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鲜血玉麒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苏北地区的大旱灾、大水灾、大瘟疫……那一天，当林嘉美在灾民棚中为那些染上时疫的灾民义诊的时候，陆嵩寿就帮他用照相机将那些病人的惨状拍摄下来。林嘉美说，他打算多拍些反映这次大灾荒的真实状况的照片，寄给“华洋义赈会”、还有各国慈善家，要求赈济。为染上时疫的灾民义诊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陆嵩寿将这些钱全都给了那中年妇女，说道：“你不要卖这小孩了！快拿着这些钱去救人吧！”那中年妇女听了陆嵩寿的话之后，一时还不敢相信，只是呆呆地看着陆嵩寿。那小女孩桂花则仍旧大哭不止……陆嵩寿叹了口气，又大声向那中年妇女说道：“你不要卖这小孩了！这些钱都是你的！”说完之后，陆嵩寿带着那四个雇工，立刻就转身走了……程静蓉一下子就冲过去，紧紧地抱着陆嵩寿的尸体大哭起来，直到她自己也哭昏过去之后，大家才勉强将她从尸体旁扶开……程静蓉就这样忽然成了寡妇，此时，她年仅三十三岁，她与陆嵩寿的两个儿子还都是小孩子……在陆家，陆嵩寿的溘然病逝，让陆崇寿担负了更重的责任，因为，他祖父陆稼轩的所有孙辈中，只剩下他这唯一的孙子了！不过，多亏了陆崇寿的妻子汪安和是个又贤德、又乐观、又有才识的女人，有了她的帮助，陆崇寿在处理家里家外的诸多大事小事的时候，就容易多了……有时，陆崇寿想想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真觉得很感慨：三十一年的匆匆岁月中，当年的那个小孩就这样匆匆成长为一个被众多亲友所依靠的、得负那样多那样重的责任的大人了……

……就在这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大灾中，清朝廷在“老慈”（慈禧太后）的命令之下，振振有词地宣布了一个显得很时髦的决定——“预备仿行宪政”……河间秋操，让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声名大振，让“老慈”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已经具有了多么恐怖的势力……彰德秋操，让袁世凯对于黎元洪留下了深刻印象！……“丁未政潮”……前来参观东京劝业博览会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有一天，在日本学习法制已经快两年半的邵永嘉也与同学徐至恂等人一起来了。此时，邵永嘉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在日本的学业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他所编译的著作《立宪国法制述要》也就快完稿了……“这所谓来自德国的‘麒麟’，不就是北京南苑的‘四不像’吗？！”邵永嘉突然惊诧而无奈、气愤而伤心地朝徐至恂大声说道……

……徐锡麟与秋瑾都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氏，两人是远亲表兄妹，徐锡麟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瑾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徐锡麟年长秋瑾两岁。从少年时代起，他们两人就都异常出众、引人注目，在诸多的亲族戚友中，他们两人最是意气相投。有缘无缘何时了？！……“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秋瑾写这样的诗句时，其心之苦，其感之悲，是叹古人，是喻自己？！恰如秋瑾自己的感叹，她的婚姻就是一部“知己不逢归俗子”的悲剧！……人生知己少年时，奈何心字拨秋弦！……知己不逢，情缘长潜，可是，这无疑的、非凡的情缘永远高贵、深沉！……徐锡麟目似明星，仰天大笑道：“恩铭一定死了！总算不枉我一番努力！就算是将我碎尸万段，又有什么可怕！何况是一副心肝！”惨淡的星光下，徐锡麟从容不迫，引颈就义！临刑之前，为他拍照时，他说出了一生最后的一段话：“功名富贵，非我所喜！今日能这样死，死而无悔！”……

送别回来之后，秋瑾独自走过回廊……盛夏时酷热的夕阳下，她平静地走在这长长的、空旷的回廊上……刹那间，这寂寞的回廊仿佛突然将她与身边的现实世界隔开了，眼前也像突然垂下了珍珠帘，似乎一切都是模糊的，唯有徐锡麟那平静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在他与她最后一次分别时，他就是这个样子；在她的记忆中，他总是这个样子……已是临刑之前的最后一刻，秋瑾从容如故，她不作一声，缓缓向周围诸人注视一周之后，就毅然俯首就刑！徐锡麟牺牲之后八天，秋瑾也牺牲了！秋瑾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皖省剖心，浙省刎颈！一代一双人杰，鲜血玉麒麟！他们完成了伟大烈士的永恒功名，也经历了平凡儿女的彻底悲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冬间，“老慈”决定将那个电令绍兴知府贵福将秋瑾凶残杀害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调任为江苏巡抚。张曾敭这恶厮将调任江苏巡抚的旨意刚被宣布，江苏名士、此时已三十五岁的曾朴就带头发动了一场“驱张运动”，坚决反对将张曾敭调到江苏接着行凶作恶！曾朴与上海《时报》主笔狄平子一起亲自领衔，与江苏省各界人士三十余人联名通电北京，向清朝廷抗议。——各界人士以张曾敭为浙省人民所拒，岂可以江苏为藏垢纳污之所在，是以电请朝廷收回成命。当时，三十二岁的陆崇寿正巧由淮安赴上海办事，于是，他也慨然参加了联名通电、抗议清廷的“驱张运动”。“驱张运动”风潮日炽，江苏、浙江两省不断有人起来响应，在此期间，清朝廷曾密电地方大吏，嘱捕曾朴等为首三人，可是，曾朴等人屹然不为所动……张曾敭这恶厮将调任江苏巡抚的旨意刚被宣布，江苏名士、此时已三十五岁的曾朴就带头发动了一场“驱张运动”，坚决反对将张曾敭调到江苏接着行凶作恶！曾朴与上海《时报》主笔狄平子一起亲自领衔，与江苏省各界人士三十余人联名通电北京，向清朝廷抗议。——各界人士以张曾敭为浙省人民所拒，岂可以江苏为藏垢纳污之所在，是以电请朝廷收回成命。当时，三十二岁的陆崇寿正巧由淮安赴上海办事，于是，他也慨然参加了联名通电、抗议清廷的“驱张运动”。“驱张运动”风潮日炽，江苏、浙江两省不断有人起来响应，在此期间，清朝廷曾密电地方大吏，嘱捕曾朴等为首三人，可是，曾朴等人屹然不为所动……“驱张运动”的胜利，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民主政治胜利的萌芽。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是清末民众运动第一次战胜清朝廷……秋风秋雨愁煞人！……在陆崇寿的一生中，愁煞人、恨煞人的丁未年（1907年）是特殊重要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经历了他一生民主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他的这一经历，也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的共同经历！……

……“徐锡麟案”之后，接替恩铭担任了安徽巡抚的冯煦向清朝廷呈递奏折，痛论目前那国是日非的残酷现实，结果，一封朝奏，“老慈”震怒，大臣权幸多忌嫉之……第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以冯煦“有革命嫌疑”为由，向“老慈”弹劾冯煦，奏请将冯煦罢官。冯煦从安徽离任之后，漫游中国，看山看水……他在淮安楚甸暂停的时候，曾将他新作的一些诗示于陆崇寿。其中有句，自叙他当时境遇：“过渡风潮时正恶，得停舟处且停舟。”……

在清朝廷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宣布废除科举之后不久，淮安陆家的陆嵩寿、陆崇寿兄弟就在那年的深秋从淮安来到了北京，办理捐官之事。在那个时代，在为了保护自家的产业而不得不与官府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有官职头衔比无官职头衔，要容易周旋一些。因此，陆嵩寿、陆崇寿的生父陆冠卿与陆嵩寿的嗣父陆浩诚都希望陆嵩寿、陆崇寿能一起去北京，各捐一官。两位老人与陆嵩寿、陆崇寿将这个建议商量了一番，他们兄弟二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让他们兄弟二人捐官，陆家拿出了一大笔银子。给陆嵩寿的那一份，是从陆浩诚那一系的财产中支出的；给陆崇寿的那一份，是从陆冠卿那一系的财产中支出的。

陆嵩寿、陆崇寿到了北京之后，就住在他们的大姐陆珣、大姐夫王凌山的家中。他们二人在办理捐官时那种种繁冗、麻烦的手续的时候，得到了王凌山的许多帮助。王凌山照旧在翰林院供职，他当了这许多年的京官之后，在北京的官场上也有了许多朋友、熟人。

到这一年的年底之时，陆嵩寿、陆崇寿的捐官手续还未全部办完，不过，差的也不算多了。于是，他们二人决定就留在北京过年，到了年后，就尽快将剩余的手续办完。

陆珣由于在年前受了些风寒，就感冒发烧地病倒卧床了，这病虽不算太重，可也闹得她不能像往年一样，治办家中年事。这样一来，家中年事只得由王凌山负责备办了，因此，年前年后，王凌山着实忙得很。陆珣看王凌山这样忙，自己实在歇不住，时不时地也起来帮他一下。慌的王凌山总是劝她还是耐心休养，早早地将病治好，不然的话，倒更麻烦。陆嵩寿、陆崇拜当然都尽量帮王凌山多忙碌，以减轻他的负担。

光绪三十一年的除夕（1906年1月24日）之夜，大家一起守岁。逢着过年的气氛，陆珣觉得比前些天要好多了，于是，她就坐到了牌桌旁，与王凌山、陆嵩寿、陆崇寿一起打牌。王凌山与陆珣的那一双儿女——此时已经九岁的男孩王光勤、此时已经十岁的女孩王馨如这两个小孩则一会儿站在牌桌旁看着大人们打牌、听大人们聊天，一会儿又跑了开去，自己忙着玩去了。陆嵩寿、陆崇寿这次来北京途经上海的时候，特意在上海买了一些当时正流行的新式玩具，例如橡皮球、彩漆的洋铁小鼓、可以放出橡木塞子的小枪之类，带到北京送给王光勤、王馨如。王光勤、王馨如都特别喜欢这些新式玩具。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有时忙，有时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仲春时节，陆嵩寿、陆崇寿的捐官事宜全都办完了。陆嵩寿捐了一个知县，陆崇寿捐了一个国史馆謄錄。此时，陆嵩寿三十四岁，陆崇寿三十一岁。——陆崇寿读书读得极多，经史百家皆能得其要领、通其奥窍，而且他的字写得又很好，所以，王凌山劝他捐个国史馆謄錄，说在国史馆任职，多少还能让他发挥一下才识。为此，王凌山特意找到了他当年的翰林同僚徐世昌帮忙，因为徐世昌曾担任过国史馆协修，与国史馆的人都很熟。徐世昌也说陆崇寿在国史馆任职很恰当，就帮了这个忙。

