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小雪

虹藏不见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成冬陈公河生来有疾，龟背鸡胸，人称水鸡脚手。他一生行动忽伸忽曲，非同常人。续弦妙龄少女，大寮乡的雅姿娘桃花，且老来得子，六子一女，堪为溪东一奇。陈公河行动不便，深居简出，解放时已年近九十，他活到1960年，百岁有出。他最后自置箩筐入土，其中委曲，世人知否？

桃花谙熟妇道，十余年间，为陈公河生六子一女。以公河私下言论，其人道天授，如枚乘之七发所致。七发七中，公河曾为之大喜过望，自以为乃神人也。后经人挑拨揶揄，细想，其中必有蹊跷，岂为公河独有哉！

公河难寐，七天七夜又七日，心想，看桃花生性，年近半百，依然乌鬓皓齿，如此妖娆。公河愈觉七发七中，不合常理，乃去学究**，看黄帝内经，仍不得其解，只好暂休。

陈公河《遗书》有若干份，其一藏于祠堂密室。每年大祭时短暂展出，每有人抄出，但古音奇字冗句，无人尽悉，枉然！

有人说光是一把钥匙，依然颇为费解。即使找到光，又如何？林同志有招否？

光在人海里，在明朝的废墟中，与刀戕的“大夫第”一起？

小雪来临，一二三候各有凛冽。初候，虹藏不见，季春阳胜阴，故虹见：孟冬阴胜阳，故藏而不见。二候，天气上腾，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

冬天无病。趴地虎姗姗来迟。

趴地虎郭豫水是九老叔的细仔。在潮汕，细仔一般难养，通常托个八字相较的义父，或起个贱名，阿鸡阿狗之类，阎罗王忽略就好。

九老叔先后娶过两个老婆，豫水是续弦夫人的小儿子。两位夫人一共为四老叔生了12个儿女：6个男丁，6个女儿。大夫人连氏连生了6个女儿，在生第七个孩子时，难产过世，终年30岁。这回是个男婴，出世不到一天，拒食奶妈奶水死亡。

次年九老叔续弦，又一连生了6个儿子，想再生一个女儿作罢。续夫人郑氏十月怀胎，这回又难产，母子双亡，是个女婴。九老叔傻了，去问神明。神明托灵扶乩大仙，言九老叔廿年生12男女，非命中所赐。是故夭折童男玉女，乃折桂扶补阴阳之举。命中本无，而强求也，恐后患连连，将祸及12子女。

九老叔恐极而泣，问乩神，何以解困？答曰：求神拜佛，可自解也。言外之意，聪明的九老叔决心日日行善，皈依佛祖。马上去灵隐寺惠捐了为期十年、百二亩田的租粟（将每年田租捐出）。为表虔诚勤力，他带着小儿子豫水，专事为寺里处理好这件事。

每年夏冬，两次为寺庙送粮。每年桂月立夏，腊月冬至，在去往西山灵隐寺送粮的长长队伍后面，年幼的豫水，独力拉着装有粮食的小车，跟在庞大的送粮队伍后面，为灵隐寺送惠粮。从5岁送到15岁出花园，寒暑两次，年年如是，其间拜神祭祀不算在内。他送粮的小车，随年龄逐年加大加重，直把15岁的少年，练成了眼睛射向土地的趴地虎。

15岁那年，去烟桥茶山出过花园的郭豫水，跟着叔爷郭仁卿的队伍，去做鸦片掮客。临走时九老叔对儿子说：“你的命是神佛的，去东印度找神佛，保平安吧！”父亲的伤感，成为豫水一生的痛和力。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趴地虎。

