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大劫之后又一年

……庚子年（1900年）的天津之战中，叶钟思率兵民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最终战死于天津陷落之后的巷战中……辛丑年（1901年）秋天，叶维松留邵永纹在南京家中照顾祖母和母亲，自己独自带人回到了天津。当叶维松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重新回到叶家大宅所在之地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一片浩劫之后的废墟！……“家里已经快二十年没有小孩这么闹了……”邵映融感叹道。“我们小时候可没这么闹……”此时已经三十一岁、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父亲的邵永嘉一边苦笑道，一边回忆着他这一辈人的许多童年往事……陈舜容的婆家柯家这几年接连遭遇了几桩大事，明显地衰败下来了……柯景笙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他的妻子陈舜容。他们二人结婚六年，就是在这段相对最艰难的岁月中，才有了一段平凡、现实、相互有着较深的理解的婚姻生活。然而，他们二人仍然没有真正的夫妻之实、没有真正的夫妻之爱……京华匆匆，恰如拂光历影……邵永嘉谒引的事，每一步都还算顺利。其中，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月三十日（1902年5月7日）那天他在紫禁城乾清门看到的一切：森严的宫殿，映着暗淡晨光的琉璃瓦，白得像残冬余雪般的石桥栏，春深将殁时节那又湿又滑的绿云草地……

二月二前后，春天的阳光和春天的惊雷将冬眠的世界彻底驱散到旧日时光所在的坟墓中去，农民们都在忙碌地准备着春耕诸事……

二月二，在中国传统风俗中，如果可能的话，已出嫁的女儿们要在这一天从婆家回到娘家，并从这一天起，在娘家连续住上一段时间，度过这对于她们而言在一年中非常难得的俗定假期。

光绪二十八年的二月二（1902年3月11日），孙泪泉、邵永纹这两位出了阁的姑奶奶都在淮安邵家庄。孙泪泉是恰在二月二这天上午回到娘家的，她的丈夫王安程、还有她与王安程的那个已经将近三岁的儿子王涉洋也与她一起回来了。邵永纹则是在五天之前，与她的丈夫叶维松一起回来的。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1900年）二月，叶维松的祖父叶去非病逝于“北洋之城”天津，终年七十四岁。那时，恰是义和团在天津开始大闹的时候……叶去非的病逝，让叶维松的父亲叶钟思、叔叔叶钟略这两位清朝廷的现任官员同时都“丁了忧”，可是，最后，叶钟思被“夺情留任”，接着在天津处理诸多繁难的公务，只有叶钟略这位翰林院的闲官获准按制回家守孝。叶钟思冷静地考虑了形势之后，让叶维松、邵永纹赶快护送祖父叶去非的灵柩、还有祖母叶去非太太、母亲赵之贤离开天津，与叔叔叶钟略一家一起回南方。他们先一起回到南京，将叶去非的灵柩在南京安葬了，然后，叶维松、邵永纹就与叶去非太太、赵之贤在南京住了下来，叶钟略一家则去了上海。庚子年（1900年）的天津之战中，叶钟思率兵民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最终战死于天津陷落之后的巷战中……辛丑年（1901年）秋天，叶维松留邵永纹在南京家中照顾祖母和母亲，自己独自带人回到了天津。当叶维松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重新回到叶家大宅所在之地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一片浩劫之后的废墟！叶维松在天津到处询问，终于问出了，父亲叶钟思战死之后，天津的一些善良的老百姓究竟将他匆忙葬于何处，他找到了父亲的尸骸，并将其重新盛殓，然后，他就带着这具灵柩回到南京，将其安葬于祖父的坟墓之旁……叶维松与邵永纹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夏天结婚的，本来，叶维松打算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去日本留学，可是，由于他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受到了许多故意刁难、同时他又得了一场大病，他留学的事就被耽搁了下来，再往后，就是庚子年至辛丑年（1900年至1901年）这段恐怖岁月……叶维松决定在今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天东渡日本留学，待他在日本安顿下来之后，再将邵永纹也接到日本——邵永纹也想到日本留学，特别是学习数学。他们本来想在今年春末夏初时候、叶维松去日本之前回邵家庄多住几天，就不拘“二月二”的俗礼了。可是，前些天，邵永纹的父亲邵重林忽然得了很重的病，家里为他请医抓药地治疗了一阵之后，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变轻，反而出现了难以控制的严重趋势。大家很担心，恐怕邵重林活不了多久了，就赶快往南京打电报，让邵永纹和叶维松赶快回来。邵永纹和叶维松接到电报之后，立刻登程，赶了过来。这些天，邵重林的病虽然还是很重，可是到底还是控制住了，不过，他虽然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其病情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孙泪泉、王安程在这天上午带着儿子王涉洋回到邵家的时候，邵永嘉、顾知离夫妇特意带着他们的那个此时已经三岁多的长子邵东波，与叶维松、邵永纹夫妇一起迎到大门前。众人相互寒暄了一阵之后，孙泪泉就向顾知离又关心、又微带嗔怪之意地说道：“你年前生平波的时候，受了多险的苦，现在虽然满月了，到底还没到百日，你何必非得跑过来应这个虚礼，还是应该待在屋子里，小心调养才是。若是你再病倒了，说不定又得大半年离不开药罐儿。”——光绪二十七年年底（1901年年底），邵永嘉与顾知离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次子邵平波出生了。

顾知离微笑着说道：“你说的很是。不过，现在天正暖和，我正想多散散步、多活动活动，不想总闷在屋子里，不然，倒怕会闷出病来呢。”

