辱的篇章残酷地翻转着……

中国有句著名的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王圆箓自己觉得他这个湖北佬还是足够精明的！当那些文化大盗——“洋大人”率领武装起来的“探险队”杀到莫高窟的时候，面对着他们的种种威胁，他虽然害怕得要死，可是，他到底还是用他发现的藏经洞里的那些“古物”给他自己换回了一些钱、一些他觉得很有用的东西。——光绪三十一年秋天（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其随身携带的一点俄国商品，向王圆箓“换取”了一大批经卷文书；光绪三十三年夏天（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数量不多的银元向王圆箓“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五箱织绢和绘画；光绪三十四年夏天（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用少量银元向王圆箓“换取”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等物；宣统三年秋天（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正常人难以想象的超低价向王圆箓“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公元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用一叠数量仍旧很少的银元向王圆箓“换取”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王圆箓恭恭敬敬地管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叫“司大人讳代诺”、管法国人伯希和叫“贝大人讳希和”……

到莫高窟“探险”、用低价“换取”大量珍贵文物的还有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洋大人”……也有中国人到莫高窟“探险”、偷盗，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可都是为了各自的私人目的！……

这样的罪恶，罄竹难书！……

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物被运到了伦敦、巴黎、彼得堡、东京、汉城……散落在地球上大约四、五十个地方……

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物，还是有一些留在了中国，被称为“八千经卷”。——清朝宣统初年，法国人伯希和曾赁宅于北京苏州胡同，在他即将启行返国之前，他将他从敦煌莫高窟向王圆箓“换取”的那些文物的绝大部分都先期运回国了，只留少许在随身的行李中收着。伯希和从中选出一些唐人写本、还有一些石刻找到当时在学部任职、并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出示的诸物之后，只惊诧世间竟会有这样的异宝！罗振玉向伯希和再三、再四地打听过之后，伯希和终于向他透露了一些消息：藏经洞里还存着一些东西，其中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给时任陕甘总督的毛实英发去电报，相谋将藏经洞中的剩余文物购致于北京，可是，他得到的回话却是甘肃很穷、恐怕办不成这件事。罗振玉又请京师大学堂出资办这件事，可是，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却以无款为由，拒绝办这件事。最后，罗振玉想办法让京师大学堂农科将经费节省出一部分、充到办这件事的款子中，他自己也捐出了一些薪俸，终于购得了藏经洞里的八千卷写本。不过，这“八千经卷”在运到北京的路途中，又被各种歹人（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国的官员）偷去了许多、毁去了许多。他们所偷去的正是这“八千经卷”的菁华部分！有的歹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偷盗罪行，想出了种种恶招，例如：将一整幅长卷扯断为三、四块，让数目稍微显得大一些……

后来的岁月中，“八千经卷”所残剩的那一部分，终于被珍藏于北京图书馆……

让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静静深藏了大约八百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经洞，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1900年）这样一个悲惨、荒谬、恐怖、残酷、血腥、耻辱的年份里，重新触到了那面被北宋的僧人们封掩住的洞壁之外的光线！……

庚子年四月下旬（1900年5月下旬），由于驻北京的天主教主教法国人樊国樑向清朝廷施加了压力，直隶总督裕禄派遣军队前去涞水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在石亭镇设下埋伏，大败来军，并击杀督队官员副将杨福同。随后，义和团民二、三万人占领了涿州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地“扒铁道，劈电杆”了……

四月的初夏火燥中，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国公使先后来到清朝总理衙门，要求清朝廷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将北京附近和已经进入北京的义和团镇压下去……

庚子年五月初（1900年5月底），义和团为了阻止清军的调动，已经拆除了涿州南北约百余里的铁道和电线杆，焚毁了涿州以北直至北京丰台的各处车站……此时，恰逢丰台车站出卖废票、讹诈旅客，所以，义和团对于丰台车站处置得特别厉害——不仅将站房烧毁，连慈禧太后的“龙车”也一并烧掉。

尽管慈禧太后明令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查禁义和团，可是，五月里，义和团还是在北京广泛散播着揭贴。很多北京市民都能将揭贴上的“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这类的话熟念于口，并且相互议论着揭贴上的一些惊人建议——义和团明确宣称，他们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那个“洋鬼子徒弟”光绪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三百羊”泛指此时在北京的清朝官员，“京官可勿杀者只十八人，余皆可杀”。而且，义和团不断进入北京“铺坛”，在北京市民中发展成员。