出去时身无分文的郭豫水，五年后衣锦还乡，回到铜钵盂。

据仰天狮描绘，那天凌晨，年老的看更人郭散仙，刚把东边的寨门打开，一缕阳光射过来，恰好投在左边门神的脸上。随即，一道紫气腾空而来，弥漫包裹了寨门的天空。

呆若木鸡。这个半生都在长夜里行走看更的老更夫，在黑夜里，他见识过多少奇奇怪怪的事，可是，他还是让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紫气散开过后，只见一个身高八尺的壮汉，和门神一般高大的人物出现在郭散仙面前。壮汉左肩背一个褡裢，鼓鼓的；右肩一把椰胡，瘦长老滑。他长衫前幅掖在腰间，腰间浴布上，别着两把匣子炮，还挂着双刀。刀鞘是虎皮的，金黄金黄的皮色上，沁着黑色纹路和绒绒的毛尖，老虎的霸气，非凡。

老更夫认出此人正是出走多年的趴地虎。他回来了？只是他这副打扮，看不出是什么身份。郭散仙愣住了，竟然一时不知该怎样称呼他。

最令人惊惧莫测的，莫过他头上那顶黄呢军帽，有着英军帽徽的贝雷帽。贝雷帽上似乎沾有厚厚的血斑。这顶军帽，在铜钵盂人看来，不是中国人的礼帽，也不如瓜皮小帽顺眼，不伦不类，很是奇怪。它言说着趴地虎怎样的传奇呢！

趴地虎的故事，以那顶贝雷帽为主题的传说，成了铜钵盂百余年间，最英勇同时也有些血腥的传奇。郭豫水出外的那五年，恰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传奇就有了现代和国际的味道。

趴地虎的路子很野，他什么生意都做，而且马到功成。他特别有面子的事，是在同辈人中，他是唯一能说六国外语的人。在铜钵盂，自18世纪开始，留洋的人很多，会说一两门外国话的人不少，而自诩粗通六门外国话的人，唯趴地虎郭豫水一人。英日德法俄，再加上印度的梵语，他就是会六国外语的趴地虎。他说的所谓梵语，这种话，其实是流行在东印度鸦片贩子间的黑话，出了东印度的偏僻山区，无人能懂。

他抽雪茄，喝黑咖啡，跳狐步舞，挂着名贵的怀表，穿皮夹克、马裤，长皮靴上有锐利的马刺。他经常在手指里勾着一根皮鞭，走在路上，甩上一两圈。即使在20世纪初年，有小上海之称的铜钵盂，趴地虎的这身打扮和做派，也还是给人马戏团的感觉终日混迹于街市，见多识广的老更夫，还是吓了一跳。

那年，趴地虎20岁。据说他肩上的褡裢里，全是黄金，足有几十斤重。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些黄金。好事者有许多传说：趴地虎这么有钱，一定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所获。迅速暴富这个事实，对一个鸦片掮客，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一般人的想象力，永远无法抵达鸦片掮客生活的真相。这是郭豫水趴地虎脸上的表情给人的说法。

三岁的有米，望着阳台外的天空，天正下着小雨。他自言自语：“为什么要下雨呢？”

他妈妈问：“阿米，你在跟谁聊天？”

他大声说：“跟天空对话！”

云说：“我飞翔无须翅膀，流泪也无须双眼。”

“上帝为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份嫁妆。不分男女。女的十里红妆，男的也十里红妆。只是看你怎样分配，怎样分转。

带你去开垦葡萄园，种葡萄，收获葡萄，酿成酒，给所有人喝。如血液，流送给每一人……又是十里红妆。”

新玉的再次出现，已是多年之后。

在这之前，她早就成了一块墓碑。自新玉离家走后，桃花多年四处寻找，一无所获，直至桃花临终时，新玉依然杳无音讯。桃花的临终遗言，是交代家人，在她墓碑旁边，为新玉做一块生基，嘱咐家人，找到新玉，死了埋在一起。

这块生基至今还在，似乎从建立至今，没有人动过。它原来怎样，还是老样子。生基里没有埋人，更没有新玉，新玉没有回来，没有在里面。桃花和陈公河，以为生不见新玉，死后可以相伴在一起。陈公河临终交代桃花，为新玉做个生基。轮到桃花要走了，桃花也如是交代。但到了无后人可交代的时候，新玉还是没有出现。