众人走到庭院中之后，只见孙泪泉的母亲邵映融、邵永嘉的父亲邵振林与“庶母”张淑荷、邵永纹的母亲段翠微、还有邵永嘉与邵永纹的三婶陈漱雪也迎出了中门。——陈漱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南京看望她母亲苏慕橘，并在南京住了一阵子，当邵永纹与叶维松从南京回淮安邵家庄的时候，她就与他们一起回来了。

孙泪泉、王安程忙带着王涉洋向长辈们行礼问候了一番，长辈们也关心地将他们这次旅行的情景扼要询问了一番，并纷纷慈爱地称赞王涉洋这个小孩长得多么壮实、多么可爱……邵永嘉的儿子邵东波是一个与王涉洋年龄相仿的小孩，此时，他看大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于王涉洋，未免觉得有些嫉妒，于是，他一边扯着邵永嘉的胳膊，一边跳嚷道：“爹，咱们快带他们去向二叔祖（邵重林）请安吧……”

“乖，别闹，别让表姑、表姑父笑话……”邵永嘉连忙半哄半吓地向邵东波说道。

邵映融注意到邵东波的举动之后，连忙向孙泪泉、王安程说道：“你们快去看看二叔去。”

这天的午饭，在邵家是这几年来难得的人丁齐全的聚餐，就是过年的时候，都很难像这样凑齐这么多人。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孙泪泉抱着王涉洋，顾知离抱着邵东波，让他们这两个小孩也跟着一起上桌吃饭，不过，一会儿之后，他们这两个吵闹不止、对于上桌吃饭这个“待遇”比对饭菜本身更感兴趣的小孩就被女佣给带走了，这之后，其他人则接着吃饭、谈话。

“家里已经快二十年没有小孩这么闹了……”邵映融感叹道。

“我们小时候可没这么闹……”此时已经三十一岁、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父亲的邵永嘉一边苦笑道，一边回忆着他这一辈人的许多童年往事。

“娘，这油炸枣糕很不错，你尝一块。”孙泪泉一边说，一边就用筷子将一块油炸枣糕送到邵映融的碗中。

邵映融此时四十九岁，她已经为她的丈夫孙星民守寡二十八年了！自从孙星民病逝之后，这许多年以来，邵映融一直严格遵守着她在孙星民刚去世时所立下的誓言——这辈子再也不吃任何酒肉之类的东西，就是素菜中的莲笋蘑菌之类的东西也不再吃，一日三餐，只吃简单的米食面食、蔬菜咸菜。像油炸枣糕这类的食物，邵映融也是很少吃的，除非是碰到像过“二月二”，按风俗要吃名曰“熏虫”的油炸米食面食的日子，她才会在家人的劝说下偶然尝一点。

“好，我吃。”邵映融先将碗中的这块油炸枣糕略尝了一点，然后向孙泪泉和王安程说道：“你们今天匆匆忙忙地赶路，一定饿了，千万多吃一些。”

邵永纹向顾知离和孙泪泉笑着说道：“东波和涉洋现在还只知道玩，等明年过‘二月二’的时候，他们就该按规矩，一大早起来就去‘踩门槛’，然后进书房读书了。”

顾知离叹道：“这些小孩都快读书了，思槊（邵永嘉）自己还没读完书呢！这个世道，读书可真不容易。庚子年（1900年），他在江阴南菁书院读书的时候，有关战事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咳，就别提那时候我在家里有多担心了！展眼之间，思槊就三十多岁、是两个小孩的爸爸了，他若这么一年一年、没完没了地读下去，真不知得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顾知离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替邵永嘉抱怨起来，让邵永嘉在众人面前觉得有些尴尬……

孙泪泉忙向顾知离笑道：“‘学海无涯’，读书做学问，哪会是有头的事……”她将顾知离的话锋岔开之后，又与邵永嘉将庚子年（1900年）夏天他在江阴时的一些见闻谈了谈，其中，他们谈的最多的是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北上勤王”的李秉衡乘军舰过江阴时，去南菁书院看望山长丁钧（叔衡）的事……

“小程（王安程），你父亲办的那份报纸，最近景况如何？”邵振林向王安程问道。

——辛丑年（1901年）秋天，王安程的父亲王保克在上海创办了《海铭丛报》。由于王保克将这份报纸作为他自己目前的主要事业，因此，他就将王家在苏州的丝业生意、还有管理一家与人合股的民营机器纱厂的事务都交给了王安程。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王保克、娄静宜老夫妇就在上海住家，王安程、孙泪泉小夫妇则带着儿子王涉洋在苏州住家，不过，他们也经常带着王涉洋一起去上海办事，并看望王保克、娄静宜老夫妇。

王安程一边叹着气、一边摇着头说道：“如此时世，景况还能如何？不过，我父亲偏犯了倔脾气，说他这些年费了这么多周折，总算将这份报纸办起来了，那就坚持到底，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都要一直将这份报纸办下去。”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跟邵振林商量道：“年前，我们在信中知道了二叔得病的消息后，以为他还能像三年前那次得病时一样，治一治、调养调养就没事了。可是，刚才我们给二叔请过安、看到他现在的病况之后，觉得我们以前实在是太大意了，就是往轻里说，也不得不说他现在的病况实在让人担心……因此，您说，我是不是应该赶快去给我父亲打个电报，请他赶过来看看二叔？”

邵振林略微迟疑了一下……他的“姨太太”张淑荷见状，连忙向邵重林太太段翠微说道：“二太太，您说呢？”