办完捐官事宜之后，没过多久，陆嵩寿、陆崇寿兄弟就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暮春时节南旋回家乡淮安了。陆嵩寿捐的那个知县，谁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年月才能补到实缺、得到差委；陆崇寿在国史馆任职謄錄，不过就是有时用那“黑、大、光、圆”的馆阁体字抄写那些虚笔浮辞、弄神弄鬼的所谓祝文、册文、碑文、宝文、实录、史、志之类，有时就闲待着耗日子，实在太无聊了。而且，淮安那里还有许多事务都等着他们去办：家中的田庄、儒林桑园，文伦学校，公共水利工程……于是，在陆崇寿向国史馆请了长假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就一起南旋了。

陆嵩寿、陆崇寿回到淮安，与家人见过面、各自将近况略述一番之后，陆冠卿就告诉他们说，从去年冬天起，淮扬一带的气候就总是不好，过了年之后，气候更是反常，现在已是春夏之交的时候了，可是一直雨水稀少，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可把庄稼给旱惨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多了一个闰四月，因此，这一年的夏至节气到来那天，才不过是五月初一日（1906年6月22日）。陆家祖祖辈辈相传的种田俗谚说：夏至无雨，碓里少米。入夏已经这样久了，从这年春天以来一直延续着的干旱天气，到这时还没有结束。陆家的三姑奶奶陆珊瑚在这一天回到了楚甸陆家庄园，她的丈夫陈宗权也与她一起回来了。他们在暑假之前就接到了陆家、陈家给他们的家信，知道今年气候反常，年景一定不好，而且陆珊瑚的大伯母梁咏芬与陈宗权的母亲宋世乔都生了不算轻的病，家中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大事，因此，他们决定趁着暑假从日本回国探亲。与陆珊瑚、陈宗权一起回国的，还有苏望涛一家、叶维松一家、邵永嘉等人，他们当然也是因为担心家里的情况，而匆匆回来探望的。

陆珊瑚、陈宗权回到楚甸之前，先回淮安城中陈家住了一天。陈宗权看他母亲宋世乔的病况虽已好转、不至有什么大妨碍，可是仍需仔细照顾。而陈家的田庄诸事较往年又有更多的麻烦要处理，于是，陈宗权决定留他弟弟陈宗威在家照顾母亲，自己则亲自去乡下田庄料理农事。陆珊瑚当然也与陈宗权一起去乡下田庄，她在娘家时从小就学着管理田庄，她料理农事甚至比陈宗权还在行。所以，陆珊瑚、陈宗权在楚甸陆家庄园住了一天、看家中众人还算安好之后，就与大家暂且告别，去陈家的田庄了。陆珊瑚临走之前，还尽量乐观地劝大家说：“今年虽然因为天旱，庄稼长得不好，可是‘端午晴干，农夫心安’，那就趁着这大晴天将小麦快快地抢割、晒场，能少损失，就少损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苏北地区的气候真是反常！“春雨贵如油”……这一年春天，播种插秧之时，该下雨却偏偏不下雨！到了夏收割麦之时，不该下雨却偏偏暴雨连连！五月初五日（1906年6月26日）端午节那一天午后二时，滂沱大雨倾天而落，这场大雨一下就连着下了十天！这场大雨过去之后，直到这一年仲秋之时，一百余天中，居然有七十天都在下雨……大雨连大雨……大雨连小雨……小雨连小雨……小雨连大雨……直淹得平原遍成泽国！……

碰到不下雨的日子，农人们就昼夜抢割小麦！可是，这些从雨灾中死命夺回的小麦堆到割堆场上之后，却根本不能真正“晒场”。因为，就是不下雨的日子，天也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哪里来的阳光照晒！惨湿惨湿的日子一天熬过、一天又来……小麦堆外普遍发芽、小麦堆里也大多霉烂变质，农人们用尽办法，又是锅炕又是火烘，可是全都无济于事，小麦一天一天、成石成石地损失在割堆场上，可怜这一年小麦的收成就这么“瞎了”！

小麦收成遇劫，直接导致市场上粮价飞涨。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始的那场大雨之前，淮扬一带米商所上的白籼米，每石售价为两元四角左右，到那场大雨过去之后，每石售价就涨到四元八角了。淮安陆家世代相传一句话说“九日雨，米成脯”，以此证之，这话实在真实得令人害怕……从此之后，大雨小雨接连不断地下了又下，米价也跟着接连不断地涨了又涨！五月底（1906年7月中旬），白籼米每石售价六、七元……六月初（1906年7月下旬），白籼米每石售价八、九元……

与淮扬一带相比，东海地区的灾情更惨！除了雨灾之外，那一带海水漫滩三百里，将滩上居民卷**得只能弃家逃亡……从六月初（1906年7月下旬）开始，从东海地区逃来的难民就大量涌到淮安地区，仅清河（淮阴）的石码头至八面佛圩外，就有万余户难民聚集，他们有的栖身在那临时搭建的、破陋不堪的芦席棚子里，有的则连那芦席棚子都没的住……

大水灾一来，时疫就随之肆虐……

时任清河知县的李晓暾看米价涨得太快、人心大恐，生怕由此激出灾民暴动之类难以控制的大事来，于是，六月初八日（1906年7月28日）那一天，他将全县的米商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将白籼米的价格一律都定为每石六元，不许再涨价。那些米商纷纷向李晓暾哭辩说：“大人啊！不是我们故意不遵大人的命令，想当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奸商啊！遇到这样的大灾荒，米自然就又少又贵，我们进的米，大多产自淮安（山阳）、宝应等邻县，进价就高达每石八、九元，若非得让我们每石六元卖出去，那就不仅让我们血本无归、还让我们非搭上一家老小的命不可！”最后，李晓暾看实在难以说服那些米商降价、限价，就只得宣布，从明日——六月初九日（1906年7月29日）起，发义仓（丰济仓）历年所储的米谷在县署内出售，限定米价为每石六元，杂粮每石三元，来购者每人一次只许买米五升，连上杂粮也最多不能超过一斗。

六月初九日（1906年7月29日）这一天，清河县衙门内还没开始出售义仓存粮的时候，县衙门内外已经被拥来购粮的人们给挤了个水泄不通，当售粮开始之后，更是处处人头攒动、处处人手挥舞、处处人声鼎沸……第二天——六月初十日（1906年7月30日），前来县衙门购粮的人比头一天更多！售粮还没开始，人群内就已经开始相互拼命拥挤，只拥得售粮台都快坍倒了，人群中更是相互挤倒了许多、相互殴打辱骂个不停……忽然，有人高喊道：“别挤了！挤死人了！”人们听到这声叫喊之后，初还以为是故意吓唬人，就不怎么理会，只管接着拼命拥挤……可是，这声叫喊之后，又有许多人跟着此起彼伏地高喊道：“挤死孕妇了！”……“小孩流掉了！”……“大小两条人命呢！”……“快救救人呐！”……人群更加纷乱起来，伴随着这一阵高喊声的，是这里的一片大哭，那里的一片怒骂……

第三天——六月十一日（1906年7月31日）早晨，江北提督刘永庆派人将清河知县李晓暾给叫到了江北提督衙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廷将原置于咸丰十年（1860年）的淮扬镇总兵改置为江北提督，驻地在清江浦。此时正担任江北提督的刘永庆是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集团“小站系”的嫡系军官。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天、清朝廷在中央成立练兵处的时候，刘永庆就担任了军政司正使这一要职。不过，中国苏北地区人民对于刘永庆这个官高位显、重兵在握的江北提督的共同称呼却是“刘二饭桶”。

刘永庆一看到李晓暾，就劈头盖脸地向李晓暾痛骂道：“昨天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直闹得我以为是那些刁民在寻衅暴动！我正要派兵出去镇压，却又听说是因为你这个县大老爷命令在县衙门内售粮才惹得那些刁民蜂拥而至的。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慌，就没事找事地想出这么个玩意儿来消遣？难道那县衙门是粮店？难道你当县太爷当腻味了，想丢了顶戴换个粮店的二掌柜当当才过瘾？”刘永庆说到这里之后，不由得停顿了一下，重重地打了一个饱嗝，只觉得他早饭时猛吞死咽下的那一整个红烧猪肘子还有那十个白煮鸡蛋就着已经泛漾出酸臭的酒气直往嗓子眼外冒……

李晓暾顾不得略略屏息，急忙开言替自己辩解道：“军门明察，下官实在冤枉呀！只为粮价天天高涨，下官为了平息粮价、安抚百姓，就规定白籼米每石售价六元，可是，那些奸商偏偏就是不听下官的命令，死活也不降价、不限价。下官无法，只得先命令发义仓历年所储米谷，平价出售，救济灾民……”

刘永庆又重重地打了两个饱嗝，然后，他朝李晓暾猛啐一下，高声骂道：“你这话真真混帐！你当我不识数、不知道行市吗？居然敢拿这等歪话来唬我！你横竖也是曾到天子脚下磕过头的，应该知道北京、天津等处成年累月米价都是七、八十元一石，哪里又有人敢嫌贵了？不照样是有钱就吃米、没钱就勒肠子吗？这里的米价现在才不过涨到七、八元一石，就把你给吓疯了！若是大清朝的官员都照你这样动不动就开仓放粮，那紫禁城早就该被刁民们给踩到阎王殿底下去了！哼，你只顾图那些刁民一时给你个‘青天大老爷’的虚名，就忘了脑袋长在哪儿了！那些刁民是招得惹得的吗？昨天还只不过是稍挤了一点儿，就造伤大小人命两条。若是上面派员追查下来，这打发他们那起恶鬼闭嘴缩手的银子是你掏还是我掏？要是那些刁民在县衙门闹得了意，不再领你的情、谢你的恩，不再掏钱买什么平价粮了，只管持刀舞杖地冲过来愣抢、将那县衙门**平烧尽，那时候，你这‘青天大老爷’凭什么去抵挡？！这等谋叛造反的大事出来之后，朝廷难道只砍你一个人的脑袋就算完事了吗？江北一带，被你害得丢官、发配、蹲大狱、掉脑袋的官员不知道得有多少！我告诉你，你立刻回去，将县衙门内的粮摊子给收了，将那些刁民给遣散了，将昨天挤死两条人命的事给糊弄平了！你若敢不听我的命令、还照原样行事，被我知道了，我可不会再跟你废话了，到时候，你再想喊冤枉，就朝它喊吧！”说到这里，刘永庆一边目露凶光、口打饱嗝，一边将一把手枪往面前的桌子上猛地一拍……

李晓暾吓得只剩了哆嗦的份儿，过了很久，他才勉强说道：“下官……下官一定谨遵军门严令……下官立刻……立刻就回去办理交代……”

李晓暾打躬作揖地逃离了江北提督衙门，惊慌失措地回到了清河县衙门，宣布撤销粮食摊子，不再出售平价救济粮。前来购粮的人们纷纷哭闹着询问为何撤此善政，李晓暾只得命令手下的佐杂官、还有差役们大呼小叫地解释说，这都是江北提督刘军门的命令……