新玉的母亲桃花，已去世多年。有一天，有一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新玉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让市里干部推着，来溪东寻亲。因各种原因少出门，于乱世中流落的人，在练江平原，太多了！

族里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的事。许多人都把解放前、旧社会、“文革”那些年，混在一起，一锅煮了。现在的人们，似乎对年代、时间没什么概念。中小学的教科书，在这方面，似乎也不甚了了，无意于十分明晰。所以，年轻人大多说不清楚年代的性质。这对于这位沉溺于过去年代，如今又有些老年痴呆的疑似新玉而言，简直是个灾难。她表达不清，老屋街巷已被拆建得面目全非。好在她还记得父亲的老宅里有一座藏书楼。溪东有两座闻名潮汕的藏书楼，两座藏书楼全都成了废墟。县里陪同的干部，也不好说藏书楼变成废墟的来龙去脉。反正是倒了。

老太太很拗，问了几十个为什么。她说百余年的藏书楼，怎么会倒？英国的水门汀（水泥）做的，没有倒的道理。法国的凯旋门，炮弹都炸不倒，就是英国水泥造的。干部没去过英国法国，只好说是雷劈的。老太太更加怒气冲冲！只听说雷劈人劈树，没听说劈水泥的。

干部很烦又不敢烦。领导很重视老太太，据说是北京来的大干部。老太太说话硬朗，可身体松垮。干部怕一不小心，老太太一命呜呼，那就大件事！他不敢造次，唯唯诺诺。

如果新玉活着，应该九十有七。她与母亲凌芳同龄。老太太对藏书楼耿耿于怀，那里是她童年的全部，也是她父亲陈公河的象征。她似乎早已忘却了故乡的一切，模糊了所有人事，但藏书楼她没有遗忘——我姑且认定老太太就是陈新玉。

在练江平原，有无数书院和藏书楼。战争没有摧毁它们，运动却把它们连根斩断。汾阳世家的藏书楼，传了八百多年，传到郭信臣手里，在一场大火中涅槃。迄今仅剩一枚60克重亚洲犀牛角印章 ：宝源图书。

就是我在《铜钵盂》小序中提到的那一方印章 ，自行藏匿了65年后，偶然现身，与《铜钵盂》同时出世。神奇到鬼神都无法解释。

前些年老太太七拐八拐，由各级统战部辗转找到我母亲。她要找的是我父亲郭文雄，没想到，文雄早已不在人世。她辗转找到我母亲凌芳，母亲又告诉北京的周苇姨妈，她们和新玉都是同时代人。姨妈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的名字不叫陈新玉，字和号也对不上。母亲坚称她就是陈新玉，革命者爱改名嘛！改名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两位老太太，“新玉”和凌芳，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却互相不知对方在说什么。母亲是上海话、潮州话、普通话、圣约翰英语轮着来，老太太则完全是变调的北方普通话，和偶尔的洋泾浜英语。她们就鸡同鸭讲地说了半天话，谁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可是都很兴奋，很高兴，都为找到对方而庆幸不已。

我守在母亲身边，清楚地听到两位久别重逢的老人，各自兴奋的对话，自说自话的对话。我内心突然涌出无限伤感。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痛。无尽的悲痛。

老太太非常兴奋，兴奋得病了，一病倒就是五六年，在301医院5号病房，住了五年多。她因而未能如约成行。

在母亲弥留之际，她终于要来溪东了。可是，在她决定准确时间来溪东之时，我母亲去世了。没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怀着见母亲一面的憧憬而来，却见到了自己的生基。

我姑且把这位老太太当作新玉。我本没有理由这么姑且的。在那个时代，田中央的时髦之一，就是去革命，去延安。她不是新玉，也等同于新玉。对于革命者而言，这并不重要。我这样想，与想象人类大同一样，虚无得坚实。