段翠微想了想，向王安程说道：“前些天，你二叔的病况比现在更糟，家里人当时都觉得不好，可是，一时也不想惊动太多的亲友，就只往南京打了个电报，让永纹、小松（叶维松）、还有你三婶先赶回来看看。可是，从打完电报之后，到永纹他们回来之前，你二叔的病倒又被控制住了。又过了些天，直到现在，也没更怎么样。因此，我想，虽然很多人乍一看到你二叔的病，都会吓一跳，觉得简直重得很难再治出什么了，可是，也许再努力治些时候，他这场病就能渐渐地减轻，跟三年前一样，只不过是一场虚惊？”

王安程听了段翠微的话之后，仔细地想了想，然后叹道：“您说的是。可是，我想，我还是给我父亲发一封电报，将二叔此时的病况告诉他，请他过来探视探视。若是不惊动我父亲在这时来探视，以后，他会一直都觉得不安的……”

段翠微点了点头，说道：“也好。你就给你父亲发一封电报吧。”

这天傍晚，邵永嘉、王安程、叶维松在书斋中，一起翻阅了新印出的《邵峻言年谱》。王安程忽然指着一个很旧的纸盒子，向邵永嘉好奇地问道：“思槊，那个盒子里装了什么？那样郑重地‘供’在书桌上？”邵永嘉且不答话，只是慨然一笑，然后，他将那个盒子端了过来，说道：“你们自己看。”他一边说，一边就将盒盖打开了。王安程、叶维松一起定睛细瞧，原来盒中装着百余封书信，这些书信没有一封是拿专门的信笺写成的，都是拿从已用过的梅红手版截留出的尾纸写成的。邵永嘉说道：“这些都是涂朗轩（涂宗瀛）数十年来写给我爷爷（邵峻言）的那些信中剩下来的，大约有百余封。我与徐老师（徐加彭）一起给我爷爷编年谱的时候，我曾将这些信找了出来，从中搜辑了一些事例。那时，我就想，等年谱印出来之后，我再将这些信重新整理整理，编纂成一部书信集。因此，我昨天晚上就又将这些信给找出来了，谁知，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困，就又随手将这些信搁在那儿了。”

叶维松笑道：“人们常说，‘敬惜字纸’。涂朗轩倒‘敬惜无字纸’！”邵永嘉也笑了一下，然后说道：“涂朗轩真是不枉有‘俭朴自守，尤爱惜物力’的名声！数十年来，不管是他跟着曾国藩管军务、当江宁知府的年头，还是他当苏松太（上海）道、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的年头，不管是他当广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南巡抚、湖广总督的威风时候，还是他在家养病、无聊地研究‘理学’的落寞时候，他给我爷爷写信，从来都是将那些他仔细积存下来的梅红手版尾纸当信笺用。他当官的年头又长、官位又高，僚属们成天价早也参谒、晚也参谒，那些递上来的手版稍微堆几天，就是一大摞，难怪他会觉得若是将那些手版全都当垃圾扔掉了、而不将那些空着没写字的尾纸截留下来当信笺用，实在是怪可惜的。”王安程笑着向邵永嘉建议道：“你应该对这些信更爱惜一些，不要动不动就这么随手一搁。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是‘古董’了，更何况将来呢！”邵永嘉听了，触动心中无限感触，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叶维松也叹道：“咱们这样的人家，谁家找一找，都能找出一大堆这样的‘古董’！”

他们三人将各自从小到大所见所闻的“洋务”时代的往事谈了许多……谈着谈着，叶维松忽然说道：“‘戊戌政变’、‘庚子大祸’、‘辛丑条约’，将中国都差不多闹亡了！如今，‘老慈’（慈禧太后）居然也在高喊‘变法’、高喊‘新政’，让人怎么想，怎么觉得恐怖！”

邵永嘉说道：“乙未年（1895年），我跟我爷爷一起去南京的时候，曾听张之洞跟我爷爷说过，如今中国，真正懂得洋务、真正能办洋务的，首推三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我爷爷。现在，他们这三个人中，我爷爷和李鸿章都死了，就剩下张之洞还依然活在这个高喊‘新政’的年代。”

王安程向邵永嘉问道：“你去北京谒引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邵永嘉答道：“我本想在二月底就启程的，可是，现在二叔（邵重林）的病况如此，也许家里过不了多久就得大忙一阵了……”叶维松听了，向邵永嘉劝道：“你别只管这么顾虑，也许还不会怎么样呢。入都谒引的事已经说了这么久了，还是别耽搁了为是。”邵永嘉愁容不散，闷闷地说道：“说得也是……”王安程又向邵永嘉问道：“你这回进京，可有谁一起同行？”邵永嘉答道：“陆砚樵（陆崇寿）的大姐夫王研声翰林（王凌山）‘丁忧’期将满，就要回北京了，我们曾约定这回一起进京。”

王保克在上海接到了王安程发来的电报之后，赶快与妻子娄静宜一起从上海赶到了淮安。他们在邵家庄住了十天左右，在此期间，邵重林的病情似乎有了一些起色。王保克与娄静宜回上海之前，很乐观地向邵家的人说：“别担心，二哥（邵重林）只要再仔细治疗、调养一阵，就会痊愈的。过些日子，我一定再来看他。”王保克、娄静宜老夫妇回上海的同时，王安程、孙泪泉小夫妇也带着儿子王涉洋回苏州去了。