五月里，义和团的势力已经遍布了天津。义和团民焚毁了天津的所有外国教堂，而且同前来“干涉”的外国军队发生初步的冲突。直隶总督裕禄简直连保护他自己的安全都做不到了，于是，他被迫承认了义和团在天津拥有合法地位。他战战兢兢地“以敌体礼”将直隶境内沿运河一带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进入了天津城，请他们派义和团民来保卫直隶总督衙门。他全副朝服，跪迎义和团“红灯照”女首领“黄莲圣母”林黑儿进入直隶总督衙门，向她正式参拜……

五月初一日（1900年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刻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并将此决定通知了清朝总理衙门。慈禧太后指示清朝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回复说，同意各国立即调兵入京，只要求数量要少一些。清朝总理衙门还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通知驻扎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为那些从塘沽登陆经天津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

五月初四日至初六日（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英国、俄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奥匈帝国八国的海军官兵共四百五十余人，从天津先后到达北京。——这其实就是“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

“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开带头在北京的大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民，并将他拖到德国使馆内杀掉了。第二天，克林德带着一群德国水兵出了德国使馆，在北京城内到处挑衅，随意杀害中国人。其他各国使馆的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军队冲出使馆，在北京街头肆意驱赶、捕杀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有的是义和团民，有的只是北京的平民百姓。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轰击，至少有六、七十个中国人被炸死。

五月初七日（1900年6月3日），慈禧太后向她的“奶弟弟”——节制北洋各军的军机大臣荣禄叮嘱说，先不要将其手下重兵派去杀义和团，因为大批的义和团就在北京城内外，若不能将义和团立刻杀尽、反激得他们大量冲杀进紫禁城就太可怕了……

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慈禧太后命令荣禄部下、由董福祥所率的甘军进入北京城。

五月初十日（1900年6月6日），大批外国军队从大沽口登陆，进入天津的租界。

这一天，慈禧太后命令荣禄立刻分饬其部下的董福祥、宋庆、马玉崑等人各率所部军队尽力剿杀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慈禧太后谕令，以端郡王载漪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以启秀、溥兴、那桐同时兼行走。

这一天，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和美国上校麦克卡拉率领下，八国联军二千多人，在天津强占火车多列，强行开往北京。直隶总督裕禄曾向他们提出反对，可是，这反对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北京永定门，去接应前来北京“保护”日本使馆的日本军队，董福祥部下的甘军将其杀之于道，并剖其尸。从这一天开始，义和团民开始在北京城里毁教堂、杀教民……

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慈禧太后默许北京城外的义和团民大量进入北京城，可是，她仍旧命令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叫义和团别乱动……