如果母亲健在，老太太的溪东之行，一定是别样的情状。她们共同的回忆，有可能还原她们溪东真实的童年时光。一个人是无法真正记忆的，只有两个以上的人的追忆，多少能够搅动一个时代的光色。

老太太对溪东的讲述，时时令人错愕。她把许多北方村庄的印象，十分认真地种植在潮汕的土地上。她甚至能够把驴的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她错乱的神志里，有十分清晰的逻辑。北方的风景写在她脑子里，说出来的，却是溪东的地名。

关于新玉的多个版本中，老太太这个版本不是最残酷的一个。她毕竟活到97岁，增闰过百。她17岁时，在梅峰绝尘而去之后的80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很少有人认真地追索。要完整一个人的经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档案，都不太可能真实地记录一个人的一切。何况档案的冰冷，足以使一个生动的人，变成机械的表格里的符号。

光德里是老太太少年时去得最多、最熟悉的地方。光德里也是田中央的标志性地方。干部通常都会把重要的客人带到光德里。特别是老太太这样的人物，她在光德里会有许多故事。

她一见到光德里三个金光灿灿的大字，眼睛里就有了一种光和温度。那种喜出望外、热泪盈眶、久别重逢的欣喜，渲染了几条街。街坊邻居四出探看。老太太把这之前的错乱驱赶得干干净净，她居然离开轮椅，站了起来。她说：“我要自己跨过门槛。”

她拄着柺杖，走出一步，闪了一下，站定了：“走，去找凌芳、阿雅，去找凌芳啊！”她大声叫喊，“阿雅，阿雅！凌芳在哪里？”她一脸的悲伤。

我心头一酸，扶住新玉姨妈，轻声说：“凌芳就在里面，我带您去找伊。”

我扶着她，穿过三进天井，一直走到后库。这里是母亲童年玩耍的地方，当然，还有新玉和阿雅她们。她们一定一起看过那只蓝冠红羽的红色鸟，看着看着，童年倏忽而过。

我总是忘不了，在梅峰，穿着国军军装的新玉绝尘而去的那一幕。我没能亲眼看见那壮丽的一幕，却在30年后的1978年，读到父亲的遗作，一部写于1965年，却来及不发表的人物传记小说《桃花渡》。里面写了一个叫陈新玉的女英雄，故事就从梅峰写起。

小说开头，正好是母亲凌芳在梅峰目睹新玉离去的情景。父亲是从凌芳眼中写的：凌芳她弄不明白新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圣约翰的女生，怎么一下子变成国军女兵，从上海去了大南山？这不是她从小认识的新玉！那时的新玉，娇羞，胆小，常常胆怯地揽住凌芳的手臂，把脑袋倚靠在她肩上……后来，是什么吸引了她，好像是因为爱上一个国军士兵吧，她竟敢冲进淞沪的战火。爱情真有那么大的力量？真不可思议！

可是，那个时代，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正义和英雄，好像到处都写满了忠诚和侠义。

也许是这部小说还没有正式出版的原因，父亲在无意间写下，还没有来得及删去的这些段落，令我很是震撼。我多少能够体会他写下这些时的心情。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比新玉更激进。他选择了大南山，等于是啸聚山林。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特别是在抗战之中。我反倒觉得，新玉的选择可能更正常一些。

父亲郭文雄曾经那样生活过。是他的生活，使他成为那样的人。他笔下的新玉，更具器质性一些。

父亲写到这里，有几处大段大段的涂抹。我能够辨别出一些语句段落的插入，一些写作过程的眉批。可以看出他彼时的情绪有些波动。他有些矛盾，很彷徨，他对主人公有一种选择性的评价。他不敢真实地服从自己，又不想违背基本的抉择。他努力想找出一种稳妥的写法，来确保某种安全。这种心绪我也有过。它们左右着创作的方向。