人们纷纷怒骂：“该死的‘刘二饭桶’！天杀的‘刘二饭桶’！”……

可是，人们再怎么骂，也不见平价售粮的摊子被恢复……

每逢灾荒，淮安陆家就大力赈灾。平时省俭的陆家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总是会慷慨地拿出大量的钱、粮食、药材、衣服、还有其他的救灾必需物品，送到大批的灾民手中。接受过陆家的救助的灾民，有的是淮安本地人，有的是逃到淮安的外地人……

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赈灾过程中，陆家有一人不幸死于时疫，这个人就是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陆嵩寿。

陆家除了在楚甸陆家庄园单独设立了施粥厂、施药局等慈善机构之外，还参加了公共赈灾活动。由于大批从东海地区涌来的灾民困滞在清江浦，所以，“华洋义赈会”江北分会决定在清江浦设立施粥厂、芦席站，救助灾民。为此，“华洋义赈会”江北分会的刘少浦、王斗符、王叔相等人到处募捐赈灾钱粮物品。六月十日（1902年7月30日）傍晚，刘少浦来到陆家庄园募捐。第二天——六月十一日（1906年7月31日）一大早，陆嵩寿就率四个雇工带着陆家捐助的大批钱粮物品，跟着刘少浦一起去了清江浦。到达清江浦、将钱粮物品交给“华洋义赈会”江北分会统一管理之后，陆嵩寿就随刘少浦一起去灾民聚居的芦席棚子，查看情况。那一天，正巧一个名叫林嘉美（James　Woods）的美国医生在灾民棚中为灾民们义诊。

——林嘉美是美国维吉尼亚州人，毕业于维吉尼亚大学医科。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赛兆祥——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的作者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的父亲，自己驾驶一艘小轮船由徐州沿运河南下，到淮安一带巡回传教。赛兆祥是到达中国苏北地区的第一个传教士，他这次巡回传教结束、回到他的工作与家庭驻地镇江之后，就派了两个人到淮安传教。这两个人，一个是牧师林亨理，一个就是医生林嘉美。林嘉美平时穿长袍马褂、戴六合帽、甚至还梳了一条假辫子，由于他为人善良、朴素，淮安当地的许多人——例如陆家的陆嵩寿、陆崇寿等人都与他是朋友，称呼他“林四先生”。

那一天，当林嘉美在灾民棚中为那些染上时疫的灾民义诊的时候，陆嵩寿就帮他用照相机将那些病人的惨状拍摄下来。林嘉美说，他打算多拍些反映这次大灾荒的真实状况的照片，寄给“华洋义赈会”、还有各国慈善家，要求赈济。

为染上时疫的灾民义诊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六月十二日（1906年8月1日），“华洋义赈会”江北分会所设的施粥厂开始向灾民们放粥，每个灾民每天可以从这个施粥厂领粥两勺。

陆嵩寿看到这个施粥厂的工作还算正常有序之后，就决定先返回楚甸陆家庄园，过两天再带着后续捐助的钱粮物品来这里。

陆嵩寿在从清江浦返家途中行至一小镇略停之时，遇到有一贫苦的中年妇女用一只手紧拽着一个小女孩一起跪在路边。那小女孩大约七岁左右，头上插着草标，拼命大哭着。可是，任凭那小女孩怎么哭，那中年妇女只是垂着头跪着。陆嵩寿听那小女孩哭得实在惨，心中不忍，于是，他向那中年妇女问道：“这小孩是你家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将她给卖了？”那中年妇女略抬了一下头，含着泪哀声答道：“她是我家的童养媳桂花。三年前，我家和她娘家换亲，我家将我的女儿阿秀换给她的哥哥阿发当童养媳，她家将她换给我的儿子河生当童养媳。那时，我的女儿阿秀才五岁，她被送走时，哭得真可怜，因为她知道，虽然我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可是桂花家的日子过得比我家还苦。今年的水灾一来、瘟疫一来之后，几天之内，桂花的爹娘、哥哥阿发、还有我的女儿阿秀就全都病死了——从此，桂花娘家一个人都没了。我家原本一共五个人，可是，我当家的——也就是桂花的公公前天也病死了，我婆婆——也就是桂花的太婆婆、还有我儿子河生也都病得只差一点就快断气了。我家现在钱已绝、粮已断。桂花这孩子又懂事、又孝顺，我也舍不得将她给卖了。可是……可是她留在我家，早晚也得跟着饿死。我狠心卖了她，让她到别人家去多吃几天饭、多活几天，也多少换回几块银圆，救救我婆婆和我儿子……”那中年妇女说不下去了，只是一边哭一边给陆嵩寿磕头。陆嵩寿向那中年妇女问道：“你打算将桂花卖多少钱？”那中年妇女呜咽着答道：“四块银圆。”陆嵩寿将自己身边所剩的钱全都找了出来，又让随行的四个雇工将他们身边的钱全都找了出来，连整带零地凑起来一看，恰值四块银圆多一点。陆嵩寿将这些钱全都给了那中年妇女，说道：“你不要卖这小孩了！快拿着这些钱去救人吧！”那中年妇女听了陆嵩寿的话之后，一时还不敢相信，只是呆呆地看着陆嵩寿。那小女孩桂花则仍旧大哭不止……陆嵩寿叹了口气，又大声向那中年妇女说道：“你不要卖这小孩了！这些钱都是你的！”说完之后，陆嵩寿带着那四个雇工，立刻就转身走了。

陆嵩寿一回到楚甸陆家庄园，就发起了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家里前后请了四个医生给他治病，最后一位是陆嵩寿的堂兄——刚从淮安邵家庄赶回就被请过来的陆德亭。连陆德亭在内的所有医生都只说陆嵩寿恐怕是感染了时疫，却断不出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该怎么根治，只是谨慎地试着施医用药而已。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1906年8月5日）早晨，高烧了三天的陆嵩寿溘然病逝！为了防止陆嵩寿的病会传染到家中更多的人，所以，在他的病室里，除了医生之外，照顾他、护理他的就只有他的四弟陆崇寿和一个男仆。家中其他亲人也想来看护他，可是，医生都不允许。六月十五日（1906年8月4日）——也就是陆嵩寿临死前一天的下午，陆嵩寿曾略微清醒了两个时辰，可是，他只是有时勉强用眼角的余光望着陆崇寿，根本不能说出话来，然后，他就又昏迷过去，从此，就永远没再醒来……

陆嵩寿病逝的消息传出病室之外以后，他的本生父母陆冠卿、许素恒夫妇，他的嗣父母陆浩诚、梁咏芬夫妇，他的妻子程静蓉、长子陆肇珉、次子陆肇珩，还家中的其他亲人都立刻跑了过来，他们不再管医生的告诫，纷纷闯进了病室之中。

程静蓉一下子就冲过去，紧紧地抱着陆嵩寿的尸体大哭起来，直到她自己也哭昏过去之后，大家才勉强将她从尸体旁扶开……

程静蓉就这样忽然成了寡妇，此时，她年仅三十三岁。她与陆嵩寿的两个儿子还都是小孩子，长子陆肇珉此时才七岁，次子陆肇珩此时才四岁。

病室内，大人小孩一起大哭……只有陆崇寿和陆德亭还算镇静一些，他们一边自己大哭着，一边将陆冠卿、许素恒等人苦劝了许久，才将他们从病室内劝走，然后，他们两人就带着几个男仆办理将陆嵩寿入殓之类的事……

那跟随陆嵩寿一起去清江浦赈灾的四个雇工中，有两个在回到楚甸之后也发起了烧，不过，他们病得没有陆嵩寿那样严重，经过陆德亭等人的一番诊治抢救，他们的病势在六、七天之后就逐渐减轻下来，又过了十余天之后，他们算是彻底摆脱了这次劫难。

在陆嵩寿因时疫而病逝的这一时期，陆家的许多亲友家也因时疫而有人或病或死……

陆德亭返回楚甸之前，就是在邵家庄给邵家的四个病人治病。那四个病人中，有邵家的姑太太邵映融，一个管家娘子，两个男雇工。先是那两个男雇工在同一天发起了高烧，一天之后，那个管家娘子也发烧了，又过了两天，邵映融也大烧起来。在那两个男雇工与那个管家娘子刚病倒的时候，邵家曾先就近请了两个医生来看病，可是，经过他们的一番诊治之后，那三个人的病势都不见减轻、反而更加沉重起来，而且，就在这时，邵映融也跟着病了起来。跟那三人病势初起时的状况相比，邵映融的病来得要凶得多！于是，邵家觉得靠那两个医生治病已不会再有什么指望了，就赶快派人到楚甸将素以医术高明而著称的陆德亭请了过来。陆德亭在邵家庄待了四天。在此期间，那两个男雇工的病势出现了好转，可是，邵映融与那个管家娘子却于第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1906年8月4日）的早晨在前后相隔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先后病逝了！就在那天中午，陆家派出的人恰巧赶到了邵家庄，忙忙地通报了陆嵩寿病危的消息，请陆德亭快返回楚甸看一看。

陆德亭离开邵家庄的时候，邵家正在为邵映融的丧事而忙碌……

邵映融病逝的时候五十三岁。此前三十二年，她的丈夫孙星民就不幸病逝了，那时，她才年仅二十一岁。她为孙星民守寡三十二年，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在这三十二年的悲苦岁月中，她究竟为孙星民流了多少泪……

邵映融病倒前两天，她的女儿孙泪泉正好带着自己的那个已经七岁的儿子王涉洋来到了邵家庄。这一年暮春初夏时节，孙泪泉就从上海家中给邵映融写信，劝邵映融到上海住一阵。可是，邵映融却总是在回信中说，今年的年景不好，邵家庄的事务比往年要繁难许多，自己一时离不开，还是等诸事消停一些之后再说吧。到了盛夏时节，水灾更加严重了，孙泪泉实在不放心，就带着王涉洋一起，亲自从上海赶到邵家庄来接邵映融。邵映融的大哥邵振林、二嫂段翠微、三嫂陈漱雪、侄子邵永嘉、侄女邵永纹等人都劝邵映融不要因为忙碌家务而累病了，还是跟孙泪泉一起去上海休养一阵，在众人的苦劝下，邵映融终于同意了。可是，在孙泪泉到达邵家庄才两天、邵映融去上海的行装还没准备好的时候，邵映融就忽然病倒了！

邵映融刚一病倒，孙泪泉就往上海打电报通知她的丈夫王安程，说邵映融这回病势特别凶险，恐怕会出大事，他还是将手边的那些事务尽量能缓就缓，先赶到淮安来探望一下。王安程接到这封电报之后，立刻给孙泪泉回电说，他立刻就去赶最快的船，到淮安来。孙泪泉接到王安程的回电之后，就将消息告诉了邵映融，并强忍住伤心、尽量平静地笑着宽慰她说：“小程说来就来了。他来了之后，我们一家都在娘的跟前，娘看了，觉得更安稳些、更热闹些，病也就好得快了……”邵映融那时还能勉强说话，于是，她就用那虚弱的、断续的声音费力地向孙泪泉说道：“我恐怕看不到小程了……不过，我知道你和小程一定能好好地白头到老，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洋洋（王涉洋）很乖，我有这么个好外孙，真是有福……”