二月底，邵永嘉按照原定计划，与王凌山一起离开了淮安、启程去北京。叶维松与邵永纹商量过之后，决定邵永纹还是留在邵家多住些日子、帮助处理家事，而他自己则先回南京去，接着处理出国留学之前的诸多事务。因此，叶维松也与邵永嘉、王凌山一起离开了淮安。

邵永嘉、王凌山与叶维松一起到达南京之后，就跟着叶维松一起回到叶家，在他们等船去上海的那几天时间里，他们就住在叶家。趁此机会，他们也去南京的其他一些亲友家看望了一下。

邵永嘉的三婶陈漱雪的母亲——陈廷章太太苏慕橘此时已经七十六岁了。庚子大祸之年，正是陈廷章牺牲四十周年之时，正是苏慕橘守寡四十周年之刻！苏慕橘的书匣中，她在四十年前所写的那一篇又一篇《庚申国变秋词》尚如新作，她在这一年所写的一篇又一篇《庚子国变秋词》又累累添于其上！庚子年（1900年），陈廷章与苏慕橘的儿子、当时恰好四十周岁的陈镇淮自己结束了他自从“戊戌政变”之后就开始的那段“忧郁假期”，重新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中去。这一年，在“戊戌政变”之后被“老慈”（慈禧太后）革去三品衔、列入“禁锢谪革”官员之列的著名科学家徐建寅结束了他那被迫的闲居生活，接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来到湖北省垣武昌，担任湖北营务处武总教习。由于此时八国联军正入侵中国，外洋火药已不再向中国出口，于是，张之洞派徐建寅去督办保安火药局，承担起用自产火药代替外洋火药的重任。徐建寅向张之洞保荐了陈镇淮，希望能将陈镇淮调来，协助他完成创建保安火药局的工作，张之洞同意了，于是，徐建寅给陈镇淮发了一封电报，请陈镇淮尽快从南京过来。陈镇淮接到徐建寅的电报之后，默默地来到了母亲苏慕橘面前，将电报呈递给母亲看。苏慕橘看了电报之后，向陈镇淮说道：“四十不惑，你的决定自然是慎重的……”陈镇淮当天就离开了南京、启程往武昌而去！他到达武昌之后，协助徐建寅一起，拼命工作，仅用了三个月，就让保安火药局建成投产。这之后，徐建寅被张之洞调到汉阳钢药厂，总办研制硝化棉无烟火药的项目——在徐建寅到任之前，这个工厂因为外洋工匠都已离厂，竟然已无法继续进行生产研制工作！而陈镇淮则继续留在保安火药局工作。徐建寅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合格的硝化棉无烟火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二月十二日（1901年3月31日），是预定的硝化棉无烟火药开工生产的日子，这一天，徐建寅亲自到配药房合药拌料，可就在这时，配药房内发生了大爆炸，机炸药轰，导致徐建寅与在场的其他十五名员工同时死难！徐建寅死时年仅五十六岁，他死在春花正顽强盛开着的“花朝”之日！辛丑年（1901年）花凋酷暑时节，陈镇淮仍然在保安火药局工作，这一年草灭霜秋时节，陈镇淮已离开了湖北，来到了福建，重新回到福建船政局造船厂——那座曾令他觉得今生再也不忍看到、再也不想看到的工厂工作！促成这一切的，是陈镇淮的同学、同事、朋友——资深造船专家魏瀚。陈镇淮此次回福建工作，没带家眷同行：他的妻子叶钟灵因为娘家、婆家都有许多事需要她来操心、处理，而且她的母亲叶去非太太和婆婆苏慕橘此时都很需要人照顾，就留在了南京；他的儿子陈海文则仍留在上海的南洋公学读书。

陈漱雪的堂兄陈良宰仍旧在金陵机器局当官，他的两个儿子陈宗勋、陈宗业则都在他参与创办、投资的那家机器纱厂任职。陈良宰家现在生活平静，而且人丁比以前更加兴旺。陈宗勋与何玉桃的长子陈颂桓已经九岁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何玉桃又生下了他们的次子陈梦桓，此时，陈梦桓都已经三岁了。陈宗业与高慧欣的女儿陈书桓已经八岁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高慧欣又生下了他们的儿子陈靖桓，此时，陈靖桓都已经两岁了。陈颂桓与陈书桓这两个小孩都已经读了好几年书了，他们读书都很努力，而且，人们发现，比陈颂桓年少一岁、读书也比陈颂桓晚一年的陈书桓的天赋比陈颂桓更高、进步比陈颂桓更快。陈良宰太太曾丽茗仍然为了各种家务而不停地忙碌着，家中诸事都还让她觉得满意，而让她经常忧思不止的仍是她那已经出嫁了六年的女儿陈舜容。