北京城外的义和团民大量进入北京之后，与北京城内的义和团民联合起来，在北京城内拼命大烧大毁起来……从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开始，他们将右安民门内、崇文门内、宣武门内、正阳门（前门）外的外国教会设施、洋人住房、奉了洋教的店铺、教民住房大烧特烧，可是，烈火所及，这些建筑附近的其他建筑也跟着遭了殃！最惨的就是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这一天，义和团在正阳门（前门）外的著名商业区大栅栏放的那场巨火！义和团在大栅栏的一家名叫“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洒了煤油，然后点火开烧，结果，从“老德记洋药房”燃起的烈火趁着大风，迅速蔓延了大栅栏的整条街道，火势顺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廊房二条、廊房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东荷包巷、西荷包巷凶猛地滚动，甚至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这场大火烧毁了四千家店铺，其中有许多都是当时在全北京、甚至全中国都负有盛名的店铺，例如：内联升鞋店、同仁堂药店……组织放这场巨火的一个义和团大师兄本来自称他念一句咒语就可以将巨火立刻熄灭，结果，当这场巨火真的大烧特烧起来之后，他却早就偷偷跑得无影无踪！其他一些跟着放火、跟着起哄的义和团民也纷纷死逃狂跑，生怕被大火烧着！大栅栏的这场巨火狠狠地烧了三天之后，都还没被扑灭！就在大栅栏开烧的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义和团在北京内城也放起了大火，他们将位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认定为与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就将其点火焚烧，这家讲书堂被烧成灰烬的同时，附近的千余家店铺也被蔓延开来的烈火给一起烧毁了！接着，义和团又在东城的一家洋药铺放了一把大火，结果，这家洋药铺与其附近的四千多家店铺一起被烧毁！义和团在纵火、毁砸的同时，也连带着杀人、抢劫，甚至将一些显贵高官的府邸全部抄没，怂恿、伙同义和团之行动、甚至假冒义和团的名义各自行动的，则是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荣禄部下的武卫中军与甘军（董福祥部）等股势力。被抄家洗劫的显贵高官有许多，例如：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工部尚书陈学棻、内阁学士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卿陈邦瑞……北京的显贵、高官、富民纷纷自充义和团“神坛”的坛主，大肆捐资设坛，整个北京城中，到处都是“神坛”。很多显贵、高官、富民想得到义和团的“保护”，因此，大量的义和团民就进入了他们的那些府邸、大宅居住。就连紫禁城皇宫之内、以及各衙门司署，也都设了“神坛”。慈禧太后本人每天都将义和团的咒语叨唠七十遍，每天念完之后，她那头号亲信老阉奴李莲英就扯着一条不男不女的阉嗓子，在她旁边欢欣鼓舞地怪叫一声：“老佛爷法术无边，又死了一个洋鬼子！”端郡王载漪的府邸成了义和团的总部，府邸门口设立了“拳坛”，数百义和团民聚集于此，烧香念咒，他们的日常生活，则由载漪供给。庄亲王载勋也在其府邸前设了“拳坛”，载勋本人经常亲自召集义和团民开会、“练拳”，其中一处重要据点就是位于海淀万泉庄附近的那座由他出资修缮的一座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的庙宇：三义庙。——慈禧太后面对此时那烂糟糟的形势，决定还是将义和团、还有义和团所供奉的那些“神仙”都利用一下。她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书翘、顺天府尹何乃滢去直隶涿州等地“宣布朝廷旨意”、将义和团驱散的时候，正是义和团大量渗入北京城内之时！刚毅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说：自芦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良乡“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麕集尤多”……他们一边声称，义和团其实都是“义民”，对朝廷没有什么不忠不孝之心，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一边又严重警告，“万一拳民北奔，逼近京畿，殊与大局有碍”；总之，他们要求慈禧太后还是不要采用武力镇压义和团，还是用“劝导”、“晓谕”的手段将其解散，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将义和团收编！另外，她那头号老阉奴李莲英也因为收了端郡王载涟的重贿，而奉载漪之命在她耳朵边将义和团如何神奇、如何战无不胜的话拼命唠叨。于是，慈禧太后暂时同意了刚毅、载漪、李莲英等人的建议，她命令庄亲王载勋与刚毅“统率”义和团，还拨出了两万担米、十万两银子“赏”给义和团，让义和团到庄亲王府的神坛前“挂号”、领取粮米。从此，许多到庄亲王府“挂号”过的义和团队伍，就打出了“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帜！

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上校麦克卡拉率领的八国联军二千多人从天津出发之后，在向北京扑来的路上遇到了清军聂士成部与义和团的阻击。他们本是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发的，可是，由于义和团在沿途已经将铁轨、桥梁尽量拆毁，将电线杆尽量锯掉，使得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电讯完全断绝，因此，他们只能一边抢修铁路、一边与聂士成部、还有义和团激烈战斗，根本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接着前进，不得不被迫退回；他们在退回的路上，沿途又受到了义和团与清军的袭击、包围，除非得到增援，否则，他们根本不能退回天津租界！然而，此时天津租界中的外国军队共二千四百人也正被义和团包围着，无法分兵接应他们。五月十九日（1900年6月15日），大沽口外的俄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海军头目密谋夺取大沽炮台，控制天津、大沽之间的通道，并在当晚派出日军小分队三百人在塘沽登陆，派出炮舰、鱼雷艇十艘驾入海河，对大沽炮台形成水陆夹攻之势。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各国海军头目以清军在海河口布雷为词，联合向大沽炮台守将、新被擢升为喀什噶尔提督而未之任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暂借”炮台，并限令第二天凌晨二时之前必须交出炮台，否则就用武力攻夺。罗荣光此时已六十七岁，他断然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当天下午，俄国、英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国所组织的联合突击队共一千人相继登陆，配合日军小分队完成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凌晨，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指挥下，八国联军的突击队在此前已驶入大沽口的十艘炮舰、鱼雷艇的掩护下，向大沽南北岸炮台发起了猛攻，与此同时，另有八国联军的军舰二十八艘在大沽口外助战。罗荣光率领守军英勇抵抗，开炮还击，与敌鏖战六小时，共击沉、击伤敌舰六艘，打死、打伤敌军一百三十余人。凌晨五时，日军攻占北岸第一炮台；六时，英军攻占第二炮台；七时，大沽各炮台全被敌军攻占，大沽失陷，从此，天津的门户被打开了！后来，败退到天津的罗荣光服毒自杀！大沽失陷之后，八国联军大量登陆，其中的八千人经过激战之后，顺利进援天津，于五月二十七日（1900年6月23日），到达天津租界。西摩尔、麦克卡拉所率的那支军队由于得到了接应，也于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退回了天津租界。此时，八国联军的兵力在天津租界中已达一万二千人（其中，俄军最多，有六千人；日军其次，有四千人），在大沽口则有六千余人。直隶总督裕禄在大沽失陷之后，不仅不敢将战败的真实情况奏报给慈禧太后，居然还谎称凯旋，向她讨赏。慈禧太后在得到裕禄所奏的捷报之后，居然真的很慷慨地命令拨出十万两银子给裕禄，供其“犒师”。