邵映融说了这匆匆的几句话之后，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待到王安程赶到邵家庄时，邵映融的棺材都已经上钉加漆了。

邵映融在邵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她的病逝，对于邵家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影响……邵映融人特别好，命特别苦，她病逝之后，家中人人伤心！最伤心的，就是孙泪泉、邵永嘉、邵永纹等人……邵映融曾给他们讲过许多详尽而亲切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也有伟大烈士的功名，也有乡村儿女的恩怨，也有先世亲友的轶事……在那些故事中，洋务时代、维新时代的梦影伤恸历历如目、永震心弦……邵映融自己也是那些故事中的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物！

就在陆嵩寿因为传染上时疫而病危的时候，那位冒着生命危险、每天到灾民棚中为灾民义诊的美国医生林嘉美（James　Woods）也不幸传染上了时疫……经过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林嘉美终于活了下来。当人们将陆嵩寿病逝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已经只能用一只耳朵听到这个消息了。他的另一只耳朵因为他这回染上时疫而聋了，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世界之大，无怪不有，无巧不有！……

江北提督“刘二饭桶”刘永庆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906年7月31日）还在咆哮着勒令清河知县李晓暾不许再平价出售义仓存粮，就像正横行于苏北地区的空前大水灾对于他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可是，八天之后，六月十九日（1906年8月8日）、立秋那天的夜里，他自己偏偏就因为患上了在大水灾中肆虐的急痧之症而暴毙身亡！刘永庆死后，清朝廷派荫昌接任了江北提督一职。十多天之后，七月初（1906年8月下旬），荫昌到达了清江浦。这时，整个苏北地区，早已是哀鸿遍野，除了本地灾民大量增多之外，外来的灾民仍旧大量涌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暑热水灾仍然未完，可是，对于陈宗权、陆珊瑚而言，这一年那匆匆的暑假已经快过完了。在这个短暂的暑假里，因为遇到了水灾，家里家外，时时都有各种大小事务需要他们处理，忙碌来忙碌去，却总是才忙完了这件事、又新添了那件事出来……

立秋之后，陈宗权的母亲宋世乔就催促陈宗权和陆珊瑚还是为返回日本接着完成学业的事作准备。可是，陈宗权和陆珊瑚看着眼前这场没完没了、后患深重的大水灾，都实在放心不下……宋世乔着急地叹道：“你们的学业才修完了一小部分，可是已为此费了那样巨大的心血与努力，若是此时突然耽搁下来，难道是一句‘可惜’就能说得过去的吗？家里的事再多，你们也不必挂心，横竖有我撑持着呢！再说，影庐（陈宗威）都十八岁了，也是大人了，也该学着处理大事了。咳，他这个孩子，庆羲（陈宗权）不在家的时候，他凡事还能有些自己的主意；庆羲一回来，他就又成了那个动不动就站在哥哥身后的小弟弟了。他若总是这样，将来可怎么办？所以，你们尽管依我的话，快点返回日本，努力完成学业！”

七月初（1906年8月下旬），陈宗权、陆珊瑚与淮安的亲友告别之后，启程返回日本。前些日子，陆家遭遇陆嵩寿的丧事之后，苏望涛、叶蕴婷夫妇特意从南京到淮安来探望；而邵家遭遇邵映融的丧事之后，本来就与邵永嘉一起回淮安探亲的叶维松、邵永纹夫妇就临时取消了提前返回南京回叶家多待几天的原计划，留在邵家帮忙处理事务。所以，在陈宗权、陆珊瑚从淮安启程的时候，邵永嘉、苏望涛、叶蕴婷、叶维松、邵永纹也与他们一同启程。另外，还有一人也与他们一同启程，这个人就是陆珊瑚的三嫂徐梦婵的大哥——中国的“末代进士”之一徐至恂。徐至恂中进士后，在翰林院待了两年。这一年夏天，他得到了一个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他的专业选择当然没有他的进士同年——那个以“陆翰林学陆军”而著称于世的陆光熙那样奇特，而只是有着他这样教育背景的留学生所通常选择的法制。

这许多人离开淮安之后，先一起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暂停了两天之后，又一起出发去上海，在上海登上了赴日的轮船。苏望涛、叶蕴婷去淮安之前，将他们的儿子苏震禾暂时托付给苏震禾的祖母陆海棠照管。这次离开南京去上海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苏震禾一起上路了。苏震禾此时已经四岁了，他仍然活泼好动，可是也比以前懂事多了，因此，带着他一起旅行，比以前要容易多了。叶维松、邵永纹却仍旧不得不将他们的儿子叶澄川留在南京家中，托付给叶澄川的太祖母叶老太太、祖母赵之贤照管。因为叶维松、邵永纹在日本的学业比以前更忙，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叶澄川这个年仅一岁的小孩。叶澄川实在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孩，在叶维松、邵永纹这次离开南京去日本之前，他已经很懂得与父母再次长期别离是多么的悲伤难过！叶澄川这小孩尚且如此，叶维松、邵永纹的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在陆家，陆嵩寿的溘然病逝，让陆崇寿担负了更重的责任，因为，他祖父陆稼轩的所有孙辈中，只剩下他这唯一的孙子了！此时的陆家，陆崇寿的四位长辈——大伯陆浩诚、大伯母梁咏芬、父亲陆冠卿、母亲许素恒都是衰病老人，陆崇寿的两位寡嫂——大嫂程静蓉、三嫂徐梦婵都是苦弱孀妇，陆崇寿的两个侄子陆肇珉与陆肇珩、还有陆崇寿的两个儿子陆肇璜与陆肇瑛还是一群年龄在四岁到七岁之间的小男孩，跟前些年相比，一家老小的景况显得凄凉多了！不过，多亏了陆崇寿的妻子汪安和是个又贤德、又乐观、又有才识的女人，有了她的帮助，陆崇寿在处理家里家外的诸多大事小事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陆崇寿需要时时费心费力的不仅是陆稼轩这一系的事务，整个淮安陆氏家族的诸多事务也得靠他去照管。另外，陆氏家族之外的许多亲友家的事务，也常常请他去帮忙。例如：当邵永嘉、陈宗权这次返回日本接着完成学业之后，邵家、陈家就像数年来邵永嘉、陈宗权离家远行时一样，时常请陆崇寿帮助处理一些事……

有时，陆崇寿想想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真觉得很感慨：三十一年的匆匆岁月中，当年的那个小孩就这样匆匆成长为一个被众多亲友所依靠的、得负那样多那样重的责任的大人了……

苏北的大水灾景象越来越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底（1906年10月中旬），聚集在清江浦附近的灾民已达六十万人左右。灾民到达之后，一般先到芦席站，领取数张芦席，以备搭棚暂住。那些接接连连、密密层层的灾民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灾民区，东起铁水牛之东，西至八面佛之西，南起圩根，北至西坝西杨庄，长约二十里，宽约七、八里。

暑热过去，秋凉未稳，就又到了冬天了！大水灾之后的这个冬天，偏偏又寒冷得可怕……转过年，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春天，已肆虐了快一年的种种瘟疫，仍然还很流行……就在这一冬一春之内，冻死的、病死的灾民就有大约三万人！

与“刘二饭桶”刘永庆相比，接任江北提督的荫昌毕竟采取了一些手段对付水灾。他一到任就急急忙忙电奏清朝廷，请求赈济，他还下令“以工代赈”，让灾民们赶筑清江至杨庄的一段长约十八里的铁道路基。——到宣统元年（1909年）春天的时候，这段铁路还真的通车运行了……

不过，在对付水灾、完成皇差的同时，荫昌自己的每一顿茶饭点心还是照样摆着他已习惯了多年的、又中又洋、又奢侈又浪费的旧谱。他曾在德国呆过很久，担任过清朝廷驻德国的陆军留学生监督等肥差，按照他那挑剔的要求，他家的厨子，得同时会做精致出色的满、汉、德式大餐，另外，还得会做他家自创的融合满、汉、德式风格的新样菜品点心。例如：他家餐桌上的一道冷盘牛肉就是按照他研究多年才修改定型的独特做法弄出来的，似德式的牛排，而又不是牛排，似满、汉菜肴中的红烧牛肉，又绝非红烧牛肉……他家自创的那些新式菜品点心在当时的官场上享有大名，他为此得意非常，更加着意钻研试验，以求创制出更多更遂心的样式来。他这次接任江北提督之后，虽然到任时事事匆忙杂乱，可是，他习惯了多年的那套独特的厨房设施、还有跟了他多年的那些厨子杂役，还是全都一步不离、一刻不少地跟了过来，按照他所订的那套雷打不动的苛刻规矩，按部就班、有板有眼地在大水灾的劫难惨相之前，替他精心张罗那些让他吃喝之后、总是觉得非常之美的茶饭点心……

光绪三十三年暮春三月底（1907年5月上旬），聚集在清江浦的灾民大多被遣散回家了。他们临走时，按户领取了一袋洋干面，作为一家老小在那漫漫归途中的可怜口粮。他们到家后，在新麦收割上场之前，还可按户逐日领取一点少得不能再少的洋干面作为口粮。

昔时今日的惨酷灾景，断何曾断，续总是续……绵绵前后数千年，留在苏北那苦难的记忆里……

对于中国而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真是个大灾之年！岂止江苏省的苏北地区惨遭水灾之祸，从年头到年底，浙江、云南、湖南、新疆、陕西、广东、河南、甘肃、安徽、直隶等诸多省份的许多地方，分别遭受了各种严重灾害——水灾、火灾、风灾、瘟疫、饥荒……灾灾俱全，祸祸俱全！

就在这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大灾中，清朝廷在“老慈”（慈禧太后）的命令之下，振振有词地宣布了一个显得很时髦的决定——“预备仿行宪政”。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下旬（1906年7月中旬），“老慈”曾命令清朝廷电令各省督抚、将军呈递奏折，就应否“立宪”以及“预备立宪”的期限的长短等问题表明态度。六月上旬、中旬（7月底、8月初），各省督抚、将军的意见相继呈摆到了“老慈”面前。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民智未开”为理由，明确反对清朝廷宣布“立宪”。其他那些人中，绝大部分都表示赞成“立宪”，只有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少数人对于“立宪”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清朝廷中央机构的许多坚决反对“立宪”的权臣，例如鹿传霖、铁良等人，则到处游说活动、散布那些诸如“‘立宪’只对汉人有利，对皇上大权有深毒大害”之类的言论。这类言论在众多权贵、特别是旗人权贵中很快就大流行起来。旗人权贵们自恃与宫廷更接近，他们不仅自己亲自到“老慈”面前哭诉，求“老慈”绝对不能答应“立宪”，而且派自己家的女眷找各种机会在“老慈”面前痛骂“立宪”。——说起来也真可笑，那些每天只懂得梳完了旗妆“大板头”、涂完了浓脂厚粉之后，就忙着吃喝玩乐、行贿讨赏、吆喝丫头老妈子的婆娘们，那一阵子居然也能满口“立宪”怎么坏、不“立宪”怎么好地在“老慈”面前大说特说起来！