陈舜容的婆家柯家这几年接连遭遇了几桩大事，明显地衰败下来了。先是陈舜容的公公——曾担任过陕西藩台的柯家大老爷因在官场斗争中失败而被迫辞职、告老回家，结果，他在家“休养”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因连气带病而一命呜呼；半年之后，陈舜容的太婆婆——柯家老太太也在受尽了疾病的折磨之后咽下了平生最后一口气；柯家大老爷与柯家老太太死后，柯家各房头曾为了分割财产大闹了一阵……不过，由于众人终究舍不得离开柯家那座宽阔的大宅邸，因此，闹到最后，各房头只是将那座大宅邸之外的其他动产、不动产给分了，那座大宅邸仍旧保留不分；分家之后的各房头仍旧像当年那样住在那座大宅邸中，名义上，总管家务大事的是陈舜容的婆婆——柯家大太太，可是，事实上，柯家大太太并不拥有柯家老太太当年所拥有的权力，各房头平时各自为政，若遇到需要一起商量的事，则往往争吵不休、纠纷不断。柯家大太太人很老实，而且体弱多病，她的三个儿媳妇，除了陈舜容这个二儿媳妇之外，其他两人都是自从一嫁到柯家就不停地与她明吵暗争、找茬怄气的，因此，她但凡遇到什么麻烦的家务事，只愿意与陈舜容商量。不知不觉中，陈舜容在事实上已接过了她婆婆所承担的家务重担，可是，这样一来，不仅本房头的大伯子大嫂子、小叔子小婶子——她丈夫柯景笙的大哥大嫂、三弟三弟媳妇对她越来越嫉恨，其他房头的许多人也对她越来越仇视。柯景笙的生活状态因为父亲和祖母的死亡而受到了严重打击，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从没为读书、做官等有关前途的大事而犯过愁，横竖只会比一般人运气、比一般人强就是了，父亲死后，他才陡然发现，这些事竟然是那么麻烦、那么难以应付；祖母活着的时候，他这个最受祖母宠爱的孙子是整个大家庭中过得最娇贵的人，祖母死后，不仅他享用惯了的那些特殊待遇没有了，而且，这个大家庭中的许多人还将当日对于祖母的怨恨、对于他的嫉妒统统发泄出来，闹得他整天烦不胜烦！柯景笙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他的妻子陈舜容。他们二人结婚六年，就是在这段相对最艰难的岁月中，才有了一段平凡、现实、相互有着较深的理解的婚姻生活。然而，他们二人仍然没有真正的夫妻之实、没有真正的夫妻之爱——这不仅是因为居丧之礼的限制，更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足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柯景笙有时仍旧偷偷在外征歌冶游，不过，与以前相比，这样的事已经少多了。

陈漱雪的表弟苏尔宽家仍旧是苏尔宽太太陆海棠主持管理着一切事务，当然，自从她的儿媳妇——苏望涛太太叶蕴婷嫁到苏家来之后，她就多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天，在日本留学的苏望涛曾经回国探亲，在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返回日本，接着完成学业。叶蕴婷此时正处于待产阶段，苏望涛在频繁的通信中与她商量，等孩子出生之后，就将她与孩子接到日本……苏望涛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已经十七岁的苏照汀最近三年以来一直在上海的南洋公学读书，只是在假期的时候才回南京探亲。苏照汀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天，与陈镇淮的儿子陈海文一起进入南洋公学读书的，他们两人是同学、也是朋友。

陆海棠的侄女陆琼家此时就是陆琼带着儿子郑秀岩和一些仆人住在南京，陆琼的丈夫郑自直在过年之后就到杭州临摹一些新从古墓中发现的古画去了。郑秀岩这个小孩此时已经五岁了，他很聪明，也喜欢读书，可就是体弱多病。去年，郑秀岩得的一场大病虽然在陆琼的百般照顾之下彻底痊愈了，可是，这之后，陆琼自己却因为多日的劳累和忧虑而病倒了，着实将养了一阵才慢慢恢复过来……

邵永嘉与王凌山在南京稍停了几天之后，就乘船去了上海。他们在上海又稍停了几天，然后就乘船北上了。

若想看风景的话，从上海到天津的这一番海程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海上日出、海上日落、海上闪电、海上豪雨……邵永嘉经常站在船栏边，看着那永远在千变万化的大海，他那茫然的愁思不断地掠过他心底那无数与大海相关的昔年旧事，却很少落到眼前的风景上来，他想自己童年时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情景……他想十二年前——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仲夏，已是十九岁的青年的他与卸下船政大臣之任的爷爷邵峻言一起乘船离开福州、北上回故乡时的情景……他想那堪称“洋务杰作”、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日本掳掠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装甲巡洋舰“平远号”……

邵永嘉与王凌山到了天津之后，就急忙转由旱路进京。

京华匆匆，恰如拂光历影……邵永嘉谒引的事，每一步都还算顺利。其中，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月三十日（1902年5月7日）那天他在紫禁城乾清门看到的一切：森严的宫殿，映着暗淡晨光的琉璃瓦，白得像残冬余雪般的石桥栏，春深将殁时节那又湿又滑的绿云草地……

邵永嘉在北京为谒引而忙碌的那一阵子，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正因为朝觐而待在北京。邵永嘉去看望张之洞的时候，张之洞曾感慨地向他说道：“我上一次看到你的时候，还是在乙未年（1895年）——你爷爷去世的那一年，那时，你才二十四岁。咳，展眼之间，就过去了七年，你都已经三十一岁了……”——此时，张之洞已经六十五岁了。

谒引结束之后，邵永嘉向王凌山告别，离开了北京。

邵永嘉先回到了淮安家中，向家中众人将他在谒引时所历诸事、以及他被清朝廷分到湖北当官的事都详细地讲了讲，与此同时，家中众人也为了他去湖北的事而忙碌起来……

邵永嘉本打算这次在淮安家中停留数日，就启程去湖北省垣武昌的。可是，由于家中突然出了一件大事，让他不得不又耽搁了一阵。——在他回到淮安之前的几天，他二叔邵重林的病况已再次转重，在他回来之后的数日之内，邵重林就渐渐陷入了病危状态，并且终于不治而逝。邵重林享年五十六岁。