北京城中的紫禁城皇宫里，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1900年6月16日至19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一起，召集众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一定要将义和团当做“乱民”、坚决镇压下去，千万不要与洋人开战。对于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表示支持。已故的“五大闹”惇勤亲王奕誴的三个儿子——长子加郡王衔贝勒载濂、次子端郡王载漪、三子辅国公载澜，还有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军机大臣）徐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承恩公“蒙古状元”崇绮、军机大臣启秀、军机大臣赵舒翘、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等人则吵吵说，朝廷此时已无力将义和团的势力彻底剿灭，若非得强行去剿，就会立刻在京畿一带造成巨祸，还是将义和团给“招抚”了，让他们去杀洋人为是，义和团有“神拳”、有“法术”、有数量巨大的徒众，战胜洋人应该不成问题！至于慈禧太后的“奶弟弟”、此时“权兼将相”的军机大臣荣禄在表面上则总是尽量顺着慈禧太后的眼色行事……端郡王载漪为了让慈禧太后尽快下决心与洋人对立，达到他利用义和团的力量迫使慈禧太后尽快归政、让他的儿子“大阿哥”溥儁尽快代替光绪皇帝登上皇帝的御座、让他自己尽快以“太上皇”的地位掌握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的目的，就与其党羽在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这一天，假冒八国外交团的名义、伪造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有四条内容，其中之一是勒令慈新禧太后归政、将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载漪派其心腹、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将这个假照会在这一天的午夜悄悄地送到了慈禧太后的“奶弟弟”荣禄面前！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早晨，荣禄将这个假照会呈递给了慈禧太后！果然不出载漪等人所料，慈禧太后这个一向怕洋人怕得要死的老妖妇终于被这个假照会给激怒了！当那连续四天的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已经决意与洋人“开战”……

东交民巷是北京城内位于皇城正门大清门以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就是“使馆区”。可是，这条胡同还一直居住着许多中国官民，因此，从表面上看，与北京城内的其他胡同相比，这条胡同不过就是多了些洋人、洋楼、洋行而已。