位列奉“老慈”之命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镇国公载泽是“老慈”的二弟“桂大烟鬼”承恩公桂祥的二女婿，他的老婆“桂二妞”叶赫那拉静芳就是光绪皇帝的“驼背皇后”——“桂大妞”叶赫那拉静芬的同胞亲二妹。因此，在那些姓爱新觉罗的清朝宗室权贵中，载泽以“老慈”的娘家二侄女婿这一特殊身份，很得“老慈”的宠信。载泽觉得，在当前形势下，如果“老慈”命令清朝廷假惺惺地空喊“变更政体”、“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不仅不会妨害清朝皇室、满洲贵族在中国所拥有的那腐朽已极的种种特权，还会让这些人得到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实惠……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906年8月23日），载泽单衔呈递给“老慈”一道密折，请求“老慈”不必对于“立宪”有什么疑虑，只管速速推行、等着享受就是了。不过，载泽在这道密折中的措辞还是相当冠冕堂皇的，他先说了说什么“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之类，又特别强调说“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顾其立言则必曰：防损主权。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他保证“立宪”将带来“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绝大妙景，并举例说日本宪法中就规定了君主统治大权有十七条，以此可见“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另外，他还就如何耍手腕只空喊喊“立宪”、而将“立宪”年限能推迟就推迟这一问题向“老慈”解释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老慈”看了载泽的这道密折之后，倒也觉得很是遂心可意。她一边特别仔细地拿那根短而圆的玉尺在她那张老冬瓜脸上的那些长短粗细不同的皱纹上比划来比划去，一边撇着嘴嘎声嘎调地笑骂道：“载泽这小奴才，到底不是个白吃饽饽儿的，知道怎么让我这当老祖宗的放心！也罢，只要按照我的吩咐，不损君权、不改服制、不剪辫子、不废典礼，什么‘立宪’不‘立宪’的，就让那些奴才闹一闹去吧！哼，有老佛爷我在这儿镇着，‘立宪’又怎么样，不‘立宪’又怎么样，谁还敢闹腾出我的手心儿去吗？！”

两天之后——七月初六日（1906年8月25日），端方、徐世昌、瞿鸿禨等大臣又就改定官制、以作“立宪”之准备这一问题向“老慈”相继上奏。这一天，“老慈”命令清朝廷将载泽等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条陈的折件分发给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瞿鸿禨、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鼎、王文韶、世续、那桐，还有参预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阅看，并令他们各拟主张，过几天开个会，一起商量到底“立宪”还是不“立宪”。

七月初八日（1906年8月27日），“老慈”特意召见了那个坚决高喊“立宪”、却让她特别警惕的袁世凯。袁世凯战战兢兢地跪在“老慈”面前，甩着满口河南腔的官话，显得特别诚惶诚恐地请“老慈”从改革官制入手，组织内阁。

七月初九日（1906年8月28日），在“老慈”的命令之下，奕劻、载泽、瞿鸿禨、荣庆、鹿传霖、铁良、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鼎、王文韶、世续、那桐等人汇聚在外务部公所，开会讨论是否“立宪”。

这个会开得还挺闹腾，从一开始，奕劻、载泽、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等主张“立宪”的人就与孙家鼐、鹿传霖、铁良、荣庆等反对“立宪”的人吵得很是厉害！

奕劻早在开会之前就被袁世凯、徐世昌用大笔的贿赂银子给**过了，因此，他刚一发言就说道：“我看了泽公、还有端午桥（端方）、戴少怀（戴鸿慈）两大臣的奏折之后，很有些感触！那折文历陈各国实施宪政之利，说得很好嘛！‘宪法’一立，全国的人都得受制于法，同享权利，各尽义务。虽说‘立宪’之后，君主之权有所限制，可是，君主的威信和荣誉比以前却有增无减。所以说，‘立宪’对咱大清朝有利无弊，我赞同‘立宪’。而且，我再不客气地多说几句，现在朝野上下、海内海外，到处都在拥护‘立宪’。这是天意使然，大势所趋，谁想拦也拦不住！不如干脆乐得来个顺应民意呢！如今这形势，还是从速宣布‘立宪’为是，这才真是为太后老佛爷着想、给太后老佛爷分忧呢！……”

奕劻的话音还没落，孙家鼐这老家伙就用一口安徽寿州土腔很重的官话大声说道：“‘立宪’国与君主国的差别太大了！若要将君主国变成‘立宪’国，变动之处太多！就是在国力强盛、物财殷富的时候，都怕会闹出许多骚乱来呢，何况我国现在正处于国势衰微、府库空竭之时！如果乍一宣布‘立宪’，将祖宗法度变动得太大、太多、太快，就很容易引起骚乱。到那时候，就是再哭着说‘得不偿失’也晚了！我就是一句话，此事得从长计议……”孙家鼐话说得太急，因此，说到这里之后，他忍不住咳嗽起来，可是，他一边长一声短一声地咳嗽着，一边仍旧晃动着手臂，准备接着往下说。

可是，不待孙家鼐咳嗽完了，徐世昌就不紧不慢地开言驳道：“我国以前一直主张渐变，可是，渐变了几十年，也没让太后老佛爷和国人看到什么成效！依照当前形势，唯有大变，才能振奋国人之精神，报效太后老佛爷的圣德大恩，挽救国家于危亡！”

孙家鼐又猛咳一声，故意颤巍巍地伸出手来，在鼻子上揩了揩，然后，他眯缝着两只老眼，微瞪着徐世昌，冷笑着说道：“我国是怎样的国情，用不着多说！洋鬼子的国民是什么样，我国的国民又是什么样？我国的那些愚民，知道‘立宪’两个字连起来念是什么意思的就没几个，从那几个人中，若再能劈出一个、半个知道该怎样‘立宪’的就算不错！假如太后老佛爷真让朝廷颁布了宣布‘立宪’的上谕，可是，那些愚民却茫然不知该怎么报答太后老佛爷的这段大恩，那岂不是故意让太后老佛爷生气、让朝廷难堪？！”

孙家鼐将这番气势汹汹的话说完之后，在场的其他众人立刻就像马蜂窝被捅破了似的骚闹起来，相互之间，也有咬耳掩口地偷偷议论的，也有哇啦哇啦地趁机吵吵一阵的……

突然，张百熙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用压倒全场的声音向孙家鼐嚷道：“国人智识程度的高低，先得看朝廷如何劝导！若只管坐在衙门里闲喝喝茶，等着所谓‘愚民’慢慢将智识提高到让人不再挑剔说是‘愚民’的时候，真不知是该等到猴年、还是马月！照我国现在的国情，总可以先行‘预备立宪’，确定一个适当的‘立宪’期限，在此期限内，由朝廷主持，向国人传导‘立宪’的知识。如此一来，待国人智识大开之后，就可以立即正式‘立宪’了！”

张百熙说这番话的时候，从头到尾，孙家鼐都闭着眼，仿佛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在叫嚷、更不屑于听到他说的任何一个字。而鹿传霖则从会议一开始，就一直闭着眼，时不时地还显出已经昏睡过去的样子，更别提费事开口说个一句半句的了。可是，当张百熙说完这番话的时候，鹿传霖却故意像突然被从怪梦里惊醒了似的，抖动着肩膀，轻轻地打了个寒噤，然后，他略睁了睁目光发直的两眼，与坐在他对面的荣庆心照不宣地相互望了一下。荣庆先斜瞪着张百熙，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他大大咧咧地站起身来，叉腰梗脖、白眼朝天地撇着满口很是夸张的“京片子”吵道：“吾们（我）虽然是土人、俗人，可是那满世界快吵吵疯了的什么‘立宪’的这个好处、那个益处，吾们也还听到过几耳朵！若真是那样，吾们也想早些‘立宪’。可是……”说到这里，荣庆忽然将话茬重重地顿住了，一双蒙古式的细眼故作警告之状，尽往袁世凯那边看，然后，他将目光回转过来，接着吵道：“干脆爽利地说，吾们就是觉得眼下咱大清朝的这群官僚中，违法乱纪之风实在太盛！若就这么糊里糊涂、着急忙慌、赶热豆腐似的忽然‘立宪’了，哼，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只管自己夺权捞钱的东西肯定会趁机兴风作浪，公然违背太后老佛爷的懿旨，削弱朝廷的大权，那样的大祸，是能随便白玩儿的吗？！不是吾们没事儿爱说迂话，就冲眼下咱大清朝的这等吏治，就先还是暂且将什么‘立宪’不‘立宪’的时髦话搁下来别提。还是等将吏治整顿得齐整一些、见得人一些、拿得出手一些，让那些东西稍稍收敛一些，知道什么是‘奉公守法’了，再按照太后老佛爷的吩咐，中规中矩、有板有眼地议论议论‘立宪’也不迟！……”

荣庆只管自己煽风架火地嚷得起劲，冷不防坐在他旁边的瞿鸿禨突然接着他的话茬，像是故意逗他似的，皮笑肉不笑、阴沉沉地说道：“可不是嘛？就是因为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才说‘预备立宪’，并没说立刻施行‘立宪’！”

荣庆一时张口结舌，只能朝瞿鸿禨干瞪眼……铁良见状，就临时想了几句匆忙的话替荣庆帮腔道：“据我的一点小见识，各国立宪，不是由于国民起来暴动、就是因为国民向政府强烈要求……就拿日本来说吧，国民并没有暴动，可是他们却强烈要求立宪。可是，眼下咱大清朝的绝大多数子民并没有非得要求‘立宪’。若是实行‘立宪’，朝廷得凭空多花好些钱、多收好些税，那许多子民又不想‘立宪’、又得为‘立宪’多缴许多税，难道不会叫苦连天吗？如此这般地闹下去，不知得再招出多少匪祸来！到时候，那些罪责，谁来承担！”说到这里，铁良也斜眼朝袁世凯看了看。

袁世凯偏偏看都不看铁良，立刻嚷着一口河南腔的官话、花里胡哨地演说道：“我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很是不同！日本、还有欧美国家的国民因为有智识而要求有权力，也知道承担诸如纳税这样的义务是顺理成章的。可是我国呢，正是因为民无智识而不知其有纳税等义务，才动不动就造反、就抗税！所以说，在‘预备立宪’期间，向国民传播‘立宪’知识，促成民智早开就是我辈大臣向太后老佛爷、向大清朝廷应尽的重责、应效的大力！”