在邵重林病重期间，他的女儿邵永纹一直留在邵家照看着。邵重林病危之后，邵永纹赶快往南京发去了电报，让她的丈夫叶维松尽快来淮安。叶维松赶到淮安、来到邵家的那一天，恰是邵重林病逝的那一天。邵重林那时已经昏迷，唯有当叶维松握住他的双手大声唤道“岳父”的时候，他的双目才突然大张了一下。那之后，仅仅过了一个钟头，邵重林就停止了呼吸。

邵家很快就将邵重林的丧事办完了。这之后，邵永嘉就告别了家人，启程前往湖北省垣武昌。叶维松与邵永纹也启程回南京去了，他们已经商量好，等叶维松启程去日本之后，邵永纹再回淮安邵家住一阵子。

邵永嘉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夏末秋初来到武昌之后，被分配在武昌发审局任职。他在江苏会馆内租了几间屋子，当做寓所。江苏会馆的主厅旁有一小轩，其有楹联：“漫思莼菜秋风，且游鄂北；试问杏花春雨，可胜江南？”邵永嘉觉得这副楹联差可比拟他此时心情。

寓居于江苏会馆的官员很多，其中有些人与邵永嘉很谈得来。邵永嘉从他们的闲谈和慨叹中，知道了当时中国官场、特别是湖北官场的许多内幕情况。有人在谈到“应以‘清’、‘慎’、‘勤’为官箴”时，曾故意说怪话道：“现在的官场，‘清’，就‘清’在有亏空，可谋肥缺；‘慎’就‘慎’在工禀牍，可称能吏；‘勤’，就‘勤’在通消息，可知趋避。哼，这可不是说笑话，这可是无数过来人血泪相传的官场秘箴！”

邵永嘉也曾听人谈到了与“戊戌年”有关的许多秘闻故事……

曾是张之洞的学生和幕僚，后来成为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曾与友人结诗社、“撞诗钟”。有一天，他们以“鹤膝格”咏“来”、“霸”二字，杨锐得句“抽刃我思来叔壮，拔山人笑霸王愚！”——这两句诗就仿佛是杨锐为后来的“戊戌政变”所写的谶语。

“戊戌六君子”中那位最年轻者——林旭，在戊戌年元旦（1898年1月22日），曾在一尊观音大士像前偶然抽了一签，并为此写了一首即事律诗，其中有句“主忧避殿当元日，臣职操兵见啬夫。”——此等诗语，似乎就是“围园杀老慈”谋划之失败、“窝囊废”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等事件的征兆……

最惊心动魄的就是庚子年（1900年）秋天，自立军起义失败前后所发生的那些故事！

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在戊戌年（1898年）夏天，曾欲赴北京参与新政，可是，他行至湖北汉口的时候，就得知了“老慈”已经发动了“戊戌政变”的消息……唐才常很快就逃到了日本，在日本，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兴中会首领孙文等人都有较多、较深的来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联络会党与防军，先袭取湖北省垣武昌为根据地。——两湖会党的一位“龙头”、兴中会会员毕永年联络两湖会党的其他一些“龙头”杨鸿钧、李云彪等数十人归附了兴中会，梁启超等人与兴中会谈合作，就是想借用参加了兴中会的会党“龙头”们的势力。这一年冬天，唐才常、林圭等人从日本回到了中国。

唐才常、林圭到达上海之后，在庚子年（1900年）发起组织了正气会。正气会的会章是唐才常亲自订定的，其序文中又有“低首羶腥，自甘奴隶”、“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反抗满清的言论，又有“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之类的拥护“窝囊废”光绪皇帝的言论，充满了不可理解的矛盾！毕永年、章太炎等坚决反清的革命分子对此采取了严厉的反对态度。毕永年苦劝唐才常与“康大圣人”康有为在政治上断绝联系，可是，他与唐才常足足辩论了一昼夜之后，仍未能说服唐才常。——唐才常天真而固执地辩解说，他并不是真心拥护那个“窝囊废”光绪皇帝，他只是觉得兼顾了革命、保皇，可同时得到革命派、保皇派的助力……唐才常联合会党势力开“富有山堂”，推康有为当“正龙头”、梁启超当“副龙头”。毕永年由于那些本在兴中会影响下、受自己领导的会党“龙头”们纷纷投奔了康有为，愤怒已极而削发为僧！

唐才常接受了康有为的指示，改正气会为自立会，称准备起义之军为自立军，设总机关于汉口。自立军在名义上有很大力量，其中不仅有会党人众，还有一些清朝军队中的官兵，号称十余万人之众。唐才常、林圭将自立军分为七军，由秦力山统前军，驻大通；由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庆；由陈犹龙统左军，驻常德；由沈荩统右军，驻新堤；由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庚子年六月（1900年7月），唐才常邀请维新人士、社会名流、会党首领总共数百人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又称“中国议会”）。“中国国会”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等人为干事，宣布三点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请光绪帝复辟”。这三点宗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若是否认满洲政府就不该保存清国和光绪帝，若保存清国和光绪帝就不能创造新自立国！为此，章太炎苦劝唐才常千万别被保皇党利用，可是，由于唐才常对于康有为所答应的将从海外华侨中募集的军费汇来一事犹存希望，就拒绝了章太炎的劝告。章太炎气得在“中国国会”的召开现场自剪发辫，表示决裂！

“中国国会”召开之后，唐才常就从上海赶赴汉口，任自立军诸军督办。当时，自立会推容闳驻上海、黎科驻汉口，办理一般的外交事务；康有为则派自己的门徒龙泽厚代替唐才常“办外交”。——康有为已与英国秘密勾结起来，他在向华侨募款的公函中曾宣称“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