五月十九日（1900年6月15日）之后，“使馆区”内的各国公使突然擅自宣布了所谓的“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有洋兵看守。”并且贴出告示恐吓中国人：“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此时，各国公使已擅自命人将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封闭、并阻拦以坚固厚实的掩体，使东交民巷这个“使馆区”成为了北京城内的一个被洋人所完全控制的孤立堡垒。从五月二十日（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就将已被他们改名为“切洋鸡鸣街”的“使馆区”给紧紧地包围住了。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老奸巨猾的荣禄请求慈禧太后准许他派人将各国公使护送到天津去，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清朝廷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荣禄派遣其部下的军队保护各国使馆，并声称若各国公使及其眷属愿意前往天津的话，在路上他们将获得保护。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下午四时，荣禄通过总理衙门告知各国公使同他们的眷属、僚属、卫队和其他所有的在京洋人，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从北京撤至天津，并再次允诺说，中国军队将奉令提供沿途护送。可是，“使馆区”内的大多数洋人偏偏不屑于荣禄的殷勤，他们认定这是一个针对他们的奸谋，他们的理由是：此时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拳匪”多如乱麻，他们若是冒险走出“使馆区”，在兵力不足的使馆卫队和毫无战斗力的清军的护送下前往天津，简直就是直接下地狱！各国公使，除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之外，都觉得此时此地，除了接受荣禄的殷勤，迅速逃出“使馆区”外的那些义和团民的包围、离开北京之外，并无其他更佳选择，可是，他们都觉得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实在是太苛刻了，于是，他们决定想办法拖延时间，先给总理衙门发去一个照会，要求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去总理衙门商谈，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等种种具体问题。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上午九时，外交团没有接到总理衙门对其昨天发出的那个照会的答复，于是，除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之外的各国公使都决定不去总理衙门了。而克林德则说，他已经给总理衙门发出了照会，他将个人前去总理衙门“访问”，届时他会就义和团杀害在北京的外国人、烧毁教堂、攻击西什库教堂等问题向清朝廷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将清朝廷违背国际法、破坏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性所造成的后果严厉警告一番。克林德的发言遭到了其他各国公使的一致反对，他们纷纷说，这样做，会让他个人很危险。可是，克林德仍旧傲慢地按照他的主意行事，带着一个参赞一起，离开了“使馆区”。克林德乘轿行至距离“使馆区”不远的东单牌楼时，恰遇神机营的一个名叫恩海的“满洲兵丁”率队巡街。恩海看到克林德所乘的那顶“洋人的轿子”之后，急让在北道高处立住，取枪对准了此轿。克林德在轿中朝恩海先开枪了，射出了一片乱弹。而恩海在躲过这片乱弹之后，就朝轿子开了一枪——这一枪，将克林德打死了！替克林德抬轿子的中国轿夫们在恩海开枪之后，立刻就将克林德与轿子一起扔在大街当中，自己跑了……混乱之中，那个跟随克林德的参赞也受了重伤……克林德被杀、参赞受重伤的消息传回“使馆区”的时候，距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分钟。这个消息让“使馆区”内的洋人们更加不敢到天津去了！……

就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这一天，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义和团、荣禄直辖的武卫中军、董福祥部的甘军，开始正式攻打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西什库大教堂，俗称北堂，位于北京西安门内北侧，是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这场围攻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这期间，打打停停，恐怖的事、奇怪的事层出不穷！当时，参加这场围攻的，有义和团民几万人、武卫中军八千人、甘军上万人；使馆区与北堂之内，外国官员、军队、平民与中国教民全加起来，只有数千人，使馆区内，能够作战的人全都加起来，只有八百二十余人，北堂则只靠全加起来还不过四十人的法国兵和意大利兵作战。义和团民的武器是大刀、长矛、木棒、石块，武卫中军与甘军则都使用着在当时相当精良、先进的西式轻、重武器，尤其是武卫中军，配备着荣禄当成重要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的“开花大炮”；使馆区与北堂的守军，其主要的武器就是枪，至于重武器，有美国大炮一尊、奥匈帝国大炮一尊、意大利大炮一尊、挪威大炮一尊，还有从一个旧货铺中找来的一尊曾在同治三年（1864年）使用过的旧炮——那尊旧炮早就被当成废物埋在地下，被挖出来之后，由于缺少炮架和炮弹，就给其配上了一个从俄国公使馆里找来的旧炮架，填贮上从意大利公使馆里找来的许多还未曾开花过的炮弹，让其成为了一件杀伤义和团、武卫中军、甘军的利器。在这场将近两个月的围攻中，使馆区内，文员死了11人、伤了19人，其他洋人兵士死了54人、伤了112人；北堂内，护堂西兵死了11人，其他各类人死了400人。手持大刀、长矛、木棒、石块或者赤手空拳、高喊着“刀枪不入、刀枪不入”之类的神咒的义和团民被使馆区与北堂的守军用西式武器大批大批地杀死、杀伤，就连武卫中军、甘军也被使馆区与北堂的守军杀死了至少四千人，另外还有许多人受了或重、或轻的伤。没有参加这场围攻、却因为这场围攻而惨死的中国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荣禄秉承他那个“奶姐姐”慈禧太后的意思，精心指挥了这场围攻——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恐怖闹剧！慈禧太后之所以派义和团去围攻使馆区和北堂，是为了将义和团的大刀长矛驱赶到其所想杀灭的洋人那里，以避免义和团将刀锋矛头指向她这个满清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她之所以宣布让武卫中军、甘军参加这场围攻，是为了向义和团显示清朝廷确实真想围攻使馆区与北堂，以煽动义和团更加猛烈地向使馆区与北堂进攻，从而达到让大批大批的义和团民更加快速地死在洋人的枪炮之下的目的；当时，武卫中军驻扎在使馆区以东，甘军驻扎在使馆区以西和以北，慈禧太后命令武卫中军与甘军只能虚张声势，不可真打、更不可猛攻，同时，必须时刻防范义和团真的将使馆区与北堂攻占。