铁良听了袁世凯的这番演说之后，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能扔得出去的话去驳袁世凯，就暂且先凑到孙家鼐的耳边小声嘀咕了一阵，然后，他才有气无力地向袁世凯质疑道：“当今的地方各处，劣绅、土豪之权已经忒重了，若真的开始‘预备立宪’，而那些人却趁机嚷起什么‘自治’之类的话来，以达其拥兵割据之野心，到那时候，朝廷将如何处之？！”

铁良将这些话说完之后，过了好一阵子，会场上都没人再说话……孙家鼐、鹿传霖、荣庆等人，不约而同地面露得意之色。与此同时，众人将目光一起投向了袁世凯，看他如何回话。袁世凯则只是故意缩着脖子、一动不动。

载泽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快步走到袁世凯面前，向袁世凯小声嘀咕了几句。袁世凯显得特别谦虚地将载泽的嘀咕听完，就仿佛载泽说的都是些他从来都没想到过的妙言警句似的，然后，他扬起他那短而粗的肥脖子，看着孙家鼐、铁良、鹿传霖、荣庆等人说道：“‘预备立宪’期内，我辈大臣之首要任务，就是遵照太后老佛爷的懿旨，改革官制，借此机会，将祸乱地方各处的土豪劣绅一律铲除，让地方各处都跟着朝廷有规矩、有分寸地‘立宪’。”说到这里，袁世凯忽然特意朝荣庆瞪了一眼，然后，他将声调提得更高、更强一些，抑扬顿挫地宣布道：“我袁某也干脆爽利地说句明白话，我袁某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不然的话，我袁某当以死相争！”说完之后，袁世凯只管看着众人胜利地冷笑，不再开腔说话。

众人看着袁世凯，显得已无话可说……

这时，徐世昌朝奕劻使了个眼色，于是，奕劻挥着手、笑眯眯地说道：“说了这么久，天儿也够晚的了。我看，大家该说的都说了，也不必再啰唆什么了。反正，拢总就是一句明白话儿——‘立宪’于太后老佛爷的事儿有益，于朝廷也是利大于弊！明儿我一进宫就禀报太后老佛爷，请老圣人她吩咐‘预备立宪’！各位，意下如何？！”

徐世昌特别着重地向奕劻说道：“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王爷明天进宫的时候，千万得将这话禀报太后老佛爷，请太后老佛爷恩准！”

奕劻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其他众人也都没有表示反对……

第二天——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1906年8月29日），众大臣进宫，“老慈”召见了他们，并询问了他们昨天在外务部公所开会讨论“立宪”问题的结果。结果，除了鹿传霖、王文韶这二人缄口不语之外，由奕劻领头的其他众人全都赞成“立宪”——他们简直连说出的具体言辞与说话时的表情、腔调都差不多！“老慈”将她的一个套着用象牙篾丝编成的指甲套的大长指甲略弹了一下，微撇着嘴、点了点头，向奕劻等人说道：“嗯。”然后，她沙着老嗓门，不耐烦地向鹿传霖、王文韶二人叱道：“你们二位是不是另有什么高见？！”鹿传霖、王文韶没等她这句话说完，就吓得立刻不约而同地伏地磕头……待她话音才落，就一起哆哆嗦嗦地连声说道：“臣也同意‘立宪’！……臣也同意‘立宪’！……”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老慈”命令清朝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正式宣布所谓“预备仿行宪政”。

——其大意可概括为：载泽等陈奏，谓国势不振，由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所由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唯有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立宪基礎，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参用各国成法，再定期限实行。

这道上谕，是按照“老慈”的命令给所谓“预备立宪”制订的一个“总纲”。——“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立宪”的内容、进程之类全都得根据“老慈”的意思和需要来安排、来进行。“预备立宪”的目的是“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里所提到的“国家”其实就是单指爱新觉罗一家的腐朽专制皇权统治。“预备立宪”的当前主要急务是“改革官制”，其理由是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故必须“改革官制”以除积弊、“广兴教育”以启民智、“厘财备武”以资“立宪”之基础。至于“预备立宪”何时才能“预备”完毕，表面的解释是得等到“预备”工作初具规模之后，再妥议“立宪”之期，期限长短则“俟机而定”，这等于宣布说，“老慈”什么时候命令“预备”工作可以算结束、才能“预备”完毕，“老慈”命令“立宪”期限长短是多少就是多少，“老慈”什么时候命令实行“立宪”、才能实行“立宪”。

《仿行立宪上谕》颁布的第二天——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906年9月2日），“老慈”又命令清朝廷颁布了一道上谕，宣布开始进行“官制改革”。委派载泽、那桐、世续、荣庆、铁良、戴鸿慈、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等大臣会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取旨遵行，同时还命令张之洞、岑春煊等地方督抚派各道大员到北京随同参议协助。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906年9月6日），清朝廷在位于北京海淀的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袁世凯本人特意在海淀住下，亲自主持编制馆的工作。编制馆以杨士琦（杨士骐）、孙宝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课员有金邦、曹汝霖、陆宗舆、汪荣宝、钱能训等人。杨士琦、孙宝琦等人基本上都是袁世凯、徐世昌之幕府中人，特别是起草课的课员们大多听命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编制馆所草拟出的所谓新官制方案是个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

在袁世凯的感觉中，这一年的秋风真是将他吹得颇爽……秋风中，编制馆的人员很快就草拟出一个方案，堂而皇之地提出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各部尚书为内阁政务大臣以参知政事，以此作为清朝廷行政的总机关。这种在官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政治体制，向爱新觉罗家所掌握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提出了强大的挑战！

这一方案公布之后，清朝廷上下大大哗然！大臣们纷纷向“老慈”上奏，痛骂袁世凯，说他弄出来的所谓“责任内阁方案”必将导致“大臣凌君”、“大权旁落”……特别是铁良等人，此时又趁机以巨额贿赂煽动“老慈”旁边的许多太监起来闹事，在“老慈”耳朵边大骂袁世凯、大骂“立宪”。就连原本声明赞同“立宪”的瞿鸿禨等人也赶快向“老慈”表态，将那“责任内阁方案”痛加指斥。

“老慈”到底也不是个只会摆弄长指甲的，她看了那“责任内阁方案”之后，不由得气哼哼地猛啐一口，厉声骂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老慈”身旁的许多太监，诸如李莲英之流，平时都是得了袁世凯的巨额贿赂的，因此，“老慈”对于那“责任内阁方案”的态度，很快就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袁世凯吓得要命，只得接连向“老慈”呈递奏折，反复解释，反复表忠心……可是，“老慈”对此理都不理一下，只是将那些奏折“留存”而已……

有一天，“老慈”突然亲自召见了袁世凯，将众大臣所呈递的那些参劾他的奏折扔给袁世凯，命令他仔细看看。袁世凯强撑着向“老慈”回道：“筑室道谋……怎么能成得了事？太后老佛爷圣明，请立刻严惩一、二人以示警戒，才可能将众人胡作乱闹出来的反对之声清除……”

“老慈”略点了点头，嘎声冷笑了一下，故意显得很有赞叹之意地悠然说道：“哟，你说严惩谁合适呀？”然后，她将那只满满地箍着六个各色金玉宝石戒指、五个纯金大长指甲套的右手高高抬起，在面前的硬木雕龙大案桌上用力猛拍了一下——这本来就足够大的动静在袁世凯的那两只正哆嗦个不停的肥耳朵听来，真是一片天崩地陷的巨响……

大惊大恐之中，袁世凯立刻伏在地上，向“老慈”磕了一个响头……

“老慈”向袁世凯高声痛骂道：“你手中正握着兵权呢，想杀谁都容易得很！你怎么不自己个儿去将所有敢说你一个‘不’字的人都杀掉？！咹？！～～～”

袁世凯吓得一边流冷汗、掉眼泪，一边只管朝“老慈”一声比一声更响地磕头，再也不敢说任何话……

第二天，袁世凯以检阅即将于这一年深秋九月初开始的南北秋操为名，匆匆忙忙地将此前“老慈”为示恩遇之隆而赏赐给他的所有兼差都辞去了，并请求离开北京、返回天津。“老慈”批准了袁世凯的这些请求……

早在去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由袁世凯、徐世昌控制着实权的清朝廷练兵处向“老慈”提议，仿照东、西洋各国每于秋、冬间举行大操的成例，于本年秋天调集北洋新军各镇、分编两军在直隶会操。所谓大操或会操，就是指在当时条件下新军诸兵种合成军事演习，这是新军训练的高级形式。“老慈”批准了这一提议。这次会操完全都由北洋新军各镇承担，以第四镇以及临时编组的第四、第九混成协为南军，以第二镇统制王英楷为南军总统；以第三镇以及临时编组的第一、第十一混成协为北军，以第三镇统制——外号“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为北军总统。“老慈”特意派袁世凯与她的那个庸奴铁良一起前往督率主持这次会操，校阅全军。这一年深秋九月下旬（1905年10月下旬），这次会操的演习正式开始。南军约二万人从交河北攻，北军约二万人从高阳南御，然后两军在河间附近会合。然后，举行了阅兵典礼，并由袁世凯、铁良对参加会操的南、北两军给予评议。这就著名的所谓河间秋操。河间秋操，让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声名大振，让“老慈”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已经具有了多么恐怖的势力……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上旬（1906年10月下旬），新军在河南彰德府举行了第二次秋操。像河间秋操一样，参加这次彰德秋操的各军，仍被分编为南、北两军，以驻地在湖北武昌的陆军第八镇与驻地在河南开封的陆军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为南军，共17786人，南军总统为第八镇统制张彪，统制为黎元洪，统领为王汝贤；以由临时抽调驻北京南苑和驻山东的北洋新军编组而成的第五混成镇与抽调由满洲旗人编练成的陆军第一镇编组而成的第一混成协为北军，共16172人，北军总统仍为段祺瑞，统制为张怀芝，统领为曹锟。与河间秋操相比，彰德秋操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主持校阅的仍为袁世凯、铁良，还派出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北洋之龙”王士珍为总参议，军令司副使哈汉章为中央审判官长，军学司正使——“北洋之狗”冯国璋为南军审判官长，军学司副使——此时年龄二十九岁、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02年12月）年龄二十五岁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清朝“红带子”觉罗贵族良弼为北军审判官长。另外，还有中外来宾487人前来参观了彰德秋操。河间秋操的内容主要是演练战役，彰德秋操的内容主要是演练战术。九月初五日（1906年10月22日），南、北两军马队在汤阴县东南后小滩、士得村之间演习冲锋战法。九月初六日（1906年10月23日），南、北两军马步炮在汤阴县东北十里铺附近演习遭遇战法。九月初七日（1906年10月24日），南、北两军全军在府城东南马官屯一带演习攻守战法。