康有为所谓的“自立之国”是按照英国瓜分中国的阴谋来行动的。英国想通过康有为指使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然后从受自立会拥戴而割据湖广地区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受张謇等人拥护而割据两江地区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人中选择一人作为东南“独立”的政府首领；同时想通过香港议政局议员英籍华人何启指使兴中会拥护两广总督李鸿章割据两广地区。

何启在取得了香港总督卜力（W.Black）的同意之后，与香港兴中会员陈少白密商，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联合救国，由李首向政府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孙文）率党员佐之”。陈少白立即致电兴中会首领孙文，密告了这一何启的这一主张。孙文发来复电，应允了这一主张。陈少白让人约请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请他向李鸿章转达这一主张。不久，刘学询回复说，他已经将话向李鸿章带到，另外，他还提出，若欲深谈拥护李鸿章割据两广之事，其先决条件是孙文派人杀掉康有为。——康有为、梁启超此时也正准备谋杀李鸿章、刘学询……

何启拟定了一份《上香港总督书》，提出了“兴中会平治章程六则”：（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各省立一自治政府。设立议会，以各国驻京公使为中央议会暂时顾问局员，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为各省议会暂时顾问局员。（三）公权利于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何启将这份“由兴中会全体会员署名”的《上香港总督书》送给香港总督卜力看。卜力对此显示了“极表同情”的态度。卜力据此向李鸿章再三接洽。李鸿章对于卜力的“提议”，回复了“颇表示好感”的态度，不过，他一再强调说：“北京未破，拳乱祸首势焰正盛……”

刘学询告诉李鸿章说：“我与孙文认识多年了，如果爵相有意罗致，我可以设法，让他立刻来粤……”然后，刘学询就给孙文写信，说：“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文接到刘学询的信之后，率兴中会会员杨衢云、郑士良、陈清以及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于庚子年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与兴中会在港会员会晤。这时，孙文从在港会员的报告中得知，李鸿章“尚无决心”……

刘学询已派出广东水师安澜号兵舰在香港等候，专邀孙文、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

孙文派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为代表，赴广州接洽，并同时作了其他一些部署，然后，他就于次日——庚子年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8日）凌晨三点钟，偕同英国“中国之友”会秘书、爱尔兰恢复党人摩根，仍乘烟迪斯号，前往越南西贡。

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这三个日本人按照孙文的部署，换乘了广东水师安澜号兵舰，沿珠江驶抵广东省垣广州。他们被接到刘学询的住宅中后，刘学询与他们进行了一番密议，为这番密议充当翻译的是广东水师的军官。宫崎寅藏提出了两条“孙文入粤条件”：（一）所定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十万两白银。刘学询显得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声称：“一定让李爵相奏请西太后，将孙文特赦；至于那十万两白银的贷款，明天就先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的，也会尽快送上。”可是，对于宫崎寅藏等人紧追紧问的“粤督独立之谋”，刘学询则只是说道：“请转告孙文，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李爵相不便有所表示。”这番密议结束之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就乘安澜号返回香港。

庚子年五月二十二日（1900年6月18日）午后，刘学询果然派他的儿子将“贷款”送到了宫崎寅藏等人手中，不过，宫崎寅藏等人拿到手的，并不是刘学询本来答应的那个数目“五万两”，而仅仅是“三万两”……

由于孙文已经去了越南西贡，于是，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就先去了新加坡。宫崎寅藏等人自称，他们此行是为了去说服此时正侨居在那里的康有为同意与孙文联合组党救国……康有为的门徒徐勤听了宫崎寅藏等人与刘学询密谈、并已来到新加坡这些消息之后，立刻给康有为发去了电报，警告康有为“防范刺客”！康有为看到电报之后，赶快向新加坡当局报告说，宫崎寅藏等人要刺杀他。

庚子年六月初十日（1900年7月6日），新加坡英警察搜查了宫崎寅藏等人的住所。由于内田良平此前已离开新加坡回日本去了，所以，此时，只有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这两人还留在这个住所中。警察在这个住所中查获银单二万七千元，现金二百五十元，日本刀两口，就据此证实了康有为所报告的“刺客说”，立刻就将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给逮捕了。三天之后——庚子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孙文来到了新加坡，他得知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被捕的消息之后，立刻向新加坡英总督瑞天咸以及咨询委员科利尔、埃杰顿等人疏通，营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并证实警察所查获的巨款系他所有与募捐所得。在孙文营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的同时，内田良平也急电日本参谋本部转饬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进行营救。

庚子年六月十六日（1900年7月12日），孙文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前往香港。

庚子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日），香港总督卜力致电伦敦，请示说：“李督北上过港，孙拟与谈。”次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复电说：“不可向李鸿章谈及与孙中山（孙文）合作事。”

庚子年六月二十一日（1900年7月17日），孙文、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所乘的佐渡丸停靠在九龙港之后，香港英警吏就登轮向他们通告说：“新加坡英总督下令五年内不许你们入境。”

这一天下午，已被清朝廷调任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号轮船，离开广东省垣广州，启程北上。此船行至珠江口时，因发现有两艘英国驱逐舰在“徘徊”，就转航香港暂泊。

由于香港总督卜力在这一天收到了英国殖民部大臣张伯伦的电令：“禁止于李过港时，将其扣留。”于是，卜力连夜派人急告孙文：“明天上午，你与李鸿章会晤时，一定要劝他，不要北上！”并让孙文预作准备：“如果李鸿章愿意停止北上，就允许你上岸共同密商。”