这场围攻刚开始的那几天里，拼命怂恿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去杀洋人、吓唬外国的两个军机大臣——刚毅与赵舒翘，都兴高采烈地换上了一式的短衣腰刀的新鲜打扮，或者到使馆区与北堂外“亲临督战”，或者坐在城楼上，一边观战闲聊，一边喝酒欢呼。刚毅曾对赵舒翘笑道：“等使馆被攻破了之后，咱这大清国内，不光是义和团被杀得快绝了种了，就是洋人，也得被杀得快绝了种了！咳，想起来就让我不能不高兴，真到了那时候，这天下可就太平了！”赵舒翘是靠着刚毅的扶植才得以被慈禧太后重视、进入军机处的，他这个“标准满奴”向来是对刚毅这个出身于满洲镶蓝旗的“恩公”加同僚谄媚奉承惯了的，他听完刚毅如此尽情感叹了一番之后，就立刻一边屁颠儿屁颠儿地站起来给刚毅敬酒，一边撇着一口陕西长安口音的官话，凑趣地补充道：“自从康有为那混帐倡乱悖逆以来，那些喜欢闹事的家伙乌七八糟地凑聚了许多，跟着康有为闹个不停。哼，到底是凭着恩公您的威福和体面，求太后老佛爷开恩，将其中为首的六个狂徒（戊戌六君子）给砍了头，将其他那些家伙给震慑了下去，哼，量他们也残喘不了多久了！看看现在，皇上（光绪皇帝）病得都快宾天（死）了，又失了民心，实在不足以君临天下。咳，还是靠恩公您，助太后老佛爷定下了安国大策，立了‘大阿哥’承继宗庙，这天下的太平才有了指望！咱这大清国，现在义民（义和团）四起，上下同仇，这都是靠了太后老佛爷圣明、靠了恩公您以身报国，将皇上闹出来的那些弊政尽皆除去、让咱这大清国有了更新向荣的前途，才得以有这些义民忠心耿耿地来‘扶清灭洋’的！上古社稷之臣，今天又于恩公您而见之了！”刚毅听了，直乐得将嘴里的酒和吐沫喷了赵舒翘一脸，他为了显示对赵舒翘的赏识，索性先不接过赵舒翘敬过来的那一大杯热酒，而是忙忙地将自己手里正端着的那半杯剩酒递给赵舒翘，赞道：“还是你这小子知道我！”赵舒翘多年以来早就见惯了刚毅这一套了，此时，他却仍旧像是初次承恩似的，带着一脸一身的望外之喜，低头躬腰摆臀地将那半杯剩酒用双手恭敬接过，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干！接着，他又满脸堆笑、满身堆欢地向刚毅连连地照杯……可是，过不了几天，刚毅、赵舒翘的兴致就都大减了下来，都吵吵说，实在受不了那熏天的尸臭，还是先去忙别的，命人将战况报告过来也就是了……

有一天，端郡王载漪向慈禧太后撺掇了很久，终于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命令荣禄动用“开花大炮”轰炸使馆区。荣禄接到载漪得意洋洋地传来的这道命令之后，一边在心里大骂载漪故意在慈禧太后面前给他找麻烦，一边想出一条应付这个命令的毒计。他暗示炮队统带，只管开炮，而且要炮声不断，炮声震天，以使深宫里的慈禧太后听了高兴、听了满意，可是，绝对不许将大炮的表尺校准、绝对不许真的将使馆区给炸平了……炮队统带领会了荣禄的毒计，并且按照这个毒计，带着炮手们变本加厉地行凶作恶……“开花大炮”的表尺比所定部位加高了二、三分，轰然巨响、“开花炮弹”如雷奔电掣般破空而出，越过使馆区，飞过正阳门（前门）旁的城墙，炸落在位于北京外城正阳门大街与崇文门大街之间的草厂十条胡同，将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地炸没了！……“百川通”代替“使馆区”承受了被炸成灰烬的恐怖命运，荣禄及其亲信幕僚陈夔龙等人都对炮队统带率领炮手们所造成的这个恐怖后果感到万分满意，深宫里的慈禧太后听到炮声之后，也觉得荣禄这个“奶弟弟”就是比别的奴才强，甭管是什么差事，叫办就办……至于“百川通”被炸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就只能由中国老百姓自己承担了……从这颗“开花炮弹”开始，荣禄所管的两门“开花大炮”不断地将“开花炮弹”精心地“胡放”出去。使馆区内，曾有许多“开花炮弹”落在了树顶上、墙头上、院子里，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院子里，前后落下的“开花炮弹”加起来就有二千八百颗之多，可是，藏在英国公使馆里的人，却没有一个人受伤，一些洋人小孩子，常常在院子里，拿着小筐拾弹子做玩意儿，嘻嘻哈哈的，就像不知道“使馆区”外正在“开战”。“使馆区”周围地区则被炸得惨不忍睹，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老百姓被炸成了尸体、炸成了残废，一座座中国房屋被炸成了焦土、炸成了废墟……