南军在名义上由其总统——湖广总督张之洞那老猢狲多年以来竭力抬举的“丫姑爷”张彪指挥，事实上，真正指挥南军参加彰德秋操的是统制黎元洪。此时，黎元洪四十一岁。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他有着个武举功名，倒也不完全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光绪八年（1882年），当时才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正担任山西巡抚。有一天，张之洞乘坐银顶皂帏的八抬大轿、在一大群护卫的保护之下，浩浩****、威风凛凛地去文武庙拈香。归途行至省垣太原的鼓楼门洞时，忽然，有七个气势汹汹的人蹿到了他的大轿前，将大轿强行拦住，并嚷嚷说要告状。由于那七个人一看就不好惹，张之洞的轿班与护卫害怕打不过他们，就吓得将大轿连同轿中的张之洞一起，都扔在了门洞中，只顾着他们自己赶快逃到一旁躲着去了。张之洞呆在大轿中，又是惊慌、又是害怕、又是大吵、又是大骂，弄得非常难堪……恰在这时，张彪跑了过来，他连说带吓了一番，终于让那七个拦轿告状的人安静下来，并将张之洞的轿班、护卫都连吆喝带招呼地找了回来。张之洞安全回到巡抚衙门之后，魂定之余，就感叹张彪能这样及时地为他解围，真是有本事，比他的那群只会白吃饭的护卫强多了。于是，他就将张彪委以武巡捕之职，让张彪跟随在自己左右伺候。张之洞用了很多手段笼络张彪，将其栽培成自己的一个心腹之人。在张之洞看来，张彪这人相貌体面，又很会说话，而且忠实孝顺，所以，他特意将张彪派为贴身护卫，任其跟着自己出入后宅上房。不久之后，张彪就混得如同张之洞的“自家人”一般，他在后宅上房，就是遇到了张之洞的那些妾室、婢女，也并不回避。张之洞为了显示对张彪有着特殊的恩宠，就命令他的一个妾将家中的一个丫头认作义女，然后，他亲自做媒，将这个丫头嫁给张彪做老婆。张彪娶了这么个老婆之后，就人前人后地以张之洞的女婿自居，时刻向人显摆他与张之洞是多么的“亲如骨肉”，并沾沾自喜地吹嘘，他虽然没福气当张之洞的亲儿子，可是，他到底也能算是张之洞的“半子”了，就是当张之洞的“干儿子”也不过混到这种地步了，真是很知足了……偏偏一般人听了他的吹嘘之后，都说他就是再能吹，也不是张之洞的正经女婿，只不过是那老猢狲的“丫姑爷”而已！“丫姑爷”这个怪绰号传来传去，很快就传的连张之洞都知道了。张之洞听了之后，只是大笑，连说这个绰号起的很合适。张彪本来为了这个绰号，气得想到处找人打架，此时听张之洞如此评价，他也跟着连忙消了气，自己动不动就人前人后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向人笑道：“呃（我）‘丫姑爷’……”

二十多年以来，张之洞（张南皮）为了培养张彪这个“丫姑爷”，真是没少费事，居然让这个“丫姑爷”一直被提升到镇统制、提督之高级武职，将其树为全国闻名的“南皮爱将”。可是，张彪这人，实在是素质极低、能力极低，他所有的本事全加起来，也不过就是能当个“丫姑爷”而已！与其说他是大清朝的军官，不如说他是张之洞那老猢狲的家奴！张之洞对于这一切，当然完全清楚……

当时湖北新军中，最出众的人物是黎元洪，这是中外人士所公认的，就连张彪这个整天嘴犟、到处骂黎元洪空有虚名的家伙，在他心底里也很知道黎元洪到底是何等人物。自从黎元洪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投奔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重用以来，张彪就时刻担心黎元洪会在军中取代他的位置。于是，张彪想出了种种办法，在张之洞面前贬低、诋毁、羞辱黎元洪，不过，他这等蠢人，想出的办法都很拙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张彪只要能逮着个机会，就到处吵吵说：“呃（我）‘丫姑爷’可是规规矩矩地被大清朝赐给武举功名的‘正途出身’！那黎元洪算什么东西，不过就是学堂出身，读了一点点邪魔外道的洋书而已！”其实，人们都知道，他这个自称“正途出身”的武举，虽然多少认识几个字，其实却是个不通文墨、连公文都写不成行的家伙。而黎元洪当年却是天津水师学堂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毕业生，多年以来，就是在他成为高级军官之后、公务繁忙杂冗之时，他仍旧一直保持着自幼年时起就养成的勤奋自学的好习惯，只要一有闲暇，他就将他能找到的有关军事、政治及其他学科的著作广泛阅览，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他就及时向人请教，不管对方的职位是高是低，他的态度都很谦虚。光绪二十五年春天（1899年4月），当时湖北军界刚刚仿练洋操。有一天，法国军官罗勃尔利参观了湖北新军的训练情况。张彪摆了一席丰盛的大宴，款待罗勃利尔。黎元洪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席之上，罗勃利尔向张彪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军事问题，可是，张彪却只会端着杯子、举着刀叉，劝罗勃利尔喝酒吃菜。可是，罗勃利尔偏偏不依不饶，仍旧不停地用一个又一个军事问题逼问张彪。张彪被逼无奈，只得一边红红黑黑地涨着一张大脸，一边频频向黎元洪示意，让黎元洪去一一回答罗勃利尔提出的问题。黎元洪当然将那些问题都有条有理、清楚简练地回答了。后来，罗勃利尔离开湖北之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辞行的时候，特意将黎元洪盛赞了一番，说黎元洪真是“知兵之将”。

又例如：有一次，张之洞召集湖北新军的将领开会。那天，黎元洪恰巧重病在身，他在晕晕沉沉的状态中得知消息之后，勉强挣扎着起来，前来赴会，而他赶到会场的时候，会已开始，他已稍微迟到了一些。可是，在黎元洪到达会场之前，张彪已早向张之洞添油拨火地诬告说：“黎元洪真是腐败无耻，我刚得到可靠的密报，说他已在汉口的一家妓院醉卧了两天了，一直都不肯醒来，今天恐怕不能到会了。大帅今天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他都敢这样放肆，哼，若是平时，真不知他得横作竖闹成什么混帐模样！”张之洞一听，立刻信以为真，因此，当黎元洪在会场上刚一露面，他就当着众多高级官员，将黎元洪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顿。张之洞一边骂，张彪一边得意地偷着乐，还时不时地给其他官员使个眼色。黎元洪低着头、垂着手、一声不吭、一丝不动地站在张之洞面前，一边默默地捱着骂，一边悄悄地观察着张彪等人。张之洞骂完了之后，向黎元洪问道：“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吗？”这时，黎元洪才用谨慎的措辞、确凿的事实，将自己为何稍微迟到之事向张之洞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解释了一番。张之洞听了黎元洪的这番解释之后，看着张彪冷笑了一声。在场的其他官员，也都看着张彪在心中暗笑。这一事件过去之后不久，一直怀恨在心的张彪又找了个机会将黎元洪羞辱了一番。有一天，张彪与黎元洪同时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寿宴。张彪几口酒下肚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借酒装疯、冲着黎元洪痛骂起来。可是，不管张彪怎么表演，黎元洪都仍旧稳稳地坐着，自管自地一边慢慢喝酒吃菜、一边与同事们闲聊几句。黎元洪越是不理张彪，张彪越是骂得厉害，他越骂越气，越气越大喝酒，终于闹到不再是装醉装疯的状态，而是真的烂醉如泥、口吐白沫的地步了……张彪醉成一大滩、昏倒在地上之后，同事们一边笑着，一边商量该怎么把他给弄回去。这时，黎元洪连忙自告奋勇，亲自将张彪架了起来，将他安全送回了他的寓宅，并一再嘱咐他的家人千万仔细照顾他，醉成这样是很危险的……第二天，张彪酒醒之后，听他的家人将他昨天酒醉之后的情况絮叨了一番，自己也觉无趣，为了挽回一些面子，他只得亲自到黎元洪面前，言不由衷地向黎元洪说了些连道歉带感谢的话。从此以后，黎元洪那忠厚朴实、谨慎小心的名声在湖北各界传扬得更响亮了！

谁说黎元洪没有心计、不懂权术？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波诡云谲、危险重重、杀机无限的腐朽黑暗官场中生存下来？！

当清朝廷开始了“新政”时期的军制改革之后，张之洞于光绪三十年夏末秋初（1904年8月）向清朝廷奏明湖北额定两镇的编制：每镇步兵两协，炮兵三营，骑兵两营，工程一营，辎重一营；每镇暂缺步兵一协，留待将来扩充；任命张彪为第一镇统制兼摄协统，任命黎元洪为第二镇协统兼护统领。

光绪三十一年冬天（1905年12月），黎元洪又被任命为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协统兼护该镇统制，并奉令兼辖正在筹建中的六楚舰队和四湖雷艇。

——六楚舰队，由楚泰号、楚同号、楚豫号、楚有号、楚观号、楚谦号这六艘航海炮舰组成。四湖雷艇，就是湖鹏号、湖鹗号、湖鹰号、湖隼号这六艘鱼雷艇。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耗费了当时币值四百二十五万日元的巨额经费，在日本川崎厂订购了这批舰艇。这批舰艇在距此时三、四年之后，才陆续到达中国。

光绪三十二年春天（1906年4月），清朝廷练兵处的新制规定，将湖北新军原有的第一镇改为陆军第八镇，足额足兵，原有的第二镇则改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此时，张之洞也曾考虑过，是否应该提拔黎元洪担任陆军第八镇统制。这是因为多年以来，虽然黎元洪的职务低于张彪，可是，湖北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全都是由黎元洪先筹划制定之后，再交由张彪去命令实施，若无黎元洪，张彪简直什么具体命令也颁布不了；而且，张之洞这些年以来，每当对于军务上的事情有所征询的时候，主要也是听黎元洪的意见，而绝对不会白费事去问张彪。张之洞自己一手将张彪这个“丫姑爷”提拔到如此显赫的武职之上，他当然比谁都清楚张彪对于军事到底懂得些什么！可是，考虑来，考虑去，张之洞到底还是让张彪担任了陆军第八镇统制，而只让黎元洪担任了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程、辎重各队事务，并兼陆军小学堂会办。说到底，张之洞还是更愿意重用他的这个家奴一般的“丫姑爷”张彪，让张彪统率陆军第八镇，陆军第八镇就能保证是他这个老猢狲的私家军队……不过，张之洞为了将他对于张彪那荒唐的重用稍加弥补、也为了对于黎元洪稍加笼络，就仍然让黎元洪协助张彪管理陆军第八镇，进行整编与训练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张彪荣任陆军第八镇统制之后，有多得意，可想而知！黎元洪在心底究竟如何评价张之洞那老猢狲、张彪那“丫姑爷”，可想而知！可是，黎元洪在表面上，绝对没有将他心底所深存的一切稍稍流露出一点半点来。他只管勤奋工作，苦心经营，仅用了两个月就将陆军第八镇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训练成了很有规模的队伍。张之洞对其校阅之后，非常满意，特意延见黎元洪，慰劳有加。当时，在场的张彪自然又忍不住偷偷对黎元洪怒目相向。可是，黎元洪却只是像平时一样谦虚谨慎地向张之洞称谢道：“这全是制台大人（张之洞）督率有方、张统制（张彪）布置得力，元洪万万不敢居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深秋的彰德秋操开始之前，张彪虽然担任了南军的总统，可是他很知道自己实在不能胜任指挥之职，于是，他干脆自己举荐他一直妒恨、必欲除之的黎元洪代替他指挥。而且，为了防止黎元洪故意趁机报复、撂手不管、看他出丑，他拼命让自己咽下了狂泛不已的种种怨气怒气，对黎元洪不停地讨好、恭维、赞美……