庚子年六月二十二日（1900年7月18日）上午，李鸿章登岸，会晤了香港总督卜力。卜力竭力劝李鸿章“与民党合作，据粤自主”。李鸿章却坚决拒绝此时滞留于两广，声称“我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并且在话语中丝毫也不涉及与孙文会晤的拟议，只是向卜力说：“希望港督能禁止颠覆分子以香港作基地。”

在李鸿章与卜力会晤的同时，陈少白也到安平号轮船上会晤了随李鸿章北上的刘学询以及曾广铨（曾国藩之孙）。刘学询、曾广铨告诉陈少白：“李爵相北上的意志非常坚决，根本无法劝阻。”

这天下午，孙文等人开会，讨论举事方案，最后决定：日本人福本诚留在香港负责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就以现有力量举事；举事时以郑士良为主将，以曾在乙未年（1895年）广州重阳举事之前争到了“伯理玺天德”（“大总统”）之位的杨衢云与日本人近藤为参谋；以日本人福本诚为民政总裁，以日本人平山周副之；由“日本同志”协助郑士良进入中国内地，待举事成功、占领一地之后，就分兵一半进驻于厦门附近，那时，孙文就与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从台湾密行，进入内地与举事军队会合……

庚子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日），孙文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日本轮船佐渡丸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庚子年六月二十五日（1900年7月21日），李鸿章到达了上海，并且中断了他的北上之旅，在上海停留下来……

——庚子年秋天（1900年10月），孙文等人所策划的、被称为惠州起义的“第二次举事”失败……

庚子年（1900年）夏天，驻扎在汉口的自立军诸军督办唐才常曾托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联系的日本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湖南、湖北）独立。可是，张之洞并未对此表示出任何态度，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干涉自立军的活动。

唐才常决定，在庚子年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分别驻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自立军诸军同时发动起义。为此，他屡屡向海外发去急电，催康有为、梁启超赶快将军费汇来。然而，康有为、梁启超却迟迟不将军费汇来，致使唐才常不得不一再将举事日期延迟。——康有为以武装“勤王”的名义，在海外华侨中募集军费六十万元；他之所以迟迟不将他早就信誓旦旦、斩钉截铁地向唐才常允诺过的军费给唐才常汇去，是因为这笔数额巨大的军费已经全部被他自己给私吞了！

唐才常一直在真诚地为“自立”的理想而苦苦奋斗着，他并不知道康有为与英国勾结的种种机密，也不愿意去多想康有为是否一直在卑鄙地利用他，他不畏惧死亡，也不逃避牺牲，就像他发誓要为之复仇的挚友谭嗣同一样！……

那个曾教光绪皇帝的宠妾珍妃读过几天书的文廷式在“戊戌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两年。庚子年七月下旬（1900年8月下旬），文廷式受龙泽厚——康有为的那个奉其命代替唐才常“办外交”的门徒之招，来到了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一个心腹幕僚梁鼎芬与文廷式是同学，多年以来，梁鼎芬的老婆龚氏一直是文廷式的姘妇。文廷式到达汉口之后，经过一番外人可考知其梗概、难详究其细节的周折之后，向张之洞告发了唐才常将率自立军起义之事！……

文廷式告密之后，张之洞派人与英国领事进行了一番交涉。英国领事签字，派巡捕协同中国地方官吏破获了设在汉口英租界之内的自立军总机关，捕获唐才常、林圭、田邦璿、黎科等二十余人。

唐才常等人是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七日（1900年8月21日）晚被捕的。第二天——庚子年七月二十八日（1900年8月22日）晚二更之后，张之洞派人将他们押到僻静之处，行刑处死。他们在受刑之时，都勇敢地伸直了头颈，厉声喊“杀”！……

戊戌年，谭嗣同牺牲赴死之时，年仅三十三周岁！

庚子年，唐才常牺牲赴死之时，也是三十三周岁！

“浏阳二杰”，至此双绝！

唐才常等人被杀之后，张之洞又派人在湖北其他各处捕杀了参与自立军起义之事的维新人士和会党头目百余人。与此同时，湖南恶绅王先谦、叶德辉趁机大肆报复，向湖南巡抚俞廉三告密，俞廉三在他们告密之后，下令在湖南大杀维新人士百余人！

——王先谦是文廷式的姘妇龚氏的母舅，龚氏自幼父母双亡，在王先谦家长大。龚氏也是梁鼎芬的老师龚镇湘的侄女，当年，就是龚镇湘让王先谦做媒，将龚氏嫁给梁鼎芬这个“天阉”的。戊戌年（1898年），叶德辉曾为谭嗣同这位让他嫉妒已极、仇恨已极的绝代公子的被杀而狂喜了一阵，可是，他心底总觉得谭嗣同仿佛还没死，依旧是一位自在活跃在人世的绝代公子，他根本不能摆脱因为对谭嗣同的嫉妒和仇恨而永缠在心的、酷刑一般的折磨！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的被杀也曾让他狂喜了一阵，可是，那折磨于心的酷刑不仅未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湖南维新人士百余人被杀之后，他还想狂喜一阵，可是，他越想狂喜，越觉得他简直已被那酷刑折磨成一个疯子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邵永嘉离开了湖北省垣武昌，奉檄至钟祥县，任帮审鞫案之职。钟祥县是一个经常发生严重水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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