在这场似战非战、似和非和的“围攻”中，荣禄使尽浑身解数，按照他那“奶姐姐”慈禧太后的意旨，将“使馆区”和北堂“暗中救全”下来。在将近两月之久的“围攻”期间，荣禄曾奉慈禧太后之命，连日给“使馆区”内的各公使馆送去西瓜等夏天时令水果，还有米麦、蔬菜、酒、冰等食物、医疗物品，并曾亲自向各公使馆“求和”，另外，还护送庆亲王奕劻到“使馆区”去“慰问”……

虽然内阁学士那桐曾嚷嚷着请端郡王载漪这个“杀洋人的王爷”将那个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戮尸”、并将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可是，慈禧太后最终还是命令将克林德的尸体盛棺埋葬……

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命令清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在形式上也许可算是“宣战诏书”的诏书：“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洋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罕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通商，并许在我国传教，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人民，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民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教士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畔，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乃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为民教解释宿怨，朝廷怀柔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有杜士蘭照会，令我退出大沽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被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世，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益助饷械，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奋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不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这道宣战诏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在仔细揣摩了慈禧太后、荣禄、端郡王载漪、刚毅等人的心思之后，小心翼翼地起草的。如果说这道诏书是也算是一道“宣战诏书”的话，那么，这就是一道形式、内容都非常荒谬的“宣战诏书”。人们读过这道诏书之后，看不出“朕”（光绪皇帝）究竟是在向哪一国、或哪几国“宣战”；这道诏书也没有点出任何国家的名字，更从未被以任何形式送达给任何外国政府；这道诏书只是向中国内部颁布的。

这一天，慈禧太后还命令将那个“充不了饽饽儿的废物点心”的崇礼罢去步军统领之职，而以正奉她的命令“统率”着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代之。

远在中国南方海疆城市——广东省垣广州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早在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8日）就接到了慈禧太后命令他“迅速来京，毋稍迟延”的懿旨——他知道，慈禧太后是想靠他去联络各国、和缓局势，可是，他决定还是多观望一下，就借故留在了广州，拖延时间……

李鸿章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他那双衰老的长眼睛被南方海疆的海风猛吹了一阵子之后，又浑浊了许多……

李鸿章在接到了那道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宣战诏书”之后，将其看成一道“伪诏”，决定不照办。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相互约定：“凡二十四日以后之上谕概不奉行”！——在事实上，两广、两江、湖广辖区内的各省等于已经向清朝廷宣告独立……

自从那个爱吃满洲“奶点心”的“小犊子”溥儁被慈禧太后立为同治皇帝载淳之嗣、成为“大阿哥”之后，他的本生父端郡王载漪就觉得他那早些杀掉光绪皇帝、早些成为“太上皇”的美梦距离实现已经不远了……慈禧太后决意与洋人“开战”以来，载漪更加拼命地将他自己的一套毒谋努力付诸实施：他要让义和团替他去将北京“使馆区”内以及北京其他各处的洋人全部杀完；他要让义和团帮助他趁乱夺权，冲进紫禁城皇宫杀掉光绪皇帝、杀掉慈禧太后；他要让义和团死力拥护他的儿子溥儁登上皇帝的御座，死力保着他这个“太上皇”君临中国；他要让义和团跟着驻扎在京、津一带的大量清军一起，与洋人的军队死命混战一番，为他以后与洋人的“议和”谈判争取些有利条件……