黎元洪当然不会放过彰德秋操这个能让他大展才识、博得盛誉的机会！在彰德秋操的所有演习中，黎元洪的指挥又得体、又简捷、又漂亮。他的各种作战命令都能在五分钟之内下达，显示了很高的效率，这一优点获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而且，南军的射击技术获得了最优奖励。

彰德秋操过后，袁世凯向清朝廷奏报说：“至就四省军队分析密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彰德秋操，让袁世凯对于黎元洪留下了深刻印象！……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老慈”命令清朝廷颁布了更定官制的上谕。宣布：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礼部、学部、宗人府、翰林院等仍照旧；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另外，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咨府，在未设之前，其事务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改理藩院为理藩部；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增设邮传部以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增设资政院，博采群言；增设审计院，核查经费。除外务部堂官照旧之外，各部均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各部尚书俱充参预政务处大臣；都察院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改六科给事中为给事中。

同一天，“老慈”还命令清朝廷宣布了她对于军机处的最新改组结果：庆亲王奕劻、瞿鸿禨仍授军机大臣；令世续以东阁大学士为军机大臣，林绍年以开缺广西巡抚、候补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铁良、徐世昌均被罢直，出军机处；令鹿传霖仍为吏部尚书，专管部务，荣庆仍为学部尚书，专管部务；授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授徐世昌为民政部尚书。

“老慈”将她那长指甲轻轻一拨，就让袁世凯、徐世昌费事经营了许久的通过官制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制”以掌握清朝廷中央以及各省的一切用人、行政大权的图谋落了空……

清朝廷的这次中央官制改革，不过就是将一些官衙门改换了时髦名目，并将几个相对势力较弱的高官给换到了实权更少的位置上而已。特别是改革之后，军机处照旧这一铁的事实，对于袁世凯、徐世昌真是狠狠的当头一棒！

第二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老慈”命令清朝廷宣布了她对于各部院大臣的重新任命。汉人不是成天吵吵满人少、汉人多，应该废除中央各部“满缺汉缺对等”之旧制吗？得，“老慈”倒是命令废除了“满缺汉缺对等”之旧制，可是，在她的命令之下，清朝廷一边向中外各界高喊着“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时髦口号，一边趁机将满洲贵族的势力更来了个恶性膨胀！这次官制改革之后，军机处仍被控制在皇族手中，而中央连新带旧共十一个部，只有外务部、吏部、法部、民政部、邮传部这五个部的尚书是汉人，而度支部、礼部、陆军部、农工商部、理藩部这五个部的尚书均为满人，另加学部尚书是蒙古人。此外，外务部的管部大臣与会办大臣这两个重要官缺也被两个满人所占据。最重要的外务部、陆军部、度支部这三个部均被满人牢牢地控制住了，并且陆军部的一名尚书、两名侍郎与度支部的一名尚书、两名侍郎这六个要紧官缺，全部都被满人给把持了！

在满洲贵族那一派“太后老佛爷圣明”的谄颂声中，“老慈”带着她那一大群庸奴得意洋洋地欣赏着他们随心所欲地炮制出来的那让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恨骂不已的、所谓“化除满汉畛域”的杰作！

对于当时中国的一般民众而言，清朝廷中央的这次官制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不过就是清朝廷中央的主要大衙门比以前又多了几个、变成了十一个，衙门里的大官小官比以前成倍增加，这些大官小官一天到晚要召开的大宴会小宴会比以前成倍增加……

这次官制改革的结果让袁世凯、徐世昌觉得苦不堪言……“老慈”虽然碍于庆亲王奕劻背后那多达十余国的“洋恩主”的势力，暂且没动他一点，仍让他在军机处当差、并占据着其他种种肥缺，可是，她对于袁世凯、徐世昌的整治却毫不犹豫地开始了……袁世凯、徐世昌在表面上对于“老慈”比以前更加恭顺了，事实上，他们与“老慈”展开了比以前更厉害、更有力的争斗……

徐世昌在他被“老慈”罢去军机大臣之职的同一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就接到了“老慈”派给他的一项苦差：与庆亲王奕劻的儿子——那有名的恶货、贝子载振一起去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东三省”查办事件，考察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吏治、民情、财政、学务、警务、交通、边务、蒙疆等事务。这一天，徐世昌还是巡警部尚书，载振还是商部尚书。第二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06年11月7日），徐世昌改为民政部尚书，载振改为农工商部尚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年底，一派严冬的冷风朔气中，徐世昌、载振一行人等在东三省这苦寒之地考查了两个月。返回北京之后，徐世昌向“老慈”呈递了长达十余万言的《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一件、以及另外单三件，将这行程数千里的考查情形报告了一番。他在折内直说东三省这所谓大清朝“祖宗龙兴肇起之地”的恐怖现实情况是“乃至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一以哈尔滨为中心，一以旅顺、大连为根据，囊括席卷，视为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恐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均在意计之内。……犹不亟图挽回之术，则此后大局，盖将无可措手。”……

东三省的形势已经如此恐怖，于是，“老慈”同意趁在东三省试行地方官制改革的同时，设立东三省总督这一官职。“老慈”一开始想让载振出任东三省总督，觉得打发他这小混蛋远远地离开北京、待在那尽是山坳海沿子的苦寒地方，也是个将他那老混蛋阿玛奕劻连同他这小混蛋一起多少坑一坑的办法。“老慈”将这个意思微微散布出来之后，载振直吓得顶门上狂轰、气门口暴蹦、红着眼睛不住地哭了不知有多少天！他每日里只知道向奕劻嚷闹说：“我自己个儿就是咱爱新觉罗家正根正苗的主子，须比不得那些外姓的奴才！如今那老疯婆子（‘老慈’）忽然又犯了‘臭脚疯’，现放着那么些个奴才秧子不挑，凭他们耗在这皇城根儿下成天介吃酒听唱地翻天死乐，倒想将我再搅闹起来、顶发到那连生辰八字儿都能冻忘了的鬼地方去！这等美差，她爱赏谁就赏谁去，别没事找事地非踅摸上我！我那档子差出的已够够的了，好歹才直算没冻死在那鬼地方，实在没造化再回去巴结那些个罪受去！……”庆亲王奕劻气得眼冒绿光、口喷白沫地将载振大骂个不停：“你个没出息的、败家破业的混帐小崽子！你那一阵子不是银钱如土、婊子成堆地将那档子差出的挺乐吗？怎么这会子就光剩下个张着大嘴哭的本事了？你哭，你哭，你哭死了就用不着跑到关外丢人现眼地冻死了！……”

载振这当时在中外各国都出了名的色鬼在这回离开北京赴东三省、途经“北洋之城”天津小住之时，直隶候补道段芝贵投其所嗜，特意将一个名叫杨翠喜的歌妓献到他跟前，让他玩了几天。段芝贵也算是北洋军阀集团里的一个角色，同时具有“李氏家奴”、“袁氏屁精”这两朝身份，他很知道些东三省将要试行地方官制改革的灵通消息，于是，他死命地钻载振的臭门子，指望载振能抬举他、帮他趁乱直接跳升到巡抚一级的高职上去。待载振从东三省回来，再次途经天津小住的时候，段芝贵就忙不迭地将杨翠喜那个已被他在此之前早就赎出暗养起来的婊子再次献到载振跟前，说从此就将杨翠喜完全孝敬给他了。与此同时，段芝贵还将他从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那里“借”来的十万两银子也献给了载振，说“这是奴才咱为了庆亲王他太老人家的生日特意孝敬的一点小意思，就麻烦振贝子您老人家顺便一起带回去，替奴才咱说句吉祥话吧！”

载振回到北京之后，本打算一手撒着银钱、一手搂着婊子多多受用一阵，可是，偏偏“老慈”又兴出了这一顿“臭脚疯”，闹得他受用不成受用的，见天儿的就唬得怕再回东三省那“祖宗龙兴肇起之地”当那些实在可怕的外差……

载振丑态如何，很快就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传播开来，所谓“杨翠喜案”闹蹿不休……就在此时，袁世凯、徐世昌拟订了一份东三省改制官员名单，什么举荐唐绍仪为奉天（辽宁）巡抚啊……举荐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啊……居然还真举荐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份东三省改制官员名单与一大笔贿赂银子一起送到奕劻手中之后，奕劻自然并不废话，就将此名单照原样上奏给“老慈”。

由于奕劻费事费钱地让许多人替载振在“老慈”跟前活动了一番，说载振如今才多大一点子年岁、到底还不过是个旗下娇养惯了的小哥儿，哪里真能靠他去东三省压住阵呢，还是将他留在北京、在太后老佛爷跟前随时听使唤为是。“老慈”将这类话耐烦不耐烦地听了一阵、将奕劻孝敬的新贿赂仔细不仔细地掂量了一阵之后，也就将那阵“臭脚疯”的劲头儿消遣过去了，转而考虑是否应将袁世凯这颗眼中钉拔出、一下子甩到东三省去。可是，她想来想去，终于没敢将这一谋划付诸实施。因为，若将袁世凯甩到东三省去，袁世凯必然得将北洋新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带到那里，这等于故意纵容袁世凯亲自将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大举延伸到东三省那大清朝“祖宗龙兴肇起”之地，将东三省与京畿重地所在的直隶省联为一气地控制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之下，而留在直隶省的那部分北洋新军部队，若借口清朝廷待他们的“袁大恩公”袁世凯刻薄不公而群起哗变的话，那时，可就甭管她怎么穷着急，袁世凯准会装着不敢伸脖、只管躲在东三省遥听她的笑话，待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之后，再坐收篡夺皇位之类的暴利……因此，尽管她恨得都快将她那老板牙给咬碎了，她到底也没敢挥挥大长指甲将袁世凯弹到东三省去！袁世凯既然顶发不走，“老慈”只能拿徐世昌折腾折腾。虽说将徐世昌弄去当东三省总督，还是会造成东三省与直隶省被联为一气地控制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之下的后果，可是，有袁世凯留在直隶，北洋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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