墨迹的深浅和一些别的差别，持续了好几天的写作。父亲喜欢在手稿上标注每天写作的时间。那几天，他一定很纠结。我查了一下。那是1965年五六月间，正处于某个运动的前夜……我想，主人公陈新玉也和他一起，处于纠结之中。我想象，设若她像一个幽灵，站在父亲身后，看他写自己，一个死去，不，壮烈牺牲的英雄，一个死于同伴枪下的地下工作者。她是哑然发笑呢，还是无比感动？我说不好。这些经验，几乎是作家都发生过。在父亲这儿，纠结得更厉害。他还是放弃了较量，重新开始。

接下来的一章 ，是新玉接到命令，即将离开国统区，在穿越日本人封锁线的前夜。她在马灯下唱歌。那是一首流传了几百年的潮汕歌册里的歌谣《濠浦鱼谣》：谁能数得天顶星？

她心情不错。父亲写道。刚刚失去恋人的陈新玉，就要重新投入党的怀抱了。她首先想起的，就是故乡，故乡的鱼谣。

我阅读的心情为之一振。新玉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听母亲说，新玉最喜欢的事，就是养小鱼，有一种叫“沙芒”的小鱼，生命力很强旺，怎么养都不死，两条养在一起，就斗个不停。喜欢养小鱼的女孩，性格一般很温软。她总是把沙芒跟几条不喜争斗的大点的鱼养在一起，沙芒就没有战斗的兴趣了。

父亲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附了一段眉批，我辨认了半天，原来是《巩金欧》。现在恐怕很少人知道这首歌了。它是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诞生的中国第一首国歌：巩金欧\[ōu\]，承天帱（音 “到”），

民物欣凫（ fú）藻，

我一时惶惑。我真的无法进入50年前，父亲的1965年，他在写作新玉时的心态。他的写作遭遇了什么？我一时想不出父亲这样的写作，意在何为？他在《濠浦鱼谣》与大清国歌《巩金欧》之间，寻找一种怎样的联系？

我细细地比较两者，哪怕有一点点的联想，天方夜谭的联想也好。一个是大国理想，一个是乡俚小唱，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许多年后，当我活到我父亲当年的年龄，我才隐隐约约地悟到，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但这不一定合乎父亲的思考。他对新玉，包括他们那一代人的评说，以他的经验，在1965那个特殊的年份，他一定有过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

在父亲的小说里，一直没有出现新玉牺牲的正面描写。父亲一直在追忆新玉活着的时光，一个女革命者所可能光明的生命存在的一面。虽然牺牲是这一切叙述的前提，死神的阴影时刻追随着新玉，但此时的新玉，在即将穿越日军封锁线的前夜，她在父亲笔下，始终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革命意志坚定的。好像明天不是要去战斗，却似是要去出嫁，做一个有十里红妆的新娘。这是父亲在1965年的想法，还是1942年新玉的心情？

父亲不是新玉。我坚信这只是作为作家的父亲，在时过境迁之后的适时描写。这种描写包含着父亲怎样的心境？面对父亲的文字，我有太多的问题。父亲的一生，本身就是无数的问题。我一直在探寻这些问题。

我从稿纸上，感觉到一些莫名的战栗，读出了一些相反的东西。这些发黄的稿纸，每一页都如一张生死牌，委婉诡异地喻指其中每个人物的生死。

一个像新玉这样出身的女革命者，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残酷年份中的经历，可想而知。在父亲没有明白写出的文字里，她更像一只落单的孤雁，蜷缩在草丛中泣血悲鸣！