溥儁这个“大阿哥”自从进宫居住、读书之后，就一直在宫中横行霸道，找各种机会凌辱光绪皇帝，动不动就骂他一声脆的！溥儁骂光绪皇帝的花样很多：“二毛子”、“洋鬼子徒弟”、“洋鬼子朋友”、“洋鬼子奴才”、“洋熏的下流坯”……光绪皇帝听了这些辱骂之后，一般总是尽量忍住气，不去理溥儁。可是，有一次，溥儁找了个茬儿，指着光绪皇帝的鼻子，大骂个不停，不仅骂他是“二毛子”、“洋鬼子奴才”、“洋熏的下流坯”，还泼翻泼滚地将其他各种脏话朝他狂骂个不停。光绪皇帝一怒之下，一改常态，突然厉声回骂了溥儁一句：“贱奴才，住嘴！”溥儁一听，愈发撒起泼来，将他平时在宫外耍惯了的小痞子劲儿全本连台地搬演起来，照着光绪皇帝的那张惨白如蜡的脸就狠打了一拳，若不是旁边的许多太监急忙将他们两人给拦开了，他们两人之间一定会发生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殴……光绪皇帝将这次事件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很是震怒，她立刻就将溥儁叫到她跟前，先亲自踩着“花盆底”高底旗鞋给了溥儁一阵子“窝心脚”，又命令她的二号亲信老阉奴崔玉贵将溥儁的裤子扒下来、用大鞭子在其屁股上狠抽了二十下。溥儁被慈禧太后责打一事当天就传到了他的本生父端郡王载漪的耳朵中，为此，载漪不仅大跳大骂了许多次，还决定找茬闯进宫里大闹一场，并趁机将光绪皇帝杀掉……

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25日），喝得醉醺醺的端郡王载漪伙同庄亲王载勋一起，率领义和团民六十余人，鼓噪着冲进了宫中，说是义和团的大师兄凭着“法术”发现宫里窝藏着洋教士，得赶快将洋教士搜出来杀掉、肃清宫禁，他们一边在宫里到处乱闯，一边高喊着“杀二毛子……杀洋鬼子徒弟……”当时正守着一大桌子茶、果、点心、菜肴用“茶膳”的慈禧太后在听到这番鼓噪之后，立刻大怒起来，派太监分别将她的“奶弟弟”荣禄、还有载漪、载勋叫到她跟前。她先将载漪、载勋二人痛骂了一阵：“你们闹什么闹？！是以为胆子撑大了一点子，就想造反了，还是怎么喳？！咹？！～～～老佛爷我现在还十旺八旺、硬硬朗朗的，你们居然就敢闹起来了？！载漪，趁着你今天灌丧了黄汤、涨大了耳朵想知道个好歹，我就实话告诉你，废不废皇帝，是老佛爷我自己个儿的事，用不着哪个不想要脑袋的跑来瞎吵吵！老佛爷我什么时候高兴了，只要轻轻吩咐一句话，随时都可以废了‘大阿哥’的名号，将溥儁那个就会混塞肠子混冒粪的小犊子或者赶出宫去、或者就在宫里用‘家法’当众打死！你既然还有能耐吆喝着义和团在宫里到处搜什么那活见鬼的才知道的洋教士、杀什么‘二毛子’，可见你的酒早就该醒利索了，就别再越装越醉了！你、还有载勋，立刻一起滚出宫去，你们夹着尾巴听清楚了，从此以后，除了我派人叫你们以外，永远不许擅自进宫！不然的话，护守的官兵就会立刻将你们的头给砍了，来个‘先斩后奏’！”慈禧太后一边骂，一边用她那双满满地戴着十个金镶各色西洋宝石的戒指和十个金指甲套的老手在她面前的一张硬木大桌子上狠狠地拍来剁去、挥来扫去，将满桌子的茶、果、点心、菜肴连杯带盘、连碟带碗地泼掀了一地……她那模样，活脱就是北京城里常见的一个满手箍着一大堆大铜顶针去骂街掐架、撒泼逞强的老女痞子……跪在慈禧太后跟前挨骂的载漪和载勋早就吓得直打哆嗦，只知道连连地磕响头……正当他们二人想站起身来、“滚出宫去”的时候，慈禧太后对他们二人厉声命令道：“你们滚出宫去之前，先去给皇帝（光绪皇帝）磕头，求恩恕罪！”然后，慈禧太后又向荣禄厉声命令道：“立刻从载漪、载勋带进宫来的那些拳匪中拿出二十多个为头的，绑到东安门外砍头，让那些拳匪看看，还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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