在父亲那些好像十分明亮的文字深处，似乎有一种处于矛盾中冲突着、犹豫着的状态。一种无处诉说，难以自持的惶惑，在左右着他手中的笔。

陈新玉一直充当大南山与徐庆平的联络人。父亲通过她，和徐庆平取得单线联系。手信就是侨批。父亲在另外的章 节里，写到这个情节。

南方局工作部就设在大南山。1942年前后，工作部书记一直是方方。父亲就在方方手下工作，负责与上海方面联络。新玉往返于潮汕上海之间，从汕头郑家码头坐火轮船，经台湾海峡，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这条海路非常艰险，但相对安全，日本人控制不了郑家码头。而郑家码头专门做铜钵盂和溪东的生意。负责为郭马周陈四大家族装运上海来的银元洋货，送去潮汕土产。每月往返两次。

陈新玉就躺在自家的银元和土特产上，往返于上海汕头。父亲写道：海上有风暴呼啸，日军飞机不时扫射，可新玉事后向同志们说：就像坐在自家的小船上，在别人的湖里**漾。熟悉却很陌生。她的话风里，有父亲的习惯。

新玉在小说第三章 以后就忽然消失了。另一个叫“冰”的女人，接续上对新玉的叙述。父亲没有说这个叫“冰”的女人，是不是新玉，抑或是另一个人。他没有说。看得出他在有意启导读者，引向另一个空间。

作家圈里知道，父亲是一个善于制造文学叙述的语义矛盾，而达到小说修辞反讽效果的高手。他早期醉心于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其间还对费尔巴哈的学说很有心得。当他在大南山讲授《唯物辩证法》时，就倍受方方的欣赏。而会计出身的林川却对此有所微词。林川器重郭文雄，但对郭文雄始终有偏见。抗战后期，郭文雄被组织派往上海做外围工作，以郭家大少的身份，在十里洋场出没。这一段历史，最让后来身处高层的林川非常不放心。

“冰”是一个类似陈新玉的女人。

1942年某天的《申报》登过一篇《大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日本宪兵队在汕头埠小公园公开示众军统匪谍“冰”》，并附有一张远距离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很小，很模糊。看不清这位叫冰的女谍的面貌。

远在粤东的《岭东国民日报》，在同一天登出同样新闻时，附上“冰”的照片，是一张侧面像，也不很清晰，有些虚。看得出，这是一张“冰”在人流中行走时，被偷拍的照片。

父亲写道：“冰”其实不只是一个人。1942年前后，粤东一带，国共两党都有流传关于“冰”的传说。彭湃的第二个夫人，就叫“冰”。她1940年从上海归来，一直在大南山一带活动，后来死于日本人之手。

照片上的女人，不太像彭夫人“冰”。彭夫人也是一位经常往返于上海和潮汕的游击队员。当时新玉是国军女兵，她的真正身份，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晓。而彭夫人是公开而且十分张扬的彭湃夫人，在粤东声名远播，是有名的“匪婆”。有意思的是，她们在传说中，名字都叫“冰”。日本人为了抓到冰，大伤脑筋，据说落入日本人手中，叫“冰”的年轻女人，有七八个。日本人请时任潮汕日伪保安局长陈梅湖辨认，陈称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冰”。

我在多部小说中，提到这个叫陈梅湖的人。这个人物，在潮汕近现代史上，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有说国共两党公认陈梅湖是汉奸。而其孙陈端度则称，陈梅湖系国民政府派至日伪政权的卧底。

陈梅湖早年（1926年），与汾阳世家潮汕郭氏多有交往，且为《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撰长诗《 清芬歌代沈凤石为旌表崇祀郭节母廖太夫人作》（1926年丙寅），挽太奶奶并颂诰命二品旌表之庆。陈梅湖乃潮汕大儒，是郭氏世交。

陈梅湖约于1941年任汕头市保安司令，年余卸任，1945年赴香港，1958年去世。搜索百度，未见国民政府对其予汉奸罪惩罚的材料。抗战胜利后，他在香港仍能安享天年，其事遂成谜矣！

陈梅湖（1881?7?26—1958?4?10），又名沅，号光烈，饶平县隆都大巷（今属汕头市澄海区）人，清末秀才，1945年冬定居香港。参加反清革命，曾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咨议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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